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傳統上有個習慣，說話的時候避免使用那個「死」字。取而代之的字和詞很多，最常聽到的是「三長兩短」。你要是常看電視，一定聽過類似這樣的台詞：「我就這麼一個女兒，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所謂的「三長兩短」，指的就是一個還沒加蓋的棺材，三塊長的加兩塊短的。所以「三長兩短」的意思就是「死」。  棺材加蓋以後，就變成 3+2+1=6。所以出殯就被稱作「出六」。國人還有個習慣，看到出殯的隊伍，就要遠遠的避開。如果一時無法迴避，也要轉過身來不看，以免被煞到中邪。因此，「出六」又延伸出另一個意思，就是指一個人外貌或舉止粗俗不雅，令人不忍卒睹，看到了他就好像看到出殯的隊伍一樣，要趕快時把臉轉開，避凶趨吉。譬如說，一個女人家，兒子都讀大學了，還穿著清涼的超短熱褲上教堂做禮拜。我們客家老人家就會搖頭嘆氣說：「看哪！誰家的婦人啊，好『出六』喔。」  當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果當眾挖鼻屎，那也是超級「出六」的行為。 最近，「出六」又有了新解。  你如果開過支票，你一定知道「六」字的大寫是「陸」。因此，「出六」就是「出陸」。中國最近開放M503 航線，捨內「陸」不走硬要出來台海招搖，就是不折不扣的「出陸」或「出六」。基本上這種行為和半老徐娘賣風騷或江澤民摳鼻屎是一樣丟人現眼的。也像出殯，誰撞上誰倒霉。  一個人只能「出」一次「六」。聖經啟示錄上面描述撒旦說它從地中上來．說話好像龍，它的數目是「六六六」。如今這龍的傳人M503 「出陸」，一旦墜下來，恐怕出的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六」，而是「六六六」。     中國這次片面啟用M503「出陸」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的： 航線使班機捨近求遠，沒有經濟效益。  航線貼近台灣航空識別區，有安全疑慮。  中方強硬表示，沒有和台灣商量的必要。  時機上與中國戰機戰艦繞台、航母南巡、及船艦騷擾釣魚台海域行為配合，更在中國「武統」叫囂正烈之際，益發顯得中國動機不單純。 不過，中國這個愚蠢的行動恐怕也會對它自己產生不利影響。這一年來，美國對於中國在朝鮮半島危機的曖昧立場早已不耐煩；對中國在周邊海域步步進逼也加強警惕；川普政府對中美間貿易結構性失衡正在磨刀霍霍。美國參院已經通過台灣旅行法，加強與台灣的聯繫，台灣將可望被列入在美日印澳聯盟體系當中，共同對付中國。  更有甚者，美國國防部在 1月19日公布的最新國防戰略中，中國和俄羅斯被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挑戰，超過恐怖主義威脅。報告中露骨的表示，中國正在運用它的軍事現代化、影響力和掠奪式的經濟活動來脅迫鄰國，試圖改變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秩序，尋求獲得地區的霸權，並在未來取代美國、取得全球的主導地位。 （請參閱美國之音【美國防戰略：中、俄的威脅超過恐怖主義】）  中國面對美國的這個動作當然非常跳腳，除了痛罵美國的「冷戰思維」，還侈言什麼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無意稱霸争霸。川普可不是傻瓜，根據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吉原恒淑1月18日在華盛頓世界政治學院發表演講時說，到2020年，中國海軍服役艦艇的數量將超過美國，達到世界之最。不想稱霸搞這些碗糕幹嘛？玩迪士尼啊？（請參閱美國之音【美國應針對中國海軍反潛、反水雷弱點】） 回到我們的主題。從整個大環境看，M503「出陸」，只是中國尋求霸權想領導世界過程中的一個小動作。一葉知秋，我們不必害怕，但也要深自警惕。  END

  1948年底，國共內戰局勢明朗，國民黨政權兵敗如山倒，黨內派系鬥爭也愈演愈烈，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實際上蔣卻在背後無視李宗仁繼續操控佈署軍政。 而臺灣二戰後遭中華民國政權當成免費提款機狂印臺幣墊付中央政府支出，並且對金圓券設定不合理的匯率，導致臺灣捲入中國惡性通貨膨脹被掏空榨個精光，在蔣介石下野當時一斤米已漲到接近十萬圓之譜。 為了逃來臺灣做準備，中華民國政權於是對臺著手進行一連串貨幣改革措施，例如停止由臺灣銀行墊付中央政府支出，並預備發行新臺幣止血，這也就是後來的「四萬換一塊」事件。 在中華民國政權戰後對臺任意掏空到逃亡求生的整個過程中，臺灣被他們當成了什麼？理解歷史稍有智商的人也能理解。但我們從來聽不到一句道歉，也聽不到一句感恩，取而代之的，卻是一連串拙劣至極的政治神話與謊言，至今未歇。 圖：逃來臺灣免於被殲滅卻宣稱解救臺灣的蔣介石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展昭（教師） 陳明與金延華還說，辜仲諒希望返台後不被羈押，且案件由特偵組偵辦對他較友善，才請他們做不實陳報狀。（民棒資料圖） 幾年前，發生在1955年轟動一時的孫立人案，經監察院2001年重啟調查後，監委們認為，當年郭廷亮是受到情報局脅迫、誘騙和刑求，才會被迫「扮演」匪諜。2011正式宣告孫立人沒有叛國，是冤枉的、應該給予回復名譽，可說是「天日昭昭」，遲來的正義。 孫立人兵變案（又稱郭廷亮匪諜案），當時阿歐西政府指控陸軍上將孫立人的部屬郭廷亮少校，預謀發動兵變，宣稱孫立人「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將他革職軟禁長達33年。其實背後是兩蔣在主導整個案件，因為早在入緬對日作戰時，孫立人早有抗命救英軍的「前科」，先是抗命而主動派兵至仁安羌拯救被日軍所包圍的英軍，後來又違抗命令，撤退時不經由野人山回國，而是率領自己的38師向西撤退至印度。前一次抗命拯救7千英軍，揚威國際，也降低日軍日後對自己大本部後方的威脅，後一次抗命保全38師將士的生命，因為通過野人山的6萬杜律民部隊，大都命喪在森林中，只有少數人得以生還，可見蔣介石與其嫡系將領之昏庸無能。 來台灣後，蔣介石有意扶植其子蔣經國接班，要求在軍中安插政工人員，孫立人不同意，因為他認為軍隊是國家的，豈能屬於某一黨，也就因此觸怒兩蔣，種下殺機。但是兩蔣苦無藉口，最後教唆自己的特務，從孫立人部下郭廷亮下手，起初百般威脅利誘與殘酷刑求，郭廷亮都不屈服也不動心，後來欺騙郭廷亮說，只要他自白，就可保孫立人安全，事後證明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據此來認定孫立人有謀反之心，可講兩蔣司馬昭之心，人盡皆知。 孫立人也因此被迫辭職，受軟禁長達33年。此事由蔣氏父子主導，動機和目的已很清楚，就是想家天下當「皇帝」，總統職位可以萬年世襲，國民黨上下可以永遠「吃香喝辣」。而孫案還有節外生枝，郭廷亮出獄後，一心要平反孫案而到處奔波，不料有一次在乘坐火車時，無緣無故摔下火車而殞命，究竟是自殺丶他殺或意外，完全不了了之，在轉型正義中，「郭正亮命案」也該視為疑案而重啓調查，不能像當時以「意外」草草結案吧！ 扁案中的辜仲諒也是如此，被國民黨的司法人員威脅利誘作偽證，才讓扁被關。辜家律師陳明與中信金法務長金延華曾出庭作證說，紅火公司獲利的3億元並未流進扁家，只因辜仲諒擔心返台被押，才會幫辜做出不實陳報狀。陳明與金延華還說，辜仲諒希望返台後不被羈押，且案件由特偵組偵辦對他較友善，才請他們做不實陳報狀，並依特偵組意見，改稱紅火獲利3億元多數用於沖銷先前送進扁家的現金缺口，餘款供扁家日後再度索討之用。 前民進黨立委蔡煌瑯、翁金珠曾帶著黨團「對特偵組檢察官涉嫌教唆辜仲諒先生作偽證的聲明」等資料，拜會前檢察總長黃世銘。蔡、翁指出，辜仲諒已在法院開庭時翻供，指稱紅火案獲利的3億元並未流向扁家，律師也證述相同內容。蔡、翁批評，辜會咬扁涉不法，已指向是特偵組教唆他作「偽證」，特偵組還派檢察官特別跑到日本找辜回國誣陷扁，特偵組檢察官已涉嫌濫權追訴、偽造文書罪，這是非常重大的司法醜聞，特偵組必須給社會一個交代才行，但至今只見官官相護，不追究偽證或濫權追訴，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台灣的司法實在笑死人了。 由以上兩案件可以看出，國民黨的司法有其「優良」傳統，可謂「一脈相傳」，為了打擊政敵，維護自己的政權與利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在威權時代，人民敢怒不敢言，民主時代，主人有權要求真相，讓所有政治冤獄大白於天下。國民黨現在是該誠實招來的時候，不要再為獨裁者「擦屁股」了，否則將徹底被主人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不是無罪免訴，而是要清算刨根究柢） 郭廷亮與辜仲諒案相隔近一甲子，案件性質雖然不同，阿歐西司法人員教唆當事人作偽證則一，若有人還相信這樣的司法審判結果，也該去吃大便了！  

