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卡特政府1979年1月1日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美國自我設限，在往後近40年中，其部長級官員只訪問台灣6次，而且避開敏感的國防與外交官員，多以商務、教育部門交流為主；而我國總統過境美國時，也只獲得允許停留至多48小時，且禁止我國總統與聯邦官員正式會晤，包括我國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都也無法訪問華府。川普簽署這個《台灣旅行法》，鼓勵各層級互訪，將大大地促使兩國的交往正常化。    從今天起，台灣最該重視的「兩岸關係」，不再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台灣與支那關係，而是「太平洋兩岸」的台灣與美國關係。台灣更該趁此機會，推動、發展與促進跟其他國家的「多邊」關係正常化。 《台灣旅行法》HR535內文：    

  因為台北市政府市場處不顧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以下簡稱：北農)與農會團體的反對，一意孤行的決定台北果菜市場連續休市三天造成果菜跌價傷農的風波，儘管整起事實的真相已經透過媒體的報導還原(註1)，然而，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吳音寧這一位誤入政治叢林的小白兔，卻早已被狡猾的政客將她徹底抹黑，而一直在一旁虎視眈眈的中國國民黨，顯然還意猶未盡的準備伺機「擴張戰果」，將這把火向上延燒。  像是中國國民黨高雄青工會總會長鍾易仲就以讀者投書的方式在「奇摩網站」上散播謠言指稱：「韓國瑜擔任台北農產公司總經理4年多，連續4年的營收創下歷史紀錄，日前爆發北農事件以後，北農主任秘書路全利出面幫吳音寧緩頰，他說，該公司2017年的稅後盈餘有5600萬元，較2016年5216萬元增加近4百萬，成長7.3％。利全利「護主心切」，卻沒有說出實情，原來北農獲利的成長，真正的原因是大幅減少獎金的發放。」，將吳音寧講得彷彿是一位壓榨員工來謀取利潤的慣老闆，因此，鍾易仲在文章結尾時還語帶威脅的說：「台北市議會即將在4月9日開議，很多藍營的議員已經磨刀霍霍準備拿吳音寧開刀，吳音寧最好做好心理準備吧！」(註2)，顯見，中國國民黨已然將吳音寧列為「頭號戰犯」，不將她鬥臭、鬥垮，誓不罷休！  但事實真是這樣嗎？據媒體報到，韓國瑜在2016年發放端午、中秋獎金合計近八千萬元，遭台北市議員梁文傑質疑韓國瑜未經董事會同意，擅自發放獎金，已牴觸公司法，甚至刑法背信罪。當時「北農」除了發出聲明強調，梁文傑所認知的預算法、審計法並不適用於「北農」，該公司是依據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辦法營運及管理。而「北農」員工也透漏，獎金來自公司的行政費用，不須經過董事會同意，且公司自2003年大幅減薪至今，發放獎金是為彌補員工(註3)。此外，韓國瑜當時還拉台北市政府法務局背書，宣稱根據法務局調查報告，稱發放獎金並無不法(註3)，但第二天卻立即遭到法務局長袁秀慧駁斥說，法務局並沒有所謂的「調查報告」，是否有問題仍由相關單位調查中(註4)。  然而，如果就事論事，韓國瑜以發放獎金的方式來彌補「北農」員工們因為2003年減薪的損失，這種便宜行事的方式確實是值得商榷。更何況，由於台北市政府明訂其所屬四大公司比照國營事業，全年度每位員工各項獎金加總不得逾4.4個月，因此吳音寧接任「北農」總經理後，即表示不發放三節獎金，僅發年終與績效獎金(註5)，但吳音寧還是在去年正式向「北農」董事會提案為員工加薪5%，卻遭擁有22.76%股權的台北市政府持反對，當時台北市政府市場處於會前表示，「北農」應該比照公務人員只調薪3%，若「北農」堅持要調薪5%，就要提出合理說法。而身兼「北農」董事長的北市副市長陳景峻當時則表示，公務員調薪是明年才調，且「北農」員工調薪方案，應以照顧基層員工為最大原則做整體研議，要求「北農」審慎評估(註6)。  就此來看，很顯然，韓國瑜雖然在「北農」總經理任內，利用法規與公司章程的不完備所造成的灰色地帶對「北農」大手筆發放高額獎金，乍看之下看似乎很照顧「北農」的員工，但獎金並不是法定的薪資，即令韓國瑜慷慨的大手筆發放獎金，充其量只是一種一時性的「恩給」，對於被減薪十幾年未調薪的「北農」員工來說是缺乏保障的，而如果要嚴格地依法論法，在台北市政府已經明訂其所屬四大公司全年度每位員工各項獎金加總不得逾4.4個月的情況下，韓國瑜的作法確實是已經違法，吳音寧循正式管道向董事會提案為員工加薪的作法，才是徹底解決長期以來「北農」員工低薪問題的正道。  因此，真正犧牲「北農」員工權益的顯然不是吳音寧，而是擔任「北農」總經理長達四年多，卻一直未曾為「北農」員工調薪，讓「北農」員工低薪問題未能獲得徹底解決的韓國瑜，中國國民黨如果要刮吳音寧的鬍子，請先照照鏡子，先把自己人的鬍子刮乾淨再說！  (註1)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3060350-1.aspx  (註)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3%80%91%E5%8C%97%E8%BE%B2%E7%8D%B2%E5%88%A9%E6%88%90%E9%95%B7-%E7%AB%9F%E6%98%AF%E9%9D%A0%E5%A4%A7%E5%B9%85%E6%B8%9B%E5%B0%91%E5%93%A1%E5%B7%A5%E7%8D%8E%E9%87%91-034243472.html  (註3)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89933  (註4)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58025  (註5) https://udn.com/news/story/7323/2732759  (註6)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39007

  「管中閔長期赴中兼職 中研院：查無申報《自由》」 「管中閔涉違法兼職 [台灣大哥大] 百日《自由》」   「爺們」嘛！哪還跟你們搞什麼申報。申報是普通人民才做的事，好嗎！還記得這件事吧：宋美齡對《時代》週刊記者說『請勿吸菸』標語是「給老百姓看的」。 國民黨，雖然是乞丐般撤退來台，卻因為霸佔了權勢，竊據台灣之後仍能偏安一方、養尊處優，活回權貴特權生活，不管是物質上，還是心態上。   根據爆料者提供，管中閔涉嫌長期到中國的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兼職，2005年起到現在， 這麼多年，所以，這絕對不是一時疏忽、或第一次不知道法令。 根據維基百科，管 2005年至今，擔任這～～麼多國家級重要職位：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專任研究員、特聘研究員.............（1999－2009）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所長.....................................（2001－2007） 國立臺灣大學「臺大講座」教授、財務金融系特聘教授（2009）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兼任董事長.....................（2010－2012） 行政院政務委員.............................................（2012－201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2013－2014）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2014－2015）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2017－）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赴中有敏感性、需要申報？！ - 「管中閔涉違法兼職 [台灣大哥大] 百日《自由》」   台灣大哥大則指出，由台灣大學統一回應。 免得說太多，出包、兜不攏。 又是違法赴中兼職，又是違法赴企業兼職，這麼多爭議、違法，連好好當個不違法的教師都做不到，能想像掌控更大的權位資源（如台大校長）之後，能不違法嗎？ 說實在的，不只當事人該主動放棄，遴選委員會也該全面換人。否則這樣下去，只會讓台大一再蒙羞。

