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都是譚德塞說的 1月14日：根據中國相關單位的初步研究，並未發現病毒人傳人的確切證據。 1月19日：武漢肺炎僅有限度人傳人。 1月31日：世衛反對任何針對中國的旅遊及貿易限制。 2月21日：中國新型肺炎新增病例持續減少，趨勢令人鼓舞。 2月24日：現在使用「大流行」一詞不符合事實，肯定會引起恐慌。 3月2日：世衛組織再次表示，2019冠狀病毒疫情仍未構成全球大流行。

講白點就是典型地搞意識形態、中國式思維：有錯不檢討，然後找對象給他背鍋的做法。 講到這裡，連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都開始討論、甚至是有打算決議給WHO（以下稱世衛）例行性補助一定數額凍結，而且還是凍結至譚德賽下台為止。這代表在譚德賽領導的世衛組織在這回武漢肺炎完全突顯出領導失能而無法帶領全球齊心抗疫外，也因為過度的偏向特定勢力與團體，導致疫情的加劇，可見以美國為首的主要西方國家對其不滿的聲音正逐漸地凝聚著。 然而繼先前譚德賽將不力之責歸咎於是台灣的網軍搞鬼，這回再讓台灣承擔霸凌者的責任：種族歧視。如果是明眼人，想必可以理解到台灣在中國不斷地打壓下是很難能有這樣的「能力」與藉由這樣的「手段」影響國際社會，更何況「歧視」這是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做為一個被相同手法（就是譚德賽最肯定的中國為首的勢力沒錯！）對待的過來人，台灣每年叩關的艱辛歷歷在目，想幫忙解決疫情都來不及了，為何還要以歧視手法來凸顯自己的想要加入世衛組織的重要性，豈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對自己重返國際社會更不會有實質進展。 況且連美國有律師，印度也已經有一些相關專家要準備在這波疫情過後，基於中國隱匿疫情的緣故主張對中國求償20萬億美元，逐漸地在亞洲同樣有國家對於中國的做法與態度表示異音，而與美國不謀而合，開始檢討這件問題的起源與本質是不是應該中國所造成、乃至於他們的政治體制與價值，進而影響到處理事情的態度，這反倒讓在中國參與及參與領導的世界秩序裡，在親中國的世衛組織於這次抗疫成為引爆問題的壓力鍋。 不論如何，既然世衛組織已由秘書長點名讓台灣捲入第一線的戰爭，由於背後在中國的因素加持，恐怕不少五毛網軍、小粉紅，及自干五會不斷、且更頻繁地出征台灣的相關網站，進而影響到目前為止的防疫成果，這部分例如奇摩新聞網底下的留言又再度出現類似的情況，相信政府應該能、也必須有所對策。 　 相關連結： 1.美國會議員揚言凍結捐助WHO 要譚德塞下台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4080455.aspx 2.Trump escalates tension wi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ver coronavirus pandemic, repeats threat to withhold funding https://www.cnbc.com/…/trump-escalates-tension-with-world-h… 3.印度告中共隱瞞病毒致全球蔓延 索賠20萬億美元(圖)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20/04/06/928769.html 4.中國病毒　美國究責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4201   圖片來源連結：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73821?fbclid=IwAR2A1DjCsJuXof5b1TAuSKz75YW4RyWy4FAOydzb6IU2GkDN7qKNXejDwt4

收到台北市政府的回覆，林珍羽雖然用的是原民會的職缺預算薪水，但從頭到尾沒有到原民會上過一天班。 政二代領國家納稅人的薪水，佔台北市原民會的職缺，沒做原民會的工作，卻當特定政黨的打手造謠口罩購買，這就是柯文哲市長所謂的新政治嗎？這不是酬庸什麼才是酬庸？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請柯市長公開透明公布聘任林珍羽的決策和任用流程，如果確實從未到原民會上班過，就需立即以不適任解職！ #太氣了直接附上我在手機上做的筆記 #這件事我絕對會替台北市民追到底！      

對於今天台灣被指控在國際社會上發動種族歧視攻擊的言論，我要表達強烈的抗議。台灣向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我們長年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比誰都知道被歧視和孤立是什麼滋味。 　　 藉著今天這個機會，我想要邀請世界衛生組織譚德塞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訪問台灣，感受一下台灣人民如何努力在遭受歧視和孤立之中，堅持走向世界、貢獻國際社會。 　　 在世界各地，包括譚德塞幹事長的家鄉在內，都可以看到台灣的醫療人員和志願工作者無私奉獻的身影，台灣人不會用膚色、語言去區分他人，所有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台灣，從來沒有因為無法加入國際組織，就減少對國際的支持。 　　 疫情期間，台灣傾全國之力防疫，成績也受到世界矚目。即使世界衛生組織因為政治的操弄將台灣排除在門外，我們還是扛起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主動援助口罩等防疫物資，給疫情嚴重國家的醫護人員。 　　 #TaiwanCanHelp，而且Taiwan is helping，這一點，從來不會因為國度或種族而有差別。 　　 自由、民主、多元、包容，是台灣人堅信的價值，我們不會接受利用種族歧視的言論，來攻擊不同意見的人。如果譚德塞幹事長能抵擋中國的壓力，踏上台灣的土地，就能了解到我們對防疫的努力，並且理解真正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其實是台灣人民。我相信只有台灣的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拼圖才會完整。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在例行記者會上回覆各國記者提問時，直呼「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些已經持續兩三個月以上的人身攻擊。這些辱罵和種族歧視的留言都對我黑人黑人的叫！我以擁有黑色的膚色自豪，也以為黑人而自豪。」而且他還首度點名台灣，表示「夠了！真的夠了！」、「3個月前，這些攻擊來自台灣，我們必須誠實，我今天在這邊就直說了，而且台灣外交部他們知道，卻沒切割，甚至也居中侮辱詆毀，但我不在乎......我今天說是因為真的是夠了！但他們如果要罵仍然可以繼續罵。」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昨在例行記者會上飆罵台灣達三分多鐘，為自身及WHO在疫情中飽受世界抨擊的作為辯護。圖為今年初譚德賽（左）赴中國面見習近平（右）情形。（法新社）     最後，他也針對這些言語攻擊回應，指出自己更在意其他事情，「我已經忍了3個月，就算是3年、30年、300年也可以忍」。最後，譚德塞更說，會盡力做對的事，更直言「我們也會犯錯，我們也是人」，希望大家能夠合力共同對抗病毒。 看看這位譚秘書長如此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地罵大罵小，想來已經是忍到了極限，不得不爆發，宣洩一些能量。 譚德塞強調，「大家的共同敵人是武漢肺炎，每個人應該將重點都應該放在病毒上，而不是政治或國際鬥爭上。」但是一直以來沒有將注意力放在病毒上、沒有將重點放在防疫上，而一直做出錯誤的建議和判斷的，不就是WHO嗎？ 若大家回憶一下，從中國武漢肺炎爆發至今，譚德塞無不對中國阿諛奉承，黑的講成白的、死的講成活的，不斷在公開言論上和中國調情，例如「中國防疫能力充滿信心；中國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就分離出病毒株，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值得他國借鏡」、「中國值得感激與尊重；他毫不懷疑中國對維持透明及保護世人的承諾」、「中國政府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國內外發布疫情資訊，並與他國合作；中國領導高層對抗疫情的決心令人震撼；中方的作為確實有助於減少病毒擴散」......這些譚德塞頌揚中國的字字句句，讓外界看出他對中國的深切的愛慕之意。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這樣的行為，反倒暴露了中國最忌諱的重點：「譚德塞公開辱罵台灣，代表著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也等同支持台灣獨立嗎？或是中華民國才是這世界上唯一的『中國』？」又或者「譚德塞基於一中原則，認為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中國的一個『地區』，那他這樣辱罵台灣，是中國同意，還是中國所授意？既然WHO和中國這麼麻吉，難道中國不用說清楚、講明白？」 無論如何，台灣人民某個程度應該可以理解譚德塞的「用心良苦」，因為他在全世界都在觀看的世衛例行記者會上飆罵台灣三分多鐘，不僅幫台灣節省了很多宣傳費用，還可以讓其他不太那麼了解台灣的國家去Google一下台灣在防疫上究竟有多麼先進，歐美國家有多麼感恩台灣的出手協助，光這一點，台灣就應該好好感謝譚德塞！ 其實WHO這種負面操作方式，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正式遞狀聲請停止執行一樣，都是負負得正，都是自以為用負面手段可以遏止正面情況的發展，結果反倒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呼籲世界衛生組織，不要再為了中國，凡事將「政治扈從」擺在最先、世人健康視為無物，別讓僅剩的晚節也不保了！ （時事觀察者）

罷韓在二階段37萬份連署核定下，確認以此高標成案，韓國瑜選擇以提訟「暫停罷免」，試圖凍結時間來作為對民眾的回應，此時選擇炒高對立聲勢的高調之舉是好是壞？輿論上正反兩極的效果，還有待最終投票驗證。 但可以確認的是，韓國瑜希望藉由高張力的仇恨動員，力拼基本盤過關，而非拿出誠意來回應民眾的質疑。 而此舉也將真正打破高雄市民最後的一絲容忍，韓國瑜不再是2018年曾被高雄民眾期待跳脫政黨包袱的韓國瑜，而是沒有擔當、依循傳統國民黨思維的韓國瑜。 韓國瑜在2018年試圖以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形象，快人快語、更接近群眾的草根性，取代民進黨在高雄近20年的陳舊執政，背後原因除了「親民接地氣」、「對綠營執政厭倦」外，更是韓國瑜被期待跳脫政黨束縛的可能，也讓部分綠營支持者期盼高雄出現一位走出政黨框架的地方執政者。 高雄市長韓國瑜。（資料照）     信任越深，怨懟亦發深重，當以80餘萬票當選高雄市長後，韓國瑜沒有開始大舉兌現政策藍圖，而是挾其高人氣，希望立刻揮軍北返，這對於高雄人來說是莫大的羞辱。 這也印證2018九合一選前台灣政壇間的耳語：韓國瑜自始自終都希望回到台北，而非留在中南部深耕發展。這都種下韓國瑜作為高雄市長被罷免、總統大選中韓國瑜在高雄市慘敗的因果。 2020的韓國瑜所背負的是「落跑市長」這叛離民心的標籤，以及社會氛圍對於國民黨的不信任，韓國瑜在此時就已經遠離台灣群眾，暴露出傳統國民黨的思維。 或許「背叛民眾、叛離人心」這樣的詞彙太過於沈重，以「人民都看在眼裡」更能說明，2014、2016、2018，乃至於2020年選舉的結果中，可以清楚看到民眾對於投票擺盪與選擇的意象，台灣人用選票肯定最適合當下社會需要的人，2018的韓國瑜、柯文哲，2020的蔡英文總統與政黨支持度未成正比的選情，各別代表台灣民眾的不同選擇，逐步跨出黨派思考的界線，選出人民真正需要的政治人物。 隨著2020選舉開票日遠去、全球武漢肺炎疫情的緊繃，韓國瑜本應該有機會證明自己的能力，找回地方民眾信任。然而各種施政無作為，默許國民黨多數的議會無限期休會、回到仇恨動員的反罷免方式，甚至可能推出「罷免蔡英文」、「競選國民黨主席」的荒謬之舉，韓國瑜正在破壞他最後一丁點的信任度。 「跳脫政黨框架」、「勇敢回應民眾質疑」，那些曾經令人支持韓國瑜的重要元素，如同那些曾經被台灣人所汰除的國民黨政客話術，都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行銷企劃）

