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幫、科技幫、舊官僚、新官僚紛紛入列，蔡英文、林全的「文人政府」大體成型。但，「文人政府」優雅出場，中國那邊已經開始動粗了。看守政府，五日京兆，「要下台的人最大」，樂得看民進黨政府上台便焦頭爛額的笑話，毫無執政失敗的起碼愧疚，也毫無台灣命運共同體之認知。馬英九，仍陶醉在九二、一中，結果，國家大事有權的不管，還沒上任的管不了。大選與就職，空窗期四個月，舊政府、新政府、新國會的權責運作，無例可循，民主危機，一覽無遺。 馬英九悠哉待退，只顧替中國「看守」台灣、太平島、釣魚台，上樑不正下樑歪；勞動部長陳雄文撂話：「你可以告我啊」，毫不體恤勞工權益；法務部長羅瑩雪名言：「然後他就死掉了。」肯亞的台灣籍詐騙嫌犯，被中國強行擄走，羅瑩雪未捍衛司法管轄權，更無視於國家主權，彷彿吹來中國「管治」台灣的一道冷風。詐騙嫌犯固然罪有應得，即將下台的法務部長卻在國會鬧脾氣，暗示對方想拖到五二○以後，「國內罵越兇就拖越久」。言下之意，中國手上的台灣人質，極可能淪為對付新政府的籌碼，所以馬政府慢條斯理無所謂。 其實，這已經是一場台灣危機了。只是，舊政府，新政府，新國會，好像不認為是危機，或者，都認為不是自己的危機。於是，這場危機，一直在累積。中國的人權、人命如草芥，台灣的人權、人命關天。「台灣人質」拖愈久，壓力可想而知在台灣這一邊，而拖過五二○，壓力便在蔡英文、林全頭上。因此，馬政府可以急事緩辦，蔡、林不可兩手一攤，丟給國會發洩情緒。新政府雖未上任，國會已是民進黨主導，如果還以在野姿態糾纏即將下台的官員，唇槍舌劍鬧成一團，耽誤的不是馬政府，而是未來的新政府！此時，蔡英文正應展現駕馭能力，把國會多數的「反對鬥勁」轉化成「完全執政」的擔當。 不僅肯亞詐騙案，林全任命的衛福部長，至今尚未接獲世衛大會邀請函；比利時政府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共同舉辦的國際鋼鐵會議，以對話夥伴身分獲邀參加的台灣代表團，一度在中國的抗議下被迫離開會場。凡此，中國不給馬政府留面子，同時也給新政府下馬威，不言可喻。這些近況，首先證明九二、一中、外交休兵之完全破產，中國把馬政府用完即棄；其次也提前向新政府發動猛攻，要求照單全收它的政治勒索。在抗拒「同屬一中」、維持主權現狀之際，形成中的新政府，以及開始運作的新國會，也應該賞識九局下半仍堅守崗位的官員，促使馬政府一起合作處理眼前的棘手問題，這才是「台灣共識」的正辦。 蔡英文說：新政府沒有適應期。以台灣之百廢待舉，中國之敵意升級，新政府的確不能有所鬆懈。在政權交接期間，中國諸多挑釁行為，大家看到的是新舊政府的各行其是，以及馬政府與新國會的最後駁火，無人出面整合台灣的內部分歧。於是乎，台灣的主權，台灣籍嫌犯的司法人權，各方似乎都束手無策。在這種氣氛下，馬政府到中國協商詐騙案，能否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難道，台灣發生天大的危機，也要等五二○以後再說？但願，針對目前諸多險象，新政府的國安團隊已在鴨子划水，確保五二○無縫接軌、台灣利益無損。否則，中國頻頻使出殺手鐧，台灣又處於政權交接的弱點，民主要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太諷刺了。

  台灣的政府，到底是不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多半會經由政府人員來向社會進行詮釋；重要的政府官員一言一行，都在政治舞台上向全民展示，如果缺乏從事公職的基本認識，或是自身修為不足，輕率做出不良示範，對於政府實踐現代化治理，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賴，都會形成負面評價，甚至傷害台灣的民主。 就是基於政府官員的這種表率作用，先進國家針對從政者，除了以法律就其權責給予明確的界定之外，社會與輿論同時會就政治道德與倫理問題，提出相當的約束與要求，以維繫一個進步社會共同遵循的價值。 例如，二○○二年美國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拉特（Trent Lott），只因為在一場慶生會上，讚揚其所屬的選區選民在一九四八年總統大選支持主張種族隔離政策的瑟蒙（James Strom Thurmond），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一般以為，這個場合是瑟蒙的百歲生日會，對壽星有些美言，或許應可諒解，但當時的美國媒體毫不留情，對觸碰種族問題的潛意識流露，照樣堅壁清野，拉特最後被迫下台，失去多數黨領袖地位。鮮有人說，這種嚴厲是言論審判的無限上綱。 二○一六年的台灣，即將在下個月卸下公職的現任政府首長，在立法院各有不同的表現，面對如何勾勒政務官最後的背影，不少人物令人豎起拇指，但也有若干人士讓人不忍卒睹。這些試煉，比較屬於個人層次，因為他們肩負國家重擔的時間所剩無幾；外界更為在意的是，即將接任的未來政府首長有多少進步？他們是否正確認知自己是來幹什麼的？明白倘若有錯誤態度輕率表現，必然斲傷新政府嗎？ 