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復行視事，影響了台灣近來的命運。圖／網路資料照   1950年3月1日，是改變台灣命運的一天，也是關乎近代亞洲及全球局勢的一天。國共內戰大敗而撤退台灣的國民政府，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建國，面臨失去「中華民國」法統地位的威脅，恐一併連帶因而「失格」的各民意代表籲請下，引退的蔣中正宣布「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此後開展近半世紀的「一中各表」時代。 然而在台灣解嚴、政黨輪替，本土意識全面萌發後，對當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蔣中正及國民黨政府以「台、澎、金'、馬」為「反共復國」基地，有更廣泛性的資訊與研究，對於「中華民國」遷台，是流亡政府、還是軍事佔領的爭議，至今未止。 余紀忠、王惕吾呼籲支持蔣復出 1949年，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國內戰中敗退，蔣中正1月21日於中常會臨時會中宣布暫行引退，發表文告：..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國，因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同年年底，蔣中正決定將國民政府遷移台北，12月7日晚行政院舉行會議，通過國府遷設台北，發布「總統令」。但名義上代理總統的李宗仁稱病滯美，不願返台，遷台的國民政府群龍無首。 1950年1月1日，空軍全軍代表大會召開，各單位代表近千人參加，會場外掛著醒目標語「推翻憲法」、「重新革命」，引起國內外媒體注意。「推翻憲法」意味將使民國1948年行憲後產生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與國大代表也都「失格」；因而中央民意代表紛紛求見引退避居「草山」(陽明山)的蔣中正，恭請復出之聲不絕，包括創辦《中國時報》前身《徵信新聞報》與《聯合報》的老闆余紀忠、王惕吾，也呼籲社會各界支持蔣中正穩定局面。 蔣中正復行視事文告及當年「籲論的支持」。圖／維基百科 李宗仁稱蔣復職是「違法行為」 3月1日，蔣中正宣布復行視事總統一職，台北市中山堂前一片歡呼之聲。而曾大力呼籲蔣中正復行視事的王惕吾與余紀忠，後均長年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成為台灣早年最成功的兩位辦報人。 蔣中正復行視事文告指，「復於一月二十一日依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將總統職權交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爰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但此文告是否合乎《憲法》第四章「總統」之章，極具爭議。主要在於《憲法》並無引退總統可復行視事之條文；而法理上，此段時間李宗仁仍是名義上的「中華民國總統」，故形成「總統雙胞案」。 在美的李宗仁不甘「被解職」，奮力一搏，亦在美發聲明表示：「我的任職時間為從上屆選舉到下屆選舉，它永遠不能被解釋為，代替即將離職的已不再做任何事情的前任總統」、「在民主的歷史上，蔣介石的復職是最嚴重的違法行為。」然而，隔天美國白宮發布新聞稿表明立場，承認蔣是「中華民國政府」總統，確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統獲支持，蔣勝出、李敗退。 史上評價最極端的政治人物 「復行視事」宣告在《憲法》上的疑慮，直至1954年5月20日，舉行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二次總統選舉，由國民代表間接選舉，經過兩輪投票後，代表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蔣中正以1507票懸殊比數擊敗獲得48票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對手徐傅霖連任第二任中華民國總統，才獲「形式上」的解決，但蔣中正此後一直擔任總統至1975年4月5日過世為止，實質上台灣仍在蔣氏專權統治之下。 蔣中正是近代評價最極端的歷史人物之一，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將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稱蔣是二戰時期最偉大兩三位領袖之一；但同期間駐華的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則評價蔣是一條貪婪、固執和寡情之響尾蛇。在台灣，也因為其獨裁作風，與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遭致批判，隨著1987年解除戒嚴、1996年首次人民直選總統的政治民主化後，蔣中正在台灣逐漸去「神格化」。 最具代表性的，可由早年為紀念蔣中正而興建的「中正紀念堂」，近年民間拆除的聲浪極高可見一斑。由於「中正紀念堂」蘊涵的意義到建築本身，皆富濃厚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形態，而近年已轉社會、政治運動的集會地點。2017年2月25日，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更宣布將對中正紀念進行一連串轉型措施，包括蔣氏相關商品下架，不再發放威權統治者的文宣品，也將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以期去除威權崇拜。 但蔣中正確為近代歷史上一號舉足輕重的人物，英國威權的《經濟學人》雜誌直到2015年仍以「戰後中國，或者蔣的中國」（Post-war China, alternatively Chiang's China）為題論述，認為當年若蔣氏未輸掉國共內戰，不會像毛澤東般消滅私人企業，強迫農民把土地交給「人民公社」，以致飢荒加速，鄉村發展至今仍深受其害，也不會讓中國陷入1960與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動亂。此外，亞洲的戰略地圖也會非常不同，蔣不會支持北韓1950年侵略南韓，但其反共與仇日的情結，會讓中日之間的敵意使東亞安全局勢更快變糟、當時的世界冷戰也會更趨嚴重。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蔣中正 蔣總統復行視事之謎 蔣介石在台「復職」與李宗仁在美抗爭 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 經濟學人：《若蔣介石贏內戰 亞洲大不同》

  都已經是民主化的當下了，台灣社會還在「蔣公」。請問，你的阿公姓蔣嗎？是的，「蔣公」就是民主的荒謬。圖／取自於維基百科，攝影者：Minghong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這個日子裡，傳出不少拆除「蔣公」銅像的消息，2015年，不少大學校園也將蔣介石銅像化身為「裝置藝術」。「蔣公」是誰？有人叫他蔣中正，西方人稱他為蔣介石（Chiang Kai-Shek）。蔣介石在西方學術與媒體眼中，與dictator（獨裁者）這個字眼是相關連，dictator這個字也使用在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身上。可笑的是，西方稱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democracy），但台灣卻四處矗立著獨裁者蔣介石銅像；而且，大家還習慣稱呼蔣介石為「蔣公」。 都已經是民主化的當下了，台灣社會還在「蔣公」。請問，你的阿公姓蔣嗎？是的，「蔣公」就是民主的荒謬。台灣威權統治年代已經隨著民主化而結束，但是台灣人對於獨裁者的個人崇拜卻從不曾停止；當有學生高喊蔣介石銅像滾出校園時，卻有批評指責學生的行為是在製造衝突、破壞和諧。 1990年代初期，東歐共產解體，東歐國家紛紛將列寧等威權象徵的銅像移除，進入新的民主時代。就在東歐民主化的同時，台灣也加入民主化的行列。然而，當東歐對獨裁者銅像說不時，台灣社會卻有許多人致力保護獨裁者銅像；當東歐致力轉型正義時，台灣對轉型正義竟是卻步不已。 蔣介石與蔣經國以特務統治台灣，特權橫行、白色恐怖、迫害人權，加上全球最富有的黨產，這些與東歐共產國家並無二致。1990年代初期，東歐展開轉型正義，追究過去獨裁、威權政權的罪行。東德在兩德統一前自行籌組黨產調查委員會，清查前共黨黨產及特務對人權迫害的問題。立陶宛除了維護受害人權益、黨產歸還國家等等，也拆除威權時期政治人物雕像，豎立轉型正義紀念碑。前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人員，更被限制在特定時間內不得進入政府工作。匈牙利除了轉型正義清查措施外，更以黨產公投處理被私有化的黨產。台灣呢？ 2015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許多大學發動將蔣介石銅像化身「裝置藝術」活動；201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各地均有拆除蔣介石銅像的呼籲。以上這些都是要凸顯蔣介石必須為二二八事件負責的行動。根據在1992年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公布之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計約有1萬8千至2萬8千個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 二二八事件中有數以萬計的受害者，但從來沒有加害者，也從沒有人需要負責。血洗高雄的要塞司令彭孟緝不是加害者；二二八事件中強調「寧可枉殺九十九、不願放過一人」的警總參謀長柯遠芬不是加害者；要求蔣介石派軍台灣的陳儀不是加害者；派軍鎮壓屠殺台灣人民的蔣介石也不是加害者。有受害者，卻找不到加害者，無怪乎二二八從來不會有真相；而且，更荒謬的是，西方學術界、媒體界眼中的獨裁者蔣介石，迄今還是你最尊敬的阿公：「蔣公」。

