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帶隊至國外比賽的作者提醒，無論中英文的意思為何，「中華台北」都只會被外國人視為中國的一個城市而已。圖為作者帶領台灣少棒赴韓參加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級亞太區少棒選拔賽時的媒體報導。作者提供 何元亨／新北市昌隆國小校長，曾率少棒代表隊出賽 從小看棒球比賽，主播都強力放送：「中華隊加油」、「中華健兒好棒、「中華民國萬歲」之類的話，我也相信主播的話，相信我們是中華隊。長大後，才明白原來我們不是「中華隊」，在中國強勢的運作下，我們奧會模式名稱是「中華台北隊」，一直沿用至今。 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這句話是政府常常安慰我們的話，去問問和兩岸分治有著類似情況的朝鮮半島，南韓可是自傲的以「大韓民國」（KOREA）做為奧運參賽國名，北韓則是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PRK）做為奧運參賽國名，這兩國會告訴他們的人民「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嗎？我們一直自欺欺人，體育可以展現國力，政治更可以展現國力。我們只是自我安慰：若不用奧會模式，運動員將失去參加國際賽的舞台。是的，就因為是中國的強勢作梗，我們無法以台灣為名參加國際賽，僅能以中華台北為名參賽。 2013年，我有機會帶領台灣少棒代表隊遠赴韓國首爾，參加美國小馬聯盟野馬級亞太區少棒選拔賽。來自亞太各國代表皆稱呼我們為「台灣」，連記分板上也以「TAIWAN」來表示我們的少棒隊。但是，我們的球衣還是繡著「CHINESE TAIPEI」，加油團依舊習慣大聲喊著「中華隊加油」。勇奪亞太冠軍時，國內大多數的報紙及電視仍以「中華少棒勇奪亞太區冠軍」這樣的字眼稱之。外國運動員早已習慣稱呼我們為台灣，只有我們還堅持中華台北。 在許多非奧會模式的運動比賽，例如在國內舉辦的瓊斯盃籃球邀請賽，球員的球衣繡著偌大的「中華」二字，今年，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40周年，主辦單位捨棄奧會模式，在電視轉播比賽隊伍名稱，只標記「CT」，連中華奧會的LOGO都省略了。而對戰隊伍菲律賓，即便是單一大學隊，依舊標示菲律賓國旗。 我們都不願意在自己的土地稱呼自己是台灣了，外國人也覺得奇怪莫名？難道稱中華隊，就會覺得我們的運動實力變強了嗎？稱台灣隊就變弱了些嗎？ 2020年東京奧運，已有日本民間團體為我們連署發起「台灣」代表隊正名運動，國內也有民眾響應。但前日卻發生中國為嚇阻台灣東奧正名公投，取消台中市的「2019年首屆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這原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主辦奧林匹克體系的國際運動賽會。 說明白點，中國主張台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領土，怎麼可能讓中華台北正名為台灣呢？那不就是承認台灣是一個自別於中國以外的獨立國家？台灣人民應該認知到，不管我們如何自圓其說，無論中英文的意思為何，「中華台北」都只會被外國人視為中國的一個城市而已。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許多報刊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又將台灣與中國做比較，其中一文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圖／邱萬興提供 二次大戰結束，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大致都對台灣留下相當美好的印象。台灣哲學學者黃金穗主編的《新新》月報就指出：「由內地來的人士，無論公務員、軍人、報導記者，至於一個走水們，都齊聲獎許台灣地方交通、電氣、自來水等等的科學很發達。不但可怪的是內地的學者也有一樣言說，他們說台灣省有世界性的文化。」(1946.3.20﹐台北《新新》月報第3期〈卷頭語〉) 以下試選摘數則相關的記錄與評語，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 記者江慕雲的見證 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記者江慕雲，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編寫《為台灣說話》一書(1948﹐上海二五記者聯誼會印行)。其中，有一段話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為台灣說話》頁13) 天津《大公報》的見證 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報》以題目〈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發表一篇社論，呼籲要珍惜台灣。在這篇社論中，誇讚台灣是一片乾淨土，試舉其中一段來看：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這樣純樸而有朝氣的善良國民，正是中國民族的新血液與新希望。〔中略〕…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中略〕…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省首屈一指。」 非常諷刺的是，上述《大公報》這篇社論刊出的15天之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上海《亞洲世紀》作者李秋生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上有許多報刊紛紛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在檢討之中，自然又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做比較，其中，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刊載於1948年8月10日上海出版的《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的文章〈台灣問題的癥結〉，作者李秋生就這樣明白說：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 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作者「味橄」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多月後，在上海的《新中華》半月刊(復刊5卷7期，1947.4.1.)刊載署名「味橄」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由台灣的騷動說起〉。文中，也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大陸，試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台灣在國人﹝指中國大陸人士﹞的心目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尤其在政治不安、內戰激烈的日子，台灣因隔開了一點，沒有多少駐軍，政治較為單純，經濟可以獨立，幣制不受法幣影響，所以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的世外桃源。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卻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 作家蕭乾的見證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年1月15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 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 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杉。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的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作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的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却大的兇的不堪想像！」 蕭乾的敘述，看出戰後的台灣比中國進步許多。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大陸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是根據蕭乾的說法，落差更大。蕭乾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 「…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該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州。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之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來台公務員曾器的見證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而且在生活文化層面，也有不同。以下引介的這段史料，是一位在戰後來台的大陸籍公務員曾器於1990年4月12日發表在《大成報》副刊(13版)的文章─〈回到四十年前〉。曾器先生回憶他在終戰之後初抵台灣的見聞，從他的這段回憶，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在文化上的差異： 「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 「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 憲兵團長高維民的見證 終戰後來台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曾參加中國國民政府來台的接收工作。他是當時全台憲兵勤務的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後來在<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載《中華雜誌》總283期1987年2月)一文中，有一段話，談到他目睹台灣人的良好風氣，這樣說： 「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孝紹」的見證 二次大戰終戰前後，有一群到中國追隨國民政府的台籍人士(民間俗稱「半山」人物)在重慶辦了一份刊物《台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該報第5期刊載一篇由一位大陸籍人士執筆的文章，作者署名「孝紹」，文章題目叫做<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作者把六百萬台灣人比擬成留日學生，呼籲蔣介石當局要善待他們。這篇文章，具體指出台灣社會較中國進步的情形。試舉其中一段來了解： 「﹝台灣人民﹞生活之容易由於社會之安定，社會之安定由於秩序之井然，秩序之井然由於教育之普及，而教育之普及則由於生活之不艱難。(自然不能抹殺日閥政治力之背景。)台灣人民好像已經走上了這軌道。而從尋求生活的方面來說，台灣人稍有智識技能者，找生活比較容易，差不多不須通過親戚或朋友的人事關係。﹝中略﹞台灣人民自十五年前以來，已經實行地方自治。因此，台灣人民之自治經驗，可以說比較任何省份的同胞豐富。[中略]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得改良種子，增加農業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 汪彛定的見證 經貿專家汪彝定，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法律系，中日戰爭期間曾任《時與潮》雜誌編輯。戰後奉派來台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他親眼目睹戰後台灣的政經社會與民情狀況。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1991年，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反映台灣政經社會發展與變遷，極具史料價值。以下我們試從汪彝定的回憶，來看看他如何描述台灣比中國大陸進步的情形： 「﹝民國﹞三十五年，我出差到花蓮，住在當時已破舊的一家旅館中，被子乾乾淨淨，儘管隔著一道紙門，隔壁旅客鼾聲惱人，但仍可安睡。僅此一端，光復時臺灣社會建設高於大陸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區，已可明見。」 「當年我二十六歲。在大陸時，我到過不少地方，包括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所以並不是鄉巴佬型的土學生。然而我初到台北，由南港、松山進入愛國西路時，仍然對一個小城而馬路整潔良好具有深刻印象。」 但是汪彝定並非一味歌頌光明面，或只看到表象的商業和市容而已，他還有更深刻的觀察： 「那時的臺北異常荒涼，僅有的一點商業活動集中在榮町(衡陽路)和太平町(延平北路)、永樂町一帶。作為一個遍歷中國西南、東南、西北各地的青年人，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臺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 「現在有些人談論臺灣在光復之初，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比大陸局部先進地區只少不多。臺北市的規模有限，商業繁榮遠非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之比，這些都是事實。但臺灣有一項承襲自日本人最好的東西，即城鄉發展較為均衡，基本設施與國民訓練非大陸任何一省可比。」 關於城鄉發展較為均衡，汪彝定以下所舉的事例，或許可見其一斑： 「有一次，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和朋友談到臺灣各小自來水廠的維護與復舊時，我才從自來水專家劉永楙兄處知道，臺灣稍大一些的城鎮，當時都各自有自來水廠，有些非常簡陋，但可以供水。也正因為如此，在臺灣各城市看不見用水車送水或挑水回家的景象。而民國二十年前後，大陸自來水仍不普及。雖然我家是在北京城中熱鬧的西長安街內，卻因為是老房子，仍然得用水車送水。…   至於電話，在整個大陸抗戰結束以前，我不知道有哪一省是每一縣都可以以電話聯繫的，我知道從南京到徽州，是無電話可通的。…」 汪彝定更以專業性的具體資料，提出比較：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光復當時，臺灣的全省輸電網已經大致完成，平地鄉村供電可達九○%，山區及僻遠地方則無法達到。在大陸上，即使是最繁富的江蘇、浙江、廣東，全省輸電網都差得遠，鄉村供電率低。局部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及上海附近之外，廣大農村的供電網全未建設。各城市往往自建小型電廠，多半電壓不足，更不能聯成全省城鄉輸電網。」 除了輸電網的比較之外，汪彝定接著以礦區實測圖來比較，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我到礦務科任科長時，見到全省礦區六千分之一實測圖，為之驚訝。這樣的全省礦區實測圖，今天大陸中共在新技術開發之下，想必已完成，但在當年各省卻完全不備。」 再者，從教育與人力來看，汪彝定說： 「教育制度上，日本人嚴苛歧視臺灣人，不讓臺灣人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廣設各地的國民學校，卻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知識與領悟能力，這給後來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裕可用便於訓練的人力。    充裕的人力，便利的交通，廣佈城鄉的電網，頗佳的海港，為後來的經濟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是平均國民所得之類的統計所能表示。」 「來臺不久，有一天我奉命去送奶粉給一家國民小學。學校裡整齊的房舍、廣大的操場，與內地借用祠堂或其他公共建築設立的國民學校，形象完全不同。即使是我在北京所讀有名的北師附小(紅廟小學)，也是借用一座大宅改建的。後來我從統計中得知，日本在臺一共建立了小學1099所，就學率約73%，以當時人口670萬人計算，每6100人便有一所小學。儘管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嚴苛的岐視臺灣人，剝奪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筱峰按：日本當局並沒有禁止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們啟發民智的初步工作是不可否認的。」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沒有半段是台灣本地人寫的，都是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了解許多中國的知識人大致都肯定在終戰之前，台灣社會的進步已經超前中國大陸許多。