1月22日壽星 英國浪漫派詩人拜倫 「懂得四肢自由的人，猶如奴隸。」 ——拜倫 先天跛足的詩人拜倫，四肢顯然不完全自由，但他卻追尋着自由放浪的一生。 1788年的今天，拜倫出生在倫敦一個衰落的貴族家庭，父親棄家出走，母親性情乖戾，因此拜倫具有孤僻和憂鬱的性格。10歲時他繼承伯祖父的男爵爵位，過著擁有世襲領地的貴族生活。但「拜倫勳爵」卻產生「貴族式的叛逆」，他在他所居地諾丁漢郡看到工人被壓迫的命運，深感同情。1805年他進劍橋大學主修文學與歷史，深受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等人影響，並開始創作詩歌。 透過詩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對貴族生活的厭倦和鄙視。但也因為貴族身份使他得以遊歷多國，擴展政治視野，豐富寫作題材。他親眼目睹歐洲被壓迫民族為自由和獨立的奮鬥，也看到英國在歐洲大陸不光彩的明爭暗鬥。他在國會發表演說，支持愛爾蘭獨立；他去義大利，投入燒炭黨人的運動（1816）；最後他去希臘，參加希臘獨立戰爭（擺脫咢圖曼帝國），卻病逝在希臘軍中。1823年拜倫臨終遺言：「我的財產，我的精力都獻給了希臘的獨立戰爭，現在連生命也獻上吧！」希臘政府為拜倫舉行了隆重國葬。 拜倫在作品中塑造出所謂「拜倫式的英雄」，如《海盗》中的康德拉、《哈羅爾德遊記》、《曼弗雷德》中的主角，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們追求自由，反抗社會的罪惡，孤軍抗爭，终告失敗，這亦是拜倫人生的投射。他提倡平等自由，反對專制，支持各國的獨立運動，同情苦難人民。但他的貴族習氣卻又讓他無法融入大眾。甚至他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成為政客與貴族抨擊他的藉口。西敏寺曾經有很長的時間以「道德」理由拒絕安葬他的遺體。然而他的「貴族式的叛逆」，卻讓羅素寫《西方哲學史》時為他寫了一章。 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人們在他的天性中，都暗藏著一種愛人的意向與動機。」 「真理是時間的產物，而不是權威的產物。」  ——法蘭西斯·培根 1561年的今天，英國倫敦河岸的一個爵士家庭出生了一個嬰孩，他就是後來成為古典經驗論始祖的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有良好的家世背景，培根13歲就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讀神學、天文學、形上學、邏輯、數學、希臘文、拉丁文…。畢業後曾出任英國駐法使館的外交事務秘書、當選過下議院議員、出任掌璽大臣、大法官。卻在大法官任上，牽涉一樁賄賂案入獄，後獲國王赦免，閉門著書，反而在學術思想上發揮貢獻。 培根是意識到科學及其方法論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第一人。他的《新工具論》主要是對科學方法的分析。他的科學方法是以觀察、實驗定性和歸納為主。把大量事實（經驗）搜集起來是他的方法的首要要求，被認為是「古典經驗論」的始祖。

黃瑞華／最高法院法官、林孟皇／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陳欽賢／台南地院法官 十餘年來，台灣司法的公信力空前低落。其中緣由，除了部分判決不符國民法律感情，引發爭議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則是二○一○年以來所爆發的多起司法人員貪瀆、關說等倫理風紀案。當時，前最高法院法官蕭仰歸之子肇事逃逸關說無罪案，重創司法尊嚴及公信；涉及有無枉法裁判犯罪的關鍵人物林洲富法官，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認定的事實，可以斷定他是一個說謊者。 此事鬧得沸沸揚揚，司法中人，幾乎無人不知。一個說謊、涉嫌包庇關說、包庇犯罪甚至枉法裁判的人，並不具備法官應有的正直、廉潔本質，司法體系讓他繼續掌握斷人是非、生死大權，已對不起人民，更何況讓他執掌「審議全國法官倫理風紀及淘汰不適任法官」的權柄。為何他能在第四屆法官評鑑委員會（法評會）的法官代表選舉中，以最高票當選？除了法官們普遍不關心公共事務、候選人資訊不透明、可否拉票競選等機制問題外，更出在法官群體的自我角色認知及自律文化的嚴重不足！ 台灣民主轉型後，二十多年來的司法改革，法官群體追求所謂的「審判獨立空間」，絕大多數是擴張法官自主權利的「法官自治」與待遇福利事項；審判獨立所應相伴相隨的「法官自律」事項，則遲未真正建立。 因為只重視自治、不重視自律，加上法官遷調、司法首長派任，都依賴法官群體的選舉、口碑，再由法官成員占絕大多數的司法院人審會負責審議，法官社群自然形成：與人為善、價值不明；家醜不外揚、報喜不報憂；嚴以責人，寬以律己等等鄉愿及官官相護的司法文化。而司法高層為博取法官群體的支持，安撫、討好、輕輕放下，便成為處理法官敬業嚴重不足，或嚴重違反倫理規範事件的方法。這是司法界圖求集體安逸，以最低標準自我看待的深層原因。 以林洲富為例，二年前他參選第三屆法評會委員時，已因為前述「前科」而遭法官質疑。但他不僅「打死不退」，列名候補委員，還繼續參選第四屆法評會委員選舉，到各法院拉票，以服務熱誠爭取支持，最後以最高票當選。近日，林洲富更被推選為該會召集人，負責主持審議不適任法官的糾舉、淘汰會議，並擔任該會發言人，對外詮釋決議結果。為何接續發生如此荒謬的事情？ 重點在於司法高層對林洲富當選一事所表彰的是非、價值，沒有感覺。在法官論壇已出現質疑聲浪，民間司改團體甚至投書媒體抨擊時，司法院行政團隊還是輕忽問題的嚴重性，未能事前提醒，以致許宗力院長失察，指定林洲富為第四屆法評會第一次會議的臨時召集人，負責主持第一次的會議及選舉。讓沉浸於「仰承上意」官僚文化，或經許院長遴聘為委員而可能不明就裡的「公正人士」，因此在該次會議中推選林洲富為本任期召集人。 司改會18日在司法院前舉行記者會，要求林洲富法官辭去法評會評鑑委員一職。（記者溫于德攝） 外界對法官或司法體系的信任度，迄今仍沉落谷底，司法的公眾信任危機並未解除，縱使多數法官兢兢業業，仍未獲得應有的社會敬重與信任。就此，我們必須嚴正地說，自許院長上任以來，或許因為來自學界、一開始即面臨再任大法官的違憲爭議，只見他在各種場合討好、附和法官們的發言，採取「就地合法」、安撫人心的策略；完全沒看到他有思考：在威權體制環境下成長的司法體系，亟需轉型正義的價值新思維與新文化澆灌，因而在人事任命、淘汰監督不適任法官事宜上採取應有的積極作為。而法官群體於抱怨受到浮濫的法官評鑑聲請之外，能否思考：如果法官們能夠自律、自重，努力提升自己，並勇於捍衛法官應有的風骨，他律的手還伸得進來嗎？ 政黨輪替前，人民強烈要求司法改革；政黨輪替後，許院長承代表新民意的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而就任，理應對全體民意負責，而不是對全體法官負責。因為司法院長應是公眾意志的代理人，而不是法官利益的受託者。為了配合全國司改國是會議的各項決議，司法院行政團隊雖戮力擬具「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等各項制度變革法案，但改革是否成功，關鍵在人。如果法官們的思維、群體文化沒變革，仍然是新瓶舊酒，改革很難有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今日的台灣司法，可能仍與正在建構轉型正義的民意嚴重脫節。 另外，法官也是普通人，會有七情六欲。即便曾表態過支持某見解，還是有人會因為長官公開他的見解後，而自動轉彎附和，目的在升遷需要的「關愛眼神」；也有司法首長樂於運用其資源權力，而「恩庇侍從」、運作、操弄各種選舉、決議。部分備受爭議的判決，其問題的緣由即在於此，這也是部分法官對於自我角色認知不清、自律與自重精神不足所致。 目前的司法改革，擴大用法官選舉的方式，決定各種司法大小事；看似往民主化邁進，但如果司法人事文化、選舉文化沒有改變，或仍然縱容，甚至包庇個別長官運用其資源、權力，運作、影響選舉或決議結果，司法改革的結果，也許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災難。司法改革能否成功，法官能否贏回敬重，關鍵在建立自律、自重的司法文化！

