全台叫「中正」的全改名？ 政院︰沒這回事 網傳內容：立院已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全台灣叫做「中正」的校名和路名都將改名，硬幣和鈔票也可能都要改版。 查證結果：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沒有這回事，這些都是亂講的，扯到道路都將改名實在「太離譜」；內政部長葉俊榮也說，路名不一定會更改，將由「促轉會」認定是否具有威權象徵，這有一定程序。 《謠言終結站》 日核食年底開放進口？ 政院︰根本沒做實質討論 網傳內容：政府將在今年底前解禁日本核災區食品，開放輸入台灣。 查證結果：行政院和衛福部等單位均澄清，這議題不但沒有開放時間表、且目前各部會都根本沒有進行實質討論。 目前日本食品進口都須附上產地證明，福島、茨城、櫪木、千葉及群馬縣製造的食品目前都不能進口台灣。 未裝行車記錄器最高罰2萬4？ 交通部︰大車未裝「大餅」 才罰 網傳內容：汽車未依規定裝行車記錄器、行車記錄器無法正常運作、未依規定保存行車記錄卡等將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之一條，開罰車主一萬兩千元至兩萬四千元罰款。 查證結果：交通部澄清，該條文的行車記錄器是業界所稱「大餅」，可記錄車輛瞬間速度、行駛時間、行車距離等，並非一般民眾所認知，錄下車輛前方影像的行車記錄器，且須強制裝設「大餅」的車輛，只有營業大客車、總重量八噸以上貨車；一般小型車沒裝設也不會被罰。

記者鄒景雯／特稿 前總統馬英九卸任後，眾多官司纏身，其中，三中交易案是最不合常理的，也正是馬先生唯一暴跳如雷的，甚至因此宣稱要聲請偵查移轉管轄。此一大動作，當然屬於被告的司法權利範疇，但是人民在看待這些掌過最高權力者的種種行為，也必然會思索其背後的佈局與動機所在。 前總統馬英九（記者張嘉明攝） 有別於過往的接受訊問，馬先生這回相當罕見地在事後「適時」參與了所謂民間友人的餐會，不論是不是取暖、壯膽，但是當事人確實藉此場合做了針對案件的社會造勢，也從其支持者口中提出了「藍綠冤冤相報何時了」的議題設定，真是令人「會心」一笑。 在這場同溫層的聚會，馬英九的友人轉述馬先生說：「如果證據確鑿，我早被抓去槍斃了！」熟悉詭辯語句的人，一定拍案此等「白馬非馬」技巧。這話的前提，是如果證據確鑿，而不是如果我真的有做；換句話說，他到現在沒被抓去槍斃，豈不是因為並未證據確鑿，而不是因為馬英九沒有做這些事？ 為什麼國民黨早年訓練出來的這類黨國菁英們，不喜歡直截了當、針對核心，在於這是長期養成的話術；就如同傳出馬英九被錄到在中視買賣時講了「回饋」字眼時，馬先生在回應外界的詢問時，不是強調「我沒講」，而是使用反問句：「我像是說這種話的人嗎？」一樣。 馬友人轉述的第二個關鍵語是，「有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曾說馬特別費案起訴證據力不足，看起來台南地檢署檢察官較有水準」，馬的言下之意，想必是台北地檢署沒水準？這與他日前正式控告北檢洩密，目的可謂一以貫之，都在為後續已經「心裡有數」的司法程序預作鋪陳，準備攻防點。 只是，從馬友人自陳：馬英九被檢調叫去訊問十五小時很辛苦，剛好洩了底。什麼情況可以一問十五小時？ 稍微了解一下內情就可想像，檢察官是把國民黨經手人稍早提供的各種陳述細節，一個環節接一個環節地在取得馬英九的說明，可見其他被告對於馬最終決策者的角色，描繪得有多詳盡，而檢察官鉅細靡遺地給馬英九辯解的機會，當事人如果坦蕩，應該感謝檢察官對他的禮遇，怎麼事後還公開點名、破口大罵？莫非，連辯護律師都有了會被起訴的專業判斷？ 台灣民主化之後，已有一位前總統被關，現在這位前總統在接受調查，這種民主的陣痛，要超越鄰近國家，盡快度過，必然就要去除感性，回歸理性，支持司法體系秉持證據法則，徹底釐清事實；這時候瞎扯藍綠報冤，是愈描愈黑，反而會害了馬英九與他心中最負評的陳水扁並列。

當達美樂在美國測試無人車送披薩服務，當車商們熱中於研究無人駕駛汽車、公車與貨車，當日本越來越多無人店鋪與自動販賣機替代店員時，我們可以看得出自動化─在大量取代生產線工人之後─正漸漸取代低階服務業從業人員。 也別忘了科技的發展與人工智慧！例如貴報報導過「九寨溝強震 寫稿機器人25秒寫完發稿」，或者英國《金融時報》的預言：「本世紀末，我們熟悉的職業，七十％會被自動化技術取代。」 在我們的孩子只有靠著創意才能勉強與能夠擊敗世界最強棋手的人工智慧一較高下的現在，我們的產業與教育轉型已經慢了數十年，若是還不開始做，現在的勞資爭端，在幾年後看來將顯得毫無遠見，甚至沒有實質意義，因為屆時自動化將取代大部分的工作。 一例一休爭議其實凸顯的是多年來未解決的社會問題：廠商因為找不到員工，也不想出比市場更高的薪資，以免現有員工會爭取加薪，所以希望原有員工繼續加班。而之所以找不到員工，還有一個因素：台灣人口老化。年輕人日益減少，台灣的產業已經繼德國與日本之後，出現長期缺工的問題。 有能力有管道的年輕人因為外國薪資高，紛紛出走，從專業人員到詐騙集團電話行騙都有；有資源有父母養的還可以考公務員，連續考個好幾年。至於企業，若不是積極設法經營得更有效率，就是出走到國外，過去是中國與東南亞，現在更往南亞與非洲移動，這些地方有用不完的年輕勞動力。 過度迷信低薪、加班與壓低匯率的產業競爭方式，只是讓留下來的人生活更加痛苦，留下來的企業轉型更加緩慢。 面對這樣的困境，台灣必須提高薪資以爭取人才，也須引進高階外勞，同時效法德國，將退休的專業人士以較低薪資與彈性較短之工時回聘。另外一方面，教育必須放棄背誦公式填鴨古文的教學與功課，鼓勵創作、創新與多元化的技能學習。歐美是我們該效法的榜樣。這樣的藥方不會讓台灣的勞資雙方喜歡，但卻是世界各國正在做的事。我們必須準備好創造、並迎接未來新的工作內容與型態。 （作者為譯者與商業外文教育工作者，台南市民）

