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中心／綜合報導〕「世界球后」戴資穎在香港羽球超級賽奪冠，追平單季最多5冠紀錄。世界羽聯（BWF）將在週四公布最新世界排名和積分，小戴積分將不會增加，但仍以破萬分的領先差距坐穩球后53週。 世界羽聯的積分計算原則是，選手在過去12個月內所有成功獲得積分的比賽中，取其積分最高的10場賽事加總。由於小戴是去年香港賽冠軍，今年連霸為達成保分任務，總積分仍是94259。 小戴積分沒有增加，世界第二的日本選手山口茜今年香港賽維持8強賽止步；第三的印度選手辛度再度於冠軍賽飲恨，兩者的積分也都沒有增加。 男單部份，香港賽冠軍李宗偉升至世界第三，我國一哥周天成首輪止步，排名維持第7；王子維第二輪止步，排名降至第12。 週四將出爐的最新女單排名： 1 台灣 戴資穎 94259 2 日本 山口茜 79549 3 印度 辛度 77536 4 西班牙 瑪琳 74967 5 南韓 成池鉉 74525 6 泰國 依瑟儂 72231 7 日本 奧原希望 63567 8 中國 陳雨菲 60190 9 中國 何冰嬌 60152 10 印度 內維爾 54720

第731話：經曾銘宗立委證實，絕食超過5小時會傷到腦部，請大家按時吃飯。 資料出處：http://disp.cc/b/163-alCl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為打倒政治威權、推動轉型正義，政大、台師大等十一所大學學生組織串聯，發起推動將蔣中正等政治強人銅像、以「中正」命名校舍大樓等傳統威權遺緒退出大專校園；來自各校的十多位學生昨到教育部門口舉牌陳情，要求教育當局應協助校園實踐真正的民主，也呼籲行政院長賴清德及立委加速推動促轉條例，讓蔣公銅像等傳統威權表徵都能走入歷史。 逾十所大學學生發起跨校串聯行動，針對校園內的蔣公銅像、中正堂等命名空間，提案拆遷或更名，並在教育部門口抗議，呼籲教育主管機關不能迴避。（朱晏辰提供） 赴教部陳情 籲政府速推促轉條例 大學法改革陣線總召朱晏辰表示，轉型正義是處理民主化後對過去獨裁政府實施的不正義行為進行彌補，清除威權遺緒，但多數大學轉型正義多由學生發起；然而，學生言論與自由常遭壓迫，導致以潑漆等激烈手段聲張訴求，因此目前彼此串聯，已有台師大、北商、輔大、政大、東吳、中興、嘉義、陽明、交通、成功、中山等至少十一校學生團體，要共同推動校園轉型正義。 中山大學學生會長許世馥表示，若對威權遺跡選擇沉默，不討論甚至默認，不僅是威權延續，也不符合大學基本教育精神，目前已在校內透過提案，促成銅像處理委員會，接下來將透過短講、辯論、公聽會、公民咖啡廳等活動，討論銅像去留。 政治大學學生會長白家嘉說，去年已透過學生代表提案，將拆除校內兩座銅像，卻遭校方拖延；如今決議先拆一座，但拆哪座、怎麼拆，還是被各種理由延宕，校園的轉型正義真的不該再拖了。 面對學生陳情，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科長廖雙慶表示，尊重校園民主與大學自治精神，現有的銅像、圖騰等，都將尊重各校採民主程序處理；同時建議學校從言論自由、人權法治、公民教育等觀念，逐步推行校園內的轉型正義。

原PO的分析相當不錯，不過只有一點需要修改一下 Re: [問卦] 左膠跟覺青差別在哪裡? http://disp.cc/m/163-9St9

賴清德院長在長照專線啟用致詞時，勉勵照服員以幫助別人是做功德來面對工作壓力；卻遭批講幹話。筆者長期探討壓力與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的關係，要支持賴院長的功德觀。 高工作壓力低工作滿足感及幸福感，不利身心健康，增加疾病風險。但如何降低工作壓力及提升幸福感呢？除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性、排班、假期、待遇外，是否工作環境中的人際互動關係可使個人有歸屬感與受尊重，工作成果是否可使個人有勝任、成就感，也很重要；而個人是否從工作中獲得意義感，更是影響了幸福感的高低。哈佛大學幸福學就強調幸福是快樂和意義感的結合。 因此，筆者很支持賴院長要求衛福部要有機制去解決照服員的問題與困難；不只是要改善薪資福利，還有培訓制度及工作資源網絡等；但也很欣賞賴院長的功德觀，鼓勵個人從幫助別人是做功德找到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感；幫助別人是做功德應也是賴院長他長期做事的價值觀，樂見此種正向價值的分享。 （作者為亞洲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前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

  紛擾十多年的文化大學董事會內鬥，昨天又傳出董事長以校產遭掏空為由，控告執行董事背信，為私立大專院校紛爭再增添一例。文大董事會一案，發生在各界關注私立高校亂象和問題之際，校產通私產只是其中的一環，行政院上週四通過「私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尤凸顯高教危機已現，必須嚴肅看待、積極處理。 在我國一百五十七所大專院校中，私立高校不論學校數或學生數都居多數。不過，就辦學品質與績效而言，私校較諸公立或國立院校都瞠乎其後；這與美國的私校為高等教育名校主流，大異其趣。不僅如此，我國私校主要由於興辦者把學校當私產，以致問題叢生，紛爭不斷。 家族化最常見。知名私校連續三代掌握經營權者，所在多有；由此還衍生出校產通私產、董事會不當干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採購營繕圖利特定關係人等利害衝突問題。主其事者既把學校當私產，巧立名目違規收費、詐領學雜費補助、資金調度及財務帳目不清等現象經常可見。私立高校雖不無正派經營的辦學者，但淪為「學店」的不當或違法行徑，更常令社會痛心、學子受害。在此不甚理想的現況，不僅較小型的技職院校狀況頻傳，知名的私校也不能免於弊案紛爭。 除了辦學經營的亂象叢生，私立高校還面臨更嚴厲的挑戰，亦即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不但其負面效應明顯，且已釀成危機。少子化絕非短期間形成，但教育政策規劃當年卻輕忽少子化要素，在青少年人口欲增不易的情況，反而大量擴充高等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計，短視的教育政策導致如今的困境，大專院校缺額現今已六．三萬，其中私校達五．三萬。 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狀況極其明顯，既造成重量勝於重質，技職教育機構大量升格，學用落差卻反而擴大；學歷貶值、大學生滿街走、流浪博士劇增，是其必然結果。另一方面，高校招生搶破頭，出現以「人頭學生」虛飾註冊率、土木系搶招餐旅科學生等怪誕現象。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有其普遍性，私校因過度擴張而導致的困境及亂象卻更顯著。 在高教供需失衡的情況，有些學校尋求向外招生，這原不失為應變的好辦法，但今春出現世新大學與中國方面私簽「一中承諾書」事件，凸顯了國際化不足的大專院校，為搶學生而把中國化當國際化，不惜屈從中國政治需索的自我作踐。相形之下，教育部近日提出新措施，打算經由技職學校與海外台商合作，鼓勵技職院校招收新南向國家的學位生，或培育新住民第二代半工半讀上大學，寒暑假在台灣實習，學成到新南向國家台商企業當幹部。如能務實推進，不失為緩解技職及高等教育失衡的對策之一。 然而，高教供過於求的問題來得又快又猛，行政院通過的私校轉型及退場機制顯有必要。必須強調，少子化效應衝擊對象不分公私立高校，公立院校即或較無退場的迫切問題，但整併調整的挑戰也不能免，且其間的難度同樣不能輕忽，須有適當的規劃、配套及溝通，方足以成事。私校無疑衝擊更迫切、問題更複雜、困難及阻力也更大，行政院從私校著手，須有改革的意志與決心，才可能達標。 去年六月送進立法院審議的私立學校法修正案，就是前車之鑑。修法旨在透過增設公益董事、補強公益監察人、限制董事長及董事任期、釐清董監之間關係，以避免家族化。但修正案至今尚未進入二讀，通過仍遙遙無期。這一案例顯示，私校牽扯利益甚大，應為全民利益把關的立委，很容易淪為「利委」。 強化監督私校已非易事，要其轉型、退場，牽涉利益更大。然而，私校問題絕難逃避，這是為過去教育政策輕忽少子化及管理失當在收拾爛攤子，失敗的後患無窮，教育部、行政院與執政團隊既為教育、也為台灣整體，都只有把變革做成功這一結果。