  如果不用革命手段，要在體制內去除黨國統治的不公不義，做到真正民主轉型，那負責監督公務員的監察院，就是需要像陳師孟這種人：有正義感、不怕「熱」。 陳師孟的任命，讓黨國遺老遺少抓狂，馬吳之流，檢察官、司法官、律師公會，搬出意識形態、針對性、追殺國民黨、恫嚇法官、損害司法名聲等各種理由頑抗。其實，他們費盡心機編織的反對理由，正是陳師孟最適合當監委的理由。 民進黨政府把司法改革、轉型正義列為施政要務，通過不當黨產條例，成立專責機構處理不當黨產，也加速解密政治冤案文件，但並沒有成立特別委員會平反黨國體制遺留的冤錯假案。 陳師孟言明在先，他要調查陳水扁案和郭瑤琪案。扁案被告有隱藏鉅額金錢的「證據」，但檢察官及法官先設定立場、尋求偽證、恣意換法官和採取不同法律定義，違法失職事證更明確；郭案是惡人告狀，並無任何事證，卻被判刑定讞。 台灣需要轉型正義及司法改革，原因就在法院長期受國民黨控制，缺少獨立監督，致有人甘為黨國工具，違法濫權。陳師孟要挑起監委重任，即運用體制內的監察院承擔轉型正義的任務，調查政治冤錯假案。 陳師孟要查辦綠不辦藍或包庇藍的法官，有助改造法官的心態，走回獨立與正義。他祭出彈劾權並非恫嚇正直的法官，而是嚇阻不肖法官濫權，那不但不會損害司法公信力，反而是重建它的公信力。 台灣要談改革，談轉型正義，就是需要陳師孟這種人「赤膽屠龍」。他有理念、有立場，都很正常，只要他能認真查明事實，公正的讓證據說話，對台灣民主轉型便功不可沒。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鄒景雯／特稿 總統有夢想，廣大的納稅人絕對會有更多的夢想。有一個夢想，對於「大政府」或「小政府」主張者都適用，就是希望大家繳的每一分血汗錢，都能夠花在刀口上，並且發揮最大效益。對於掏錢出來的人來說，最上者是：養最少的人員，做最多的政務推動；勉強忍受的中策是：養不少人員，做出不少的政務；最下者是：養了愈來愈多的人員，卻做了愈來愈少的政務。既言夢想，當然要的是最上者。 納稅人繳的每一分血汗錢，都能夠花在刀口上，並且發揮最大效益。（資料照） 新政府上台後，完成公教年金改革，把沉重的退休金負擔降下來，是符合納稅人期待的。但是，面對了過去的問題，同時也要減少製造新的問題，因此如何控制現職人員的人事成本，一方面穩定財政，一方面避免排擠實際的業務推動資源，也是頭家考核請來的管家婆是否稱職的重要指標。 就拿刻正在立法院臨時會等待通過的政府總預算來說，一○七年度中央機關預算員額總數（包含國營事業、基金會）仍然高達二十二萬二八九人，這還不包括一些屬於編制外的非公務人員，如臨時人員及派遣人員等等。前者，之所以驚人，在於歷任政府都講政府組織改造，改了這麼多年，還維持這麼大的編制，卻感覺不出「大有為」的火車頭氣象，因而令繳稅的人氣餒；後者，之所以更驚人，在於政府總員額法做了上限限制之外，居然還搞一大堆「管控機制」來進用職員以外的人力，例如中央機關現有的派遣勞工就達萬人之譜，辛苦的納稅人看到這種長久以來無法改善的情況，會不傷心？ 花了這麼多的人事費用，一○七年度中央政府整體人事費約四二五八億元，總要發揮政策制定的能量，結果納稅人卻看到各重要部會把大量的政策規劃與政策研究外包給智庫與學界去做，一般來說，工作委外的優點是可節省政府組織人力，如果做到這點，確實符合效益；但若組織沒有顯著的瘦身，又要花上龐大的委辦預算，把重要的政策內涵交給外面的機構去代行，換句話說，勞力密集的業務要派遣，專業密集的業務要發包，那麼每年按考績晉級的公務員，要納稅人無條件給他們逐年增加薪資、保險、退撫支出，他們的定位與價值到底是什麼？這種政府治理方式合理嗎？ 以上講的，當然不是蔡英文政府獨有的問題，而是一直以來就不斷惡化的結果。如果政府是一家公司，公民就是股東，政黨輪替等於董事會改組，因此對於這個新的經營團隊，股東們也必須要有夢想，希望這家公司先從自己改革起，給更多的股東有信心後，才有資格以「大政府」自居。

二○一六年六月，台南市議員謝龍介質詢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認為賴清德主張台灣獨立導致中國觀光客減少，賴清德簡短回擊，呼籲謝龍介不要再幫中國講話了。 可以不要再幫中國講話了嗎？許多台灣人應該都跟筆者有著相同的無奈以及憤怒心情。 二○一七年六月中旬，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巴拿馬共和國副總統兼外長德聖馬洛在北京簽署建交公報，宣告巴拿馬與台灣長達超過一世紀的外交關係終結。藍營政客與親中媒體不是一致對外指責中國的蠻橫，卻是砲口向內大力批判小英政府不遵守「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統一投降原則，才嚐到斷交的苦果。 近年來，台灣國籍的海外詐騙犯屢屢被遣送至中國受審，無視台灣的國籍管轄原則。二○一六年四月，中國更是強行將獲得肯亞法院宣判無罪之八名台灣人帶往中國。非法擄人，嚴重侵害當事人基本人權的作為，親中媒體則藉由不斷放送中國嚴懲詐騙犯的「豐功偉業」，合理化中國無視台灣政府的蠻橫作為，更藉此嘲諷台灣司法孱弱，成為詐騙犯的天堂。 當中國未經協商片面啟動M503等四條爭議航路，對於台海和平現狀、區域安全穩定以及飛航安全都造成嚴重衝擊，台灣民航局以暫不核准東航、廈航申請兩岸春節加班機一七六班反制時，藍營政客與親中媒體又再度幫中國講話，成為中國的傳聲筒。 藍營政客要求蔡英文政府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重啟兩岸交流與談判；親中媒體更是打出台商牌，認為這樣的反制方法將導致五萬名台商過年無家可歸，刻意醜化小英政府不在乎台商。 藍營政客與親中媒體的共同特性就是，無視事件的爭議源頭，刻意錯置前後因果關係，與中國同一個鼻孔出氣。不要再幫中國講話了，請理智的想想：這樣子除了增加台灣民眾對統派政媒「胳臂向外彎」的厭惡之外，對所謂「統一大業」有甚麼助益呢？ （作者為教師，台南市民）

瑞士「日內瓦論壇報」當地時間廿日刊出投書，瑞士讀者、友台人士李格亞斯（Jean-Yves Legouas）批評，北京當局未經協商片面啟動M503等爭議航路，持續在國際上霸凌台灣，影響區域穩定，也嚴重危及飛航安全。 李格亞斯指出，許多人成長階段都看過同學被霸凌，國際社會也有以大欺小的情形，中國在國際上霸凌台灣就是一個例子，有如令老師頭痛的問題學生，不停霸凌台灣，但國際大家庭的成員卻視而不見，甚至趨炎附勢，缺乏道德勇氣。 瑞士有這樣見義勇為的公民，肯為萬里之外的台灣仗義執言，證明瑞士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人民不因為國家小而限制自己的眼光與道德勇氣。 反觀國民黨，不僅沒有敵愾同仇，譴責中共蠻橫，甚至還幫中共說話，如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唐德明說，中國片面啟用M503航路不需我方同意。 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不是政治、軍事或經濟的強大，而是有道德勇氣的公民，是能見義勇為關心別人的「瓦上霜」，台灣教育正是缺乏這樣的素質，所以有許多目光如豆，自私自利不管別人死活的政黨與既得利益者。 （作者現任教授，新北市民）

