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要求教育部在月底前對他校長職務聘任與否，做出決定。此要求形同「最後通牒」，是因為台北地檢署已針對他長年在中國大學兼職乙事，以「他」字案展開偵查，由於事證相當清楚，案件轉為「偵」字可能性極大，此事管心知肚明，所以要趕在司法有關鍵性階段前，「做了再說」，但以後萬一有刑責，創下台大校長之不名譽紀錄，等於拉著台大陪葬，值得嗎？ 管中閔當選台大校長以來，被爆料台哥大獨董、研究論文涉抄襲及長期在中國大學兼職案⋯。其實前兩者都可以用「泥巴戰」來應付，唯獨最近發掘的「兼職案」，卻是點中了「死穴」，因其法令規定明確，沒有灰色地帶可閃躲，而且還涉及刑責，在國人皆睜大眼睛在看下，想要得到檢察官「行政簽結」，恐怕機會渺茫，故校長職務案，愈拖對管愈不利，「快刀斬亂麻」或許是上策。 管爺此招「將軍」教育部，其實很像在二十一年前，時任台灣省長的宋楚瑜也用過的「金蟬脫殼」計。當時，宋因修憲凍省爭議，槓上李登輝前總統，宋以「請辭待命」梭哈中央，但李並不為所動，對宋的簽呈「留中不發」，拖了一陣子，筆者時為報社省政記者，寫新聞特稿分析此「辭呈」會對宋省長沒有迴旋餘地，因李總統隨時可把辭呈拿出來，大筆一揮「准」，那宋省長就要馬上下台，落得兩手空空，孤家寡人，如何再和中央「陳抗」下去？ 或許分析有點道理，宋楚瑜立刻發表聲明，請總統對「辭呈」二日內准否，否則他就視為否決，而繼續執行省長職務。結果，李並未在二天內批示，宋省長就自行「復行視事」了，因而多出將近一年時間「部署」，也才有二○○○年總統大選的高呼聲，假若宋當時未使出此「金蟬脫殼」計，早早交出省長之職，當然也沒有後來選總統的盛況。 管中閔此番「將軍」教育部，究竟是高招還是拙計，只好看往後發展了。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鄒景雯／特稿 就算不要唱高調，用最起碼的標準來衡量，從政，當然會想著下一次選舉，若有機會能做點事，相信正常的情況下也應該不會拒絕。在選舉與做事之間，聰明的政治人物會尋找降低衝突的最適路徑，總是在做二擇一掙扎的，肯定是差勁的政客。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十一國領袖八日在智利簽署文本。台灣將爭取明年第二輪時加入。（法新社檔案照） 台灣是個島國，以外銷為導向，要反邊陲、反孤立，當然是達成愈多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愈好。就拿ＣＰＴＰＰ來說，任何政黨執政，都會說要爭取加入。而凡是要參與這類自由貿易的組織，基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與區域各國彼此間消除貿易壁壘，允許台灣的貨品與服務在相關國家自由流通，同樣的，我們也必須同意這些國家的貨品與服務能夠順暢進入台灣，達成互惠多贏。 既然追求ＣＰＴＰＰ的目標這麼明確，那麼全國就要一致進行合理開放市場的準備，不能以不公平的理由設置障礙，否則即無法換得有關國家的相對開放。在這麼簡單的前提下，看待福島周邊的四個縣市：櫪木、茨城、千葉、群馬，其食品應否解禁的討論，就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法律問題，該開放就開放，該禁止就禁止，何來籌碼不籌碼的懷疑或歧視？ 再比較全世界的情況，只有台灣與中國兩個國家，是採取不論產品項目全縣禁止，台灣禁了福島與前述四縣市，中國禁了十個都縣。其他各國都是針對部分產品，例如美國是日本禁賣的，美國就不賣；南韓則禁了八縣的水產品，但仍在ＷＴＯ敗訴，正在上訴中。因此，日本食品當然是自由貿易無法迴避的議題。 從這些角度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昨天通過臨時提案，要求外交部不應以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交換」日本支持我國加入ＣＰＴＰＰ，外交部也宣稱不會被「綁架」，這種互動過程，已不只是民粹，而是惡鬥與無能，如此的表現，其實大家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台灣根本就沒打算真要參加ＣＰＴＰＰ，扯什麼二輪談判，少在那邊浪費口水了。 外交部的應付心態，很可能是因為今年底要選舉，政府不想在日本食品問題上糾纏，怕增加選票變數，換言之，是選舉第一，做事其次。其實，說句不中聽的忠言，把所有需要化解歧見的事情全都擱下，對選局所能創造的效益，可謂杯水車薪，遠遠不及提名人選適切與否之一二；執政黨真在意選舉，不如在特定選區排除困難，好好把強棒推出參選，才是尊重選民、一決勝負的正辦。既會選舉，又會做事，不是魚與熊掌，有這麼二元對立嗎？