不怕棋子變棄子 只怕卒子抓耙子 和平、和平，有人要「和」習近「平」，但就苦了自由民主的台灣了！ 有所謂台灣退休資深外交官質疑蔡總統不顧「人民福祉」而抗拒「和平」的原因是因「政黨私利」。他説：「全世界都很奇怪，臺灣為什麼會有政黨公然反對和平，反對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咦，怪了，「全世界」？那，我在德國這些日子以來所碰到的都是「鬼」？從某些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學者、扶輪社社員、旅遊業者、市民、學生等所親耳聽到他們有關中國政府的蠻横與殘暴及鼓勵台灣絕不能妥協或放棄自由等，莫非都是「鬼話連篇」？但是從電視、報紙、電台到德國國會、到歐洲議會，白紙黑字，抨擊中國對內、對外的橫暴而力挺台灣作為自由燈塔的聲音不絶於耳，可是如假包換！簡單舉個例：才訪台的德國籍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W. Lange先生日前在歐洲議會發言挺台時，針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指出，「歐盟只能有一回應：我們必須在外交上承認台灣！ 這樣中國就不能再以施壓的手段迫使台灣無法參與各項國際協定或談判。」不夠？再來個例子：目前正訪台的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K.-P. Willsch先生在習近平一月二日一番「軍事威脅台灣」的恫嚇話語後，兩星期後，於一月十六日在國會質詢其外交部長「德國政府對習近平軍事威脅台灣」之回應為何。該部長的答案是「德國政府不能接受」！不僅如此，該部長還加碼認為「歐盟也應和德國採取同樣的態度」，因為「中國利用其對歐盟會員國個別撃破的狡滑策略致少一次成功地阻擋了歐盟作出不利中國的決定」。 好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說「全世界」，我只能說「自由世界」，而這位退休資深外交官的「全世界」指的應該是「自己世界」。 前外交部駐紐西蘭代表介文汲（第一排右）。（資料照） 這就有意思了，這位退休資深外交官不可能只會「當前輩」而不曾「上前線」，那，為什麼他這麼體貼自由世界眼中「軍事威脅台灣」的中國？這種「退休資深外交官」眼中的「和平」是什麼碗糕？別的就不提了，他不知道手無寸鐵，心無敵人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中共政權虐關黑牢至死這件事嗎？天安門六四屠殺今年將悼念三十周年？台灣人權勇士李明哲還在中國坐黑牢？還有「自由世界」譴責中國對圖博人、維吾爾人的迫害？有此偏差心態，其他對外交部吳部長的種種指控就可見一斑了。 要拼人氣搶露出，無可厚非，然而搶露出，搶到露了饀，實在令人感慨。但是倒要謝謝此人的「真誠告白」，他提醒我們：這些對中國共產黨政權如此體貼的人才是自由民主台灣所要防備的人。 最後，一句真心話：謝謝這位殘暴中國的體貼者致少對自由民主台灣的艱困外交作出了他所能作的最大貢獻：他自願退休了，- 為了選舉。誰說選舉不是好東西？！

完全執政的蔡英文政府在支持者殷殷期盼下進行轉型正義工作，但是，推動得很不順利，也沒有頭緒，引發支持者不滿，也引起當年壓迫集團的強力反撲，而一般人民則認為蔡政府根本是多此一舉。何以致之？一般人不了解當年台灣人受到迫害的真實狀況，也不認為全民應警戒莫讓統治者再宰制迫害人民。 蔡政府在執行轉型正義的同時並沒有透過各種管道，讓人民真實了解到當年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人的迫害，殘暴無理到何種程度，這是失職！韓國光州事件有「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台灣的二二八有什麼？被消失的台灣菁英有什麼？鹿窟事件有什麼？白色恐怖有什麼？橋頭事件有什麼？美麗島事件有什麼？林義雄家滅門血案有什麼？開開會寫寫研究報告，提出工作結論，就想讓人民感受到轉型正義的意義與必要？ 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劇照一。（車庫娛樂提供）   現在在野黨緊咬民進黨會不會拆掉中正紀念堂，民進黨要推動轉型正義，竟被質疑成壓迫挺蔣群眾歷史情感的迫害者，這不是太可笑了嗎？文化部所謂諮詢各方意見，支支吾吾半天拿不出讓支持者接受、挺蔣者無話可說的方案，部長還因此被挺蔣人士狠甩了一個耳光，究竟是要鄉愿無能到何時？ 個人建議中正紀念堂不必拆（反正行政院長蘇貞昌都說不贊成拆除），只要加入二二八事件、消失的台灣菁英、鹿窟事件、白色恐怖、綠島等各地政治犯受刑人、林義雄家滅門血案等的歷史實況，包括影片、文字、圖片在各廳展示，讓所有來參觀中正紀念堂的人看見蔣中正雙手血跡斑斑之屠夫事證，再對照蔣的接任者為他起造一座膜拜他的廟堂、歌頌他的各項軍儀，我想，參觀者應該都能了解、感受到其中的荒謬！了解到獨裁者迫害手段之泯滅人性！也才能警惕全國人民絕不能失去自由民主法治之今日，絕不接受專制獨裁統治的政權再臨！ 這才是二月廿八日紀念二二八的嚴肅意義。而非某網紅政客謂：「對猶太人，國際上最大的宣傳還是希特勒時代屠殺六百萬猶太人這件事情。」還以單車一日雙城的高曝光率宣傳自己，壓蓋人民對二二八的省思。政客無視獨裁者的血腥殘暴，人民卻不可一日或忘！ （作者為財經研究員，嘉義縣民）

【柯文哲在以色列國際機場教會我們的事…】 今天是二二八紀念日，於昨日返台的柯文哲在機場裡說出：「#對猶太人國際上最大的宣傳_還是希特勒時代六百萬人遭屠殺的事情」這是他在參觀過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之後，所說出的想法。 　 72年前，從二二八這天一直到三月底，許多台灣人和外省人遭到 #中華民國國軍 屠殺，#中國國民黨 政府的清鄉行動甚至維持到五月底。這些悲慘的台灣歷史，到現在仍然無法窺見完整的真相、更沒有任何的加害者被追究。 　 而今，台灣的首都市長在國際機場裡做出如上發言。 　 悼。 哀悼那些無辜犧牲的台灣先烈。72年後的台灣，仍有如同柯文哲這般冷血無知的政客，以及那些不知悔改仍執意反對轉型正義工程的藍紅政客及支持者。 　 ==== 　 昨日柯文哲的臉書上PO出這張照片，我們不知道柯文哲團隊的用意何在，是想表現親民嗎？顯然很失敗，因為柯文哲這種罔顧公共安全，佔用通道、擅自使用沒有「可充電」標示的插座（如外國機場的 Charging Station）等等行為，真的是做了最差最差的示範。 　 #柯文哲隨行幕僚沒有人有帶行動電源嗎 #丟臉的政府首長 #旁邊還有空位你知道嗎 #沒標示的插座不要亂用_更何況還是藏在柱子裡 　 　 連基本的公共安全常識和尊重他人的心都沒有了，我們怎麼能期待柯文哲會對他國和台灣所經歷過的大屠殺歷史有絲毫的深省呢？！

