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銘洲/編譯 台灣衛星地圖。圖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美國航太總署NASA 穿透歷史迷霧，才能照見真如台灣；對於未來前景，也應從較為長遠觀察視野，才能獲悉中肯評價。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SOAS)），台灣中心主任達菲德.費爾（Dafydd Fell），1月22日在《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發表一篇見地卓著明快專文，名為「台灣的樂觀、悲觀週期」（Cycles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Taiwan），內容指出，1980年代解嚴至今，台灣歷經多度看好與看壞，快速上下震盪的兩重性。 費爾如此敘述說道，先前數週前，我從台中高鐵下車搭計程車的經歷說起。載我的司機告訴我：台灣命運已決，我們最好請共產黨早日收復台灣。最近重返這座島國，聽到點點滴滴關於台灣社會的悲觀論調，而這位司機的看法可能是最為悲觀的那一端點。 作為學術工作者，而非新聞從業人員，我觀察台灣角度，較不採取一日式或週式的短期眼光；而是採取長期，以及發展式的「比較縱深」。從1980-2000年代至今，我以多個不同身份在台灣居住，先是學生，市場調查執行者，音樂圈DJ人員，後來則是研究人員；如今每年約花個1個月時間，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這個「台灣悲喜輪迴」（cycles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m）觀點，是個人長期觀察台灣的體悟。。 「悲觀」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日愈關切台灣年輕人，移往中國謀職問題。不過，從長期觀點來看，會有不同圖像解讀；台灣並非現在才出現，人才流失問題。1949-1987 年實施戒嚴期間，多數海外留學生學成之後，基於政治、經濟因素，並沒有返回台灣。從歷史來看，每次國內外的台灣政治危機，都會引發移民風潮，例如1979年中美斷交；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所幸的是，台灣跟南韓、日本一樣，都能吸引外來移民者；近來香港民眾申請移民台灣件數增多，就是個顯例。 這趟台灣之行，有民眾抱怨，蔡英文上台之後，街頭示威不斷，危及社會穩定；這讓我想起1980年代台灣，同樣有類似現象；當時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我，民眾抗爭堵塞交通，影響司機生計。學者費爾指出，民主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寶貝資產；如果欠缺「抗議」精神，1990年野百合運動，哪有機會締造「真正民主」的台灣藍圖？ 我曾透過「核四停建」為例，向英國反核團體介紹台灣的民主社會動能。英國人對於台灣的反核成就，頗為嫉妒。20多年來的反核運動，不僅讓核四「封存」，舊核電廠也將屆齡除役，對台灣社會來說，距離打造非核家園目標，是越來越近了。與台灣的非核走向相反的是，英國還繼續建造新核電廠，而且引不起大規模抗爭，政界對於該議題辯論也興趣缺缺。 2014年太陽花運動，成功展現來自人民的抗議，足以傾覆跟中國威權國家進行「政治統合」趨向；僅管中台一體原先被視為「不可阻擋」主流。同樣情況，也出現在LGBT同性團體，他們透過個人的行動派，要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台灣「公民社會」與「抗議文化」，事實上已成為台灣最強大的軟實力資產。美國東亞問題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曾論述主張，台灣解嚴後的民主進程，跟很多國家比起來，表現出色。 充滿活力的鐘擺效應 台灣人心對於「台灣民主」成就狀態，很容易在不同時間，呈現鉅幅震盪（譯注：台灣人習慣用「鐘擺效應」描述。）當我1990年秋季，完成台灣學業，打算返回英國期間，當時郝伯村獲提名為行政院院長，台灣輿論界因此瀰漫著「回復威權」統治疑慮。到了1992年我重返台灣，並持續住到1990年代末期，這時的社會氛圍大大丕變；社會上充滿著樂觀氣息，台灣人對於國家政權的「民主和平」轉移，充滿驕傲感；這時間「全民健保」開辦，台灣安全渡過亞洲金融風爆；一些海外學者，甚至用「民主楷模」稱呼台灣。當2000年我又來到台灣，適逢首度「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延續上個階段的樂觀發展氣息。 2001年我重返台灣，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資料搜集。當時台灣面臨「分裂政府」僵局，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國民黨則掌握國會過半議席；社會上充斥著悲觀氣息。引發悲觀思潮的另一助因是，台灣經濟衰退，而且失業率創下歷年新高。然而，一些國際學術界的重要評析與研究卻發現，台灣的民主動能，持續源源不絕冒出來。另一方面，僅管經歷2003年的SARS危機，台灣在陳水扁2000-2004年主政期間，多半達成可觀的經濟成長目標。 到了陳水扁總統第2任期，新一輪悲觀心態持續散布於台灣社會；多半源自於針對陳水扁以及其身邊權貴人士的貪污指控；另一因素是2006年間紅衫軍發動的倒扁運動。記得當時的新黨政治人物邱毅，每天在電視節目上，源源不絕爆料反扁。 2008年馬英九在總統選舉大獲全勝之後，台灣又燃起新一波樂觀氣息；他提出兩岸和解主張，並倡議雙方共享經濟成果，各自擴展國際空間。這項領航計畫，隨後於2014年喪失續航力，因為台灣選民日愈擔憂「中台統合」的親中效應，將危及台灣自由民主。2014年公民運動的大規模抗議奏效，外加蔡英文2016年勝選執政，讓台灣社會又洋溢「樂觀氣息」。 英國學者費爾指出，台灣民主最讓人激賞特點之一，在於有能力因應變局危機。我常在課堂上告訴學生，測試民主品質的良窳，在於檢視其能否因應國家所面臨，最為迫切的社會、政治問題。他提到，回顧解嚴後歷史腳蹤，清楚載明了台灣在某些領域，例如性別平權、社會福利、政治防腐，甚至在中台關係處理，皆表現傑出。他並說道，台灣政治能夠發揮作用，在於透過選舉期間的政策辯論；一旦政治人物違背競選諾言，遠離民意或公民社會，就會在下一輪選舉被看破手腳；相對而言，威權國家就沒有這套民主制衡機制。 幾週前的訪台田野，我的確聽聞不少悲觀論調；不過一位在英國居住多年的老友，最近決定重返台灣生活，他的說法（透露些許堅定）：「當然，台灣是有未來的。」

（資料照） 張博雅並不是什麼「壞人」，至少沒有背叛台灣之心，只是她太愛做官，就變得沒有原則，綠的招手她去，藍的招手她也去，但除了逢迎馬英九鬥爭王金平，和把監察院舊案胡亂結案外，也不知道她做了什麼事。 對馬政權來說，張博雅是監察院長「最佳人選」，因為她的條件正是國民黨的最愛：聽話，家族在地方有影響力。不但如此，她可以當馬政權的最佳盆栽：台灣人、女性、無黨籍。 如果她有骨氣，有擔當，公正無私的帶動監察院發揮法定功能，那也很好；問題是她「感恩圖報」，不敢碰黨國體制下公務員的違法濫權。她母親許世賢在威權時代敢於選擇「無黨籍」的氣節，並沒有遺傳給她。 黨國體制下的監察院，無所作為是常規，論枕頭，談風月被當正事，抱這種心態到銳意改革的民進黨政府，顯然已經認知錯亂，時空錯亂，水土不服。 張博雅與新科監委王幼玲的幾句對話，赤裸裸暴露張博雅沒有擔當，沒有改革之心。她回嗆監院應記名投票的主張：如果公開的話，你敢不敢投？問題在這裡！ 有什麼不敢投？張博雅說，「到時候你就知道了。還沒遇到你不知道。大家等三個月到六個月再看看公開的好，還是不公開好。」 張博雅的話，令人感到監察院一片黑暗，不進去三五個月、「沒有遇到」都不知道，如此黑箱作業還不知改革，豈不可怕？ 「沒有遇到」過的人，聽張博雅的話只能猜想：人情壓力、政治壓力，或下三濫的黑道壓力太大。 但是，沒有擔當，承受不了監委職務壓力，也不想改革的監委，那就應該自由選擇離去，沒有人強迫你混下去，還賴著幹嘛？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楊國文／台北報導〕涉遠雄大巨蛋弊案去年遭台北地檢署起訴的前台北市財政局長李述德，不滿被台北地院以有逃亡之虞而限制出境、出海，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李述德抗告狀主張「未犯罪」，不應被限制出境，但高院認定李犯嫌重大而被起訴、求處重刑，仍認定他有逃亡之虞，將抗告駁回確定。 前台北市財政局長李述德。（資料照） 北檢偵辦大巨蛋弊案，去年八月傳訊李述德後，即以涉有重嫌，將他限制出境、出海，去年10月底起訴遠雄集團弊案，依貪污、違反證交法等罪起訴趙藤雄、李述德、新北市議員周勝考等31人，李述德被依圖利罪起訴求刑10年。 今年初，李述德、遠雄創辦人趙藤雄次子即遠雄人壽總經理趙信清、台建中心前執行長許銘文、遠雄建設副總經理許自強等4名被告，向承審大巨蛋案的台北地院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的禁令，但北院認為，李述德等4人仍有逃亡之虞，均裁定繼續限制出境、出海。 其中，李述德不服，向高院提出抗告。李述德指自己去年雖曾長居國外1個半月，但為了配合檢方約談而提早2週回國，沒逃亡動機與財力，也絕不會逃亡，李並稱，目前只是檢方起訴他的階段，自認「未犯罪」，不應將他限制出境。 高院依卷證認為，檢方指控李述德涉圖利重罪，並具體求刑10年，李於去年6至8月曾出境長達1月14天，有逃亡動機與能力，此案目前正由北院審理中，為確保審判順利進行，限制出境已經是「最低限度」的強制處分，因此駁回抗告案確定。