這一陣子大家專注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以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是否能重新獲得蔡總統支持，有機會在立法院復活？以及中正廟的轉型問題、二二八元兇的真相…等等和台灣人歷史悲劇、主體意識相關的議題，有一件和新政府有關的，有可能會發展為政治醜聞，而讓大家難以辯解的新聞，反而被忽略了。 昔日鐽震案害慘綠營 「雙仁」又重出江湖？ 根據「上報」報導，民進黨最大派系背後的兩個影武者，新聞界慣稱「雙仁」的邱義仁及吳乃仁，在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又要恢復「雙打」組合了──最近他們利用蔡政府的國防自主既定政策，找到了「潛艦國造」這一塊充滿商機利益的介入點。而由於邱義仁是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就由邱向日方表達，「我方潛艦國造技術合作的需求性」；「並委由吳乃仁與前軍備局長吳偉榮，整合國內造船業界的資源」。 然而「雙仁」就是昔日鬧得烏煙瘴氣，鐽震案的兩大要角！此舉「讓造船業界相當不以為然」。 「鐽震案」就是在二ＯＯ八年，陳水扁政府已經面臨倒數計時，即將交出政權時，忽然冒出的政治醜聞。當時的扁政府，連三歲小孩也知道正在準備打包走人，再隔不到一個月總統大選投票時，必然輸得很難看──當時整個綠營已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馬英九即將率領藍軍復辟；在那樣的時機，卻忽然爆出國防部與中鋼子公司、中華電信子公司聯合出資（預定四億五，先拿出八千萬資本額當開頭），在匆忙中成立鐽震公司──日後將進行軍火相關買賣！ 簡單的說，鐽震就是一家軍火公司，由新潮流的吳乃仁當董事長（背後是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坦白說，當時我實在看不懂，大家都在準備打包走人時，這些人卻可以如此藝高人膽大，拿國家的錢去成立一家軍火公司，然後馬英九上台後，新系頭頭仍可以繼續經營這一家「民營」公司（設計好國防部出資四成五，未超過五成，就算是形式上的「民營」）──這表示新系已和藍營有關方面取得相當的默契了嗎？而眾所週知，當時雖然還在任的阿扁，其實已經毫無總統威望了，就是一副「待罪之身」，如此而已。當然在這中間，不會有任何置喙餘地。 新系已和藍軍取得這一塊軍火利益默契？那要用什麼回報藍軍呢？我想到還在辛苦競選，被扁家醜聞搞得焦頭爛額的綠軍，其參選人，不免替他抱不平。另外，我也想到西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當時新系的好友陳文茜曾告訴統媒，「民進黨的大派系新潮流，將支持民調最高的宋楚瑜（或明？或暗？）因為他們心裡很清楚，未來外省人當總統時，一定要和本省人的團體合作，統治上才不會出現動盪；而這裡面，新潮流將是宋最好的選擇；而支持宋也是新系最大利益」。那麼同樣的戲碼，二ＯＯ八年再演一次，應該也是順理成章。 二千年大選，阿扁得票才39％， 若非連戰拿了23 %，聲勢最高的宋是會當選。民進黨某大派系有沒有暗助宋我們不知，但最少我的感覺是很消極在挺扁的，還拼命做文宣打聲勢最弱的連。我在當時也曾經提醒扁這件事，但扁說他也很無奈，「我總不能我自己一個人在選」，因此仍委由該派系操盤…。 二ＯＯ八年選前冒出的鐽震案，讓綠軍的選情雪上加霜。後來因輿論譁然，且當時大選即將投票，公司就匆忙解散了，前後不到二個月（一月成立，三月解散），國防部長李天羽還為此醜聞下台（由新系的副部長蔡明憲接任，可見新系在此領域原本布局相當深）。扁在台中坐牢時，我去探望他，他有所感說：「新潮流最自私啦，心中只有派系利益，沒有台灣，也沒有民進黨」。扁當過八年總統、四年北市長，始終和新系結盟，最後卻有此評價，內心應有罄竹難書的，關於此派系的故事吧。 單純的小英政府 當留心「潛艦國造」的背後影武者 現在，陰魂不散的「雙仁」又來了，這一次，政治素人總統應該更難抵擋這種派系攻勢吧？根據報導，「潛艦國造」必須先取得潛艦外殼，才能向美方爭取系統整合技術。而日方又有封存的潛艦外殼，因此，這個「亞東關係協會」的頭銜就派上用場了。 而新系布局在府內與內閣的繁複角色，要串連處理此事，並瞞著小英總統，應該也不是難事。現在是因為某些造船廠看不過去，而透露出來，才有此訊息。但我相信其他傳統主流媒體應該不會報導，因為該派系的媒體公關太有經驗了，自會打點的很ＯＫ。 可惜單純的小英新政府，卻去沾惹這種病毒，證之從前，未來應該不妙也──我現在也搞懂了，邱義仁一直不配合日方正名「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節奏，將不知所云的「亞東關係協會」，也正名「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原來他正忙著這些，且擔心正名會招惹和此利益無關的麻煩吧？ 本文來自http://www.peoplenews.tw/news/d9479109-1ab6-4cf7-bf1c-f7be879822c5