習近平的動作擺明了，他決定要改變兩岸現狀，而且出之以無視於台灣民意的強悍，將自己的意志貫徹在台海領域。（美聯社檔案照） 中國國務院日前向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機構改革方案，傳聞中可能合併的台辦與港澳辦未見調整。但香港媒體報導，未來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與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仍有可能合併。港澳與台灣其實沒有關係，虛擬的關係是被北京的祖國統一夢想建立起來的。其實，不僅外界，連北京當局應該都已心知肚明，港澳與台灣，老早就脫鉤了。 當年著眼於收回香港、統戰台灣，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創意，打算同時應用於港澳與台灣，而且，要以收回港澳的模式來吸引台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一九九七前後響徹雲霄的口號，幾乎是隔海喊給台灣聽的。但，台灣對中國政權的本質，認識沒有那麼天真；已經直選總統的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想像不至於倒退到國共和談的時光隧道。幾乎可以說，自從台灣啟動總統直選的機制以後，所謂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便從主流民意的選項中被剔除了。「一國兩制」，連主張「一中各表」者也開不了口，民心向背可見一斑。 數年前，久未宣傳的「一國兩制」，又出諸中國領導人之口。這意味著，中國對台政策，只有單向沒有雙向，台灣的民主發展、政黨輪替，毫無軟化作用。有一個現象較少受到注意，那就是，如今習近平談「一國兩制」，絕口不談那四個字的內涵，不像鄧小平一談再談、不厭其煩。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習近平只著重「一國」目無「兩制」，他追求的「完全統一」，沒有鄧小平的緩衝期。回顧一九四九以來，中國對台政策，毛澤東是第一個典範，鄧小平是第二個典範，習近平有可能建立第三個典範。毛典範，血洗台灣，解放台灣，漢賊不兩立。鄧典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習典範，窮台、買台、繞台、擾台，六個任何，「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差只差在，總結習近平對台政策的關鍵詞尚未出現。 二○一四、二○一六，台灣的民主變化，改變了習近平的對台思維，但看起來是負向改變，而非正向改變。這跟中國本身抗拒政治改革，經濟更右、政治卻更左，堪稱平行現象。國共論壇，跨海政商買辦，自此不是重點；國民黨執政，也未必有保證。從而，從三中一青、藍八縣市、一代一線到「惠台」三十一，繞過了證明沒有用的途徑，直接拉攏台灣人民，形成新型態的「去政府化」。這或許預示，兩岸兩會協商仍將停擺，恢復往來的條件更僵硬了。而過去帶著笑臉的「讓利」，如今被不掩飾敵意的「甕中捉鱉」取代，目的無非是想讓台灣經濟更無路可走，迫使台灣人民被磁吸西進各個擊破。未來即使台灣政黨輪替，咄咄逼台也不會緩解。習近平的動作擺明了，他決定要改變兩岸現狀，而且出之以無視於台灣民意的強悍，將自己的意志貫徹在台海領域。對內對外都硬到底，習近平風險就是這樣。 去年底的十九大，習近平宣示：必須把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以確保「一國兩制」。對台灣，則增加了「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經濟猛攻」與「武力臨場」的剪刀作用，對台想定儼然揚棄了「一國兩制」的「漸統」節奏，揭開窮台、買台、繞台、擾台「有機結合」的快打序幕。或許，為了烘托政治強人的中國夢，尤其是習近平打破任期制之後，北京對台灣的打法與節奏都會迥異從前。果真如此，那麼面臨習近平對台政策「典範轉移」，台灣要維持主權獨立現狀，也得要有捨棄舊模式的新思維。壯大台灣八項對策顯示，小英政府的反應步調也加快了，但民主台灣對中政策的「典範轉移」，仍需朝野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打造具有共同目標的國家隊。挑戰迫在眉睫了，台灣必須隨時準備好。

美國前副總統安格紐曾抱怨，在這個科技時代，形象支配一切，外在形式替代了真實的世界。形象說穿了，就是民眾心中的一種「心理圖像」，代表著政治人物想要藉由媒體包裝傳遞給人民的特色。 侯友宜辭官宣布參選新北市長。 圖片來源：大紀元   當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在228當天於臉書上宣布參選，並遞出辭呈，投入國民黨黨內初選時，侯友宜那番全力以赴、責無旁貸的話語在筆者腦海中浮出的圖像就是2015年六月底八仙塵爆時那握拳要業者負責、一個都跑不掉的正義模樣。 侯友宜當時說，業者保險上限只有5000萬，哪夠賠啊，也賠不了。要負責任的，一個都跑不掉！新北市府一定會與消基會共同要求業者付出完全責任，不容妥協。當司法偵辦雷聲大、雨點小，僅起訴活動承辦業者呂忠吉一人，八仙樂園與新北市府完全不負相關監督責任時，侯友宜低調表示尊重司法調查，新北市府會再「協助」傷者們提起民事求償。 侯友宜「一個都跑不掉」的霸氣話語其實早在2014年八月中旬新店氣爆時就說過了，搭配其過去的警官形象，正義圖像變成侯友宜烙印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遺憾的是，八仙塵爆該負責的人全部都跑掉了，被害者獨自承受身體或心理的傷痛。新北市政府說會盡力協助國賠，但新北市政府卻同時以氣爆發生的理由是事件而不是場地拒絕國賠申請；新店氣爆最後也是由釀禍的欣欣瓦斯賠償約七千萬元與社區所有住戶和解，完全看不到新北市政府與侯友宜在後續災害賠償過程的角色為何？ 前幾天，軍人年改抗爭中有退役上校摔傷急救，侯友宜說，檢討軍公教退休年金不是不能談，但是希望政府用更有同理心的方式解決問題，多點尊重，讓衝突和流血減到最小；同樣地，當有記者詢問侯友宜曾在27年前參與圍捕鄭南榕行動、導致鄭南榕自焚時，侯友宜推託時空環境背景，要台灣人以體諒、關懷、包容、尊重的心往前走。 筆者狐疑，公教年改早已定案，軍人每月退休金的最低樓地板金額遠超過公教人員約六、七千元，所得替代率最高還可達百分之百，狂勝公教人員最高六十趴等諸多優渥條件。軍人年改抗爭真的只是「同理心」就能解決嗎？同樣地，鄭南榕自焚事件的責任不在執法的警察人員，侯友宜大可真誠地說出鄭南榕追求言論自由解禁的偉大。 連番閃躲、毫無重點的漂亮話，政客模樣一覽無疑。對照「一個都跑不掉」的霸氣話語，正義形象不過是包裝罷了，更讓人感覺彷彿朱立倫上身。侯友宜長期擔任朱立倫的副手，真的將老闆的精髓學得維妙維肖。 責無旁貸，新北市民相信嗎？新北市民還要第二個只會神隱的新北市長嗎？侯友宜漂亮的政治話術搭配其包裝出來的正義形象，選舉過程中嚴格的政治考驗即將拆穿那華麗的外表，正義形象還能剩下多少？ 作者 / 秦靖 (教育工作者)