慶富如提不出還款保證 就啟動解約 〔記者吳佳蓉、羅添斌、盧冠誠／台北報導〕對於是否展延國防部要求慶富出具的七十九億元預付款保證金，慶富聯貸主辦行第一銀行董事長董瑞斌昨於立法院財委會答詢時表態，「很確定就是不展延」；據悉，銀行團已取得不展延共識，原訂今日召開的參貸行會議將不會舉行；等同宣告國防部與慶富獵雷艦專案將走上解約一途。預估九家參貸的公股行庫合計將面臨一二五億元的最大損失。 銀行團決定不展延慶富七十九億元預付款保證金，等同宣告國防部與慶富獵雷艦專案將走上解約一途。（資料照） 軍方官員說，慶富如果今天提不出預付款還款保證，軍方二十九日就會通知銀行團沒入慶富保證金，並通知慶富從二十八日起算的十天內再提還款保證，如果慶富仍提不出，就會啟動解約程序。 官員表示，一旦與慶富解約，就代表著慶富將同時面對銀行團、海巡署與海軍的追償行動，也代表政府處置此案的決心。 九家參貸行庫 面臨一二五億元損失 國內各銀行對慶富集團的最大損失估達二○一億元，其中參與獵雷艦聯貸案的行庫最大損失為一二五億元，其中以一銀三十五．五億元最高，合庫、華南銀、台企銀各約十七億元，台銀及土銀各約十二億元，彰銀和農業金庫各約六億元，最少的輸出入銀行則不到兩億元。 一銀十月二十五日深夜宣告慶富二○五億元聯貸案違約，當時銀行團總計已撥款一五四．一億元，其中七十九億元屬國防部要求的預付款保證金（含利息），保證金繳付期限即將到期，參貸銀行團同不同意為慶富掛保證展延，將成國防部是否依合約與慶富解約關鍵。 董瑞斌表示，銀行團早就認定違約，並已著手進行債權保全措施，從談債務協商，要求慶富先支付三．一億元利息，慶富都付不出來，可見沒有展延必要，確定不會展延。

近日拜讀邱顯智律師臉書貼文「淨水廠員工，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以及吳治平先生在自由時報發表「勞團抗爭搞錯方向」長篇論述。雖然上述兩文在立場上看似針鋒相對，但抽絲剝繭，仍可求同存異，並足以作為政府及勞團在勞基法修法過程中，引為參考之處。 首先，誠如吳先生所言，「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這樣離譜的情形，根本與勞基法的內容是寬鬆彈性，還是嚴謹細微無關，而是法律沒有被認真執行。畢竟，綜觀所有勞基法的修法版本，都不允許那樣幾近「奴隸式」的勞雇關係。以此例而論，真正弱勢的勞工，他們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超英趕美」的先進勞動條件，而是表面上看來未必人人滿意，但仍有一定保障，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勞基法，能夠被徹底執行。 其次，邱律師貼文提及，該位淨水廠員工，曾多次向老闆反映人手不足，但老闆就是不補人，除了讓該名員工無法正常休假，更因長期吸入用於淨水的化學物質，導致積勞成疾。閱讀至此，讓人不禁想問，為何勞動條件如此之差，該名員工卻還不願離職，寧願持續被剝削，且時間還長達九個月？ 合理推論，這名員工應該缺乏足夠的技術背景或學經歷，難以在其他地方獲得一職半位，為了謀生，別無選擇。換言之，政府或勞團若想幫助這名員工，不能只想著要如何打擊無良老闆，迫使歇業倒閉，因為那只會讓員工喪失可能是他唯一擁有的工作機會。而是應該釜底抽薪，透過技職訓練與就業輔導，協助員工提升謀職條件，才能覓得良職。同時，依據供需原理，淨水廠也將被迫改善待遇，不然無人應徵，遲早關門大吉。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邱文結尾之處，這位淨水廠員工最後的請求是，「希望老闆能給我加班費」，請注意：是加班費，不是多休假。也就是說，對於謀職條件不佳的底層勞工來說，如何增加收入，確實比休息時數還來得更重要。這項需求，乍聽之下或許「理想性」不足，但絕對真真切切。 總結而言，勞基法的條文內容固然重要，但若要真正照顧勞工，重點仍在法律的落實、勞工的培力，以及現實生活的被兼顧。否則，只會淪為作文比賽，無法實質解決問題。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昨天（27日）財政委員會是金管會顧立雄主委，與時力主席黃國昌第一次針鋒相對，爭議的主題是金管會的報告到底是不是「屁話」。 屁話的爭執點很簡單，黃委員認為金管會的兆豐銀被美國罰款報告，沒有究責完整，尤其是在官員與董事的責任，所以是屁話。而顧主委則認為黃委員在臉書上說「金管會說的都是屁話」很不恰當，他的論述很簡單，美國政府裁罰可不可以拿來當民事求償的依據，要看有沒有因果關係，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黃委員隨後在其臉書繼續回擊，說「當兆豐銀的董事及經理人違法失職」，銀行當然可以民事求償來論述。 仔細看兩方的說法，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交集，因為黃委員的論證是站在「確信違法失職」的角度來看民事求償能不能告，顧主委則認為要看因果關係，也就是說要先看「是否確信違法失職」。 顧主委是長期執業的律師出身，而黃委員雖是律師、司法官考試合格，但其後選擇去美國留學，變成法律學者。在法的方面，兩個人各有專長，所以這個沒有交集的爭論，容易令一般人混淆，只知道顧主委跟黃委員槓上了，又是一條新聞熱點，甚至認為民進黨又在包庇或黃國昌又在作秀。 執政黨官員、執政黨立委，以及在野黨主席立委，在財政委員會對金管會的質詢，對於國內銀行授信與管理的問題，不是去討論長期低利率環境下，國內金融業受限於法規、政策，而沒有足夠的投資標的及管道的問題，正本清源；以及長期這種環境下，我們的公民營銀行變成香港跟新加坡同行的人才訓練所，導致各銀行的資金運用率低、投資報酬率低，以及金融商品開發能力低的三低結果，而是去斤斤計較一個法律訴訟爭點，這其實看得讓人驚心動魄。 財政委員會監督的政府機關有中央銀行、財政部、金管會、主計處與審計部等。中央銀行別說資產，一年光依法繳庫的錢就1800億元；財政部管稅收，一年台灣的總稅收近3兆元，主計及審計則負責這些錢的花用跟事後檢討；金管會管理的各級金融機構則影響約80兆元資金。 不是說58億罰款或說200多億聯貸的呆帳不重要，而是當這些都進入調查或司法程序後，政府財金政策的質詢，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嗎？ 這屆立法院開始直播，如果這種問政型態是財政委員會被關注的熱點，在以往，可以解釋成媒選擇的問題或哪個委員比較會操作媒體關係，而現在，如果這樣的新聞還是點閱率的焦點，那財政委員財金問政不專業問題將會持續下去，因為這是人民選擇的結果。 （作者為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台中市民）