輔大學生去年自主發起鄭南榕追思活動，在鄭南榕曾就讀的文學院附近大樹下懸掛鄭的照片及黃絲帶，吸引路過同學上前拍照。（資料照，記者葉冠妤攝）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當了好幾年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居然不知道什麼是台灣價值，我不知道這樣的天方夜譚會不會在美國發生——華盛頓市長敢於公開宣稱「我不知道什麼是美國價值」嗎？ 自稱去過兩次鄭南榕紀念館的柯文哲，居然不知道真正的「台灣價值」就蘊藏在鄭南榕自焚的現場。那麼，他到紀念館神情肅穆地參觀的是什麼呢？紀念館內，不會有他倒背如流的毛主席語錄，不會有他到延安去學習的中共的戰略戰術，也不會有他崇拜的蔣經國的「開明專制」統治術，而只有一面煙熏火燎的「台灣魂」的橫幅。 鄭南榕這位以身殉道的「台灣魂」，究竟為什麼價值不惜獻出生命？日理萬機的柯市長，不必仔細閱讀鄭南榕的每一篇文章，只用記住鄭南榕慷慨激昂地講的兩句話：「我是鄭南榕，我支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我支持台灣獨立！」以後柯市長不必繼續嘮叨自欺欺人的「兩岸一家親」了，只用重複鄭南榕的這兩句話就足以贏得人們的尊敬。 我在觀看紀念館內播放的鄭南榕的這段講話視頻時，不禁想起由梅爾．吉伯森執導、製片並主演的史詩片《勇敢的心》中震撼人心的那一幕：在被處決前，蘇格蘭獨立運動英雄華萊士利用僅剩的最後一口氣大喊：「Freedom（自由）!」在真實的歷史中，華萊士被叛徒出賣並被交到英王愛德華一世手上後，以叛國罪之名處以絞刑、剖腹取臟、車裂之刑。華萊士還有一句名言時常被後人提及，即「Everybody dies, not everybody lives.（每個人都會死，但不是每個人都曾活過。）」這句話值得柯市長好好咀嚼和深思。 做為政論家和雜誌編輯，鄭南榕最看重言論自由，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言論自由。當然，言論自由不可能如孤島般獨立存在，它必然與其他自由和權利緊緊聯繫在一起——人身自由、財產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結社、組黨和集會自由等等。這些自由已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也應當成為台灣價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鄭南榕的下半句話「我支持台灣獨立」，同樣不可忽略。如果不能公開言說「台灣獨立」，那就談不上言論自由。在台灣尚且「妾身不明」的今天，台灣獨立就是台灣人奮力爭取和捍衛的台灣價值的核心部分。對外而言，台灣未能贏得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認可並與之建立正常、正式的外交關係；對內而言，台灣的正名、制憲以及新國家認同，在太陽花運動及民進黨執政之後，仍然需要步步為營、穩紮穩打。 如果柯文哲真心尊重、認同鄭南榕及其精神，其公開言行和政策制定，就應當從「自由」和「獨立」這兩大鄭南榕用生命來書寫的台灣價值出發。否則，肆意消費鄭南榕的可恥行徑，必然遭到民眾之唾棄。

  年金小組若主動將軍退樓地板提高，到了立法院是沒有人敢吭聲的，大多立委還是要討好選票，還會在各方面多少為退休軍人「爭福利」，誰又管已定案的公教人員的不平受騙感受，和外界觀感？（民報資料圖） 近期報載軍人退休年金樓地板部分，將由已定案公教人員的32,160元，再往上調整4丶5千元，數字大概落在原樓地板標準，和國防部所提4萬元平均數之間。對於此，吾等期期以為不可，金錢數額是另外一回事，影響廣大公教人員心理平衡和國人觀感，才是大事！ 在年金改革政策中，「軍公教」年金樓地板標準一致，是很早就確定下來的大原則，此因年金樓地板金額，是保障退休後最低生活的水準，軍公教退休者，一體都是為國家服務的人員，最低生活保障應當是一致的，絕對沒有理由分軍人要較高，公教較低的道理，現在是民主時代，軍人又不是滿清的八旗子弟官兵！ 蔡英文總統就任以來，一直向軍人強調他是「三軍統帥」，會做國軍後盾，此話沒有錯，但常常講，講多了，就變成奇怪了。在蔡英文的堅持下，軍改另外單獨處理，採用世界一流的美軍退撫制度，甚至更優渥，例如18趴的補足和替代率可達100趴的設計（服役20年由50趴起跳，每增一年加2.5趴，若適用軍官，只有少數中丶上將能適用，若計士官長，服役年限可至58歲，則有不少人可達到或接近100趴之待遇，但我們的士官長能和美國的總士官長『比照中將』的水準媲美嗎？不能只有設形式丶比名稱，但內質毫無相近，則盡失其意義了）。 目前尚未完成立法但草案已出爐的軍人年改，已比照美軍的退撫制度，也比公教人員改革幅度小很多，但有些所謂「八百壯士」們還是「夭飽吵」，永遠沒有滿足的一天。於是年金小組副召集人林萬億又拋出軍人年金樓地板調高4丶5千元的風向球，測測風向，又說適用人不多，增加開支有限云云。然而，此例再開，沒完沒了，會吵的小孩有糖吃，軍人年改在立法院審議，又要淪為菜市場喊價。而已被定案的公教人員會服氣嗎，不會有受騙感覺嗎？ 林萬億為何會突然在此時，莫名其妙跑出來放「軍人年金樓地板提高數千元」的風向球，據推測非其本意，而能影響林萬億的，不外賴清德院長和蔡英文總統，而年金小組直屬總統府，國防這一塊又是總統直接指揮的權責，行政院長表面是直屬長官，但依慣例是插不上手的，而陳建仁副總統，雖是金改召集人，但他腦袋清楚，不會主動去挑起這個矛盾，那剩下來就是蔡英文「三軍統帥」了。 須知，立法院這個「菜市場」，除了年金大改革，在大形勢下有大刀闊斧外，其他都是行政部門扮黑臉，立法部門扮白臉「爭取福利」，為國家租稅正義，由立法院主動增稅或降低免稅額，是如太陽從西邊出來不可能的事。例如：剛通過的《所得稅法》修正，號稱「稅改」，但領月退休俸者，一年扣除額高達75.8萬（今年又調高為78.1萬），加上免稅額丶標準扣除額丶利息免税額，領月退俸者一年收入約百萬元，是在免繳所得稅之列，如夫婦皆是領月退俸者，則兩人一年約180萬元，同樣免稅。一般人呢？繳15萬到20萬的所得稅是跑不掉的，這是所得稅法長期以來偏心軍公教的另個面向，但誰敢去刪減領月退俸者的年免稅額嗎？財政部不敢，立法委員更不敢，所謂租稅正義公平，有時候還真是唬爛而已，執政黨不敢，在野黨更不敢，國庫和庶民倒楣而已。 因此，年金小組若主動將軍退樓地板提高，到了立法院是沒有人敢吭聲的，大多立委還是要討好選票，還會在各方面多少為退休軍人「爭福利」，誰又管已定案的公教人員的不平受騙感受，和外界觀感？ 蔡英文以前曾被有點大男人主義的獨派大老辜寛敏，半開玩笑的說：「穿裙子的不適合當總統」，辜寬敏此話當然是不當，但在蔡英文心中大概有烙下一個模糊的陰影，所以2016年總統大選，或之前以黨主席身份全台奔走助選，她一律身著長褲套裝，從無在公開場合穿過一次裙子及短䄂衫，不但蔡總統如此，就連立法院立法委員也一樣，是不是立法院是「文武場」，所以女立委穿褲子比較適合？就如時代力量的玉女立委洪慈庸，她從宣佈競選立委以來，在正式場合一律穿長褲或長裙，怪乎！ 台灣的高階女性政治人物幾乎清一色都著長褲，不穿裙子，和歐洲或美日的女性政治人物，有明顯的不同，應該不是辜老那句半開玩笑話的發酵或外溢吧！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奇怪話題。 回到主題來，蔡英文是三軍統帥沒錯，替三軍著想作後盾完全正確，但他也更是全民總統，而不是國防部長的長官而已，推行國家大政要均衡面面俱到，不能偏頗失衡，否則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又生出更多的問題，尤其千萬不要得到「槍桿子恐懼症」才好，那會是假統帥，上下交征利，對凝聚國人國家意識和軍人效忠國家，並無實質助益。