  台大校長遴選進展到現在，由三十五位代表提案校務會議處理。雖有一些立委要求教育部長速核定人事案，但潘部長回答：如果學術倫理都不釐清，台灣學術發展還有機會嗎？在此，先向教育部按一個讚。 這次遴選校長，是因楊前校長合作夥伴的學生論文造假而展開。我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寫信給遴選委員們。內容大致是遴選是因楊校長合作夥伴的學生不誠實，李校長同事的助理抄襲發表十來篇論文引發國際醜聞（李校長二○一六年一月十四日公開道歉。自由時報A8版頭條）。由於兩位校長均因合作夥伴的學生或手下造假而受累，我乃請求遴委會選出能「教育學生誠實的」未來校長。並以台大傅斯年校長「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及張忠謀「誠信正直，台積電最重要價值。守法不作壞事，最低的要求」（二○一七年十一月廿四日自由時報頭版）相期許。 二○一八年一月五日，遴委會選出管中閔教授，我沒有特別想法。但後續卻爆發管教授在表格中未列台灣大哥大獨董的兼職（候選人資料表，五、相關承諾。一．本人聲明所提供之學經歷資格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責任自負。簽名。）及研討會論文疑慮。最後逼得三十五位代表要求召開校務會議處理。 二○一八年台大舉辦春節團拜，四位前校長以校園自主要求教育部盡速核定人事案。四位校長與此次遴選相關的治校理念在台大網站。孫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陳維昭：純淨。李嗣涔：追求真理。楊泮池：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不知準校長是否合乎自己的教育理念？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開會時，先把校長候選人吳瑞北教授排除。四位前校長急著要求教育部核定，程委會卻把本案列入最後討論。不知如何解釋？ 民主需要法治來維持。教育部已把權力放給台大，但教育部仍需監督台大是否公平合法。校長是全體師生職工的表率，依據無罪推定的原則，管準校長只是有疑慮待釐清。選舉像比賽，公平是最高的普世原則。台灣女舉重選手，在對手被檢出使用禁藥後，改獲奧運冠軍。百公尺賽跑，如有人偷跑，就會原點重新開始。 看起來，台大離「守法不做壞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作者為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現代社會基於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性別平等已是普世價值。多年來，臺灣社會在法令政策推動及多元對話後，性別平權雖然普遍受到重視，臺灣女性已能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彩，且擔任總統、副總統，從女性教育權、工作權、成就表現、社會福利保障，乃至國家或組織事務的決策參與，都有女性溫柔而堅毅的力量在其中。 報載涉性騷助理的前法官陳鴻斌日前獲判復職，引爆各界怒火，蔡英文總統特別在臉書表示，自己深刻感覺到台灣社會離性別平等還有一段路要走，盼社會給予受害者更大同理心，稱未來司法改革會「加快腳步、加大力道」。 蔡總統對最近職務法庭判決所引起的討論，表示深刻感覺到台灣社會離性別平等，確實還有一段路要走，呼籲社會對女性在職場上的處境要多一分同理心，性別壓力可能發生在家庭、校園及各行各業中，尤其在職場上，職權和性別權雙重不對等，弱勢一方很難得到支持，社會應用更大同理心理解受害者。 司法判決須彰顯社會公平正義，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而當少數法官的決定和社會期待有落差，會加深國民不信任感，政府推動司法改革，是為了恢復國民對司法信心。 而所謂應在司法制度中落實性別主流化，司法院秘書長表示，目前已著手研修「法官法」，將職務法庭改為兩個審級，多一個審級做為不當判決救濟的管道，加入非法官的外部成員，並配置一定性別比例的成員，避免再發生同樣的事件；在法官學院及各地方法院也應要求法官每年接受一定時數的性別平等知識。 法官強吻助理若只算「婚外情未遂」，至少不是社會通念，甚至只是臆斷，這要國人如何相信法官會重視每個被侵害的女性與孩童？ 司法既是公平正義的守護者，當少數法官的決定和社會期待有明顯落差時，會加深國人對司法的不信任感，對其他的法官並不公平。 這次職務法庭的判決，包括法官自己在媒體上出現許多缺乏同理心跟性平意識的語言，對女性還有事件的當事人是否不公平？是否二度、三度傷害？ 兩性平等當然不是只有講自己有利的一面，而是要用公平的制度去保護男女雙方，通常被性騷擾，多數都選擇沉默，希望這一次的事件，能真正落實那段性平未竟之路！ （作者為律師）

  中國對台卅一項措施中，專技人員考試跟法律相關的莫過於司法職業資格考試，但這只能算「舊瓶裝舊酒」，連新瓶都談不上。在馬前總統時代就已開放，只是逐步放寬職業項目。近日媒體和補教業者也大肆宣傳，有關去中國當律師的優勢和好處。 過去在台大聽課，當時老師講過一段話，他開玩笑說到：「法律人是最愛國的，離開了這片土地，我們就活不下去。」意思是法律人一出國就失業。不像醫師，不管去到哪個地方，都還有醫療專業。法律人出了國，熟知的法律便不管用，也許有共通原理原則，但實際法條運用完全不通。除非你有國際法專才能跨國處理法律事務。 中國律師考試與台灣大有不同，除考試方法外，考試科目也是滿大挑戰，光看到「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就令人退避三舍。但這也不奇怪，中國法律制度早期多繼受自蘇聯，和台灣繼受自歐陸等西方民主國家不同，更別說中國還有思想控制，雖說專業科目上，中國也有些前衛進步的法律設計，但一般不會把中國當成法治先進國家。 除法律制度外，也有執業範圍被限縮和實習問題，目前開放包括涉台婚姻、繼承、智財糾紛和民事訴訟業務等「相對安全」的業務，即便考上之後，也還有能否找到實習並順利拿到執業證的疑問；再者，這僅是拿到入場券，並不是燙金保證，衡量為考取所花費的成本後，會讓人質疑是否值得。這也是為何即便開放那麼多年，前往中國執業的人數並沒有呈現爆炸性的成長，考試人數還逐年下降。 最後還有個重要問題，中國法治具有濃厚的人治色彩，許多糾紛需透過政治人脈解決。好比台商商業糾紛都有國台辦介入身影，有人當靠山才能保你平安，所謂：「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相信這句話，每一位在中國台商都朗朗上口。 法律人的工作不只是使用法律和執行業務，亦包含背後所捍衛的價值信仰，參照我國律師法第一條，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並有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的任務。這些應該不只是打高空的空談，而是真的內化成法律人生命認同的一部分，因此我不會去考中國律師。 （作者為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當年害死鄭南榕的人，今日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 侯氏救援法：帶警察攻堅你，並切斷你所有救援管道，最後看你自焚而死，然後再對外說我是去救你的，只是沒救到 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news.tw/news/0391cd43-aff8-4517-9523-816d1492db32