每屆新官上任之際，總有一些引人側目的言論，顯現台灣官場結構性的問題。例如，「入閣除損失千萬年薪，也放棄了只剩三個月的退休計畫，實在是一個沒有私心的人」，「因為無法拒絕老同學拜託，只好把自己當作公益捐出去」，這些推薦或自我介紹，似乎是對人民「施惠」的論調，恐怕絕少會在美國冗長的人事聽證過程出現。因為，在民主成熟的國家，官員上任前，如果不是懷抱著這工作非我莫屬，我有雄心與把握勝任付託，國會有什麼理由要同意通過其任命案？ 三度政黨輪替後的台灣，大量出現這樣的「牧民」思維，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潮，這是黨國與威權的殘餘，其本質是非民主的。長期以來的官場，是一個壟斷型的系統，產製出一種特殊的政商結構，也就是經過公務部門再轉任民間企業擔任肥貓的終南捷徑，這類人距離人民與土地甚遠，自成一個雲端聚落，甚至將自身擁有的稀有特權視為理所當然。在這樣的心態下，才會不必解釋以自己的條件，千萬年薪哪來的？也才會將重入公務部門當作是「做公益」。 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位高權重如總統者，他們卸任後要謀高收入，不論是著書出版或跨國演講，憑藉著是通過市場接受及認可的能力與光環；絕不是台灣這種特有的「獨董」文化，爺們習氣，酬庸肥缺，或是貼在門口的神像，可以沾沾自喜的。這種制度性問題，應該是新政府必須解構剷除的積弊，怎麼可以任由這些準首長以傲慢姿態，準備發揚光大呢？ 一個標榜新政治的政府，進用為數不少的這類官員，不僅對自己藐視公職神聖性的嚴重症狀缺乏識病感，甚至未見這個團隊的其他成員或領導者有起碼的警覺，而能出面規勸糾正，要求他們正衣冠、明得失，以致讓類似的霸凌言語一再面世，實在是對民主的褻瀆，對人民的不敬，也是在自我消耗政府施政的能量。 一個清醒的社會，必須嚴肅指出，如果做不到把服務公職當作志業或事業，至少是個職業，要有基本的職業道德，要不得的做公益之說，莫非想讓大眾聯想是垃圾回收？

  我國三月出口仍然年減雙位數，是連續十個月兩位數衰退，而出口衰退連十四黑已經追平金融海嘯紀錄。全球金融海嘯爆發至今八、九年，我國經濟卻每況愈下，今年ＧＤＰ能否「保一」﹙一％﹚充滿變數。此種經濟下滑趨勢係長期累積下來的結構性「慢性病」。 出口佔我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約六成，是我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而因內需市場規模小，內部需求力道有限，因此出口若陷入衰退，未能挹注動能，便會造成經濟成長停滯或倒退，故而今年ＧＤＰ預估值雖仍在一％之上，但從出口數據與全球貿易量的萎縮，以及世銀、ＩＭＦ下修全球ＧＤＰ，我國ＧＤＰ「保一」確實是一大挑戰。尤其，此波出口衰退已長達十四個月，意味著在前一年衰退的低基期下，出口不但未能轉正，甚至跌幅加劇，出現兩位數的衰退。而且，短期仍未能看到暗黑隧道盡頭的曙光，確實讓人難以對未來樂觀看待。 針對此一險峻局面，馬政府的對應之道︰一是「推」字訣，一再將衰退推責給國際油價走跌、反恐事件與經濟動能不佳，歸咎於外部需求不足，而非政策錯誤與執行上的無能；一是「拖」字訣，本季未好轉，就再延到下一季，總是以未來即將復甦當安慰劑，彷如當年一再下修ＧＤＰ的翻版，企圖以時間換取空間，一直枯等下去，直到經濟自動修正，止跌回升。其實，我們一再指出，當前台灣經濟下滑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並非景氣循環，經濟不會自我修復，因此依照官員守株待兔的作法，未積極進行調整產業結構，同時推動貨幣與財政政策，等到國際景氣翻轉，台灣一樣在沉淪，下滑的趨勢與模式，將是日本失落二十年教訓的重現。然而，日本是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才出現成長停滯，因此零成長的日本經濟依然實力雄厚，國民生活水準仍在世界前端。但台灣此刻的國力介於新興經濟體與ＯＥＣＤ的富有國家之間，加上新興經濟體是台灣的競爭對手，一旦經濟停滯或倒退，我國就可能淪落為開發中國家，甚至第三世界國家。因此，台灣絕對不能再持續衰退，否則將走上自絕之路。 台灣當前經濟面臨結構性的困局，主要在於新、舊經濟轉型之際，絕大多數的產業依然停留在舊經濟的領域，未能掌握先進技術與趨勢，而且著重於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提升。在創新與傳統之間的競逐，台灣產業很少闖進創新的叢林去衝撞，多數固守在守成的傳統堡壘，寧可選擇一個安逸的所在，以致在技術與創新日新月異的浪潮中很快就落居末段班。另外，經濟的全球化，企業必須多元發展，聚焦於全球市場，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能量與場域，但台灣經貿卻過度集中於中國市場，大多數的投資、技術、人才都流向中國，對中國出口也佔四成，形成了嚴重傾斜的「核心VS.邊陲」模式。其實，即使嚴重依賴中國，亦屬於以中國為組裝代工的傳統生產模式，並未掌握中國力圖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的脈動，注定了即使在中國也會被邊緣化的命運。 