  解嚴以後，不，應該是民主化運動進入總統直選，甚至政黨得以輪替執政以後，台灣的左傾意識與實踐行動，才有機會真正開展。這是走過戒嚴長期化和右傾黨國時代的新局面，也是從視左翼思想為敵，動輒以此治人民於罪，獲得解放的新時代。 右傾黨國亡於左傾黨國，中國國民黨視左傾如蛇蠍，左翼思想藏於部份人民腦海，社會實踐幾乎不可能。過度右傾，又以中國為認同依據的中國國民黨，不只敵視仇恨左傾、甚至把左、右思想的民主運動者、獨立運動者全都冠上附和左傾、共產黨中國的罪名。 其實，正常的台灣新國家，也應該右左同存。看看西方民主制國家，無不有右、左政黨，自由黨、保守黨…之列的右翼政黨和社會黨、工黨…之列的左翼政黨，都有在選舉中獲人民支持而執政的機會。這應該是民主化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可惜台灣的國家仍未真正確立，因而存在著雙重右傾政黨，執政時右傾，在野時左傾。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本的蘇聯，不到一百年就解體，標榜站在無產階級，但實施專政，人民並無法得到福祉，卻喪失自由。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得到與立國思想背反的某種程度經濟發達，是另類例子。 左傾意識後發，左翼思想後進的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面對國體不明的狀況，右左意識並非在同一性國家認同發展。某些左意識仍以已經走資化的共產黨中國為師，並不可取。立足在台灣的左意識應該追求的是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 右傾意識崇尚國家保守價值，左傾意識崇尚社會公平價值。而國家和社會是共同體的兩面，並非單一性整體。台灣在建構新國家的努力，應兼具這兩翼，不可偏失。發展經濟，要照顧勞工福祉。後發、後進的台灣，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經濟視野應該具有這樣的思考，並審慎施為。 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資本家能獲得社會尊敬不是因為累積個人財富，而是對國民福祉有所貢獻。勞資的矛盾應統合在全體性福祉的觀念裡。有些企業主、資本家因政商魅影的劣跡、社會觀瞻不佳。勞工受到壓榨、背信的歷歷往事，也留下許多怨與恨。過度傾斜於資本家、企業主的過去應該導向兼顧勞資的新現在與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共19大代表盧麗安（中央社）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蔣介石主掌的中國國民黨，在政治學上被定位為法西斯政黨。法西斯主義有幾個特色：一、狂熱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二、神格化的領袖崇拜，絕對威權的個人獨裁；三、反共；四、強調戰鬥。逃離中國本土的中國國民黨在兩蔣君臨台灣時期，更發揮以上特色，以之做為「教育」台灣人的標準。其中影響最深的就是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民族（或國家）至高無上，為全部歷史與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自由主義，不在培養現代公民的民主、人權價值。 偏偏其民族主義並非立足台灣的「台灣民族主義」，而是以實際已管轄不到的故國山河為認同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迷思。按「中華民族」一詞乃辛亥革命之後所「後設建構」的政治名詞，而非可以實證或有具體指謂的學術名詞。早已脫離母土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卻仍要台灣子弟認同這個政治迷思，灌輸「地大物博」的「大國意識」。要之，這種教育的特色是：去台灣化、虛幻的「大國」意識、輕視自由人權。 記得四十五年前我在政大教育系就學時，在班上提倡民主教育，呼籲言論集會講學自由，卻受到班上「欠教育」的教育系同學群起而攻，說為了國家，不能太講求個人自由。後來我遭退學，同學多當了老師、校長，繼續「教育」我們下一代。 現在兩蔣領袖已去，「消滅共匪」的誓詞也破功，國民黨就剩下中華民族主義。 本來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與極左的共產主義是對立的，但是他們卻有著共同的交集，亦即強調集體主義，反對個體自由主義。所以有人說法西斯與共產主義只是一線之隔。 原本靠「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的「第三國際」崛起的中共，早就不再標榜「工人無祖國」了，而且也已偏離原本共產主義理想（試問：一％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十三％財富；底端二十五％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一％左右，這是哪門子共產主義？）原本被中國國民黨罵為「漢奸」的中共，現在卻以「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向台灣召喚。這支大旗不就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向台灣人民洗腦的標竿嗎？偏離共產主義的中共，以及不再反共的中國國民黨至此一拍即合！難怪許多曾經誓言「消滅共匪」的退將，跑去朝「共」聽訓，還有人改口「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台灣已被Freedom House列為自由國家，但卻仍有人不珍視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而去追逐大國迷夢。最近有台灣生長（也是政大畢業）的盧某，加入中國共產黨，要去為「祖國」效忠。這不正是長期國民黨教育的發酵嗎？ 台灣獨立運動是世界上最容易進行的獨立運動，因為台灣已事實獨立於中國之外；但是台獨運動也是世界上最難進行的獨立運動，因為受國民黨長期「中華民族主義」「大國意識」的制約，許多人還迷信著「中華大國」，不在乎自由人權的現代國家，佛洛姆說的「逃避自由」。 本文題目原擬〈論國民黨對中國的貢獻〉，但考慮國民黨的本質無助於中國的民主化，對中國何貢獻可言？（中國若不民主化，徒有經濟崛起終不利長遠發展）。故曰國民黨對中共有貢獻而非中國。 民主自由的獨立台灣，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但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倒是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中國，做出偉大的貢獻！