  記者鄒景雯／特稿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是「惠台」也好，「對台」也好，是舊措施也好，有新擴大也好，真的無關宏旨，重點在於我們的政府當面對外在挑戰時，採取著什麼樣的態度？而大眾會從這個態度中，輕易辨識出其對問題的認識，特別是為政的壓力，這才是民意信賴的來源。 嚴格地講，昨天行政院推出的強台策略，被動防守的多，主動攻擊的少，可以大膽推估其中許多是文官體系的產物，缺乏國家層級的前瞻領導。（記者羅沛德攝）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台辦公布的三十一項措施，每一項都有其目標人選，也就是利害關係人，這些辦法對台灣人有沒有吸引力，不但是相關產業說了算，相關產業也會很自然地把經營的現況，以及平常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一起拿出來咀嚼，從而產生各種評價，這才是對岸所謂優惠出招的要害所在。 因此，經過半個月的盤點，昨天施俊吉召開記者會的內容，如果要具備「反擊」的力道，第一要端出有感的牛肉，回應產業的需求，這時充分諮詢業界的難題，透過政策協助提出解決方案，最是有感，反而可以直接化危機為轉機；第二要藉機檢討指導管制的角色，確立服務型政府的定位，對內進行提高行政效能的人員革新，如果決心這麼做，可以大幅減少民怨，又何懼一個威權政府招手。 以前述兩個標準來評判，特別是台灣強鄰在側的處境，從政者理當隨時保持高度的謙卑與警醒，學習先進國家，政府是產業對外競爭的最大後盾才是，但是只要詳加訪查國內各領域的代表性企業，普遍的認知是靠自己比較穩當？還是對公務機關治理環境高度讚許？就可以一目了然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誰推出了什麼對台措施。 嚴格地講，昨天行政院推出的強台策略，被動防守的多，主動攻擊的少，可以大膽推估其中許多是文官體系的產物，缺乏國家層級的前瞻領導，例如財政部對於員工獎勵股票採取分離課稅之議，是以國際比較做為反對理由，但是卻未回答中國是以國家行動，將台灣的特定人才納入其產業戰略佈局之中，進行針對性招攬，是當前的國際常態嗎？依據兩岸的競爭關係，其造成的台灣產業危機相同嗎？ 好在，對中的因應，不是召開一次記者會就能完事，應該是持續性的工作，希望政府的主事者永遠不忘：深入實務，大刀闊斧，放手興利。

  二、三十年前，許多公立高中每年要招生兩、三次才能滿，而且每年應屆畢業生，大學聯考上榜人數寥寥可數，更不用說國立大學，想要有人上明星大學，可能要出現奇蹟。然而教育部推動大學入學繁星計畫後，真的讓全國各地的公立高中，成為社區一顆閃亮的明星，照亮許多莘莘學子。 彰化縣立田中高中首位應屆畢業生錄取台大，對彰化縣的社區高中起了非常大的鼓勵作用。當年的田中國中，問題學生不少，地方政府危機中應變，改制為完全中學，徹底改頭換面，獲得地方肯定。 而南投縣的中興高中，錄取台、清、交、政、成等國立名校，共有八名。中興高中數十年前，由於許多省府權貴子弟，太多人情包袱，教師管教不易。畢業能進入國立大學，非常困難。 田中高中和中興高中，都是拜教育部推的繁星所賜，徹底改造學校體質，走向優質的社區高中，對地方文教風氣的整體提升，幫助很大。 雖然提倡多元適性發展，學生不一定就讀大學名校、前途一定似錦，但對於彰化、南投的鄉下而言，能夠讓孩子有優質、讓人肯定的社區高中就讀，尤其讓學生能有進入大學名校的期待，對於學校整體讀書風氣，以及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的確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作者為水里國中校長）

  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被爆料從二○○五年起即在廈門大學違法兼職授課。無獨有偶，另一位文化大學校長當選人，台灣科技大學專任教授盧希鵬也被爆料，在大陸的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高級管理課程研修班（類似台灣的EMBA）兼職授課，這個班即將在今年四月廿一日開班，收費要四萬二千多人民幣，折合台幣十多萬元，並不便宜。 公立大學教授在大陸兼職授課並不罕見，不只如此，許多公立大學教授也兼任大陸許多大學的「博士生導師」（相當於台灣的博士生指導教授），這種公立大學專任教師違法亂紀的比比皆是，教育部在一○一年七月十三日發函到各公立大學，要求「如有違反規定情形者，請依各校相關規範及程序及時處理。」 一○五年十月廿六日教育部又再發函重申前令，重申並未同意公立學校教師得赴大陸學校兼職，要求各校「應本自治自律精神，建立校內適當管理機制」，對於違反規定之案件，學校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相關會議審議」，同樣的，公文照轉，也沒有人受到處分，過去在馬政府的大陸寬鬆政策下，從來沒有那位公立大學專任教師被依法懲處，久而久之，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就誤認為教育部政策已經開放，文化大學校長當選人盧希鵬也在他的學經歷上特別表明：任教大陸多所大學EMBA課程，有豐富大陸教學經驗。 台大在二○一一年就曾和上海復旦大學合開EMBA班，當時台大只招收中華民國國籍的學生，但到上海復旦與大陸學生一起上課，實際上卻同時可擁有台大與復旦兩個金字招牌學歷，台大向教育部申請開設兩岸EMBA班時，引起教育部高度關注，也開會討論是否有違法，教育部官員最後護航巧喻說：「這是合班上課」。但台大的專任教師沒有在上海復旦大學開課兼職，教授大陸學生嗎？不違法嗎？ 筆者曾經在舊金山俯覽灣區的柏克萊大學校園風景區，看到一位教授要求我們這群參觀的教授團不要向攤販買東西，他只說了一句：「他們不合法（Illegal），他們不繳稅（They don’t pay tax）。」從此來自各地的全團就沒有人敢向攤販買東西。民無信不立，大學校長當然要守法守紀，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們就看教育部對這兩所學校的校長當選人如何依法處理。 （作者為法學博士，任教大學法律系）

立法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日前邀請國防部等相關部會列席並備質詢，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質詢時，提到國防部違法替退休中將、少將編列「安置顧問差額」，他爆料會有這項經費僅是因為一紙53年前蔣介石的公文，每年國庫增加6億元的支出。 林昶佐表示，國防部內有一項經費為「安置顧問費」，他解釋，這是1957年，政府為了安排退休中將與少將擔任公營事業顧問，並領取顧問費用。後期因為顧問缺越來越少，因此就規劃一筆經費，發給沒有擔任顧問職的退休中將和少將顧問費用差額，最高可以領到42,700元，每年就要支出6億元。林昶佐還說，這筆經費的支出完全沒有法源依據，僅依1957年蔣介石一份「台傳二人字第0761號代電」公文。 給退將每年6億「安置顧問差額」違法 林昶佐：應廢除！（資料照） 實在很可恥，因為國防部以前老是口口聲聲說，我們要照顧基層軍人，為何卻只照顧少數高級將領？難道他們月退俸太少嗎？原本月領8萬元以上退休俸的人，在改革過程居然從583人增加到1195人，雖然刪除18%優存，但是把退休俸提高，已違反了蔡總統財務穩健、照顧弱勢的改革目標。蔡總統已經承諾未來退休後月領八萬，為何許多退將可以領那麼多，超過總統，甚至還有一些隱藏的「津貼」？ 雖然職業軍人年資少，20年退休後應該要給比較高的所得替代率以保障基層弱勢，但是中高階的部分不能沒有上限，否則整體年金還是會破產。