『問題在於邱顯智等人抄寫《國際衛生條例》立法時並未考量目前疫情的現實情況。例如當譚德賽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授權，卻遲遲不肯宣布武漢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根據中國官方說法表示武漢肺炎不具有人傳人性質、建議各國不應該對中國斷航等等建議時，陳時中是否應該遵從譚德賽的建議？這裡的關鍵在於，如果不遵從的話，依照邱顯智等人所抄的法條，陳時中必須提出科學原則與證據，但是在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根本沒有足夠的病例足以找到科學證據，也無法依據科學原則否定譚德賽的說法，那麼陳時中就應該聽從其建議，則台灣今日疫情爆發的慘狀實難以想像。』 這是日前我對於時代力量邱顯智等立委提案修法時的評論，對照現在譚德賽在國際記者會中，對台灣的嚴詞抨擊，尤其顯得諷刺。譚德賽試圖將防疫解釋成純科學事務，而WHO則是由專家組成的專業機構，具有對科學事務的壟斷權，無論是美國總統川普或是台灣，都是別有用心，企圖將科學事務政治化。如同我在上述引文後，根據先前對於WHO與陳馮富珍歷史的說明，接著說： 『儘管《國際衛生條例》試圖以科學專業的精神立法，但WHO本身就是充滿政治與流行思潮的產物，防疫也並非百分之百依據所謂的科學證據，因為防疫如同許多決策，在時間壓力下，不可能如學究般，要事事等到有科學文獻才決策，這是決策的常態，也是為何台灣很多學者從政犯錯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台灣不遵守譚德賽根據中國官方說法的建議，並非依據什麼科學證據，而是由過去經驗得來對中國的不信任，而這不信任反而成為台灣早期防堵疫情的重要關鍵；信任並非百分之百是依據科學證據決定的，強迫以所謂的科學作為所有決策的依據，只是一種偽科學主義的幻想罷了。』 我並不是要指責邱顯智等立委修法的用心，而是希望立法者將國際法一字不改的移植成台灣的國內法時，需要格外謹慎，尤其不該對於國際組織存有幻想，應該更實際地去瞭解國際組織的權力運作，尤其在台灣並非會員國時更加重要，希望時代力量能夠撤回原先的修法提案，提出更具現實意義的修正案。 日前WHO艾沃德荒在香港媒體受訪時，荒腔走板的行徑揭露後，WHO緊急刪去網站內艾沃德的訊息，並發出聲明罕見提及台灣，但事實上如同如同姜冠宇與黃苡雰指出，WHO的聲明看似正面，其實暗藏許多棉裡針，進一步對台灣落井下石，包括： ・誤導台灣參與WHO要全體會員國表決，違背WHO憲章來增加對台灣參與WHO的難度。 ・誤導國際社會WHO在台聯絡點功能，「2018年，我國國人可能感染肺結核，但這件事卻被世界衛生組織請中國代為轉達台灣 ，最後這消息歷經了5個月才遠渡台灣海峽，屆時已經造成社區傳染處理的嚴重成本。」 ・誤導台灣參與WHO訓練計畫，事實上是台灣「教學資源被世界衛生組織使用，但仍沒有仍沒有正式身份」。 譚德賽以政治正確的台灣種族主義來堵天真的自由派之口，但卻對於更重要的台灣醫療人權避而不談。我相信台灣某些人士會以潛在的方式附和譚德賽，以國際版的「藍綠一樣爛」邏輯來說明「中美一樣爛」，並假惺惺的擔憂台灣成為中美國際角力的棋子。 這完全是錯誤的。如同當習近平談話改變九二共識內容並對現狀重新定義時，柯文哲指責蔡英文回嘴就是挑釁，國際上的效果就是台灣默認習近平的重新定義，然後柯文哲再以「各打五十大板」來令台灣國際空間更加萎縮一樣。在世界為瘟疫困擾時，譚德賽對台灣的高調抨擊，並將台灣與美國同時列為問題國家，最終的效果恐怕與譚德賽所設想的相反，相較過去台灣在WHO無人問津的情形，這是台灣在國際上首度贏得與WHO平起平坐的發聲機會，並與美國綁在一起被視為反對譚德賽的重要國家，這點北京恐怕是失算了。