中共十九大熱炒，中國夢發燒，猶在半夢半醒間，零度下的中國皇城北京，兩個事件烈烈燒起，一是紅黃藍虐童，一是清洗低端。 這兩個事件各自獨立，卻同時曝露專制權力宰制的無情與殘酷，揭露所謂習近平新時代對人民的沉重。而且只有在一黨專政、一人集權的中國才會如此，可說都是有「中國特色」的不幸事件。 清退低端，就是中國在政策上把低收入、低學歷、低貢獻度等的底層人口（主要是農民工），從大城市「清洗」出去，北京是中國皇城，權貴高端人士所居，怎容低端人口（即打入賤民階級）混雜其間？ 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是習近平嫡系人馬，一年之間三級跳，十九大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當局設定北京市人口規模2300萬人以內，人口品質講究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低端人口被清退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 北京大興區違建戶一場大火，19人死亡，都是低端外來人口。（法新社） 本月18日北京大興區違建戶一場大火，19人死亡，都是低端外來人口，大火之後，北京當局「清退低端」政策迅速執行，斷水斷電、破門趕人、拆屋毀家...，零度下的北京，至少數萬人頓失家園、流離失所，在寒風中哀哀無告，還有數十萬人命運未卜。 專制政權更可怕的是封鎖，有正義感的人士抨擊清退低端違憲違法違人性的連署書，在網路等所有媒體被秒刪，連官媒央視評論指出政策執行講力度、也要講溫度，也遭下架，清退低端的背後靠山是誰，已不言可喻，於是人人噤若寒蟬....。 中共靠工農起家，農民工對中國經濟及建設發展有重大貢獻，像京奧場館鳥巢等就有大量農民工參與，現在，中國夢飛起來了，農民工利用完了就被清洗，這就是專制政權的冷血無情鐵手殘酷。 紅黃藍是中國暴興的幼兒教育集團，十多年就發展出連鎖園及店1000多家，9月更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本月在北京的爆出虐待、餵不明藥、打不明針、甚至性侵幼童等駭人聽聞事件。 紅黃藍在北京爆出虐待、餵不明藥、打不明針、甚至性侵幼童等駭人聽聞事件。（法新社） 送孩子到紅黃藍的大都是中產階級，一胎化的時代，孩子是寶貝，事情爆出後，震驚全中國，家長憤怒驚恐莫名，到處申訴求真相，但中產階級碰到一黨專政，卻與被清洗的低端底層一樣，消息遭中共當局嚴密封鎖，小道消息流傳遭嚴辦，有消息指稱紅黃藍的靠山是中共高層，雖不一定都是事實，但紅黃藍為何如此神通廣大？則公認其靠山鐵定很硬很高權很大。 紅黃藍是色彩的三原色，混在一起就成黑。新時代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可怕，就是把各種中國夢造的很亮麗，合起來對人民則是一片黑！

對羅馬尼亞來說，2017年可說是多事之秋。一、二月間，全國各地爆發反貪腐示威，抗議現任的社會民主黨（PSD）政府於1月31日火速通過「貪腐除罪令」。光是通過的隔日，就有三十萬人走上街頭，被視為是1989年推翻共黨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人數至2月5日達到巔峰，估計約有五十萬人上街。 位於羅馬尼亞政府所在地維多利亞宮前的示威（2017年1月22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儘管總理不敵民意壓力，旋即宣布撤銷這項命令，司法部長也辭職下台，但當局企圖大修司法系統的腳步，並沒有因此停歇。像是八月所揭示的司改法案，將使總統不再能指派高層檢察官，包括附屬肅貪總署（DNA）高層檢察官（而這正是在半總統制底下，總統的主要功能之一。目前的總統來自反對黨PNL），並將削弱DNA本身的權力，這些都讓反對派認為是打擊反腐肅貪的舉措，也因此，示威活動迄今仍接連不斷。11月12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集會，就有千人聚集在PSD總部前，高喊執政黨是「小偷、竊賊」！ 自1989年十二月革命至今，貪腐風氣仍深深困擾著羅國當局。根據2006年的民調，竟有高達80%的羅馬尼亞人認為官員貪腐問題嚴重。而回顧羅馬尼亞的民主轉型，貪腐問題似乎其來有自。 1965年繼任為羅馬尼亞共黨領袖及國家元首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在外交方面走獨立自主路線，與蘇聯保持距離，特別是1968年譴責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讓西方刮目相看，但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以秘密警察監控、迫害人民，過度任用私親，大行個人崇拜，在經濟上腐敗無能等等，都把羅馬尼亞逐步推向革命的邊緣。 希奧塞古（左）與東德領導人昂奈克（1988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89年12月，當東歐共產黨相繼垮台之際，羅馬尼亞爆發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成千上萬人發起反政府示威運動，最終演變為推翻希奧塞古的流血革命。其後，倉皇逃亡的希奧塞古更遭受逮捕處決。（參見洪茂雄，《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 在希奧塞古政權崩潰的同時，以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為首的「救國陣線」（FSN）宣告成立並接掌政權。但新掌權的「救國陣線」成員，大半都是舊共黨黨員及政府官員，包括伊利埃斯庫總統本人也是，也因此，1989年至1996年伊利埃斯庫執政期間，在欠缺有力的反對黨予以制衡的情況下，並沒有積極改變國內政治體制的企圖，加上行政司法體系仍由舊共黨任命的人士掌握，官僚體系對於改革也充滿敵意，以致於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都相當遲緩，阻力重重，且貪汙腐敗盛行，法治也不確立。（參見李正通，〈歐洲化衝擊的差異：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加入歐盟期間推動人權保障之進展比較〉，《歐美研究》）而後「救國陣線」幾經改組，最後變成PSD。儘管大多數時間PSD在議會都是最大黨且多次執政，但卻沒能解決長期存在的貪腐問題，甚至今年還因開脫貪腐的法案，引發民怨反彈。 伊利埃斯庫（中）與救國陣線成員，攝於1989年12月23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只是貪腐問題，羅馬尼亞民主化的特殊途徑，也決定了其不徹底的轉型正義實踐樣態。以成功的德國經驗來說，轉型正義的實現，是那威權統治的共黨政權下台以後，由替代的民主政黨來完成。但羅馬尼亞在十二月革命之後，政權卻留在洗白後的前共黨菁英手裡，予人有種共產舊勢力延續之感，以致於轉型正義的進程，如同其他政經改革一樣緩慢，阻力也相當大。 以對加害者的處置為例，除了1989年用以暴易暴的形式，不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立即槍斃其獨裁者希奧塞古夫婦以外，（參見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直到2013年，羅馬尼亞才終於開始在司法層面進一步追究前共黨政權的罪行。第一位被起訴的羅共官員是前典獄長Alexandru Visinescu。被控犯下反人類罪的他，在法庭上辯稱自己只是聽命行事，但仍被判處二十年監禁。繼他之後，第二位被審判的前共黨監獄負責人Ion Ficior，也獲刑二十年。 其實，台灣的發展經驗，與羅馬尼亞有些類似。台灣在解嚴以後，也是由原來的中國國民黨繼續主政，進行所謂「寧靜革命」的民主化，「少分」實現轉型正義。（參見陳儀深，〈導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轉型正義〉，《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而且，跟政權長期被PSD及其盟友把持的羅馬尼亞一樣，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仍有取得中央執政權的政治實力。可見，對兩國而言，轉型正義的進一步落實，在未來同樣是不小的難題！