【72年前八堵車站】 https://youtu.be/pU5QJV_SRj8 今天228， 看了一個去年的影片，有一個團隊，在基隆的八堵車站，重現1947年站內工作人員被蠻橫無理的「國軍」殘暴殺害的歷史事件。歷史重現的現場，有許多不知情、在車站內外的旅客，也有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他們是當年受難者的遺族。 不知情的乘客們，非常震驚，不知如何反應。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的表情，還是劇情的逼真，連在電腦前的我，都忍不住流淚了，這些殘暴行為，過去雖然透過史料閱讀過，但「讀到」跟「看到」，完全不一樣，尤其是放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場景，在這個講求人情溫暖、喜歡互相幫忙的台灣社會，如此的血腥殘暴，顯得格外恐怖，也格外突兀。 1947年3月10日，基隆要塞司令部行文八堵車站要求緝兇，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據實報告，表示無法查出那些民眾與軍人鬥毆；隔天11日上午，澳底砲台台長史國華（要塞司令史宏熹親戚）率領士兵30餘名(兩輛軍用卡車)前往八堵車站包圍，先槍殺4名台鐵人員，站長李丹修、副站長許朝宗等13人後來也被強行押走，一去不返。  看完歷史重現的受難遺族說：「感覺說剛剛那個國軍，(演得)比較沒有那麼狠，以前是真正狠。」「講不通要跟誰說，他槍拿起來就碰碰...」 親臨現場，更立體地感覺到這段歷史，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一位旅客說：「感覺我們現在好不容易走到的民主，絕對要好好珍惜。」 林維熊的文章《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分析》，以策略經濟學家的角度，用企業績效管理原則反駁「不要追究過去責任」的說法。他認為，「績效管理的真正目標在於透過獎懲過去，影響員工未來行為，以提升企業未來的運作效率。」 同理，「公正徹底的審判台灣過去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迫害者，不是為了報復，是為了嚇阻未來的政治掌權者為所欲為，保障我們的下一代子孫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會再度遭受屠殺。」 目前，台灣社會進行的司法轉型正義，並沒有內建反屠殺誘因機制，因此，嚇阻不了未來政治掌權者的屠殺行動，制度面一定要建立，不然，所有的溫情喊話，都只是空話。 法治不健全，一味期待「寬恕」，獨裁專制的思想與殘暴的獨裁統治集團，必將再度反噬。 看高解析度的圖片檔，請點此連結～ https://the.nmth.gov.tw/Images/Item/6f556fc9-65e2-4b85-b472-f4bf298011bb.JPG

二二八事件，不只是2月28日那一天的事，更涵蓋了事件爆發後，蔣介石派兵來台進行屠殺，以及之後長達數個月的清鄉。 正視歷史，莫忘二二八。 ＃二二八 ＃從來沒有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嘛這種事 2019 「228事件72周年」台灣各地紀念儀式 https://arcg.is/19ebDK 二二八屠殺之後的四月：那些失落的清鄉記憶 https://goo.gl/Qc51vH 槍口下的台灣藝術巨人：陳澄波 https://goo.gl/55XA6i 二二八事件小常識重點整理 https://goo.gl/BTKhmr 共生音樂節資訊 日期：2019年2月28日 (四)　 時間：15:00 入場｜21:00 結束 地點：凱達格蘭大道 https://goo.gl/bZLrSp

Chou Wan-yao:  謹以這篇最近做了小小修訂的小文，紀念二二八。 二二八不是2月28日一天的事情，如同霧社事件不是10月27日一天的事情。如果我們能了解那不是一天的事情，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霧社事件，如果以莫那魯道的大兒子達多莫那和四位壯丁懸樹自殺來說，延續四十三天，如果以日本軍隊「收兵」來說，是到1930年12月26日才結束。二二八若以清鄉結束之後「收兵」來說，一直延續到5月15日。那段期間的每一天都是血腥的，都有會受傷、會痛、會死亡的生命在消失，而每個生命都直接牽涉到好幾個人，甚至數十人，有為人祖父母、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妻、為人兄弟姊妹、為人兒子、為人女兒，還有母親懷裡還未出生的嬰兒，以及能感同身受的親友，他們要面對一個只能緘默吞忍，甚至失語的數十年歲月。然後，這些積累成社群的巨大喪失（人＋良知良行）和傷痛。 歷史真的不是一個數目，一個名稱。 今天，我們對72年前從2/27晚上開始的大慘劇，還是很多地方不清楚，無法釐清。 歷史很需要思考和想像。想像：如果不久的將來，有個超大規模的慘劇發生，然後我們很多識與不識的人，甚至自己本身，被失蹤、被槍決，毫無預警地被迫離開摯愛的親人和鄉土，然後，70餘年後，我們的子孫/精神後裔，不當一回事，那麼真的只能說歷史就是會重複自己。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第五篇第二章 二二八事件：抗暴、談判、血腥鎮壓 天馬茶房是臺北市著名的咖啡廳，知識人和文化人喜歡光顧，位於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門廊有寡婦林江邁在賣香煙。戰後初期，由於經濟殘破，不少人為了維生，偷賣私煙；專賣局設有查緝員，到處搜索私煙。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點左右，六名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查緝員和四名警員查獲林江邁販賣私煙，當場沒收五十多條香煙和錢款，林江邁跪求歸還；拉扯間，查緝員用槍托打她的頭，導致血流不止，當場昏倒，引起圍觀群眾的不滿和追打。混亂中，一名查緝員開槍威嚇，又誤傷行人陳文溪（二十歲，第二天死亡），更加激怒群眾。查緝員逃入附近派出所，被護送到警察總局，群眾包圍總局，要求懲罰兇手，但沒有結果，憤怒的情緒無法消解。 阮朝日與家人合影。（許書寧繪圖） 阮朝日（1900-1947）出身屏東林邊的望族，是日治時期的菁英分子。二二八發生時，他是《臺灣新生報》總經理，生病在家，3月12日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這件事對家人衝擊很巨大，長女阮美姝，1928年生，數十年來為追查二二八真相和父親之死，勞瘁到2016年過世為止。   第二天上午，民眾沿街打鑼，聚眾遊行，搗毀太平町派出所。中午群眾湧向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懲罰兇手，沒有結果，於是轉往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所在），打算向陳儀陳情。群眾越聚越多，但公署已派兵駐守。突然，屋頂的兵士用機關槍向民眾掃射，打死好幾個人。由於軍人開槍打死人民，導致一發不可收拾。下午一點左右，民眾聚集在臺北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透過臺北廣播電臺，向全島廣播，呼籲臺灣人奮起抗暴。一時間，臺北市動亂的消息傳播到各地，引發全島一致的官（軍）民衝突。 林江邁被打傷、行人被誤傷，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歷史上很多類似的情況，但導火線只是一條線，如何引起大規模的爆發？用個比喻，就是因為到處已經遍布汽油，充滿瓦斯了。戰後臺灣人積累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 二二八事件包括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2月28日到3月8日中午。二、3月8日中午到5月15日。前面八天半主要是：群起抗暴、本地菁英和陳儀談判；後一階段是中央派軍隊來臺血腥鎮壓，長達兩個月又一週。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軍民衝突，本地菁英迫切感覺必須出面解決問題，在陳儀的同意下，3月2日臺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各地隨之成立分會。處委會一方面呼籲民眾冷靜，避免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積極和陳儀展開談判，要求改革政治。在這期間，學生被交付參與維持治安的重責，有報導指出：他們「把全臺北市治安恢復到比二．二七以前更好的狀態。」其他地方情況類似。原住民也積極響應處委會，加入抗暴行列。3月6日，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發表聲明，說明該會目標在於「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傍晚，一位原住民青年透過廣播，表明：「一旦我們的要求不能實現，我們斷然爭取民主到底！」7日傍晚，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向中外廣播，報告事件真相，並宣布三十二條要求，分為：一、對於目前的處理，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共七條）；二、根本處理，分軍事和政治兩方面，要點包括：高度自治、爭取自由和民主、擴大臺灣人在政府和軍隊的代表性、廢除專賣局和貿易局、切實保障原住民的利益（共二十五條）。這些要求，陳儀都表示很樂意接受，甚至聲稱會在7月實施縣市長民選。 就在人們以為政治將會改革，經濟管制也會撤銷，臺灣自治終能實現時，萬萬想不到，陳儀早在3月2日就秘密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派軍隊來臺鎮壓。等陳儀確定軍隊將抵臺，就全盤否定處委會的要求。3月8日中午前，中央派遣的軍隊抵達基隆港，開始掃蕩──繼3月6日「高雄三六屠殺」之後──，揭開了全島性大規模的「三月屠殺」的序幕。報社、處委會、維持治安的學生首當其衝。當時臺灣有五家民營報紙，軍隊一上岸，就被搗毀；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被補殺、逃亡一空。從此，關於事件的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聲音了。在軍隊掃蕩下，一百多名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集體射殺；一百五十名到二百五十名正在處委會幫忙的學生也遭到槍殺。10日陳儀解散處委會，積極參與的委員成為逮捕和槍殺的對象。 軍隊的武力掃蕩號稱「綏靖」，其實是屠殺。臺灣的優秀人才，小說家、美術家、教育家、實業家、民意代表、醫生、法界人士、報界人士、地方士紳，都在罹難的行列；而參與二二八的原住民菁英，到了白色恐怖初期終遭到剷除。平民則因各種原因遭軍隊濫捕濫殺。在鎮壓的高峰期，每天都有卡車將被捕的人運往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們遭處決後，被丟到海裡，但往往被海水沖回岸邊，好像要告訴鄉人那無法訴說的恐怖。3月20日開始實施「清鄉」，用密告和連坐的方法，迫使民眾繳出「武器」和「惡人」。4月下旬，中央撤廢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5月15日新任省主席抵臺，16日宣布完成清鄉工作，正式結束武力鎮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罹難，說法不一；行政院的研究報告推估，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蔣介石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共匪」在背後煽動，不派兵鎮壓不行。後來國民黨以「共匪加臺獨」指控二二八，但史料顯示這是沒有根據的；臺灣獨立的思想是二二八之後才明顯發展出來的。臺灣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是事件之後才快速增加。進行綏靖時，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暴徒「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也是後來白色恐怖的邏輯。柯遠芬退休後移居美國養老，至死都堅持武力鎮壓是正確的。 本地中壯菁英和青年死傷慘重，臺灣人嚇破膽，從此害怕政治。今天，臺灣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這段歷史密切相關。我們在悼念罹難者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他們勇於承擔的精神，並且確立公民參與的權利以及人身的安全，這樣，他們的犧牲才有意義，臺灣社會也才能真正走出二二八。如果還有長輩會勸你：不要管國家社會的事，自保最重要，那麼，二二八的陰霾就還籠罩在美麗島的天空。   陳澄波（1895-1947）1931年作品《我的家庭》。（許書寧摹繪） 小知識 原住民參與二二八事件 原住民積極參與二二八抗暴，是臺灣歷史上，原漢首度大規模攜手對抗外來暴政。根據報紙報導，3月3日上午，臺東的漢人青年和原住民青年全副武裝，在縣政府前廣場開青年大會，要求肅清貪官污吏、改進政治。3月4日，花蓮在花崗山廣場舉辦市民大會，來自市郊外的原住民和花蓮市民，約四千名參加。同一天，臺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南志信被推舉為兩位主任委員之一。南志信（Sising, 1886-1958）是卑南族第一位西醫，當時是國民大會的代表。南志信北上參加會議，主張臺灣原住民族應改名「臺灣族」，不要再稱高山族或高砂族。他的兒子3月6日在臺北廣播電臺用日語廣播，支持處委會關於政治改革的要求。 在事件中，嘉義鄒族的參與相當深。鄒族湯守仁取得吳鳳鄉鄉長高一生（Uyongu Yatauyongana）的同意，率領部落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蘭潭）軍械庫，並和嘉義民兵圍堵嘉義水上機場。後來奉高一生的命令，撤回山地。1952年高一生和湯守仁被逮捕，1954年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一起被處決。 1947年4月30日，南志信和五位臺籍人士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委員（省府委員）。六位有四位都參加處委會，當多數委員被剷除時，誰能逃過一劫，就要靠運氣、參與程度，以及統治者的衡量了。任何獨裁專制政體要能順利運作，武力鎮壓之後，通常會有「安撫」期，必須要有本地人的象徵性參與，或積極的合作，才能長久。 前近代的野蠻和「反間」文化 二二八讓臺灣人見識到新統治者的野蠻和陰險。軍警隨便抓人，不經任何審訊，當場槍斃或施以暴力後處決，是徹底反文明的國家暴力。著名畫家陳澄波，當時是嘉義縣參議員，3月12日和五位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前往水上機場調解軍民衝突，卻遭逮捕。25日，陳澄波等人被綁起來，背後插一支旗子，載在卡車上，遊街示眾，最後在嘉義車站前被槍決。這位熱愛鄉土的畫家，畫過無數嘉義街景，包括遊街的起點嘉義市警察局。當他從車上望著自己摯愛的一景一物時，是否會有錯亂之感：好像置身前近代的野蠻世界？ 根據解密的檔案，戰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最先進入臺灣建立組織的，就是特務單位。因此，中國情治人員開始滲透到臺灣人的組織。警備總部「臺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顯示：政府當局出動情治人員與流氓介入事件，影響處委會的運作。保密局人員許德輝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組織「忠義服務隊」，擔任隊長，實際上是在做反間工作，該隊有臺北市中學以上一千二百名學生參與，擔任維持治安的工作。也就是說，敵人「反串」來組織要反抗他們的民眾，掌控一切情況。一旦情勢逆轉，就可一網打盡。對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無法想像的；如果直來直往是他們熟悉的方式，那麼，國共鬥爭那種陰險伎倆，則是非常陌生的新政治文化。