  「伊斯蘭國」（IS）近年積極在海外招募女成員。日前印尼官員透露，一名在台工作的印尼女外勞因涉嫌加入IS，在台被捕，23日已遭遣返。圖非在台被捕的當事人。翻攝Spirit網站 台灣首次參與反恐行動，是今年2月21日配合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逮捕一名印尼女性外勞，並交由印尼反恐特種部隊押回審訊。 本案源於近年來IS（Islamic State激進組織「伊斯蘭國」）（「激進組織」即中國媒體習稱的「極端組織」）在世界各地積極招募女成員，並把爪牙伸入台灣，而這名女子身涉其中。據報導，此事在台灣並非個案，還有其他8名可疑人。我國安系統與美國FBI的反恐作為，有一定的合作機制－美方提供恐怖份子名單給盟友，我方則以「阻絕於境外」為首要目標。但，為免引發恐慌、或公卿變事主，向來「只能做不能說」。 此外，政府應應採納專研恐怖主義的學者──中正大學戰略及國際事務所所長林泰和（作者按：林泰和，中正大學戰略及國際事務所所長，2016年5月11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言至今仍有效，言恐怖主義不單指「伊斯蘭國組織」）的建議，快跟上世界腳步，重視恐怖主義的相關立法。 台灣和IS唯一沾上邊的一次，是2015年2月底，有個支持IS的推特帳號貼出台北101被炸起火的照片 。那時，是因為歐巴馬點名台灣為亞太地區反IS的會員國之一（有網友戲稱：台灣終於獨立了！）如果仔細看那影片，台灣只匆匆出現1秒，也不是影片訴求的重點。所以，大家都說「不用怕」！ 也是，因為我們是國際上的弱勢，也不曾招惹過IS，雖然參與國際反恐，但僅限於人道與醫療援助，並未實際派兵參與戰爭。若IS真的要對亞太地區國家發動恐怖攻擊，日本、南韓、澳洲都是比台灣還適合的目標（XD）！台灣沒有宗教衝突與種族歧視、治安紊亂等鬥爭，人民有民主素養，IS想要直接招募台灣人當中的伊斯蘭信徒，難如上青天。 台北醫大的張國城教授在《台灣健檢書》一書中（作者按：《台灣健檢書》，張國城著，頁73「社會反思──風險社會的來臨與因應之道），也曾分析恐怖分子（平時）不會拿台灣做標靶的理由： （1）台灣跟歐美各國有時差，所以對恐怖分子來講，能見度不夠； （2）交通不便，國際航線大部分不會以台灣作為重要的中轉地； （3）台灣語文比較單一、外人容易被辨識； （4）台灣沒有陸地鄰國，撤離不便。 不過他也提到九一一事發前後，在阿富汗、伊拉克都發現蓋達組織的相關人士，遺有過境台灣的證據。 2016年8月，國軍漢光演習曾以「防範共軍潛伏在台灣的『第五縱隊』帶來的威脅」實施演訓，可見新政府對「加強國安警戒」已有知覺。至於舉世望名生畏的「穆斯林」，其實不是那麼單一。絕大部分散居歐美、東南亞的溫和派穆斯林，和極端主義的恐怖組織，不是同一夥的。可怕的就是後者總惦記著前者，也已開始串聯。 IS在東南亞，長期、有計畫地吸收馬來西亞、新加坡、南菲律賓和印尼等地－溫和派穆斯林中的聖戰士崇拜者，將這批人訓練成未來的烈士，以致力於建立「伊斯蘭祈禱（Jemaah Islamiah）」，這是一個東南亞激進極端主義的伊斯蘭恐怖組織。 我們固然不必對所有穆斯林都類化為極端分子，但IS的神權政府正一步步以宗教、民族的「同源體熱」進逼東南亞，招納原本愛好和平的穆斯林加入組織。 而此番，竟然還有在台灣的潛伏，值得國安機關警惕與深究！「恐攻不打台灣」說，僅指平時，別忘了還有「戰時」，那就是不到半年以後的台北世大運！粗估約有160個國家、12000名選手參與盛會（作者按：經詢問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協助網查。謂：最後數目尚未出來「國家數目僅目前最新估算，選手數目亦是推算」）。屆時，各國代表都帶著強烈的國家色彩、蜂擁抵台，一時間多國蝟集、媒體齊聚，不論車站、機場或超市，都挑逗著恐怖分子的蠢動慾望。 在此列舉淡大歐研所教授張福昌針對「台北2017世大運防範恐怖攻擊」所提的設計與作為（作者按：「台北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防範恐怖攻擊之設計與作為」，多人合著，收錄於《台灣與非傳統安全》五南出版）： （1）建立「國家安全策略」，有效整合國際、中央及地方之安全機構與資源； （2）重視運送選手之交通維安； （3）採取「隔離措施」將選手與粉絲區隔開來，以避免衝突發生； （4）防範「外來報復型恐怖主義」的滲透； （5）建立國內外情報網，以掌握恐怖組織及恐怖分子的動態； （6）加強海緣、港口與機場的人員管制； （7）加強國際反恐合作，以彌補國內反恐能力之不足； （8）嚴密飛航管制，劃定禁航空域； （9）動用正規部隊，協助重要地點之維安； （10）啟動監視系統，掌握人員流動。如果是有為的政府，相信已有預先規劃。

二十年都過去了，我設計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依舊躺在紙上。七十年都過去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依例鮮花眼淚，然而事件的真相與終極的全貌呢？ 其實我們都很假掰，元凶還在微笑卻能原諒，冤魂還在啜泣也能繼續和平。  

  筆者去年在嘉義辦理「人權小旅行—尋找嘉義市二二八事件的城市地圖」，有位國小老師分享為什麼參加這次活動。這位老師說：「我問學生知不知道為什麼二二八要放假？學生回答說：『紀念蔣總統！』學生也許開玩笑，可是坦白說，我也不是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 另外，我有一個在國中教公民的學生，前年告訴我：學生要他講述二二八，他先反問學生：他們所知的二二八是什麼？有個學生回答：「就一堆暴民，暴動破壞社會秩序，所以被打死，槍斃活該！」進一步問學生：「誰告訴你的？」「我們歷史老師啊！」 有個年輕人看到我臉書一張出席嘉義市二二八事件紀念會的照片，居然如此留言：「每年二二八就是民進黨再次強姦國民黨的節日，可憐受難者又再次被民進黨消費和污辱！」 二二八事件可以公開追思廿多年了，從上面三則我自己親身聽聞的實例，不得不讓人省思：究竟我們還有哪些做得不夠？為何七十週年了，除了各種不同政黨各自解讀的困境，更有學子荒腔走板的認知？個人認為主要的原因是：教育！ 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思的名言：「一個國家不可以有兩套歷史卻不互相對話。」以德國來說，自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當時德國總理伯蘭特到波蘭華沙猶太人受難紀念碑正式表達道歉，該賠償的、該追訴的轉型正義，到現在還在進行，更重要的是，毫不避諱的，透過教育，讓孩子了解過去歷史，避免歷史重演。 可惜，台灣至今並未建立主體性，導致我們的孩子熟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八百壯士的故事，卻不知道二二八事件時，台灣的青年，男生自發性成立自衛隊，保國衛民；女生則包飯糰，成立救護隊包紮傷兵。國民黨「教育成功」，使得許多人熟知林覺民與妻訣別書，卻沒讀過潘木枝先生、高一生等前輩的絕筆信！ 尤其二二八當年台灣一流的高中師生，以嘉義市來講，有嘉農、嘉中、嘉女和嘉商，許多師生投入這場英勇的戰役，慘遭犧牲，嘉農的校長蔡鵬飛展現教育家的風骨，拒絕軍人的恐嚇，而遭撤換！但至今校方從未在公開場合表達對這些逝去的前輩老師學長任何追思！ 筆者認為：追思二二八，要改變永遠是在教育體制外極少數人的參加與緬懷。至少明年開始，要從學校教育開始，公開默哀二二八死難者，讓學生知道紀念二二八的真實意義，不是「紀念蔣總統」，也不是空虛的「和平紀念日」放假！ （作者為退休教師，嘉義市政府二二八委員會委員）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是事件開始蔓延的日子，並非結束。陳儀以台灣行政長官身分，與台灣人虛以委蛇，地方仕紳組成調解委員會，表達自治化心願。但待蔣介石的軍隊從中國增援，清鄉的大屠殺悲劇就開始了。 以為法律是可以信守，自認參與調解是為了弭平事件的衝突，許許多多台灣知識份子、文化精英、仕紳，就這樣被屠殺。這種悲劇性開端，讓曾經期待所謂「祖國」，以為「中華民國」真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台灣人，從而背向中國。 挾持「中華民國」統而治之的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大屠殺，其實是預謀為其從中國流亡來台之統治舖路。其中，甚至有一些半山台灣人為共犯。二二八事件的保密局檔案，簽報舉發的文書裡，林頂立的簽名資料就是證據之一，其他還有許多黨國威權侍從列載在吳濁流的《台灣連翹》，不乏從來的達官顯貴。 中國國民黨據台統治展示的無法無天，台南的王育霖、台北的吳鴻麒都是法界人士，因堅持司法正義而被報復。花蓮鳳林的張七郎父子三人，也因為有守有為而觸怒軍人遇難。王育霖兄弟王育德流亡日本，成為台獨運動者，吳鴻麒雙胞胎兄弟之子吳伯雄隨侍中國國民黨飛黃騰達，是台灣人面對殖民性黨國的差異典型。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最嚴重的社會病理根源，它讓統治者與在地人民分別成為加害者和被害者。其實，中國國民黨也因恐共、仇共，加害被羅織附匪的戰後移入者，但長久掩藏歷史真相，導致許多受害的所謂「外省」族群陷於事件的加害者夢魘，背負莫須有的原罪，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受到影響。 戰後的黨國統治之惡，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都是為了獨占權力、掠奪台灣。一九五○年，中國易幟，仍以殘餘、虛構、他者體制的國家意理據台，即使民主化後被迫失去獨占性，仍極力杯葛台灣的國家重建，甚至連結滅其國體的共產黨中國。 二二八七十週年紀念日已過，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破壞、殺戮才正要從各地的調解虛晃招數拖延，蔣介石從中國增兵來台後開始。紀念二二八，不是紀念一個日子，是紀念一段原應是春天，卻仍像死滅寒冬的歲月。 （作者李敏勇，詩人）