管中閔被遴選為台大新任校長後，風波不斷。（資料照） 馮光遠／更生人   看到趙少康撰文挺管中閔，只覺好笑。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之一的蔡明興（其家族企業包括富邦跟台哥大），大力為管中閔拉票，可是卻在資訊中獨漏管候選人與他家企業的關係。管跟蔡根本沒有在「利益迴避」這個問題上，主動讓相關人士與社會大眾知道這些訊息。 趙少康在他的挺管文中講得很明白，「（管為台哥大獨董之事）揭露固然更周延，不揭露也無違規」，是的，這個案例跟趙少康自己的案例極端類似，趙少康此時不就此事表態，更待何時？ 然後我們把鏡頭轉到趙少康跟富邦的關係上吧。二○一四年底，國民黨權貴執政十六年的台北市，全面潰敗，交出首都政權。直到那時，大家才得知，原來媒體人趙少康，竟然是富邦金控、產險、人壽的獨立董事，這些職位都是北市府因為投資富邦而產生的官股推薦席位，趙少康一年大概可以從中撈進將近八百萬。 趙少康完全沒有相關背景，卻可以一次領三薪，當時他辯稱，因為「不從事政治已經快二十年了」，意思好像是說，所以這些位子並不是政治性任命。可是，趙少康，你大錯特錯，因為你是媒體負責人，你是政治性節目主持人，光是這個背景，你就根本不能擔任類似富邦這樣子的企業的獨立董事，因為你一年拿人家將近八百萬，要是這個打賞你的企業出了什麼大紕漏，你的媒體是報導呢，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傻？你的節目是追下去呢，還是跳過去以免企業把你的賞金給斷了？ 所以，光是「避嫌」、「利益衝突」這些考慮，一個媒體老闆或節目主持人，就要有自知之明，要光明磊落。可是，看看趙少康的例子，要求他有最基本的媒體人道德，等到太陽從西邊出來吧！ 中研院是個學術機構，台灣大學亦是，當年在宇昌案跟浩鼎案沸沸揚揚的時候，看看今天力挺管中閔的那些評論者、媒體，當年是如何把「學術機構」跟「企業弊案」扯在一起的，這些人大概都忘了吧。既然當初能夠這麼積極地為各種可能發生的弊案找到小鞋，要當事人穿下，怎麼，今天又突然變成趙所謂的「台大跟富邦或台哥大沒有利益衝突問題」了？ 然後，對於大家要求資訊公開，趙少康頗為迷惘，他寫道：「獨董是上市公司本來就要公告的公開資訊啊！」所以囉，是大家自己不看啊？是啦，這些資訊，就好像當初你擔任富邦獨董的時候，是有公開啊，只是，藏在那麼多資訊裡，要不是最後改朝換代，你落荒而逃以致事情被迫曝光，有誰會知道啊？ 好了，既然講到「資訊公開」，就讓我們把鏡頭再轉到管中閔身上吧。 二○一五年十月十八日，管中閔在Ted Talk有場演講，題目是：「菁英決策到群眾智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xgzPhrlDM），老實說，聽完，我毛骨悚然。 例如他在演講前幾分鐘，提到「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九年，二○○○年到二○○九年，同樣九年，換了八位經濟部長」，底下觀眾傳出笑聲。聽完，我腦子裡的畫面卻是扁政府執政時聽到報社同仁聊過的一件事：國民黨籍的高階事務官，一下班就往他們的中央黨部跑，大家討論扁政府要施行的政策，以及他們應該如何來扯後腿。 例如他提到「九年國教，從研議到上路，一年的時間，今天非常難想像」。可是，這怎麼難以想像呢？獨裁者要什麼，你不達成任務，你的屁股還在位子上嗎？ 反正，一堆例子，都把威權時代的決策模式，拿來與民主時代的決策模式相提並論，雖然他後來也承認，如今因為諸多的社會運動，「這種傳統的決策模式，事實上已難以持續」，可是他接下來提的解決模式，才真正讓我又好氣又好笑。 在這裡，我也不多說，就把他的講話節錄一部分擺在這裡： 「黑箱、密室，都是因為少部分人想壟斷資訊，擷取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 「在政府的決策體系中間，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受信賴、公開的資訊平台。」 「對於重大、牽涉公共利益的政策，我們可以透過公開的討論方式，而且這種討論，資訊事先公開，相關文件公開。」 「討論公開，利益團體都可以來討論，但討論的過程必須受到檢視，避免部分的政策，受到利益團體的操縱。」 看到這裡，對照這一陣子關於台哥大、獨董、政治介入、管中閔的作為、相關護航者的說詞等等話題，如果你還沒有把早餐吐出來，我必須說，那你真的是很有幽默感、很有包容力、大概從來也沒有聽過「轉型正義」這四個字。 不過，整個演講，我覺得最有趣的，還是管中閔最後講的兩句話： 「在過去一段時間，我沒有先見之明，很多事情我受到衝擊之後，才開始有這種想法。」（我：二○一五年，國民黨菁英終於開始反省了，恭喜台灣！）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領情，甚至嫌惡我們？」（我：管中閔與趙少康，高級外省人，無誤！）

記者鍾麗華／專訪 新任監委陳師孟今天上任，他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初步已鎖定馬、扁等十大案的「恐龍法官」，不過，第一案將以練習「操兵」為主，不會辦核心案件，而是與阿扁有關的人權案，預計農曆春節後就會立案調查。他強調，任內會處理三類「恐龍法官」，即辦綠、不辦藍、維護國民黨產的法官。 星期專訪新任監委陳師孟。（記者黃耀徵攝） 陳師孟說，他曾主張廢監院，但台灣的司法並不獨立，必須有監察權制衡，他期待監察權有朝一日能退場，但須先把惡質的「恐龍法官」清除後，再談監院存廢。陳認為，蔡總統在前年的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司法改革，相信蔡總統深知司改的重要，「應該不會太後悔提名我當監委」。 陳也提到，上任後希望改變監察院文化，讓監院敞開大門，增加外界對監委的信任。未來他將推動彈劾案記名投票，另外，現行彈劾規定，提案監委為兩人，交由另九人審查，提案人卻不能參與審查與投票，如此增加彈劾案不必要的阻礙，期盼能加以修改。 問：上任後要查的第一案是什麼？ 答：我不會剛上戰場，就全面開打。對於監院運作，我還不是那麼熟悉，如果第一案就選關注度高的馬、扁核心案件，難度會比較高，萬一處理不夠周全，可能會影響日後辦案。因此，第一案是練習「操兵」，但也不能只打蒼蠅。 組法律顧問團 定期請教 我會選比較周邊的案子做為「起手式」，不會挑戰法官對於「實質影響力」、「法定職權說」的法律見解，也沒有太多政治立場的差異，這對我來說，壓力比較小，大家接受度也比較高。我只能透露，第一案是與阿扁有關的人權案，雖不是核心案件，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預計農曆年後會立案調查。 問：你曾提到會籌組法律顧問團做為諮詢，顧問團成員有哪些？ 答：我邀請法律專業朋友組成顧問團，包括律師、法官、大法官、法律學者等，目前有五位成員，還有兩人尚在邀請中。我以後會每隔一週與他們會談一次，把我的想法向他們請教。 現在台灣的司法恐龍有三種類型，一個是辦綠、另一是不辦藍、第三種是維護國民黨黨產，處理三種類型恐龍是我的任務所在，我初步想法是在任期內調查十案，對於哪些案子要優先、順序應該怎麼排、是否再增加其他案件？我都會請教顧問團。 提出調查案後，還要撰寫調查文，這些都要做得非常完備，以免被對手批評，雖然我看起來是粗人，但不會那麼魯莽，我會很仔細、小心地去行使我的職權，因此，包括進入每個案件的攻防策略，我也都會向顧問團討教。 問：你曾提出「四權憲法」，認為監院可「廢物利用」，怎麼看待監察權？ 答：我以前主張廢監院，過去我的觀念，認為監委對公務員違法失職提出彈劾糾舉，是多此一舉，因為公務員違法有司法體系可處理，失職也有層層的上級行政長官來管理，監院存在，只是雙頭馬車，反而造成權責不分。 不過，兩年多前，洪秀柱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她在臉書重提過去質詢我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時的一段影片，當時洪因不滿我對國旗的發言，把我移送至監院調查，後來監院要我深自反省。洪的影片卻勾起我的回憶，我去查「監察法」與「憲法」，卻發現司法院人員、法官也是監委彈劾的對象，我突然茅塞頓開。 監察權制衡 司法體系「除垢」 台灣目前司法並不獨立，法官卻能判生判死，因此必須有監察權制衡，「四權憲法」是最理想的。英、美等國可以三權分立，是因他們司法相當獨立，不會被行政掌控，加上法官民選、有陪審團制度，法官不會恣意妄為，但台灣若是三權顯然不夠。 我也期待監察權退場，但條件必須成熟，也就是台灣司法獨立，必須要先把司法體系「除垢」，清除惡質、恐龍法官，若不把這些「害蟲」、「癌細胞」除掉，整個司法體系再怎麼改革，他們還是會興風作浪。 問：監院需要怎樣的內部改革？ 答：我在上月出版的政論新書中提到監院應有配套改造，包括成立「轉型正義真相與平反委員會」，針對高度政治性司法案件主動優先進行調查；同時改組現有的「諮詢委員會」，現任委員過半是深藍人士，包括陳長文、張麟徵等人，我建議應由現任的監察院長決定聘任，改為監委也有建議權。 另外，公務員遭彈劾後，送到司法院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處，但公懲會委員幾乎都由法官組成，對恐龍法官難免官官相護、從輕發落。前監委陶百川早在一九七七年就曾建議，應由總統、監院、司法院各推派三人組成懲戒委員會，如此才能避免「自己人審自己人」，但這非監院內規，仍盼監院能提出建議，送交司法院和立法院參考。 至於彈劾記名，監察院長張博雅在二○一四年於立院審查人事同意權時曾表示不反對；據我所知，新任十一名監委大多也支持彈劾記名。現任監委過去沒人說服他們，若新任監委積極推動，相信他們不見得都是鐵板一塊。 改變文化 推彈劾案記名投票 此外，現行彈劾規定，提案監委為兩人，交由另九人審查，而提案的兩人不能參與審查與投票，這很奇怪，也不太合理，我仔細讀「憲法增修條文」，並沒有如此規定。兩位提案監委對案件最熟悉、最清楚，卻不能參與表決，這對彈劾案增加不必要的阻礙，期盼這些內規都能有所改變。 問：過去直白的說法，引起話題，上任後是否改變？ 答：對於未來發言尺度，等進入監院後，我會詳讀監院紀律規範，監院有紀律委員會，我也怕被送到紀律委員會，一開始就什麼案都辦不了、什麼事都做不了。 過去很少聽到監委對外表達意見或說明監院運作，但監院何必搞得神秘兮兮、像衙門一樣，我始終不認為這是正常的，現在連法院都透明化了，甚至法院都有直播；其實只要做得正、行為沒有脫軌，不必老躲在暗處。我希望改變監院文化，讓監院敞開大門、多一點親民做法，反而可增加外界對監委信任。 外界攻擊圍剿 「一步不退」 去年被提名監委到今年審查期間，我承認說了很多話，但我是希望讓一般民眾、對手與敵人多知道一點。我從不隱瞞未來要處理「恐龍法官」，不要讓他們覺得被埋伏、被突襲，反而是要讓他們清楚明白。法官、檢察官、律師團體儘管可以來攻擊、圍剿我，但若以為我會因此退讓，他們是等不到，我是一步不退的。 其實我的本性不是到處和人作對、吵架。我在學術界、政界四十年，最深的體會就是，若要以寡敵眾，唯一戰略就是要高調；面對強大的對手，若選擇低調、溫文儒雅、與人為善、以和為貴，這種做法是自討苦吃、自尋死路。過去從事社運，面對威權的國民黨能示弱嗎？示弱就是死路一條。 問：蔡總統為何會提名你？ 答：我不是非常確定，但有一個原因，我覺得相當可能，就是她認同我對監察權的想法。我把監察權制衡司法的發現與想法，告訴朋友，其中一個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據我的瞭解，他告訴了蔡總統，說不定蔡總統認同此一想法，因此很難把我從監委提名的名單剔除。不過，我想，蔡總統在前年的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司改，她深知司改的重要，應該不會太後悔提名我當監委。