  中國對台卅一項措施中，才提到文化、影視產業類，鼓勵台灣人進入中國文化市場，亦宣稱可享受與中國本地創作者「同等待遇」。隨即發生圖文插畫家厭世姬的作品《厭世動物園》在中國被檢舉為台獨作品被下架，相關資訊也被封鎖無法查詢。 厭世姬在中國出版的作品，不只書名、封面要改，連內容都被刪減，避免有享樂和頹廢主義。中國所有境外書刊，都會有相關審批程序，意即會有言論和思想審查，符合中國特色的作品才能出版，即便出版後也有被下架風險，這也難怪政府要提醒想去中國的台灣人，必須自行評估風險，不只是投資有賺有賠而已，而是風險特別高。 言論出版管制，只不過是思想控制的一部分，不只在中國如此，近年來也把中國特色輸出到全球，來自於中國的「銳實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想法，包含打擊民主思想箝制人民自由等，頻頻給各國帶來困擾，以台灣來說，前陣子外國網站紛紛改變國家名稱從台灣變成中國台灣，也是類似的概念。 （作者為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馬來西亞政府最近跟《經濟學人》槓上了！ 我們台灣人對《經濟學人》這份雜誌應該很熟悉，畢竟《經濟學人》在2012年曾以一篇「笨蛋馬英九（Ma the bumbler）」稱呼當時的馬總統，還引國內一陣討論。 本月，這份國際性的新聞雜誌連發兩篇文章，重批馬來西亞政府對將要舉辦的大選有不公平的作法，而且下標都很殺，「操控」」、「小偷」、「偷竊」，這種字眼都出現。 馬來西亞政府也不是吃素的，選舉委員會先公開發表聲明，指責《經濟學人》指涉的大馬政府非法重劃選區，藉此影響大選結果是不實的，更反駁文章的指控沒有證據、議席數據比較基礎不對，而且相關選區劃分的訴訟已經獲得法院裁定等。 接著，等同大馬駐英國大使的駐英最高專員（因為兩國都是大英國協的成員，所以稱為最高專員，功能跟職級等於大使）也發了一封信給《經濟學人》，信中回以用字很重的批評，指責經濟學人的編輯們用錯誤資訊，以及帶有傲慢的殖民主義姿態，撰寫不實報導，貶抑馬來西亞政府、選務機關以及首相納吉，更讓雜誌淪為馬來西亞反對黨的工具。 到底《經濟學人》刊了什麼樣的文章內容？會這樣惹怒馬來西亞政府？ 第一篇是3月8日刊出的 「How Malaysia’s next election will be rigged(link is external)」，主標很清楚「馬來西亞下一次大選將如何被操控」。這篇報導文章指出了馬來西亞選舉不公的幾個重點問題，分別是： ＊票票不等值（Malapportionment）──各個選區的選民數差距太大，造成每個議席間獲選的選票值落差很大。這也是大馬在野黨批評最強烈的選制問題。根據大馬的選舉改革機構研究，在馬來半島選民數最大的15個超級選區中，選民數都超過10萬人，但其中14席都是由在野黨獲得。而好玩的是，而選民數最少的選區，選民數則低於1萬8000人，一共有30個議席，其中29個都是長期支持執政的國陣（BN）。 前述情況正凸顯了馬來西亞選區劃分時，造成票票不等值的問題。實際上，執政聯盟國陣（BN）的基礎在馬來裔選民與鄉村選民，但在這兩個族裔選民，通常都是聚集在人口逐漸減少選區。而在野黨的支持者以都市與少數族裔（如華裔、印度裔）為主，反而選區內人口密集。也就是說大選中，要拿下一個國會議席，在野黨需要比執政聯盟獲得更多的票數，加上是單一席次贏者全拿的選制，便會發生上屆（2013年）大選，國陣拿下47.4%選票，卻掌控59.9%的席次，而當時在野的民聯則是獲得50.8%選票，而只能擁有40.1％席次，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傑利蠑螈」這個政治學名詞其實就談選區邊界劃分是否合理的問題，馬來西亞在野黨認為，選區劃分不公正的問題也是加重選舉結果不公的原因之一，「如果選舉是選民選擇政治人物，那麼傑利蠑螈就是政治人物來選擇選民。」貼切地表述利用選區劃分來影響選舉結果。而長期以來，國陣就是利用執政可以劃定選區地圖的權利，維持在選舉中的優勢。 譬如，在大馬有些地區是反對黨比較支持集中的區域，執政黨就會利用選區劃分的權力，將這些區域劃為一個議席選區，藉此限縮在野黨獲得的席次數。如果反對黨支持者聚集的區域比較分散，就會被劃入支持執政黨支持明顯多數的議席選區，讓在野黨候選人難以競爭。這種情況在幾個搖擺州如柔佛（Johor）、霹靂（Perak）都已引起很多選舉訴訟。不過，選區邊界的劃分涉及到生活圈、行政區、族裔、社會階層、經濟力、宗教信仰等各種影響投票行為的因素，要證明選區劃分不公，這遠比可以用數學計算來證明的票票不等值更難，所以爭議也更多。 ＊政策買票──首相納吉也被質疑一直在施捨選民，包括將未來一年內針對700萬貧窮民眾發出1200馬幣（約合308美元）的津貼。另外，也批評首相收買公務員，除了在1月份已經獲得特別獎金，並且承諾會在6月份發放第二次。 2012年發表演說的納吉（圖片來源：由 Firdaus Latif, CC BY-SA 2.0） 報導中也提到其他在選舉技術上可能舞弊的案例，譬如：選民居住地址是不太可能存在地點，有的是在某些棕櫚樹園中間或者位在某些工廠的廁所。又或者登記有案的選民卻沒有地址，例如雪蘭莪州（Selangor）就有超過3萬6000位選民在選委會的資料中沒有地址。而馬來西亞有事先郵寄選票的制度，選委會為這屆大選已經增加9類的郵寄選票選民，很巧的是幾乎都是公務員，但其中包含在選舉日不太需要緊急出勤，可以前往投票的公務員，而且郵寄選票的儲存與計算沒有透明的監督機制，這就被外界質疑政府的動機。最後，在馬來西亞投完票後，手指會被沾染一種特殊墨水（顏色會持續大約一週），表示已經投過票。但上屆選舉時，政府官員就承認，其實這些沾染墨水太容易被沖洗，所以沾染特殊墨水對於有意舞弊的人來說等於無效。 第二篇則是《經濟學人》於3月10日刊出的「Stop, thief! Malaysia’s PM is about to steal an election(link is external)」，這篇的標題更殺！根本已經是指涉首相納吉是小偷了。好吧，為什麼首相納吉要偷走一場選舉？ 首先，文章先指責現在的執政聯盟國陣（BN）其實已經不具執政的正當性。文中提到，在任何有合理選制的民主國家，現在的執政聯盟就不應該還在執政，因為執政聯盟在上屆大選的結果並不漂亮，普選票數是少於當時的在野聯盟，而是利用選制不公，才能在國會席次大幅領先，得以組閣執政。 但後來發生讓大馬人震驚的「一馬（1MDB）案」。「一馬（1MDB）案」，簡單來說，就是馬來西亞政府國家主權基金「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被發現有政府官員與內部人員多次利用1MDB轉移資金，盜用資產，而且有大筆金額流進入私人（包含首相納吉）帳戶中。這牽涉到45億美金從政府機構的帳戶裡面不見，其中還有將近7億美元轉到首相的個人帳戶，而且來源不明，1MDB案成為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最大型的貪腐醜聞。 這個案件持續發展成為國際案件，連好萊塢巨星李奧納多都被牽連進來，從新加坡、印尼、瑞士、美國等國都有相關司法調查或者財產查扣行動在進行。美國司法部查扣了一位馬來西亞高級官員及其家人的帳戶內的財產，金額估計高達10億美元，並在文件上以「Malaysia Official 1」 標示這位高級官員，媒體透過文件對這位高級官員的描述，幾乎可以猜出就是首相納吉，這也讓大馬副首相曾公開質疑納吉。這在一般民主國家，恐怕就是倒閣訊號，更別提還想繼續帶領執政黨勝選，簡直是開玩笑。但在馬來西亞，納吉的首相之位還是不動如山。 其次，首相納吉要如何偷走大選？因為對納吉來說，面對可能一旦大選可能失去政權的風險，所以利用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來操控選舉，確保選舉結果能讓他繼續執政，就成為納吉政府的目標。因此，正如《經濟學人》前篇報導所述，納吉政府操控票票不等值跟傑利蠑螈，把等待國會通過的選區重劃地圖草案，變成國陣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的優勢，成為納吉政府下個任期的保證。此外，納吉政府還發出政策買票，包含對公務員的特別獎金、低收入人口補助津貼也都紛紛出手。 《經濟學人》就強調，如果馬來西亞的選制公平，大馬人就能對政府的表現給予相對應的投票結果，但首相納吉不是笨蛋，如果他害怕多數選民選擇不讓他重回首相辦公室，那麼執政者就會透過操控來掠奪大馬人投票時的真意，讓選民的選擇消失。 經濟學人本月以「Stop, thief! 」為標題報導馬來西亞政府意圖操縱選舉。（圖片攝影：李懷仁） 雖然大馬政府極力反駁這兩篇文章，但是對在野的希盟（PH）來說，在選舉策略上等於有國際認證的現成選戰文宣，「選舉要被政府偷走了」這種大好話題可不能放過，立刻成為希盟領導階層主攻題之一。 希盟的第一號人物，前首相馬哈迪就在造勢場說：「如果納吉在下屆選舉繼續獲勝，這將是最後一屆的大選⋯⋯因為他將會毀禁選舉制度，並修改憲法，以讓他能夠擔任首相直到永遠。」 希盟主要政黨行動黨的領袖林吉祥，則是在國會發言反諷：「很納悶首相都被稱為小偷了，為何不對這家媒體提告？行動黨已經組織11位律師團願意為首相打這場訴訟。」 而這兩天被英美媒體聯手揭發的「劍橋分析」案，竟也燒到了大馬選戰話題，原來「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涉嫌製作假新聞，並違法利用向Facebook購買個資以涉入多國選舉政局的醜聞。其中，就提到2013年在馬來西亞在幫忙國陣（BN）奪回吉打州（Kedah）的執政權。這下，被指涉的國陣（BN）跟首相府都立刻發表澄清聲明，表示那次大選並沒有聘用這家公司，並說當時國陣負責在吉打州選戰操盤是在野領袖馬哈迪的兒子－慕克里（Mukhriz bin Mahathir），勝選之後的吉打州首席大臣。所以，有無聘用這家公司涉入大選應該要問慕克里。當然，現在跟國陣（BN）對戰的慕克里也是立即公開否認，表示他從未聽過這家公司來呈報相關選情的分析，反倒國陣（BN）應該要說清楚，繼續把這個國際醜聞的嫌疑拋回給納吉陣營。 馬來西亞選舉不公存在已久，研究東南亞政治的學者，大致都會同意「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一直是馬來西亞選舉長期被詬病的問題。過去幾屆大選，除了選區劃分問題長期存在，在野黨面臨不公平競爭，選舉投票過程舞弊亦是傳言不斷。對於反對黨支持者來說，大概也不太會相信政府會舉辦公平的選舉。而政府遲遲未能主動於體制內進行選制改革，也催生了大馬社會的公民運動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Bersih）」，而且十餘年來仍具有相當社會能量，能持續不斷的推動馬來西亞的選制改革。但目前接連從國際媒體傳回大馬國內的選舉不公報導，是朝野的政治口水？或者能引起選民共鳴成為壓倒國陣（BN）執政的稻草？從目前的選情看來，要成為稻草的跡象尚不明顯，還有待持續觀察。

  退休上校繆德生反對年改爬立法院牆失足跌死，如果要安慰死者家屬，可以送個表示哀悼的花圈，而不是頒發獎狀，如果反對年改是「旌忠」，是不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我們還要繼續改革嗎？圖／取自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臉書 退休上校繆德生反對年改爬立法院牆，失足跌死，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不幸事件。然而國防部頒發旌忠狀，實在太超過了。是在獎勵他反對年改的抗爭行動嗎？否則何來之「忠」？如果是獎勵他服役期間的表現，那退休之後的行為，也是「忠」嗎？如果要安慰死者家屬，可以採用其他方式，例如送個表示哀悼的花圈也可以，而不是頒發獎狀。如果反對年改是「旌忠」，這樣做是不是鼓勵他們繼續抗爭，甚至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員警勸告、警告或壓制他們就「不忠」了？這還不造成天下大亂？這是不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我們還要繼續進行改革嗎？ 我尊重蔡政府重視台灣內部團結，試圖消除藍綠對立的努力。就是放緩改革的腳步也可以盡量去理解它。然而，絕不是在大方向上走回頭路。團結要有原則，那就是維護台灣主權、維護台灣民主、維護轉型正義，而不是無原則的團結。用國家褒獎更應該小心，因為那是樹立典範。 就如對李敖的褒獎，且不談他的歪邪人品，就從他的「文化」來說，有體現台灣的主體文化價值嗎？而且不要忘記，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他做中國軍情背景的鳳凰衛視節目時，領取多高的報酬。那時鳳凰衛視還處於虧損狀態，這些錢絕對不是來自鳳凰衛視本身。而李敖也在節目中不斷詆毀台灣，甚至建議共軍只要用導彈打掉台灣的發電廠就可以了，台灣就完蛋了。他到北京發表的演說，他對共產黨拍肉麻至極的馬屁，這樣的人受褒獎，是否鼓勵台灣需要有更多的台奸？即使他的某些著作有貢獻，也不應該褒獎，因為必須看他的主流價值。 如果反對改革的被當作典範、文化流氓被當作典範、媚共投共者被當作典範，那我們還需要什麼民主進步的價值觀？台灣會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不對余光中、李敖褒獎，會有人批評民進黨嗎？民進黨會對不住台灣人民嗎？民進黨好不容易執政了，政府為何不在為台灣價值觀貢獻一生的民主先行者、學者在週年紀念時頒發獎狀，例如張炎憲教授，卻急急忙忙對有重大爭議的文化人，反改革者褒獎，這是怎麼一回事？ 旌忠狀一出來，紅黑牛鬼蛇神，也全出來了。連在案人員都有恃無恐繼續出來鬧事，不是說明政府對他們長期的縱容嗎？當中國打壓我們滴水不漏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的第五縱隊，如此熟視無睹、敞開胸懷，不得不讓我深深懷疑政府高層或其智囊成員，是否也有隱藏的中國第五縱隊？ 繆德生家屬在不幸事件發生後保持低調，沒有藉此煽風點火，激化矛盾，比較理性的處理事件，希望政治人物也不要繼續生事。激化社會衝突的事情都是共產黨最希望的，為了台灣，真正愛台灣的人都應該保持理性，政府尤該如此。