長期以來，台灣一直面對兩個中國的脅迫，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台灣有了普選以後，中華民國逐步分裂為認同台灣主權獨立的華獨，與認同中國的中國國民黨特權階層；前者逐步與台獨合作，後者繼續打著非華獨的舊中華民國旗號脅迫台灣，並且進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勾結，讓台灣的局勢更加嚴峻。 這兩個中國，不只是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脅迫，還有文化上的脅迫，這種文化脅迫甚至滲透到許多人的腦海裡。除了買辦獨裁的黨國意識，還包括中國小農意識中的自私自利、缺乏包容性的狹窄心胸，以及觀察及做事的狹小格局、急功近利等。這些都是構成建國道路上大小阻力。 由於脅迫台灣的勢力非常強大，台灣在實現獨立建國的道路將相當漫長，還需要以弱對強的技巧。在這個情況下，台灣人民的團結非常重要，這不但是華獨與台獨的團結對敵，本土基本盤的團結更加重要，還要分化仍然受到兩個中國影響而仍未醒悟的民眾。當然，有一部分是至死不悟的，尤其利益纏身者，對他們不要抱有幻想。但是爭取最多的同盟者，仍然是我們的最大目標。這個團結是把台灣的主權獨立作為最大公約數，在這個基礎上實現轉型正義的改革。 取得政權是第一步，以轉型正義的改革清洗污泥濁水、開刀排毒是第二步。目前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各種矛盾衝突短兵相接。一方面是被改革陣營的狗急跳牆，壯士流氓傾巢而出，不惜把他們的下三濫面目暴露在陽光下；另一方面，改革陣營也出現急躁情緒，恨不得畢其功於一役，為此出現詛言穢語，把內部矛盾當作對敵鬥爭，兩個中國更是見縫插針、挑撥離間、以減輕自己的壓力並進行反撲。 有個歷史經驗值得參考：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中共遭受重大損失，領導集團被指為右傾路線；但是其後企圖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鬥爭，卻因為急躁盲動，犯了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損失比右傾更大，紅軍與根據地喪失九成，一直到一九三六年開始推行統戰，分化了國民黨，中共才得以喘口氣。期間，中共猛批蔣介石的「先安內，後攘外」政策，逼使中日開戰，中共漁翁得利，終於把國民政府打得流亡台灣。台灣內部、綠營內部，應該吸取這些即使是中國人鮮血換來的教訓。 以台灣目前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沒有國際環境的配合，也難以實現獨立建國。如果沒有美國，國民黨選輸後也不會輕易交出政權，因此台灣的小戰略如何配合美國的大戰略，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文化部著手對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停播蔣公紀念歌，今年起每年二二八關閉紀念堂一天。蔣介石的曾孫蔣萬安委員質疑：台灣已經民主化，應該要對蔣中正的「功過」有更全面的呈現，過去威權時代只講功，現在只講過，都只是用主觀的意識形態來呈現歷史，現在的做法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如此一問，很多人也不免自問：蔣介石的過罄竹難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對台灣何功之有？甚至，對中國何功之有？蔣萬安確實提了一個大哉問。 先說中國部分。蔣介石原為孫文的幹部之一，憑其軍事、政治攻略，一一擊潰其他的同志，復以透過政治聯姻，接收革命正統。從發跡之初到中日戰爭，他費了洪荒之力內鬥戰勝胡漢民、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接下來，國共鬥爭取代蕭牆之禍，平行展開於國共兩黨宣稱的對日抗戰論述。內戰為先，禦侮於後，不論八年或十四年，皆無法、無力將日本逐出家門。繼而，國共兩黨分享美國戰勝日本的紅利，不可說的內戰化暗為明。結局是，民族救星被毛共紅星摧毀，率領殘部轉進台灣，且把「接受日軍投降」當作「台灣光復」。 蔣介石在中國的功過，中國人民早已在一九四九年以行動投票了。蔣宋聯姻、四大家族、特務橫行、派系惡鬥、貪污成風…，種種民國法西斯化病症，把內戰潰敗的國民黨趕到台灣「一年準備、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新敗之餘，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側身國際民主陣營的防共統一戰線，繼二二八屠殺之後，在台灣從事白色恐怖，錯殺一萬，不放一個，本省外省，在所不論。目的只有一個：吹噓反攻神話，捍衛蔣氏王朝。 很簡單的回答，如果蔣介石在中國功大莫焉，怎麼會在幾年之間一敗塗地、逃來台灣？連蔣經國「打老虎」都功虧一簣的貪污共犯結構，逃來台灣會從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當然不會！相反的，法西斯化的黨國，來到小島小民的台灣，把白色恐怖玩得淋漓盡致，並且聚斂了舉世無匹的龐大黨產。二二八屠殺，槍口對準台灣人民；國民黨大軍壓境台灣後，「肅清匪諜（外省族群）」成了夙夜匪懈。今天，擁護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神化蔣氏者，豈是甘於認賊作父？ 再說台灣部分。國共內戰你死我活之初，蔣介石受降台灣，毛澤東挺進東北，幾年之間中原變色，國民黨只能寄居「借來」的台灣。有賴韓戰拉開國際戰略新局，中華民國在台灣成為民主陣營默認的「現狀」，其配置角色是防堵共黨勢力擴張。然而，蔣介石依舊不願雌伏於民主價值，對外宣傳自由中國，對內黨國威權統治，鎮壓自由派政治勢力、非黃埔系統不遺餘力。一九七五，終蔣之年，警總盤踞台灣，民主、自由、人權如無物，黨禁、報禁如家常便飯。 更恐怖的是，蔣介石留傳蔣經國，再留傳馬英九、國民黨人的遺產：絕不讓台灣人民（不論本省外省）自由決定前途，只能由中國國民黨當買辦，與中國共產黨私相授受台灣二三五○萬人前途的黑箱模式，直到國民黨完全在野，依舊是國民黨少數權貴之夢，甚至是國共的異床同夢。所以說，在二二八責任歸屬浮顯的今天，仍以有功有過之似是而非為元凶緩頰，只不過是詭異的遁辭。現在台灣人民還在乎這個人，不是出於「永懷領袖」，而是因為轉型正義尚未完成；而台灣人民，包括被欺壓的「本省人」，以及被欺騙的「外省人」。蔣介石如果有功，恐怕就是以其深遠的政治黑影，促成二三五○萬人有共同的覺醒！ 在轉型正義聲中，郝龍斌稱若沒有蔣介石帶領國軍保衛台灣，沒有八二三砲戰守護台灣，「台灣還能有今天的民主、自由和開放？」這樣的自我感覺良好都忘了，當年就是蔣介石「總裁」率領國民黨殘部，切割李宗仁「代總統」的中華民國，把中國的國共內戰引入台灣。而且，自由、民主與開放，還是台灣人民跨族群流血流淚的努力所致。在中樞紀念儀式，蔡英文總統宣示：「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要得到改變！這的確是遲來的宣示，而其行動更不能拖延下去了。二二八七十週年，台灣個別的與總體的受害者更迫切要問：盜匪甲為了逃避盜匪乙而竊據別人的家園，可以把之後的家園無恙視為己功而要求原主人感恩戴德嗎？