  記者鄒景雯／特稿 大學自主的構成要件是大學必須展現自主的能力，台大校方昨天催促教育部儘快核定校長人事案，但卻連最基本的依法行政都沒做到，治理能力竟低落到此等程度，實已有愧大學自主。 台大校長的遴選發生爭議，台大現職教師甚至透過投書，公開直指遴選過程出現了關鍵瑕疵。(資料照) 台大校長的遴選發生爭議，台大現職教師甚至透過投書，公開直指遴選過程出現了關鍵瑕疵，台大校方要召公信，最簡單方法就是先自行檢視是否存在相關指控之事實，而後才能據以擬訂危機處理的有效因應方案。 很不幸，台大校方不僅採取了最笨的鴕鳥政策，更使用了混淆重點的烏賊戰術，很容易引起外界誤解這是在試圖進行掩飾包庇，則更讓人加重若不徹底落實程序正義，今後台大豈不將「管」主，而非校園自主的疑慮。 台大校長的遴選，訂有「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其中第四條，詳明了遴選委員若涉及利益衝突必須迴避的四個原則，分別是：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四，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這次事件中，台哥大副董蔡明興可能涉及第四點所述的疑慮，理當為遴選委員會所重視。 但是台大遴選委員會在一月十一日發出的聲明，卻引述「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九條的條文，來為蔡明興辯護。作業細則中只列了前三點為解除職務的要件，前要點第四點的內容則轉為「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本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換言之，得要候選人舉報，但此條文之所以較為寬鬆，或許係因其規範的範圍較廣，包括被推薦人、校長候選人、遴選委員會委員與工作人員，但僅就遴選委員部分，則有作業細則違背組織及運作要點的重大問題，遴選委員會刻意尋找巧門？毋寧啟人疑竇，這則聲明現在還掛在台大的官網上，這更是陷台大集體於不義。 教育部日前發函台大，要求管中閔出任校長的疑義應由遴選委員會依職權釐清並決議，然台大竟由遴選委員會的發言人出面應付了事，按照運作要點第十一條規定，發言人是「依本會『決議』代表本會對外發言」，而何謂「決議」？「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請問，台大的遴選委員會最近有開會嗎？有按照這些程序完成表決嗎？如果沒有，袁孝維發言人就是違反法令。 其實，遴選委員會如果本身的公信力都已被懷疑，按照運作要點二十一條的精神，可以由臨時校務會議補正之，相對而言，這個結構無疑是大學自主的擴大化。台大校方有主動為之嗎？所以說，能無愧乎？

◎ 王國論 台灣的司法，長期以來在百姓的內心裡，究竟是甚麼感受，由小英總統上台演說所回應的掌聲，即可得到印證。但要看到精確的數據，卻不能如此籠統。 否則，這會像議場內的表決，明明可以數人頭，卻捨而不用，來個「鼓掌通過」。 正因如此，司法圈裡的污穢者，就潛躲著；而絕大多數兢兢業業的司法人，一下子淪為背黑鍋者，個個成了過街老鼠。 本來是審判別人的，現在淪為被審判之人；喊冤的，又被說成你在對號入座。 這就是我們一再痛心的，這樣的司法改革注定失敗，壞蛋不挑出來，循規蹈矩的卻豎著任人丟石頭。 正道的法官，長期以來靜默不語，到如今，如此泛民粹化的指為被改革對象，方似刺蝟般跳腳反彈，又能怪誰？難怪真正需被改革者一再違法亂紀。 放在同一時空下檢視，阿扁出門北上去見個老朋友，踩到的那條虛擬的「紅線」，檢察官都可清楚看到；但卻看不見「檢察官教唆偽證」、「扁案改分法官承辦」等弊案，標準在哪？ 犯罪者為非作歹，法官行使天職加以審判，天經地義，絕對與司法給人不好之感受無關，而某些的判決不符期待，被譏為「恐龍」，畢竟是少數，簡單的淘汰機制不用，竟要共同吞下。 至於所謂「辦綠不辦藍」固有些案件，但亦絕對是少數。司法的不設防，讓政治奸巧者如出入無境，就猶如開門讓色狼進門的，是你自己，為何又怪老婆跟他上床？個案的不處置，難怪扁的支持者至今還嗆聲：小英是暗自感謝馬為她除掉扁這個政敵！ 司法改革，大軍進發前，就殺幾個祭旗吧，改革哪有這麼難！ （作者為律師，高雄市民）   期待扁案重啟調查 ◎ 高佳芳 前幾天，台灣的媒體大肆報導阿扁違反規定被中監警告的記事。這讓我想起，去年，日本的時事新聞連續報導，公眾人物服用或持有禁藥被拘提的案子。 因持有安非他命被起訴的日本職棒名打者清原和博，對裁判所提出治療計畫後，以五百萬日圓保釋金獲得法庭許可保外就醫。保釋後的清原選手直接到松戶市內的醫院住院治療。我常年居住日本，在電視新聞或平面媒體上不曾看過監所有對受刑人吭過一聲。保外就醫或保釋都是被監禁人的人權。尤其是，阿扁常年受盡折磨，中監的發言更是在傷口撒鹽，也讓人感到台灣還停留在威權時代警總復辟的錯覺。 阿扁的案件被部分媒體炒作得似是而非。誠如新任監委陳師孟老師回答立法委員質詢時說，扁案程序不法。暫且不論阿扁是否貪污，我認為大多數國人都希望有一個公正的司法判決，期待扁案重啟調查，釐清案情落實轉型正義，才符合蔡總統就任致辭中的司法改革。 也期望司法改革不要說一套做一套，將去年的司改大拜拜，收場之後掛在總統府做為政績。渴望早日大刀闊斧進行，不論藍綠如有事證就辦到底，讓海內外國人對司法湧現信心。 （作者為日本天理大學國際學部講師）

  台灣價值，在民主多元環境中，常淪為各說各話。具體定義台灣價值較難，批判別人的論述則易，因為國家不正常，正常國家視為當然的，在台灣爭辯不休。反對台灣價值者，經常利用台灣的民主多元，導向價值相對主義，直到台灣的核心價值變得隱晦，只剩下被汙名化的台灣獨立充當他們的假想敵。 台灣價值，小英與柯Ｐ一時說不清楚，並不令人意外。或許，探究台灣價值，可以採取由外而內的途徑。也就是，內部的政治光譜，先存而不論，避免情緒化。先從外部的參照系統，反觀台灣價值「不是甚麼」，如此藉由外部的輪廓陰影，協助描繪台灣價值的正面。而這個外部的參照系統，與台灣的矛盾愈尖銳愈有幫助。當前的中國，不消說是首選。 中國價值十分明顯，而且極力想讓台灣融入中國價值，但台灣價值與中國價值宛如磁鐵的同極相斥。例如：一黨專政體系，宰制民間社會；爭取民主自由人權者，國家暴力絕不手軟。北京政權否定普世價值，堅持政左經右，並企圖以「銳實力」重新改寫國際標準。劉曉波，李明哲，樂天集團，富豪酒店，中國價值的災難才要開始。再如：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隊，對內開發獨裁，對外以工廠市場充當商戰武器。為了鞏固政權，追求大國崛起，致力經濟優先、權貴壟斷，因為一旦成長速度減緩，經濟問題將演變成政治社會危機。於是，硬體建設的進步，並未使中國成為「現代國家」。對內，對外，中國的行為模式仍停留在「前現代國家」。對內，中國人民是被統治的臣民，不是現代國家的公民、主人。對外，中國要以「硬實力」乃至「銳實力」，實現其想像中的疆域，拒絕現代國際秩序。此外，教育文化科技信仰創新等「軟實力」，在中國至今仍處於高度政治滲透狀態，為黨國意識形態服務，孔子學院還將手腳伸到國際領域。數位時代資訊高速流通，在中國卻是新閉關自守，缺乏和平崛起的自信。以至於，民族主義成了最後的政治商品，中國夢的文明願景卻付之闕如。 從中國的輪廓陰影，反觀台灣的正面，可以發現台灣的黨國遺緒未盡清除。但是，台灣有一種主流欲求，想讓自己向上提升，邁向成熟民主國家。國家的獨立自主，人民的自由意志，形成這個共同體的心理構造。台灣，早有古代文明，相繼移入不同來源的住民，以及不同時期統治過台灣的政權。海洋的，大陸的：東方的，西方的；外來的，本有的；各種元素在這塊土地交互作用，人民當家作主後又予以批判繼承，激發出今天的樣態與活力。外人來台旅遊，很容易便感受到：這就是台灣。 然而，台灣價值，還在建構當中。一如不正常國家，現在正朝正常國家前進。以往，黨國意識形態由上而下的洗腦，已被通過民主實踐的行動建構所取代，每個共同體的成員都有自由發言權。當然，侵蝕這個共同體的妄念妄行，尤其是結合外患的暗黑破壞，必須及時受到遏制，台灣的法治有待完善。民主自由人權，基本上是一種形式價值，猶非價值的實質內容，擁有形式還要進一步追求實質，具體的台灣價值方能成形。民主自由人權，若用來保障顛覆台灣主體性的言論與行動，便是台灣價值的對立面。 對岸，一黨專政再加強，人治色彩再加強，中國價值強加於香港的展示，正在世人眼前上演。難耐民主與官僚效率的人，往往炫惑於人治掛帥的英明領導，但人治與政治的不可預測，隱藏著極高的國家風險，高層內鬥戲碼正凸顯了這種看不見的危機。而台灣正在進行轉型正義，「黨天下」絕非台灣的歸宿。敵視台灣價值者，究其本質是中國價值信仰者，他們希望台灣也被納入一黨專政的開發獨裁，跟十四億人一起做「姓黨」的中國夢。而進步的台灣遭遇落伍的中國，七十年前已發生過一次悲劇，二十一世紀不容再重蹈覆轍。