  林保華／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日前在報章發表《我是否已被統戰了？》的文章，回憶一九八六年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他是如何墜入中共的統戰陷阱。那時他被北京聘請為基本法諮詢委員，但是不了解中共的統戰語言與方式，也因孤掌難鳴無法發揮作用，結果只是充當政治花瓶而已，他與司徒華在六四後都退出這個機構。 有這樣的反省來教育後人很好，可惜沒有聯繫當前中共如何統戰民主黨與泛民的，這才是現實必須去應對的。中國為了打擊港獨，正在大肆統戰香港泛民，不惜解除他們某些人的入境黑名單。有的人入境中國後還po出照片而自鳴得意，令人痛心。 台灣、香港都把統戰簡化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即使自己被統戰了，也還是次要敵人；在主要敵人被消滅後，次要敵人就上升為主要敵人。然而即使這樣淺顯的道理，這些「次要敵人」不但笨到不懂，甚至還幫助共產黨打擊主要敵人，就是香港的本土派。這不是做幫凶嗎？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也扮演這種角色，完全忘記他們作為中共主要敵人時是如何被屠宰的。 《自由時報》最近報導：國安情資顯示，中國鎖定我十大目標團體與族群，包括基層村里、青年、學生、中配、原住民、親中政黨與政治團體、宗教宮廟、同鄉宗親、農漁會、退將等，藉此從事對台工作。 由於涵蓋面很廣，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被統戰的機會。面對中共統戰，不外幾種態度：一，拒絕來往；二，受寵若驚；三，與之周旋，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最無恥的是第二種人，最難做的是第三種人，因為要做到原則與靈活的結合、堅持與妥協的結合，不小心就是兩面不討好；然而當政者與有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士往往要扮演這種角色。扮演第三種角色者，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才不會犯錯，尤其對統戰要有深刻的認識。 比較完整的統戰內涵應該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最關鍵就是「利用矛盾，各個擊破」。而所謂矛盾，除了群體內部的矛盾，還有個人人性中善與惡、軟弱與堅強的矛盾等等。 因此當群體內部有矛盾時，中共黑手就會伸進來，拉攏一部分人，打擊一部分人；為此會用激進的口號，也會擺出偽善的面目。我們強調台灣內部的團結，就是避免被各個擊破，這是原則問題。中共即使利用群體內部的矛盾，也是通過群體中的個人進行。所以中共對統戰對象中的個人資訊進行詳細的分析，對膽小的進行恐嚇；恐嚇無效的就找其弱點，例如金錢、女色、榮譽等等，其中對老而不甘寂寞者的利用最為拿手，把他們當玩偶擺弄。 中共的統戰有明確的，例如邀請參加某些活動；也有暗地進行的，例如多年不見的老友突然來訪，議題涉及對岸的某些事情，可能就是統戰「打進去」與「拉出來」的開始。 尤其需要台灣人警覺的是，統戰工作中有一部分是情蒐工作，也就是透過接觸蒐集情資，因此如果缺乏心防，問者有心，答者無意，就很可能在接觸的閒談中不小心被對方蒐集到他們所需要的情資。如果因為被統戰而受寵若驚，很自然會盡其所知，告知對方以討好，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間諜或線人。一九五○年代初期香港《大公報》發行人周瑜瑞本來是高級統戰對象，被騙回中國說他是英國間諜進行審查多年，在答應成為共諜以後才放他回香港，後來他逃到英國，寫了《徬徨與抉擇》詳述經過。 以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來說，明的是學術機構，實際上也做情蒐工作，那裡就有我的個人檔案；公安部、國安部、中聯辦、港澳辦、國台辦都有我的檔案不出奇，社科院也有，我就有點意外。社科院常與台灣學者接觸，學者們應該明白這一點。 「統戰」被毛澤東列為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在國共鬥爭中，中共處於弱勢，是以虛偽的民主、平等理念來欺騙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獲得巨大成功，一批國民黨高幹子女都墜入統戰陷阱，出賣父輩與國民黨，但是中共建國後他們許多都被清算而下場悲慘。現在中國崛起，統戰不需要理念，而是赤裸裸地利益收買，接受收買的也就成為無恥的玩物；如果因為價格談不攏還在待價而沽，更需要我們的警覺。 我所在的兩個小小團體都有人被統戰、被滲透，那麼執政黨與國家的重要部門就沒有嗎？最近美國爆發出來的ＣＩＡ駐香港主任被收買，聯想到一九八六年被揭露在ＣＩＡ潛伏近四十年的共諜金無怠，台灣面對國家認同的嚴重歧異，對反統、反諜更需十分用心。我們每個人要時時問自己：我有沒有被中共統戰？我應對得正確嗎？

    近年來國際上很流行講「國力」這兩個字，像是「美國國力日衰」、「中國崛起、國力日盛」等。西方媒體也在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之外，創造「銳實力」（sharp power）這新名詞來形容中國對外的兇悍霸道。 領導統御也算國力 在國際關係學裡，國家的利益決定目標、目標決定政策；而執行政策、達成目標、捍衛利益的加總即為「國力」或「實力」。那什麼是國力？如何計算？  一般來說國力的內容是指一切可供利用的資源，包括支配國內外人民思想和行動的政治權力、地理形式、經濟力（尤其是天然資源及工業能力）和財力、人民（包括數量、品質、性格、精神、教育等）、科技基礎、軍事組織與戰力，以及作為統合因素的領導統御。  所以國力的組成元素是戰略、軍事、經濟、政治力量和弱點的混合體。它一部分是由軍事部門所決定，但更重要的是領土的大小和位置、疆界的性質、人口、天然資源、經濟結構、技術發展、財力、種族成分、社會團結、政治程序等，再加上常被稱為無形因素的所謂「民族精神」。據上述可制定一個計算公式來說明：Pp=(C+E+M)X(S+W）。Pp=Perceived Power（可感覺到的國家力量）。C=Critical Mass（重要實質）=人口加領土。E=Economic Capability（經濟能力）。M=Military Capability（軍事力量）。S=Strategic Purpose（戰略目標）。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追求國家戰略的意志）。  中國離偉大仍遙遠 這個公式頗有爭議，因為意志、精神、重要實質都定義不明，且無法量化，只能當作概算，是大致衡量一國實力的指數。如果就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來看，美國目前都勝過中國。硬實力主要是軍力，美國空、海戰力比中國強大，雖然差距正在縮小，但中國在可見的未來仍非美軍的對手。軟實力主要三項來源：文化（對外國也有吸引力）、政治價值（在國內外都能落實這些理念）及外交政策（有合法性及道德權威），中國在這三方面都落後甚多。美國大部分的軟實力來自公民社會──大學、基金會、好萊塢、大眾文化等，不是來自政府。諾貝爾獎的美國得主人數遙遙領先各國。中國誤以為政府是軟實力的主要工具，例如北京在國際推動的孔子學院遭到排斥；剛好相反，他國對強國的政府宣傳很反感，民間的軟實力才是利器。中國要成為偉大的國家，以目前的素質和水平還差得遠。 

看到所得稅法修正案三讀通過的新聞，個人的綜所稅調降，企業的營所稅調高，忍不住要替民進黨按個讚！因為，降稅很容易，又可以討好選民，這個大家都會，沒甚麼了不起。但是把稅調高，錢不會進到政客口袋，選票又會跑掉，一般政客不會幹這種事（所以台灣租稅負擔率幾乎是全球最低）。 問題是，金山銀山也有吃空的一天，台灣財政早就面臨嚴重的問題，急需挹注，加稅是不得不然的選項，卻沒有人敢動，因為要考量選票流失的衝擊。所以國民黨執政時說要年金改革，然後無疾而終。馬英九甚至把營所稅稅率調降到十七％。民進黨再次執政，不顧廣大軍公教反彈，小英推動年改，很不簡單。現在又把營所稅調高，雖然我個人也會因此多繳一些稅，但還是要給她按個讚！這才是真正以國家發展為念的施政格局！ 另外，民進黨政府如果做了該做的事，我覺得媒體應予肯定，而不是繼續以挖糞為樂，反而失了應有的平衡、公正立場，也失去讀者的信任。 （作者為中小企業主，新北市民）