撫慰歷史傷痕 共生音樂節邁入第五年 〔記者蕭婷方／台北報導〕由青年學生自主發起、籌備的共生音樂節今年邁入第五年，昨於凱達格蘭大道登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為提醒青年世代不要忘記前人奮鬥的鮮血，活動以「欲行ê路」為題，先邀青年以遊行方式走踏二二八事件現場，透過「路」的意象體現台灣人走過的艱辛與坎坷。 二二八事件昨屆滿七十週年，由青年學生自主發起的共生音樂節邁入第五年，參與的學生舉行遊行紀念二二八，並在受難者群像前獻上白百合。（記者蕭婷方攝） 體現台灣人走過的艱辛「路」 同時，別於年長世代悲情與苦情的受難形象，活動也有獨立樂團陸續登場，以熱情的音樂悼念二二八事件，期許台灣能揮別歷史傷痕向前行。 昨天的遊行從當年二二八軍人鎮壓平民的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院）出發，途經當年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開會的中山堂，最後在凱道聚集，於二二八受難者群像看板前致上象徵「偉大的愛」的白百合。 隊伍還復刻一九八七年鄭南榕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的手舉牌與布條，除向鄭南榕致敬外，更代表年輕世代承接起對台灣歷史真相與反省的路。 共生音樂節總召蔡喻安表示，過去國民政府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查緝私菸，但真正引發全國人民激憤的卻是行政長官公署的掃射，希望透過重返當時民眾集結的路線，反轉過去的謊言教育。 活動現場也有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台灣農村陣線等超過四十個本土社團擺攤，向民眾闡述台灣島上各自關懷的社會議題、理念；至於「真人圖書館」專區，則透過政治受難者將自己所知、所想及所經歷過的生命經驗，傳達給參與民眾。 活動進行至傍晚，有數十名中華民國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成員，高舉「年金改革、先改政務官」、「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旗幟，並向參與音樂節民眾叫囂，但隨即由警力隔開。

李在鎔 面臨最高20年刑期 〔編譯魏國金／綜合報導〕調查南韓總統朴槿惠閨密干政案的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二月二十八日宣布，全案調查結束，將以行賄、侵吞、藏匿海外資產與偽證罪起訴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相關罪名若成立，李在鎔恐面臨最高二十年徒刑。在南韓檢方宣布後，南韓憲法法院表示，總統彈劾案庭審部份也告結束，憲法法官最快將於本月中做出宣判，若判決彈劾成立，朴槿惠將成為南韓憲政史上首位遭彈劾罷免的總統。 涉及南韓總統朴槿惠閨密干政案的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昨被南韓特檢辦公室起訴，罪名包括行賄、侵吞、藏匿海外資產與偽證等；圖為李在鎔上月二十二日被捕後，移送特檢辦公室。（路透資料照） 朴槿惠彈劾案 本月中宣判 四十八歲的李在鎔上月十七日因這起導致朴槿惠遭國會彈劾、停職的醜聞而被捕，重創南韓經濟重要支柱三星集團。南韓特檢辦公室在上月二十八日、該案調查最後一天宣布，除將起訴該科技財閥三代掌門人李在鎔外，也將以行賄與藏匿海外資產罪，起訴集團副社長崔志成、三星電子總裁朴商鎮、執行副總裁黃晟洙與企業策略室社長張忠基，該集團隨後聲明，崔、張與朴三人已辭職。全案共二十九人遭起訴，其中十六人，包括前文化部長趙允旋與一名前青瓦台首席幕僚於當日被訴，現任總統雖然不能被起訴，但特檢辦公室仍將朴槿惠列為犯罪嫌疑人。 三星集團聲明說：「對於所引發的社會爭議與紛擾，我們致歉。」並宣布廢除三星的重要神經中心「企業策略室」，三星將不再是三星集團，旗下各子公司將以各自董事會為中心獨立經營，可自行決定高層人事。企業策略室負責監督收購或涉足新企業等重大決定，其兩百名職員皆是從各分支機構欽點而來，在被政治人物指控是三星非法遊說的關鍵單位後，李在鎔去年十二月承諾關閉該部門。南韓企業調查網站「財閥網」執行長鄭淳燮說：「這是南韓『財閥管理』作風的重大變革」。 三星變革 子公司各自決策 朴槿惠六十五歲密友崔順實被控利用與總統的親密關係，逼迫南韓企業「捐獻」近七千萬美元（近二十一．六億台幣）給兩個非營利基金會，據稱崔將捐款挪為私人之用，其中三星是最大金主。李在鎔被控以三千八百萬美元（約十一．七億台幣）行賄，換取政府基金對一起合併案的支持，以鞏固他在集團的控制地位。 去年十二月被任命來偵辦該案的特別檢察官將歸建，因此其他涉案財閥，包括現代汽車與零售巨擘樂天集團則交由國家檢察官調查。去年十二月因國會通過彈劾而停職的朴槿惠，最快將於本月中旬面臨憲法法院判決，判決結果不接受異議，若判決彈劾成立，朴立即遭罷免，若彈劾遭推翻，朴將重返執政。

      蔡英文上午出席義光教會228追思禮拜，遭到4名民眾舉牌抗議，高喊「拒絕消費228」。   圖：柯昱安/攝   這兩天，幾個有心人跑到228新書發表會和義光教會鬧事。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2月27日，十幾個有心人跑到台大校友會館，擾亂陳儀深老師《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新書發表會。有人表演跌倒，想嫁禍給出席人士。他們辱罵高齡90幾歲的彭明敏，還把80幾歲的228事件受害者推倒在地。 今天他們鬧事的地點更過分：「第2次228事件」的林宅血案原址：義光教會。 1979年12月10日，「黨外人士」在高雄發起「國際人權紀念日」活動，在有心人的操作下，最後演變成流血衝突。當局將責任全部推給運動的發起人，並展開大逮捕。原本沒有積極參與這次活動，當天也沒上台講話的省議員林義雄，也在3日後被以莫須有的理由逮捕入獄。翌（1980）年2月28日，有人於當局嚴密監視林義雄住宅的情況下，潛入他家意圖殺害他的家人。林義雄的母親林游阿妹與兩名年僅7歲雙胞胎幼女林亮均、林亭均罹難，僅長女林奐均在重傷之餘、大難不死。 第一個趕到林宅發現事故的，是當時擔任林義雄秘書的田秋堇。她的母親田孟淑立即請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發動牧長們禱告。4月24日，高俊明牧師也因協助施明德藏匿而被當局逮捕。高牧師的夫人高李麗珍與長老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商正宗牧師、鄭兒玉牧師商議，以家庭禮拜來關心政治受難者家屬。這個家庭禮拜的成員，後來在得知林義雄夫人方素敏在遭遇經濟困難時，想將凶宅賣掉卻無法脫手，遂禱告將這個宅邸買下，建堂聚會，命名為「義光教會」。 義光教會不但直接淵源於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家庭禮拜，成立後更推己及人，致力於關懷其他的政治受難者。創會會友、美麗島辯護律師李勝雄在義光教會成立10周年時撰文指出，該教會「幾乎每一主日均為台灣的政治事件及政治受難者祈禱。所以，義光教會成為政治受難者及關懷者最喜歡來的教會。」 義光教會的228追思禮拜，對所有台灣人民而言，具有雙重意義，不但是紀念228事件，也是紀念台灣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上所有犧牲的人。到義光教會鬧事，也跟到靈堂鬧事一樣，天理難容。 既然如此，為何會有人做這種事情？ 以往，每年228除了會有想要追求真相的學者發表新書，一些黨國御用學者和所謂的「民間學者」也會出版著作，來將責任推卸給美國、日本，甚至長老會。但今年有心人顯然想以鬧事的方法，來左右輿論。而許多媒體不知是不察還是故意，也將這些有心人當成「民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只是不同立場的人互相爭論，形成「228事件未定論」的假象。 其實，派有心人砸場鬧事，是黨國體系行之有年的伎倆。當年美麗島雜誌社剛創立時，與特務機關有淵源的「流氓」就常去砸美麗島雜誌社在各縣市的服務處。周平德先生接受我學生訪談時，便曾證言「流氓」在高雄市的美麗島雜誌社分處搗亂後，雜誌社的人追出去，看到警察就站在門口，卻任由「流氓」逃逸，對雜誌社的人報案卻愛理不理。 台灣民主化之後，在許多黨國反撲的反民主活動上都曾出現「黑衣人」。他們若真憑藉集會遊行的保障而提出訴求，倒也是合法的權益；然而，我們也經常看到他們遊走於灰色地帶，採取恫嚇甚至暴力。當他們涉嫌違法時，警方卻經常姍姍來遲，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此我們要呼籲首都市長柯文哲，即便您習慣以騎腳踏車來逃避228事件，請別忘了守護市民是您的責任。別再任由有心人挑戰法律！同時我們也要呼籲媒體同業，別假裝沒看懂這些是有心人的把戲，根本不是「民眾」的不同意見！