  馮賢賢／華視董事、前公視總經理 最近華視的人事紛爭引起社會矚目，有個人因素，也有長期受政治干擾的結構性問題。華視納入所謂公廣集團十一年來每況愈下，舉債度日卻無還款計畫，士氣低落不知為何而戰，顯示公共電視的歷屆董事會，沒有足夠能力治理華視。 二○○六年立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不僅將華視公股交給公視，還要求公視擔起經營原民台、客家台和宏觀電視的責任。公視董事會歡欣鼓舞慶祝版圖擴大，卻未洞察公股處理條例中暗藏玄機的立法缺失及政治陰謀。 條例將華視股權公共化，卻未提供華視任何營運經費，使得華視形式上公共化，實質上卻沒有資源將內容公共化，定位不倫不類。原民台、客家台雖被推給公視，政府卻可透過標案以「業主」身分對做為「廠商」的公視施壓，扭曲公視「獨立自主」的角色。二○○八年馬英九上台後，國家機器全面打壓公視，顯然是要控制公廣集團的人事與內容，而擁有雄厚土地資產及殘存新聞影響力的華視是最主要標的。 國民黨完全執政後，氣焰不可一世的某國民黨立委對我說，「當初我們把華視交給公視，就是要等我們重新執政後，把華視拿回來。」公股條例聲稱立法目的是為「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但其背後動機正好相反。一個冠冕堂皇的媒體立法竟只是政黨奪權的鬥爭工具，導致亂象叢生。專業自主遙遙無期，政治介入倒是明目張膽。 馬英九上台後，公視二○○八、二○○九連續兩年預算遭國民黨主導的立院半數凍結，新聞節目不斷被點名指責；原民台、客家台每季的驗收也遭到無盡拖延與刁難；原民台的新聞與人事更不斷受到政治干擾；公視工會幹部跑去立法院與國民黨立委一起開記者會，支持國民黨繼續凍結公視預算。 而國民黨為取得主導權，不惜修法調高公視董事名額，在八八風災國難當頭時，一舉送進多名董事成為多數，並立即展開鬥爭，試圖逼迫民進黨執政時產生的董事長下台。由於欠缺正當性的數次慘烈鬥爭皆未成功，二○一○年中，董事會僅剩不到半年任期，國民黨政府竟將民進黨時代產生的董事全部假處分，從此全面接管。 假處分引發的多個官司，纏訟多年後政府全部敗訴，龐大的訴訟費用與賠償，都由納稅人買單。公視董事會將我在績效達到歷史新高、考績優等的情況下違法解聘，所引發的兩個官司，最後也都以公視敗訴收場。 當馬政府將公視變成殺戮戰場時，局勢再清楚不過：向來把媒體當統治工具的國民黨並沒有進化，仍然迷信控制媒體就能鞏固政權。公視莫名其妙接收華視，並沒有如虎添翼形成綜效，反而懷璧其罪，引來殺機。公視董事會在馬政府執政期間高度政治化的運作，更讓亟需改革的華視雪上加霜，不僅債台高築，甚至爆發選舉期間播出「梁春姬」拍馬新聞的醜劇。而好不容易走上改革之路的公視，又倒退回因循怠惰瓦釜雷鳴的狀態。 國民黨踐踏媒體不足為奇，但我們接著面對的是，在民進黨二次執政後公視董事會已經改組，為何公視與華視仍然紛爭不斷？不客氣地說，雖然國家機器的干預已大為降低，但政治酬庸造成的人謀不臧，仍讓情況失控。 蔡總統選前一再強調絕不會政治分贓，但選後不少重要職位安排的人選令人失望。用人不當，並不只是「看走眼」的問題。真正原因，應該是民進黨政府從沒把媒體改革當一回事，更不認為公共媒體應該在台灣民主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既然公視華視不重要，派「自己人」去佔個位子何妨，其結果卻是接連出事。 民進黨早期大力支持公視法，是公視得以建台的關鍵因素。一旦執政，收視率不高的公視馬上就不重要了。對待商業媒體，民進黨則是一面抱怨，一面試圖收買，致使第一次執政時期，政府成為媒體最大廣告主，新聞置入竟得到政府認證。多年來每次與民進黨政治人物談到媒體，他們的反應不外乎大聲責怪「媒體都是深藍控制，對民進黨不公平」，即便已二次執政，仍然對自己的在野心態沒有任何反省。 當前台灣面對的已不是九○年代初期黨政軍壟斷媒體的局勢。數位匯流讓傳統媒體節節敗退，中國因素讓媒體經營權與內容產製成為國安議題，而國民黨已失去民心，媒體是否深藍、遠不如媒體是否專業創新與堅守民主價值重要。在大國崛起的壓力下，台灣必須步步為營用心守護民主與本國文化，民進黨卻未以國家發展的高度推動媒體改革以去除戒嚴幽靈，促使媒體提升專業以鞏固民主，實有違公眾付託。 國民黨下台了，但公視華視仍然治理混亂經營迷航，主導董事會人事佈局的民進黨難道沒有責任？是時候了，民進黨應該要脫離大剌剌的在野心態，趕走鏡中國民黨的影子，快點長大。 文化部目前正在草擬公共媒體法，將央廣、中央社納入公共媒體版圖，並將華視民股買回。未來的公共媒體，可能會有新聞頻道和台語頻道。這些規劃是否值得期待，能否避免混亂與災難，除了法條的設計必須權責相符、重視專業發展外，董事會的組成也是關鍵。如果民進黨不從目前公視華視的亂象深刻反省自身的責任，只認為是倒楣派錯了人，下次派個聽話的就好，那麼我現在就可以預言，未來公共媒體的發展必定顛簸難行。 歷史殷鑑就在眼前，失民心者必失政權，再怎麼控制媒體都沒用。馬政府無所不用其極侵擾公廣集團，搞爛了公視華視，最後還不是一場空！民心望治，如果民進黨政府不在乎公共媒體對台灣民主的重要性，不重視選任董事對於公共價值的掌握與實踐能力，修法最後可能只是讓各自帶有黨國基因的幾家媒體機構成為恐龍綜合體而未能興利，那就可惜了這次新的機會。 大破才能大立，趁還來得及，民進黨政府應趕快破除政治酬庸與討好既得利益者的舊思維，才可能為台灣媒體開立新契機。

  前嘉義市長黃敏惠終於宣布投入年底市長選舉，她說回鍋參選市長是希望找回嘉義的榮耀，個人實在是啼笑皆非。或許她是想諷刺現任涂市長，不過如果她過去兩任九年市長（第二任任期延一年）當得好，國民黨怎會失去嘉義市？ 其實，有意參選的人大可以說出自己未來四年想做些什麼，而不必把現任者批評得一文不值。身為嘉義市民，我發現三年來，嘉義市除了貼近廣大市民需求的路平、照明、環保、健康、文化等建設，至少完成了上百項的具體成果，更有多項巨型建設如鐵路高架、貨轉中心、污水下水道接管等，每一項都是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但涂市長排除萬難，設法解決，相關的工程皆已啟動，不分黨派各級長官政治人物也都受邀參加動工典禮，在在證明其政績。 再說，黃敏惠已經擔任過兩屆市長，要再回鍋參選，市民接受度如何仍有待檢驗，況且兩屆市長任內爭議事項還會少嗎？當年黃敏惠初任市長時的國小一年級生，如今都已經是有投票權的大學生，他們對這市長候選人會有新鮮感嗎？ （作者為藥師，嘉義市民）

戴資穎收下今年首冠。（BadmintonPhoto提供） 〔記者卓佳萍／綜合報導〕今昔球后對決！現任球后戴資穎今天在印尼大師賽女單冠軍賽，僅花費27分鐘，終場以21：9、21：13扳倒印度前球后賽娜，收下今年首冠，以及冠軍積分9200、與獎金26250美元（約76萬6500台幣）。 戴資穎首局靠著變換手法，前後調動對手，來到11：3領先，小戴先以21：9壓倒性分差拿下首局，次局戴資穎戰術成功，持續壓制對手，加上賽娜速度較慢，小戴打速度戰，搭配假動作手法，再度擴大到12：5差距，小戴失誤也較少，順利直落二擊敗對手。 世界第12的賽娜今天是近兩年來首度闖進超級賽等級決賽，去年膝蓋曾動刀的她，重返世界舞台，戴資穎與賽娜近期曾在印度超級聯賽交手，當時小戴以直落二獲勝，賽娜則透露，戴資穎是她最想擊敗的敵人，國際賽交戰紀錄，此役前，小戴以8勝5負、近期六連勝佔優勢。