有關「台灣關係法」的內容條文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作過詳細的研究 — 英文的專著超過一打，中文的歷史評析也不少，包括王景弘、錢復、裘兆琳、李大維等人，筆者無意再作學術性的解析。不過，在立法過程中，卻有鮮為人知的兩股不同陣營 — 國民黨民間和在美台灣人 — 的貢獻事跡，在近幾年才陸續有相關人士揭露；筆者僅就所知，回顧這「敵對」兩陣營的個別貢獻與讀者分享 。這就是本文想談的國民黨相關工商企業界的「六人小組」和帶有台獨背景色彩的「六個台美人」的故事。 先從四十二年前的「內幕」說起 很多人知道，「台灣關係法」是四十一年前（一九七九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並經卡特總統簽署成法，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法案早在四十三年前（一九七七年）卡特總統的國務院就已開始秘密起草，而且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進行；不但國會一無所知，連國務院起草人和他的直接上司幾個人以外其他的官員也被矇在鼓裡。 那段早期秘密起草的內幕細節，是由始作俑者自己在二十年前，在台北召開的「台灣關係法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上首次揭露。這個始作俑者美國人的中文名字叫費浩偉 (Harvey J. Feldman)。 當年這個研討會是由楊基銓董事長的「國際文化基金會」主辦，拜託我從美國邀請幾位專家學者參加討論；我就找舊識費浩偉大使和白樂崎大使 (Nat Bellocchi) 專程赴會。台北方面除邀到李鴻禧、黃昭堂、邱垂亮和施正鋒諸教授之外，也特別請來四十年前曾經在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上作證，有過卓越表現的兩位台灣人教授（彭明敏和張旭成）一齊參加；最後一場綜合討論由我代表「台灣國際關係中心」主持，整個研討會紀錄由楊基銓和施正鋒編輯，於一九九九年由前衛出版社在台北出版。 曾經在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上作證，有過卓越表現的兩位台灣人教授彭明敏（右一）和張旭成（右三）／林冠妙。     研討會中，費浩偉簡短的回憶說，卡特總統一九七七年一月上任後就急著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玩「中國牌」以對抗蘇聯，於是於當年八月派了國務卿范鍚 (Cyrus Vance) 赴中國和鄧小平討論美中關係「正常化」。范錫從北京回美後，九月費浩偉大使就從保加利亞被召回美國，被任命為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在他的直屬上司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郝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指示下，開始秘密起草如何維持美台斷交後的關係法案。因為事態緊急，郝布魯克還特別叮嚀費浩偉在六個星期之內要完成任務提出草案，並且不可讓其他任何人知道，也不准他與任何人商量！(“I was neither to consult nor to inform anyone, and was to present my report in not more than six weeks.” ) 草案忽略台灣安全，無視台灣人權 費浩偉的閉門造車只進行了兩個月，就因為同年十一月卡特忙於處理巴拿馬運河的主權談判和中東和平談判而停頓，直到隔年（一九七八）九月美國和鄧小平重啟談判。當時卡特政府已傾向於接受北京的建交三條件（美台「斷交，廢約，撤軍」）的兩條半（廢約只接受一半）；費浩偉也加緊和國務院的法律顧問李馬克 (Lee Marks) 等人研議完成「台灣關係法」草案。 可是還不到三個月，卡特總統就選在國會休會期間的十二月十五日驚天動地地宣佈將於次年（一九七九） 一月一日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且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卡特總統並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向美國國會正式提出該項粗枝大葉的「台灣關係法」草案。 當年卡特總統最信賴的國家安全顧問，反蘇的布里辛斯基 (Zbignew Brzezinski) 和他的東亞政策助理，親中的奧森伯 (Michel Oksenberg) 都不曾詳細考慮美台斷交後對台灣安全的保障和台灣人民的前途。他們骨子裡認為美中一旦建交，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勢必會依照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條件接受統一；甚至還有人認為卡特政府承認中共政權後，國民黨政府在五到十年內便會投降，所以他們提出的法案根本不提安全保障條款。這一點是許多國會議員最痛恨之處，因此他們決心徹底重寫；這就是所謂《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會主導立法之原因。 另一方面，卡特政府的人馬也不甚暸解或未必同情台灣人反抗國民黨政府的戒嚴威權統治歷史，而當時在美台灣人的影響力還很有限，認識的國會議員有的還只是小咖，或是不在要津，致使國務院的「台灣關係法」草案只涵蓋日常運作的繁多項目，包括設立美國在台協會，繼續美台之間的經貿商務、文化、投資、旅遊、移民等「人民對人民」的非官方關係的條例，就是沒有保障台灣安全的特別條款之外，更缺乏台灣人特別關心的人權條款。 卡特這種漠視台灣人民福祉，「出賣」台灣「討好」共產黨的政策，激怒了國會兩院許多親台的議員，提出的方案也受到非常嚴厲的批評。參眾兩院的議員因此提出相關的議案，召開聽證會廣徵各方的意見，大幅度地修改卡特政府的方案，增訂不少條文，包括對台軍售問題和台美人關心的台灣人權條款，最後才通過比較完整的「台灣關係法」送給卡特總統簽署。卡特雖然很不高興，本來也打算否決該法，但考慮到參眾兩院壓倒性的表決票數，即使他否決也沒用，國會一定會駁回他的否決案；所以他只好簽署，乃有了現在的「台灣關係法」。 國民黨的「六人小組」另類思考 美台斷交及卡特政府欲制定「台灣關係法」之際，當時國民黨政府最擔心、最恐懼的是如何延續它的政權，維持和美國的「官方」關係，保護它的政治權益，保障台灣的安全和穩定台灣的社會。所以除了緊急宣布停止一九七八年底的台灣公職人員補選的選舉之外，就是設法動員美國國會的親台議員和民間團體支持台灣，並暗中組織民間遊說團隊，運用台灣工商企業界人士的關係和管道向國會議員進行遊說，企圖通過立法，確保台灣政府的權益。 事實是，美中建交和美台斷交，使國民黨官方體會到對美外交已經徹底失敗，沈劍虹這位末代駐美大使憤恨地控訴美國「出賣」友邦，已引咎辭職，蔣經國便任命蔣彥士為新的外交部長，並且搶在卡特總統尚未正式向國會提出善後的「臺灣關係法」草案之前，展開對美「非官方」「非傳統」的緊急遊說，企圖以民間的力量影響美國的政策，透過國會挽救蔣政權的危機。於是這個國民黨圈內人士稱為「六壯士」的工商企業界人士組成的遊說團隊便應運而生。 國民黨「六人小組」的成員 國民黨六壯士或「六人小組」的成員是：辜濂松、侯貞雄、徐小波、衣治凡、張安平和楊麟。 最早先是蔣彥士找到國民黨中央委員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辜振甫的侄子，也是中國信託的總經理辜濂松；辜找來好友東和鋼鐵的總經理侯貞雄；再透過辜家關係找了辜振甫三女婿嘉新水泥的張安平。又由侯貞雄找到他的好友律師，理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徐小波，透過徐又找來他早年的美國同學兼室友，時任俄亥俄州民主黨參議員助理的格瑞迪 (Daniel Grady) ，以及徐的另一同為塔夫茨大學 (Tafts University) 佛萊徹法律外交研究所的好友，擔任理成營造董事長又與美國軍方關係密切的衣治凡。最後一位成員則是辜振甫自己的好友，與美方大企業合作關係密切的楊麟。 國民黨「六壯士」的不尋常背景組合及其運作 「六壯士」是個極不尋常又功力不小的組合：尤其衣治凡的父親衣復恩曾任蔣介石座機的駕駛，也是老蔣時代與中情局合作主持對中共情報蒐集的「黑貓中隊」和「黑蝙蝠中隊」出生入死的反共要角；侯貞雄又因他的東和鋼鐵早年拆解過一艘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的座艦，把艦上重要設備零件提供给美國軍方研究，因此建立特殊關係；楊麟的父親楊管北是老蔣同為青幫的上海名人、美中關係深厚的杜月笙左右手和密友。因有這幾層關係和管道，加上當年兩蔣父子和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 (Ray S. Cline) 建立的深厚感情，使時任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執行長的克萊恩情願邀請這支「辜濂松小組」到他家晚宴，並不厭其煩地與之「交換意見，研擬對策，慢慢歸納，漸漸定調，朝向立法的方向討論，直到半夜十二點才結束。」克萊恩不但積極獻策，還親自在二月七、八日在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為台灣當局的利益發言，極力支持國民黨政權。 就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二月七日上午召開的那一場聽證會為例，克萊恩以學者的身份在外交委員會主席邱池 (Frank Forrester Church III) 和其他參議員的面前極力批評卡特總統親中的錯誤外交政策，全力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甚至說台灣是「具希望、繁榮及人民自由之寶島...」(“ Taiwan,... is an island of hope, prosperity, and human liberty ” )；他一向提倡兩個中國（或「一國兩府」並存的政策，所以極力敦促外交委員會必須立法對台灣安全及防衛予以官方的保證。 同時間，六人小組的徐小波和衣治凡等人，也經由友人的管道直接和邱池主席作了正面的討論，希望國會能立法保護台灣，不被中共佔領，免使台灣人步越南被北越統一的後塵，變成難民的命運。 侯貞雄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六人小組成員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分別趕赴美國後，在華府的短短「十天之中，見了不下兩、三百人，包括美國自由派的參、眾議員與國會研究助理，以及美國律師、官員、企業領袖」！他認為，六人小組運用各自的關係和管道努力推動「台灣關係法」頗有成果，得以完成這件工程。不只是使該法「有七、八成內容及精神，是參考六人小組提交的報告建議」，甚至於自誇他們催生了「台灣關係法」。 對於「六人小組」的工程，錢復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這些在國民黨體制下受益的工商企業家自己出錢出力「僱了美國公關公司，安排拜會立法及行政部門，表達了我國民間意見。」錢復承認他們的貢獻，還讚揚有嘉地說「這才是真正的國民外交」。 國民黨「六人小組」的努力顯然得到蔣經國的肯定，所以當他們回到台灣時，蔣經國特別於二月八日在總統府「召見六人，當面致謝」嘉許他們的貢獻。 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台美人六勇士」 美中建交和美台斷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台灣人反而是一種有利的機會。基本上，在美國的台灣人能出的力很有限，沒有像國民黨那樣擁有雄厚資源的企業家可替台灣人民的利益和前途遊說，但是因為美國國會和民間以及國際的人權組織不乏同情台灣人民基本權利的人士和組織，而且十幾年來「流亡」在海外的台灣人也已有計劃性地組織和展開台灣人權、民主、自決和獨立運動。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台美人除本身的投入之外，也結合國際人士和組織，對「台灣關係法」草案的修訂，發揮相當的作用，尤其對保護台灣人民的「人權條款」的增訂，作出一定的貢獻。所以，台美人在參與國會聽證會，積極推動改善「台灣關係法」內容之餘，也同時揭露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實施戒嚴體制，剝奪人權的事實和實例，向國會提出建言，迫使台灣當局解除戒嚴，改善人權，促進台灣的民主和自由，並借機宣揚台灣人的自決決心和獨立的意志。 參與計劃或出席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一九七九年二月間分別召開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上的檯面人物有六位台美人：陳文源 (Wilbur Chen)、王能祥 (N.H. Wang)、陳唐山 (Mark Chen)、許富淵 (Farrell Hsu)、張旭成 (Parris Chang)和彭明敏 (Ming-min Peng)。前五人在參議院聽證會，後者彭明敏則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上作證。 這六人之中，除張旭成和陳文源，其他四人有一個共同背景：曾經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的盟員或領導幹部。彭明敏當過台獨聯盟的主席；許富淵和王能祥是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的戰友，當過前後任第二副主席；陳唐山是資深外交盟員轉任「全美臺灣同鄉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的會長；張旭成是賓州州立大學教授，代表台灣學者的立場；陳文源由王能祥陪同代表郭雨新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Overseas Alliance For Democratic Rule in Taiwan)。 台灣人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慷慨陳詞 從二月五日到二十二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針對卡特總統提出的「台灣關係法」草案和其他議員提出的正反意見，前後召開了六天的聽證會，由外委會主席邱池主持，其他委員佐助。出席參院聽證會作證的在美台灣人有五位。張旭成是在拜登參議員 (Joseph Biden) 代替邱池主席的場次作證，其他四人是在裴爾參議員 (Claiborne Pell) 的場次作證。 張旭成強調「台灣獨立實體」並倡議「新加坡模式」 第一個作證的台灣人是張旭成。他是以賓州州立大學教授的身份出席第二天（二月六日）的下午場。他也是當天下午四位美國教授和兩位美國商界人士之中最先作證的學者。他與諸位參議員為了台灣的安全問題討論了半天，也為是否應該或如何提供對台軍事和政治保證提出看法。他批評卡特總統外交政策的諸多錯失，致使台灣政府擔憂，民心惶恐，而向國會提出數項有關政治、軍售、經濟、貿易的建議和彌補措施。他詳細分析台灣面對的政局問題和危機，認為美國不該強迫台灣和中國談判，美國行政部門也不該附合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立場，強詞奪理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It would be wro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executive branch to try to say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 張旭成甚至大膽地警告卡特總統不該逼台灣太甚，免得蔣經國這個留俄十二年還娶了蘇聯太太的領導人狗急跳牆，「聯蘇制中」玩「蘇聯牌」，如此反而會傷害美國和日本的國家利益。他強調台灣的一千七百萬人民（意指華人及台灣人）不願生活在共產中國的統治之下，就像新加坡（的華人）也獨立建國，所以他建議美國承認台灣的獨立國家狀態 (Taiwan‘s independent statehood) ，而使台灣成為東亞的新加坡則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 (“... the best solution for Taiwan is to make Taiwan the Singapore of East Asia...” )，美國應該加以考慮。 同時他還強調台灣的前景是「不會走回頭路，會一直走向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 “the trend toward a new, separate,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 is irreversible ....”)。他說，台灣人民畢竟「要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也要支配他們自己的命運」(“They want to settle their own fate; they want to manage their own destiny” )。張旭成不是台獨聯盟的盟員，也刻意避免給人誤會為台獨的印象，但他客觀的學術論點與台獨聯盟的主張卻有相當程度的吻合。 台灣的人權和獨立是共同訴求 張旭成和其他美國學者專家們作證完畢，輪到裴爾參議員主持的場次。出席的台灣人有四位。 對於作證人選的產生，王能祥回憶說他曾帶郭雨新去見裴爾參議員，安排好由陳文源代表郭雨新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出席作證，因為王能祥不是美國公民，所以只能陪陳文源出席；陳文源除了口頭作證和書面證詞之外，王能祥還另外準備了一份郭雨新的書面證詞列為聼證會記錄的附錄。 李界木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 裴爾「辦公室在聽證會舉辦前二天打電話給華府台灣同鄉會，希望派一二人代表出席作證（代表台灣人民的心聲）」。他回憶說：「當時會長陳文源與本人（同鄉會幹事）商議時，我建議請陳唐山（剛卸任不久的同鄉會長）代表，結果同鄉會提出現任會長（陳文源）與過去會長（陳唐山）代表出席。」 同一時間，李界木把這消息轉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而獨盟也派曾經擔任第二副主席的許富淵（他的前任就是王能祥）參加出席。所以當裴爾參議員在聽證會上盤問陳文源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問到台灣人在國民黨政府裡擔任最高職位的副總統（指謝東閔，他在兩年多前被王幸男的郵包炸彈炸傷）是否受到一般台灣人民的尊敬時，許富淵就從旁聽席上要求發言，獲裴爾允許，他便回答說，副總統（謝東閔）只為國民黨政權的利益而不是為台灣人民的利益服務 (“He is not working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I think he is only working in the interest of the regime.”)；同樣，陳唐山也順勢要求代表「全美台灣同鄉會」提出相同的證詞，同樣被裴爾接受。他們的證言證詞，也都被列入國會記錄。 出席作證的台灣人目標皆很明確並且鏗鏘有力。在裴爾這個場次，第一個作證的台灣人是陳文源 （由王能祥陪同）。陳文源的口頭發言簡短有力，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先說明代表「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作證，這個新的政治同盟成員包括「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Action for Majority Rule in Taiwan)，「台灣人民自決運動」(Formosan Christi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和「世界台灣同鄉會聯誼會」(World Federation of Formosan Clubs)，所以足以代表台灣一千七百萬的台灣人民發聲。 他的重點：第一是支持對台灣人民最有利的參院十二號決議案，因其最有可能協助台灣島內進步勢力的成長及保障台灣的安全(“... will most likely foster growth of progressive forces inside Taiwan....”)；第二是肯定台灣人民會尋機衛護台灣實質和法理的獨立 ( ”... safeguard de facto and de jure independence for Taiwan...“)；第三是儘管國民黨政府全面戒嚴，台灣人民期望的民主運動正堅定地生根 ( ”... a democratic movement has become firmly rooted in the genuine wish and support of the Taiwanese populace.“)，最後他再度重申支持參院十二號決議案。 陳文源還趁勢拿出隨身帶來的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對台灣人權及政治犯的調查報告，加強他的論點，以此呼籲美國敦促台灣政府尊重台灣人權。陳文源和王能祥也提供「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主席郭雨新的一篇七百字的書面證詞 ，重申陳文源口頭證言的四項重點之外，特別糾正一般的錯誤觀念認為「台灣問題終將由中國人自己去決定」，而鄭重堅持「台灣問題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 陳唐山接著作證，他慢條斯理但堅決地提出臺灣人的「台獨」主張。他說：「我們就是要追求獨立和擁有自己的政府，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共和國」(“We would just like to be independent, to have our own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fre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aiwan”)。針對政治犯的問題，陳唐山建議增列一項人權條款，必須要台灣政府尊重並履行台灣人民的人權。 陳唐山另外代表「全美臺灣同鄉會」直接向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邱池提出一項一千兩百字的強烈有力的書面聲明「台灣人民之心聲」(Voice of Taiwanese)，聲明強調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蔣經國的中國人政府不能代表台灣人民，一千七百萬的台灣人民期望的是自決，他們追求的是建立一個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 許富淵在證詞中，建議美國停止支持台灣的蔣經國政權，逼其改善惡政，善待台灣人民。 其間，裴爾趁機暢談他在二戰期間受訓研究台灣和台灣史，對台灣有特別認識和感情，他很同情台灣人的遭遇。然後他提出幾個問題要證人回答。這就給了陳文源、陳唐山和許富淵難得的機會，不約而同地抨擊蔣政權藉其戒嚴體制剝奪台灣人的自由和人權，並舉例說明蔣政權的諸多不公不義惡政，包括囚禁眾多政治犯等問題。 參議院聽證會於二月六日完成台灣人代表的口頭證詞。參院聽證會後，「臺獨聯盟」位在新澤西州的總部特別提出一項三百字的書面聲明，重申台灣人民排除中國人的國共兩黨政權的決心，以及建立台灣人民自己的獨立「台灣共和國」的目標，而此項巨大工程必須趕在中共武力犯台之前完成。 眾議院聽證會上彭明敏強調：台灣必須獨立 彭明敏是六個關鍵的台灣人中最後作證的要角，他受李奇眾議員 (Jim Leach) 邀請，以專家學者的身份出席在眾院外交委員會的亞太小組的聽證會作證。時間是二月十五日。他當時的頭銜是「台美協會」董事長 (Director of Taiwanese American Society) 及「台灣研究社」主任 (Director of Formosan Studies)。 根據彭明敏的得力助手魏瑞明的回憶，作證之前彭明敏和他及兩位正在美國訪問的台灣人牧師 （王再興、謝禧明）利用三天的時間集中拜訪參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充分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 彭明敏在作證時展現了他的學者風度，在主持聽證會的伍爾夫眾議員 ( Lester L. Wolf ) 和李奇及其他議員面前，平心靜氣地說明台灣的長久安全和政治的穩定，主要繫於內部政治的正常化 ( ... “normalization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aiwan.” )，但是三十多年來台灣的政治和法律就是不正常 (anomalies)。他舉出四大不正常的實例：凍結憲法，長期戒嚴，萬年國代立委和黨禁，然後敦促美國儘快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期盼，包括自由的全國大選，言論和結社自由。最後，他強調台灣人民必須在排除外來的脅迫下給予機會，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 (“ultimately, the people on Taiwan shoul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their own future free from outside coercion.” )。 彭明敏不喊口號，他在李奇眾議員親自作證，贊同主張增訂一項保護台灣人民的人權條款，之後回答主持人伍爾夫眾議員的問題時說，提倡人權必須包括人民有選擇政府的權利，這是自決的真意。伍爾夫又問台灣以前並沒有獨立的歷史？彭明敏則強調「我們接受的原則就是台灣必須獨立」( “We accept the principle that Taiwan should be independent.” )。在彭明敏作證之前的二月七、八兩天眾議院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並沒有台灣人參與，只有郭雨新的聲明列在聽證會記錄的最後附錄部份。 美國人權組織和勇士們的仗義執言 在「台灣關係法」的立法過程中，除了在美台灣人在國會參眾議院聽證會中據理力爭，另外還有一股國際和美國的人權運動組織和團體及勇士也作了不少的貢獻。他們長期為台灣人民爭取人權和民主自由仗義執言，不遺餘力，只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有系統地出現在任何回憶錄或文章中。他們的關心和幫助台灣值得我們衷心感謝和記憶。就以這次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和一九七七年的「台灣人權」聽證會來說，筆者僅就所知所見的國會記錄和文獻，略述一二。 國際特赦組織 首先必須肯定的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尤其是美國分會代表，紐約大學教授司馬晉 (James Seymour)。他長期以來一直關注台灣的人權，還協助張燦鍙夫人張丁蘭女士於 1976 年發起組織「全美台灣人權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FAHR)， 並且與其成員一直保持密切合作。他在1977年6月14日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國際組織小組召開的《台灣人權聽證會》作證，詳細列舉國民黨蔣政權怎樣違反人權的許多事實，包括逮捕反對陣營的候選人及助選員（如顏明聖、楊金海、黃華、陳明忠等人）；一次就判小說家楊逵 12 年徒刑，只因為他勇敢地批評國民黨政府，比起他在日治時代被抓，每次被拘留最長只是一個月。司馬晉作證的證詞及記錄長達18頁。前面提到陳文源在1979年參院《台灣關係法聼證會》作證時提供的「國際特赦組織」的「台灣人權報告」(Amnesty International Briefing :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該組織在 1976 年10月完成的報告，長達13頁。 1977 年的台灣人權聽證會記錄除了詳載司馬晉的證詞，還記錄另一位也是長期關注台灣人權的美國人梅心怡 (Lynn A. Miles) 的兩篇報告，他代表的組織叫做「台灣人權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梅心怡不只提供報告，還是個經驗豐富的行動家，曾經參與救援過許多台灣政治犯，是當時台灣反對陣營中要角如彭明敏、謝聰敏等人的好朋友。他的報告長達9頁。 亞洲中心 (Asian Center) 和柯義耕 (Richard Kagan) 提供的台灣人權報告 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記錄的附錄中，排在郭雨新的證詞（2頁）之前並列有兩大長篇關於台灣人權的報告（33頁）。 第一篇是由紐約的亞洲中心 (Asian Center) 派出的一隊台灣人權調查小組親赴台灣調查的結果報告，由 Becky Cantwell、Don Luce、Leonard Weinglass 共同執筆，細述國民黨政府迫害台灣人權的種種措施和許多個案實例。這篇報告其實包含該中心的兩個長達 27 頁的人權報告，其重點在於敦促美國政府和國會慎重考慮設法保障台灣人民的人權，這也是他們最後的結論。這個亞洲中心是當年反對越戰的和平主義者「神職人員暨平信徒聯盟」(Clergy and Laity Concerned) 的盟友，後來改稱亞洲資源中心 (Asian Resource Center)；主角 Don Luce 及另一對桂格教徒 (Quakers) Roger Rumpf 夫婦和「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全美台灣同鄉會」和「台獨聯盟」等台灣人的組織合作甚為密切。 第二篇是由翰林學院的教授柯義耕 (Richard Kagan) 執筆，他代表「神職人員暨平信徒聯盟」提出的人權報告。柯義耕也是早期反對越戰的年輕學者，他深入研究台灣的歷史，對國民黨政府的戒嚴統治瞭解甚深，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及人權情況非常關心；他很同情台灣人的反對運動，早在 1970 年“424”黃文雄因刺蔣案未成被捕的第二天，就上廣播電台為台灣人的反抗運動辯護。這個報告是他接受「神職人員暨平信徒聯盟」的委託，經歷兩個星期在台灣各地實際觀察原訂於 1978 年年底要舉行的選舉活動和一般人權情況。他觀察入微，分析明確，最後的結論和建議敦促參院外交委員會必須慎重考慮保障台灣人民的人權 ( “I entreat the Senate Committee to consider seriously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他同時提醒，美國政府必須保護台灣人民有追求自己前途的權利，尊重台灣人民不受國民黨或外力脅迫而能表達他們對台灣前途的立場 (“Their desire to express their own position of the future of Taiwan without KMT or outside threats should be respected.”)。 結論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立法史上一個獨特的產物。它由卡特政府行政部門一兩個人在完全秘密的情況下開始閉門造車起草，這個草案倉促提出，完全無視台灣的國家安全，也沒有保障台灣人權的考量；他們認為美國和中共建交後，五年十年之間國民黨政府就會投降中共。這項草案向美國國會提出，令許多親國民黨政府的國會議員憤怒至極，加上從前國民黨的所謂「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 現在被卡特政府稱為「台灣遊說團」仍有不少重量級的國會議員支持者，譬如參議員高華德 (Barry Goldwater)、陶爾 (John Tower)、杜爾 (Bob Dole)、史東 (Richard Stone) 和眾議員查布勞基 (Clemente Zablocki) 等人；他們聯合其他議員及支持者，再加上親國民黨的企業家和專家學者的作證幫忙，重新改寫了卡特總統的草案；這就是為什麼所謂「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會主導立法的原因。 例如該法有關保護台灣安全的條款，包括軍售武器給台灣 ( 從第二條 b2 到 b6 ) 在國會辯論中除上述五位議員之外，還包括其他重量級議員的支持 - 參議員邱池 (Frank Church)、賈維茲 (Jacob Javits)、甘迺迪 (Edward M. Kennedy)、葛倫 (John Glenn, Jr)、裴西 (Charles H. Percy)、丹佛斯 (John Danforth)、克林斯頓 (Alan Cranston)，以及眾議員吉爾曼 (Benjamin Gilman)、伍爾夫 (Lester L. Wolff)、索拉茲 ( Stephen Solarz)、德文斯基 ( Edward Derwinski )等等。在立法過程中，獲得這些重量級議員的鼎力相助，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還利用企業界的資源組成民間「六人小組」遊說團，加強美國國會參眾議員和專家學者的支持，以及聽證會的力道，特別在安全條款方面作出重大程度的貢獻。 反觀在美的台灣人，雖然沒有像國民黨政府和民間企業界的雄厚資源和人脈，但在這個關鍵時刻和史無前例的國會聽證會戰場也充分發揮戰力。透過代表性的「六個台美人」加上美國和國際人權組織的相挺，經由裴爾參議員和李奇衆議員的提案和堅持，多少促成《台灣關係法》第二條 C 款的人權條款有了重要的成果。 當然，台灣人權條款能通過也不只是裴爾和李奇兩人的功勞。從《台灣關係法》的立法歷史記錄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李奇眾議員在國會裡的份量還不太夠，若不是有其他眾議員如伍爾夫(Lester Wolff)、查布勞基 (Clemente Zablocki)、和親國民黨的德文斯基 (Edward Derwinski) 及何旭布魯克 (John Ashbrook) 等人的支持，恐怕還無法過關。再說，裴爾參議員地位雖高，但他原本提出的人權修正案 (amendment) 若沒有得到另兩位重量級的參議員裴西和賈維茲的加持，經過再修正被取代成為三人的共同修正案，也不會成功地過關而被接受變成如下的現行第二條C 款：「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臺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茲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Act shall contravene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the approximately eighteen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aiwan. The pre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the people on Taiwan are hereby reaffirmed as obj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台灣關係法》是在美中建交及美台斷交的情境下，為維持美台關係繼續來往的權宜措施，它確實達到了這個目的；出乎意料的是，它進一步又促進了台灣後來的一連串政治改革，使得台灣的政治成功地轉型，包括廢除戒嚴、黨禁、報禁、刑法一百條條文，以及取消萬年國代立委等，在台灣形成了一個寧靜的革命；亦即當初台灣人努力的「台灣關係法」人權條款，雖然有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味道，使國民黨有點失面子，但是它確實因此促進了台灣的民主自由，增強了台灣社會的穩定，並保障了台灣的國家安全；更在當前美台中的關係中擔負了某種護衛台灣對抗中國的角色。在《台灣關係法》的立法過程裡，在美台灣人沒有缺席，在整個台灣長遠的政治歷史光譜裡，也不會缺席，謹此誌之。 （作者為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退休官員）