  1945年國民黨劫收台灣，大量資源送往中國支援內戰，導致物價不斷飛漲，成為二二八的火種。二二八後通膨持續惡化，這張面額100萬元的紙鈔是歷史的見證。圖／取自網路   20世紀是人類最血腥的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蔓延大半個地球，造成一億三千萬人喪生，超過之前19個世紀的總和。僅僅是在亞洲，就至少有三場政府主導的屠殺：台灣的二二八大屠殺（1947），南韓的光州大屠殺（1980），中國的天安門大屠殺（1989）。三場屠殺的起因和背景有不同，但性質一樣，都是政府動用軍隊，對人民實施國家暴力。 三起屠殺事件的比較 三個事件的遇難人數與結局有不同：光州事件發生10年後就得到昭雪，查到有240人遇難。責任者（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被判刑，受難者得到賠償。 中國的天安門屠殺，因責任者共產黨至今掌權，不僅沒有昭雪和賠償，甚至遇難人數都不公布。據當時在北京的《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的估算，遇難人數在400到800人之間。美國國務院當時的估算數字是三千人。 台灣的二二八屠殺，遇難人數也不詳。當時《紐約時報》報導說，在街頭被槍殺和處決的人數有2200多人。該報後來引述在台灣的外國人估計，遇難者有一萬人或更多。 對二二八屠殺，在台灣有了民主選舉之後，國民黨政府也被迫做了一定的賠償，強調是「官逼民反」。但台灣人不認同這個說法，認為是國民黨政府的國家暴力。 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官方檔案才開始大量公布，出版有18冊。在去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又出版了6冊，總共已有24冊。 從目前史料來看， 二二八事件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而是國民黨到台灣之後，對台灣人進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殖民統治的必然結果。 第一，政治殖民統治：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作為盟軍中國戰區長官，受命接管台灣，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該公署最高管理層21人，只有一個台灣人，其他全是國民黨外省人。在公署的全部445名高階官員中，台灣人只占8%，連一成都不到，而當時台灣人在當地人口中占90%以上。這種政治管理結構意味著，台灣已被外來的國民黨政治殖民統治。 第二，經濟殖民統治：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台灣米價一斤是二角錢；到了二二八屠殺前一個月，國民黨只是在台灣統治一年六個月，一斤米價就漲到80元，漲價了400倍！國民黨把台灣當作征服的殖民地，把台灣的資源搶劫到中國大陸，進行國共內戰使用。二二八事件時，之所以很快從台北烽火到全島，就是因為台灣人對這種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殖民統治嚴重不滿，最後由一個稽查私菸的衝突而引爆。 第三，文化殖民統治：蔣介石的軍隊剛登陸台灣不久，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就公開對台灣人民演講說：「台灣人還沒有接受真正的中華文化之薰陶，是二等公民。」這些來征服和統治台灣的「高級外省人」，馬上就居高臨下地把台灣人當作二等公民，認為台灣人講不好中國話，即後來的所謂「國語」。 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說台語要被罰款，要被掛牌子。很多台灣人都有過講台語被掛牌子的經歷。即使到了前幾年，國民黨的外交官郭冠英還公開詆毀歧視台灣人，宣揚他們國民黨是高級外省人。即使到了前幾天，前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主席陳庚金還在大會公開呼籲，國民黨軍公教人員要「能撈就撈，能混就混」，要把台灣人的本土政府拖垮。那種高級外省人的殖民心態，根本沒有改變。 第四，軍事暴力統治：台灣的二二八屠殺與南韓的光州屠殺以及中國的天安門屠殺，雖然都是政府動用軍隊屠殺平民，但還是有相當的不同，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中，台灣人本土菁英幾乎被斬盡殺絕。被殺害最多的是台灣人的「四師」：台灣人做醫師的很多，不少是畢業於日本的著名大學，但很多醫師慘遭殺害；再就是台灣人牧師、律師、老師等，很多也遭到毒手。還有記者、編輯等報人，以及畫家、作家、大學教授、學者等等，包括第一個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哲學博士的台灣人林茂生，也在那次屠殺中遇難。有國民黨人曾輕蔑地說「台灣人沒有人才」，被本省知識分子陳少廷當面回嗆：「台灣人不是沒人才，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被你們殺光了！」 台灣人為何「親日」  正是上述這種種殖民統治，讓台灣人痛恨國民黨！1945年蔣介石的軍隊剛剛登陸基隆港時，台灣人是懷著認同祖國的心情熱烈歡迎的，把國軍視為「祖國親人」，認為終於結束日本統治了。但1947年的一場大屠殺，以及隨後國民黨用38年軍事戒嚴的暴力統治，令台灣人對國民黨完全絕望。國民黨的嚴酷專制、貪污腐敗、黨國一體，以及毫無法治等等一系列惡行，都使台灣人懷念日據時代，雖然那個時代台灣人也是二等公民，但日本當局絕沒有像國民黨那麼壞、那麼殘忍、那麼貪贓枉法、胡作非為。這是台灣人後來而且至今「親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二八事件70周年了，這是台灣人永遠的傷痛。跟南韓的光州事件的處理結果相比，台灣的轉移正義還遠遠沒有完成。但是跟中國的天安門屠殺相比，台灣人還是幸運了，畢竟有了民主，有了新聞和言論自由，有了對歷史真相追究的機會。 2017年2月28日於美國