這也是我一直說，現行缺乏彈性的勞基法只會讓很多事業單位「勞資共謀」違法的例子，但只要出事，都是老闆要負責，這樣的結果只會造成職場相處有問題而已。 你要期待罰則加重、勞檢密度更多，這些訴求也不是不可以，可不可行可以再談，期待薪水增加這一點更是已經明文化一年要檢討兩次（馬政府期間可是一次也沒有，新政府已經調好幾次了），這些訴求跟這次修法又沒衝突。 更別提一堆根本讓人懷疑有沒有工作過的人在嚷嚷，無視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及職場現況，只想將問題簡化為「只要自己好過就好」，要求使用毫無彈性的制度管制勞資雙方，這要該說是自私還是奴性太重？ 更別提這些人也沒提出什麼有意義的對策，甚至提出一堆根本沒有執行可能性的笑話出來，基本上發洩情緒的成份比較多，要我說，這些人回頭檢視一下自己職場狀況可能比較有幫助，比方說他是不是在職場很顧人怨之類的，必然哪來一堆扭曲的想法。 附帶一題，若附帶醫療院所必須配置護理人員值班寢室的條件下（其實一定等級以上的醫院都有），班班間隔八小時的「臨時狀況」，實際執行時恐怕護理人員自己提出要求的機率說不定還大過資方提出，因為可以避免請假或者調配連假。 至於過勞，核心問題是醫護比，該找的是衛福部。（勞基法可沒辦法規定老闆一定要請多少員工） 司機也是類似狀況，可以做的是要求附帶條件，而不是法令直接禁止「全部勞動環境」。 就算這次修法也還沒解決各類行業務員的工時認定，該增加的彈性還很多勒！ 真暴民的時事筆記 11月24日 12:53 · Taipei 台北市 ·  今天聽一個老闆說起，為了要讓員工工作得舒服，他冒了很大的風險。 依法要打卡紀錄出退勤吧，大家嫌麻煩想兩免，出勤紀錄都用做的，被勞檢查了，也只能摸摸鼻子繳罰款。 依法公出要簽吧，大家嫌麻煩想兩免，公出萬一出事，他不只得扛責任，還要被罰款。 他當然也可以拿法律來「保護自己」，要求大家該怎麼幹怎麼幹。公出沒簽？抱歉算曠職，出事自己扛。 但他不想這樣搞，他寧可背這些風險，也要少拿些形式程序，來打擾自己的員工。你說他是好心嗎？一部分是，一方面他自己也怕麻煩，再說員工心裡舒服，對他也有好處。 這是現實世界。許多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幫你扛了很多，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不要用勞資對立的框架，恣意簡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鄧鴻源／大學教授   日前一名女大生近日在網路平台「Dcard」表示，好不容易考上嚮往多年的台大，念了2年卻因課業成績始終低於平均而多次痛苦淚崩，甚至出現「希望台大真的能夠把我退學」的想法。 女大生表示自己出生書香世家，家中成員不是念台清交就是出國深造，親哥哥、親姊姊也都念台大，雖然不曉得哥哥姊姊考上台大是為了什麼，但她知道自己是為了讓爸媽開心、想獲得較好的未來，所以才努力考進台大。 又是一位活在父母期望中的不幸女孩，畢竟兩個月前，才剛開學5天，15歲吳姓北一女新生，某天早上7點左右就從自家頂樓跳下送醫不治，母親得知後崩潰表示：「她說要去上學啊，怎麼會這樣？」據了解，吳姓女學生母親也是從北一女畢業，而父母都是醫科，吳母之前也常在臉書上分享女兒的文章，引來不少親友稱讚。 以上兩個例子很清楚告訴我們，只為父母而不是為自己而活的子女，生活是痛苦的。父母不應該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上子女的身上，認為自己如何如何，子女也應該像他們一樣？其實當醫生生活就很快樂嗎？只不過以犧牲自己健康與時間去換取高收入吧？人生的價值並非以高收入來衡量，而是你對社會與國家奉獻多少。如：愛因斯坦、史懷哲與珍古德等人士，都不是有錢人，但是他們對世界與人群的貢獻無與倫比，誰能小看他們？ 長久以來，台灣的父母普遍都很短視近利，價值觀都很狹隘，以為醫生、律師、教授或會計師等四師在社會上的地位就是「高人一等」，無法擠入這四師就是「失敗者」，真是如此嗎？試問，費玉清、江蕙、周杰倫、蕭敬騰、吳寶春與江振誠等人士，都沒有念過大學，高中也非名校，甚至有人只有國中畢業，然而他們的收入與社會地位會不如以上四師嗎？他們對社會人群的貢獻會比以上四師少嗎？ 其實還有其他許多學歷不高，但是收入與社會地位卻都很高的各行各業人士，只是這些家長不知而已。 總之，行行出狀元，各行各業的人士，只要對社會人群有貢獻，都值得肯定，不應以職業取人。如：10元自助餐莊阿珠女士、台東賣菜婦人陳樹菊女士、建立國中免費學習網的沈芯菱小姐、發明蜘蛛緩降梯的劉大潭先生，以及觀音山揹水人蘇進雄先生，他們都是受平凡而偉大的人士。家長們的價值觀是否應該改變了？