台灣人涉嫌犯罪，卻由中國行使刑事管轄權，或許會讓深信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人，感到驚訝。但這是自2011年以來即在實務上不斷發生，且近來愈發嚴重的現象。在此意義上，這早已是國安問題。如果國人還需要提醒，李明哲案與2017年12月15日西班牙法院判決121名在西班牙涉嫌詐騙的台灣人，可以被引渡到中國受審，只是最新的兩個令人極度不安的案例。 台灣人在中國的領域犯罪，或者如果台灣人被認為是中國的國民（實際上不是），此時中國追訴台灣人所涉的犯罪，我們沒有話講。畢竟，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包括台灣，都有領域的屬地管轄權（即使對外國人涉案），與對其國民的屬人管轄權。在台灣的實踐，前者，例如林克穎（英國人）或周泓旭（中國人）在台灣犯案；後者，例如發生在1984年的江南案（台灣人在美國犯案）。在這些案子中，其他國家對於台灣行使刑事管轄權，是沒有爭議的。 但跨國詐騙與李明哲案，則是另一回事。前者涉及台灣人在第三國領域內涉案，後者涉及台灣人在台灣的行為。此時，中國主張並行使管轄權，就大有問題。可悲的是，這些事件變本加厲的持續發生，而且台灣的政府不但至今未能提出有效的對策，官員甚至沒有正確的認識。至少，也應該探究一下中國可能的管轄權基礎何在。 跨國詐騙嫌犯遣送中國已成常態 近年來第一起台灣人在其他國家涉案，而被押送至中國受審的案例，是2011年的菲律賓遣送案。該案中國公安部與菲律賓國家調查局所組成的專案小組，在馬尼拉逮捕涉及跨國詐騙的24名嫌犯，其中14人為台灣人。2011年2月2日，菲國方面將14名台灣嫌犯交給中國，並以「一中原則」作為正當化依據，引發極大爭議與強烈批評。台灣採取強硬的態度，歷經4個多月協商，將嫌犯從中國遣返回台。菲國事件後，雙方建立「東南亞合作模式」，同意暫時擱置主權及司法管轄權爭議，針對電信詐騙等重大跨國案件，承諾雙方可以將嫌犯「各自遣返」。 但2016年4月間的肯亞案中，中方並未遵守「東南亞合作模式」，而是運用外交力量，在涉案台灣人被肯亞法院無罪釋放後，將8名主嫌強押至中國，引發嘩然。雙方往來中，中國方面主張此舉的依據是犯罪被害人多為中國籍且受害情節嚴重，進而主張中國具有「屬地」管轄權。事實上犯罪「行為地」與「被害人所在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將被害人所在地視為「犯罪結果地」，藉以主張優先的「屬地」管轄，是概念上的偷渡。台灣官員對於管轄權的處理，則更為荒腔走板：先是主張台灣沒有管轄權，事後又改口認為依照兩岸條例第75條，台灣對發生在中國的犯罪，仍主張管轄權。這一切都紀錄在立法院公報的委員會紀錄中。實際上，不論中方所主張的審判管轄權基礎能否成立，在第三國違背當事人意志強迫解送的行為，已涉及執法管轄權的擴張。 事情並沒有停留在此。較少人注意的，是2017年又發生了至少三起中國在第三國強押台灣人的事件，分別是7月13日在馬來西亞押了17人、7月29日在印尼押了22人、10月28日在柬埔寨押了19人。法務部在對這些事件的新聞稿中，只是軟性的主張雙方應合作打擊犯罪，既未質疑中方的管轄權基礎何在，也未抗議中國刻意越過台灣政府，直接對在第三國的台灣人執法。 李明哲案中國毫無管轄權 若說在跨國詐騙案，中國主張其國民是被害人，或犯罪關鍵事實（金錢的轉匯）發生在中國境內，由其司法部門偵辦，證據蒐集較為便利，其對李明哲下手，則是毫無管轄權基礎。李明哲被控的行為，絕大部分是在台灣所為；行為地既不在中國境內，李明哲也不是中國國民。如筆者先前的文章所示，其他的可能基礎也無一可以成立。故且不論中國恫嚇台灣言論市場的意圖昭然若揭，也不論該案取供與程序上的種種瑕疵，台灣政府對此案的表態，最強的也只是主張李明哲無罪，並未正式質疑中國究竟憑什麼審判此案。請問，政府如何能確保台灣人在中國境外的行為，不會因為干犯了中國眼中的「罪行」，而受其刑事訴追？ 一中原則藉屍還魂 12月15日西班牙法院引渡121名台灣人至中國的判決，最令人憂慮之處，是以司法判決認定台灣不是國家，且是中國的一部分。程序中律師抗辯，台灣籍的被告不應引渡到中國，但法院認為，國際法已越來越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而在國際社會，除了台灣的邦交國以外，都認為台灣屬於中國。加上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與歐盟、西班牙也沒有外交關係。而西班牙和中國則有簽訂引渡條約。基於上述考量，法院允准將台灣人引渡至中國。實際上就是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把台灣人視同為中國人，而完全沒有認知到實際上中國並不統治台灣。 在涉及外交的案子，有時法院會徵詢行政部門的意見。前述「一個中國」或台灣是否屬於中國的見解，有可能是法院採行西班牙外交部所出具意見的結果。其中把外交承認或是不是聯合國會員等因素，列為決定國格的關鍵，多有可批評之處。可以推知中國運用外交力量，在國際上強推它所定義的一中原則。實際上，這既不符合事實狀態，也從未被國際廣泛接受。 不論如何，在具權威性的司法判決中，出現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認定，與之前菲律賓或肯亞案中所見的聲明交鋒是不同的，對台灣造成更大的傷害。我們要問的是，是誰讓國際上普遍有此認知，認為大多數國家都接受「一個中國」？甚至誤認在台灣實際上接受中國的統治或管理？除了中國以外，台灣歷屆政府，難道沒有責任？我們理解蔡政府不願在對中關係上生事，「維持現狀」政策背後的苦心。但由以上一連串事件看來，中國擴張管轄權已經涉及台灣人民在海外甚至台灣的自由與安全，早已是不得不處理的國安問題。政府應集中資源，尋求一切法律與外交的手段，至少應向國際嚴正聲明，絕對不接受中國此類作法。當中國軍艦戰機執行繞島操演，我們仰賴國軍保衛自由民主體制。在管轄權的爭奪中，誰來保衛台灣人民？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法律顧問）