  看看白狼黑幫徒眾們，用棺材到立院表演，抵制蘇院長抵抗共匪入侵意志，就可以知道，誰是敵人？為甚麼敵人已經在城內了。圖／截自奉命刑事臉書影片（資料照） 小馬哥治理台灣8年，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培養不少吃台灣米，一心要背叛台灣的叛國賊，所以，從愛用台灣健保的黃安，一路數下來，加上最近聲量闖起的過氣影星瑞竹，可以組成一個排，若再加上那些打著藍旗反台灣的政客，以及潛伏的第五縱隊，那麼新上任的國安會副秘書長之言，絕不是危言聳聽了。 剛上任的國安會副秘書長葉國興說；「現在是台灣最險峻的時刻，因為敵人已經在國內」，許多藍營政客還裝傻發問；「敵人在哪裡」？所以，當你讀完敵人是如何練成的，你就知道敵人在哪裡了。 我必須說；在台灣的「紅色代理媒體」，就是敵人的製造機，擔任分化台灣的重要責任，把一部分人民轉變成台灣的敵人，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台大學生到政大校園，鋸斷威權象徵蔣介石坐騎的馬腳，「紅色代理人」是如此報導；「獨派學生鋸斷馬腳，破壞校園民主」，事實發生其實不是這樣；獨派青年行為動機起因，是一位藍天聯盟執行長楊思聖，故意毀損228紀念碑，這行為引起獨派青年的報復，這件事和所謂校園民主，根本無關係，真正有關校園民主的事情是中國國台辦來函，要求輔仁大學老師上課不可以談政治，直接干涉台灣高等校園講學自由，可是，紅色代理人是這樣報導；「國台辦來函屬於善意勸告」。 2月25日，蘇院長在立院答詢，引用名言；就算只剩一隻掃把，也會對中國侵台抵抗到底，如此簡單的精神意志，也會被「紅色代理人」和統媒大作文章，不斷泡製，扭曲成故意挑釁中國，天啊，這是甚麼世界。 台灣有這一堆扭曲事實的紅色媒體，當然會製造出扭曲的人性，以及怪異的社會，但是先決條件是；這裡必須有一個可以被扭曲，並且醞釀敵人的溫床，當你理解這一點，你對新黨叛國小將侯漢廷，被依違反國安罪名起訴判刑，照樣可以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就不會感覺奇怪了，在台灣，叛國賊包容叛國賊而已，因為一個分裂，而且方便製造敵人的溫床，就在這裡，而且這個溫床，正是蔣介石提供的。 1975年，西班牙獨裁者佛郎哥死亡後，流亡在法國的畢卡索，終於可以回國，1939年，西班牙內戰結束，獨裁者佛郎哥將軍上台，反抗獨裁政權的畢卡索，流亡到巴黎，大師在巴黎不到一年，德軍就占領巴黎了，喜歡藝術的德國人知道畢卡索在巴黎，經常主動送上禦寒的物品，大師不但拒絕，還告訴德軍「西班牙人不怕冷」，德軍看到牆上的「格爾尼卡」油畫，就問，這是你畫的，大師說；「不，這是你們畫的」，原來這張畫是控訴西班牙勾結德國，在1937年對格爾尼卡這個城鎮，進行轟炸屠殺的作品。 畢卡索不堪德軍騷擾，又擔心德國人把他引渡回去西班牙，畢卡索選擇躲到法國南部山區，但是，他經常賣畫，把錢寄回西班牙，支持異議份子，戰後仍然如此，因為西班牙在歐戰中是中立國，但是，佛郎哥仍然當政。 1975年，佛郎哥下台後，西班牙才進行民主轉型，一直到2006年，西班牙國會通過「歷史記憶法」，進行轉型正義，當年和佛郎哥一起迫害人民的「長槍黨」，也被視為非法政黨，2017年，國會對佛郎哥統治時代的白色恐怖，勾結納粹法西斯屠殺人民，進行批判，並以分裂國家的罪名，貼在佛郎哥頭上，把他的遺體由「烈士谷」移除，並清除所有以佛郎哥命名的街道，以及威權象徵，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工作，足足走了11年。 國共兩黨一家親 回頭看台灣，中國國共內戰爆發，比西班牙慢了10年，但是，蔣介石在國共內戰失敗後，敗退到台灣，在台灣所進行的威權恐怖統治，和佛郎哥政權相當類似，但是，228大屠殺，或利用國家恐怖主義，以暴力排除異己，只是犯罪之一，蔣介石最大的罪過，卻是分裂了台灣，使台灣變成今天無法團結的社會，在蔣介石的黨國教育下，領袖最高，下來是黨，再下來才是國家，所以，黨員所效忠者是領袖，領袖走了，才效忠黨，最後才是國家，在這套體制教育下，再加上獨裁者所給予的恩庇利益，很成功把一堆台灣人馴服成為「我是中國人」，接下來就是「中國一定會統一」，雖然反攻大陸夢想破滅，但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卻變成一種邪惡符咒，深深擾亂台灣和中國兩個社會，胡適在「敢向黨國爭人權」一文中說；「統一的中國是一種思想僵化」，中國才子梁啟超對孫中山引進列寧政黨，造就出黨國體制的國共兩黨，最感痛恨，他一生最反對孫文的統一思想，痛罵孫文引狼入室，危害中國，並主張中國應該走向聯邦制度，他說「國共兩黨將會把中國帶進萬丈深淵」，1927年，蔣介石開始清共，追殺共產黨員，很多人認為蔣介石贏了，梁啟超說；「還不一定，最後國民黨一定會輸」，梁啟超說；「這兩黨是一個黨，國民黨是肉體，共產黨是靈魂，信仰同樣的黨國一體，搞個人崇拜，當國民黨離開共產黨，就等於肉體失去靈魂」，這個預言果然沒有說錯，真正一家親其實是國共兩黨。（詳見余杰：1927民國之死」。 黨國體制是蔣介石統治基礎，接管台灣第一步，就是製造眷村，把外省人和本省人隔離，製造等級差別，效忠國民黨的是一等人，支持共產黨是共匪，支持台獨者和共匪一樣，如果你是不問政治，有耳朵沒嘴巴的順民，又是一種人，今天我們看到，失去政權的國民黨政客，根本不會去捍衛國家了，反而是民進黨在捍衛。 叛國賊卻滿街走 中華民國，努力維持現狀，但是，綠營仍然拿不到藍營選票，原因就在這裡，衣服顏色不對，在這種黨國體制洗腦下，政黨比國家重要，如梁啟超所說；「國共兩黨本來同根生，為了政黨存在，出賣中華民國在所不惜」，道理其實很簡單，看看白狼黑幫徒眾們，用棺材到立院表演，抵制蘇院長抵抗共匪入侵意志，就可以知道，誰是敵人？為甚麼敵人已經在城內了，因為黨國體制洗腦教育，是如此可怕。 美中貿易戰爭，讓中國經濟遍地哀嚎，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台灣這邊卻是「愛中國心」大爆發，藍營政客相繼投入舔共大賽，一個比一個姿勢不雅，從「一家親」到「指腹聯姻」，接著是「你聾我聾」，現在更有人直接跳躍到婚後生子，標舉「我是中國人」，在此，我必須強烈建議，請老共在射向台灣的飛彈上面，一定要安裝人臉辨識系統，以免打錯人。 說來可嘆，中華民國尚未「死透」，叛國賊卻已經滿街走，就像唱起中國京戲的「貳臣傳」；「這廂剛剛唱罷，那廂又粉墨登場」，台灣這個「貳臣」舞台，何其熱鬧啊。 檢驗台灣是否主權獨立的國家，看看這國家是否有叛國罪名，就知道了，答案當然沒有，甚至連治理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沒有叛國罪，只有漏洞百出的「國安法」，更能證明台灣也好，中華民國也罷，兩者都不是獨立主權國家，所以，敵人在城裡散步，台灣街頭上，走著一大堆叛國賊。 現階段，美中貿易戰爭正熱，全世界開始圍堵紅色中國擴張，而台灣飽受中共第五縱隊滲透嚴重的時候，許多未被洗腦的愛台人士，當然憂心忡忡，更多人建議政府趕快制訂反中國併吞法，或防制敵國政治影響的法案，只是政客只顧自己，台派人士憂心依然。 今天在台灣，甘心被紅色中國政權利用的政客或文化人，不管為了金錢，女色或日後權位，或許被老共掐住脖子，有難言苦衷，問題是，中國吞台如果失敗，他們良心如何安放？更何況當下台灣還是自由地區，只為了被藍金黃，有必要出賣2350萬人的選擇嗎？ 也許因為台灣沒有叛國罪責，所以，許多看準中國偉大必勝的政客，在言論自由天空下，「叛台親中」言論，一個比一個更加荒唐，更加肉麻，敵人既然已經在國內，台灣是否更應該趕快設計一套「反中國併吞法」或學習美國的「反中國政府及共產黨政治運作影響法案」呢？