然而，吾人已經不必費心去評價馬政府的功過，必須從政策與人事檢討小英政府能否承擔起振興台灣經濟的艱鉅任務。小英的五大創新產業，扶植本土製造業，立意甚佳，備受好評，但涵蓋面太廣，政府與民間是否具有足夠能量同時撐起綠能、生技、國防工業、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等五大創新產業？是否該列出優先次序，作好資源配置，才不會全盤落空。甚而不必捨近求遠，應去發掘台灣產業的潛在冠軍，找出其成功的產業發展模式，在此基礎上走出一條適合台灣這種小型經濟體的成長道路。至於人事佈局，至目前為止仍稍嫌老成保守與學院派傾向，很難見到開創性的格局，新政府仍有三思檢討的必要，否則老面孔如何撐起台灣的新經濟？

  「英派政府」新舊並陳，林內閣自信滿滿，多數民眾自然期望新政府一帆風順，讓台灣走出低谷。但有些批評聲音，主政者更應謙卑傾聽，在奮發圖強的同時，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最近，柯文哲的民意支持度下滑，議員、輿論也開始對他嚴加指教了，政治就是這麼現實。柯文哲能恢復嗡嗡嗡的高人氣嗎？也許，少罵人，少反射動作，加上正面建設，不久市民又會對他按讚。但，政治光環由大變小，還回得來嗎？這個問題，柯文哲不要大意，即將上任的蔡英文也要小心。 才一年多，柯文哲從天上掉落人間，而且是在短時間內逆轉的，恐怕連主角自己到現在都還沒回過神來。為什麼？其實，他的崛起不是由於戰功彪炳，而是馬英九、郝龍斌等助選員，他們所激發的公民運動風潮讓柯文哲水漲船高。可惜，政治素人被勝利沖昏了頭，挑戰大財團造成轟動效應，熱鬧一陣之後卻虎頭蛇尾，甚至梗在大巨蛋騎虎難下。至於，對升斗小民的停車全面收費、取消重陽敬老金等，卻是劍及履及、不容狡辯。於是，拆得再多再快，沒有興利澤民，小市民原來鼓掌的雙手也遲疑了起來。春節以來，解決塞車的即興方案、二二八騎車一日雙塔、西湖小燈泡命案，各種責難匯集遂令柯文哲從滑梯滑了下來。 民調回得來嗎？把對的事做對，當然慢慢回得來。不過，也不能只求短期反彈，而忽略了長期的升降趨勢。二○○八年，馬英九壓倒性勝利，眾望所歸、志得意滿，不下於後來的柯文哲、蔡英文，然而上任一年多，六三三跳票，一場八八風災就把他的滿意度打到十六趴，粉光的臉頓時失色。二○一二，如果沒有操弄「宇昌案」，能否順利連任都有問題。而這個人，一連任成功就忘了政績不佳、民怨漸升，在各界質疑下宣布油電雙漲，導致經濟惡化、藍綠共憤；沒有連任壓力，一中暴衝不避人耳目，更激發公民之怒遍地開花。結果，民調探底到九‧二趴，從地方到中央國民黨每選必敗。將近八年來，馬英九的民調有起有落，總的趨勢俯衝下墜。何以致之？政治明星，自我中心，一旦受到冷落，往往自怨自憐從而退縮到更小的角落自大自傲，於是選民的心也愈來愈冷。 隨著主人意識高漲，人民對政治明星的無情，將成常態。選前講一套，當選做一套，騙不了人了。馬英九執政，失敗收場，堪當所有政治明星的負面教材。柯文哲力求逆轉勝，必須積極回應頭家的不滿。而民意如流水，一個月後才上任的蔡英文，千萬要點滴在心頭。二○○八，馬英九的風光，拜阿扁失敗之賜；二○一四，柯文哲的崛起，受惠於馬、郝顧人怨。小英的最後一哩路，彷彿依稀。再加上，舊政府看守期甚長，柯文哲又耗損了白色力量，蔡英文幾乎已無「適應期」可言。不少意見指出，新政府人事布局，並未予人點亮台灣的感動；對岸的中國，又步步進逼同屬一中，不斷出難題。此時此刻，公民熱情既經兩次勝選釋放，新政府若有任何閃失，社會風向可能一夕之間翻轉。若待民調滑落才恍然大悟，執政要重返良性循環，就是逆流而上、事倍功半了。 謙卑，沒錯。但，政治不僅是溫良恭儉讓，更要看戰略駕馭與執政節奏，以及把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馬英九由盛而衰，歸納起來便是唯我獨尊、意識形態，忘了選民選你出來做甚麼。依馬、柯的共同民調經驗，人民的「觀察期」大約是一年。歷史給了蔡英文機會，人民期待的不是另一場表演政治，而是實事求是於國計民生，理出國際新局下的復興路徑，找回台灣的國格尊嚴、人民的小確幸。台灣，有人說失落了八年，有人說失落了十六年，不論如何，人心思治，也沒時間失落了。「英派政府」沒有輕鬆的本錢，整個團隊務必穩紮穩打，讓核心施政有感突破，依民意促進轉型正義。四年執政，也許一年便定成敗了，不能不戒慎恐懼啊。