「要聽媽媽的話。」陳炘輕輕地拍兒子陳盤谷的肩膀，和家中的孩子道別後，就坐上吉普車離去，再也沒回到這個家。 ___ 陳炘生於日治時期前兩年，他雖然13歲才入公學校讀書，但自幼聰穎，因此跳級升班。公學校畢業後，同年考入當時人人想進去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來的台北師範學校) 1913年畢業後，曾一時任教於臺中廳大甲公學校。後辭去教職，赴日本應慶大學理財科，開始他的財經之路。由於在日本求學期間，適逢台灣民族運動的開始，因此加入「新民會」，一起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而後，台灣作家張深切在《里程碑》一書中，描述陳炘：「他自小老成，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參加台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但不為運動而犧牲他的學業，他的確是名符其實的書生，大概多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們留學生中是位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而他畢業回台後，次年又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在當時的台灣，能有這樣優秀的學歷屈指可數，而陳炘是其中一人。 回台後，致力於台灣的金融開拓，負責籌組一個「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創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出任專務取締役（今總經理職）（董事長為林獻堂），是當時唯一的本土資本信託機關，以對抗日本人對台灣人施加的金融經濟壓力。而在整個1920年代台灣民族覺醒下，大東信託也經常刊登廣告，來支持「台灣文藝」、「台灣文學」等文學刊物。因此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是處心積慮的刁難大東信託的經營。 ___ 二戰終戰，陳炘組織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製作國旗、教民眾如何揮舞以及製作牌樓等，來迎接這個期盼已久的祖國。但他卻遭到陳儀政府的排擠，有感於台灣的經濟又被這個陳儀的小圈圈所壟斷，因此他再次籌組了「大公企業公司」糾集台灣本地資本，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可是竟被誣陷成「漢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寫下這首詩：「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雖然陳炘被推派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民眾代表，但當時他罹患惡性瘧疾，臥病在床，鮮少參加處委會會議。 但就在3月11日清晨六點，陳炘家門外有陣騷動，他的大兒子跑出客廳一看，已有四、五名警官站在家中。陳炘在太太的陪同下走進客廳，他對孩子們道別，並拍拍大兒子的肩膀說：「要聽媽媽的話。」然後坐上吉普車，一去不復返，家人再也找不到人了。 ___ 二戰後蔣介石曾經詢問蔡培火「最能當台灣領導者是誰?」，蔡培火說「老一輩的是林獻堂，但真正的人才是陳炘，這個人有頭腦、有組織力，又有國際觀。」 228受難的台灣金融先驅 陳炘 http://t.cn/RniZZp4 #taiwan228 #taiwan22871

    地圖並非完整地複製真實世界，而是呈現經過篩選、去蕪存菁的資訊。如此一來，不同年代地圖間的差異，究竟是真實環境的變遷？還是概括化程度的差異？這是每一位欲藉由地圖資料探討環境變遷的研究者，都必須深思的問題。 13年前，我在《地理學報》的一篇論文裡以這段警語做為開場白。後來，隨著「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上線，地圖套疊不再是專家的特技，而是全民皆可玩。然而，許多人因缺乏地圖學素養，隨意將繪製目的不同或比例尺不同的地圖拿來比較，產生許多地景變遷的幻象。可惜，我早已提出的警語，沒有獲得足夠的注意。 事後反省，我那篇論文的標題取壞了。那個標題是：〈地圖概括化對環境變遷研究之影響—以臺灣地圖資料為例〉，又臭又長，還有陌生術語。大部分讀者看到那標題大概就跳過去了，沒興趣繼續讀下去。如果當時標題定為〈從地圖套疊看到的地景變遷是真的嗎？〉，或許會得到更多注意，也減少目前人們誤用地圖的情形。 隨著「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普及，那篇論文提出的警語是應該再強調一次了。以上面的圖A為例，假設某地的土地利用包括水稻田、陸稻田與旱作地（如蔗園）等三部分。地圖B強調作物的種類，將水稻與陸稻合為「稻田」。地圖C強調灌溉的情形，將沒有灌溉的陸稻併入「旱作地」。假如你把地圖B與地圖C套疊起來，但沒有深究兩種分類體系的差異，不就得到「旱作地變遷」的假象？尤其，當兩套地圖的繪製目的不同時，特別容易遭遇這種狀況。 另一方面，將比例尺不同的地圖套疊起來也很容易出問題。例如，下面三圖根據完全相同的資料編製，但預設比例尺分別為 1:5,000、1:25,000、1:100,000。粉紅色代表建地。顯而易見，在比例尺最小（1:100,000）的地圖中，細節省略最多。假如你把比例尺不同的地圖伸縮為相同尺寸，然後套疊起來，不就得到「聚落變遷」的假象？    論文最後對於地圖套疊提出四點建議：  1. 直接套疊而得之變遷未必可靠。  2. 選擇比例尺與繪製目的相近的地圖套疊。  3. 對地圖資料進行再概括化的處理：如重新分類。  4. 討論地圖概括化的影響。  歡迎「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的愛用者參考： 賴進貴、葉高華，2005，〈地圖概括化對環境變遷研究之影響—以臺灣地圖資料為例〉。《地理學報》41：1-23。

  3月16日下午，《自由時報》與《新頭殼》指多名台大教授爆料，不管是管中閔的多份「英文履歷」自爆（一、二、三）或是從「廈門大學網站」公布的訊息發現，他從2005年起至今，「親自到支那」的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兼職」。當天傍晚，與「富邦」關係密切的《風傳媒》開始護航，指管只受邀演講，沒受聘沒拿錢沒指導碩博士生，更沒有在學期中上過任何課；《聯合報》更說，管沒在廈大的「兼職教授（= Adjunct Professor）」和「客座教授」名單中。  但古怪的是，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卻在事發時、關掉它的「中文」及「英文」教授名單網頁，著實啟人疑竇，好像「東窗事發後、趕快滅證」一樣。我們卻可以從舊的網頁紀錄，看到原始網頁的樣貌： 以下為「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英文」版網頁擷圖，「中文」版網頁就請讀者自行參閱： 《自由時報》更秀出由「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發出的「兼職教授（= Adjunct Professor）」聘書樣式：   我們再回頭來印證《自由時報》與《新頭殼》的爆料是否屬實？   不僅廈大的「聘用條件」及「兼職價碼」被發掘，我們還找到，管中閔於2017年在上海市學位委員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研究生院暑期學校」上課（見以下擷圖或按這裡的全網頁擷圖），完成該課程並通過考核，即授予「結業證書」與「學分證書」。   除此之外，管中閔跟廈大有超乎我們想像的緊密合作關係，授課時間「不只是短期與密集」，授課地點也「不限於廈門大學」。我們在此舉出兩例： 一、如「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經濟學、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台灣）」（見以下擷圖或按這裡的全網頁擷圖）： 管中閔擔任博士班課程「金融計量與預測」與「兩岸金融市場研究」的研究生導師，「學制長達3年」，授課地點分別在「廈門、深圳和台北」；報名時間：一般在每年的11、12月。   二、如在2012年春天開課的「廈門大學房地產投資與金融總裁班」（見以下擷圖或按這裡的全網頁擷圖）： 被邀請的23名授課師資，在「台灣」的就只有管中閔，「學制1年」，每月集中在一個周末上課2天，上課地點分別在「廈門大學、台灣、美國華爾街」，特別安排學員到台灣考察，進行現場教學，授與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頒發的「房地產投資與金融總裁班」結業證書。   我們認為，管中閔與廈門大學或支那的關係，有需要「更全面性」的了解；而且，管本來就該對「違法任職獨董」、「論文抄襲」（調查報告）與「違法在支那兼職」等爭議行為，向大家說明交代清楚。 「大學自主」不是拿來當作管中閔「違法兼職」的「擋箭牌」，「中研院士身份」也不該是他「論文抄襲」的「免死金牌」或「護身符」。   對比台大電機系教授陳炳輝在2010年接獲廈大「客座講座教授Visiting Chair Professor」的聘書，卻被當時的教育部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由打回票，管中閔如今顯然在身兼台大行政高層及國民黨台大黨部「逸仙學會」黨官的持續護航下，選擇繼續「神隱」。因其本身問題重重，此風波恐怕還會持續擴大，最後進入司法調查才有釐清真相的可能。 VS 獨家》管中閔被檢舉違反涉密人員赴中 恐觸及刑責 管中閔日前遭民眾檢舉他是依法受到管制的涉密離職政務人員，卻在卸任國發會主委（2014年1月22日到2015年2月4日）後未經報備核准就到中國兼課，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有關涉密退職政務人員管制3年登陸等規定。    