何況我國將軍比例一向是世界最高，且一些退將的行為又十分可議，有需要慷納稅人之慨嗎？如郝與許等高階退將，已經年高九十幾歲，不知已經領了幾千萬以上的退休金，到底還要領到何時方休？不是將目前社會上數百萬低薪的年輕人當「提款機」嗎？試問，有良心嗎？ 近年來看那些反年改的人士，尤其是所謂「八百壯士」的惡行惡狀，可說自私自利，無恥至極，值得令人尊敬嗎？國立大學資深教授退休後頂多月領八萬元，為何這些沒有博士學位且只靠年資晉升的退將，可以月領十幾萬元以上，合理嗎？公平嗎？尤其是那些「牆頭草」退將的劣行，更是令人厭惡，根本不值得領那麼多月退。有人已經有房屋好幾棟，還可分配高級房舍，若沒住轉手，賺更大，像話嗎？ 近年來看那些反年改的人士，尤其是所謂「八百壯士」的惡行惡狀，可說自私自利，無恥至極，值得令人尊敬嗎？（資料照） 如今，如果沒有立委林昶佐質詢，大家還不知道退將福利這麼多！月退已經領十幾萬元，有些退將還可以到國營或黨營企業當「顧問」賺更大，像話嗎？這樣叫做照顧基層官兵嗎？恐怕連豬都會偷笑吧？！畢竟退休後的人對國家已經談不上貢獻，大家月退應該平均一點，否則如何讓大家心服？ （教師）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臺灣各地反抗運動風起雲湧，臺中青年組成「二七部隊」起義，由鍾逸人率領以武力對抗中國軍隊。 當時臺灣主要分成由主張「坐下來談」的和平派仕紳組成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以武力對抗的臺中「二七部隊」、嘉義的「臺灣自治聯軍」。 結果主張和平談判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最後幾乎都被中國人屠殺殆盡，甚至嘉義的武裝勢力將攻陷水上機場之際，和平派仕紳居中斡旋要求停火並提供糧食飲水給機場中國軍以示友好，最後這些含陳澄波在內的和平使者都被中國軍抓去嘉義車站前處決了。 而採取武裝對抗的二七部隊，對中國軍隊形成了威脅造成牽制，使得臺中居民免於如其他地方遭軍隊無情屠殺的命運。顧慮到在市區戰鬥可能波及市民，二七部隊主動撤往埔里，在草屯迎戰中國軍。 3月16日，二七部隊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對抗2000人規模的中國軍隊，於烏牛欄吊橋西南邊激戰一整天，在有利地形的幫助下，殲敵200餘人。但考量雙方軍力懸殊，他們當晚便自行解散。學者陳芳明曾經提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武裝起義或武裝抵抗已經發生正面作用，使民眾死傷特別少。」 2018年3月，正值當年二七部隊與敵軍對抗的期間，埔里鎮公所為設立「鎮長周義雄歡迎您」電子看板，竟將工程鋼樑打進「烏牛欄橋」石牌遺跡裡(如圖，引用自大埔里@報https://goo.gl/uegF7A )。 在戰後臺灣歷史記憶、文化、語言被外來統治者一一抹去覆蓋之下，集體失憶的荒謬，何時才能畫下句點？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中國此次修憲，彰顯該國獨裁人治的中國國家特色，然為加強我國與中國在文明上的差異，凸顯台灣與民主的普世價值接軌，我國亦應推動憲改，強化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鞏固民主憲政。圖／中國中央電視台畫面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日前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憲法修正案，刪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內容，為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五年後延長任期奠定法源依據，這種毫無民主素養的修憲，不只世界譁然，更直譏「習皇帝」。 中國此次修憲，彰顯該國獨裁人治的中國國家特色，然為加強我國與中國在文明上的差異，凸顯台灣與民主的普世價值接軌，我國亦應推動憲改，強化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鞏固民主憲政。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是我國與世界民主國家共同堅持的基本理念，民選國家元首的有限任期，更屬民主常識，因此像習近平的無限任期修憲，若發生在正常民主國家，將被司法宣告違憲而無效。 以我國為例，台灣曾發生國大代表修憲「延長國代任期」，但「任期有限」是民主常識，人民透過投票與公職訂立「任期契約」，更是不可片面延長的國民主權價值，因此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釋揭示「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簡單來說，我國大法官針對延長任期的國代修憲，正式宣告「違憲」，認定牴觸「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無效。同樣的法理，中國習皇帝的修憲，若發生在台灣或任何民主國家，也會因為違憲而被宣告無效。 尤其甚者，以中國的習皇帝憲改，對比兩百多年前美國總統華盛頓，在憲法並無規範下，主動樹立連任一次的民主典範，中國落後的人治文化，難獲世界認同。 以美國為例，喬治華盛頓被譽為美國國父，在1793年受推選為第二任總統，在華盛頓兩屆總統任滿之際，美國人民仍高度支持華盛頓繼續連任，但華盛頓婉拒後說：「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更直言「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從此華盛頓創設美國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屆的不成文慣例，為民主世界樹立典範。 簡單來說，兩百年前華盛頓樹立的民主典範，對比中國修憲廢除連任限制的習近平，可知兩國文明的高低落差。而台灣繼受民主的普世價值，「習皇帝」勢必使得「統一」不再是台灣人民的選項！ 習皇帝喚醒世界，中國政權毫無民主素養可言，類似中國「無限任期」的修憲，不只美國等民主國家無法認同，若發生在民主台灣，更將被宣告違憲無效。以習近平對比華盛頓，即凸顯人治中國與美國、台灣等全球民主國家的文明落差。因此，在中國為習皇帝修憲之後，台灣為彰顯我國與民主普世價值接軌，與中國具有基本性的文明落差，亦可推動憲改，區隔出中國所欠缺的人權保障、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等憲法內涵。