兩年前，我苦口婆心，勸他不要多言惹禍，如今看他一身是非，全因失言和謊言，秉性如此，再高的IQ何用？ 以下是兩年前的文章。 失態失禮，當心民怨。 凌博志 柯P五官奇特，長相不佳；說話跳tone，口齒不清；個性衝動，口無遮攔；喜怒無常，不易溝通。一般人只得其一，就算缺憾，可能一世不能出頭，但柯P兼而有之，甚至還要加上二三，卻成不壞之身，讓他在選戰中，有如金鋼䕶體，暢行無阻。 是造化，運氣，還是老天垂顧，讓他成為網路世代的寵兒，擄獲85萬選民的心? 他宣布參選後，一路暴衝，無釐頭的談話，直白的應對，很快成為談論的焦點，很多人懷疑，這個初涉政治的白目醫師，走出白色巨塔後，在險阻重重的選舉路上，究竟能挺多久，走多遠？但他堅定的以最節省的花費，最顛覆傳統的方式，走完全程，輕鬆的摘得勝利的果實。 他用一個「真」字，挾帶一句最簡單的訴求「選擇與改變」，居然在數月之間，一呼百應，深入人心。在衆人渴望翻轉的關鍵時刻，他和對手的強烈反差，使得直言白目，率性衝動，成為「真」字的具體呈現，人們信任他的誠實不欺，也相信他可以改變，願意給他機會，權貴世家的虛矯做作，不僅未受青睞，來自對手的負面攻擊，也宛如西風拂面，不痛不癢。 上任市長後，立馬起底五大弊案，他狂駡美河市，狠批趙藤雄，怒嗆郭台銘，冷酸蔡明忠，展現他心直口快，嫉惡如仇的至性，雖然贏得暍采，大快人心，卻也引來權貴代言人陳長文及一堆藍媒的不滿，有人還扣他一頂反商的帽子，相信還有更多的流言蜚語，正在藴釀，伺機反噬。 查弊必湏有策略，有步驟，不可胡亂起哄，存心整人，一切必須在理性和邏輯上講究， 流於情緒的叫駡或指責，只能稱快一時，無助於釐清事實，了解真相。在這個時節，柯P必須稍做調整，停歩思考，利用最有說服力的廉政委員會，進行任務編組，在個案調查上，先交待前因後果，再做責任分析，不可作秀心切，急於表功，也不能雷大雨小，虎頭蛇尾。 台北市民在滿月民調上，給了高分，柯P看起來也躊躇滿志。但做為一個首都市長，他最近的隨興發言，和顯不得體的應對，頻率越來越高，先後在公共場所，怒斥警察分局長和社會局長；在媒體面前，對外人致贈的禮物，語出輕佻，完全不顧外交禮節，都看到他的粗暴和傲慢，也許是不經意，也許是出於率性，但全都令人反感。 禮數和教養，是與人互動的的觸媒，也是邀人敬重的基本涵養，一再的輕忽，一再的唐突，開頭可能只讓人皺眉，最終將成民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馬英九的殷鑑不遠，豈能不慎。

  今天「安定力量」對黃國昌的罷免沒有成功，但對「時代力量的未來」卻是一記重擊。回顧同樣在2015年的立委罷免案，蔡正元在風和日麗之下安然渡過，當時的投票率只有24.98%。這次儘管低溫又下雨，投票率仍有27.75%，但黃在全國擁有「高知名度」，照理說，足以抵消天氣因素。而這時出來反對罷免的，應該就是「時代力量的鐵票」，卻只有2萬1748票。可見不是天氣濕冷導致支持者不出來投票，而是「時代力量」的基層實力嚴重不足。 若是比對2014年新北市議員第九與第十選區的當選得票數（請見下圖），連黃國昌都無法當選。   「時代力量」計劃在2018年，於全台各選區推出縣市議員候選人，「知名度」絕對不會比黃國昌高，又在該黨立委刻意拒絕「選民服務」的態度下，選情絕對不容樂觀！ 可是黃國昌的感言，竟然是：「任何在門檻設定一定會導致投票率下降，讓反對罷免方不出來投票」；他還說，「我了解很多朋友現在心情，但我要說的是，我們所堅持的改革理念，我們所堅持的是正確的」，令人搖頭。 這次門檻已經大幅下降，投票率也高於門檻「雙二一」時蔡正元的罷免案；而「新制」的實施，也讓屏東壽元村長陳明倫在今年8月26日被罷免下台。黃國昌所謂的「以往選舉結果跟政治學上的理論，已有太多的前例」，根本與「台灣現況」不符。 徐永明也出來說，「去年立委選戰時力在黃的選區『政黨票』只有9237票，這次『反罷免票』卻有2萬1748票，顯見堅定支持者已經大幅成長，對明年選戰不悲觀」，真的超自我感覺良好的！就有網友直覺地反駁，「怎麼沒去算，21748 - 9237 = 民進黨支持者的同情票，等於台派願意給時力的溫暖」？ 這與《天下雜誌》在事後的估算，「這次反罷免的2萬1千票，若扣除時代力量支持者，其中1萬2千票是民進黨支持者貢獻」，竟然不謀而合。 該雜誌就提到，民進黨汐止和瑞芳的聯絡處主任都有動員參與15日大早的瑞芳掃街；但採訪記者參加時代力量的兩場活動，特別是週五晚上的汐止最後掃街，即便是下班時刻，還是多見到上年紀的民進黨老支持者，他們多基於「惜情」、「惜才」相挺到底，參與的年輕人反而不多。可見網路上年輕一代一片支持的聲音，終究只是一個假象。  更何況，若在去年就照「時代力量」的提案，讓「簡單多數決」過關，黃國昌已經被罷免成功了，真是諷刺！    

  1949年12月7日，於內戰中徹底潰敗的中華民國政權，無視臺灣人民意願及違背其代盟軍代管臺灣的角色，決議全面逃亡來臺。12月17日，臺灣省政府發佈召集令，建立臺灣新軍，由孫立人於鳳山進行訓練。 孫立人為中華民國政權知名軍事將領，戰功彪炳，曾留美的背景下被傳聞與美方合作取代蔣介石，1955年因部屬兵變案遭藉故軟禁整肅。長期以來有人為孫立人抱屈，有人認為蔣做得對，但就是從來不會有人告訴你，臺灣新軍徵召了大量臺灣人的故事。 #消失的臺灣觀點 延伸閱讀： 比白團更鮮為人知的臺灣軍士教導團 http://ndaip.sinica.edu.tw/content.jsp?option_id=2441&index_info_id=7064 圖：中華民國政權逃來臺灣後大舉徵兵，準備服役的人在火車站等車。(來源：LIFE)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直接講了，雖然空污也是我關心的議題之一，但是以後只要有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的行動我一概不參與，任何跟空污有關的倡議也不會找這個組織合作，我想今天的遊行已經足夠把這個組織的質性看得清楚了，割袍斷義剛好而已。 　 就不重複講遊行之前是怎樣去跟國民黨眉來眼去了，今天在現場多次干預言論自由，主持人要貼 ＃國民黨是全台最大污染源 的貼紙上台竟然被建議取下，我們受邀上台竟然不能舉反核的標語，有關國民黨的標語工作人員來干預要求翻面，上街前一天言之諄諄說不要有政治性標語不要激進，希望政治人物節制不要穿政黨服飾，結果國民黨當成自己的造勢場合，盧秀燕在舞台前開起記者會，江啟臣甚至還在活動末節上台講幹話，主持人很有尬疵地請國民黨是否要為之前錯誤的產業政策製造空污道歉，竟然被主辦單位說沒禮貌…… 　 我是不曉得台空盟為什麼要這樣當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啦（請大家自己去問葉光芃），但說起來即便要這樣選擇，那也是他們的自由我管不著。我最厭惡的，是干預參與者的自由意識，壓抑他們認為不OK的言論這種反民主的態度。這樣把公民行動的場合，當成是為這些頭腦有洞的「長輩們」背書的一言堂，所謂擴大公民參與對他們只是要場子好看而已，而不是公民社會不同意見的共感匯聚或是彼此說服……在國民黨下台的後威權時代，這種具有威權性格的團體被選來當成國民黨利用的對象，我想或許也是很適宜的吧？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這場活動我很高興有這樣一群真正的反抗者一起前去嗆爆國民黨，讓他們的收割計畫顯得左支右絀，同時親眼見證了台空盟的不堪，並確定了這個組織並非盟友的事實。道不同不相為謀，虛偽的團結是另一種鄉愿，唯有在相同的價值與信念下一起自動集結起來，那才是人民力量真正的展現，這是我在長期的運動參與中真實體會到的。空污議題的確重要，我想現在就是另一個市民主動集結的契機，讓我們踩穩台灣人的立場，用自己的方式走進議題，前進自己對抗空污的道路吧！  