加入日本，擺脫天朝之前，台灣是天朝系統的邊陲，來此發展的大多是混不下去的唐山公，還有住在這裡的南島語系族群，就是化外之地，天高皇帝遠，也不被視為可以獲得天朝文明教化的可有可無之地。 日本戰勝天朝後，透過兩國合約正式取得台灣，日本統治替台灣帶來了西方現代文明，直接帶領台灣人一口氣超越前宗祖國的文明天花板。 這也種下了日後大陸那邊來人，因接收台灣時的文化落差，被接管方的文化超遠接管方，從而釀成後續數十年的悲劇。228，其實只是悲劇的開端。 香港也類似台灣，原本是天朝邊陲，大英帝國從海洋文明角度看出其價值，要走了香港之後，投入開發，也讓香港超越原本宗族國的天花板，種下回歸後的悲劇。 原本華夏天朝陸路文明的邊陲，進入海洋文明後卻反而成為最先進。 原本也無不好，只是天朝這個極為自我中心又自大傲慢的文化系統，無法接受外來番邦比自己強大的現實（歷代天朝都是以竄改歷史或漢字書寫來扭曲外族比自己強大或文明的事實），更別說是自己原本不要的棄子，竟然被栽培的比自己的文化濃密度高且強大，這不是直接打臉天朝系統的文化成就嗎？ 是以，動用武力或象徵暴力強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否則原宗族國面子掛不住。天朝沒有欣賞邊陲超越自己的雅量，天朝的核心就是文化文明必須只能從中央往外輻射。 這是為何共產黨對港台都擺出留島不留人的政策，而西藏新疆卻只是鎮壓即可，因為後兩者沒有直接接觸外國文明統治的經驗。 然而，中原陸路文明是結束了，曾經比天朝更強大的中亞文明都沒落了，更別說原本是中亞文明的周邊的天朝。 瘟疫雖然按下暫停鍵，但是，而今依然是西方系統勝出的世界體系時代，越靠近西方制度的，文明高度越高。 天朝無論德性，還是制度思想，抑或是武力，都不足以扮演輸出秩序的文明承載者的角色。 若讓天朝領導世界秩序，世界只能趨向滅亡。 別說世界，連東亞霸主都不夠格。 只是土地人口多，並不代表能夠成為系統秩序制定/輸出者。 劉仲敬認為，對世界輸出秩序從來都不容易。 華夏曾經輸出四周，但是歐美列強崛起後，再無力輸出秩序到周邊。 台灣，過去長年是秩序輸入方。直到這次瘟疫爆發兩個月後，各國開始接受台灣抗疫經驗的秩序輸出。 別以為只是抗疫，就因為歐美長年扮演秩序輸出方，才會輕忽怠慢從遠東的小島發展而成的抗疫秩序，延宕了防疫時機。 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過去數十年積極發展新自由主義，走小政府路線，削減政府管制與干預，推崇人民的個人自由，瘟疫爆發後政府能使用的有效控管手段不多，且成效不彰。 第三，過份相信自己過去在世界上建立的國際組織所發展出來的秩序輸出系統，因而被天朝所矇騙。 也就是說，天朝利用造假，一時間順利瞞騙了萬國，達成了假秩序的輸出。從兵不厭詐的角度，從戰爭或兵法的角度，這是成功的，但若從希望成為秩序輸出者的角度，毋寧是華夏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失敗，一口氣得罪萬國，包括過去幾年加入一代一路與中國交好的友邦，中國都毫不手軟的傷害了這些國家。 抗疫的結果與世界的未來如何，還不知道？但是，台灣這次在世界史層級的世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真心希望國人一起撐過這段，這是台灣的關鍵時刻，不亞於明治的日本打敗俄國那場戰爭。 因為遠東島國做到歐美日列強都做不到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共產黨，台灣的統派，乃至推崇歐美派很難接受的部分。