  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有好一陣子輿論界和政治觀察者都在問，民主化以來的幾位台灣總統，他們的歷史定位會是什麼。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問題，以下是我粗淺而大膽的看法。 解嚴後的李登輝總統（一九八八—二○○○），他的歷史定位會是：建構民主體制 政黨輪替後的陳水扁總統（二○○○—二○○八），他的歷史定位將是：打造新國家認同 換言之，解嚴以來迄今的前兩位總統，他們的功過不難評估。就民主和國家認同而言，李、陳各有貢獻，也各自代表了戰後台灣這兩個典範移轉的承接政治領導人物。但第三位繼任的馬英九總統在這兩方面恐怕就相當失分，也耗損了前兩位李、陳所累積的民主本錢和認同資本。如果說在馬八年裡，為了實現他親中和統一的意識形態，名是為使兩岸關係解凍與和諧，卻讓台灣的民主倒退和國格受損，我想很多人不會反對。 那蔡英文總統（二○一六— ）的歷史定位又會是什麼呢？這恐怕得從小英政府受人民付託的期待和責任談起。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之前的二○一四春太陽花公民運動和二○一四冬的地方選舉，台灣社會都已瀰漫著不滿民主衰敗和台灣認同沉淪的集體情緒。民進黨贏、蔡英文被選上總統，不就是要她挽救和鞏固台灣民主命運以及不再向中國叩頭稱臣、甘作帝國中國的朝貢國嗎？一年半多來，小英政府整體來說，的確在對內救援民主和對外堅持國家認同上，都很嚴肅和積極在做，前者是劍及履及（急驚風）的大作，後者則是沉穩以對（慢郎中）的小作。 小英的民主作為就是大刀闊斧地除弊改革，從「一例一休」的修正、「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成案、「同婚（多元婚姻成家）釋憲」、「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到「公民投票法」修正、「不當黨產處理」的落實、「司法改革」的起步和「轉型正義促進條例」的公布，在在都證實民進黨的民主改革舉措並沒有瞻前顧後。前述幾個改革在國民黨、民進黨前朝政府都曾光說不練或是都不敢想。可見小英總統的改革決心和膽量恐怕更大於李、陳兩位前總統；馬當然是蔡的對立面樣板。 也因為這種改革步驟大和急，一個接一個，不但讓一些一般公民以為小英光破不立，對同情的政治觀察家來說，會評她樹敵多於交友。對政黨政治現實來說，改革的受益者是整個民主體制，而非特定或具體的「選民」，而受害者卻歷歷可數；於是受益者沉默，受害者卻跳腳，這就導致一年半來，台灣民主雖已被救，也有深化和鞏固的成績，但政府民調卻沒得到肯定，反而下降。 至於對中國「說不」看起來好像是小作，其實也是需要莫大勇氣和堅忍的耐力。這看在傾中統派眼裡，他們認為那是「反中」、「自閉」、「挑釁」，當然會把一些中國一年半來的霸凌惡行反而歸罪給小英的「不接受九二共識」。另外，對台派傾獨的深綠人士來說，小英卻只是「堅持的溫吞不作為」。所以小英的不讓步和堅忍作為，都會被統獨兩派斥為不當和過猶不及，當然也就批評聲不斷。而這兩派積極份子卻又都被媒體寵愛，一再在媒體嗆聲，當然對小英的聲望一點都沒幫忙；更在部分媒體渲染下，好像小英政府的對中政策都沒做對。 在上述這內外困境交迫之下，小英施政民調要高，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果這對內大舉改革和對外堅持立場相比，我會傾向支持小英要繼續堅持推該推的改革，除了民主深化、司法改革、轉型正義外，還有憲政改革。但是準備要更充足、時機要掌握得有智慧、說理也要更清楚有力。還好，小英總統的心理建設很不錯，她上週在南投公開說，「為了改革，她不怕被批評」、「如果要討好，就不必選她當總統」。這正是她有自知之明、沉得住氣的難得個性和勇氣。這也是很多明理的人支持她、欣賞她的理由。 這不是說，對中國的惡行就只有軟性喊話和呼籲而已，我認為小英總統和政府要更大聲、更堅定地向中國抗議，該說重話，就說出來，否則中國這個惡鄰一定會繼續侵門踏戶。台灣可以更高的民主和人權價值來做為我方對他們復談的要求。不要被他們堅持的「一個中國」、「九二共識」所綁架。同時更要向美、日重要盟友尋求他們直接的聲援，接著把中國霸凌行為向國際控訴，讓全球來譴責中國。 當然，除了除弊之外，小英政府也要有興利的良方，夢想雖好，但務實可行的興利政策，讓人民有感，才是正道。 總之，回到本文一開始的發問，小英總統的歷史定位究竟是什麼？從過去一年的觀察來看，我想小英或許已自許，我也期待她要更奮鬥去建立的定位是「落實轉型正義」。因為轉型正義是她已有的強項，也更是前幾位總統沒做到或不敢做的大政績。

◎ 袁愷勳 據說有台大學生到了中國一陣子（三天？）趕忙在網路上發了文說人家很進步，並不是玻璃心，台灣人才是玻璃心。真的嗎？依我看來，台灣人是離玻璃心最遠的種族。 不說遠的，最近才有在台外國人實況主在直播時公然說出「台女很easy！」這種近乎種族羞辱的言論，引起許多批評。可是，台灣人除了去實況平台檢舉他、或者頂多是揚言退出那平台，似乎也沒有甚麼激烈的反應，甚至台灣人還自己先筆戰起來，爭論台女是不是真的很easy！ 這要是換了真正的「玻璃心大國」，那可不得了了，大概那外國人的直播頻道馬上被「屏蔽」；上面他常去的夜總會大概也要暫時休業，以免被「愛國民眾」給「打砸搶」；他本人可能要被「當局」以安全理由「保護起來」了！ 人不比不知道，台灣人比起某些鄰居，真是太溫良、太恭儉讓了！ （作者為文案人員，台北市民）   ◎ 蔡張坤 在台灣生活的美籍人氣直播主Cjayride辱台事件，引發社會不滿，眾怒難犯之下，他表示歉意。而十四日他遭到Twitch官方封鎖，十八日就解封，僅四天而已，台灣尊嚴只值這樣？ CJ打著「探索台灣」的名義，要介紹台灣風俗，但影片中諸多惡行，被網友以「Cjayride黑歷史整理」貼在PTT(https://disp.cc/b/163-apYM)，例如在禁止路人通行的道路上滑滑板；闖進博愛特區，大玩空拍機；逛北投溫泉博物館，違反規定開直播。還被踢爆時常亂拍女生，並在網路上大肆批評其穿著與外貌；走在路上，裝作不懂中文，藉機虧台灣女生…等等。不尊重台灣人，也不遵守規矩，無視於台灣文化。屢犯不改，已經不應該；愈來愈離譜，毫無悔意。這種人，不該被縱容！ （作者為退休教師，新北市民）

  罔顧飛安，侵門踏戶，吃人夠夠！把你霸凌一頓後，再踢你幾腳，還要你賠！ 中國片面啟用M503及3W航路，再把兩岸春節加班機卡關歸責台灣。中國就是這樣一霸凌再霸凌三霸凌台灣...，這次玩的又是以上惡霸手段。 W122與馬祖終端空域最近處僅2.8浬、W123與金門終端空域最近處僅1.1浬（約2公里），可能使雙方航機發生不預期空中接近或撞機。（資料照） 中國反咬台灣政府不顧人民權益，假如它說的是人話，那麼，為了往來台海兩岸的所有人民權益，飛安就是硬道理！中國就不能以任何藉口片面啟用M503及3W航路。 因為，M503航路距海峽中線最近的才7公里多，3W航路中的W123與金門終端空域更距離不到兩公里，空中接近甚至意外的風險大增。為了人命價值最高的飛安，兩岸事先協商絕對必要。中國卻片面硬幹！ 台灣抗議無效後，只好以暫不核准使用M503航路的中國廈航、東航兩岸春節加班機。這也是希望中方儘快來協商，共同找出最能顧到飛航安全的路。 台灣抗議無效後，只好以暫不核准使用M503航路的中國廈航、東航兩岸春節加班機。圖為東方航空。（路透） 中國若真關心人民最重要的節日春節加班機之需，其實可以很簡單，一是立即接受其他航空公司的加班機取代廈航、東航；另一是立即進行春節飛航專案協商。 春節加班機卡關問題源頭，是因中國片面啟用M503等4航路，中國製造問題還故意把問題懸著，做為逼台灣就範、再霸凌台灣的工具；更操控中媒、親中媒體、政黨、常跟著中國搖尾巴的台企聯等等，擺出一副「圍毆」台灣政府的惡霸姿態。這更坐實中國片面啟動M503等4航路，根本就是侵門踏戶、包藏禍心！ 中國把國、共合作炮製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片面變成「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中國國民黨被霸凌卻已無感覺，還與對方一起霸凌台灣政府。（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中國霸凌台灣，中國國民黨也加入霸凌行列，批判台灣政府，其實，中國國民黨曾遭中國嚴重霸凌，那就是中國把國、共合作炮製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片面變成「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中華民國就這樣被霸凌、被消失了。 中國國民黨被霸凌卻已無感覺，還與對方一起霸凌台灣政府，莫非患了斯德哥爾摩被霸凌症候群！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日前在松山菸廠舉行「從德國經驗看轉型正義」講座，引來中國國民黨外圍組織「五六七聯盟」、「國民黨開放聯盟」等七、八名成員，至會場外高舉標語抗議，要德國黨產專家耶朋曼「不要被民進黨騙了」，但是其標語上竟然寫著「Mr.Eppelmann.Do you Know？KMT leaded Taiwan...」（耶朋曼 你知道嗎？國民黨鉛化台灣...），令德國媒體一頭霧水，講座主持人之一的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事後也在FACEBOOK上提醒：「需要複習一下Led、Leaded」，也有眼尖網友發現，不只一個英文看板拼錯，標語還瞎問另一個英文標語原本想表達台灣民主由中國國民黨領導，卻將「Led by KMT」，錯寫成「leaded（鉛化）by KMT」(註1)。  由於英語並非大部分台灣人的母語，也不是台灣的官方語言，若是一般的台灣人錯用英文單字，台灣的社會大眾其實大可一笑置之，只不過由於這一次舉標語的是中國國民黨的外圍組織，而中國國民黨長期以來又喜歡將自己塑造成高學歷、高社經地位又有國際觀的「高尚政黨」，並不時嘲笑其他政黨的支持者都是「三低一高」(低文化、低收入、低社會地位、高齡)，而今竟然在外國人面前上演這一齣名符其實的「出洋相」鬧劇，除了再次暴露出中國國民黨華而不實、虛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本質外，同時也在無意間不打自招的一語道破中國國民黨確實就是有如鉛一般對台灣造成極為嚴重的危害，可謂歪打正著！  如眾所周知，鉛含有毒性，一旦人體吸收了鉛，身體會把它誤當其它重要的金屬元素，尤其是鈣、鐵和鋅。這些元素是體內許多化學反應的必須品，而魚目混珠的鉛影響這些反應正常進行，兒童若是鉛中毒，會導致永久智力損傷和行為異常，此外，鉛除了會造成腎臟病，鉛中毒更與暴力犯罪有相當的關係，由於鉛對人體健康與社會安全有這種種的重大危害，因此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各國政府都無不竭盡所能的防治鉛污染，只有中國仍然盲目的將經濟發展列為第一優先忽視鉛污染，以至於近年來中國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以及汕頭貴嶼鎮練江等地，都發現當地兒童嚴重鉛中毒(註2)。  鉛這種冒充是身體所需的其它重要的金屬元素，讓人體在吸收鉛之後，造成智力受損、傷害腎臟、引發暴力犯罪….等等的特性，不正是和中國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謊稱他們是防止台灣被赤化的民主與自由守護者，實際上卻是打著民主的旗幟反民主、在台灣一黨專制獨裁統治，騎在台灣人頭上作威作福的行徑完全一模一樣嗎？在無數台灣先賢先烈付出血淚的巨大代價後，終於促成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之後，坐享其成的中國國民黨政客，卻又打著「拚經濟」的幌子欺騙許多政治智力低下的台灣人選票，讓他們得以「完全執政」了八年，結果台灣的經濟不但沒能再次起飛實現令人怦然心動的「633政見」，反而還因為大量的人才與資金外流到中國而陷入經濟低迷，比起在「朝小野大」下執政處處遭到中國國民黨掣肘的陳水扁執政八年還不如的慘況(註3)！  就此來看，台灣確實是被中國國民黨給「鉛化」了，因此，整個台灣社會才會在各方面到現在還是百病叢生，如果要正本溯源，其始作俑者都無不和中國國民黨長期在台灣的一黨專制統治有關！至於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所實施的愚民教育，造成到現在仍然有為數頗眾的台灣人政治智力低下，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話術唬弄得暈頭轉向，就更是中國國民黨「鉛化」台灣的最大後遺症，只有徹底落實轉型正義來加以矯治，否則必然會嚴重影響台灣未來的健全發展。  (註1) http://m.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17606  (註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9%9B%E4%B8%AD%E6%AF%92  (註3)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90372 