二二八是在李登輝時代的1997年，正式成為國定假日的。而今年則是台派綠營首度完全執政，也有力量為此事件「多做點什麼」的重要時機。我周遭有不少朋友，長年來投入心血，以畢生的專業能力在為此事件奉獻，此刻對新政府有所期待，其心情不難理解。 終結恐怖：李登輝的歷史使命感 這就是一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李登輝時代已經為台灣主體方向打下基礎，陳水扁時代朝小野大，心有餘力不足。到了蔡政府時代，具有台派空前的、完全執政的巨大能量，卻因為新手上路的政治生疏，而令大家內心忐忑。我想此刻他們最關心的，除了中正廟的徹底轉型之外，應該就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是否能真正在蔡總統的支持之下，交給國會去立法通過。 我回顧這三十年來的政治變化，從早年的每談二二八事件，多數人就要驚恐萬分；到現在我們已不避諱談論此事件，卻進入另一個層次的煩惱──那就是我們「成年」了，開始要為自己負責；但要為這個「家」（即台灣主體意識、主體價值）做什麼，才能確保將來呢？ 這個「成年人」（指取得執政權的人）的大問題，其實就是「政治的本質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李登輝在1994年接受日本大文豪司馬遼太郎的訪問時，曾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為主題，談到台灣人曾面臨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白色恐怖時期對台灣人所帶來的影響；加上他自己也曾在半夜「被白頭盔仔（憲兵）帶走」，去警總接受審問的恐怖經驗──他對自己擔任總統的使命，就是「有生之年，希望讓台灣人民不再心懷恐懼，擔心半夜被叫起來、帶走」。這一段感性談話記錄，相信了解那一段悲傷歷史的人，應能感到一種鼻酸眼熱的時代共鳴。 李登輝在那專訪前後，花了很多力氣將總統選舉改為人民直選，以及廢除警總、國會全面改選，並以身作則，尊重言論自由等等，加上他也很用心將當時的經濟搞好，徹底解放並提升民間企業的競爭力（民間本來不能參與公共工程建設，都要看黨國臉色當下包）。從這些角度來檢視，他在提升台灣人自信心，也免除人民恐懼，這樣的政治任務上，算是成功達陣了。用這段具體故事，來解釋「政治的本質」，大家或許會有較深刻的感應。 因此，我認為紀念二二八，除了儀式上的參與，對執政者來說，更有意義的就是認識及掌握政治的本質。至於民間的能量，本來就是相當豐沛的，但此刻卻是低潮的階段，只要執政者願意動起來，他們也一定會以加倍的能量回饋這個社會──包括文學、藝術、音樂及種種人文力量，這些都是能讓社會昇華，將歷史悲劇化為文明進化能量的方式。 外柔內剛：台灣價值的靈活運用 舉例來說，電影《海角七號》以小成本製作，卻能開出巨大票房，並在社會引起普遍討論；其奧妙就是它在故事主軸上，暗藏了台灣人曾經遭老K黨國力量刻意抹煞的日治歷史，以及隱喻其後老K殘害台灣菁英所帶來的，某種不言與隱身的無聲抗議（年華已逝阿嬤的背影，正面從未現身）──這一段充滿歷史哀愁的場景劇情，其能量引爆的效果，可能連導演魏德聖也沒料到吧，或許那是一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總之，當時我所認識的長輩級人士，紛紛花錢包場，招待年輕人去觀賞的心情，應可多少理解，這就是一種心靈的撫慰。 導演鄭文堂在公視播映的，觸及二二八的大戲《燦爛時光》，則是另外一例。這些例子，但願現在的執政者也能有所體會──那就是我常說的「用一顆柔軟的心，包裹堅定的台灣價值」的多元運用。也就是外柔內剛的執政方法論。如果執政者對於內在台灣價值，不夠堅定與堅持，或是模糊不清，那很快的，就會像被刺破的輪胎那般，因洩氣而顯現顛簸，甚至拋錨跑不動。 去年底和柯P聊天時，我曾向他提到這個「外柔內剛」，包覆台灣價值的比喻。再不久，台北燈會移到西區北門附近，以嘉年華遊行展出時，隊伍出現了以當地傳統信仰媽祖神像，Q版的「少女林默娘」造型，獲得共鳴和好評。就某方面來說，這就印證了我的提醒及預言。 但願蔡總統能掌握這個要領，用「柔軟而多元」，結合現代化方法，去堅定包覆可貴的台灣價值，俾讓二二八所潛藏的歷史悲劇，能逐漸昇華，帶領台灣人進入一個不一樣的正面世代──讓執政能量提升，就是最好的紀念二二八方式。 本文轉自:http://www.peoplenews.tw/news/adcb33b9-fca2-41e7-8027-0cd6be810dca

  2017-02-28  11:58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今日是228事件70週年紀念日，全台各地皆有一系列紀念活動，但也有因立場不同引發衝突的場合。中國統一促進黨在今日進駐中正紀念堂「擁護蔣介石」，認為228犧牲者都是「中共烈士」，更直言「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離開台灣」。 統促黨今日前往中正紀念堂護蔣，直言「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離開台灣。」圖為統促黨示意圖。（資料照，記者鄭淑婷攝） 綜合媒體報導，雖然文化部已宣布，為避免社會對立，往後中正紀念堂將在228當日閉館一天，但今日仍有統促黨人士來到中正紀念堂抗議，他們強調，若以憲法來看，台灣為「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離開台灣，太平洋沒加蓋。」 統促黨還說，在228死掉的都是「中共烈士」，痛批民進黨不斷消費這些人。此外，他們還在現場反對婚姻平權，認為若通過修法，同志就能在街上裸體、奇裝異服亂走。 上述的言論引發網友的批評，紛紛留言表示，「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可離開台灣，回歸故鄉」、「反串？」、「乞丐趕廟公」、「一邊捧中共，一邊認同蔣介石。這是哪裡出問題？」

二二八事件今日屆滿70年。（攝影：蘋果日報）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至今屆滿70周年。一提到二二八事件，最常被連結的字眼是「真相」二字，但70年過去了，能夠禁得起嚴格史學檢驗的證據，比起經常被相提並論的納粹大屠殺，可說少得可憐。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蔣介石到底是不是下達屠殺令的元凶？每年此時總是引起一番爭辯。這樣的爭辯今後也不會停止，原因是二二八事件在國民黨的長期封鎖之下，所能保留下的原始史料太少。比如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手照片，任何在那幾周動亂期間所拍攝的都好，至今能看到的頂多只有一、兩幅，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陳澄波的受難遺照。至於文字資料，包括蔣介石留下的「大溪檔案」與日記，其完整性與真實性都值得存疑。至於二二八事件的諸多直接見證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代，早已把那段血淚記憶埋入腦海深處，不要說不敢對他人提起，連自己都想要徹底忘掉。 1948年到1987年之間，台灣人的日曆只有364張，因為每年到了二二八，大家都不敢直視那個數字，都希望天趕快黑、這一天趕快過去。然而像二二八事件那麼沉痛的創傷記憶，整個社會累積的情緒能量實在太巨大，即使在意識底層想要壓抑，也會以各種變裝變形的方式，出現在許多人的噩夢裡，傳遞在更多人的耳語裡，並形塑了不少人的社會意識。在那高壓封鎖年代，國民黨政權以為沒人談論二二八事件，就不會有人在意他們殺了多少台灣人，殊不知先人的犧牲故事，已經慢慢滲入台灣人的精神裡，像牡蠣殼裡的沙子，開始凝結出珍珠一般的國家意識。 台灣人開始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是1987年的事，當時由陳永興、鄭南榕等人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進行全國演講，以喚起台灣人注視這個集體創傷，後來隨著解嚴與政黨輪替的實現，台灣各地才出現二二八紀念碑，並在1998年有了第一次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所以說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縱然還沒完全明朗，受難者與加害者的名字縱然還沒完全被世人知曉，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人集體心靈裡塑造的「精神現實」已經很清楚—1987年以後，為什麼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箝制力道逐漸鬆弛？為什麼民進黨可以完成政黨輪替，甚至在2004年，以「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運動」，保住了政黨輪替的成果？都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先人，以無形力量引領後代台灣人子孫往反抗壓迫、獨立自主的道路邁進。 國民黨說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中國共產黨說二二八事件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這樣的史觀在70年前或許有幾分道理，但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是變動的，今天的台灣人已經用政治行動證明了二二八事件在70年後的意義—無數先人的犧牲、多少家屬的悲痛，以及廣大台灣人長期被心靈禁錮，都為了促成台灣人的自我追尋。