  義大利神父呂若瑟募款的故事，讓世界看見台灣人有恩必報的特質；若要認真問，橫亙在兩岸之間的最遙遠距離是什麼？很令人吃驚的是並非台灣海峽，而是兩岸人民對人的基本態度不同。 83歲何姓婦人，捐出自己辛苦排隊而來的口罩，以及1天賣菜所得，親手交給神父呂若瑟（記者張議晨攝）   台灣人通常是與人為善，對方若有善意回應，台灣人會繼續給予，形成善的循環。反之，對方若是恩將仇報，台灣人也會覺醒，不再作憨人。 譬如二○一一年日本發生大地震，台灣民間捐出六十八億台幣，是世界之最，日本官民不斷道謝，台日形成善的循環。 最近因疫情議題，國內的親中派罵台灣只對歐美好，唯獨對中國不好。問題是，台灣有對中國不好嗎？ 二○○八年中國汶川大地震，台灣民間捐款五十億，政府也捐了廿億，總額比捐給日本還多，但台灣得到什麼回報？得到永無止盡的打壓，得到中共軍機軍艦繞台，得到被趕出一切國際組織，還得到共軍恐嚇「留島不留人」。 應該是中國對台灣不好才對吧，習近平掌權以來，對台灣追殺最徹底，即使這樣，在中國東航班機載運第一批滯留武漢的台灣人回台時，台灣也試著捐贈一萬件防護衣給中國，奈何東航沒有收下，但台灣誠意已盡，到底還要怎樣做，親中派才會滿意？ 每個國家與他國打交道，各有其運用的博弈理論。中共利用市場和工資為誘餌，為中國博取最大利益，並且「毫不在乎對方的感受」。台灣的條件遠不如中國，但在信用和道德的利基卻獨樹一幟，在經濟榮景時，這個優勢難以凸顯，但在武肺疫情蹂躪全球時卻異軍突起，博得各國好評。 國家論交的博弈模型，也和各國的民情呼應。台灣呈現的正是「與人為善」，在人家「最需要的時刻」提供口罩，傳遞友誼；中國則是反其道而行，在人家「最脆弱的時刻」利用疫情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各國和台灣打交道得到的是互利，和中國打交道得到的只有不利。 通過武肺疫情，台灣被看見小而美、小而良善、小而兼善天下；中國則坐實大而霸、大而自私、大而不管別人死活。 不必等到疫情結束，台灣利人利己的博弈理論已獲得各國爭相擁抱，中國損人利己的博弈理論則遭各國憤恨唾棄。 所以，台灣人實在沒必要計較十四天領九個或十個口罩，須知優質國家的背後必有優質人民支撐。 也所以，印度打算向中國索賠廿億美元（台幣六百億）；美國打算向中國索賠兩兆美元（台幣六○五兆）；英國打算向中國索賠三千五百一十億英磅（台幣十三兆）。 隨著疫情奪走的人命越來越多，隨著各國人民的傷心指數不斷攀高，向中國索賠的國家必將增多，中國將面臨慈禧太后支付庚子賠款以來最鉅額的國際賠款，它足以使中國破產。 對中共損害最小的，就是將罪責歸咎於個人，由他承擔全部責任，以保全中共政權不墜及中國經濟不破產；畢竟，習近平再怎麼偉大，也絕對比不上整個中國和中共政權的未來重要。