  胡錦濤時代經援非洲數百億美元，太子黨權貴當然想把這些錢經過「國際大循環」回流他們口袋裡，哪裡想到被非洲國家反噬一口？正是自作孽啊！（圖／創用CC授權+合成） 香港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在紐約被捕，震動香港社會，尤其是政界。何志平原是香港中文大學著名的眼科教授，除了專業精湛，也是多才多藝。如果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在香港一樣可以過著人上人的生活。然而他又熱衷政治，在為中共領導人治好眼疾後，又從香港政壇跳到中國政壇，終於為「一帶一路」行賄非洲國家而陷入法網。這實在是自討苦吃，香港人叫「攞苦來辛」。現在關在美國監獄裡，與殺人犯、大毒梟、強姦犯（包括雞姦犯）關在一起，會有什麼遭遇，難以想像。 何志平從1993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20年，2010年起擔任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董事，現為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近年來為這個機構賣力推銷「一帶一路」。基金會主席葉簡明是中國富豪，與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關係密切，董建華的家臣也在裡面擔任要職。而何志平是2002年出任董建華的民政事務局長後才正式棄醫從政。 1980年代董建華拉攏當時新華社（今中聯辦）社長許家屯而助養許的情婦，照理不會得到北京的信任。然而最終還是打敗許家屯流亡美國後的續任社長周南推薦的楊鐵樑法官，出任香港第一屆特首，除了他的大資本家身份，更因為他在美國的豐厚人脈。北京有沒有利用董建華在美國行賄，也許是美國FBI未來需要調查的國安問題。 基金會屬華信能源集團旗下，財富雜誌將這個集團評選為世界500強中國公司中最年輕掌門人，背景則傳說紛紜。近年來迅速壯大，並且從事與其資金不相稱的大規模收購活動，其資金來源成謎，可見是得到習近平的大力支持而成為習王朝的新貴。何志平的行賄金額高達290萬美元，可見背後是中國政府的龐大資源，為拉攏非洲國家，將非洲轉變成為中國殖民地，而不遺餘力。基金會2015年度交通費達506萬港元（約2千萬台幣），但無具體細目，除了全球賣力推銷「一帶一路」，是否也包括小型行賄在內的應酬費？ 媒體還報導何志平曾邀請烏干達外長，訪問香港簽署涉賄協議。因此香港不但是中國的諜報中心，也是行賄基地，對中國的功能比97前大大增加。 從何志平行賄烏干達、查得等政要，也讓人回憶起8年前中國的清華同方集團威視公司，涉嫌在非洲納米比亞捲入詐騙和行賄案，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曾經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威視為了取得機場港口掃瞄設備的合同涉嫌行賄，金額高達1,320萬美元，有3人被捕。胡錦濤時代經援非洲數百億美元，太子黨權貴當然想把這些錢經過「國際大循環」回流他們口袋裡，哪裡想到被非洲國家反噬一口？正是自作孽啊！ 如今何志平案將如何落幕，可能會與中美關係有關。然而不論怎樣，我們看到「一帶一路」表面如何冠冕堂皇，其實內裡藏污納垢，是一宗非常骯髒的政治、經濟勾當。宋楚瑜在APEC表示，希望中國讓台灣參與，實在不妥，台灣還是應該潔身自愛，避之則吉。

今天看了一篇蘋果日報的文章：辣蘋果：國民黨學會如何在野（余艾苔） 這篇文章主要是說，國民黨2000年被輪政後，是靠馬英九而重新執政，所以國民黨要找新的「馬英九」，今天找到新的「馬英九」，就是蔣萬安， 所以國民黨應不斷把小鮮肉蔣萬安掛在嘴邊，這樣就有重新執政的機會。 這是一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 國民黨2000年所以下野，是因為國民黨分裂，宋楚瑜把連戰的票分掉大部分 ，所以陳水扁以不到40%的選票選上總統。 2008年所以國民黨可以復辟，主要是拜扁家形象破滅所致。陳水扁以正義、清廉形象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扁家真的有貪腐問題傳出，這是致命的。2008年民進黨找任何神仙來選，都會失敗。 2016年國民黨所以選舉失敗，主要是拜國民黨分裂所致。馬王政爭，導致王金平不願處理太陽花學連佔領立法院。由於學運持續發酵，馬英九的傾中印象，深入人心，國民黨失去年輕人選票。 再加上2014年連勝文代表國民黨的舊勢力選台北市長，外溢效果幅射全國，六都國民黨失去五都，新北市差一點也淪陷，這時國民黨的基層已經動搖。 再加上2016年總統選舉，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舉棋不定，竟然找一個深藍，比馬英九更傾中的洪秀柱來選總統，再加上換柱過程粗魯，新的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做好做滿」的諾言失信於選民，導致總統選舉輸掉三百多萬票。 蔣萬安是馬英九嗎？不，他是另一個連勝文。 連勝文的老爸連戰，蔣萬安是獨裁者蔣家的後人，連勝文的包袱有比蔣萬安大？ 如果國民黨台北市長人選提名張善政，或類似沒有意識型態包袱的技術官僚，那麼不少支持柯文哲的人，會轉投國民黨。然而如果是提名蔣萬安，他和沒有治理經驗的官二代連勝文，有什麼區別呢？ 連勝文敢講「現在不是大明王朝」，國民黨像「丐幫」，蔣萬安有批判過兩蔣嗎？ 國民黨如果提名蔣萬安選台北市長，就像提名連勝文一樣，根本沒有一點勝算。

中國重大事故新聞處理SOP ---- 看看伊能靜在微博呼籲受害者家屬不要接受中國境外媒體採訪，說：「我們不要亂」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5884721294508&set=a.379027274507.154899.633434507&type=3&theater