政客的戰略 一般認為，民進黨高雄市長的黨內初選誰能勝出，誰就篤定拿下高雄市長寶座，國民黨的提名參選不過是陪人家玩而已。也因此，同志比敵人還可怕。參與初選的5個人，本來應該努力表現自己好、打擊同志爛，來爭取綠營選民的認同，進而勝出被提名，但趙天麟可沒那麼笨。 由於初選採取不分藍綠的全民調模式，以高雄藍綠結構3比7的概算，趙天麟讓那4個傻瓜去分搶7成民意，而他則在高醫議校產題上站在陳氏家族那一邊、先總統馬公的官司案他表現得比冰冷對待的國民黨人還更溫暖，顯然他已成功另闢蹊徑成功討好了藍營選民。 4個傻瓜能搶到7成的多少不知道，聰明的他已先獨佔了3成。

鄧鴻源（大學教授） 日前詩人余光中以高齡90歲去世，社會各界有正反評價。最近我再重新看他的詩作，沒有看到一首是為台灣弱勢族群代言，大都談中國故情或風花雪月之類，看了半天，越看越糊塗，不知寫什麼東西，我寧願讀胡適或徐志摩的詩，還比較淺顯易懂，且更有意境。 余光中的詩〈當我死時〉：「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以上整篇都是談中國的山河，沒有一句說台灣，死後還希望「葬我，在長江與黃河」！長江與黃河會比得上淡水河與愛河嗎？ 余光中1950自香港移民到台灣，受台灣人供養達67年，超過一甲子，佔據他一生時光的三分之二，卻始終無法認同台灣，平時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台語，所寫的詩也都是以懷念「故國」居多，死後還說要葬在「祖國」。1977年他曾發表〈狼來了〉，抨擊王拓與楊青矗等台灣鄉土文學，類似於中共的「工農兵」文學，搞白色恐怖文學事件，還曾大言不慚說自己寫的作品才是「台灣文學」！ 李敖曾評論余光中說：「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定性為「一軟骨文人耳，吟風弄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並且斥責他「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可說十分中肯。是否因為其詩作〈鄉愁〉入選中國中小學教科書，所以改變態度？是否他所嚮往的中國只是文人的中國，而非共產的中國？不得而知。 記得當年青少年時期的我，耳聞他的大名，當年特地去買了一本《當代十大新詩人》的詩集，屢次想看懂他的詩，成為當時有「高雅」文學素養的讀者之一，卻始終無法融入他的「故國」情懷，畢竟中國對我太遙遠，我所知的「故國」情懷是—台灣鄉間的水牛與白鷺鷥、柑仔店賣棒棒糖的阿婆、巷口賣烤番薯的老阿伯、隨時可以釣魚與游泳的淡水河，以及它旁邊的觀音山，還有淡水、三峽與九份等台灣老街，尤其是日月潭、阿里山、鯉魚潭與太魯閣等台灣名勝古蹟。 反觀馬偕博士，自1872來到台灣淡水，到1900年去世，總共不過活了28年，期間他努力學習台語、認識台灣文化，設法與台灣市井小民打成一片，並曾數次回加拿大老家募款，拿到台灣從事教育與醫療等公益事業，也娶台灣女子為妻，子女娶嫁對象都是台灣人，死後也遺言葬在台灣淡水淡江中學後面的墓園，沒有與外國人合葬在一起，這才是正港的台灣人。 1872年9月3日他搭船抵達台灣時，望著淡水觀音山和淡水河的美麗景致，十分欣賞，當晚在日記上寫道：「感謝主，就是這個地方了」，他堅信這就是上帝指引他宣教的地點，上帝也沒有讓他失望，如今他在台灣所播下的種子，已經開花結果，蔚為大樹，嘉惠所有台灣人。而余光中留給台灣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呢？讓台灣人嚮往中國的大山大水嗎？如今在淡水郵局後面有座他的銅像，半跪著並捧著聖經，向主虔誠禱告，讓他未來在此地傳福音一切順利，這座銅像已經成為淡水著名的景點之一。 比較余光中與馬偕博士，後者生活在台灣不過28年，且是外國人，尚且能夠把台灣當作他安身立命的家園，死也要葬在台灣，而前者生活在台灣時間比馬偕還長兩倍以上，與兩蔣一樣，為何生前與死後都無法認同台灣？