五一勞動節要不要取消？此一議題之所以搬上檯面，自出於清明連假漫山遍野擠爆墾丁的震驚，擔心會釀成武漢肺炎的破口。勞動部長許銘春在行政院受訪表示，五一是國定假日，不能取消，只能延後，如果疫情指揮中心認為須要延後，就依照指示云云。 針對五一勞動節的連假是否將延後或取消，總統蔡英文表示，將視疫情來評估有沒有調整的必要。（記者陳恩惠攝）     看到勞動部長的發言，不禁罵一聲：「笨蛋，問題在群聚，不在放假。」國定假日不必取消，也沒有延後的必要，中央及地方政府要做的是管控風景區，限制或禁止出入以杜疫源即可。哪有什麼取不取消的難局？一定要延，簡單，只要內政部修訂「 實施辦法」就解決了。 比較嚴重的是，我們的防疫環節出現了兩個問題。 首先是本位主義的作祟。勞動部長著重的是「非常重要」的「勞工」節日。同樣的，交通部長林佳龍呼攏國人「放心上路」的出發點是「經濟與觀光」。這在承平時候沒疑義，但碰到國家緊急危難狀態，防堵武漢肺炎絕對是第一要務，豈容心存僥倖。台灣對治武漢肺炎，已成典範，不能功虧一簣。 至於經濟，這是全球的燙手山芋；武漢肺炎勢必造成世界局勢與國際關係的重組；社會結構、生活型態的重構，連資本主義下的全球化也非丕變不可， 經濟大衰退一定會但不是唯一的難題。防疫優先，沒有二話。 其次，台灣防疫的最高標準是滴水不漏，在有限條件下（如口罩生產不敷每人一天一片等）打無限的戰爭，戴口罩、少外出，勤洗手、減少或禁絕群聚活動、保持距離等等，當然篩檢及追蹤是台灣防疫成功的功臣。那麼問題來了，林佳龍部長公開放話說：「放假想到大自然環境出遊，是人之常情。」武漢肺炎可不是「常態」，現在哪談得上「常情」？防疫中心全力防堵都怕不及，林佳龍還要網開一面？這不是交通部與疫情指揮中心對著幹嗎？這不是政策的矛盾與扞格嗎？ 疫情中心每天開記者會，目的除了告知疫情之外，其實也隱含警告作用。武漢肺炎不是開玩笑的，怎麼可以一邊警示、一邊放水，一邊步步為營、一邊網開一面？即使託天之福，沒有爆發社區感染或增加確診人數，國人防疫的戒心勢必鬆懈：既然可以踏青，為什麼不可以上街？既然可以攜親帶友郊遊，為什麼不可以到夜店狂歡達旦？既然可以摩肩接踵，為什麼要保持社交距離？ 如果許銘春、林佳龍是站在正確的一邊，那麼陳時中們的森嚴陣仗，就是唬弄，不只矯揉造作，而且形同演滑稽劇。 總指揮陳時中有沒有同意交通部長林佳龍的「出遊」宣傳？不知。發現人擠人到爆時，陳時中立刻表達憂心：「人潮過度集中，比預期嚴重。」「預期」云云，可見總指揮至少知情，並立即佈達「細胞簡訊」，提出警示。接下來評估說：連假大量民眾移動，七天後可看出變化，「還有很大空間把難關度過」。這就暴露了策略的失誤。武漢肺炎真的是致命的瘟疫，豈能拿觀光來測試難關？ 五一勞動節還允許趴趴走顧「經濟與觀光」嗎？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民間團體發動之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第二階段連署書經高雄市選委會審查後確定達門檻，並將送往中選會審議。就此，韓國瑜委任律師主張罷韓連署有偷跑之嫌，故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作為反制。 前高市新聞局長王淺秋（前右）、律師葉慶元（前左），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呈狀聲請停止執行，要求停止罷韓案投票。（記者張文川攝）     然而，暫且不論罷韓連署有無所謂「偷跑」，韓國瑜本件聲請停止執行，恐不符合法定程序，法院料將裁定駁回。 首先，停止執行是為避免行政處分執行後造成難以回復損害所設的暫時權利保護程序，換言之，停止執行的對象是「行政處分」。據報載，韓國瑜聲請停止執行的對象是「中選會在今年一月公布罷韓連署第一階段審議結果，同時函請提議領銜人，在收到通知次日起十天內，領取第二階段連署人名冊格式，並在六十天內徵求罷韓二階連署」的決定。然而，罷免之第一階段為提議程序，而中選會前開決定只是確認符合提議門檻而受理開啟罷免程序而已，根本還沒作成罷免案成立之行政處分，韓國瑜現在向中選會聲請停止執行的標的根本不存在，難不成停止執行也要「超前部署」？ 其次，依照實務見解，如果未經訴願程序而直接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將無權利保護之必要，而訴願法上亦設有停止執行的程序，但應該向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申請。韓國瑜跳過訴願機關，直接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又是個「超前部署」！ 再者，有聲請停止執行之權利保護必要者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法律上權利或利益有受侵害之虞的利害關係人。縱算認為中選會一月份的決定是行政處分，韓國瑜因為不是提案人因此不是處分之相對人，而罷免案的成立也沒有造成韓國瑜的權利受侵害，故韓國瑜依法不得聲請停止執行。況且，罷免案縱算成立，也只是開啟罷免投票，並非必然造成韓國瑜遭罷免的結果，何來難以回復之損害？想必這也是韓國瑜預料到罷免案一旦成立，自己進行罷免投票後會被成功罷免所做的「超前部署」吧！ 防疫的超前部署發揮卓越成效並獲得人民的認同，然而韓國瑜對於自己罷免案，於訴訟上超前部署聲請停止執行，能有何效果則令人懷疑，僅是無端浪費司法資源罷了。 （作者為律師，台北市民）

從SARS、MERS和COVID-19的發展趨勢，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型病毒產生，因此，企業是否應該把「傳染病發生」列為常態現象，進行商業模式調整，而非只是短期內節省開支，撐到武漢肺炎疫情結束。 筆者的想法如下，企業認同每隔一段時間經營環境會產生新型病毒，所以，企業的經營活動應設計成在有「新型病毒」或流行病發生時亦能正常經營的商業模型。舉例而言，餐飲業受這波疫情影響，許多改成外送模式，這就是一種「抗疫商業模式」；但是，店內營業部分目前不少是停業狀態，其實，可以考量社交距離概念「室內一．五公尺、室外一公尺」重新設計。這當然需要政府的配套，例如設立「抗疫餐廳標準」讓企業依此標準重新設計餐廳，政府考核符合標準的餐廳，給予「抗疫餐廳標章」展現公信力。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研議對民眾未能保持社交距離訂出規範，原則上社交距離要保持室外至少1公尺，室內至少要1.5公尺，未來排隊等公車、買口罩，都要保持至少1公尺距離。 （記者劉信德攝）     當然，讓餐廳符合政府的「抗疫餐廳標準」是要付出代價的，除了裝潢費用，最重要的就是可容納人數將比過去少，這在重視「翻桌率」和極大化營業額的餐飲業來說，是很大的犧牲。因此，只有極重視服務品質的「中高端餐廳」可以轉型為「抗疫餐廳」。長期而言，具有餐飲特色、精緻且營造舒適用餐環境的餐廳，才能成為重要旅遊資源。台灣的商業思維要從「重量」改成「重質」。 以夜市與觀光景點來說，政府亦可依據社交距離訂立標準，重新設計「人潮動線」與「人員流量限制」，並對夜市與觀光景點進行考核與認證，讓消費者可安心在上述地點駐留。 除了上述產業，航空業、大眾運輸業、旅館業等，亦可考量防疫標準重新調整其商業模式，無疫情時採用一般模式，不考慮防疫標準極大化顧客量與利潤；有疫情時則採用防疫模式，根據防疫標準降低載客量並提高售價。 除此之外，政府有一個可以救觀光產業且可有效防疫的作法，那就是「彈性放假」，具體作法就是每一個縣市的休假不一定要排在六、日，改成部分縣市排假日、部分排平常日，限制旅遊地區的顧客流量，達到防疫效果，並可拉長旅遊產業的每月尖峰時間數。 兼顧防疫與永續經營，是一個值得大家思考與討論施行的議題。 （作者為高雄科技大學研究員）

武漢肺炎蔓延以來，證實了郭董名言「魔鬼藏在細節裡」。無論公共衛生理論會如何解析，至少大走勢很清楚，越是缺乏或拒斥「個人防疫裝備」的國家，疫情上升角度越大，其中爭議最大者莫過於，取得相對容易、成本相對低廉的口罩。 歐美「只有病人、壞人才戴口罩」的觀念，不知起於何時，但顯然根深柢固，且深到幾乎已經成為「歐美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地步。上月底，惡名昭彰的世衛組織還說「沒有具體證據顯示，大眾戴口罩有任何潛在好處」。 雖然近來，拒斥口罩的大風向有所改變，但西方人嫌棄口罩的表情，仍然是揮之不去的媒體印象。不過，本文首先要向全世界醫護將士，因為長時間戴口罩，以致留下深深的壓痕血跡，表示不捨與感激。當然，醫護不會排斥口罩。 這裡要談的是普羅大眾，尤其是女性，特別是歐美女性。這個理論被提出，雖然不是很正式、很學術，但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驗證，是否為真？根據前年二月廿一日自由時報報導：日本富士電視台節目《summers的神疑問》針對「女性戴上口罩為何變得更可愛」進行實驗與分析。節目在街上找到一百位戴著口罩，且願意接受街訪的女生。 她們先是回答為何戴口罩？答案不外預防感冒或已經感冒之類，接著，主持人提出「脫下口罩」的要求，結果，只有四十五位女生願意在攝影機前脫下口罩。令人驚訝的是，據網上流傳的YouTube相關影片顯示，觀眾反應一面倒，認為女生戴上口罩真的比較美，甚至有人誇張地說，看到第三個女生脫下口罩時，因為與想像的落差太大，差點昏倒！ 後來，節目訪問了東京立正大學心理學教授內藤誼人，他分析：女生戴上口罩之所以會被認為變美，主要是因為「人類大腦會自動對看不到的部分進行補完」，而有關這項本能，內藤教授提到「理想化」這個心理學名詞；換句話說，觀察者會往「美」的方向，自行修補被口罩遮掉的部分。此外，太陽眼鏡與圍巾也有相同效果，會自動將女生的容貌「理想化」。 據報導，已經有歐洲時尚名牌投入口罩生產，不過仍不脫時尚精品本色，太精緻、價太高，怕只能典藏，無法普及。其實重中之重在於，歐美女性當重新定義口罩：它不僅捍衛妳的健康，它也會理想化、漂亮妳的臉！ （作者為資深媒體及廣告工作者）