  我國打算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ＡＩＩＢ），因中國堅持台灣非主權經濟體，必須套用「港澳模式」，透過中國政府提出申請，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無法接受，已形同破局。加入亞投行，對我國來說，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馬政府只因意識形態作祟，部分政媒起鬨，演出一場自取其辱的鬧劇，如今遭中國打臉，劇已終，只是不知這一票人是否夢醒？ 馬政府試圖加入亞投行，堪稱不顧國家尊嚴，卑躬屈膝。先是去年三月其廣招意向創始成員國階段，由張盛和以去除我國家名稱的「部長」名義，傳真中國國務院台辦，提出參與意向書。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何況中國一直心存侮慢台灣，當然正式拒絕我國為創始成員。 儘管如此，馬政府仍繼續自欺欺人。去年十一月「馬習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歡迎台灣以適當形式加入亞投行，又讓馬政府興起無比的希望；張盛和對以「中華台北」加入，公開表示樂觀。這種阿Ｑ到極點的一廂情願，台灣很少人買單，中國也不可能接受；況且習近平在「馬習會」所言，不過是台灣總統大選前的應酬話。假話真不了，只有自欺欺人的馬政府希望它「美夢成真」。 再就事件本質來看，馬政府如此以熱臉貼中國冷屁股，更令人氣憤。中國主導亞投行，主要為其「一帶一路」的國際擴張策略服務，並在國際開發金融體制之外另起爐灶，企圖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美日主導機構對抗。由於中國野心畢露，美、日、加拿大等國選擇不參加亞投行；美國財政部長路傑克近日還針對性地強調，亞投行應遵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已設定的國際標準，方足以強化全球金融結構。 亞投行基本動機既出自政治，中國從不放棄羞辱台灣的任何機會，但這次羞辱卻是馬政府自動送上門的。亞投行協定關於成員資格，雖開放亞洲開發銀行成員加入（第三條第二款），也出現「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成員同意或代為申請的規定（第三條第三款）。馬政府先是透過國台辦投狀申請，按亞投行此一規定，形同自鑽狗洞，自行矮化。如今圖窮匕見，張盛和「無法接受」的說法，只是明知有此結果卻讓國家深受其辱的遁詞。 亞投行本質如此，中國陽謀昭然，有人或許要問，設若我國加入，又能從中得到什麼商機或利益？如據財經兩部所曾提出的評估報告，通篇只見「提升國際能見度」、「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增進跨國商機」、「增加兩岸合作方案」之類的陳腔濫調，其因此導出的「利大於弊」官樣文章，也難以令人信服。相對地，如參考我國為創始成員的亞銀，整體資金規模遠大於亞投行，我國國內業者每年都只能取得不到兩千萬美元商機；顯見亞投行或有的商機，不能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台灣人民對馬政府八年施政全面倒向中國，已透過選票兩度表達明顯不滿。前此，馬政府與中國一搭一唱，所謂「讓利」，實際上卻是買辦及權貴得利，人民對此極其厭惡。如今，亞投行為人作嫁，圓習近平的「中國夢」，卻可能導致台灣噩夢；馬政府卻一頭熱，誠不知其居心何在？ 馬政府的亞投行夢碎，台灣無端受辱的同時，也讓國人再度看清，中國的打壓無所不用其極，但每次打壓只會招致台灣人民反感。有如昨天所發布的民調，若中國祭出縮減中國客、打壓我外交空間、減少雙方經濟交流等措施，有六成八三台灣人民對此不以為然，因此對中國反感。馬政府及馬的黨傾中，已遭人民以選票拒斥；與馬黨國很麻吉的中國當局，不能一錯再錯，繼續選擇站在台灣人民的對立面。

  中國，是台灣長久以來既存的外部威脅，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是在主觀意願上，台灣人絕大多數希望與這個大鄰或者惡鄰和睦相處，減少對峙，增加理解，這也是一個真實的描述。如何在這兩個矛盾點中整理出最適的生存發展之道，一向是台灣總統最核心的任務。 兩蔣威權時代，沒太多民意說話的份，暫且不論；自台灣民主化之後，歷任總統在卸任後大眾要評斷其功過時，中國關係的處理必然是個要項，其不僅涉及國民尊嚴，經常也牽連內政治理，故而意見的分歧性也最大。以馬英九總統為例，其執政八年所採取的對中政經扈從政策，確實獲得美國以區域穩定為由的肯定，但是台灣人民最終卻給了他個人最低的民調支持，並且在今年大選決定換黨執政，讓國民黨大敗。 即將在五月上台的民進黨政府，必須記取這眼前的教訓，同時也必得記得八年前是怎麼被趕下台的，在這兩者間思索如何找到一條確保台灣最大利益的穩健選項，既穩定外部挑戰，同時更取得人民信賴，進而讓停滯的國家運轉，這責任如果扛不起，歷史的機遇勢必會稍縱即逝。 取信於民的關鍵，無非是主張與立場的一致性。例如，選前的未決爭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該如何審議，就是一個很好的檢驗。掌握國會多數的民進黨團已經將黨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送入程序委員會，準備在明天付委。針對條文的內容，最近卻被太陽花學運領袖以及公民團體直指，為何民進黨版草案沒有設計溯及既往、過渡條款？換言之，已經馬英九政府完成簽署的服貿協議，以及正在談判中的貨貿協議，到底適不適用新的監督機制來審查，會不會被動接受前朝談判的結果，民進黨的態度引發了疑慮。 同時，民進黨版條文「行政院函送（協議）文本至立法院審議或備查。」