  美國總統川普履行競選承諾，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中東火藥庫再爆炸，不但阿拉伯國家痛批，美國盟國與友邦也交相指責，有人還質疑川普是不是「瘋了」，才去捅那個馬蜂窩。 重建美國的老大地位 川普沒有「瘋」。雖然他的性格有反覆無常的一面，卻也有獨排眾議、堅持說到做到的霸氣。以、巴之間情勢複雜，誰都知道一碰就會爆炸，川普硬要去碰，不是他不懂，而是他要重建美國的老大地位。 戰後美國享有的領導地位，在贏得冷戰後反而不斷折損，老布希還能帶頭主導大局，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都陷入多邊主義泥沼，凡事磋商，備受歐盟、俄羅斯、中國掣肘，美國影響力相對衰退。 這種局面到歐巴馬時代更惡化。歐巴馬既缺外交謀略，性格又軟弱，傾向妥協，美國受到挑戰，被佔便宜，都不知強力回應。這像美國西部電影的情節，小城出一個無勇無謀、槍法不靈的警長，惡棍便無法無天。 中國想獨霸西太平洋 川普接下歐巴馬的殘局，北韓挑戰美國和聯合國立場，繼續向核子國家邁進，想靠中國對北韓施壓，如同找鬼拿藥單，北京可能真無能力，但更可能存心讓金小胖纏鬥美國，抬高中國的身價。 在川普和他的軍師眼中，中國更是一個狡詐的惡棍。中國進入國際體系，不是遵守規則，而是以欺詐手段做不公平貿易，靠補貼、傾銷、竊取、侵犯智財權、勒索西方公司技術發展產業，賺取鉅額外匯用於急速建軍，自命崛起。 習近平稱太平洋「容得下中美兩國」，但中國的野心卻明顯在驅逐美國，獨霸西太平洋。歐巴馬政府末期雖有重心再移向亞太之舉，但仍蒼白無力。美國學界及商界開始認為，中國欺負歐巴馬政府軟弱，以詐騙欺敵讓美國吃虧上當。 在大選時，川普高喊美國優先，誓言恢復美國強大，凸顯他扭轉美國威望的企圖心。他取消泛太平洋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禁止恐怖份子滋長地區國家的來美簽證，嚴審中國投資案及追究不公平貿易行為，派三個航母攻擊群進入西太平洋，宣佈自由印、太戰略，都與歐巴馬政府背道而馳。 扭轉歐巴馬的軟弱 如此背景下，他宣佈揚棄前任的失敗作為，獨排眾議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代表幾個意義： 第一，承認久已存在的現實：以色列總統、總理官邸、政府若干部會、國會、最高法院都在西耶路撒冷，承認它是以色列首都及遷移大使館，只是依國會一九九五年通過的法律承認現實。 第二，採取單獨行動：美國並未與其他國家磋商，而是單方面行動，不受多邊主義的掣肘。 第三，扭轉歐巴馬的軟弱：他厭惡歐巴馬，要跟他不一樣，說到做到，重建美國威信，在心理上造成「天威難測」，有殺雞儆猴作用。 台灣事實值得美國承認 如果他採取同一標準，把承認久已存在之現實的原則適用到台灣，那美、台關係的改善與正常化，有很大的空間。 台灣最重要的現實包括：在日本放棄台澎主權後，六十五年來台灣與中國互不相隸屬的獨立存在；美國「台灣關係法」視台灣為國家；美國保障台灣安全，不承認中國對台灣主權；美、台關係實質是官方關係；台灣已民主化，人民自由選擇政府與獨立主權國家地位。 這些幾十年存在的事實，值得美國與國際社會承認，不能因為中國不尊重民主與客觀事實的荒謬主張，使台灣人民應享有的國際地位受到限制。 即使川普不能一舉與台灣關係正常化，也應採取步驟朝關係正常化邁進，例如：完成雙邊貿易協定、解除官員互訪限制、提供先進防衛武器、協助台灣發展防衛所需武器系統、同意台灣駐美機構正名台灣代表處。 共機擾台擺明挑戰美國 在台海地區，川普要重建美國威望的第一要務，即不容中國以武力威脅改變現狀。中國戰機最近不斷逼近台灣，和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恫嚇美國國會議員，干預國會有關軍艦停靠台灣的立法，這些狂暴行為，擺明是對美國挑戰。 面對中國的粗暴，川普政府應對中國重申反對使用武力的立場，提醒北京的和平承諾，警告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後果，並把不守外交禮儀、妄言恫嚇國會議員的中國公使，以「不受歡迎人物」驅逐。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三中案辦得要死不活的北檢，終於在上月廿九日把馬英九傳去問了十四個小時，案子看已初露曙光，近日某週刊又爆出國民黨中投公司被檢搜出百餘片錄音光碟，其中關於賤賣中視的錄音譯文中，有馬下指令「回饋」給余建新的談話，立刻有媒體跟上，說這是馬英九和監獄距離最近的一次，意思是，「馬這下麻煩大了」。 種種跡證顯示，國民黨出脫三中全都不合商業常規，除了脫褲子賤賣，買家還全是自己人，中影讓「正毅兄弟」蔡正元鯨吞劫掠，舉黨不吭一聲；中廣則半賣半送，讓「空心老倌」趙少康予取予求，也沒人眼紅。看似最沒問題，向少受到關注的中視案竟也出現大窟窿，一聲「回饋」，就為另一個自己人余建新折讓四．八億元。 馬英九把「奉公守法、清廉自持」說得臉不紅氣不喘，可從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把必須做公務（益）使用的特別費納入私囊和歷次選舉從不老實申報競選經費兩件事上看，他其實並不「奉公」也不「守法」。至於清不清廉，須通過賤賣三中、國發院土地、富邦併北銀和大巨蛋等案件的多重考驗才能論定。 錄音光碟事件曝光後，馬去北檢怒告檢察長和主任檢察官洩密，又分別向台高檢和最高檢聲請移轉管轄的動作不僅唐突，而且非常可笑，唐突的是，一向斯文得體的馬英九不見了，他衝去北檢的速度比兔子還快，連隨扈都追不上，以北檢扭曲編造不實的事實洩漏給媒體等由，提告洩密，更屬荒唐，北檢透露的果係編造扭曲的事實，那是對外造謠，何來洩密？再從他氣急敗壞的樣子，難免讓人滋生小人之心，覺得他必有小辮子被抓，才亂了方寸。 至於聲請移轉管轄，簡直胡鬧，即使他的法律一直沒有念通，但律師團至少知道，以檢察官辦案偏頗為理由，聲請迴避得逞的，容或有之，但以這個理由聲請移轉管轄，除非指控北檢百多位檢察官全都心存偏頗，否則，台高檢、最高檢根本不會理會，馬想讓王添盛、顏大和不忘「拔擢深恩」，未免太過一廂情願。 其實馬要整人的時候，他是不忌諱一一甚至可以說是喜歡檢察官洩密的，前特偵組辦扁時，媒體幾乎每日一爆，時任立委的洪秀柱甚至可以手握扁涉洗錢的「艾格蒙報告」在立法院開記者會，從未聽見馬英九批評檢調洩密或辦案不公。為了整垮王金平，在自甘墮落的黃世銘向其洩密時，不僅聽得入心入腦，還大方分享江、羅等人。 作為第一個因共同洩密而面臨定罪的總統，馬今天的處境極為諷刺，但自作自受，毫不堪憐，在護馬愛馬的人已漸行漸遠後，他必須孤單的承擔一切因果，在司法體制下，為自己過去的惡業，付出該付的代價。 （作者為律師）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意票數只須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同意票大於不同意票，黃國昌罷免案即通過。即最低六萬三八八八張同意票就可以罷免黃國昌，推翻其二○一六年一月立委選舉，拿到了八萬餘票的民意。 藍營某台北市議員在同步開票的政論節目中臉色難看地說，罷免同意票數壓倒性獲勝；名嘴來賓們則說著依據簡單多數的原則，同意票數大於不同意票數，黃國昌應主動請辭立委職務或記取教訓謙卑問政。名嘴或政客悲憤地說著，黃國昌未被罷免成功的主因在於最低同意票門檻的保護。名嘴或政客的數學能力變差，幾點意見供參： 首先，罷免同意票數與不同意票數約呈現二：一的比例，藍營名嘴或政客稱這是壓倒性獲勝，那我們更應該看看當年蔡正元罷免案的投票相關結果。 二○一五年二月十四日，立委蔡正元罷免案投票，總投票人數為七萬九三○三人，同意票為七萬六七三七人，不同意票二一九六人，無效票三七○人。同意罷免的票數比率高達九十七％，呈現約卅二：一的驚人誇張比例，怎不見這些名嘴或政客壓倒性痛批蔡正元，呼籲其請辭立委職務或謙卑問政呢？ 其次，舊版「選舉罷免法」規定，罷免投票的通過門檻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兩條件，投票率達五十％以上且同意票數需過半數。門檻難度之高，才是蔡正元罷免案最強而有力的保護門檻。 藍營名嘴或政客不是數學能力變差，而是選擇性失憶。藍營政媒瘋狂追打黃國昌罷免案失敗後，只能說出這樣邏輯不通的話語，安慰自己，也撫慰被洗腦支持者的玻璃心。 （作者為數學老師）