針對沈伯洋的這個題目，我的答案是「台灣操控世界輿論」，台灣難波萬沒有聽過嗎？要不是台灣，全世界不會有人叫武漢肺炎，或是中國病毒，背後陰謀的操控者就是台灣，台灣不只攻擊黑人，還攻擊白人，尤其更可惡的是攻擊花貓！ 安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風險評估，知道主要威脅的來源在哪裡？WHO 非常清楚的認知他們主要的威脅，不是影響世界健康的病毒，而是台灣。 但台灣知道影響自己安全，主要的威脅是誰嗎？這個問題太大太複雜，所以先問一個小問題： 以視訊會議軟體系統資訊安全的風險評估來講，主要的威脅到底是誰？ 1 美國政府 2 中國政府 3 Zoom公司 4 台灣政府 5 駭客 6 提供內容的老師或公司 我想很多人的答案就是台灣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資訊安全沒有人是局外人，但能分清風險的優先順序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台灣的資訊安全教育真的很困難，主要原因我覺得有幾個，一個是邏輯思考訓練的混亂，因為當全部都是威脅可能的時候，沒有辦法搞清楚誰是重大威脅的優先順序。第二個是沒有安全的概念，一個移民逃難的社會結構，能夠用就好了，還要考慮什麼安全。最後一個是不重視專業，資訊安全是非常專業的事情，尤其資訊安全管理，許多懂資訊的人往往不懂資訊安全，更不用說資訊安全管理。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被中國某個節目引用：「如果你認為技術可以解決你的資訊安全問題，那麼你不明白問題，你也不明白技術。 」 這句話可以稍微改一下： 「如果你認為資訊安全問題不是政治，那麼你不明白問題，你也不明白政治。」 其實資訊安全是很政治，組織安全政策（Organization Security Policy) 所定義的敵人不同，資訊安全管理的措施也就不同。 有些人認為譚德賽的話很好笑，其實一點都不好笑，「如果你認為醫療健康問題不是政治，那麼你不明白問題，你也不明白政治。」

為了因應日益升高的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嚴重影響，除了第一階段所編列的600億元特別預算，及移緩濟急的400億元，共1千億元紓困振興經費外，行政院日前再召開臨時院會，通過第二階段紓困方案，總計規模達1兆500億元，紓困特別預算將追加1500億元，以紓困、振興為宗旨，希望達到「企業不能倒、就業不能失、物流不能停、金流不能斷」的最大滾動目標；此外，政府更為了刺激消費，已拍板發行每人每月上限1000元的酷碰券。 但國民黨立委卻認為，現在美國、日本、新加坡也早已發放現金紓困，目前情況下，發放現金對民眾才直接而方便。但事實上，紓困、振興經濟，真的只有發現金這一個方法嗎？發現金真的能夠達到振興經濟的預期效益嗎？ 如果已經有過去不成功的消費券例子，為何國民黨還要執著在「用現金換民調」呢？（資料照）     2009年馬政府執政時期，為了提振經濟，曾經舉債856億元大張旗鼓發行消費券，每一個國民都可拿到3600元。當時經建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原先預估大約能提升0.66%的經濟成長率，但經建會事後曾委託調查，發現在考量加碼效果下，消費券的替代效果就達67%，不考量加碼效果更高達76%，顯見民眾不會因消費券就增加額外消費；其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僅為0.28%至0.43%。 連當時的審計部報告也指出，由於替代效果偏高，最終僅能提升0.28%至0.43%的經濟成長率，顯見當初經建會的預估實在太過樂觀；此外，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團隊當時的評估，也只提振了330億元的效益。所以消費券真的就是振興經濟的萬靈丹嗎？就2009年消費券的前車之鑑來看，「消費券經濟學」的確是欲振乏力的。 也因為有了馬政府時期消費券失敗經驗的借鏡，政府以顧家庭、護弱勢、挺企業、顧產業、挺就業、渡難關、拚防疫等方式，延緩還貸、利息降低、公股行庫利息再減碼、電信費用緩繳、瓦斯費減免、弱勢老人身障者每人加發三個月生活補助，每月1500元、中小企業加碼2000億元......等等眾多措施，除此之外，政府也提供服務業及製造業薪資補助，預估有66萬名員工受惠；並補助計程車、遊覽車駕駛，對於年輕人提供「安穩青年就業方案」，對失業者提供擴大公共服務，提供約100萬名水電工攤商等自營工作者薪資補貼。 換言之，政府不再以過去馬政府時期的經濟舊思維，給現金讓民眾去消費，但又無法保證大家一定會消費。依照台灣人民愛儲蓄的特性，台灣的超額儲蓄率一直處於高檔狀態，2019年是12.45%，主計總處甚至在2019年底曾預測，2020年超額儲蓄率將由12.45%彈升至13.55%，看來台灣人偏好未雨綢繆、愛存錢的天性實在是很難改！ 振興經濟是不是只有發錢這一條途徑？恐怕並不是那麼絕對！所有的政策除了效益的預測之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人民的消費習慣與生活特性。如果已經有過去不成功的消費券例子，為何國民黨還要執著在「用現金換民調」呢？ （時事觀察者）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王育敏及陳學聖兩位前立委近日分別掽擊政府的口罩政策，批評政府在口罩控管黑箱作業，甚至在政論節目掽擊政府捐助他國口罩政策，他表示，「我樂於捐口罩，但請先問過我！」陳前立委，您的批評完全忽視政府施政的急迫性，完全不顧國際正因武漢肺炎疫情大肆漫延，歐美國家因醫療設備與物資不足，陷於慘痛災情之中，亟需協助的時刻，盡己之力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不是家中長輩、學校師長自小即教晦的嗎？切勿腦中所記的完全是意識形態作崇，為反對而反對。記得去年總統競選期間，您誣指派出所警員不借廁所的指控嗎？為自己爭存在感，搏版面，不惜謊言連篇，能獲得選民肯定嗎？無法連任立法委員，其來有自，您檢討過了嗎？ 前國民黨立委陳學聖日前在臉書po文說：「我樂於捐口罩 但請先問過我！」。（資料照）（翻攝自YouTube）     台民黨幹部不惜捏造事實，以抽不到籤、再以自己因工作關係買不到口罩的謊言打擊政府威信及前線救災醫護人員士氣，事後僅以臉書道歉，居心何在？黨高層表態了嗎？ 林珍羽日前於同事臉書留言惹爭議。（圖：網友提供）     在野黨監督政府施政，名正言順，口罩的生產過程、數量也並非不可公開，要如何公開？ 首先，口罩製造商家數不只一家，各廠家規模大小、採用的機器設備也不一定相同，口罩的製造成本當然會不同，生產量、成本價乃各廠家的最高商業機密，一旦公佈，日後救災任務完成，回復市場機制時，要如何與國內、外其他廠家競爭？我不知道目前政府徵收口罩的價格是否單一價格，但各廠商臨危受命，日夜趕工，不計血本一心為國為民，為救災而奮鬥貢獻，在為國為民奉獻心力之後，口罩廠家的商業利益如何確保不可不加思考。在野黨在此一救災如救火時刻提出質疑是否善盡社會責任，兼顧社會觀感？切勿為反對而反對，辜負口罩業者為國人、為世界犧牲奉獻的偉大功勳。 （商）