  這塊台灣價值的土地上，蔡英文總統耕耘不夠，作為比阿輝伯和阿扁差很大，不僅她可能留下敗選的「一任總統」臭名，還可能留下失去台灣主權獨立的歷史罪名。圖／民報資料照 小英2016帶領綠營大勝，贏得總統大位，民進黨和時代力量合起來，綠天綠地，絕對多數掌控行政、立法，全面執政。三年不到，2018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綠營卻崩敗，兵敗如山。理由很多，無疑地在國家認同、主權建構上，小英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台灣」國家主權建構上毫無作為、建樹，一定是大量流失綠色選票的主因之一。如今她宣布參選2020連任，認為「民意是死的，民心是活的」，她有信心勝選。不過，形勢比人強，假如未來一年短短時間內她仍在國家主權建設上一無所為，繼續失去綠色民心，她想贏得連任，恐怕是天方夜譚，圓不成的台灣夢。 圓不成的台灣夢 這塊台灣價值的土地上，她耕耘不夠，作為比阿輝伯和阿扁差很大，不僅她可能留下敗選的「一任總統」臭名，還可能留下失去台灣主權獨立的歷史罪名。 1月2日，中國土皇帝習近平發表陳腔爛調的《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談話，說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但又說，”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蔡英文總統立即回應，強調「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台灣民意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而這也是『台灣共識』」。 她重申在元旦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必須」，促中國必須正視台灣存在的事實，必須尊重2,300百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而不是以分化、利誘的方式，介入台灣人民的選擇；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雙方之間的歧異，而不是用打壓、威嚇，企圖讓台灣人屈服；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任何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監督的政治協商，都不能稱作是「民主協商」。 豪情壯志、壯哉斯言 雖然有彭明敏、高俊明等四老的2020退選勸言，小英於2月11日接受CNN專訪，表達將競選連任。讓世世代代台灣人都擁有自由意志的選擇，是她決心連任的目的。她表示，任何現任的總統都會想為國家做更多的事，也會想進一步實現政策目標，這是很自然不過的事，她當然也希望未來的4年能夠繼續帶領國家，完成使命。 面對目前民調並未起色，她說，民調是死的，人心的活的，過去也不缺被人打壓，她會用強烈意志力克服種種難關。她還說，做為總統，除了保衛國家，也要防止台灣被孤立，把台灣聲音傳達給國際社會，並推向國際，是她做國家領導人必須做的事情，台灣不是要一國兩制，而是要獨立生存，要經濟繁榮與安全民主，做為總統除要保家衛國把台灣推向國際，讓世世代代台灣人民都擁有自由意志的選擇，是她決心連任的目的。 壯哉斯言！都說出了台灣人要建立、守護國家主權的心聲。我相信她說的是真心話。為此，我很感動，會投她一票，而且不會、不必含淚投票。但那些義正嚴詞的豪言壯語，仍然只是空口說白話。如是空話，如無所作為，付之行動、實踐，我無法說服很多深綠朋友投她一票。那就是今日台灣我們獨派信徒、民眾面對的政治現實。 蘇貞昌的一支掃帚 小英的心聲無庸置疑。我這個為台灣獨立主權吶喊了50年的老台獨（不是台獨大老），聽了很感動。但是心平情靜後理性想想，馬上悲從中來。小英的話很好聽，但都是我們台灣人喊了50年、100年的老話。人都喊老了、死了，還是只聽樓梯聲不見人下來的空話、空夢。 這就是400年來台灣人的悲哀。228、美麗島、民進黨闖關建黨、野百合、太陽花不談，20年前阿輝伯就已大膽提出「兩國論」，17年前阿扁也提出「一邊一國」。都曾掀起千層浪，觸怒敵人、專制中國，讓朋友、民主美國頭痛、不快。但是都是台灣政治領袖應該說的話，應該做的事。事實也驗證，那些年代台海無戰事，和平不是問題。 深藍統派馬英九的8年總統，是台灣國家主權失落的8年。小英3年綠色執政也是國家主權沉寂的年代。她不推動公投正名，還阻止民間發動的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真令我們綠色支持者情何以堪。很多台派選民因而投不下2018的綠色選票。 結果，今日台灣竟有蘇貞昌一句「就算只有一支掃帚，我也會跟敵人（中國）周旋倒底」的話，就讓投降主義的藍營抓狂，驚慌失措，胡言亂語，把蘇貞昌罵得臭頭。那是讓人看得目登口呆的黑色荒謬劇。嚴肅地看，小英的台灣變得如是不堪、荒謬、虛弱，不滅亡才怪。 歷史利劍冷酷無情 如是荒謬、虛弱台灣，如果小英還視若無睹，一廂情願，只想討好「兩岸一家親」、「你儂我儂」、「一國兩制」的藍色選民，不顧綠色選民的不滿、焦慮心情，繼續忘記阿輝伯和阿扁的苦心孤詣，不在台灣國家主權議題上做出可以留下歷史記憶的事跡，不僅2020綠色選票會像2018一樣大量流失，她的總統夢破滅，她的台灣歷史留名更必然一片空白，甚至惡名昭彰。 歷史的利劍，冷酷無情。面對如是利劍，領導台灣，小英要有歷史眼光、智慧和勇氣，大開大闔，決定自己的台灣價值、願景和行動。話說了，要做。 今天是228，應該是台灣獨立建國紀念日。天佑小英！天佑台灣！