二二八事件70周年，首次重回高雄要塞司令部談判現場！高雄市府今舉辦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追思紀念儀式，除循往例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追思，首度獲國防部同意重回當年和平代表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的地點高雄要塞司令部，也就是現在的壽山後備指揮部營區，開放家屬前往弔念。由於當年談判破裂，七名代表中有四人遭捕後槍決、其中三人屍首不明，當年代表凃光明的兒子、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凃世文情緒激動表示內心百感交集，也當場質疑事發迄今多年，「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無法究責」，對當時下令武力鎮壓、邊談判邊調集兵力的蔣介石、陳儀等人，質問：「沒有責任嗎？多少人屍體仍不明，天理何在？」 對受害家屬的痛陳，出席追思會的行政院長林全雖代表行政院向家屬致歉及慰問，強調新政府上任用各種方法落實及推動轉型正義，要讓社會和解團結，但並未對找出加害者究責多所回應。 今天的二二八追思會舉辦地點選在壽山上的後備指揮部，主辦單位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指出，當年事件發生後，高雄大約在三月三日起漸有抗爭，三月六日以前高雄日產清查室主任凃光明為首的七人談判團，包括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及民間人士牙醫范滄榕、陸軍上校曾豐明等人組成的和平代表團，在當天上午九時許乘坐插有大白旗轎車進到當時的高雄要塞司令部，與剛接任南部防衛司令的彭孟緝談判，謀求抗爭和平落幕，但因彭早認為此事件是叛亂，談判只是拖延戰術，談判破裂後包括涂、范、曾等人都被逮捕、槍決，隨後彭孟緝也決定以軍事解決，使得高雄成為全台首個被正規軍隊鎮壓的地方。 由於高雄要塞司令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但受限史料不全及軍方管制限制，之前都未能確認其正確位址，直到兩年多前開始透過空照圖、資料照及口述歷史訪談等描述比對，在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理事長郭吉清等人協助下，確認當時談判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位置就位在壽山上的後備指揮部營區內，該棟兩層樓建物興建於1937年、正面有「忠愛」兩字，現則作為接待貴賓及餐廳使用，經多次與國防部協調，今終獲同意開放受難家屬及貴賓進到營區辦理追思。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受邀致詞時表示，重回70年前的鎮壓事件的歷史現場意義重大，特別是高雄市第一個遭軍事鎮壓地區，呼籲社會對二二八要有更多的理解、看見前輩犧牲奉獻的典範。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則說，二二八多用台北為中心的論述觀點，但高雄首遭鎮壓、彭孟緝受陳儀之命提早在高雄鎮壓成功升官卻未能寫在前面被重視，她呼籲行政院應召集學者及各界力量，改寫新版的、有高雄內容與觀點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 凃世文致詞時說自己也是首次來到當年父親談判後一去不回的傷心地，內心「非常傷心、百感交集」，對政府對二二八受難者有道歉、賠償、辦音樂會、蓋公園，但台灣人民內心對「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仍感到有結未能解開，他反問彭孟緝、陳儀和蔣介石的鎮壓造成多少人屍體仍不知何處，「難道沒有責任？天理何在？道過歉嗎？」他還以德國總理梅克爾說，「德國人對納粹罪行有永恆責任」的談話，期盼加害者認罪，「轉型正義不是報仇，而是為公義！」他並哽咽對父親說，台灣社會經多年努力才能突破禁錮重回現場，「父親，您安息吧！」 高雄市長陳菊則說70年後的台灣雖擺脫威權統治，進入更加民主自由的時代，但自己和家屬在70年後才能走入「歷史和平未竟之處」，內心感到十分沉重。她說轉型正義是民主化未成的課題，讓家屬回到現場只是一小步，過去探究二二八真相多在討論受害者遭遇，但不能逃避加害者存在事實及應承擔責任。 今出席追思會的除受難家屬代表，參與談判的前議長彭清靠的兒子、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也受邀出席，並一同依序進入當時談判的房間內，觀看事件當時的回顧影片，眾人在幽暗的房間內回想當年談判氣氛及隨後的肅殺，多沉默不語、低頭沉思。 （周昭平／高雄報導） 高雄市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追思紀念儀式今首度回到當年談判的高雄要塞司令部現場。張世瑜攝 行政院長林全（左三）、高雄市長陳菊（左二）及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左四）一起進入當年談判的房間內，回顧當年歷史。照片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左起）、行政院長林全、高雄市長陳菊、副市長史哲等人為受難者默哀。張世瑜攝 受難者家屬拿著百合花走過當年談判地高雄要塞司令部。張世瑜攝 二二八事件追思紀念儀式一早先在二二八公園向受難者致意。張世瑜攝

  記者陳俊廷 林崑峯/高雄報導 高雄「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追思紀念儀式」今28日（二）重回七十年前壽山營區「歷史現場-高雄要塞司令部的談判」包括相關當事人家屬後代彭明敏教授、凃世文理事長等均與會。(記者陳俊廷攝) 高雄是台灣二二八事件，第一個遭受軍事鎮壓受害嚴重地區，1947年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部的談判」被視為導火線，高雄「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追思紀念儀式」今28日（二）重回七十年前壽山營區「歷史現場」包括相關當事人家屬後代彭明敏教授、凃世文理事長等均與會，學者研判，該「高雄要塞司令部的談判」是彭孟緝「事先」設下的陷阱。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是政府與社會大眾還需繼續努力的目標。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教授指3月5日民眾代表要上來（壽山）要求和平談判，但彭將其拖延到明天，事實上這是一個陷阱，要和平談判代表第二天3月6日再上來，惟事實上根本沒有談判機會，這是在一個「欺騙」的情況下，逮捕和平談判代表，有的並被殺害，後因為軍事佈署已完成，即揮軍進入市區，高雄地區率先遭受軍事鎮壓。 李總統時期曾對彭孟緝進行訪談的許雪姬教授則說，其該是在場唯一曾對彭孟緝進行深度訪談的人，許說，情治人員在該事件[指：高雄要塞司令部的談判]扮演重要角色，高雄是二二八最早被鎮壓的地方，在高雄市府與要塞司令部(指和平談判代表)都傷亡慘重，這個事很重要，他指彭孟緝為什麼升官這麼快，從要塞司令升為台灣警備總司令，就是因為鎮壓高雄成功，因為高雄有高雄港與要塞司令，鎮壓高雄成功後，快速揮軍台南、屏東、嘉義…

今為228和平紀念日，許多民眾及知名人士為受難者獻上哀悼之意。（資料照，記者洪瑞琴攝） 2017-02-28  10:5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今天是228和平紀念日，在瑞士教華語的教師黃世宜在臉書上PO出感性的哀悼文指出，「我所讀過的二二八資料，印象最深的，不是死者的人數，而是活人的恐懼，那並不止於一九四七年，而是延續到今天。」、「活著的人，往往比死去的人更痛苦」。 黃世宜在臉書PO文表示： 「吳濁流曾經寫過，他說他有一陣子，怕寫的稿子被發現，把草稿藏在自己家的米缸裡。然後，他的小說，寫到二二八，就沒有勇氣再繼續寫下去了。他活下來了，但心也死了。就這樣，台灣人曾經火熱的心，因為恐懼，靜靜埋在一九四七年以後的米缸裡。看看台灣文學史、美學史、哲學史，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就像一個巨大的地震陷落，從此走上了一個缺乏自信的斷層。 有些人會說，二二八不過是一個歷史事件，只不過是一個政治事件，但活人的恐懼，這一些我們所看不到的影響，卻透過了一代一代的耳語教訓，滲透到各種文化層面，直到今天。為什麼薪資福利制度保障不需要大腦創意的公務人員？為什麼整個社會勞工制度尊卑分明言必稱努力和諧？為什麼教育內容傾向填鴨制式不斷考試？為什麼我們被畫在大大小小的圈子裡不能走出去？ 我們被教育『政治是危險的』、『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先拼經濟再說』這樣的集體政治恐懼，難道不是從當年的米缸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深入人心的嗎？ 歐洲的銅像，紀念的是那些曾經帶給人美好情感的音樂家，文學家，哲學家，是那一些讓我們心裡感到安慰，溫暖，自由，釋放的藝術家。可是，我們紀念了什麼？我們崇拜的是一個帶給我們太多恐懼的人。而這一個恐怖的故事，還並沒有結束。 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活著的人還並不自由。」 黃世宜在PO文中表示，寫這一篇文章「是希望大家別忘了內心的恐懼與缺乏自信。這一些恐懼和缺乏自信很難用數據衡量，但我們都很清楚它們就在那裡」。並且表示：「家裡長輩，包括我們自己，其實也是二二八受害者。活著的人，往往比死去的人更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