  新黨四小離開調查局時，高聲大喊「打倒台獨漢奸政權」，街頭上搖汙星旗統促黨，也喊這句話。「漢奸」是中台兩國，特有名詞，因為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頻繁，專門生產貳臣，一但效忠錯誤對象，很可能就挨罵，就成了漢奸。（圖／民報製作）   新黨四小離開調查局時，高聲大喊「打倒台獨漢奸政權」，街頭上搖汙星旗統促黨，也喊這句話。「漢奸」是中台兩國，特有名詞，因為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頻繁，專門生產貳臣，一但效忠錯誤對象，很可能就挨罵，就成了漢奸。台灣拒絕被獨裁老共捅一刀，也被喊成漢奸，最近，習大王敲打江澤民情婦宋祖英貪腐，發動黨媒，在江澤民頭上戴上一頂漢奸帽子，理由是江在任內，割讓國土給俄羅斯。可以想見；這頂帽子很沉重，今天談起漢奸，要先從德國舊馬克故事說起： 2018年1月18日，台北101大樓前，出現一群手持納粹旗的群眾，抗議「德國在台協會」，坑殺持有德國舊馬克債劵者權益，今年距離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剛好100年，上一次抗議是2007年，而且該事件主角們還組團，跑到北京上訪，以為中國強大，可以抗日，可惜還是沒下文。這是一件涉及一戰到二戰，很複雜的有頭公案，許多當年受害者，已經死亡，現在，多數由下一代出面討公道，但是，欠債人是日本，卻找上德國，實在有點離譜。 台灣處理戰爭民間債務，有兩個協會，陳照玉創立的「台灣人對日索賠協會」，另一個是蔡宗達創建的「德國舊馬克協會」，兩個協會的目標；同樣是要求日本政府，贖回目前留在台灣的德國舊馬克，根據陳照玉所說；1923年，日本發生東京大地震，日本政府用這批舊馬克，向台灣人強迫推銷購買，不少地主被迫賣地，去購買該劵，目前有3萬多人受害，這批馬克共2,200兆，總價是200億美元，相當6千多億台幣，這是該協會比照1964年，日本在韓國贖回舊馬克，1馬克匯兌0.3美元計算出的金額。但是，另一個「德國舊馬克協會」卻說；一共106萬張，共833兆馬克，相當333億美元，同一個案件，數字卻兜不攏，問題出在哪裡？是否兩個協會受害者不同，所以數字應該加起來才對？ 最大問題還不只數字，而是這批舊馬克，是甚麼東西？根據兩個協會說法；1914年，一戰爆發，日本和英國聯手，擊敗德國，佔領山東，膠州灣及青島，1920年，德國賠給日本2,200兆馬克，這批錢就是3年後，賣給台灣受害者的錢。於是，第一個問題來了，台灣受害者引述父祖輩的說法；這是一批債劵，日本政府為了關東大地震復建所需，承諾60年後贖回債劵，但是，抗爭者經過日本在台協會，把錢送到德國鑑定，德國卻認為這些錢是現鈔，並非債劵，而且是1923年被廢止使用的舊馬克現鈔。意思是：債劵才有贖回問題，現金沒有贖回問題，所以，這些錢就是廢紙而已。 當事人當然無法接受，問題才因此鬧了幾十年，沒個停止，從1968年開始，台灣民間就出現組織協會的討錢動作，還不時出現外國將要贖回謠言，造成馬克價格波動，但是拖了三代，討錢任務還在努力中，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們把視野拉回德國，1871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國，建立德國帝國，統一前，德國有300種貨幣，比較通用是塔勒和荷盾，新貨幣馬克在1872年發行，以黃金做抵押，所以稱為「德國金馬克」，1872年到1923年通用，也就是俗稱的舊馬克。德國政府說；台灣聲討的錢，就是這一批，這一批錢在1923年廢止，原因是通貨膨脹，根據曾經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葛瑞格在他所寫的《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一書中所述：1919年，威瑪憲法公布，德國因為戰敗，經濟已經陷入危機，銀行發行的大面額馬克，排擠小馬克，芬尼已經失蹤，到了1922年6月，美金對馬克匯率1比300，但是每天匯率都在改變，到了1923年11月，舊馬克廢止前夕，美金的匯率是1美元匯兌4.2兆馬克，銀行發行最大的馬克，1張1兆馬克。 當時，德國人為了應付通膨，想出一招，就是自己發行貨幣，或稱代用劵，社區之間或城市之間可以互通，等於是一種借條，方便購物流通，由於物資極度缺乏，所以各種東西都出現代用品，咖啡用橡樹子代替，茶葉用覆盆子樹葉代替，包括衣服，也出現紙做衣服，那個時代創造一個德文：ERSATZ意思是代替品，根據統計；貨幣代用劵一共有16萬種之多。舊馬克廢止流通後，德國政府在1924年，以國家的土地向美國抵押，發行32億新馬克，一年內為限，回收並燒毀市場上的舊馬克，這批新馬克稱為帝國馬克，或地產馬克。 如果歷史正確的話，台灣受害者手中，很可能就是舊馬或稱金馬克，之所以搞到通膨，就是努力印鈔票的後果，根據統計：到1923年金馬克廢止時，德國銀行總共發行38,770萬兆馬克，通膨數億倍。到1923年，一個麵包售價從2個芬尼，上漲到2億馬克，10個芬尼等於1馬克，可見通膨嚴重，所以才出現巨大的千萬或億元面額鈔票，金馬克在1914年一戰爆發，因為戰爭需求，發行量開始擴大，還在可控制範圍，1918年戰敗後，賠償加上國家復原所需，鈔票越印越多，導致完全失控，所以，嚴重通膨後才被廢止。一戰後，1919年，戰勝國「協約國」和德國在凡爾賽簽訂合約，1920年，德國同意賠款，金額2,260億金馬克，但是，德國簽完字，卻說賠不起。這一年4月，美國出面當和事佬，把金額降低為1,320億馬克，相當4.7噸黃金，德國付了幾期後，又以國家窮困為理由不再付款，而且金馬克價值已經因為通膨，失去市場魅力，1923年廢止使用。 據估計，日本應該是在1921年間取得賠款，1924年，德國新貨幣「地產馬克」出爐，歐洲國家召開「倫敦協議」，再度削減賠款，並同意德國發行公債，向英美借款，可見一戰後的賠款馬克公債是1924年發行，台灣在1923年取得這一批錢，不可能是公債，德國外交部的回答，並沒有欺騙台灣受害者。 可惜，當年德國經濟陷入困境，《倫敦條約》無法執行，1931年，希特勒藉著歐洲國家欺負德國，當作政見口號，得到政權，從此就耍賴不付了。1932年，歐洲國家召開洛桑協議，把賠款降低象徵性30億馬克，但是，希特勒還是不還錢，等到二戰爆發，更不用說了，所以說；一戰的巨額賠款，陷害德國，才是二戰爆發主因。1945年，德國又戰敗，賠款事情又來了，戰敗後德國如同破產，帝國馬克面臨通膨，再度廢止。 到1948年，美國決定援助德國，防止歐洲被共產赤化，於是印製新馬克提供給德國使用，這項行動稱為「鳥之召澤行動」（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一部分，1953年，已經分裂的西德，出席第二次倫敦賠款協議，西德承諾負擔兩次大戰賠款，但是，在1924年以及1936年發行兩批公債：道爾斯公債40億，楊格公債15億，必須在國家統一後才能還款，西德也沒有反悔，到1983年，總共還了140億馬克。1990年德國統一後到2010年，才還掉最後一批賠款6,870萬歐元給法國，一戰戰爭賠款，德國一共走了93年。 二戰賠款就比較簡單了，戰後的1952年，西德和以色列簽訂《盧森堡協議》，賠款以色列34.5億馬克，1953年賠款希臘、波蘭、南斯拉夫、歐洲等國824億馬克，受害最深的蘇聯，在《雅爾達密約》要求德國賠款100億美元，後來以蘇聯戰後，從德國私自帶走的工廠機器物資折算，總計：蘇聯在德國拆走26座工廠，價值1.8億馬克，另外400萬噸物資，民生用品和生產設備。1950年，盟軍抗議下，蘇聯主動減免50億美元賠款，1956年，德國已經不欠蘇聯，並且通過《聯邦賠款法》，處理對外賠款問題，根據統計：到2000年，德國政府宣稱已經完成90%的戰爭賠款，總共賠款給戰勝國1,000億馬克，猶太受害者1,020億馬克，歐洲受害企業7,500億馬克。 二戰同樣是軸心國的日本，情況就更特殊了，這才是本文主題，為甚麼「舊馬克協會」拿不到賠款？其他同樣被日本佔領地韓國、大馬、菲律賓、新加坡卻可以拿到錢，台灣人比較衰嗎？話說回來，德國是法律國家，這批錢，不管是債劵也好，現鈔也好，只要債務人是德國，就可以解決，問題卻卡在日本，簡單說：借款人是日本，不是德國，讓我們看一下歷史吧！ 金馬克是德國賠給日本的戰爭賠款，法律上不可以要求德國政府再賠一次，如果日本認為這批馬克失去價值，應該由日本向德國交涉，但是，日本人用德國馬克向台灣借錢，等同日本人欠台灣，但是，台灣向日本索賠，必須根據那一條法律呢？最主要一條就是《波茲坦宣言》第11條，日本戰敗後必須負擔戰爭賠償，1945年12月，中國「南京」代表吳半農，在東京的「盟軍賠償委員會」上，要求百億美元賠款，但是未被接受，後來美國特使包萊抵達東京，公布「日本戰爭賠償即時實施計畫」；包括沒收日本海外資產，拆除境內生產機器，以及30億美元現金賠款。 但是，計畫在1947年實施之前，突然又改變，美國陸軍部向華府報告：被蘇聯留置在俄境一年的40萬日軍，遣送回到日本，這些日軍接受共產思想洗腦，一但，日本因賠款淪入生活困頓，將是日本共產黨發展溫床，因此建議華府降低賠款，挽救日本免於赤化，這項建議被接受。 1947年4月，美國只有執行拆機器計畫，總共在日本拆除53,946部生產設備，第一批先執行30%，當年12月依照分配；中國得15%，菲律賓5%，應屬印度5 %，英屬殖民地5%，由海康號運輸艦運送到指定地。1948年，另外60%機器拆除，才執行完畢。到1949年，美國決定扶持日本為反共前哨，全部撤銷對日索賠現金，而中國所得機器價值，才8,935萬日圓，中國南京政府相當不滿，東南亞被日本侵略國家，更是不滿，到1950年，菲律賓還吵著要求日本給予40億美元賠償，但是，共黨紅色浪潮已經如海嘯，在亞洲這些國家捲起內戰，大家自顧不暇了。 1951年，美國進一步主導《舊金山和約》，合約中第14條有關戰爭賠款規定，日本可以在經濟復元許可下，以勞務賠償戰爭受害國家，賠款細節由日本邀請同盟國家，各自去訂。當時韓戰，還打得緊張，台海兩個中國，暫時休兵，中國和台灣，都被排除參加該會。老美告訴台灣老蔣，一定要搶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和日本簽訂《對日和平條約》，1952年，《台北合約》終於在4月28日搞定，比《舊金山和約》生效時間，提早了4小時，此約又稱《中日和約》。 合約中，老蔣白紙黑字，放棄戰爭賠款了，換成以勞務替代，有人說：當時老蔣需要日軍白團效力，做個人情給日本，也有人說，老蔣寬大，以德報怨。其實，真正原因是美國壓迫，老蔣不配合美國，只好等待台灣被老共吞掉。老實說：德國舊馬克，是現鈔也好，是債也罷，百分百，是日本政府欠台灣人的錢，是屬於戰爭賠款，就算戰爭時期台灣人是日本政府子民，仍然有權討債的，日本在1951年，1991年，曾經兩度公布：持有戰時日本公債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賠款，當時台灣被中華民國治理，國與國的契約《中日和約》上說：戰爭賠款免了，你一個小民，向哪裡要債？ 2007年，討債的人上訪北京，為何也沒下文，再看下去： 1972年，日本眼看老共在聯合國爭到正統，終於要和台灣說拜拜了，這一年，首相田中角榮，先派社會黨議員竹勝義男到北京，試探風向，北京傳達願意建交信號，1972年9月26日，田中角榮抵達北京，雙方會談，田中一開口就說：「很抱歉，我國侵略貴國，造成很大損失，傷害中日友誼」，老毛說：「不要道歉，不要道歉，你們有功啊，如果不是你們發動侵略，我們怎麼可能奪取政權，所以戰爭賠款，我們不要了」，周恩來一聽，開始緊張了，這句話不就等於坐實了自己要當漢奸嗎？於是在一旁敲邊鼓說：「戰爭賠款可以不要，但是，可以換成貸款，和援助現代化項目」，周恩來這個邊鼓一敲，使日本從1972年到2010年，總共無息貸款和援助中國3,000億人民幣，對中國幫助很大。 其實，老毛說得直白，卻不夠坦率，中國江山根本就是日本人幫老共打下的，根據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一書中所述：1945年8月，老共搶先在國民政府一步，劫收東北，留置10萬日軍精銳，協助老共打內戰，另外有10萬專業日本公民，協助後備，這才是致勝因素。老毛此招和老蔣在台灣，用日軍白團訓練軍隊，一模一樣。 中日兩國，最後在9月29日簽下建交公報，內容第5條寫上：「為了避免日本經濟上負擔，傷害中日情誼，免除一切戰爭賠款」，但是，爭議出現了，日本認為：這一條款所指是所有賠款取消，包括民間索賠，但是，中國認為只限國家賠款，不包括民間，一直到現在爭論仍然存在，這也是為甚麼台灣人上訪北京，還是討沒錢主因。（詳見《田中角榮傳》，《毛澤東外交文選》） 簡單說：歷經8年血戰，台灣人和中國人冤魂無數，日本侵華造成3,000萬人死亡，中國經濟損失超過數千億美元，人命價值更難計算，台灣人雖是殖民地，損失也很巨大，德國舊馬克索賠案，只是戰爭賠款中冰山一角，持平而論；中台兩國，都被老蔣和老毛只為個人權力算計，而出賣了。 歷史昭然如斯，1952年，老蔣為了保住台灣，是被美國逼迫情況下，免除日本戰爭賠款，當了日奴漢奸。但是，1972年，老毛卻是可以不當漢奸時，自願當了日奴漢奸，當你知道歷史真相，出口罵人漢奸時，小心罵到國共兩黨的老主席了。