  近日台灣民意基金會發表最新民調，其中關於總統蔡英文、閣揆賴清德的支持度消長，以及台灣人支持台獨與否的結果，引發討論。資料照片 魏國浩／智庫研究員 近日台灣民意基金會又發表了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總的來看，在這份民調內，重點集中在兩個，分別為蔡英文總統與賴清德院長，民調支持度的差異，以及台灣人對於統獨的支持度變化。 而針對這兩個議題，以蔡英文總統與賴清德院長的民調變化來說，蔡總統的民意支持度依舊維持在三成左右，相對的，賴院長則有超過五成；另外，在支持台灣獨立的議題上，有大約四成左右的人表態支持台灣獨立，對照兩年前同樣的民調數據，下滑了一成。 以這樣的結果來說，台灣民意基金會給出的解釋是，蔡總統正陷入所謂的「二次執政」困境，很有可能會讓蔡總統的低檔民調變成一個慣性，相對來看，賴院長雖然自去年九月上任至今，民調曾受到《勞基法》修正的衝擊而下跌，然現在看來，賴院長已經從爭議中走出來，展現他的執政魄力。 不過這樣的解讀，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不得不說蔡總統當初讓賴院長北上組閣，還是一個相當正確的決定，怎麼說呢？蔡總統與賴院長，兩者的領導風格與經歷背景皆大不相同，而在政策的擬定，需要縝密的思考與計劃，但在政務的推行上，強勢的領導風格是必需的，這剛好反應出了蔡總統與賴院長，在特質上的互補。 因此，如果說民意調查的結果為真，則在現象的解讀上，不如說是蔡總統在決定賴院長組閣時，就早已預料到的。而一個執政團隊，總是需要海納百川，有各種不同特質的人才，但總歸來說，執政的結果，是整個團隊需要承擔，故而蔡賴之間的民調差異，也確實不必太過放大解讀。 再看另一個關於台灣人支持台灣獨立與否的問題，台灣民意基金會對於表態支持台灣獨立的支持度，在標榜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執政下，兩年內下滑了近一成的解讀，表示這是一個「巨大且離奇的轉變」。說「巨大」，是因為下滑的程度，代表著2、300萬人的支持移轉；說「離奇」，是因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期間發生了這樣一個巨大的現象。 然而，關於這樣的結果，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解讀，其實是沒有考量到，在台灣，支持獨立與否，以及對外表態與否，長期來看，與政黨偏好，甚至是外在事件，都有密切的關係，兩年前適逢民進黨剛剛勝選，支持者的熱情尚處於高點，自然是很熱衷於表達自己支持獨立的立場，而現在近四成的表態率，其實只是回歸到正常狀態而已。 如果參考在本次民調中，認為台灣未來是獨立、統一、維持現狀，何者較好的調查，也可以發現，認為台灣未來獨立較好的支持度，也是接近四成，不難看出，現在只不過是熱情消退後的正常反應罷了。 至於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到底移轉到了那裡，恐怕也只是躲了起來，否則，對於維持現狀與兩岸統一的支持度，應該有顯著的變化，但依照台灣民意基金會給出的數據，兩個選項，在這兩年間都還是維持一樣的水平，由此可見，針對這個議題，其實也不必過度擔憂，畢竟，假設這樣的結果為真，習近平應該非常開心，只要讓民進黨長期執政，台灣人支持獨立的比例終有一天會歸零，這豈非一大樂事？ 事實上，數據是死的，解釋卻是活的，然而任何的調查，無非是希望徹底反應現實，並據此修正執政的方向，而執政團隊本就榮辱與共，比較誰的支持度高或低，其實意義也不大，另外，雖然中國大陸又推出了種種「惠台措施」，然而經過馬政府八年，台灣獨立早已是主流民意，否則，馬前總統「台獨總召」的稱號也不是叫假的，若有誰還認為兩岸統一在台灣還有市場，不是傻了就是別有用心。最後，無論民調的結果如何，還是讓我們捐棄成見，一起讓台灣這塊土地往正向前進吧！

李敖之死比余光中之死熱鬧，儘管「死後是非誰管得」，但李敖的評價在余光中之上，大約是定論。余光中最多屬「倡優畜之」的佞幸之流人物，蔣介石死了，他大寫諛詩，品格同張曉風〈黑紗〉相當；英國《經濟學人》用bumbler嘲弄馬英九，余光中可以曲譯為「大巧若拙」。這就是佞幸。 余光中死了，中國官媒「人民網」和「新華網」大加報導，說什麼「熱愛中華文化」啦、「熱愛中國」啦，也就是如此而已。李敖死了，大不同了。官方正式致哀：中國國務院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唁電推崇李敖：「民族情懷深厚，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分裂，弘揚中華文化，推動兩岸交流並身體力行…」；海協會會長張德銘的誄文強調李敖：「胸懷大義，擁護統一，為促進兩岸交流貢獻心力…」云云。兩封唁電形同是中南海隔海「褒揚」李敖。 有意思的對比。蔡英文與鄭麗君雙雙稱揚李敖；一個是總統，一個是文化部長，甚至要總統頒褒揚令。兩岸對照，難道是習近平「褒揚」、蔡英文派「令」？老實說李敖犬子李戡「婉謝」，何嘗不是「打臉」！李家的政治性十足，要中國之「褒」？還是要台灣之「令」？早做了決定。 李敖死後，媒體連篇累牘的或「美」或「刺」，不一而足。這裡只舉兩事，一與胡適有關，一與彭明敏有關，來瞧瞧李敖本色。 先看胡適論李敖。李敖是以胡學起家，一九五七年他在《自由中國》發表了六千字短文論新版《胡適文存》，胡適見了他說：「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李敖引以為傲；但李文被《自由中國》羈壓甚久。胡適同魯迅一樣，都屬「世故老人」。李敖把這種私下客氣話當真，寫在文章上，徒見他的自戀。一九六二年李敖在《文星》上發〈播種者胡適〉，胡適向秘書胡頌平說：「在我的年紀看起來，我總覺得不夠…他喜歡借題發揮。他對科學不夠了解，何必談它。你要記得，做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後來又批評李敖文章太輕薄：「寫文章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說李敖論述「借題發揮」與「輕薄」，切中要害。 再談媒體說李敖幫助彭明敏偷渡一事。彭明敏偷渡，李敖完全蒙在鼓裡，他是在不知情下幫彭轉信而已，連「暗助」都說不上。李敖與彭明敏交好於前，交惡於後。李曾殷殷勸彭「多做些理論建樹」，不要「涉身實際政治」（一九六六）。又說「反對者只有決心不從政，才能為反對勢力留一塊乾淨土；只有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入黨，才能保留自己的本色、獨立與清白」（一九九一年）。但是李敖後來既當官又入黨（中國智慧黨），還競選總統。 所謂「獨立、本色、清白」，所謂「乾淨土」，隨李敖蓋棺而論了定。魯迅評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倒可為李敖生之「考語」、死之「壽銘」。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花蓮縣長傅崐萁（右）面對善款退款紛爭的處理，先嗆歡迎退款，最後還說要將退款名冊公告於官網，真的是誰能比他狂。（圖／記者楊佩琪攝） 在花蓮，傅崐萁縣長「喊水會結凍」。他們夫妻叱吒花蓮政壇多年，結婚又離婚，把地方自治的制度玩到極致，卻始終保持高支持度。不過，遇到善款使用這一題，這次他踢到鐵板，面對社會高度檢視，花蓮王顯然經不起考驗。 平心而論，處理災後善款的使用和分配，確實是相當困難的工作。不只要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機制，還要快速回應社會的意見和質疑。過去台灣有一些災後重建的經驗可以參考學習。不過，這次花蓮的處理，特別是傅崐萁的回應，根本就是反面教材，首長們都應該好好研究，然後千萬不要學。 善款代表社會各界的愛心，每個人都希望能妥善用於災民跟重建工作上，任何一點的失誤就會影響社會的信任感。而面對網紅快速又直白的挑戰，傅縣長做了以下三件事，徹底把大家惹毛。 第一，他跟社會的質疑正面對嗆。 面對質疑最好的方式就是解釋再解釋。社會大眾擔心自己的善款被濫用，縣府就應該要好好釋疑。畢竟把高達40％的善款用在補助少數產業上，怎樣都說不過去。結果傅崐萁把社會大眾的擔心，當成是政治攻防，不只表明可以退款，還意有所指地說：「花蓮人很勇敢，我們可以承受，我們可以自力救濟。」輿論是在質疑你，關花蓮人什麼事？ 第二，他沒有提供正確資訊。 傅崐萁一直強調，花蓮縣府處理善款的方式，是比照台南跟高雄過去的經驗。但是媒體一比較就發現，只有花蓮最特別，把20億裡面的8億用來補助產業，台南、高雄根本沒有這樣。再來，他又說要求退回善款，會影響超過10萬家庭的產業災民。花蓮總共也才12多萬戶人，要說有超過10萬戶的產業災民，真的比扯鈴還扯。在這種時刻，首長只要一句幹話就會失去社會的信任感，如果還要幹話連發，那就天仙難救。 第三，公布退款人真的太狂。 花蓮王先嗆歡迎退款，後來又說退款會影響太多人，最後還祭出殺手鐧，要將退款名冊公告於官網，真的是誰能比他狂。先不談《個資法》的疑慮，政府機關發起的愛心捐款，結果搞到大家要退錢，最後竟然說要把退款人都公布出來，我都替他感到不好意思。我在這裡呼籲花蓮縣政府，既然都要公布退款人了，不如就多設一欄，讓大家把想退款的原因也寫上去，通通公布出來，給社會公評。 因為這三件事情，現在外界對花蓮縣府處理善款的信心已經降到谷底。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只是善款的用途，還有傅崐萁面對外界質疑的高姿態。花蓮王只是個戲稱，縣長更是公僕，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真的是王，這件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引以為戒。 政壇盛傳傅崐萁要去桃園挑戰鄭文燦，但退款事件讓傅受傷慘重，他們想要一家人同時選兩個城市首長，人民大概很難埋單。而最慘的首推張善政，他本來是藍營所剩無幾的明星，沒想到來擔任花蓮地震善款監督委員會的召集人，一次就把行政院長任內的光環消耗殆盡，恐怕是各界始料未及的結果。