  北京大火後，北京外來打低收租戶隨後被撤離，房屋立即拆除。（法新社） 2017-11-27 08:51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北京市郊大興區上週發生公寓大火，造成19死、8傷慘劇，當地是知名外來打工族的集居區，習近平親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以清理全市「安全隱患」為由，展開為期40天的大整治，在北京零度下寒冬中，一天就有上萬人遭強行驅走，據傳，已有數百知識分子發起聯署，要求制止這一「違法違憲及嚴重踐踏人權的惡性事件」。 北京大火後，北京外來打低收租戶隨後被撤離，房屋立即拆除。（法新社） 北京寒冬下，被限時撤出民眾不知何往？（法新社） 綜合媒體報導，由於北京當局此次驅趕「安全隱患」的對象，正是屬於低收入弱勢及外來打工族，而被外界認為重點在於驅趕「低端人口」，日前，已有中國人民大學校友會數百人聯署，希望北京停止暴行、善待底層之後，接著，再有逾130位知識界人士在25日聯署，向中共中央發出公開信，呼籲立即制止此項嚴重踐踏人權行動，不過，當局仍無回應。 據報導，聯署人包括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衞方、北京電影學院崔衞平、獨立學者章立凡、香港學者陳峰、詩人廖偉棠等逾130人，連署還在進行中。 公開信指控，在零下幾度寒冬天氣，驟然強令外地人口在幾天內無條件搬離租住地，否則停水停電並隨意處置其財產和物品，是對公民生存權、居住權、財產權和人格尊嚴等基本人權的極度蔑視與肆意侵犯，無法無天，極為粗暴和低端，任何文明社會、法治社會都不可能容忍。 上週二北京氣溫跌破零度，整治行動已經開始，才發生大火的西紅門鎮政府發出通知，勒令停產、停業，租客須在一日內撤離，「如不搬離騰空，一切物品視同放棄，後果損失自行承擔」，且當晚即停電、停水；而大火發生地點附近的多數商鋪、作坊、公寓都接到3日內限期搬遷的通知；除大興區外，包括海淀、朝陽、昌平等區同步要求出租者限時搬出，當局隨後即派員清拆，才短短數天，北京廉價住宅區變成一片廢墟。 這種迫清遷行動，連中國央視都看不下去，指謫北京當局「整治行動要力度也要溫度」，指「北京的室外滴水成冰，讓租住者從隱患重重的室內火速搬走，固然能夠迅速降低風險，但進城務工人員到哪裡避寒、如何才能迅速找到下一個安全溫暖的臨時居所？」 相關新聞 零度下北京 2女記者採訪被驅趕人口 遭房東趕走搬遷