1月28日壽星： 探險家史坦利（Henry M.Stanley） 一位原名叫約翰·羅蘭茲（John Rowlands）的17歲英國少年，跳船偷渡到美國後，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碰到一位坐在自己雜物店門口的史坦利先生，少年人上前問：「Do you want a boy, Sir?」他的意思是要問「你有要僱用人嗎？」，但是這位沒有子女的史坦利先生卻誤以為少年人在問他要不要收養他做兒子。就這樣陰錯陽差，約翰·羅蘭茲最後被收為養子，從此改名為亨利·莫頓·史坦利，他就是今天要介紹的壽星。 亨利·史坦利於1841年的今天出生。出生不久，與母親沒有正式婚姻的父親就過世了。史坦利有很長的時間在救濟院渡過。移民美國後，曾捲入美國南北戰爭被俘，之後加入聯邦海軍，被派當記錄員，開始邁向新聞工作。他曾組了一支隊伍到鄂圖曼帝國採訪，被囚。解困後，又被派往中非洲尋找（並報導）失蹤的英國傳教士李文斯頓，轟動一時。此外又於1874年深入探索非洲，繞維多利亞湖航行一周，發現希米約河（Shimeeyr River)。事後他將探索過程記錄寫成《通過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一書。 1878年，他奉命赴非主持剛果自由邦的興建事工。雖然史坦利後來獲英國女皇頒勳封爵，但是從非洲的立場看，亨利·史坦利是造成後來西方勢力進一步入侵剛果的入侵者。但無論如何，他是一位傳奇人物。1904年過世。 政經專家李國鼎 「如果你們這些一流的人都不到政府裡來，來的都是二、三流的人，未來國家是由二、三流的人制訂政策，領導一流的人，到時你們就知道痛苦了！」——李國鼎 在兩蔣統治集團的成員當中，李國鼎是少數獲得較多正面評價的人。他於1910年的今天出生於中國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1934年赴英國劍橋大學學物理，中日戰爭爆發後回中國任教，參與多項抗戰工作。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先後擔任造船公司總經理、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在任時推動許多經濟建設。從早期草擬「獎勵投資條例」，推動加工出口區。 1982年推動修正《科學技術發展方案》，選擇了能源、自動化、材料、資訊、生物科技、光電、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8項重點科技項目，創設科學園區，促進國際合作等。是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有人稱譽他是「台灣科技教父」、「台灣經濟發展奇蹟」，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形容他「台灣現代化之路」。李國鼎在台灣推動的財經發展，以及他發表的研究與言論，受到世界多國政府與學界的肯定，獲頒榮譽博士及獎項約30多種。