  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眾所矚目，惟當選人管中閔至今未公開露面、回應，引起質疑。資料照片 陳鋕雄／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台大校友 眾所矚目的台大校長爭議，在應上任之日快2個月後不僅未見平息，反而愈演愈烈。隨著媒體報導及各界評論、對於獨董利益衝突爭議、研討會論文學術倫理案、大陸講學問題等等，大家都逐漸了解事件的全貌。但有件事實在令人大惑不解：一個全國龍頭大學的領導人，為何神隱失蹤，眾人完全不知他的去向，只能透過臉書知道he is fine？  如果是西方世界一流學術機構的領導人，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是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提出自己的主張，澄清事實，說服眾人，定紛止爭。既然管中閔教授主張，變革是台大唯一的出路，要爭取與國際名校深度合作，成為多重功能的亞洲高教樞紐，何不利用目前的媒體高人氣，向全校師生、校友及全國繳錢給台大的納稅人喊話，用理念與願景激勵人心，促成團結？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海外校友連署了，前任校長站出來了，學生上街了，校內老師的記者會也開了；無數的報紙投書，大家議論紛紛，亂成一團。作為一個我國國民，神隱是《憲法》權利，人有居住遷徙與不說話的自由。但作為一個即將領導台大的人，一個宣稱台大要變、要走向巔峰的人，如此聽任學校內部分裂，校務無法推動，而獨自消失無蹤，這是領導人應有的行徑嗎？ 當然，這件事已蒙上重重的政治疑雲。或許走出門來面對記者，很可能遭遇惡意抹黑，讓自己的聲譽更加受挫。然而，我們需要的並不是一位在太平盛世下穩坐高位的爺兒。中國高教崛起，國際競爭加劇，國家補助減少。在多事之秋的台灣高教，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帶領組織，在艱險環境下走出重圍，開創新局的領導人。如果領導人對於攸關自己的事務，都可以選擇神隱，聽任眾人叫囂爭鬥，社會成本及學校聲譽無止境耗損，那麼在台大未來遇到真正的大風大浪時，又會怎麼處理呢？ 尤其在這些浮上檯面的爭議中，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或許不是現行法律上究竟效力如何，究竟大學是否自治，而是當事人當初在遴選期間，是否有意識的、故意未迴避揭露獨董身分，以及當事人心中對這件事的道德評價標準。眾人爭論紛紛，比不上當事人直接面對媒體侃侃而談。在教育部不圈選行為的背後，或許真有政治陰謀；或許依法論法，遴選程序確實合法。但神隱的行為，實在令人難以苟同。身為領導人，要承擔風險，為組織化解紛爭。東方式的神隱行為，或許在李鴻章與曾國藩的時代行得通，卻不是當代國際級高等學術機構對領導人的期待。Prestige is earned, not granted！

  「厭世動物園」做錯了什麼？以致這個在臉書坐擁十多萬粉絲的「最厭世圖文作家」，在中國欲出版的書竟面臨三番兩次的審查、刁難、修改，不但最後書名與封面都被換得面目全非（而且還是換完後才告知），甚至還被舉報為「台獨」要抵制。 中國官方刁難的表面原因是：「書稿中有個別篇章過於宣傳消極頹廢思想、享受主義思想，與我們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相吻合。」嗯，簡單地說，就是跟北京當局喜歡掛在嘴邊的「正能量」背道而馳…… 看到這裡，想必「厭世動物園」的粉絲，甚至是一整個「厭世代」都忍不住要飆髒話出來：就是要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荒謬和無奈呀！這就是我們的心聲和ＯＳ呀！甚至，這個世界與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呀！拿掉了或否定了這些，那還看這本書幹嘛？ 而更關乎原則的是：如果連此種寫實、諷刺，又總引起讀者共鳴的「負能量」都不許抒發；而都只能依照與迎合官方所謂的「正能量」，以積極向上、歌舞昇平，卻失去了對現實生活的思考、批判，甚至是描述的能力時，你還能想像這個世界會變得如何貧乏、黑白與虛假嗎？ 而厭世姬在臉書上一句「什麼大陸？中國啦」的回覆，獲得了上百個「讚」，也惹來中國式獵巫行動的另一波圍攻。這又是讓大多數台灣人總大惑不解之處了：這麼簡單、自然與正常的表述，為何就會被劃上「台獨等號」呢？難道，它們還期待著所有台灣人民都會為了幾斗米，而背離自己的認同與常識嗎？ 只能說，厭世姬不僅違背了「正能量」、缺席「主旋律」，甚至也大剌剌地沒把「習思想」給當一回事，一次把這「三位一體」的中共宣傳教義都違反了，卻也不能怪厭世姬「偏激」—真讓這套「中國標準」入侵台灣，你還能想像，我們最後能讀到的會是怎樣的東西嗎？ 說到底，這一場「厭世動物園」在中國的坎坷之旅，正肇因於中共黨國對言論、思想、文化與創作，近乎「邪教」般地瘋狂與暴力控制；而你還期待著「對台三十一項」？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碩士生）

  明明是一場是非黑白之辨，竟被一群政客操弄成統獨藍綠大戰。始作俑者，唯有管爺！ 受傷最重者，豈止台大，台灣高教亦隨同陪葬！ 管先生自謂是臨時起意報名參選台大校長，又如他所自承，能夠獲選，太出意外， 因此自始即輕率以對，不曾仔細閱讀應選的資格要求，連表格都不是自己填寫。而後，爆發一連串的爭議，包括財團獨董身分的隱匿、未經核准即先兼職領薪的事實、副董選獨董應利益迴避的違反、乃至抄襲與否的公案、及近日被揭發違法到中國兼職的種種，使得社會紛爭不休，醜態畢露。 吵嚷已過了兩個多月，台大行政高層藉詞因校長出缺而荒廢了校務，使台大排名日日直直落，卻用盡心機，上街頭抗議，掣肘臨時校務會議的召開，開研討會聲援，能做的都做了，就是不能把爭議說明白，講清楚，以杜悠悠眾口，停止台灣的騷亂。 抬轎的不肯罷手，坐轎的竟然神隱，如沒事人似的。不是抬出老母憂心做了不孝子，就是白內障眼疾，不便回應，（恰巧我也在這時做了摘除手術，幸賴北醫何主任精湛醫術，當天下午就已活動自如），再不就引了和尚、詩人、的名句，抒發心境，竟赫然是「仇恨」二字！ 是誰仇恨了誰? 恨台大嗎? 所以讓這些為了護管的教授說些，沒知沒識，硬 坳亂掰，竟然連煽動學生去潑漆，太太抱怨 的話都出得了口，夠損毀台大了吧！恨那些黃袍加身，硬要替你報名，又為你隱匿許多違反學術倫理，甚至違法的事的推薦人，害你糟了不白之冤？可是，在報名表上的簽名，不是他們偽造的吧? 以一個已夠格選校長的學者，又當過政府大官的人，不至於不理解簽名的法律責任吧？ 難道是仇恨我們這些素昧平生，毫無利益瓜葛，眼裡心裡只有台大，只求是非，只為台大謀的老台大人嗎？那真是冤枉大了。 我們只是看了台大校長遴選聲請表格，要求參選人詳列所有的學經歷。表格太小，不足填寫時，要自己以A4紙張接續，可見對此項要求多麼重視。最後，要求候選人親自簽名，並註明虛實要自負責任。管教授對正在進行中的新鮮兼職，竟能遺忘不予填寫？ 又依台大校長遴選辦法在遴選期間，候選人與遴選委員不得有私人接觸。而管教授與遴選委員蔡明興先生，即有兩次同席開董事會的公開紀錄，難道能巧辯為非私人接觸？會前、會後，他們都不曾有過任何言談、接觸，即使有接觸也不曾提及正熱烈進行，兩人共同參與的活動？私人接觸與否，本是訴諸個人倫理修養的自律準則，也是大學能夠自治的必要條件。豈能以；誰無認識的親友，法律沒有規定等輕佻，無知的辯辭來規避？ 這些爭議，都是遴選時所要求，最低度的品德、誠實的下限。是否有誤，都是旁邊的關係人出來說三道四，做不了準。唯有管爺最心知肚明， 只要管爺站出來給社會大眾一個常識上能信服的說法，立即就能平亂止紛，還給台灣一點安靜。 然而，管爺不此之圖，卻選擇置身事外，任憑抬轎者顛倒黑白，政客媒體製造對立，最後還誣指是別人對他的仇恨。這樣的危機處理態度，恐怕連舊時代的娘們都不如。不禁讓我們懷疑，這樣的人，能夠擔當號稱台灣學術重鎮，思想前線的台大校長?。也讓我們不禁揣測，原來，管教授的仇恨對象，是:台灣！ 1990年代，我們老一輩的台大人，拚了命，經過八年抗戰才奮鬥得來的大學自治成果，在第一任民選校長任內，就是利用民主的程序，而被啃噬殆盡。其實，連民主程序都談不上，而是，近乎流氓痞子般的手法，包括，議程安排，主席操控，擅自吃案，竄改結論、反覆投票、安排人馬叫囂辱罵，使提案人心生畏懼，動輒提議散會等等，加上近日才上演的利用權勢施壓撤案，自做主席，自行提案，縱橫全場，趕人退席....相同手法，原班人馬，竟然，二十幾年後，校園的民主還在原地踏步，甚至私下或公然引進政治力干預，自動繳械。唯以最粗糙的會議形式，支撐著最淺薄愚昧的校園自治。 康德的自由定義如此簡單，自由即自律。大學自由之所以須由憲法來保障，是鑑於大學的成員能在自由意志的理性基礎下追求真理，也確信大學成員具備自律的能力。即使如此，大學自治仍是只有在法律範圍內，享有下線的法規權、審核權、及處分權。也因憲法尊重大學的自律能力，乃期待大學能超越法律的最低道德標準，自我要求，建立典範。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及其他抬轎者，自辯法律沒有規定利益迴避條款，未經出版的著作，不涉抄襲，這等自甘墮落，自毀立場的說詞，如凡事推諉給法律的外部規範，縱容自我內部的貪贓枉法，那還有甚麼資格要求享法外的大學自治？ 如果連這最基本的自治邏輯都去故意混淆視聽，足以讓稍有知識的人不齒，讓所有台大人集體蒙羞，更是直接宣告大學自治的失敗。 基於大學自治的理念，我同意回歸校務會議解決內部爭端，也許校務會議最後能為台大奪回尊嚴，重建大學自治體制。但基於過去慘痛的經驗，及結構上的困境，我知道那是一場苦戰。 但，最重要的是，還是要提醒校務會議代表：大學， 只在法律範圍內有自治權。 管教授未經核准先行出任財團獨董、未主動揭露相關資料，尤其涉嫌違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禁止到中國任教或任職的限制規定，到中國兼課 一案，是否屬實，應否制裁，都已超出校務會議能夠處理的自治事項，必須交由司法調查。甚至也不是台大行政當局所能處理的。既容不得教育部一再推責，選擇性地只行使對其有利的監督權。校務會議更不能以數人頭的民粹方式，來表決適法性問題。就如同，已經專業認定是抄襲的客觀事實，不能用表決方式通過為「沒有抄襲」一般。 台大的校務會議能將管案列為議案，已經是經歷過了艱苦奮戰的結果。可預見的是，在會議上有學術良知的教授還將遭遇何等的折辱與凌遲。但校務會議仍要堅持就事論事，依法論法，有所為，有所不為。校務會議的決定，或者宣告大學自治徹底失敗，或者為大學自治的信念重新啟航。為台大，為台灣，台大人都有責任給社會一個交代。 我們期待著！ （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台大鏡社創任社長）