所出現「備查」的字眼，顯欲保留日後的若干行政裁量權，但就因兩岸問題的高度敏感，社會上經過這些年政治權力者的肆意妄為，早已對政府失去了給予基本彈性的信心，何況法律的訂定將適用於任何一次的政黨輪替，未來未必那個政黨執政，故而主張對行政權加以限縮、增加國會制衡力道者，頗能贏得外界共鳴。 對於一個準備迎接新局的政府來說，尚未就職就被理應路線類近的公民發出提問，準執政團隊卻乏人出來正面回應，這絕對不是一個好兆頭。民進黨雖然擁有席次過半的方便，但是如果無法擴大溝通，整合出國內共識，是沒有辦法以民意為後盾全力攘外的。尤其，在最近的內閣人事布局過程，馬政府的ＥＣＦＡ政策論述制定者與文宣辯護者，再次獲得民進黨政府重用，更加籠罩著新政府究竟想要幹什麼的疑雲，這些令人強烈不安的訊號，也不是光靠蔡英文、林全體制空口白話可以盡釋群疑，不如在法制面，將兩岸往來的遊戲規矩訂好，才是今後依法行政的上策。 菁英治國的時代，在台灣已經成為過去式，現代政府的成功要件，是建立在通過民主原則，消弭歧見，取得彼此可以接受的最適方案，所謂人人得以參與的程序正義之上，民進黨二次執政，萬不可複製國民黨，自身的認識也需要再進化，才可能改寫國民普遍對於政治、政黨、政客與權力運作間的刻板印象。 最後，民進黨終須自問，這麼多年在野高喊的走向國際與世界接軌，真是信念、還是口號？如今如願執政，具體的作為與步驟是什麼？如果在政策討論上，其與兩岸議題的比例失衡，怎麼可能讓人確信這個政府可以從西進的泥淖中掙脫，帶領大家走出中國的陰影？

  肯亞政府讓中國強行擄走涉及電信詐騙案的台灣人民，陸委會的兩岸熱線電話又變冷線，法務部則稱：肯亞電信詐騙案中受害者都是中國人，沒有台灣人，基於這些理由被中國方面帶回去；詐欺案只要在境外犯罪，台灣並無管轄權，中國處理符合國際刑事訴訟的管轄原則。難道，這就是羅瑩雪日前到中國「交流」的結論？按照法務部的高見，陳由豪等一干窩藏中國的台灣要犯，不是早就應該遣返台灣？中國想抓就抓，不放就不放，這算甚麼兩岸司法互助？ 其實，中國強行擄走台灣人民，固然涉及司法問題，弦外之音卻在主權，企圖落實兩岸同屬一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迫不及待地表示，肯亞案的具體情況有待了解，但各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不僅法務部支持中國，網路上也有人樂見嫌犯送往中國嚴懲，回來台灣反而輕判。這反映了，台灣詐騙橫行，馬政府束手無策。但由中國來打擊犯罪，看似大快人心，司法管轄權因此奉送中國，未來中國在境外只要想抓它認定的台灣籍嫌犯，尤其是將「台獨份子」扣上其他罪名，也可以比照辦理了，那還得了！ 在香港造成寒蟬效應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不就是這樣嗎？在香港經營合法事業者，只要中國認定是嫌犯，便可以到境外抓人到中國，書店股東、員工也只能「被同意」協助辦案，還得裝作感恩戴德。所謂一葉知秋，今天中國境外強行擄人，有人「心裡也有一絲絲終於看到正義的喜悅」，渾然無感於一旦中國藉此合理化其對台灣人民的司法管轄權，那麼以後台灣人民出國就隨時有被抓到中國的風險了，因為這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國家所允許的，這有多恐怖？ 主權再次遭辱，馬英九接見外賓仍在推銷「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沾沾自喜於兩岸簽訂了二十三項協議。可笑的是，其中不就有一項「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嗎？有甚麼路用？台灣要犯偷渡中國，受中國保護表揚，遣返回來幾個？現在，竟然在肯亞強行擄人，所謂的司法互助，難道只是證明中國對台灣人民有司法管轄權？一如所謂的一中各表，老共歡迎承認一中，卻絲毫不容許各表。說難聽一點，老共跟詐騙集團有何不同？而這個人也在自欺欺人，該不會他們根本是詐騙共犯吧？ 另外，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馬政府一向躍躍欲試。中國現在攤牌了：台灣想要加入亞投行，必須透過中國財政部申請！張盛和方才說，不會再提出申請了。然而，當年馬政府不就是透過秘密管道與中國協商，經由中國同意台灣以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實為中國的台北）觀察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嗎？張盛和留下尾巴：是否加入亞投行，應該由新政府做決定。似乎，馬政府有意留個坑讓新政府去跳。將近八年來，這個人用一中繩索將台灣五花大綁，今年世衛大會新政府只能概括承受。如果無法掙脫這些中國緊身衣，恐怕就逃不出這個人的總路線，而台灣的民主也就虛有其表了。 再過一個多月，這個人即將卸任，但他把台灣籌碼送給中國不少，連太平島也不放過，難免讓未來的新政府綁手綁腳。而這也讓中國施壓新政府，手上徒增許多著力點；為了給新政府下馬威，也不再顧忌讓「各表」露出馬腳了。從周子瑜、甘比亞到肯亞、亞投行，就是這樣的路子。中國觀光客頻傳限縮，也是觀光旅遊相關產業連結中國，徒然送給對方來對付台灣的籌碼。於是乎，新政府宛如一出生便負債累累，對內對外都難有蜜月期的遐想，必須從經濟到外交振衰起敝，援引國際正面能量提振台灣，儘早恢復我國的總體自主能力，才能將這個人手中流失的籌碼一一找回來。