  3月10日由《蘋果日報》揭發：北市府內部公文顯示，「去（2017）年5月原規劃北農2月25日未休市，後來7月6日才翻盤」（見下圖）。而去年7月這場會議，是由台北市市場處處長許玄謀主持，由他拍板定案的；儘管當時出席會議的「北農經理」，有書面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密集休市會對農民造成困擾」，但意見未被會議主席接受。但在3月7日，由許出面說明時，卻拿出一份「去年7月休市日會議紀錄」，「強調」當時會議只討論「中秋節休市日」。    所以若要追究行政責任，最該下台是由副處長晉升、「最具經驗的老鳥」，又「主持會議、拍板定案休市日」的台北市市場處處長許玄謀，而不是那時剛上任、都還搞不清楚狀況的吳音寧與陳景峻。 但事發時，柯文哲一開始就對農委會嗆聲，「給我北農人事權就願付『完全責任』」，表態要拿回總經理職位。後來由吳音寧與「地下市長」蔡壁如於3月6日溝通，定調「止戰」，並決定在3月8日開記者會（見下圖）。   但3月7日時，柯文哲仍然持續發飆，「農委會要開幹，那就來」；並由「被罵」的陳景峻與許玄謀當天「臨時」召開記者會，大罵吳音寧未到。後來又聯手民國黨市議員徐世勛，以剪接議會質詢錄影帶，攻擊吳不懂報表。 而明明在3月1日時，吳音寧就在濱江市場，跟陳景峻報告有關連休、菜價的狀況與因應，許玄謀還陪同在旁，但陳仍於3月8日北農開記者會時「公開說謊」，指控吳音寧沒報告。   有「地下市長」蔡壁如居中穿梭，照理說，柯文哲應該有掌握全局，不會不知道前因後果（疑問一）；更奇怪的是，身為北農董事長的陳景峻，竟然不知已排定在3月8日要開記者會說明，顯然又被蔡壁如「架空」（疑問二）。 陳景峻「狀況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上次柯文哲要陳景峻負責燈會，但卻出現「地下市長」蔡壁如「跳過」他，直接帶廠商面見柯文哲，「私下交易」，並承諾要幫「槮凌」募款；而陳則被倒打一耙，被影射成「圖利廠商」，陳不但對《上報》記者抱怨「無言以對，傷心至極！」還另外上黃光芹電台節目批評柯「違反體制」。後來，柯文哲還下令封殺該記者。 由於柯文哲上次與張榮味合作，未能繼續執掌「北農總經理職位」，已經不滿，現在又由張的妹婿張永成出面嗆聲，要在董事會提案換掉吳音寧，顯然兩人已經聯手，要壟斷北農。 柯文哲與陳景峻及吳音寧的恩怨，已如同上述。北農現有23席董事，其中農委會、北市和張永成所屬的全國農會系統都各擁5席，其他董事還包括青果社2席和6席民股，柯想「一箭雙鵰」，換掉吳陳兩人，我們都等著看，「這場權力鬥爭」的後續效應。 一直被柯文哲與蔡壁如「左右開弓」惡搞的陳景峻，真的得「好好想想」，只辭北農董事長就夠了嗎？

記者鄒景雯／特稿 前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將在月底上任海基會董事長新職，這項人事進入程序後，蔡總統日前啟動的國安團隊布局，可謂完成了最後一塊拼圖。這樣的大調動，意味著什麼？主政者又期待有何種改變？ 前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前排中），將在月底上任海基會董事長新職，這項人事進入程序後，蔡總統日前啟動的國安團隊布局，可謂完成了最後一塊拼圖。（資料照） 為什麼要派張小月到海基會去？一是張在陸委會待了快兩年，熟悉陸委會業務，有助於海陸一體、上下合作、避免扞格；二是借重張的女性特質與親和力，強化民進黨政府對在中台商、台生，在台中配、中生的聯繫與服務；三是就海基會本身進行改革與整理，這一塊，前秘書長柯承亨（已轉任國安局）在任時曾試圖推動，但未竟全功，今後要由張小月來完成。這三個主要考慮，不但同時說明了之所以要「張上、田（田弘茂）下」的原因，更指出了蔡英文面對中國權力變化的因應調整。 把這塊最後拼圖放進先前的鋪排之中，首先，可以看到蔡總統手上握著三根線頭，是「一人三條鞭領導」，一條是外交，吳釗燮（外交部長）與李大維（國安會秘書長），一條是軍事，嚴德發（國防部長）與邱國正（退輔會主委），一條就是兩岸，陳明通（陸委會主委）與張小月。其次，近身的幕僚，不再留在大內，全都外放到第一線去，發揮如臂使指的功能，無可諱言，這有權力集中、意志貫徹的企圖。 反觀習大稱帝之後，中國對台工作系統的幾號人物已經陸續出爐，除習近平掌舵，政協主席汪洋成為二把手，負責執行的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外，恐怕還要外加一個盛傳許久的副主席王岐山。這個組成，有兩大特色：透過對美工作處理兩岸關係，透過經濟手段處理對台工作。前者，可由其外事人員背景者佐證，兩岸在國際上的廝殺向來慘烈，這是硬的一手；後者，亦可由其成員在福建、廣東與台商往來的過往估計，這屬軟的一手。 將以上的兩軍對陣圖一比對，不難發現，兩岸鬥爭的戰場實在美國，蔡英文政府同樣在對美工作上重整部隊，而且從國民黨維穩階段，過渡為民進黨路線上場，是「反守為攻」的翻轉。至於在對中工作上，剛好與對岸相反，劉結一上，同為外交體系的張小月退，避免直接「硬碰硬」，改以兩岸領域的陳明通接棒，藉由人熟、地熟，改施軟的一手，來促進對話、避免誤判。然而張小月成了後衛，她的任務，不只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支持，還要寄希望於中國人民的理解，在民意競逐上展示軟實力。 經此盤點，也可凸顯，台灣需要內修經濟的迫切性，這是中國有備而來的硬實力，台灣沒有忽視的本錢。

  德國二戰殺人無數的納粹時代已過七十多年，高齡九十六歲的納粹共犯奧斯卡．葛洛寧（Oskar Gröning）是最後、也是最高齡的被告，因此成為世界的焦點。今年一月德國憲法法庭審判，確定判他四年刑期，他的律師為他以健康與高齡的因素，提出不適合入監的緩刑，這個請求被德國憲法法庭拒絕，憲法法庭認為他健康尚可，有能力可以入監。當此案就要發監執行之前，就傳出奧斯卡．葛洛寧三月九日在醫院死亡的消息。 聽到他死亡消息的被害人家屬或當年在集中營的倖存者，認為最終他還是沒有坦承他的罪行，他帶著罪，跨過生死界。有一個被害者家屬沉痛地指出，至今德國雖有審判的形式，但是當年被追究的共犯，他們大多還是認為自己不須負殺人的責任，讓他覺得非常失望。在過去的幾次審判庭外，被害者家屬悲痛他們的親屬被害，希望藉著對奧斯卡．葛洛寧的判決，可以讓社會的新納粹人士得到警示，讓他們看到過去納粹具體的罪行，遏止新納粹的崛起。 德國不會因為要顧及被告者高齡，而不審判高齡的納粹謀殺共犯，相反地，他們花了幾年的司法資源，開了好幾次審判庭，就是要給這名高齡的納粹共犯定罪，不讓他緩刑，目的是在告訴世人，謀殺罪沒有追究期限，做錯了就是要負責，即使是九十六歲，只要健康可以，一樣要入獄。 奧斯卡．葛洛寧，一個在集中營管理死者財物的帳房兼行李管理者，何來殺人之罪？其實，這就是德國與台灣價值觀的差異，也是一個國家需要透過審判來處理罪責的原因，因為這樣可以讓人民認清黑白，是非價值才不會被扭曲。 一樣是七十年的轉型正義，德國用國家司法審判得到正義與是非的伸張，而台灣還有人愛戴殺人犯，僅能靠幾個年輕人觸法來伸張正義，台灣是不是太悲哀？一個不敢真正究責與面對自己過去的國家，其實根本就是個殘敗的國家，沒有清創自己的傷口，何來重生的力量？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第三章 啟蒙者（節錄） 一個國家社會邁向現代化之路，國民素質高低至關緊要，而教育品質常是其關鍵因素。台灣在大清帝國統治時代，上學識字是少數人才有的權利，多數人民無緣接受教育，文盲到處可見。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進入日本時代，普羅大眾透過公學校等國民教育體制，才逐漸普遍有機會學習識字與接觸現代文明；台灣許多國民小學從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後陸續歡度百年校慶，翻開它們的校史發展，都可追溯到日本時代推行的國民普及教育。 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Amartya Sen）在日本紀念終戰七十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從國家社會發展的角度，特別推崇這一始自明治時代所推動的「日本模式」：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識字能力，並重視衛生醫療，以增進國家社會發展的基礎。明治時代中期起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受大局牽動，因教育普及而隨之逐步邁向民智開放與社會現代化時期。 不過，在進入日本時代之前，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其實已在福爾摩沙開展啟蒙工作，致力興學與教育；儘管其規模較小，也非全面而普遍，對這片土地人民的貢獻仍極顯著。 