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先生於三一九被中國逮捕滿一週年，李明哲的家人不僅至今無法與之聯繫，甚至連寄冬衣給他都遭拒收。而另一方面，中國剛通過修憲，刪除其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三二○習近平也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公開表示：「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以上局勢顯示，中國不僅對其內部政治愈發緊縮，它也想將專制威權的手伸進台灣，甚至透過逮捕台灣人權工作者的方式，來威嚇台灣民主人士，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下場便跟李明哲一樣，先是被失蹤，然後被判刑。 而綜觀國內外局勢，筆者認為目前正是民進黨政府盡快推動台灣獨立、國家正常化的大好時機。先是美國川普總統簽署了《台灣旅行法》，使台美高層官員互訪無礙；再來中國於境內實施高壓統治，其國內反抗中共統治的聲音必定愈發高漲；最後是台灣島內《喜樂島聯盟》的成立，獨派大團結要推動二○一九年獨立公投，最新民調顯示，「台灣明年應該舉行獨立公投，然後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獲得四十九．五％的民眾贊同（不贊成者三十七％）。(https://www.tpof.org/精選文章/2018年3月「內閣改組、兩岸關係與總統聲望」/)以上這些國內外條件，都在在顯示了目前是推動台灣獨立的時機。 就如同黑格爾說的：「在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經形成國家的民族才值得我們關心。」台灣唯有盡快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正常國家，才有能力去保護自己的國民不受中共流氓政權的欺侮，也才有能力向外輸出自己的民主價值，將自由民主的台灣化為各地受中共欺壓人權鬥士的大本營，同時也做為其他受中共欺壓民族的後盾。而我也相信，唯有透過關心其他民族，支持他們的民主發展，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台灣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美麗而偉大的國家。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大一學生）

往前閱讀：《李中志專欄》這才是記者！搏命紀錄台灣黑暗期                 〈四〉 回美後包威爾沒有改變他對中國與美中關係的看法。1954 年 9 月，參議院內政安全委員會首度傳喚包威爾聽證，調查一小撮圍繞在中國評論周圍搞陰謀的人，指控他們替紅色中國宣傳。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爾，還包括費正清與數名駐派中國的知名外交官。包威爾對聽證會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除了確認身分與承認他對所有中國評論上的言論負責外，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與第五修正案─不自證犯罪，拒絕回答所有的問題，包括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他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共產黨員，但國家無權問他。 包威爾的態度惹怒了委員會，聽證會主席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稱他為美國叛徒，並宣布將聽證資料移送法務部，要求檢察總長以叛國罪起訴。包威爾的妻子 Sylvia Powell 亦參與雜誌社的寫稿，她與另一編輯舒曼 (Julian Schuman) 也被委員會傳訊，兩人與包威爾採一致的態度。1956 年 4 月 25 日，舊金山大陪審團以煽動叛亂 (sedition) 罪名起訴包威爾夫妻與舒曼。此罪在台灣的戒嚴法下是家常便飯，但在美國對記者以此起訴可是天大的事。 起訴的重點在於中國評論不實指控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讓敵人利用宣傳，明顯傷害美國的利益，破壞軍民的團結等。 檢方試著說服包威爾認罪，交換條件是輕判與赦免妻子與舒曼。包威爾拒絕，正面挑戰 20 年徒刑的威脅。訴訟策略上，包威爾要證明其無辜有幾個選擇，他可以證明在中國的他，無法得到充分的資訊來判斷他的報導會立即且明顯傷害美國利益；或者證明他在中國評論裡的陳訴是正確的。他選擇後者，因為他必須忠於他的確信。 這是個有原則的選擇，但要證明軍方最高機密，談何容易？弔詭的是，這個策略是兩面刃，立刻讓檢方自己也陷入窘境。一方面檢方必須回應包威爾的要求，面對中國提供的證據，等於幫中國宣傳美軍確實有使用生化武器；一方面檢方必須拿到軍方與國防部的資料，以證明美國處理生化武器的實際進展與作業。前者礙於兩國關係，毫無互信可言，中國提供的證據除了政治宣傳，又有幾分可信？而後者毫無疑問是國家最高機密，檢方立刻碰釘子。 難題最後意外解決， 1959 年 1 月進入審判後不久，法官以審判過程出現瑕疵，以至包威爾無法獲得公平審判為由，宣布終止審判。法官表示，他沒注意到一個陪審員尚未進入隔離室，聽到他認為定罪包威爾證據充分的看法，此疏失足以影響陪審員獨立判斷的心證，故必須終止審判。檢方立刻另起爐灶，只是這次無法說服大陪審團起訴。但檢方還是不放棄，要拖到麥卡錫時代結束，甘迺迪上台，1961 年檢察總長羅伯甘迺迪下令撤銷所有控訴，全案才告終結。 〈五〉 包威爾雖然全身而退，但以叛國罪名纏訟多年，不管是外界的眼光或訴訟費用，對個人與家庭都是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把小孩送離不友善的環境，他與妻子也都失去工作，只好在舊金山以買賣舊屋，修理後出售賺取差價維持生計，後來也開了間舊貨店。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包威爾後悔，多年後受訪表示，如果再來一次，面對同樣的情況同樣的證據，他還是會寫出同樣的報導，維持他的看法，但他承認在法律上他的書寫可以更加小心，畢竟他沒有進入韓戰現場，直接調查證據。 審判包威爾的核心問題仍然存在，美軍到底有沒有在韓戰中使用生化物器？至今仍然無解，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証偽。包威爾想從解密的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80 年代初再度發文，證實美國政府為了取得日本 731 部隊人體實驗的結果，麥帥免除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刑責。此發現引發國際注意，也導至國會舉辦聽證會。然而，這還是無法證明美軍在韓戰使用生化武器，真相至今仍然是羅生門，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美軍確實企圖要隱藏一些事情。 圖片來源：Pixabay 作者：jessebridgewater 包威爾的記者生涯隨著他的回國畫下了休止符，定居舊金山，2008 年底過世。89 歲的長壽，人生後面一大半有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被迫離開他青年時充滿熱血一頭栽進去的新聞工作。他主持中國評論的六年，剛好跨越國共的政權轉移，見到了國民政府最腐敗的最後三年，與共產中國烏托邦式的頭三年。他的中國經驗停留在 1953 年，未經大躍進，未經文革，未經天安門，未經帝國主義退出中國後，強大的中國對新聞、人權、多元等一切自由主義價值的反動。 毫無疑問，包威爾對中國是友善的，他對中國政策的建言是正確的，但華盛頓的政客不照著他的意見走，國民政府資助的中國遊說團仍主導著美中政策，誤導美國繼續以犧牲台灣人民來支持蔣介石政權，繼續邊緣化中國直到美國驚覺已失去主動權，第二次出賣台灣人民。七十一年前，孱弱的老包威爾用最後一口氣對密蘇里大學校友演講，正是警告華盛頓的政客不要不戰而降，自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七十一年後，老包威爾的警告依然是真知灼見。 〈六〉 在包威爾不算長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有過對台灣人十分重要卻被忽略的一段，那就是接掌中國評論不久的年輕包威爾，對台灣做出一系列驚動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報導。前述 1947 年 3 月 8 日發刊的中國評論，就在蔣介石對老包威爾的悼念電報之後，評論做出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報導。這篇報導的標題是「在台灣的暴亂」，以下面一段話做為開始： 一位造訪斯巴達的訪客，對斯巴達能以極少數的斯巴達人維持統治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黑勞士（helots）奴隸感到不可思議，就請斯巴達主人說明是怎麼辦到的。 主人拔出獵刀走到麥田說，「很簡單，就這樣。」說畢砍下些麥頭。 「但我還是不明白」客人說，「再看一遍」斯巴達人說，並且又砍下些麥頭。但客人還是不解。 斯巴達人於是進一步說明，「你應該注意到我沒有去砍那一大堆麥頭，一把刀能對他們怎樣？但一旦有一個麥頭高過他的同類，我就讓它倒下。這就是我們如何維持這個國家。」 在消息封鎖，對台灣情況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年輕包威爾以此做為二二八第一篇報導的楔子，其記者對事件本質的掌握之精準，實不可思議，指出了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接下來半世紀的統治原則。兩個星期後，包威爾進入台灣，親眼目睹中國軍隊血洗台灣的慘狀，寫出這一篇特別報導「台灣的血浴」，是第一篇出自西方記者，也是最詳細的見證。   原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下） 相關資料： An Execut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as Detailed by Eyewitnesses, by John W. Powell, 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ume 105, Number 5, PP 115-117.   March 29, 1947.