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這下慘了！不但成了公認的中共幫兇，還成了世人詛咒的對象！現連署要求下台亦已近60萬人，朝百萬人邁進！ 由於世界衛生組織（WHO），自武漢肺炎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屢遭國際指控替中共擦脂抹粉，如今就連WHO最大金主的美國川普總統也忍不住開炮了！ 他在昨（7）日就透過推特譴責，一路盛讚北京防疫工作的WHO譚德塞，只把美國當金主（凱子），辦事卻「以中國為中心」，這次「真的搞砸了」！今天除在白宮記者會猛轟外，甚至揚言要凍結美國提供給WHO的資金。 根據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統計數據，美國是世衛組織的最大資金來源國，2018-2019年度貢獻了8億9300萬美元。 雖然中共提供給世衛組織的預算遠少於美國，2019年僅有8600萬美元，卻趁美國川普政府在聯合國懈怠之際，積極擴大自身影響力。 川普連兩天炮轟譚德塞，非同小可！除有美國國會力挺，英歐盟日印諸國亦紛予支持，復巳形成「圍堵」WHO及中共的力量，更是打譚德塞給北京看！（按：川普近期民調為任期內最高，平均近5成以上） 川普7日的推文就直接點名「世衛真的搞砸了。」他直言，「出於某些理由，世衛資金主要由美國而來，但非常以中國為中心。」像美國上月3日還不到百例，目前已淪為全球第一大疫區，逾37萬人確診，比居次的西班牙遠多出23萬人，全球疫情至今更無退燒跡象。並放話，「我們會好好檢視此事。」他還說，世衛先前甚至曾建議美國繼續對中國開放邊境，「幸好我拒絕了」，「WHO怎麼會給我們這種爛建議呢？」 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見圖）遭中國以外的各國輿論及首腦炮轟，需對武漢肺炎疫情失控負責。（歐新社）     而在今天的白宮防疫記者會，川普更是火力十足，他說，疫情起先在中國爆發時，他選擇對中國實施邊境管制，遭受到了各方批評，連WHO竟也發聲明指責，「我喜歡中國，也熱愛中國人民，他們是一群很棒的人，但我當時被冠上仇外、種族主義的帽子」，強調要是沒有及早關閉邊境，又會有數以千計的人喪命。 川普還提到，WHO給了美國很多不好的建議，「回想一下，每個階段他們總是說沒有問題，或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等到我關閉邊境，他們又說我做了錯誤決策，但現在來看是正確的決定，我們必須檢視這些現象。」 川普強調，「我們提供金援，但拿媒體的用詞來說，他們極度以中國為中心（China-centric），他們似乎總是站在中國那邊，但我們卻是在資助他們」、「回顧過去幾年，WHO對中國特別偏心，這是不對的。」（按：日本副相麻生太郎亦說，WHO根本是「CHO」），川普更揚言中止金援WHO，「我不是說我一定會這麼做，但我們會考慮」，認為WHO從美國獲取大量資金，所以他想要「重新檢討」。 其實，川普在3月中旬就提名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上將、衛生部助理部長吉羅伊爾（Brett Giroir）為WHO執委會美國代表；WHO執委會由34名全球公衛專家組成，而美國的代表直到目前仍從缺。也就是說，執委會可以影響秘書長（或稱總幹事）的去留。 而在幾天前，「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便已報導，世界衛生組織被質疑協助中國隱瞞國內的武漢肺炎疫情數據，美國國會內部要世衛秘書長譚德塞下台的呼聲越來越高。（Calls Mount for WHO Chief to Resign）！ 內文提到，儘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對國際社會沒那麼坦白提供資訊，譚德塞仍不斷稱頌中國控制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情的措施。 而美國情報單位一份機密報告近期做出結論，中國在境內疫情擴散程度及死亡人數上扯謊。 多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昨天受訪表示，最近事態發展證明譚德塞不夠格擔任世衛祕書長一職。聯邦參議員麥莎莉（Martha McSally）說：「譚德塞欺騙了全世界，從這場危機一開始，譚德塞就只是複述中國政府的論點，甚至推崇中共因應疫情的『透明度』，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中共政權隱瞞疫情嚴重性。」 麥莎莉表示：「世衛組織在譚德塞指揮下，數個月來一直掩護中國，同時試圖迴避自身沒能成功對付病毒的責任。這場騙局是以人命為代價。」 報導還指出，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審查訊息、迫使想要對疫情做出示警的醫師噤聲；然而，譚德塞仍多次讚揚中國因應疫情得宜。 參議員薩斯（Ben Sasse）就指出：「世衛組織應該對抗疾病，不是伺候暴君。我們正處在公衛危機中，但等到美國人戰勝病毒後，我們就得好好來跟世衛組織算總帳。」 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也說，世衛組織應在處理疫情告一段落後要進行改革。克魯茲的辦公室發言人說，「世衛一直以犧牲全球衛生和控制疫情擴散作為代價，向中共意志低頭，包括淡化疫情嚴重程度，以及有計畫地排除台灣。......克魯茲認為，世衛組織已喪失有效運作所需的可信度，因此迫切需要重新評估領導階層。」 另參議員史考特（Rick Scott）亦呼籲美國中斷給世衛組織的資金，因為世衛幫助「共產中國隱匿」疫情。 連川普競選團隊資深法律顧問艾利絲（Jenna Ellis）都向媒體指出，中方冷血的預謀行為，在刑法上相當於「一級謀殺」，團隊打算採取法律行動，包括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或透過聯合國處理。 事實上，許多疫情嚴重的國家，莫不譴責中共和譚德塞，現在英國更是隨後追擊！光是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罹患武漢肺炎，在當地時間4月5日送醫治療，復在6日晚間病情加重轉入加護病房。7日強森在醫療團隊的專業建議下，入住加護病房，強森也指示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在「必要時」代理首相職務。令英國舉國譁然，亦震驚國際！ 目前英國國內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迄今已超過5萬，造成至少6159人死亡，此時領導政府的強森傳出住進加護病房，已對英國防疫及民心穩定造成不小打擊，而不識相的譚德塞却在推特表達祝福，反遭大批網友圍剿怒嗆譚德塞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千萬人因你們而死！」 網友們紛紛在推文底下留言，痛批譚德塞與習近平「存亡就掌握在你手中，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因為你而被殺！請給我們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個人把流行病帶到了全球，還在這裡演戲，真應該被解僱」、「請提供他治療，只送上祝福不會有任何幫助」、「人們因為你誤判疫情而死」、「你應該辭職！」、「就是你把他送進加護病房的！」、「向您送上衷心的詛咒，地獄將很快接收你」等等，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連歐洲議會瑞典籍的議員威瑪斯（Charlie Weimers）都發文說譚德塞「雙眼被中國蒙蔽說瞎話」，猶以政治哏圖砲轟譚德塞「被五星旗口罩蒙蔽了雙眼」！ 《BBC》報導更指出，中國和WHO沆瀸一氣，英國內閣大臣戈夫（Michael Gove）就認為「中國的一些報告並未清楚說明疫情的規模、病毒特性與傳染性」，而英國的醫學專家已經警告政府，中國的真實病患人數可能是其官方人數的15倍至40倍。無怪英國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都說：「中共為保護該政權的形象，操縱了關於病毒的重要信息。」顯然目前英國政府已將重新考慮與中共的關係。 每日郵報報導， 倫敦頂級智庫約翰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近日還表示。若追究「病毒」罪責，國際社會索賠可達3.2萬億英鎊。 美國近日已將疫情比擬為「珍珠港事變」與「911恐怖攻擊」，曾在川普政府任職的前白宮首席策士班（Steve Bannon）表示，即使不涉及製作生化武器或實驗室外洩，就隱匿疫情和延後通報等罪責，應對中國政府進行「紐倫堡式」審判。 班農指出，台灣早在去年已向世衛組織警告，武漢肺炎會「人傳人」，WHO秘書長譚德塞也知情，1月14日竟還引述中國官方說法稱「不會人傳人」；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前都在隱匿。無異是「助紂為虐」！對此，他呼籲，應全面調查病毒是否源自「武漢P4實驗室」。 所謂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又稱「歐洲國際軍事法庭」 ，是盟軍於二戰結束後，在德國紐倫堡市舉行的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根據國際法和戰爭法對納粹德國進行起訴，有許多人在審判或執刑前輕生；在亞洲則有「東京大審」，正式名稱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簡言之，中共元凶固難逃國際審判和天價賠償的命運，而譚德塞亦是共犯，恐將是法網難逃了！ 中共鷹派官媒「環球時報」，亦體認「衆怒難犯」的嚴峻危機，亦知後果堪虞，乃於日前發表社論，指「新冠疫情必將嚴重衝擊世界秩序和國際格局，導致一系列動盪甚至失控的出現。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會有更多大爆發的機會，中國有可能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轉移國內失望和憤怒的頭號標靶。衝動和不理性將在西方世界代替應有的反思，中國或面臨比疫前嚴重得多的國際政治風險！」 看來中共的大外宣，千瘡百孔，可以免了！只有認錯、道歉、贖罪為上，因中共己違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原則「絕不爭霸，韜光養晦」！若仍硬欲從軍武戰略對抗壓制美西諸國，那將是死路一條！還將無辜人民陪葬，等於自尋絕路！

韓國瑜陣營說罷韓提前連署違法，這完全就是在曲解法律。 韓國瑜引述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5條是這樣。只要有一般法律常識的就知道，「但」是補充前面的條文。 「但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必須配合前面的「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一起看。 所謂的「不得罷免」這個但書，因為是要補充前面的條文，所以省略了主詞、受詞，只剩動詞。完整的原意是：但「公職人員」就職未滿一年者，「原選舉區選舉人」不得「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 這個但書就是很純粹規範，要滿一年才能向選委會提出罷免案。與選舉人是否串連提案，一點關係都沒有。 韓國瑜是不學無術、靠加分才考上大學的草包就算了，他的律師如果連這點都不知道，也真算是貪贓枉法了！

從台灣退出聯合國，世界就一直順著中國共產黨的意志，抵制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台灣數十年來，如同亞細亞的孤兒，被國際社會拋棄。然而台灣對於世界人類卻從來沒有遺忘，也一直承擔國際人道的實質責任。哪怕對岸那個不把台灣當國家的政權，面臨地震災難時，台灣人也是伸出熱情的雙手，慷慨解囊，捐款相助。這次義大利神父的號召，短時間內台灣人捐出了超過一億元，要幫助神父，協助他的祖國義大利度過難關。台灣人不僅知恩圖報，更難得的是大肚能容，對於中國長期的壓榨逼迫，台灣只求對方能夠善意對待，甚至以德報怨。 這次義大利神父的號召，短時間內台灣人捐出了超過一億元，要幫助神父，協助他的祖國義大利度過難關。圖為83歲何姓婦人，捐出自己辛苦排隊而來的口罩，以及1天賣菜所得，親手交給神父呂若瑟，「這是我的一點小心意。」（資料照）     正因為中共長年以來費盡心機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台灣要靠自立自強，才能堅苦卓絕地生存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中。這樣的自立自強反而幫了自己，正所謂的得道多助，加上台灣人的善良熱情，這樣的民風更顯現出對於這次國際上武漢肺炎的嚴峻疫情，不僅不計前嫌，反倒熱情大方地慷慨相助。 相較於中共先前的「掩蓋疫情」，到現在的靠各國疫情，政治操作的假情假意，甚至大發災難財，賺全世界受害國家的錢，中共的一切作為，完全不以人道為出發點，處心積慮只為了鞏固自己政權做打算。中國人民的良知，早已被中共的邪惡，造成了價值錯亂，為了生存在邪惡政權的淫威下，出賣自己的良心，中共是可惡的，中國人民是值得憐憫的！ 隨著全世界武漢肺炎疫情的惡化，台灣能為世界付出的越來越多，除了輸出救命的醫療用品，台灣其實是在跟世界宣揚一件事，人類的善良誠實才是世界和平幸福的希望。世界長期以來雖然放棄台灣，台灣人卻從來不曾放棄世界，世界永遠少不了台灣！ （水里國中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