  下個月，新總統與新政府就要正式就職上任，相信新的團隊在逐漸組建的過程，也同步在思考今後將如何接手、怎麼樣提振國民信心、什麼方法才能把國家帶領上軌道？要有效解答以上問題，就必須先認識：面對同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何以歷任的政府會有不同的治理績效與評價，關鍵在哪裡？ 民進黨最近召開臨時全代會，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看來深刻理解民進黨第一次中央執政時的不足，因此對黨內喊話：「如果這一次民進黨還是沒做好，台灣人民將對政治徹底失望，黨的改革理念也將功虧一簣。」受命組閣的準行政院長林全則體認到：「台灣的經濟已面對低所得、低成長、所得分配不均、財政惡化、對外經貿關係等問題」，未來將非常艱鉅的現實，顯然這個政府想要努力做好，但恐怕是歷來最難做的政府。 對於這個時刻的國家主事者，我們仍須提醒，未來一定要極力避免淪為每日窮於應付眼前危機的短視政府，應當把眼光拉長到五年、十年後的台灣，想像那個時候可能的內外部挑戰，以及執政團隊可以預設的發展目標是什麼，而後再回過頭規劃這一任四年的每個步驟，這樣才有可能比較不受隨時的變數干擾，有方向有願景地帶領政府施政朝著目標篤定邁進。一旦主政者胸有成竹，並且有能力誠懇的向國人報告，並且接受補強修正意見，自然就容易匯聚社會共識，引領集體朝著美麗的藍圖一起使力。 一個具備遠見的政府，一定要了解政府現有的組織架構中，國安會與國發會就如總統進行長期布局的鳥之雙翼，前者是守望一切對外事務的重要諮詢機構，後者就是內部治理的戰略部門，這兩個單位不僅首長要慎選，主政者也要知道如何善用其運作功能，達到如臂使指的實踐與落實。過去的政府，凡所託非人或未能充分利用國安會與國發會執掌者，往往憑藉著總統一人之意志，單一的喜好，小圈圈的即時決策，下場屢屢因招致內外部反彈，而落入敗局，國家也因陷入內耗，付出不可挽回的代價。 以國安會為例，國家元首如果只把主持高層會議界定為由上而下宣達政令的場域，幕僚長不了解幕僚會議、跨部會會議等會前準備如何進行，或是誤解諮詢委員的設置目的，以致把國安會辦成靜態的學術研討，那麼這個關鍵機構就將形同虛設。再如國安會之下的國安局要有能力進行情蒐指導，否則由其統整的九個情報系統效能就會大打折扣，事實顯示，近年國安局的情報能量出現嚴重的警訊，既因總統不重視，也因領導問題，讓國家的外部防線非常脆弱。新政府必須記取教訓。 國發會，相對於經濟部，主司國家發展計畫以及行政院中長程的計畫制度，必須就台灣經濟發展的策略提出指導性建議，這樣的單位，也必然要以台灣人口的快速變遷為基礎，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這些年，不論是政府舉債八五八億元發行消費券來振興經濟，或是在全國各縣市廣設自經區之議，都把國發會給徹底做小，然總統與閣揆亦絲毫不察，足見張善政院長都承認的經濟困境，除了大環境的因素之外，政府本身就法制的檢討、投資環境的改善、人口老化影響的對策，究竟做了哪些大幅度的變革，應該都得接受審視。同樣的，新政府不能再重蹈覆轍。 做為可能是歷來最困難的政府，上任前，有關國安會與國發會的安排部署，必得展示最高的專業；而後，新總統不妨在五二○就職演說時，好好把台灣的真實現況講清楚，同時具體表述這任政府要重做扎根基礎的長期工作，並爭取國人有耐心給時間，這比打任何包票都較能取信於民。

  「巴拿馬報告」揭露了全球政商海外洗錢醜聞。據國際調查記者聯盟（ＩＣＩＪ）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國務院首席副總理張高麗、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前總理李鵬、前政協主席賈慶林、前總書記胡耀邦、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等人的家屬涉案。醜聞驚天一爆，重擊習近平的領導威信，使火熱的打貪失去了正當性，是否導致中國政局動盪與對台灣的衝擊，應予高度關切。 習近平上台後，標榜重建中華帝國盛世的中國夢。對內高舉打貪腐旗幟，整肅異己，逾七十五萬中共黨員因涉貪腐受到處分，重大政敵幾乎整肅殆盡；對外則挾著龐大政經資源，一則以「一帶一路」、「亞投行」與西方既存的國際政經秩序分庭抗禮，再則在主權紛爭上採取強硬立場，不惜製造衝突，塑造強國崛起的意象。習近平的強力作為確實樹立崇高威望，更被中國輿論歌頌為今之漢武帝，民間還傳出一些凸顯個人崇拜的歌曲，如《要嫁就嫁習大大》、《全民偶像習大大》、《東方又紅》等。足見其威望之盛，直追建國領袖毛澤東。 但「巴拿馬報告」直接點名習近平親屬涉及海外洗錢案，形同掀開打貪腐的道德假面具，還其政治鬥爭的醜陋面貌，則其打貪行動如何持續下去，被逮捕的政敵如何審判，以及反對力量可能的集結與反擊，恐怕很快都會在中國的政局上發酵。或許有人認為，中國崩潰論不管經濟或政治，一向不準。