傳教士在社會基層耕耘，主要是為了傳播福音。在十七世紀的荷蘭統治時代，南台灣麻豆、新港一帶的西拉雅族，已有機會透過羅馬拼音的「新港文」閱讀、書寫，接受主日學校教育。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後，西洋傳教士進一步經由設立識字班、推廣台灣母語羅馬字系統或通稱的白話字，以掃除文盲，致力讓普羅大眾讀懂《聖經》，並接受外來文化。由於白話字比漢字易學易懂，一般人只要幾星期就可學會，且讀、說、寫一致，既有助傳教溝通，也有利教育推廣。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禁絕母語教育前後，白話字是台灣老輩通信所使用的文字之一，如今仍為保留母語的有效工具。 識字、讀書都需要字典，西洋傳教士以白話字翻譯《聖經》之外，也編著字典，流傳到今天。啟蒙工作有賴傳播媒體，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續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是台灣第一家、也是發行最久的報紙。它以白話字印刷出版，報導內容雖以教會新聞為主，透過教會在各地活動所反映的風土人情及新聞事件，成為登載近一百多年來台灣歷史的珍貴紀錄。 不僅如此，西洋傳教士也興辦學校，有培育本土傳教師養成班、神學院，以一般漢人為受教對象的中小學，專注女性及原住民教育的學堂，還創立了盲人學校。這些學校都開風氣之先，為台灣現代教育史上之首創。經由這一過程，台灣人民開始有機會接觸西方現代文明及科學知識，加上日本時代普及的國民教育，戰後的持續注重，一個多世紀以來，台灣的教育發展蓬勃活絡。 在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到來之前，台灣的教育制度和內容處於傳統相因且未現代化。清朝時代，雖有官設的各地儒學、收偏遠學子的社學（包括招募原住民的「番學」）或清貧孩童就讀的義塾，也有民間的書房、書塾、學堂等，加上介於兩者之間的各地書院。所有這些，都不是普及的國民義務教育，且課程內容主要為往後的考試（科舉）而定，限於經學及藝文，重背誦、引經據典，論述受八股框限，鮮少觸及科學現代知識；私塾更有師資不齊、修業年限不一等品質問題。 相形之下，在西方教育中最基本而普通的學科，如地理、算術，漢人社會卻很少人重視。這樣的教育制度與內容，導致民智不開，無以造就現代化國民，社會傳統保守，跟不上外在環境的變化，也難以持續。 在台灣傳教超過四十五年的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曾評論台灣在清國統治下的教育狀況︰ 「島上的教師遍佈，但官員對他們不聞不問。這些教師不僅在教學技巧上不得要領，甚至缺乏教導一些簡單的科目，如算數、地理的能力，這些對於求學的孩子們是相當不利的。」 在受教育機會屬少數人才得以享有的社會，甘為霖對所謂「讀書人」自不敢恭維︰ 「他們是以孔孟思想為主軸的士紳階級，備受尊崇，尋常百姓把他們當成智慧的寶庫，認為他們相當幸運，只要教書和做些吹毛求疵的瑣事，就能賺得一大筆錢。他們大約有七成的學識是贗品，只是不斷地強記中國經典，並跟隨這些經典的傳統詮釋罷了。他們排外的心態，眾所皆知，實在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這麼一群氣度狹窄而不切實際的人了。」 十九世紀清治末期在嘉義的一次旅行中，甘為霖親睹了這種教育制度之下所導致的社會集體無知和迷信，連有地位身份地位的「讀書人」與官員都不例外。那是一次發生月蝕的景象，他看到知縣和部屬來到廣場，站在供桌後，點了幾柱香，開始進行冗長的祭拜： 「當月亮開始變暗時，知縣的動作變得激動起來，底下的所有民眾則努力敲鑼打鼓、放鞭炮，每個人好像發瘋似的，一直在那裏大吼大叫。當然，不會有天狗或巨龍受得了這種叫囂，所以過了不久，嘉義的月亮又露了臉，民眾便很安心地去慶祝了，直到下一次日蝕月蝕再發生。」 相形之下，西洋傳教士帶來新式教育，為台灣教育現代化邁開腳步。百年樹人，長年耕耘積累，一百多年來，他們作育英才無數，所設學校有些至今仍弦歌不輟。 傳教士興辦教育，初衷自與宣教的宗旨關係密切。一八六九年，來自英國蘇格蘭長老會的傳教士馬雅各為培育台灣青年傳道人才，在府城始創傳教師養成班，這是台南神學院的前身。一如他身為西洋傳教士的先驅，馬雅各的這一教士養成班也是當時的第一家。 培養本地傳教師，且讓他們知識與熱誠兼備，是包括馬偕在內等西洋宣教者從在台灣實務中很深刻的體會。從而，傳教士所興辦的學校，除了神學及宣教實務，也著重自然人文及科學的知識傳授，其教育內容及教學方式，絕非漢人傳統教育所能相比。不妨用馬偕的話來說： 「在北台灣宣教工作的主要計畫是培訓本地傳教者。.傳教者要能令人民尊敬而且能持續工作，就必須具有知識而且有熱誠。.我每次出去旅行、設立教會，或者探索荒野地區時，都會攜帶我的地質槌、扁鑽、透鏡，並幾乎每次都帶回一些寶貴的東西，存放在淡水的博物館。我曾經試著訓練我的學生，用眼明查、用心思索，以瞭解自然界蘊藏在海裡、叢林裡、峽谷中的偉大訊息。」 事實上，馬偕教導學生的課程，除了《聖經》及神學相關課目，還有「教會史」、「地理」、「天文」、「解剖學」、「生理學」等文史和科學學科。 一八七七年，同樣來自英國蘇格蘭的巴克禮發揚光大，接手並合併府城及打狗的傳教師養成班，擴充為「大學」（Toa-oh,Capital College），擔任校長，教師有李庥、施大闢（David Smith）及甘為霖三人，學生十三人，包括貧農子弟，這就是現今台南神學院的由來。 「大學」做為教士養成學校，傳授神學，注重品格培養，外加傳道實務，課程不僅包括漢文，還首創科學教育，舉凡物理、地理、地質、天文、攝影⋯⋯，盡入課程。學生除了做實驗，也有機會透過大型望遠鏡觀察土星、木星、月球等天文景觀，理解陽曆與農曆的區別，大開知識與心胸視野，突破一百四十年前只重背誦的漢人教育窠臼。巴克禮以宗教與科學兼備，開啟了台灣現代化教育先河。一八八五年，長老教會中學堂（長榮中學）成立，這是台灣第一所西式中學；巴克禮也是創校者之一。在北台灣，馬偕一八八二年創建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漢名「理學堂大書院」，今真理大學）。在淡水的這一學堂取名牛津，是因經費得自馬偕的故鄉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鄉親加幣六千二百一十五元捐款。馬偕親自參與選地、繪圖設計，並監督工程。學堂所授的學科，除了神學，還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完全是新式教育。 兩年後，他再成立女學堂，招收三十四名學生；與一八八七年成立於府城的長老教會女學校，都開風氣之先，為台灣的女子現代教育邁出步伐。 在此之前，李庥於府城倡議女學，但他因染瘧疾，英年早逝，由牧師娘伊麗莎（Eliza Cooke,1828-1902）以台灣第一位女宣教師接棒，完成設校。一八八七年二月，「新樓女學校」開學，為南台灣之首創，入學的條件是「不裹小腳」，後來發展為長榮女中。 不過，開創風氣並不容易，受到傳統禮教約束，漢人女性拋頭露面的機會甚少，重男輕女觀念具體展現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傳統，把女性識字、上學視為非屬必要，其識字率因此遠低於男性。宜蘭平埔的噶瑪蘭族人曾親炙馬偕傳布福音，對淡水女學堂最為捧場，女學堂因此有不少原住民女生。 啟蒙的工作，使當時教育尚不發達、就學機會不普遍、文盲佔絕大多數的漢人社會，從識字、接觸基督福音到接受現代化課程，得以學習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知識，也因接觸現代文明而解放思想，消除迷信。馬偕把教育對象擴及識字率較低的女性，女學堂還提供免費食宿；另一部分平埔族人也因經由參與教會活動，有機會開拓精神層面的視野。