  作者並不想對一例一休的修正提出什麼意見，只不過這次的修正所引起的對立，其實暴露出台灣的治國能力問題。作者想要從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與拉斯威爾的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圖／創用CC授權） 一、一例一休的修正審議所暴露出的問題 一例一休是蔡英文總統選舉時的政見，將政見付諸實現本來無可厚非，但沒有想到的是在一例一休通過立法院的審議時，除了引起勞團與企業界的反彈之外，在實施之後，一例一休的確在某些產業帶來了正面的效果，但卻也引起企業界的反彈，尤其服務業認為一例一休沒有彈性，影響到工作的調配，而且也使想要加班的勞工無法增加薪資而必須多打幾個工。後來，據說勞動部聽了各方許多的意見之後，就在賴清德院長的主導下，提出了新的版本送立法院審議，但這次不只是勞團反彈更大，就連民進黨的立委也有雜音，而時代力量與國民黨也持不同意見。 作者並不想對一例一休的修正提出什麼意見，只不過這次的修正所引起的對立，其實暴露出台灣的治國能力問題。作者想要從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與拉斯威爾的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二、民主主義國家的實現與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 現代的世界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大所形成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兩個特徵，一個特徵是：自由市場以其調整供需的功能使得生產能夠最有效率，也使得經濟成長的規模可以不斷擴大，但大航海以後的全球化對於各地的社會帶來衝擊，也產生了種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種種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是市場的機制所能解決的，許多問題都必須依賴政治共同體=國家的解決，儘管國家常常會有許多的失靈現象。 （一）梅利安的理性設計 二戰前後的世界面臨了法西斯與共產黨的兩個極端。當時，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認為國家並不是要去實現階級目的，亦即不是要去追求特殊利益之物，而國家也不能去追求這種狹隘的利益。他認為所謂「階級國家論」與「國家死滅論」都是太過急躁的結論，也是錯誤而無益的國家理論；即使是夜警國家論，在「太消極而且只是過小去評價國家的角色」這一點上，它也不外是錯誤而無益的國家理論。梅利安的國家觀是一方面否定19世紀的消極國家觀，一方面強調國家積極而富創造性的角色，他認為沒有國家積極的功能，20世紀巨大的工業社會是很難運作的。 梅利安不只是轉變國家觀，他也轉變自由的觀念。梅利安認為「自由並不是對於『無國家』的願望」、「國家的目的並不是壓抑自由，而是在最大限度的可能範圍內，獎勵、助長、促進自由。」梅利安認為自由只有透過國家才能充分實現，而不會被國家壓縮，國家真正的目的不外是要促進自由，他因此完全拒絕「自由vs.國家（自由對抗國家）」這種傳統的框架；相反地，自由只有透過國家才能實現，因此梅利安要求對自由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梅利安的設計之核心就是「自由」與「民主主義」的設計。 梅利安認為國家的目的是：（1）對外的安全（2）國內秩序（3）正義（4）一般福利（5）自由。而這些目的可以歸納為「一般福利或公共利益」。國家的目的同時也是政治學的目的，也是設計的目的。梅利安想要透過「理性的設計」去實現這個國家目標。 梅利安認為理性的設計，是為了如下所述的各項目的而被加以實施的，而這就改變了從來的國家觀一「國家只是在生存競爭上扮演分配的角色」： 1、實施有體系的照顧，以擴大文明所帶來的利益 2、確定其分配的方法與範圍 3、確立正義與自由的各種原則，以便將「有體系的照顧」適用於實際 4、保障市民的各種權利與市民的各種自由 5、保障就業的安定、最低基準的健康、教育、住居 6、保障人性中的創造可能性之發展 理性設計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確保自由，在經濟上確保適當的生產與分配，以保障國民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以便最大限度去發展人性中的創造可能性。梅利安不斷強調說：「設計的目的，是解放人的能力，擴張機會的範圍，擴張人的自由」。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從根本上，去轉變向來的國家觀與社會體制觀。 梅利安認為能實施這種設計的體制，假如要靠向來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話，那是完全不夠的，這種設計會要求要有更廣泛的新體制之觀點與角度，而且這種更廣泛的新體制之觀點與角度是只有靠經濟、科學、技術、工學、哲學、倫理學、地方、人種、社會學、政治學等的研究才能被達成。在這種理性設計的過程中，所有學問上的成果必須被導入、被加以綜合；在這種理性設計的過程中，會要求所有種類的科學家參與其中。他構想著壯大的設計，這個壯大的設計是投入所有種類的科學家與他們的科學研究成果，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合理可能性而去加以建構的。他所構想的這個壯大的設計是「普及於整個社會規模」的「完整而且有網羅性」的體系，他相信透過這個壯大的設計，人類是能夠到達理想國度的。 （二）拉斯威爾的政策科學 芝加哥學派的拉斯威爾與梅利安，有著共通的傾向。他認為向來在這個世界所流傳的未來的烏托邦圖像有兩個，而這兩個烏托邦圖像都預言「從『種姓社會』移轉至『自由社會』」乃是必然，種姓社會是人們成功的機會，會受到其出生門第的左右，而自由社會則是對所有人保證大家具有平等的機會。在這兩個烏托邦圖像當中，有一個是馬克斯主義，另一個是由海耶克所代表的「市場萬能論的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認為透過資本主義的成立，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各個封建領主與資產階級這兩個種姓就會被打破，而市場萬能論自由主義，則認為自由市場會透過帝國主義而傳播，這就會成為自由社會成立所不可欠缺的過程。 拉斯威爾認為馬克斯主義的革命戰爭這種戰略，會產生《新的不平等》的危機，亦即「生產手段會集中於少數革命菁英」，而在市場萬能論則會產生「資本主義獨占化的進行」與「獨占企業集中於所有人、管理人」這種新的危機。因此，以上所述的兩個未來圖像，雖然都主張社會要進行真正的民主化，但結果卻是產生了與其相反的產品一「軍營＝監獄國家」。拉斯威爾說控制著資本主義與革命體制的少數菁英，為了確保自己在自己陣營內的權力，就會過度依靠軍隊、警察等的暴力手段。拉斯威爾把這種狀況稱之為「軍營＝監獄國家」。他認為以上兩個烏托邦圖像，所帶來的正是現代的危機狀況。因此，實現民主主義是必要的前提。 問題就在於：拉斯威爾所說的民主主義，具體上應該用什麼手段加以實現呢？拉斯威爾在此時所主張的就是：實現民主主義的科學一「政策科學」是有必要的，他認為政策科學是一種科學，是對社會當中的政策制定過程加以解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以使人們對於政策問題作成合理的判斷，亦即：政策科學是「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方法，發現民主主義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手段」。從這種意義上來看，政策科學的必要性與拉斯威爾對民主主義所給予的特徵─亦即社會裡的所有人能夠平等地實現其價值─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因為為了擁護、發展「民主主義的社會」，只是抽象地擁護社會的平等性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以「政策」這種形式來顯現出價值，是有被實現的可能性。 拉斯威爾認為要形成上述意義的政策科學，必須透過如下的工作才有可能，亦即：（1）與所有既有的科學（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合作，（2）將各種科學所應具有的社會目的加以明確化，例如拉斯威爾對於精神醫學所具有的可能性是有著非常高的期待，但是精神醫學要成為政策科學的一員，那它就不能只埋沒於各個病患之治療，而有必要去自覺到它的社會目的；同樣地，法學不能只是止於以各個裁判為目的，而有必要考察各該裁判所具有的社會影響。政策科學的最後目標是要綜合地活用各個科學的產出，去建構「人的行為模式之理論」與「社會的理論」，亦即政策科學的最大課題是防範人的破壞性、實現民主主義。 但是大家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期待它能使台灣越進步，社會越和樂安康。 只是這個目的的達成，並不是用嘴巴講講就可以達成，這必須憑真本事，但問題是：台灣的整體有這個真本事嗎？ 三、台灣人真的準備好了嗎？ 其實如果從理性設計與政策科學的角度來看，勞工政策的制定，與其他各種政策的關聯是非常密切的，例如：產業政策、社會政策、家庭政策、失業對策等皆是。各種政策的制定，脫離不了長期實證的研究與分析。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台灣的學術界與研究單位與政府機關，有這個能力提供政策擬訂的詳細資料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無法全盤掌握，所以我也無法正面回答。但如果從我自己所屬的法律學界與自己所接觸過的公務員丶乃至政治界來推論的話，我的結論是相當悲觀的。 我先舉民進黨為例做一說明。作者曾好幾次接受民進黨智庫的邀請，參與若干政策議題的討論。我的專攻是地方自治，所以我參與的議題，也主要是在與地方自治有關的問題上面。每次參加，我都會覺得一個已經是台灣大黨的民進黨，在政策的擬定方面其實是非常的弱。舉例來說，每次在討論地方的政策時，我總覺得智庫的人，好像連中央與地方在國家體制上的地位，都不太清楚，因為如果不知道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是獨立的法人格時，那麼要去建構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制度乃至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時，就會出很大的問題。後來，為了讓智庫的人能真正了解地方自治的內容，我還特地花了3個小時做專題介紹。可是提供了很多意見之後，也不見這種專業的知識，被黨部所採納而成為黨的政策，或是被使用在現行制度的改革上面。 在我的觀察裡，智庫好像是在養許多的「聯絡人」，聯絡專家學者來開會、來表達意見。很多的政策似乎是找一些學者與助理們，討論整理而得出的，至於可行性如何，幾乎不會討論。當然，從黨部的財政來看，這樣的作法無可厚非的。只是黨在執政後，政策要怎麼付諸實施呢？顯然在這一次一例一休的政策上，已很清楚顯現，政策的擬定並沒有實證的研究，與各種專業及社會的發言，做為基本前提，甚至第二次的修正，竟是在勞動部聽各方意見後敲定的。這種政策的制定真的會讓人們捏一把冷汗。我個人認為學界一定會有這種產業研究、勞動研究，問題在於這些研究水準夠嗎？有用嗎？ 就我了解的公務員的實際運作來看，他們在碰到新的政策、新的法律擬定時，大部分的作法就是找專家學者做專案計畫，以目前的考試制度要期待公務員開創新局本來就有困難。 而如果從我對法學界的了解來看，台灣的法學界幾乎都是在傳統法學的領域，即使有所擴張，但所擴張的範圍有限，法學教授們的教育，所造成的現象，就是大部分的律師只會打傳統的民事、刑事訴訟，他們所培養出來的行政法院法官，只會照行政機關的意見做判決，而使行政法院得到「敗訴法院」之惡名。如果說允許我用法學界來推論全體學界的話，那麼，台灣這個國家的水準與能力，相信各位應可推知。 四、民進黨必須認真思考與付諸實現的課題 對於國民黨，其實一般人都已不太期待它能夠為台灣做什麼事，對它的期待，就是它不要帶來太多的負面效果就好。但是大家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期待它能使台灣越進步，社會越和樂安康。 只是這個目的的達成，並不是用嘴巴講講就可以達成，這必須憑真本事，但問題是：台灣的整體有這個真本事嗎？民進黨是否有好好思考這個問題？民進黨比國民黨有理想，而且比較清廉，但是它跟國民黨很像的地方就是：取得政權是最大的目的，其他的一切等以後再說，但問題是治國能力，並不能靠急功近利獲得的。民進黨是要使台灣停滯？還是要帶領台灣向前？顯然民進黨必須要好好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