  12月7日，澳洲國會以壓倒性的「Yes」票數通過歷史性的同性婚姻（SSM）法。無疑地，這個法律的通過將在澳洲政治史上立下文明發展的里程碑，留名千古。圖／民報資料照，郭文宏攝 2017, 澳洲政局雖沒有天翻地覆，但也不算風平浪靜，可被歷史記憶的大事不多，但也有幾件動人故事。一、聯邦國會議員觸犯憲法44條、雙重國籍不得當選國會議員的風波，歹戲拖棚，演了半年還餘波蕩漾，要演到2018上半年。 二、工黨參議員Sam Dastyari，拿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黃向墨的錢，替中國在南海侵佔國際公海領域說話，被罵出賣澳洲國家利益、叛國。Dastyari被迫下台，引發澳中關係惡化，北京和坎培拉大吵大罵，彰顯兩國自由民主與專制獨裁文明衝突的必然性。（我於《民報》專欄「同樣威脅、不同反應」有評論） 三、本文主題，經過多年的努力，正反兩方勢力緊繃對立、拉拒、消長，12月7日，澳洲國會以壓倒性的「Yes」票數通過歷史性的同性婚姻（SSM）法。無疑地，這個法律的通過將在澳洲政治史上立下文明發展的里程碑，留名千古。 同性愛的合法化 同性戀、同性愛，人類存在以來就存在。人類道德、宗教、法律文明發展數千年來，在德教的強力教化及法律規範下，同性愛被認為是變態、變性、反常、非法的非人道行為，根深蒂固。一直到二戰後，生理、心理科學研究證明，並非如此，同性愛是人性自然、正常的生命現象，不應被德教、法律欺視、禁止、迫害，應和異性愛同樣合情、合理、合法認定、接受。尤其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國家，此發展漸成文明主流。 不過，主流也慢吞吞，要到21世紀，2001，第一個國家、荷蘭，才立法通過SSM法。之後，比利時（2003）、加那大和西班牙（2005）、南非（2006）、挪威和瑞典（2009）、法國（2013）、英國（2014）、美國（2015）等24個文明國家，才陸續通過該法。 澳洲是第26個追上去的國度，不算太慢，也不算太快，不值大驚小怪。 其實，雖有公民社會的大力推動、民智大開，2004到2017之間，澳洲也曾有過22次嘗試SSM立法，但反對力量都很大，功敗垂成。之間的前總理、Paul Keating（工黨）、John Howard（自由黨）、Tong Abbott（自由黨），是德教主義至上，極力反對。Kevin Rudd（工黨），出生天主教家庭，先反對後贊成。Julia Gillard（工黨），澳洲第一位女總理，雖贊成，但也沒大力推動。 民意調查的公投 現今總理Malcolm Turnbull（自由黨）贊成，但因黨內反對的保守勢力仍很大，不敢輕舉妄動。又不願接受工黨及綠黨直接由國會立法的主張，他因而主張先舉行公投，民意通過後，再國會立法。 但公投需要國會通過，他通不過，因為他在參院無法取得多數。結果，他另闢蹊徑，運作行政命令，要選舉委員會花1億2千多萬澳元，在2017年9月12日到11月7日之間，舉行通信投票民意測驗（postal survey），問澳洲選民：Should the law be changed to allow same-sex couples to marry?（是否改變法律准許同性兩人結婚？） 結果，出乎很多人、專家學者、媒體評論家、政治人物的意外，近80％的選民寄回了測驗函，一面倒，62％（7.8 百萬）選民說「Yes」，38％（4.8 百萬) 說「No」。 可謂非常成功的民意測驗。雖無法律約束，有此民意基礎，劍及履及，Turnbull召開國會，經過2週的參、眾兩院的熱烈辯論，雖有極端保守派，如Tony Abbott，困獸猶鬥，但「No」的大勢已去，「Yes」的大勢已成，排山倒海，以絕對多數懸殊的「Yes」票通過了澳洲歷史性的SSM 法。最後，眾院投票時，只有4位議員（全院150席）投下反對票。Tony Abbott投票前離席，棄權。 票投完，不僅國會、全國都沸騰、歡笑。很多人同意，這是非常值得澳洲人驕傲的歷史的一天。 雖非法定的民主公投，但這次由澳洲政府選委會正式舉辦的通信民意測驗，還是達到了公投、直接民主的決策意義。 台灣可以借鏡 台灣立法院剛（2017.12.12）通過公投法修正案。雖非民主完美，仍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在台灣爭議仍很大的SSM立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實施、勞基法的修訂、中國和台灣的（敵國、敵人）關係的法理定位、政策制定、甚至憲政、政府體制的改，還有更嚴峻的台獨議程，等等重大國政問題，雖仍有很多適憲、適法的爭議、難關，但遲早都可能面臨非採取公投決策程序因應、解決不可。 澳洲SSM立法經過，是典範運作，值得台灣借鏡。 （2017.12.15）

  有評論說黃國昌在這次罷免之役「穩賺不賠」，筆者看來不盡其然。政治人物從基層贏得選票，為了其政治理念與實踐，如今被刻意操弄反撲的團體連署罷免案何其公平？是選民素質堪慮還是政客可惡？ 其次，莫名冒出的安定力量聯盟在汐止車站前廣場舉辦「人民覺醒、罷昌成功」選前之夜，罷免理由瞎到爆。就大法官釋字第七四八號已釋憲同婚平權，罷免理由竟是針對黃國昌的「支持同婚」變成主理由，而劍指黃支持毒品也是莫須有被造謠抹黑，然淋雨勘災又拍照也成罷免理由；筆者擔憂未來相同罷免案，這些所謂的「據說」是否成為罷免最重要的理由？罷免理由可以造假抹黑？無限上綱？選民刻意被有心人操縱成民智未開的義和團，台灣還是正常民主嗎？ 值得觀察是，新制鬆綁的四分之一罷免門檻，這次罷昌之戰藍綠政黨皆沒有任何大動作政治動員支持反罷免與罷免陣營，或許藍綠政黨深怕自己成了下一次罷免案主角吧。 （作者為研究助理、太陽花參與者）