  1960年，蔣介石已連續擔任兩屆中華民國政權總統，依憲法規定無法再連任。於是該年國民大會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總統副總統任期不受限制，毫無意外的在「萬眾擁戴下」，於3月21日以98.1%得票率當選，達成「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蔣介石也當總統當到死亡為止。 圖：當選隔日(3/22)的中央日報報導，一片歌功頌德吹捧，甚至還有連任紀念歌。可悲的是，這類黨國神話至今還有人深信不疑。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包威爾父子是二戰前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記者，老包威爾親歷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殘暴，被日軍監禁虐待，失去雙腳；而年輕包威爾卻在麥卡錫主義獵共的時代，受到自己國家的凌辱，失去紙筆，退出記者生涯。歷史捧紅了許多明星記者，卻逐漸忘記包威爾父子以記者身分投入大時代的艱辛。 做為台灣人，尤其不該忘記年輕包威爾在台灣最黑暗的時刻，勇敢進入台灣，向世人報導了 1947 年的三月大屠殺。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西方專業記者，在台灣停留九天，造訪現場與目擊證人，在三月底發表英語世界第一篇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詳細報導，大標題為「台灣的血浴」，震驚西方世界。之後各英語大報的描述，均不出這篇報導的內容。 筆者將翻譯「台灣的血浴」於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爾父子其人其事。年輕包威爾對二二八的報導絕非否認屠殺者制式的惡意曲解，認為都是出於美日帝國主義的邪惡動機，故意製造問題給中國。剛好相反，包威爾是中國忠實的朋友。事實上，包括國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內，他們對局勢的觀點都不是華盛頓的主流想法。 即使抽離二二八的脈絡，年輕包威爾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應該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還要高許多的尊敬，對當代的新聞從業人員，仍不失為典範。以下是包威爾父子的故事，從 1947 年三月的一期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談起，以下稱「中國評論」。 〈一〉 1947 年三月初，老約翰・班・包威爾 (John Benjamin Powell) 過世，同年三月八日發刊的中國評論，以社論悼念了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總編兼發行人。老包威爾的確是位值得尊敬的記者，中國每周評論 1917 年於上海創刊，自包威爾 1918 年接手以來，一直扮演著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事務的重要窗口。包威爾十分同情中國的處境，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不遺餘力，尤其對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也譴責戰前美國的姑息主義。他對國民黨的批判不輕，對蔣介石的獨裁十分不以為然，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身上，希望他們能盡快學習自己治理中國事務。 老約翰・班・包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1941 年日軍直逼上海，老包威爾堅持不撤出上海，要保護雜誌社員工與盡力救助淪陷區的中國人。但日軍進城後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監禁，在惡劣的環境下受盡虐待，雙腳嚴重凍傷而必須截肢。1942 年透過美日換俘得以回到美國，但身體健康再也無法恢復。戰後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但除了勉強出席東京大審作證，已無法長途旅行，此生無緣再回上海。 老包威爾過世的消息傳出，各界悼念的電報湧至，該期中國評論節錄不少重要人士的電文，其中包括蔣介石與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蔣介石這樣稱讚包威爾， 透過他正義與強大的筆，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則。 顧維鈞說「全中國會一起哀悼失去這位偉大的朋友」。中英文的各大報也紛紛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稱他為英雄，備極哀榮。 〈二〉 雜誌社因戰爭停刊四年，戰後 1945 年十月復刊，交由年輕的包威爾主持，是本文的主角，約翰・威廉・包威爾 (John William Powell)，1919 年出生於上海，隔年父親把他送回美國，除了六歲回到上海與父母同住一年，他與母親的家人在美國中西部成長，受教育。虎父無犬子，年輕包威爾之後的事蹟更應該讓所有媒體人都肅然起敬。 1938 年進入父親的母校，密蘇里大學，主修歷史與新聞，決定追隨父親的步伐，從事記者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尚未完成學業就在 1940 年烽火中回到上海， 1941 年上海淪陷被迫離開，父親留在上海英雄式的決定讓他震撼。回美國後自願受戰地記者訓練，1942 年再次以記者的身分投入戰爭，來到中國重慶。戰後回到上海，直到 1953 年中國評論關閉。 與老包威爾一樣，父子兩人對中國都懷有一份情感與過多的同情，但年輕包威爾比父親的處境更加複雜。在老包威爾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背景雜音，但不是中國問題的主要焦點，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戰後國民政府的專制與腐敗不再有藉口，國民黨卻變本加厲，民心向背，共產黨將取代國民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在這樣的情勢中，年輕包威爾對國民黨採取更加嚴厲的批判，對共產黨也必須重新評估，轉而採取同情的立場。 無奈的是，這樣的轉變與他自己國家在華盛頓的政客並不一致。國家政策與記者良心的衝突在記者工作裡時常出現，當時同情中國共黨革命的西方記者不少，包威爾的態度未必會引起華盛頓的注意。真正的問題出在包威爾與其父一樣，堅持留在上海，在共產黨全面取得政權後，他不願如多數西方記者撤出紅色中國。不同的是，老包威爾敵視占領上海的征服者，與日本有致命的衝突，但政治上黑白分明；而年輕包威爾同情中國的革命，勝利的歡愉沒有即刻的衝突，但缺乏長期的觀察與流通的資訊，反而容易失去記者的嗅覺，而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對思想與資訊的控管，更甚於在上海的日本人。 〈三〉 解放後韓戰旋即於 1950 年爆發。美國的介入讓包威爾採取強烈批判的立場，1951 年起每期的中國評論不斷對美國指控，這些指控多屬意見表達，尚未踩到美國官方的底線。但逐漸地，評論開始採用中國官方的報導，最後指控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種下包威爾日後的麻煩。 中國評論的全盛時期有上萬的訂戶，上海書報攤均有出售，主要對象為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西方媒體也時常引用，知名度相當大。解放後隨著西方幾乎全面撤出新中國，雜誌社的營運很快就出現問題，包威爾數度打算停刊，但在朋友的鼓勵下勉強撐下來。後來由周刊改為月刊，但仍無法得到足夠的收入維持。1953 年七月出版最後一期，在對新中國未來的祝福聲中，結束了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評論。 然而包威爾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母國已經恐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國會以參議員麥卡錫為首的獵共委員會，惡名昭彰，豈會放過包威爾？但這些委員會主導的聽證會多半只是羞辱恐嚇，製造社會氛圍，讓被審問者屈服，不屈服者可能身敗名裂，失去工作，雖然惡劣無比，但少有進一步發動司法追殺的，而這正是包威爾要面對的。 其實包威爾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國務院、CIA、FBI 的檔案裡，對他的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他結束雜誌回美的決定傳回情報室，被評估為將成為紅色中國在美國有效的宣傳工具。1953 年八月他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兒回到美國，踏入國門的第一步立刻遭到麻煩，所有的行李與雜誌社的 2000 本書籍以「有政治性質」為由扣留。這些書籍要等八年後才打官司要回來，還必須付保管費。 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上）