  三年前，中國與台灣就一條沿著等距台灣海峽西岸八海里、中國與台灣海岸等距離的「中線」（東北、西南的航線，也就是M503）協商。當時，中國聲稱上海到廣州的陸上民航路線太過擁擠，需要一條新的海空動脈；台灣則反駁道，海峽兩岸的民航路線已經十分飽和。最後，雙方達成共識是開放南向的航線，並且同意中國不會在沒有與台灣磋商的狀況之下啟用新的北上航線。 上述提及的「中線」，在過去六十多年對海峽兩岸來說，是在航空交通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規範。一九五五年美國空軍將軍將領戴維斯（Benjamin Davis）界定這條中線，在於避免台海衝突而作為交戰規則的目的所用。戴在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台海危機中，擔任台灣第十三航空特遣部隊司令；他在當時事件中，中國砲擊靠近中國東岸的金馬群島，試圖將台灣由中國國民黨手中「解放」出來。 海峽「中線」的界定在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往後又被稱為「戴維斯線」。中共空軍與國民黨皆默認，這條中線為無害交通到敵對行動的重要轉折點，因此雙方都在盡量對這條中線保持適當距離的自律。 台灣海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空中走廊之一；單在二○一七年的五○五哩航線上，就有將近二九四九四次起降。而對香港與台灣的民航談判者和情報區空中交通管制員來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管理得最好的民航路線之一。台北飛行情報區佔地十八萬平方英里，每年提供近一百五十三萬管制航班，載客五千八百萬人次。 可惜台灣自一九七一年起就被排除在世界民航組織（ICAO）之外，台灣民航局只能仰賴美國交通部的善意獲得相關資訊，以及ICAO最新的規則與標準。另一方面，中國一貫手法則要求若台灣民航局想往ICAO直接聯繫，就必須將自己放置在中國的管轄範圍內。 中國過去曾經邀請台灣參與ICAO相關活動，台灣曾在二○一三年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大會會議，但是前提仍是台灣默許中國對於台灣民航的管轄權；而在二○一六年，台灣總統蔡英文並沒有對於中國俯首稱臣，因此遭中國強力阻擋台灣參與ICAO會議，就連當時ICAO新任的中國籍秘書長柳芳，也對這樣的情況無動於衷。 就在二○一八年初，中國單方面啟用北上的M503航線，連和台灣打聲招呼都沒有，甚至還標記三條支線航線通過台灣海峽，與M503航線在「戴維斯線」的八哩外銜接。罔顧ICAO的程序要求北京在啟動新航線之前要與「受影響方」進行協調（根據ICAO第4.2.6條守則，在與所有相關方進行協調後，才能對飛航路線進行修改）。 AIT發言人當下重申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並強調：「我們呼籲北京與台北當局在互相尊重與尊嚴的前提之下進行建設性的對話。」 FAPA強烈建議美應派交通部長趙小蘭訪問台灣，監督美台民用航空合作，尤其是在台灣和美國需要協調ICAO標準和將訊息交流常態化的地區；甚至應考慮派駐一名交通官員駐台專司此職。一旦台海的現狀因此遭破壞，台北與華府都應該要立刻採取行動。 （作者為美國華府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乍看之下，當今聖地耶路撒冷與台灣幾乎毫無關聯。但美國總統川普上月揭示的最新耶城政策，讓我就此深思。 台灣與耶城的國際法律地位，皆以戰後和平條約的晦暗外交奧秘為本。土耳其與日本分別對喪失的主權領土「放棄一切權利、所有權與請求權」，兩案中的戰勝方亦未指派任何國家繼承其主權。耶路撒冷市的法律地位懸而未決長達一世紀之久。儘管目前的「未定」地位僅能溯及一九四七年，但一九一七年英軍自鄂圖曼土耳其人手中取得耶路撒冷迄今，其實當地始終沒有「主權」。 耶城法律地位未決 長達一世紀 耶路撒冷目前的地位未定論，源於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承繼鄂圖曼帝國的土耳其共和國在該條約中「對位於條約所論及之邊界以外的領土，放棄位於其上或與其相關的任何性質的一切權利與所有權…」。這些「領土」大部分由國際會議決定指派給新的統治者，但不包括耶路撒冷、加薩與約旦河西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案認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與一個阿拉伯國家並立的法定權利。但在同一份決議案中，聯合國大會宣布耶路撒冷市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是一個由聯合國管理、「獨立於」猶太國與阿拉伯國之外的特殊「個體」。唉，既然國際法如此宣告，在新的國際條約付之闕如的情況下，耶城的地位理應維持此等狀態至今。 而今，即便聯合國在前述一九四七年新穎且史無前例的「獨立個體」宣告後並無後續行動，亦不曾對耶城行使任何管理權，但聯合國仍視耶路撒冷在其主權之下，耶城的國際地位仍與台灣略有不同。 對不熟悉國際外交奧秘的一般人而言，既然「既成事實」牢不可破，七十年的時間應該足以解決耶城法律地位未定的荒謬細節問題。耶路撒冷自一九四八年起便作為以色列的首都，毋庸置疑。 美國70年外交政策 被川普打破 的確如此。向來對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s）與外交作態缺乏耐性的川普總統，打破美國七十年來奉行的外交政策，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還下令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城。誠然，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曾指出，耶城範圍甚廣，涵蓋包括聖殿山與舊城等多個管轄權重疊之地，川普也沒打算逕自確定耶城的最終地位。海利不過是提醒所有人，美國並未在任何耶路撒冷最終地位議題上選邊站，包括耶城自身的邊界。 在如此豐厚的法律歷史背景下，川普去年十二月六日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大使館遷往當地的歷史性決定，震驚世界。這位充滿自信、認為臣服於法律擬制無助於美國利益的美國總統，就此推翻長達七十年堅若磐石的外交政策。 川普的銳眼是否也可能投向法律地位同樣懸而未決七十年的台灣身上？一如戰敗的土耳其在一九二三年的作為，日本天皇裕仁一九四五年向盟軍投降，最終在《舊金山和約》中對台灣與澎湖「放棄一切權利、所有權與請求權」。也正如一九二三年的土耳其，日本在一九五一年亦未獲准指定將台灣主權交予何方。戰勝的盟國強權也拒絕為台灣選擇新的主權歸屬對象，表明將此事留待「日後」解決。 職是之故，美國過去七十年來視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為「未定」（undetermined）。而且，正如川普的中國政策顧問及美國國會智庫「國會研究服務處」指出的，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是美國官員迂迴稱之「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中未予張揚的一部分。 美國國會力挺川普的新耶路撒冷政策，令我想起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一九九五年前往俯瞰約旦河谷的尼波山的朝聖之旅。就在李登輝訪問約旦前數日，友台的美國聯邦眾議員藍托斯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提案，「表達國會看法，（柯林頓）總統應立即表明，美國歡迎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其母校康乃爾大學的私人行程」。眾院在五月二日以三九六票對零票通過該案，參議院則於五月九日以九十七票對一票表決過關。 布希、歐巴馬示好 北京並未讓步 美國國會的鼎力支持，促使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坦言，美國大眾，尤其是美國國會，並不了解中國阻止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的立場。克里斯多福還說，美方將李登輝訪美視為「過境訪問」。五月十九日，美國總統柯林頓默許李登輝造訪康大所在的紐約州綺色佳；儘管隔年爆發台海危機，柯林頓政府與台灣的往來，尤其是在安全合作領域，仍相當成功。稍後繼任的布希總統改弦易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期間試圖安撫中國；歐巴馬總統則認為，必須在氣候變遷政策上爭取中國支持。當然，這兩任總統對中國示好，都沒能換得北京當局的任何讓步。 有別於諸位前總統，川普的外交風格是「交易式的」，意思是說他會討價還價；他是個「生意人」。身為不信任官僚的政治素人，川普拒絕「循慣例行事」的傳統政策；他的政策是計算成本效益，倘若某個「循慣例行事」的「政策」無利可圖、從未獲利，或是更糟糕的造成虧損，他可能就會毅然放棄，無論是攸關氣候、耶路撒冷，還是北韓的政策。 中國兩面手法 勢必激怒川普 看著七十年來的美國外交以台灣「地位未定」為中心，川普應該會問出以下這些常識性的問題：「這麼做有何好處？」、「為什麼前任美國總統要片面限縮在二十年前仍屬於『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範疇，如今卻成為禁忌的美台官方交流？」、「我們能否透過『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來提升區域安全，或從更平順、更直接的美台關係中獲致貿易利益？」、「為了這些可笑的、自我強加的台灣相關法律擬制，我們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被削弱，北京當局可曾為此補償我們？」，以及「此等法律擬制的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中國在貿易、網路、智慧財產、間諜、環境、市場搶先交易（market front running）、洗錢、走私鴉片類藥物與海上領土等方面的作為，多快就會讓川普感到深惡痛絕，進而重新檢視台海兩岸的零和遊戲，目前還言之過早。但我認為，中國這種一方面支持北韓，一方面又聲稱遵從美國制裁平壤的兩面手法，勢必很快就會激怒川普。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張沛元譯）

  前天（1/26）晚上臺大學術倫理會緊急召開會議，認為陳建良、管中閔聯名發表的研討會報告，因為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之論文」，所以不用討論抄襲與否的問題。臺大急著讓新選出的校長上任，可以理解，但去年才剛成立的研究誠信辦公室，看板嚴重落漆，學術倫理委員會（學倫會）違反法規，便宜行事，立下惡例，後遺症非常大。 首先就法規來看，「國立臺灣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完全沒規定一定是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才有違反學術倫理的問題，學倫會以「非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不調查抄襲問題，根據何在？該法規第三條規定「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係指下列情事之一者：（前略）（三）援用他人或自我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或註明出處不當且情節重大。（四）由他人代寫。」其第四條規定「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為案件之受理單位，並籌組初審小組及調查小組負責違反規定案件之前置審理及查證等事宜。」本抄襲嫌疑案，有按照上述要點和步驟在做嗎？有拿到陳／管「手稿」做初步比對嗎？ 其次，就實務面來說，學術倫理案絕對不限於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過去科技部的研究計畫案的結案報告，完全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之論文」，但若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證明屬實必須受到懲處，有案例可查。陳、管聯名發表的論文，是正式在公開的研討會發表的（還是兩大單位用公家錢辦的），如果這樣就可規避學術倫理問題，那麼，是否表示會議論文就可抄襲？碩博士學位論文都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之論文」，若有抄襲問題，證明屬實，嚴重時還會取消學位。如果按照臺大學倫會的裁定，那麼，郭明良案取消若干學位論文的學位，是否要重新檢討？我們在大學教書，耳提面命學生寫報告不能抄襲，而這些報告完全不會公開發表，以後如何要助教抓抄襲？如何要求學生不要抄襲？ 第三，陳／管聯名發表的論文，明顯有抄襲情況，只是到底是老師抄學生，還是學生靠老師的「研究手稿」取得學位的問題。如果是後者，當老師回頭用「自己的東西」，用到這樣的程度還可以說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那麼，學生的論文就涉及抄襲，涉及不當取得學位，嚴重時還可能被取消學位。這件事不進行實質的初步調查，就認為不需調查，臺大學倫會標準怎麼突然變得那麼低？將來遇到類似的案例，要如何處理？最後，論文隨便掛名是國內嚴重的問題，這個案件這樣放水，相信只會助長不當列名和掛名的陋習。要不要以這個標準重新審查郭明良案？ 最後，臺大在校長遴選的爭議上，完全不面對爭議點，只會如錄音帶一樣不斷放送遠離重點的說法，如果真的認為候選人的獨董身分和特定遴選委員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為何不就提供該當書面資料？這是臺大高層無法面對爭議、欠缺危機處理能力的另一明證。然後，學術倫理案又這樣毫無原則地輕率處理掉，更證明臺大高層和某些教授毫無原則，標準隨時可變，將來後患無窮。新選出的校長還沒上任，臺大就立下惡例：一、利益衝突不必迴避。二、會議論文可抄襲。最後當然能將新校長保送上壘，但臺大已經輸了，已經輸了！ （作者為大學教授）

  美國國務院三個重要單位的網頁都把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旗給撤掉了，我們的外交部還特地去抗議，要求貼回原有國旗。在台灣的人民分成兩種反應，一部分因美國政府不承認這面旗子興奮不已；另一部分人哭天搶地，有如面臨亡國之痛。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台灣是一個民主模範國家，跟台灣的關係仍然維持原狀，是重要的夥伴，並無任何改變。從頭到尾都稱台灣，未提及中華民國，也不回答為什麼會撤掉中華民國國旗，更沒有意思表示會貼回這面旗。 至於為什麼美國國務院的相關單位會拿掉這面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旗，我們可以推測，是務實的川普政府認為依法美國不能承認這面旗子的存在，因為它是屬於中國的，而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面國旗。至於台灣，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之下，台灣是不屬於中國的，所以撤下這面中華民國國旗，是美國政府依法應有的作為。 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這是攤在陽光下的事實，為國際所承認。台灣一直自稱中華民國只能在國內自己騙自己，除了一些接受台灣金援的所謂邦交國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之外，其他正常國家不可能幫台灣欺騙世人。 中國想盡辦法要促統的局面下，對台灣文攻武赫，步步進逼時，美國有義務保衛台灣。但如果台灣一直自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美國就失去保護台灣的立場，想必美國是不能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美國政府只稱台灣不稱中華民國，立場鮮明，倒是民進黨政府在野時否定中華民國，卻在執政後，不知順水推舟，反而在維護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再也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事了。 （作者為台北市民）

  感謝網友提供一張1936年刊物，拍到了降落在臺北飛行場的民航機「新高」號。臺北飛行場初期聯繫臺灣與日本本土，之後成為島內航空的核心，日後並開闢了多條國際航線。 直到今日，松山機場還是繼續刻意忽略日本時代機場早已存在的荒謬現象。 而歷史文盲表示：「日本時代的臺北飛行場是軍用的所以不算啦」「作為臺灣第一個國際、國內共用機場，正式成立於1950年，完全合理。」 延伸閱讀： 81歲的機場，過67歲的生日？ http://www.twmemory.org/?p=11023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