經濟的中國崩潰論以華裔美籍的章家敦為代表，儘管論證嚴謹有據，並非情緒、意識形態之作，但提出至今十五年，中國經濟方稍現成長趨緩的疲態。政治上，一般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與人權，特別是網路的發達，使得資訊透明化，當權者再也無力遮掩一切，愚弄人民，實際上也帶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推倒老牌獨裁政權的民主運動。但新科技的發展顯然未能撼動中共的統治。中國傾全國之力構建的網路防火牆有效擋住一切危險訊息的傳遞，而其扶植的本國社群網絡也唯黨命是從，成為箝制言論自由的幫凶。 總之，這一切的演變都違反人類政治發展的規律，看起來中共政權像是鐵桶江山，穩固無虞。但是，中共歷史上的鬥爭同樣超乎常情，特別是習近平擅長以曝光對手私生活方式，將政敵鬥臭鬥垮，使之無翻身的餘地。一旦對手也掌握了習近平這些當權派的把柄，難道他們還會束手就擒，不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習近平在缺乏正當性之下，若要鞏固領導權，唯有使出更慘烈的手段，如此一來中國政局恐將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的大鬥爭，重回文革那樣的年代，政經情勢出現大動盪。誠然，中國政局如何演變，哪一派會成為鬥爭後的勝利者，以王者之姿再臨中國，並非吾人關注的焦點。吾人憂心者，係極權政府在面臨生存危機時，最後一招就是訴諸愛國心與民族主義，將民怨轉移至外部的假想敵，以避過倒台之險。而在中國政局動盪之際，最可能成為其轉移民怨的對象，台灣自然是其中之一。 而台灣之所以可能陷於如此險境的癥結，乃是經貿向中國嚴重傾斜，很多產業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經濟上容易受其制約，彷彿政治人質一樣，生殺大權操之於中國。例如觀光業以爭取中國觀光客為首要目標，一旦中國限縮傳聞一出，觀光業便人心惶惶，如驚弓之鳥。幸而，吾人也可由此得到教訓︰台灣若要掙脫人質的困境，就要大幅降低對中國的經貿依賴，脫離中國的掌控，走向世界，才能找到真正的活路。

  日昨與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會面時，蔡英文強調，致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這將是新政府的重要任務。阿米塔吉則於會後表示，他認為蔡英文有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另一廂，馬英九接見阿米塔吉時，重彈「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舊調，他還說每次外賓來訪都要重申，否則人家會以為是否我們的兩岸政策已有所改變。民意都一翻兩瞪眼了，這個不甘看守的人還老王賣瓜，真是前民主時代的活化石。 選前選後，中國方面，除了黨政系統一再放話，還透過國民黨人、台商代表施壓，不九二共識、不同屬一中就會地動山搖。虛構九二共識的蘇起，當然也沒有閒著。美國方面，除了蔡英文選前訪美，進入白宮、國務院晤談，當選之後也有非官方接觸，最近的歐習會沒有傳出令人意外的訊息，這種「台海管理」模式顯然對中國產生了克制作用。中國亟思「共管台海」，但中美終極目標不同，中國要促統，美國要和平，這也反映了它們在地緣政治上的分歧。 台海議題，台灣當然有最重要的發言權。民主，人民做主，多數決定。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卻不是基於這樣的民主原理，而是威權主義的複雜操縱。這種由上而下模式，進入民主時代便不管用了。但國民黨還留戀意識形態、侍從體制、經濟籠絡、司法伺候，故所以把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團搞得愈來愈小。馬英九執政，既得利益集團更萎縮到不能再小的權力核心與跨海政商俱樂部，終極統一的意識形態則發揮到淋漓盡致。其結果，便是有目共睹的總崩潰。 如果說，上次陳水扁執政，得力於國民黨鷸蚌相爭，這次蔡英文勝選，則是對「馬朝廷」絕望、渴望正義、呼喚改革、要求進步的公民力量的勝利。而且，這股公民力量，逐漸超越藍綠邊界，指向成熟的國家認同。其實，從黨外以來，反對國民黨的進步力量，便如此從支流匯向巨河。很幸運的是，支持改革進步者，也總是以高標準監督他們的支持對象。民進黨，最強的鞭策總是來自支持者，這是這股社會力量的本質使然。完全執政的蔡英文，一定要謙卑體察、以民為主，站在頭家的肩膀上，以民主增加對外的籌碼；不可踩在民意的頭上，一如馬英九霸凌民意，自棄台灣最有利的本錢。所謂世衛模式，一旦維持現狀，將來如何脫身，不可不慎。 台灣的民主與認同，大江東流擋不住。所以，蔡英文的重頭戲，國計民生與轉型正義應屬首要之務；對內凝聚共識，對外爭取尊嚴，要有基於民主的自信與責任。以當前趨勢，若不對馬英九的總路線撥亂反正，蔡英文必定要面臨龐大的民意壓力。