  青森縣的今別町，是一個位於青森縣北端，人口僅有兩千多人的小鎮，居民世代大多從事漁業。這樣的一個小村落，在2016年3月有了重大變化，因為北海道新幹線通車，這裏也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新幹線車站，成為日本擁有新幹線車站的行政區當中，人口最少的一個。 這個必然的結果是因為連結本州與北海道的青函隧道，本州側的入口即是在今別町，然而這座將近54公里，曾經雄霸世界最長隧道長達31年之久，目前也仍是最長海底隧道的青函隧道，是經過三十年的悲願，最終得以完成，這座隧道的誕生，其實是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所換來的，這個故事，就要從64年前的一場悲劇談起。 自明治維新以來，基於國防安全與運輸的需求，日本一直都有連接本土四大島的願望，最初達到這個目標的，是連接本州與九州的關門鐵道隧道。位於本州與九州之間的關門鐵道隧道，在1942年通車，這是全世界第一座海底隧道，除了滿足了九州與本州之間的運輸需求外，也讓部隊可以迅速的利用鐵道，由本州調往九州。在戰火正熾的當下，關門鐵道隧道正好發揮了極大的功能，而這也促成了日本積極進行相關建設的方針。 津輕海峽位於本州與北海道之間，最窄處僅有18.7公里，是日本的五大國際海峽之一。江戶時代末期，幕府開始開發函館一帶，許多日本人前往當地拓荒，明治維新之後，設置北海道開拓史，積極開發北海道，因此三菱汽船、日本郵船等船公司，陸續開航青森至函館間的航線。1908年帝國鐵道廳（國鐵）正式開行青函航路，從此由本州要前往北海道的旅客，可搭乘國鐵列車轉乘青函連絡船至北海道，比以前方便很多。 不過津輕海峽的海象，是有名的惡劣，過去許多船隻因不敵風浪而翻覆沉沒，因此日本政府一直有個構想，即興建一條橫跨津輕海峽的大橋或是隧道，然而津輕海峽幅面太廣，與關門海峽不同，而且二次大戰局勢每況愈下，所有國家資源都投入戰爭，連彈丸列車（後為新幹線計畫）的建設工程都遭到停滯，因此跨越津輕海峽的工程規劃只能無限期延後。 戰後日本的物資缺乏，光是要讓這個殘破不堪的國家恢復原有的機能，就耗盡整個國力，無力恢復原先所暫停的各項建設，串起日本四大島的夢想只能留在地圖上。不過，戰爭導致青函航路的運輸力低下，尤其是在二戰末期，青函聯絡船幾乎都被美軍給炸光了，這也造成戰後根本沒有像樣的船隻，可以開行青函航路。 因此盟軍駐日總司令部，便准許日本興建客貨連絡船與貨運連絡船各四艘，以應付津輕海峽日常的客貨運，與引揚復員的人潮。這八艘連絡船分別在1946年至1947年之間下水服役，其中第一艘命名為洞爺丸（其他三艘分別為羊蹄丸、摩周丸和大雪丸），排水量三千八百噸，共可搭載1128位乘客與120名船員。這些新造的連絡船，就在戰後的混亂期，肩負起津輕海峽的運輸任務。 退役後放置於函館港的青函連絡船摩周丸。（攝影：陳威臣） 1954年09月26日，瑪莉颱風（Marie）侵襲日本，狂風暴雨導致津輕海峽出現強烈的風浪，此時洞爺丸自青森港出發，執行當日第三航次的青函連絡船任務，上午11時抵達函館，預定於當日14時40分出航，執行第四航次開往青森的任務。當時氣象預報預測瑪莉颱風在中午12時，位於新潟縣佐渡島附近，並且在下午五點會接近津輕海峽，因此洞爺丸的近藤平市船長認為，下午出航後，依照洞爺丸的航行狀況，應該可以在颱風接近陸奧灣時抵達青森，因此便維持原先預定的行程。 然而中午時分行經津輕海峽的連絡船渡島丸，回報了津輕海峽的海象過於惡劣，因此有部分的連絡船宣布停航，不過洞爺丸並未跟進，讓許多原本搭乘停航船隻的旅客與車輛，決定改搭洞爺丸。但人員與物資重新安排與登船，拖延了洞爺丸原本的出航時間，再加上颱風導致函館市的供電不穩定，也讓碼頭上的可動橋卡在船身上無法升起，拖到下午三點多，風雨越來越強的情形下，洞爺丸不得不宣布停航。 下午五點，原本狂風暴雨的天氣突然轉晴，津輕海峽一片風平浪靜，不知情者以為颱風已經離開，但其實是颱風眼正好通過當地。眼見同為連絡船的十勝丸已經出港開往青森，洞爺丸的船長也跟著宣布開航，搭載1337人，在18時49分出港開往青森。沒想到才剛離開函館，原本平靜的天候頓時大變，恢復成狂風暴雨的天氣。 晚上七點時，因風浪過大無法前行的洞爺丸，只能在函館外海拋錨，暫時等待風浪平息，卻因猛烈的風雨與惡浪，導致海水灌入洞爺丸的車輛甲板，還灌入輪機室與鍋爐，導致推進器及發電機失效。當時洞爺丸泊錨的地點離淺水的七重濱不遠，船長想將洞爺丸開往此地避難，讓船隻免於翻覆的危險，但已經失去動力的洞爺丸，只能隨波逐流，聽天由命了。 深夜10點40分左右，無法動彈的洞爺丸發出求救信號，數分鐘後，一陣大浪打向洞爺丸，導致船身整個翻覆。船上1337人當中，大多數人遭溺斃，僅有182人獲救生還，死亡與失蹤的人數高達1155人，連同其他因颱風而沉沒的北見丸、日高丸、十勝丸、第十一青函丸等船隻，死亡與失蹤人數更高達1430人，史稱洞爺丸事故，是二戰後最嚴重的海難事故之一。 已翻覆的洞爺丸，造成上千人罹難的悲劇。（圖片來源：作者取自朝日新聞） 洞爺丸事故的慘劇，讓日本政府體會到興建青函隧道的重要性，隨即展開路線調查作業，並於1961年開工，展開長達將近30年的隧道興建工程。1967年與1971年分別展開導坑與主坑的開挖工程。由於當時日本已決定展開全國新幹線路網的建設，所以便預先保留新幹線規格，讓新幹線能經過這座隧道，前往北海道。1985年03月，耗費了27年的時光，總工程費將近一兆日圓的青函隧道，終於貫通，並且在1988年03月13日正式通車。 青函隧道全長53.85公里，海底部份長23.3公里，青森縣部分長13.55公里，北海道部分長17公里，最深處低於海平面240公尺。隧道口兩側的牌匾分別由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及運輸大臣橋本龍太郎，分別在青森與北海道兩側，揮毫撰寫“青函隧道”四個大字。 青函隧道的青森側出口，隧道上方的「青函隧道」四個字，是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揮毫撰寫。（攝影：陳威臣） 隧道內採用雙線設計，除了主坑外，尚有兩條輔助坑道，並且分別在本州及北海道，各設立了一座緊急逃生車站，本州側為龍飛海底站，北海道側則為吉岡海底站。這兩座緊急逃生車站，當青函隧道與通行列車發生緊急狀況時，可以迅速的疏散人員，此外這兩個車站也配備有大型軸流式抽風機，可以隨時調整隧道內的空氣，當隧道內發生火災時也可以立即的進行排煙作業。 位於北海道側的吉岡海底緊急站，當年為了促進觀光，因此利用站內的部分空間，佈置成哆啦A夢廣場，讓民眾可以入內參觀，但因北海道新幹線的建設工程，因此在2006年閉館。（攝影：陳威臣） 青函隧道的導坑，壁面上掛有當年開通後，許多名人與民眾到訪的簽名及手印。（攝影：陳威臣） 青函隧道通車28年後的2016年3月，北海道新幹線也終於通車，讓青函隧道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與挑戰，雖然鐵道的重要性已不如往昔，負責營運的JR北海道也正面臨虧損的難題，但青函隧道還是有其劃時代的意義。除了讓北海道與本州之間的運輸更加便利，也讓我們能夠安心的搭乘平穩舒適的新幹線，往來於兩地之間，這座隧道在可見的未來，仍是日本人的驕傲！ 青森站旁，仍留有當年列車開進連絡船的專用軌道，而前方則是青函連絡船八甲田丸。（攝影：陳威臣）

  管中閔是否違法未經相關機關核准逕赴中國兼課，全案將由北檢釐清真相。（資料照） 2018-03-21 15:45 〔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曾任國發會主委的台大校長當選人、台大財金系教授管中閔，近來遭踢爆涉及自2005年起在中國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違法兼課，據透露，管中閔日前遭民眾檢舉他是依法受到管制的涉密離職政務人員，卻在卸任國發會主委後未經報備核准就到中國兼課，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有關涉密退職政務人員管制3年登陸等規定，據了解，北檢已分案調查，將釐清全案真相與疑點，並查明管中閔有無觸及刑責。 管中閔是否適合擔任台大校長再掀新爭論，依現行規定，涉密退職政務人員在管制3年內若未經核准就逕赴中國將面臨2年刑責，據悉，北檢未來可望傳喚管中閔到案說明、當面進行釐清。 法務部高層官員今天受訪時證實有人檢舉管中閔，北檢已於日前分「他字案」進行調查，有關管中閔是否違法未經相關機關核准逕赴中國兼課，全案將由北檢釐清真相，法務部不會介入個案。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包括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等人員，退離職3年內赴中需提出申請，但同條第6項規定，經過原服務機關許可，可依涉密程度調整管制年限。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明定，國家機密核定人員，以及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在退離職未滿3年之內要出境，應經其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該法第36條也明定，違反第26條第1項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法務部高層表示，管中閔若未經核准就逕赴中國兼課，則有面臨2年刑責的問題，目前將先由北檢釐清事實，調查管中閔是否在未經報請核准情況下就登陸，至於管中閔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2014年1月22日到2015年2月4日）是否也在未經報備核准就到中國兼課，相信北檢也會一併查明。 政府知情官員也說，公務員若違法兼職，可送監察院彈劾，過去監院就有彈劾違法兼職等案例，但不僅如此，管中閔若遭司法機關查出不僅違法兼職，還違反涉密人員赴中的規定，則有更嚴厲的刑責，這部分將待司法單位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