  賴士葆的問題包藏禍心，蘇貞昌的回答堵住了賴的禍心，展現台灣民眾抵抗敵人入侵的決心，與賴的期望相反，不禁使賴大人老羞成怒，遂扭曲蘇院長的講話胡亂攻擊。圖／擷自蘇貞昌臉書影片（資料照）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為了投共，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針對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百般挑剔，製造陷阱，見縫插針，討好共匪。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時，質詢他對台獨的立場，當賴院長表示他是台獨工作者後，國民黨立委像發現新大陸那樣大呼小叫，把他當作祭品向共匪獻寶，其諂媚的無恥功夫實在不忍卒睹，所謂禮義廉恥，早已拋到爪哇國外。 蘇貞昌出任行政院長，國民黨立委照例也來一番修理，善盡共匪代言人與看門狗的職責。 2月22日蘇貞昌率內閣團隊赴立法院備詢。老資格的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詢問若戰爭發生時海底電纜被切斷該如何因應。蘇貞昌回答說：“戰爭不只網路，所以要有態度，就要做戰爭準備，才能得到和平”，甚至說：“剩一隻掃帚我都跟你（中共）拼，攻打台灣要付出代價，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 賴士葆的問題就包藏禍心：第一，一般質詢是施政方針，主要是經濟與社會發展議題。具體到戰爭問題該是質詢國防部長或國安局長。賴士葆破例，主要是要為他們兜售的“和平協議”營造戰爭氣氛。第二，這樣具體的問題要蘇貞昌公開回答，等於告訴共匪我們的應變部署，共匪就可以充分做好“第二擊”的準備，這不是與共匪裡應外合是什麼？ 由於蘇貞昌的回答堵住了賴的禍心，而且展現台灣民眾抵抗敵人入侵的決心，即使戰到剩下一把掃帚，也要和敵人血戰到底，大大鼓舞台灣民眾的士氣。與賴大人的期望相反，不禁使賴大人老羞成怒，遂扭曲蘇院長的講話胡亂攻擊。居然牽涉到軍費只要買掃帚就可以了。這種做實在太不要臉！蘇院長不是說“剩一隻掃帚”嗎？在“剩下”以前的戰鬥，當然是用台灣最新的武器裝備打共匪。賴士葆企圖藉此擋下軍購案嗎？ 可是國民黨在拍共匪馬屁的時候，也應該知道中共對“掃帚”的態度，例如“毛澤東思想”中是如何論述掃帚的，以免為他們的無知付出代價。 國民黨殘渣餘孽新生代 為虎作倀助紂為虐 1945年8月13日，也就是二戰結束前夕，毛澤東已經磨刀霍霍，他在黨內的一個報告中就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要掃掉的反動東西是國民黨。但是賴士葆沒有讀過這個毛語錄，所以並非因此而成為“驚掃之鳥”。然而蘇貞昌要掃掉的反動東西，卻是反對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共匪及其代理人，才引發賴士葆光火，實在可議。 1966年7月1日文革剛剛點燃，《人民日報》就發表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個“橫掃”也是比喻，卻也傳神。這些牛鬼蛇神中包括了所謂的“國民黨殘渣餘孽”，也就是過去漏網的國民黨黨政軍人士，當時就制定了所謂“公安六條”。許多人果真在批鬥後被“掃地出門”，到鄉下去勞動，或找個破爛地方棲身。現在的國民黨立委們，大多數就是“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新生代，你們不去為先輩報仇，或者至少討個公道，卻來聲討表達抵抗共產黨侵略屠殺的蘇貞昌院長，為虎作倀且助紂為虐，你們的良心哪裡去了？你們對得起你們的前輩嗎？你們對得起養活你們的台灣人民嗎？你們的表現實在可悲。 可見，不論是抗戰還是文革，毛澤東與共產黨所說的“掃帚”也只是比喻而已，難道以為共產黨是用掃帚打垮國民黨的嗎？是用掃帚來開展文革打擊它的敵人嗎？同樣，我們對抗共匪，除了竭盡所能，也要竭盡所有，即使到了赤手空拳，連掃帚也沒有了，也要抗爭到底！國民黨會這樣嗎？看你們對蘇貞昌的掃帚如此驚慌失措，似乎是被共產黨的掃帚嚇壞的樣子，真的要成為牛鬼蛇神了。共產黨入侵時，你們該在北門跪下迎接“王師”吧？否則你們該說說準備如何抵抗，展現一下骨氣，而不是像個被閹的太監。你們對共產黨如此不了解，為了私利不惜背叛台灣人民，背叛老蔣的反共立場，一定會遭到現世報。 賴士葆這些投共國民黨立委應該為此向蘇院長道歉，向台灣人民道歉！

「習包子」果然會賣包子，把台灣當成「統一的餡」出售，立刻轉移中國受美國打壓的視聽，同時化解反習的壓力。但貨也出到台灣，總統蔡英文硬是公開宣告「不買」，厲聲反擊下，身價大漲了百分之十。準備了三十年要選總統的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不免見獵心喜，趕快抓住機會，跟著習屁股後大啖，妄圖用「和平協議」重新包裝「習包子」，目的在贏到初選的黨員票。 中國接不接受？滿不滿意呢？有趣，一則「賞」、一則「罰」。「賞」的是：「總的感覺，統一的腳步越來越近」，「罰」的是，鄭重警告國民黨：「九二共識」只有「共」中國揭示的「一中」之「識」，絕無「各表」的餘地。換句話說，「和平協議」只能「謀求統一」，沒有二話。所以「和平協議」不折不扣即「投降協議」。 跟中國／中共談和，就是投降；從古早到今天都沒變。一九四八年一月，共產黨已兵臨城下，南京「談和」空氣很濃，半生與共產黨周旋、打仗的雷震，公開說：「能戰始能和，不能戰與和共產黨談和，那等於投降。」當年國民黨還有半壁江山，且軍隊比共黨多出一倍，有劃長江而分治的可能。結果共產黨用二百條黃金買通原為顧祝同老部下的江陰要塞司令戴戒光，兵不血刃就渡江而南；所以周恩來說：打仗不必軍隊，只要有（金）條子即可。以古鑑今，聽到韓國瑜「人進來，貨出去」，不過是赤裸裸地要「條子」。不可怕嗎？ 有藍營拿陳水扁當總統時也提出過和平協議來封反對者之口，然而陳水扁二○○七年提出時有三原則：中共放棄「一中」框架、廢除「反分裂國家法」、撤除對台飛彈。早在二○○五年柯林頓訪台時私下嚴肅面告陳總統「和平協議就是投降協議」，時任外交部長的陳唐山透露於前，陳總統證實於後。 老實說，「和平協議」是假議題。國民黨真要簽，請問用什麼名義？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哪有締約主體的資格？那麼能用「台灣」嗎？中國絕對不肯。退而求其次，用「兩岸人民條例」的「自由地區」可以嗎？依此條例，「大陸地區」屬中華民國所有，「自由地區」如之何與所屬的「大陸地區」訂約？何況中國絕不肯。被習包子打了耳光、將了軍，把國民黨逼到牆角，非回應不可，可憐，也只能嚷嚷「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同「一中各表」一樣，「和平協議」云云也是詐騙手法。 要問的是，馬英九、吳敦義們為什麼要一再「白賊」？提「和平協議」不在訂約，目的只有一個：綁住台灣不讓脫離中國（即「反台獨」）；這根繩子其實是救國民黨在台的命根子？沒有中國，中國黨如何在台灣立足！ 新任國安會副秘書長葉國興憂心忡忡：「國內外情勢嚴峻，敵人已在國內。」「和平協議」的囂於塵上，已威脅到台灣民主，為防微杜漸，「四大老」殷殷告誡蔡總統的公開信正切時弊：趁民進黨掌握行政、立法兩權的此時，國會「該立法就立法」、行政院「該執行就執行」。修「公投法」也好、推「條約締結法」也好、修「兩岸條例」也好，總之，「阻卻中國統戰、遏制裡通敵國」成為台灣消毒及保命的當務之急。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剪報資料。   ▲陸軍第21師36年3月槍砲彈藥用量表。   二二八係台灣人的夢魘。即使統治當局每年舉辦紀念活動，在可見的未來很多人還是無法走出陰霾。這不只是對於遭殺害者及其家屬（一級受害者）如此，對於受蔣家偽中華民國暴政統治，屬二級受害者的台灣人民亦同。因為，加害者逍遙法外，受害族群續受奴役的情形，短期內不會改變。台灣人欲去除夢魘須由正確評價二二八事件開始： 一、二二八事件應正名「福爾摩沙種族屠殺」。所謂種族屠殺（genocide），係指系統性、計劃性地對特定人種、族群、宗教或民族團體進行全體或局部性地屠殺。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PPCG）》對其下了法律定義。 須知，語言係與族群相當的概念。支那承認的漢語「七大方言系統」不僅彼此不通，各自的「方言」內部還存在眾多無法溝通的分支。例如，除了粵語、吳語、華語（Mandarin）彼此不通，即使「閩語」的福州話和潮州話亦無法溝通。只因，「漢語」係「政治概念」，包含眾多語言，其複雜性不亞於印歐語系者。同時，「漢人」本非民族的概念。 支那歷史上各「朝代」其實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帝國，不過恰巧都使用「漢字」而已。但是，他們使用的漢字音、義卻有間。正如，韓國受漢字文化洗禮三千年，越南也受影響兩千年，以韓語和越南語讀唐詩也比以華語讀押韻的程度高，他們且都曾以「漢文化正統」自居。但是，此二國人卻非漢人。正如香港人使用的「漢字」其音、義亦與華語差異極大。是以，台語非「漢語」，台灣人亦「漢人」。 二、台灣原非支那領土，惟於1683年受清國併吞。為此，同受清國殖民的明帝國後裔（早台灣39年）的支那人於推翻清國後自無理由主張擁有早已脫離清國殖民的台灣之領土主權，其理明如觀火！ 三、當年蔣軍非法佔領台灣，強盜強姦遭台灣人抗議之後便遂行種族屠殺「殺人滅口」。蔣軍「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人」，21師當月使用的子彈量即逾20萬發。其罪行如同百年前土耳其人對於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的種族屠殺，也和納粹屠殺猶太人（Holocaust）或1994年盧安達（Rwanda）種族屠殺者相同。這是不具追訴時效、惡性最重大的反人性罪（the most heinou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四、不正名「福爾摩沙種族屠殺」而續採蔣軍貶抑稱呼的「二二八事件」，且採傳統的「蔣軍屠殺菁英論述」，會讓人感覺台灣菁英程度太差。例如，當李承晚、金日成、胡志明等人在追求國家獨立時，「台灣菁英」卻只求當支那人的螟蛉子？而且，「菁英論述」不如「種族屠殺論述」可形塑全民意志。「菁英論述」不僅係屬保守、右派、甚至是反動的論點，未凸顯蔣軍「違反戰爭罪」的國際暴行，並阻礙台灣人在國際法庭獲得正義的機會。正名「福爾摩沙種族屠殺」，除明示台灣人追求與國際人權保障同步，並或可稍減支那併吞台灣的野心。 （作者為台灣南社秘書長）