從而，對當時男尊女卑、視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的保守社會，都有正面而深遠的影響。 來台灣的傳教士既以白話字為推廣普羅大眾說、讀、寫及溝通的工具，編纂白話字字典便成必要的工作。這方面最著名的，當屬甘為霖一九一三年所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通稱「甘字典」。 「甘字典」出版時台灣已進入日本時代，在橫濱印刷，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一千冊。它參考《康熙字典》及前此西洋傳教士所編同類字典，收列約一萬五千字，附錄還有普通地名及人名、聖經中的地名及人名、字姓、六十甲子及節季、字部等表。注釋用法均採白話字，讀者可經由廈門音來識字，出版後深受歡迎，一九二四年再版。發行以來，在同類字典編纂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至今且為保留台灣母語的重要工具書之一。 甘為霖（圖片來源：From the book "Sketches from Formosa", 公有領域） 有關白話字字典，除了甘為霖之外，最早與馬雅各一起從打狗進入台灣，考察傳教可行性的杜嘉德，一八七三年編有《廈門音漢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這一辭典經巴克禮修補增訂，是為一九二三年的《廈英大辭典增補》。另外，馬偕編著的《西台字典》或《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Formosan Vernacular）於一八七四年刊行，一八九二年增補，收九千四百五十一字，共二百二十六頁。 傳教士不僅經由教育、興學、編著字典等開闊了台灣人民的心智領域及眼界，在實際生活也引進西方飲食文化，豐富了台灣人的盤中飧。馬偕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北部各地傳教時，發現農民種植的蔬菜只有十多種，乃引進歐美蔬菜種子，透過傳教士及信徒免費分發北部各地，其中包括如今相當普遍的高麗菜（Cabbage）、花菜（Cauliflower）、蕃茄、敏豆、紅蘿蔔等，既增進農民收入，改善生活，也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 台灣民主先知彭明敏的祖父彭士藏年輕時，曾受僱為巴克禮的廚子，飲食習慣在耳濡目染、親自嘗試之後，深受影響。對此，他有一段文字描述： 「祖父⋯⋯看到他們每日早餐前喝杯果汁，十分詫異不解，後來自己也染上，恐怕是史上第一個有此習慣的台灣人。母親昔時住入女宣教師小私塾，女宣教師們種植外來的蕃茄，台灣少女們初嚐之，被其其味怪臭嚇倒，但後來開始喜歡之，亦成為史上或許是第一批愛吃蕃茄的台灣少女。」 日本有評論者認為，「明治維新是從吃外國料理開始的」，因為料理代表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文化、制度、傳統。台灣的現代化之路，飲食的改變而多元，也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現象。 外國傳教士長期奉獻台灣，深度融入本地社會，身為不同文化背景的異鄉人，他們都先對台灣有深入研究查考，啟蒙者本身也立下學習求知的極佳榜樣。馬偕學習台灣話的過程，尤其在「放牧水牛的草原」向牧童學習，就是顯例。 馬偕一八七二年在淡水獨自展開傳教工作，語言是最須克服的難題之一。他剛到台灣，曾在南部與李庥牧師共事兩個月，跟他學會了台語的八個音調。到了淡水，既沒有老師，也無初學者所常需的入門書籍，他改從與僕人交談中學習，最終卻屢讓僕人不勝其擾而求去。有一天，他在草原上碰到一群牧童，經過兩天試探互動，第三天起每天和他們聊天、玩耍四、五個小時，聽到新字或詞就記下來，晚上再查字典學漢字，並大聲練習，訓練自己的發音與聽力。其間，他盡量避開西洋人及會說英語的漢人。如此認真學習，不到五個月，馬偕已可使用台語做他第一次講道。 台灣在一八九五年進入日本時代之後，教育開始普及，報紙及出版等文化事業也逐漸發展，沈恩教授所指出的「日本模式」推廣及於殖民地台灣，台灣人的教育知識水準明顯提升。親身經歷台灣從清朝時代走入日本時代的甘為霖有一段觀察： 「在這股前進的潮流中，福爾摩沙並沒有被遺忘。八歲以上的孩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每個大村莊都設有公辦學校，提供免費的日語和漢語教學；在台北、中部的台中、南部的台南，每天都有日文和漢文報紙發行。」 經過傳教士的基層耕耘，啟蒙之後的台灣社會，至此走向全面的現代教育與民智提升之路。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書封

我的祖父彭士藏，是台灣歷史上台灣人最早改信基督長老教者之一，其後成為傳教士，也是台灣人最早從事這種工作者之一。 所以在我家，經常在談論中提到外國傳教士的名字，什麼「牧師」或什麼「姑娘（Ko-Niu）」（當時我們對西洋女傳教士用這種稱呼）。 我小的時候雖然沒有看過「牧師」或「姑娘」，對他們有一種神秘的尊敬，長大以後才知道他們一生奉獻於台灣，完全認同台灣，融入台灣人的生活，講流利的台灣話，將聖經以羅馬字翻譯作台灣話，除了傳教以外也為了台灣人的教育、醫療和衛生有說不盡的幫助，現在盧世祥先生將他們的生涯重新發掘介紹，非常有意義。 本書所介紹的人物當中，有幾位是我的救命恩人，當時被暗殺之可能迫在眉梢，他們跟時間競賽，想盡巧計使我脫出台灣（請看拙著《自由的滋味》《逃亡》，宋重陽著《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唐培禮著《撲火飛蛾》），他們出於正義感與慈愛之心，為了我的安全冒險營救，尤其是唐培禮牧師受國民黨誣陷，正式通知美國國務院其為恐怖份子，國務院官僚未調查真相就成案，使唐培禮牧師十幾年都拿不到美國護照無法出國，他沈默不語，不埋怨，也不讓我知道，我十幾年之後，才偶然發現這個事實，衝擊極大，他這樣受冤，從不辯解，如此高尚人格非普通人所能達到，時光飛逝，我常自憾拙於言己，自責未充分向這些恩人言謝（其實心中的感謝極深，言不盡的）。近半世紀過去了，當事人都老了，一個個離世了，不久將全部不在了。但願這一動人的俠義故事，將在台灣史上永久留作可歌可詠的史詩。 在國民黨政府戒嚴和恐怖統治的時候，一些人包括我本身，因為思想不同備受國民黨迫害，成為所謂「政治犯」。當時台灣社會把「政治犯」視為可怕的瘟疫，至少是異類，不論朋友或親屬都避之而唯恐不及，怕被連累，遑論一般社會人士。「政治犯」被恐懼、被隔離、孤立無援，被視為社會的污穢。在這種氣氛之中敢公開或秘密的幫助「政治犯」者極少；需要無限的勇氣和無比的慈愛心，盧世祥先生也把這些人介紹給台灣人，他們有的是傳教士，有的是勇敢的外國人，他們有堅強的民主信念，社會正義感，願意冒自己生命和安全，伸出援手。 也有外國國會議員在國會中暴露台灣國民黨獨裁專制的真相，在國際上對國民黨政府加以施壓，也有發表文章關懷這些被害者，盧世祥先生也把這些鮮為人知的人寫出來， 將上面這些人稱是「台灣的恩人」再適當不過。 盧世祥先生使一般台灣人認識了這些恩人，這個工作本身也是對台灣社會是一重要的啟蒙，在這裡重新對這些「台灣的恩人」表示最深的敬意，也對盧世祥先生的努力表示最深的謝意。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新書發表會 〈台北場〉 3月17日（六）14:30，台灣國際會館（南京東路二段125號4樓） 〈高雄場〉 3月31日（六）15:00，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3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