  企圖用一個法律，就解決所有勞資雙法的問題，甚至把台灣十幾年低薪處境，以為靠一套《勞基法》就能處理，那根本是緣木求魚，更露骨說：總統的3萬元夢想，恐怕會等很久。（圖／李秉芳） 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在工業化100年後，開啟勞權兩項重要指標：第一，保障薪資：每天最低5美元。第二，工作時間限制：每天不可超過8小時，超過工時就算加班，這是最早由資方提出的保障勞動權，可見，天底下也不完全是「慣老闆」，好老闆還是處處有。 當時，美國工人的日薪，大約是2美元，5美元日薪，當然對工人的士氣，具有莫大鼓舞，因此，福特汽車產量品質相繼提升，8小時工時，也使勞工獲得休息，美國休閒產業因此隨之擴大，這是利己和利他雙贏的政策，但是，100年後，勞資從合作演化成對立，實在令人唏噓，想要找到勞資平衡都很困難，遑論雙贏了。 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一書中說：「一個富人的成功，相當於500個窮人的犧牲，平實而論，富裕的生活，奠基在窮人痛苦上」，這句話的確是真理，因此，民主社會為了避免使貧富不均，演變成革命的怒火，所以在企業的第一次分配後，會利用社會福利設計，補足這些不平之處，因為民主國家政府，無權干預私人企業對盈餘的分配，以免違背市場法則，因此，每一次的勞動權修法，總會觸及企業利潤分配的議題，簡單說：立法本身，是一場資本家和勞工的拉鋸戰，因此，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起源和基礎》中說：「貧富差距，本來是經濟差距，後來會慢慢演變成政治差距，因為，每一次勞工對資本家的抗爭，會使資方對勞工的同情熱心遞減，而勞工常把資方的不退讓，視為頑固，也會使勞方對資方的怒火遞增」，立法一但走到這一步，就變成惡意的因果循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所有國家的勞團，在勞權抗爭上，手段日漸激烈，勞資雙方的人情，也更形淡薄，再加上政客為了選票的表態助力，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角色所扮演的仲裁，就更顯困難和重要。 2018年之初，《勞基法》二度修法，再度陷入混亂局面，即便總統已經二度道歉，民調顯示：超過50%的人民贊成再度修法，卻有超過60%的人，不知道修法內容，顯示，多數台灣受薪階級，很少關心法律，只靠著電視得來的片面資訊，左右了思考和心態，歷史上，本來就有左傾色彩的民進黨，在執政後，必須向中間靠攏，又被勞團指責偏向資方，而一向站在資方立場說話的國民黨，卻關心起勞工？不管真假，都是好事，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為求表現，從議堂內戰到場外，也險些擦槍走火，闖入總統府限制區淋雨，甚至勞團臥軌，阻礙交通，給人負面的評價。 這時候又傳來南韓基本工資調升為台幣43,000元，相當於兩倍的台灣22K，南韓在兩年前，剛把基本薪資調漲到3.7K，眼看鄰國一直加碼，自己國家低薪十幾年，還在退步中，難免使正在抗爭的台灣勞工，更加沮喪。許多人喜歡以南韓和台灣做比較，因為兩國有相同的歷史背景，走過類似經濟發展道路，也面對強鄰共黨武力壓迫，南韓在困頓中，可以經濟起飛，驚奇連連，而台灣從龍尾巴跌落，卻每況愈下，問題是出在哪裡？ 其實，南韓勞工不盡然生活在地獄，卻也不會是天堂，張夏成在《憤怒韓國》一書中說：南韓勞工一直處於憤怒狀態，這也是為什麼南韓勞團，在針對勞權鬥爭中，放火燒車，樣樣敢作，表現比台灣還激烈的原因。80年代，還有南韓勞工在抗爭中現場自焚，可以想像那種激烈場面，但是，很多事情通常是兩面刃，過度激烈抗爭的勞工行為，一定會阻礙資本家的投資，尤其是海外投資者，經常會以勞工抗爭事件多寡，作為投資考量。 南韓的企業環境，是大財團控制的所謂財團企業國家，政府政策，相當程度必須和財團妥協，比較不同的是：南韓司法獨立，成為制約財團的手段，若比較台灣和南韓的司法，南韓司法受人民信任，高於台灣很多，許多大企業污染環境，或用金錢賄絡政府官員，在台灣會被輕判的案件，在南韓根本不可能發生。 根據統計：南韓受薪勞工有1,900萬人，18%屬於大財團企業勞工，中小企業勞工佔了82%，但是，有30%的勞工，拿不到43,000台幣的基本工資，這些勞工就是所謂臨時工，或外派聘僱，並非正職勞工，這些勞工平均月薪，大約25,000台幣，比南韓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薪資26,000台幣，還要低。前面說：南韓是大財團控制的國家，第一大財團企業就是三星集團，勞工10萬人上下，這些員工在南韓就是天之驕子，工資是中小企業的兩倍以上，只有大型外商銀行的薪水可以相比，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南韓年輕人，要拼命讀書，以擠入大財團企業為榮，台灣的企業環境，和南韓相當類似，但是，中小企業的薪水，還不像韓國，差距如此巨大。 因為工資不平等，形成南韓嚴重的貧富差距，根據2015年OECD國家的調查排名，南韓貧富差距是世界排名第四名，從金字塔的分配，就可以清楚理解：20%金字塔頂端人口，所得是8,449萬韓元，但是20%金字塔底端人口所得，只有2,058萬韓元，如果從資產來比較，更為驚人，20%金字塔頂端資產是8億2,000萬韓元，而20%金字塔底端人口資產只有1,300萬韓元，相差64倍。所以，90%受薪階級所得無法儲蓄，而中高所得者只要購屋，一生就被貸款綁架，這種情況和台灣沒有兩樣，所以，判斷勞工生活是否幸福，單看表面數字，無法一窺全貌。 南韓勞團主要力量，都是大財團企業的工會主導，根據統計：大企業的勞工，加入勞團的比率是47 %，但是，中小企業的勞工加入工會只有2%，所以，真正沒有發聲管道的勞工，其實都在中小企業居多，大企業的勞工，只要遭受到不平對待，很快就會找到媒體出力出聲，這種情況，在小企業根本看不到，台灣的情況也是如此，還有另一個使台灣勞團和南韓相較，更形弱化的因素，那就是「黨國體制」。 南韓曾經經歷過強勢軍人獨裁統治，但是，威權政府並沒有把黑手伸進工會，控制勞團，而台灣過去在黨國體制下，多數大企業甚至國營大企業，工會實際上是被資方控制的，這種情況一直到解嚴後10年，才慢慢改善，可見，沒有自由的工會，就不可能產生有力量的勞團，因為勞動權的抗爭，基本上是來自團結。 南韓在2005年，就通過每周工作時數40小時，南韓的《勞基法》稱為《就業及勞動標準法》，立法上採取同心圓理論，把母法放在中心，如同《憲法》位階，提供指導原則和綱領，然後才從中心向外延伸，外圍法律包括：《最低薪資法》、《退休金保障法》、《保障派遣員工法》、《保障兼職員工法》、《工業安全健康法》等等，這些由母法延伸出去的法則，大方向就是不違背母法，甚至對某些行業，也可以立特別法，台灣也有勞動學者建議：應該用這種「同心包圍」理論定訂法律，才不至於造成一雙鞋子，要給眾人穿的感覺。 但是，話又說回來，企圖用一個法律，就解決所有勞資雙法的問題，甚至把台灣十幾年低薪處境，以為靠一套《勞基法》就能處理，那根本是緣木求魚，更露骨說：總統的3萬元夢想，恐怕會等很久。 曾經擔任國策顧問的黃天麟，在一篇文章說：低薪的真正元凶，其實是中國對台灣的磁吸，80%的上市上櫃公司，在中國設廠，百萬台商台勞在中國，迫使每年70萬台灣移民工，只能遠赴海外，這些人口也相對降低了在台灣的消費，生產外移，固然是低薪原因，但是，要追問誰令致之？過去，台商貪求中國勞工便宜，是磁吸因素，現在，中國工資，已經不低於台灣，環保法令更是嚴苛，為甚麼不回家鄉？真正原因就是：台灣不是國家，而中國打壓，才是造成台灣非國家元凶。 鼓勵台商回到台灣設廠，固然可以提高薪資，增加就業人口，問題還是無法突破區域經濟整合的關稅障礙。同樣產品在中國出口，和台灣出口相比，關稅至少差3 %，而這個3%，等於是企業利潤，政府早就理解問題所在，企圖以南向政策，突破中國包圍，卻還是受到中國政治勢力牽制，這個問題短期內無解。 前不久，上海崑山發佈限汙令，300家台商中，一半決定出走，但是中國立即收回成命，因為走了一家，老共不怕，走掉一半，相當於10萬中國勞工準備失業，中國目前經濟調整期間，工人失業，已經是政權最大危機，事件的結果是：發佈限汙令的市長下台，更簡單說：老共還是想辦法扣住大型台灣企業，不讓台商出走，不要讓台商回家，幫助台灣經濟好轉，持續窮台亂台，仍然是老共最高指導政策。 《勞基法》再度修法下場了，會不會造成過勞血汗，短期間無法評斷，我想說的是：好法律不如遇到好老闆，勞工總有一天也會變成老闆，當你遇到壞老闆時，要善用吹哨子，那是勞工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生命中，許多不平等待遇，正好是窮人奮鬥向上的原始動力，在過於舒適的環境下工作，不可能造就偉大企業家的。