毀謗大屠殺：六百萬人遭屠殺是猶太人最大宣傳 有的人否認大屠殺，認為希特勒殺了六百萬的猶太人是捏造事實，這是以色列人為了自己的好處，刻意製造出來得以向全世界情緒勒索的事件，這是為了方便自己的獨立建國。 在德黑蘭曾經非常嚴肅地舉辦了一次大屠殺的學術研討會，有來自30個國家67名學者參與討論這個問題，「六百萬猶太人真的被屠殺？」、「有沒有任何毒氣室？」、「希特勒真的有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方案？」這個研討會舉辦的想法來自伊朗的總統內賈德，他曾經把猶太人的大屠殺視為童話故事。 要不是德國這個國家深切的反省，甚至在自己的國內把否認大屠殺立法視為一種犯罪，猶太人被大屠殺的事情應該很快就會被淡忘，種族滅絕的事情在歷史上這又不是第一次，有人否認大屠殺，有人知道大屠殺存在但像柯文哲這樣，認為大屠殺有助於以色列在全世界的宣傳，柯文哲並不是史上第一人有這樣的說法，這些反果為因的無知見解都被認為是毁謗大屠殺的行為。 歷史上種族滅絕的屠殺有很多次，那個能夠像以色列一樣獨立建國屹立在強敵環伺的環境之下？為什麼？ #否認228 #毀謗228

1940 年 5 月，戰雲密布的西歐。 英倫半島的上空，巡邏的敵機引擎聲越來越近，歐陸德軍的坦克車隊正在緩緩向西移動。 此時，希特勒的軍隊已在迅雷不急掩耳的情況下攻佔了荷蘭，比利時，並且揮軍入侵了法國。節節敗退的英軍退至 Dunkirk 的海邊，疲憊而沮喪，彷彿只剩下撤退的力量。 前排由左至右為：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義大利首相貝尼托·墨索里尼。1939 年主張綏靖政策的張伯倫與軸心國領導人簽訂《慕尼黑協定》，希望換取和平，最終仍壓抑不住軸心國向外侵略的野心。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成為希特勒下一個目標的英國亟需在最短時間內進入全面備戰。問題是武器裝備大量折損，兵力也嚴重不足，如同邱吉爾在下議院所說，英國只剩下「熱血、勤奮、眼淚以及汗水」。 全面廣召民眾支援戰力成為戰爭部長 Sir Anthony Eden 的一大任務。1940 年 5 月 14 日，透過全國廣播他呼籲：「我們需要眾多的國民站出來，年齡在 17 歲至 65 歲的英國民眾站出來，提供所有能提供的協助，讓我們的安全得到雙重的保證。我們將組織一支新軍隊，稱為地方志願軍團（Local Defense Volunteers。後來改名為 Home Guards）。」 他接著說，「這三個字說明了這個軍隊未來的任務：你不會得到任何金錢報酬，你會拿到一件制服和一把槍」。 部長 Eden 的期待是至少可以招募到 15 萬個志願者，最好可以有 50 萬人加入。 但是，甚至在他還沒完全結束廣播之前，各地的警察局前，志願者已經大排長龍。不到 24 小時之間，已經有 25 萬人完成登記。此後的三個月間，總共有 150 多萬的志願者響應了政府的號召。 不列顛戰役中的德國空軍 He 111 轟炸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些志願民兵在戰爭期間協助建造防空洞、路障、巡邏街巷、在要塞站崗、監探敵人動靜。由於武器的缺乏，在演習時，他們拿起了獵槍、手槍、博物館的長矛、甚至掃帚。所以也被稱為「掃帚軍隊」（Broomstick Army）。 「這樣的軍隊有著無比的價值與重要性。」 邱吉爾說，「如果在我們的國家裡，每一條街道每一個村落都站著有決心、有防衛能力的民眾，這樣的國家就沒有辦法被輕易的打倒。」 #子非掃帚焉知掃帚之志 #我們將戰鬥到最後一張垃圾被掃出台灣為止 作者為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會長傅佩芬，原載於歐洲台灣協會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一年前，2018年3月6日，美國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正式到越南峴港訪問，這是1975年越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這當然有背後的歷史脈絡，再往前推四個月，2017年11月的亞太經合會（APEC）越南當東家，川普總統、習近平主席也在這會面。而APEC開會前幾天，美國、日本、韓國才海上聯合軍演，美國派出十年來最大的陣仗，雷根號、羅斯福號、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等三個戰鬥群參加。 那一年，大家對習近平保持不撕破臉但懷疑的態度，還記得那一年蔡英文總統請宋楚瑜主席參加APEC領袖會議，可以說相當尊重中國的感覺。而在川普首次造訪越南與中國之前，美國還聯合盟軍大規模軍演，擺了一副隨時可打下北韓的海上霸主姿態。但隨著川普拜訪中國之後，中國立刻派特使給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整個亞太情勢就急轉直下，進而促成在新加坡的第一次川金會。 美國在玩「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那習近平會玩「漢賊不兩立」嗎？如果會，那台灣要當中國狂漢還是美國海賊？（圖：路透） 北韓的非核化或經濟改革開放，對美國的亞太戰略而言，都是對抗中國的一個環節而已，隱藏在這些議題背後的目標是削弱中國。所以從2018年開始，美國意圖開出一條完全沒有中國直通北韓領導人的管道，這是美國三艘航空母艦武嚇，嚇出川金新加坡世紀會的真正目的。 同樣地，去年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到越南峴港，除了歷史意義外，越南讓官兵登艦參觀還買紀念品可以看出，這個訪問是美國與越南關係增溫的重要進程，也對中國發出另一個訊號，美國與越南交往不再看中國臉色。 這一次川普單約金正恩在越南會面，甚至消息傳出後，川普還說不會在越南見習近平，除非要來簽貿易協定。這種帶條件的、以上對下的放話，可以說非常不給習近平面子，背後當然有貿易戰施壓的用意，但這其實是一個示威，對中國、對菲律賓，也對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示威說的是「我，真的回來了」。 藉由北韓與越南，這兩個二戰後在亞洲跟美國打仗打的最慘烈的國家，分別建立排除中國的直通管道，擺出我們隨時可以見面、什麼都可以談的樣子，用意當然不只是會談的內容，而是在告訴習近平：如果還要繼續走霸權的路，那你只會被孤立，自我毀滅。 有趣的是，美國在玩「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那習近平會玩「漢賊不兩立」嗎？如果會，那台灣要當中國狂漢還是美國海賊？ （大學教授）

2015-03-04 68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不是只發生一天的事件，而是持續數月的事件。從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北延平北路緝菸血案引爆衝突開始，各地武裝反抗、會議協商、要求改革，到所謂「綏靖」、「清鄉」，前後持續數月。這個事件最後為何死傷慘重？因為他最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用「屠殺」形容二二八事件合理嗎？ 什麼叫做「屠殺」？如果用英文思考，就是Massacre或叫做Slaughter。根據Oxford Dictionary的定義，Massacre解釋為indiscriminate killing，意思就是「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Slaughter的解釋就是kill in a ruthless manner or on a great scale，意思就是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以上的定義，應該古今內外皆然，毋庸爭論。二二八事件中，有無進行「毫無區別地任意殺人」？有沒有「用殘酷的方法或大規模地殺人」？ 要解答此問題，至今史料斑斑可考。但為了避免受到「主觀偏見」之疑，本文捨棄台灣人的見證，而以來自中國的軍官、記者的回憶及採訪報導為根據，來看看他們筆下的這場屠殺慘狀：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一九九一）。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登陸後如何濫殺無辜：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到達台北的當天下午，又空運一個營到嘉義。嘉義羅迪光營殘部在增援部隊剛一下飛機場，即配合援軍向四周武裝的人民進行大屠殺，當場死傷數以千計。」 部隊不僅濫殺無辜，同時官兵變成強盜，何聘儒回憶說： 「四三六團於八日下午在基隆港登陸後，即派一個營分赴新竹、桃園、中壢等地鎮壓人民武裝。團部率其餘各部直開台中，駐大華酒家，同時命令所部向埔里、日月潭等地進行鎮壓。該部在沿途，對於因問詢語言隔閡，搖頭擺手的無辜群眾，亦予槍殺不少。不久，團部移駐中壢，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並把這家酒家改為俱樂部。其行為甚於盜匪。」 致於南部的情形，何聘儒的回憶，特別是有關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作為，有如下的敘述： 「台灣南部的情況，事後根據獨立團第二營副營長劉家騶告訴我說：『在三月一、二兩天，暴動聲勢浩大時，彭孟緝和他的要塞部隊，都縮在要塞中不敢外出一步。三日上午我(劉自稱)帶領一個連分乘四部汽車，去解救高雄七連的圍。當時不顧一切，把架在汽車上的機槍，向沿途阻攔的人掃射。一時七、八挺機槍辟辟拍拍，被打死打傷的人真是不少，中午衝到高雄，解了七連的圍。』言下大有無限得意之感。接著又談到：當時又顧慮鳳山團部只有衛生隊、輸送連、迫砲連，戰鬥力薄弱，等於耍空城記，所以又命汽車在當天下午一、二點鐘，開回鳳山；為了顯示部隊沒有離開高雄，叫所有士兵困倒在汽車裡，使外面看不出車上有人，如空車一樣，急忙開回鳳山。臨走前派了一個指導員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繫，告以『暴民』力量很弱，已被我軍擊潰，並打死不少，請彭適時支援七連。彭當時對指導員說：『我的要塞部隊，盡是老弱殘兵，戰鬥力差，今後作戰還要依靠你們。』彭孟緝聽到『暴民』已被驅散，當天下午對前往勸降的群眾代表，立即扯下羊皮，暴露豺狼本性，當場欺騙他們說：『你們的來意很好，等我進去和部屬研究一下。』轉身離開會客室，即命十幾個士兵將幾個代表，都拖到屋子外面槍殺了。 彭孟緝接到南京電報『八日前二十一軍可以陸續到台』的消息後，更加瘋狂起來了。二日[按：此日期可能有誤]晚下令高雄軍械庫，將庫存械彈盡量裝備高雄傷兵，成立一個大隊，擔任高雄守備。自己指揮要塞部隊和獨立團部隊，對高雄、台南等地進行血腥屠殺；並說：『錯殺幾個人，沒有關係，一切由我負責。』因此不分什麼『暴民』、『順民』都成為他們邀功的對象。所以等到三月十三日一四五師到達高雄隨後移駐鳳山時，所謂『台民暴亂』基本上已經平息。先是一四五師由鹽城、東台一帶開連雲港集結候輪開台的行軍途中，部隊晝夜行軍，一師人七零八落，拖了幾十里長，三三兩兩，好似麻雀隊伍一樣。沿途官兵給養，到處劫奪民物，不給分文，還有強姦婦女的行為。紀律壞到極點，人民怨聲載道。而他們認為鎮壓台灣『暴民』的任務要緊，一切都顧不得了。」 何聘儒對於這次蔣介石派兵來台，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與痛苦，寄予相當的同情，他說：「自三月八日二十一軍一四六師到台開始『平亂』以後，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災難。各部隊每天都聽說有『戰果』報到軍部，……所謂戰果，實即血腥屠殺的代名詞。」中國軍官何聘儒這段話，足夠回答本問題了。 再者，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一九五○）中，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以後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十日，陳儀抹掉了自己曾派處長五人參加並一向以處理委員會為交涉對象的事實，下令『取締非法團體』。與蔣介石口中的『中央的德意』同時，警備總部發表『告省民書』（內容從略）」 「……街巷布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做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著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作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為快。在戒嚴令頒布同時，警備總部便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為『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為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 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糢糊。繁華的台北，成了仇恨的血海。善良的人民，有全家挨餓數日閉門不敢出來者。」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為這種酷刑秘密處死的，包括國大代表張七郎(及其二子)，林連宗，王添奵，參政員、台大文學院長、民報社長林茂生，日本問題專家、前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練等。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這真是無法計數的血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所發表報告書稱『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 而被捕下獄者，大都數十人鎖禁於一暗室中，除每日供給白飯二次外，數月不聞問，不准親屬探視，患病及受刑成病者亦不置理。軍憲、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長官公署教育處和基隆市政府內中級職員多人亦被綁去。」 「經過數日夜的捕殺之後，十四日警備總部發表公告，稱：『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云。」 在「綏靖」之後，所謂「清鄉」又接踵而來。許多軍隊假借「清鄉」之名，繼續濫殺，且搜括勒索，篇幅所限，就不再例舉。 以上中國軍官與中國記者的見證，已足夠顯示這場屠殺的殘酷，如果再佐以國際媒體以及本地人的親臨見證，史料更歷歷在目。二二八事件，當然是一場如假包換的屠殺。只是當今每個台灣住民，能不能勇敢面對這段歷史，記取教訓。