  台灣立法院十二月五日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促轉條例有四個目標，其中「清除威權象徵」這個目標，立刻有人表達對於道路、學校改名的疑慮，例如：中正國小、經國路等，都面臨改名的命運。也有些人認為這些改名只是花費數千萬元更名的政治動作，沒即刻的必要性。更有名嘴或是廣播公司負責人，還在為威權集團過去七十年在台灣倒行逆施的行徑塗脂抹粉，說蔣氏父子「對台而言功七過三」或「在台灣長期堅持定期舉辦選舉」。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現今的民主國家，對過去數十年間獨裁政府假借民主之名行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主要方法包括審判、賠償、調查真相、正名、紀念等。轉型正義的爭議在於新的政權，可能基於政治為目的而清算舊政權及其勢力，引發守舊勢力支持者強烈反彈。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稱為人質情結，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這些情感在犯罪學家認為是不理性的、濫用同理心。從二戰後一九四五年起的占領，國民黨在台灣所實施的種種經濟、自由、言論的壓迫，甚至人民生命的剝奪，進而引發了二二八、白色恐怖到美麗島事件；當二○一七年底完成轉型正義的立法後，社會上竟然有人對於「清除威權象徵」有疑慮，或認為不需花費這些錢進行改名：「我家住中正路就很好啦！」更甚者還為過去長期戕害人權的非法行徑說項，這就如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犯罪的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認同加害者一樣的濫用同理心。 台灣需要往前走，更要跟上世界的腳步，世界各國對於過去獨裁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都積極進行彌補的工作，例如伊拉克對薩達姆．海珊的審判，韓國對光州事件加害者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的審判，德國追討前東德德國統一社會黨之黨產，及西班牙的「去佛朗哥化」、韓國的「去李承晚化」等。由此可知，人類對獨裁政權的深惡痛絕是一致的，一旦獨裁政權垮台，人民會用海嘯般的力量要求實現正義。 如果台灣現在踏出「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只是「改用不是獨裁者名字」的路名而已，還沒有進行如同其他國家一樣更強烈的審判罪行時，舊勢力就狹著媒體影響力大肆反撲，這種情形下，社會上如果又對於過去七十年間「不正義政治事件」漠然以對，甚至要幫獨裁政府「加功減過」，那麼台灣的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發作的嚴重程度，就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是不是真正能落實的關鍵。民進黨的地方諸侯們，不要再說街道改名要「傾聽民意，以民意為依歸」，別忘了，立法院就是當今民意，立法院立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做就對了！ （作者為新竹市民）

  黃國昌罷免案未達罷免門檻，但罷免案之同意票數過半，是選民對其政黨的一個危機示警，時代力量應藉此教訓調整其政黨作為化此危機變轉機。 一、勞動政策之調整：一例一休，時代力量未深入並體認台灣經濟之發展核心與需要，與執政黨良性互動制定出一個符合台灣現今產業需要的勞動政策，理想的改革需要時間與體質的累積，實難一步到位，台灣現在已全面實施週休二日，一般上班族加上連假與特休假，平均上班兩天半即可休假一天，時代力量還要求恢復不符時宜的七天國假。我們可以要求更好的勞動品質，但不能用鐵鍊將台灣中小企業擅長的彈性與快速反應的手腳綁起來。 二、同性婚姻政策之配套：同性結婚向來就是正反兩面對立的爭議議題，同婚立法很難一步到位，同性伴侶目前遭遇之最大問題是，其伴侶之權利確認與保障問題，建議立法應朝保障同性伴侶之人權與權利之方向進行，可立同性伴侶人權保障法，允許同性以伴侶名義經戶政登記後，享有一般夫妻之權利與義務，方為較可行之立法方案。 三、深耕基層：時代力量源自學運力量的轉化，成為立法院的在野黨團之後，未能於全國各地設置連絡窗口廣納民氣甚為可惜，未來應加大力道佈建基層服務管道與基層連結，才有機會茁壯與成長。 四、與執政黨應良性互動，時代力量與民進黨多是台灣人民高度期望的本土政黨，時力與民進黨的互動我們期待的是良性姊妹黨，而不是兄弟相爭的政黨對立，未來我們樂見時代力量與民進黨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更是打虎抓賊親兄弟的夥伴，共同為台灣人民謀取更多利益與幸福。 （作者為科技公司經理）

中共19大的「台灣省代表」盧麗安身分及背景引發台灣社會熱議。翻攝《網易》 李大有／工程師 中國共產黨第19屆全國代表大會（下稱19大），今年10月24日在北京閉幕，台灣眾多的新聞媒體，壓根兒沒有一家關心習大大講了3個多小時，講得「嘴角全沬」（台語）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台灣，19大的新聞重點幾乎放在「台灣省代表」盧麗安一個人身上。大家很好奇這個橫空出世的「台灣省代表」盧麗安是什麼個來頭？也好奇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時候開始在台灣發展組織？也很想知道到底是那個人讓盧麗安代表台灣出席19大呢？ 很明確的一點，在台灣內政部所登記《政黨及全國性政治團體名冊》之中一共有145個政黨，其中有一個政黨的黨名叫「台灣共產黨」，但是遍尋不到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因此，除非中共在台灣有發展地下組織，否則怎麼會有中國共產黨的「台灣省代表」呢？  「代表」的在法律上的意義是「代表人（盧麗安）之行為視為本人（在台灣的中共黨員）之行為，不只是代表的效果歸屬於本人而已」，例如：法人的董事就是法人的代表。然而，我們看這位所謂的「台灣省代表」，在國內外記者的鏡頭前，眉飛色舞的發表「愛台灣也愛祖國大陸」的言論時，身在台灣的我們很想知道，她所代表的「在台灣的中共黨員」到底在那裡呢？ 到底是那一個「在台灣的中國共產黨員」同意讓盧麗安們，代表台灣參加19大呢？ 就台灣的現況來看，中國共產黨如果在台灣發展組織，其支持率可能比時代力量少很多，況且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到內政部去進行合法的登記；究其能夠代表台灣原因，原來盧麗安等10人，是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台灣省籍黨員代表會議上，以「差額選舉」方式，選舉產生「台灣省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簡單的講，盧麗安等10人，是由一小撮長住中國且「自稱是台灣省籍」的共產黨員（全中國有約3.3萬人），經過黨員大會選舉而產生。這一小撮「自稱是台灣省籍」的共產黨員，根本不住台灣而且完全與台灣社會脫節；順利當選的「台灣省代表」（盧麗安們）竟然是從這些「祖籍」是台灣的人中選出來的，這樣方式選出來的人還要自稱是「台灣省代表」？ 如果他們代表了一群『不住在台灣的人』也能稱作「台灣省代表」？ 那麼哪一天『不住在朝鮮半島』的中國朝鮮族（約250萬人），也可以選出代表南北韓的「高麗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20大了囉？ 這樣厚顏無恥到這個程度，大概只有八達嶺長城的寬度可以與其媲美。 盧麗安在1990年政大畢業後到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1993年進入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攻讀文學哲學博士，1999年12月畢業之後與夫婿選擇在中國定居。當然，居住遷徙的自由是普世價值，我們祝福其家庭美滿與工作順利。但是盧麗安可能忙於學業及工作，而長年無心台灣事務的關係，殊不知，1997年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將台灣省政府縮編改組為行政院之派出機關。也就是說1997年起已經沒有「台灣省」這個地方層級。盧麗安們，你們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選那一個國家的「台灣省代表」？