  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 《後漢書》〈杜密傳〉         本人指責司法官「辦綠不辦藍」的惡劣行徑時，司法界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竟然大團結，集體歇斯底里以言詞回擊本人。       記得嗎？前年蔡英文總統在「司改國是會議」籌備會開幕式上，脫口說出：「司法不被人民信任，失去做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期許不再發生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情況」。此言一出，「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立馬以公開信反擊，不僅要求蔡總統指出有哪些「具體案例」讓她感到司法問題嚴重， 更以「動機論」指蔡總統是想以司改轉移施政無能的焦點：「上述演說內容不僅斵傷司法尊嚴，更無疑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語言，在台灣，政治人物慣於使用政治語言來掩飾其施政績效不彰。」蔡總統修養比我好，沒有計較，但我卻不會「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       這次該法官協會說我「恫嚇司法」、律師公會全聯會說我會使司法官「憂懼」，另一檢察官團體則說我對司法界造成「寒蟬效應」，所以好像這三大龍頭（或是恐龍頭？）團體都異口同聲表達對我的「害怕」。怎麽會這樣？其實認識我的人都誇我平常「溫文儒雅」說，唉。我對於前二者直白用語頗為同情，恨不得買些棒棒糖給他們壓驚。但是對那個文縐縐的「寒蟬效應」之說，則點燃我心中的一把怒火，因為這已經是無知兼無恥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由《後漢書》裡「寒蟬」的典故可知，寒蟬其實是一種對人極端藐視的形容，說好聽些是指一個人「明哲保身、毫無擔當」，說難聽些是「畏首畏尾、苟且偷生」。一個人面對大是大非時，不敢出聲表態，只能裝聾做啞、以免惹禍上身，自己甘願被當成一隻無脊椎昆蟲，瑟縮在寒冬裡，這是多麽變態的人性、扭曲的人生，這不學無術的法界人士，居然把這樣的名稱往自己頭上套，說我會造成他們變成寒蟬。       但重點是寒蟬是「自同」造成的，也就是自己認同這付德性，不是被強迫的，更不是被別人嚇出來的。所以如果還把過錯推到別人頭上，連做隻責任自負的寒蟬都不夠格。今天的司法界如果仍然是寒蟬一窩，不要怪罪我放話，是他們原來就自甘墮落，自同寒蟬。而我如果有對他們「喊話恫嚇、打擊報復、清算鬥爭」，無非也只是想給這些失聲已久的寒蟬一記當頭棒喝，希望他們恢復內心良知與道德勇氣。       「自同寒蟬」也讓我想起另一件事：蔡總統先前在為司法院長提名人辯護時所說的：「面對威權，大家不都是選擇服從嗎？」這段話的關鍵在「選擇」兩字，換句話說，服從威權並不是沒有意識之下的行為，也不是有人強迫非如此不可，而是基於「惜己」或「顧好自己」的考量，就「隱情」或「埋沒實情」，選擇做一隻失聲寒蟬，任憑好人蒙冤、惡人得意，自己能置身事外最重要。仔細想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獨裁統治的年代，司法界不正是充斥這種懦弱噤聲的司法官嗎？台灣長久以來，「正義最後一道防線」是由一窩不談正義的寒蟬在守護，豈不是天大的諷刺！       更令人感傷的是，這還算是好的，寒蟬雖然沒有仗義直言，至少沒有仗勢欺人；就像恐龍遠比寒蟬凶殘，一些做為威權打手的司法官所造成的正義防線潰敗，當然遠比旁觀坐視者更可怕。或許我們可以用漢娜．鄂蘭的區分：恐龍司法官是「極致的 (radical) 邪惡」，而寒蟬司法官則是「平庸的 (banal) 邪惡」，但不論何者，都是在轉型正義中司法除垢的對象。 (圖/民報)       不過我最難過的乃是，當今台灣大社會中，事實上「自同寒蟬」的絕不只司法界而已。尤其是中國崛起之後，在不斷的文攻武嚇、以商圍政之下，多少軟骨的台灣人日漸對真理正義冷漠、對拳頭暴力低頭、對金錢物慾跪拜，甚至不但不以寒蟬為恥、反倒以寒蟬為得計。學術界如此、演藝界如此、企業界也如此；小老百姓如此、軍人也如此。這樣全面的價值崩壞、倫理淪喪，常常是一個國家民族敗亡的開始，令人對台灣憂心。       在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的今日，很多人在對他歌功頌德之際，把十大建設、沒有傳位兒子、解除戒嚴、…都歸功於這個情報頭子出身的皇太子，認為他一生功大於過。我還是要提到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的話：「要問政府為你 (do for) 做了什麽，先問政府對你 (do to) 做了什麽。」獨裁政權再多的施惠都無法瀰補的罪過，就是把人民塑造成「寒蟬」，不敢挺直軀幹做「人」。  