依據主計總處最新資料，從二○一三到二○一八年五年內受僱人數增加五十八萬人，以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支援服務三項增加三十萬人最大宗，這幾個行業人員的流動率也是分居一、二、五名（三、四名是休閒娛樂和不動產業），薪資也相對較低，尤其住宿餐飲與支援服務業。統計並顯示有超過三百萬人月所得低於三萬元，與派遣、時薪、行業別的相關最大，特色是可取代性高，沒有進入障礙。 相對地舉一個專業技能的例子。這五年來，具有三年經驗的可程式邏輯控制器工程師的月薪從四萬五千元直奔逾六萬，增幅超過三成，且年領十四個月以上，卻仍一才難求，原因是各行業自動化的需求與日俱增。這種邏輯控制器的軟體非常簡單且標準化，很容易學，一個理工相關（不一定必要）高工程度者，只要一年訓練就可以獨立操作一台初等難度的機器，比學泥水砌牆師傅三年四個月容易。 薪資提高，來自於各行各業附加價值的提高，光靠老闆的良心無法持久。而經濟成長最大一塊來自於工業發展，技術創新，人才的供給是關鍵。基層的技術人才如設備保養、電工、配線工、機器操作工、軟體運用、數據處理、機器手臂控制等等，目前台灣都有大量的需求，工作好找。然而產業界雖然求才若渴，卻還是找不到足夠的人。 年輕人如果有心，在這些基礎工作熟悉之後，還可以自我進修與發展到高階技術的工作，如機器設計、產品設計、視覺控制、製程系統控制、通訊系統、人工智慧應用等等，發展空間無可限量。這些技能的初始養成，與學校選讀領域是有一些相關，但絕大部分還是來自於工作中不斷地自我學習。 至於產業界為什麼找不到足夠的人？除了需求不斷增加外，父母的態度有決定性的影響。很多是父母對子女擇業不以為意，或不知道如何引導；少數是父母對子女期望太高，非要名校不念，不管科系，於是造成青少年對未來茫然，更遑論如何選擇職業，以至於學非所用現象充斥。 政府可以做的很多，從教育體系職訓體系推廣，家庭訪談，辦理體驗營，拉高獎金的競賽，媒體長期且深度的節目介紹…等等。我們超收的稅金除了國防外，應該做人才基礎建設的投資，而不是浮濫的補貼；引導人民以工匠技藝為時尚，而不是放任淺碟文化橫流，最後被虛擬世界主宰，變成國安危機。 （作者為上市科技公司副總經理退休，逾三十年資歷）

論者指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去年揭牌成立，並已第二波撤銷受難者的罪名，可謂相當程度複製了德國經驗，卻是有了面子沒有裡子，社會共識更是高度缺乏。資料照片 蘇巧慧／立法委員   在現行有放假的國定假日當中，1995年才正式設置的228和平紀念日，是最為晚進的一個。與其他既定節日不同，228是透過公民的力量，自發性「爭來」的。如果沒有眾多前人拼搏而實現的民主社會，我們不可能設置228和平紀念日，也無從哀悼威權體制下，遭到無辜迫害與殺害的人們。   不過，距中央政府解除戒嚴超過30年的今日，台灣是否已經是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我們是否已經能為30年來的成果感到引以為傲？   「經濟學人資訊社」（EIU）在近期公布了2018年的民主指數，台灣較去年進步一名，成為全球排名第32民主的國家，但仍與日本、南韓同被列為「有瑕疵民主」（Flawed democracy），尚未躋身「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之列。五項評比當中，台灣在「選舉程序與多元性」、「政府運作」及「公民自由度」都獲得了8分以上的高度評價，但在「政治參與」與「政治文化」卻只有6分上下。後兩者的分數，凸顯我國人民對現行民主制度的認同度與參與度都相對不足。   再從中研院長期辦理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結果來看，台灣的民主前景可謂相當堪憂。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全國堅定相信民主是最好制度的民眾比例，已經從2000年的59%，下滑到2016年的43.2%，16年來下降了將近16個百分點；認同在有些情況下，獨裁體制比民主體制更好的民眾，則是從2000年的15.8%，上升到27.1%，增加了11個百分點。這顯示：台灣在形式上雖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但「威權獨裁」的鬼魂，依舊在我們頭頂上徘徊，未曾遠離。   我們必須遺憾地承認，儘管228紀念日已設置超過20年，社會集體對於人權的捍衛、威權政體獨裁統治的痛定思痛，以及民主自由的難能可貴，皆沒有深刻且普遍性的反省與認同。即便中央政府在2016年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也在2017年底通過立法院三讀，「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亦在去年5月31日正式揭牌成立，並已第二波撤銷受難者的罪名，可謂相當程度複製了德國經驗，卻是有了面子沒有裡子，社會共識更是高度缺乏。   轉型正義的推動有多困難，台灣距離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就有多遙遠。在部分民眾甚至主要政黨，尚且還在緬懷、甚至是吹噓黨國威權統治下「四海昇平」、「民富國強」的神話，台灣的轉型正義就仍是舉步維艱。   在這樣的情況下，228紀念日，不過就是另一個可以放假的日子，一個政府以哀傷莊重的姿態行禮如儀的日子。惟有透過轉型正義，讓人權、自由、法治成為社會堅定且共同的信仰，斷絕當年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台灣社會才能真正了解228和平紀念日背後蘊含的真諦，並迎向和平穩定的未來。

你也覺得太誇張了嗎？ 打開電視，有媒體幾乎用一半的時間在報導同一個人。有報紙天天用幾個版面報導他的新聞，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搶下極大的版面。 從台灣親中媒體到中國中央電視台，從香港親中媒體到中共黨媒環球時報，他的新聞量竟然是台灣所有首長的好幾倍，被吹捧的好像是台灣的救世主一樣。 這樣的情況，通常只會在獨裁國家看見，北韓的金正恩、中國習近平，才有可能佔有這麼大的新聞版面。 這已經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而是背後有雙黑手正在用盡全力幫助他取得政權、掌握台灣的未來，大家覺得這雙黑手是誰？ #請在底下回應你的答案     留言 陳柏惟 你忘了加框與緞帶了     York Chou 一個沒幹過縣市首長剛當選就成為總統候選人中民調最高的人，你說沒黑幕我真不信         黃柏盛 王議員您有沒有想過他就是利用媒體一直在炒作他的新聞！如果我們可以對他的事視而不見！您不覺得他的馬腳會漸漸被看清！一個不被媒體寵幸的人也會漸漸勢微甚或被藍營的人鬥爭下來，猶如李新一樣！這是歷經台中高雄市長大敗後我的深深體會！所以打擊他最大的方法就是不要再隨之起舞了！希望您和綠營們都能立馬了解到這些！   Nova Ou 不就一種拿傀儡洗腦的概念 Bodhi Chih 這些報導的媒體通常也常報假新聞！假新聞不查辦我是覺得比較誇張。   黃國豪 北韓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