  一例一休的修法，各方爭議陷入僵局，賴揆提出給資方「四個彈性」，保證勞方「四個不變」。相信賴揆已竭盡所能地在法律條文上，提出解套的辦法。 但是勞方並不滿意，認為勞資協商「根本不可能」，因為弱勢的勞工，沒有與資方老闆協商的籌碼，最後終將淪為「被協商」的結果。 在立法院公聽會，媒體工會等代表也舉證歷歷，在在證明勞工「被協商」的事實。勞團工會以過去多年勞資協議的經驗，表達出勞資協商「不可能」的疑慮。這是對資方的不信任。 當「原則不變」，碰到「彈性運用」，恐怕「例外」變「通例」；況且以現有的人力，勞檢恐難真正落實。這是對政府的不信任。 對資方不信任，對政府不信任，這是勞方多年累積的經驗感受。 因為勞方「不信任」的心態，所以無法安心、放心地進入實質條文的討論。這是人性心態的問題，因此，不是聚焦在法律條文的修改，就能化解爭議。 正本清源，釐清一例一休爭議的本質，問題到底在哪裡？ 一、低薪是根本原因，勞工薪資水平倒退十幾年。十幾年來台灣整體經濟的成長、獲利，並沒有合理的分配到勞工身上。 二、資方(企業家、老闆)視勞工為事業的「生產工具(勞動成本)」，為了增加獲利，降低勞工「薪資成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商業經營模式。沒有把勞工當「人」(事業夥伴) 看待，只是經營獲利的人事成本(工具)，當然勞工薪資愈低，對企業老闆愈有利。(這就是慣/壞老闆的原因) 三、把「勞資爭議」當作一件「事情」(休假/工時/加班費/薪資)來處理，而忽略產生「事情」的主體—人。若沒有解決「人的不信任問題」，想要化解「修法的爭議」，是本末倒置，沒有看到勞資問題的根源、本質。 勞資雙方都是「人」，應從人性心態(共創績效、同享利潤)的角度，來發現問題的本質，明白問題的根源，才會有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以，「人」才是處理「事情」的本體，人的問題解決了，事情就容易辦了。 但是從日昨(12/12)，賴揆與工商企業團體的早餐會報看來，「人的問題」恐怕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來面對、解決。 在早餐會報後，大老闆們接受媒體訪問時，大言侃侃地打臉賴揆：有的說，薪資不漲與物價沒有上漲，有很大關係。有的說，配合把薪資提高到3萬元，希望5年內不宜調高基本工資。有的說，政府勸企業提高薪水，違反自由人力市場。 這些「見解」從「企業家」口中說出來，實在令人驚愕： 一、薪資漲不漲，是與企業經營獲利的合理分配有關，與物價上漲的關係何在？   二、配合提高薪資，就要凍漲基本工資，更像是在路邊就地漫天喊價，有失企業經營者的氣度與格局。  三、政府勸企業加薪，違反自由人力市場。乍聽似乎有道理，但是台灣勞工低薪的原因，不單純是人力供需的問題，而是公司經營獲利，沒有反應在勞工薪資上，是獲利分配不合理的問題。(政府應制定法律，規範獲利的分配比例，使勞工能同享勞動價值)  由此看來，這些企業老闆，真如上述所言，沒有把勞工當「人」(事業夥伴)看待，只是經營獲利的人事成本(工具)。 這就難怪勞方對勞資協商，一再地表達出不信任的心態。對照這些大老闆的談話內容，又再一次的得到印證。 當勞團在冷冷的街頭丟饅頭激烈的抗議，對上花園飯店裡大老闆的早餐會報。不知賴揆看在眼裡，是否有體會到勞方「不信任」的疑慮——當「原則不變」，碰到「彈性運用」，「例外」會不會變「通例」？看來企業老闆們高傲的心態、觀念、見解，才是一例一休爭議的癥結所在。

  拜讀彭明敏教授「李登輝與柯文哲」一文，彭教授的觀察入微，以及學者下筆的溫文婉轉及微言大義，我深感敬佩。 前總統李登輝於威權時期雖有「違心之論」，但他掌權之後對台灣民主及台灣認同等各方面的貢獻，令人感佩。李前總統的歷史地位已有定論，無需贅言。 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彭教授對他的評議頗有學者風範；不過讀後仍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柯文哲二○一四年選前宣稱他是「墨綠」，讓包括本人在內的選民們都受騙，出錢出力支持他。當時柯文哲曾質問「九二共識內容是甚麼」，他還說要「把中國當作是一個外國」。 然而當選後，柯文哲將台北市府「大陸小組」從研考會納入直屬市長的單位，市長的事不好好做，卻搞起「兩岸關係」！不但「一個中國不是問題」，而且「瞭解與尊重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最後乾脆「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起來。 看見蔡英文民調滑落，他忙著籠絡對中國懷有憧憬的深藍選民，亟思連任，結果我們看到世大運時柯文哲連台灣旗幟也沒收，卻任令統促黨的惡棍揮舞五星旗，更讓他們暴力傷人，致使台大學生濺血！ 柯文哲是墨綠嗎？是彭教授所說的雙重人格嗎？我想都不是，柯文哲沒有雙重人格。柯文哲「政治素人」是真，但其他都是假的，而他說謊、投機取巧的本質已經暴露，他根本缺乏真正的人格理念和思維！我懷疑，他只有「親中害台」一種人格！ 在美國調查「通俄門」中認罪的弗林（Michael Flynn），曾是備受尊重的將軍，但他退休踏入政壇，很快就暴露投機政客的真面目，和「素人」柯文哲有異曲同工之處。 充滿理想性的年輕人，對政治人物要有洞察力。我深深懷疑，柯文哲是親中害台的投機政客！ （作者為總統府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