  2017年秘魯的平安夜並不平靜。當晚總統庫辛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以人道理由向現年79歲、因涉嫌貪污、謀殺綁架等多起違反人權事件而在2009年被判刑25年的前總統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發布特赦令，不但震撼了祕魯全國，也引發不小的爭議。 1938年7月28日生於秘魯首都利馬的藤森，在1990年當選總統以前，並無從政經歷。他曾於祕魯國立農業大學任教，並曾任系主任、校長等職，還曾榮任全國校長會議主席。1990年他以學者清新形象獨立參選總統，結果在第二輪票選中竟以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差距，擊敗競爭對手、國際知名作家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成為秘魯史上首位日裔總統。 1995年的大選中，他創下秘魯歷史上的先例，在首輪投票即以64.27%的絕對多數連任總統。2000年更成為拉美政治史上極富爭議性的三連霸總統。但不久即因其親信、情報頭子蒙特西諾斯（Vladimiro Montesinos）向各界人士行賄的錄影帶曝光，而在11月22日遭國會以「道德上之不適任」革除總統職務。他也趁出席APEC高峰會議時，潛逃日本並向國會提出辭呈但未被接受，狼狽地成為第一位在異國突然宣布辭職的拉美國家元首。 回顧藤森十年的執政期間，稱得上是毀譽參半。首先，面對國內外惡劣的經濟形勢，他採取與國際金融機構積極合作的立場，大力實施以新自由主義為架構的「震盪療法」，在短短幾年內，就將通膨指數由1990年的7649.6%抑制至1992年的56.7%，1995年以後更降至10%以下。且在整個1990年代，秘魯都保持了不錯的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和貧困現象也都有所緩解。 其次，他以更強硬的反恐政策對付困擾多年、已造成無數傷亡的「光明之路」（SL）與「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MRTA）兩大極左游擊組織，並發揮了效果。不但在1992年9月將光明之路的首腦古斯曼（Abimael Guzmán）繩之以法，1997年4月更以武力成功瓦解MRTA日本大使館人質危機。可說藤森政府最主要的成就，即是成功解決了通貨膨脹與左派游擊隊這兩個1980年回歸民選政府後最大的執政困境。 然而，藤森的鐵腕治國方式卻也引起種種非議。1992年4月5日在軍方支持下，他發動「自我政變」（autogolpe），宣布中止1979年憲法、解散國會，大幅改組司法機構。其後再以公民投票通過新憲法，將總統不得連任的限制改為得連選連任一次，並在1995年高票勝出。1996年又透過其在國會擁有多數席次的政團「變革90-新多數」（Cambio 90 - Nueva Mayoría）通過第26657號法案，以使他能三度競逐總統寶座。 除了逐漸走向個人專制外，藤森也依靠軍隊和情治機構鞏固政權並實行高壓統治。輕則非法監聽、恐嚇威脅，重則進行政治暗殺，對人權的侵害可說是相當嚴重。尤其是在掃蕩左派游擊隊的過程中，亦有濫殺無辜之嫌。因此，有拉美史學者不僅認為秘魯是九〇年代第一個重返威權統治的南美國家，更認為藤森統治時期的秘魯呈現了「不自由民主」的特質。 2005年藤森欲借道智利潛入秘魯時被捕。2007年從智利被引渡回國後，最高法院也開始對他在任內所犯貪腐、濫權、盜用公款及綁架、謀殺等七項案件展開審訊。2009年他因人權迫害罪獲刑25年。巴爾加斯．尤薩在判決後表示，這個判決是對所有執政者的警告，「凡是踐踏憲法與法律，下令刑求與謀殺，他們的行為將難逃法網」。（參見何國世，《秘魯史：太陽的子民》、鄧中堅主編，向駿著，《拉丁美洲七講》、陳柏潤，《民主與威權的擺盪：藤森執政下的秘魯(1990-2000)》、石雅如，〈拉丁美洲轉型正義概況〉，《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入獄後的藤森，近年來因健康不佳已多次保外就醫，去年12月23日再因血壓驟降和心律不整送院急救。在此之前，他曾三度申請赦免，庫辛斯基也在6月首度鬆口表示：「我覺得是時候來討論了」。而在23日藤森緊急就醫後，庫辛斯基亦在隔日晚間突然宣布特赦。 即便庫辛斯基聲明是基於人道主義，且事後面對舉國撻伐，也向人民喊話說「正義並非報復」，但身陷貪腐風波的他，21日才驚險躲過國會彈劾，24日藤森即獲特赦，因此招來了政治交易的非議。反對派指責，此次彈劾是由藤森長女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領導的最大在野黨「人民力量黨」（Fuerza Popular, FP）所發動的，但因鬧內鬨，最終以八票之差遭否決。而意外倒戈的同黨議員，正是惠子的弟弟藤森健二（Kenji Fujimori）。藤森健二過去一再要求總統特赦父親，因此特赦決定被外界解讀是庫辛斯基為還人情的舉措。 陪伴藤森謙也返家的藤森健二在Twitter寫道「跟我父親一起」，並附上與父親坐在車後座的自拍照。（圖片來源：取自藤森健二的Twitter） 獲釋返家的藤森謙也與子女合照，中為藤森謙也，左二為藤森惠子，右二為藤森健二。（圖片來源：取自藤森惠子的Twitter） 而當藤森重獲自由的消息傳出後，不僅國內的人權團體發動抗議，兩名聯合國人權專家也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出於政治動機特赦藤森是秘魯法治的一次倒退，也辜負了那些受害者與證人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但無論如何，強人獲釋（並在1月4日）返家終成定局，甚且人民力量黨目前仍是秘魯最有實力的政黨，以過半優勢掌握著國會；延續家族政治香火的惠子雖然兩度問鼎總統失利，但在2016年僅以0.25%的微幅差距敗給現任總統，弟弟健二的政治前途也被看好。儘管藤森政權已經垮台17年，但就像秘魯天主教大學政治學教授托斯塔（Fernando TuestaSoldevilla）說的，「藤森統治時代還會影響我們一段時間」。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民報、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曾於2016年舉行國際人權日專題演講，蔣理容也擔任其開場的導讀。圖／民報資料照 中國清代有一部諷刺性的章回小說叫《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將科第中人追求功名的醜態百像描寫得盡致淋漓。其中第23回有一句這樣的話：「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喫酒，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 我自青年時代參與當年的「黨外」民主運動、又側身學術界、文化界，至今已歷數十年，也可說「相交滿天下」。但數十年來閱歷現代「儒林外史」之餘，確實也有「知心能幾人」的喟嘆！但我不嗜喝酒，卻喜歡舊話重提。回顧數十年來的「知心能幾人」當中，蔣理容老師是極少數中的一位知心朋友，也是現代「儒林外史」之外的一個特例。 我與理容能靈犀相通，不僅因為有著近似的Mentality，而且有相類似的身家經驗與心路歷程。蔣理容的伯公，就是領導1920年代台灣抗日社會運動的領袖蔣渭水，她的祖父就是蔣渭水的胞弟蔣渭川 ; 而我的舅公，就是與蔣渭水互稱「同志」，參與蔣渭水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投身社會運動與宗教改革的「革命僧」林秋梧。我們都是當年台灣人「公民覺醒」運動的前輩的後人。 可嘆的是，我們都有很長的時間浸漬在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裡面，接受「去台灣化」的「教育」，以致早年對自己台灣的文化、歷史毫無所知。也都不知道自己的親長中，有過曾經在台灣歷史上奮鬥奉獻的偉大人物。好在，正直的人遲早會醒悟，當我們猛然覺醒，知道了我們台灣前輩志士的奮鬥歷史，看到我們自己親長的勇往豪邁的身影，我們不僅感到驕傲，也隨即跟進腳步，也想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盡點力，希望無忝此生，不讓歷史留白，不讓蔣渭水、林秋梧在天浩嘆我們是虛妄迷惘的一代。 蔣理容這幾年來透過「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舉辦無數次的活動，透過媒體著書立說，發揮的就是蔣渭水精神；我也在大學時代著手進行舅公林秋梧的傳記，最後出版《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不僅不讓秋梧舅公「疾沒世而名不稱」，更要替他「發潛德之幽光」。我與理容有如此近似的身家經驗與心路歷程，不成為知己也難。 我置身社運界、學術界、文化界數十年，目睹當今的「儒林外史」，看到「相交滿天下」的百態，有人追逐虛名，有人鉤心鬥角，有人爭風吃醋，有人孤芳自賞，有人目中無人，有人虛情假意，有人營私結黨，有人寬己嚴人，有人火牛狂奔……，但是不卑不亢的蔣理容卻守著本分與熱情，籌辦各種演講、座談、音樂會等等活動，進行著和我們的親長蔣渭水、林秋梧同樣的「喚起同胞」「為民喉舌」的工作。她不為名利權勢，但「名」自來，而「權」與「利」則兩空。 這幾年來，她身為音樂家，而能將音樂與文學、歷史結合。她身為作家，更奮筆疾書為我們介紹古今內外的諸多典範人物，以及藝術、文化、音樂的論評。理容將近年來這些作品集結成冊出版，書名就叫「典範」。無巧不巧，我也正一直在收集許多令人感動淚崩的人與事，準備將來出版，預定書名就叫「典範故事」。在理容的《典範》一書出版之前，我有幸先睹全書書稿，發現理容書中人物的典範，不正是她與書中人物的互相投射嗎？理容這些年來的用心與辛勤，本身正是令我動容的典範，我是「蔣理容典範」的見證人。 最後，我還要透露我與理容的「個資」，我們不只是有共同的理想，我們也有共同的「不理想」，那就是我們都是「抗癌同志」。我們選擇反抗威權，選擇為民主自由奮鬥、為優質文化獻身，那是我們「歡喜作，甘願受」。但是我們成為「抗癌同志」則非我們所願，只能借殷海光教授的一句話相互鼓勵—「人海蒼茫，願天下有心肝的人彼此互相溫暖」。   蔣理容文論集《典範》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蔣理容新書——《典範》，1月28日將以別開生面的「音樂講談會」形式發表。藉演唱、演奏及名家開講，營造一場溫馨、怡然且充滿人文光輝的聚會，歡迎大家親臨欣賞。 《典範》一書集結蔣理容3年來在《民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內容包羅人物、藝術、音樂、文學、政治、社會等面向，跨越國界，超越時空，呈現歷史，關懷社會，字裡行間透顯人文氣息與知性光芒。 1月28日的發表會，以音樂會取代簽名會，結合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製作的《向典範致敬》鋼琴曲與《台語當代歌謠新編合唱曲集》現場演唱及演奏。同時邀名家舉辦新書導讀暨心得分享，並由陳永興醫師主講《典範的追求》。 《典範》新書發表—音樂—講談會 時間：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下午2：30－5：00 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 偉成大樓 15樓【台灣國際會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