而八年一覺統戰夢，馬英九走下舞台之後，習近平真的要嚴肅思考，將來要如何跟台灣主流民意打交道，以睦鄰姿態活化中國的和平崛起一盤棋，從而取信國際它真的願意扮演負責任的大國。假使像以往的對台政策那樣，寧可爭取少數而失去多數，不僅是適得其反的拙劣統戰，未來連台灣人民的起碼善意都求之不得。 美國關切台海和平，台灣人民人同此心。但台海要風平浪靜，必須基於民主對話，而非片面壓抑台灣民意。作為民主典範的美國，如果讓專制中國誤以為可以軟土深掘，讓中國透過片面改變現狀，導致兩岸關係由量變而質變，那麼，類似「馬朝廷」背離民意附和中國，乃至專制中國敵視台灣民主，「反分裂國家法」加上一千多枚飛彈隨時伺候，就成了確保台海和平最危險的變數。台灣的民主一往直前，已經截然不同於中美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時空，美國對台海和平的路徑圖也應與時俱進，催促中國民主化才是國際的共同利益。台海和平，台灣民主是支柱，中國不民主才是絆腳石！

  台北市長柯文哲民調滿意度直直落，不但從最高的八成，跌落到最新的四成二，滿意與不滿意瀕臨「死亡交叉」，且在六都市長墊底，連新北市長朱立倫都不如。一位曾居全國十大快速竄紅人物榜首的萬人迷，何以人氣跌落如此快速？或有如柯Ｐ所自問的，最頂尖的台大醫師當市長反而天天挨罵？ 問題出在柯Ｐ自己。柯Ｐ有此一問，顯示他似乎搞不清楚醫師與市長的本質差異。不錯，兩者都是服務公眾，但在台灣，醫師長年於社會信任度名列前茅，市長或總統等高官卻墊底。然而，從最高到最低，事在人為，公眾不會吝於肯定兢兢業業的政治人物；同為醫師出身的台南市長賴清德以處理二月震災獲肯定而在同一民調居冠，就是明證。 柯Ｐ同樣不應搞錯，市長選舉與市政治理截然不同。當初，素人從政、以白色力量為特色的柯Ｐ，面對集權貴、浮誇、腐朽於一身的中國國民黨對手，以「改變成真」為號召，終能感召人心思變的「天龍國」人民，以高票終結該黨十六年執政。不過，選舉打天下，講求的是「破」，市政治理重在「立」，以效能服務公眾。破與立，雖都為了改變市政，但心態、目標、做法均有不同。柯Ｐ上任已十五個月半，每天卻彷彿還在競選，與市民的殷殷期盼頗有落差。有如高明醫師不等於好市長，高票當選的選將也未必是成功的市政治理者。 擔任市長的柯Ｐ，表現自非一無是處。他勤政「嗡嗡嗡」，給市府官僚帶來改變行政文化的壓力；他不失素人從政的發言，常言職業政客所不能或不敢言，政治觀察也有獨到之處；他推出捷運行動運用程式（ＡＰＰ）及更換全市鉛水管，頗讓「柯粉」窩心。他對「使用者付費」的堅持、颱風假補班補課的提議，若做好向公眾溝通說理討論，亦未嘗不能化為推動改革的公共議題。 不過，整體而言，柯Ｐ至今表現的確有負選民期待。在許多市民看來，他好出鋒頭，只駛一隻嘴，大案辦不了，卻常愛找小市民的麻煩。一開始，以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表現魄力，獲得普遍讚賞，也引發希望果斷處理遠雄大巨蛋等「五大案」的市民普遍期待。然而，「五大案」雷聲大雨點小，市民由希望轉為失望。相形之下，他常把算盤打到升斗小民日常生活：他省小錢，削減老人福利；在大眾運輸使用率下降之際，他要提高捷運及公車費率，減少悠遊卡優惠。 他的領導統御也大有問題。由於話多而好做即興之言，許多發言未經事前評估討論決策，既不尊重專業及ＳＯＰ於先，事後卻常諉過於他人，要下屬承擔責任。最差勁的，「責過於私室」是領導統御第一守則，他卻經常當眾不必要地羞辱他的局處長。官場雖多逢迎拍馬之徒，有心為民服務的忠良之士也非少見，如此柯Ｐ式領導統御作風若不改弦更張，「小內閣」首長更迭如走馬燈，必成常態，對市政治理大為減分。 施政績效不彰，其實也凸顯柯Ｐ的性格缺陷。他自以為是，亞斯伯格症加重他的大主大意、不聽建言。他自以為聰明，去夏在中國「兩岸一家親」的執意發言，就暴露他自以為讀幾本毛澤東書籍即可與中國從容周旋。他不會承認自己人文素養不足，近日要把中山地下書街改美食街的主意，卻讓他露了馬腳。 柯Ｐ的民調溜滑梯，淪為六都市長吊車尾，其實只凸顯一個政治基本道理：選戰或許出現造時勢的英雄，治理仍須真功夫。必須強調，市長或層級更高的公職，以政務繁重多元，肩頭千鈞萬擔，不是一人所能獨善，即使天縱英明幹練者亦然。受人民付託而擔當這種職務者，必須禮賢下士，網羅高人幹練之才，形成堅強有腦有力的幕僚群，方足以不負人民期待。 柯Ｐ任期還有三十幾個月，目前的民調尚不足以論斷其成敗；我們期待，柯市長以現今人氣低落為戒，檢討調整再出發。

  浩鼎生技公司因開發乳癌新藥的實驗結果，主要療效指標未呈現統計學上顯著意義，意外引發是否涉及股票炒作甚至內線交易的疑慮，相關爭議正方興未艾；對於業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案情，成熟理性的社會應該靜待調查，不宜妄議。但不幸的是，由於中研院院長牽扯其中，導致預備改選的新院長人事已經出現周折。基於對中研院作為我們國家學術重鎮的珍惜，各方皆不應以中研院作為政治勢力角逐或不正當利益傾軋的陪葬品，這個代價，沒有人可以付得起。 中研院是台灣學術研究的最高機關，肩負：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等三大任務。當年為示其尊崇與獨立地位，因此直接隸屬於總統府。至於院長一職，既主持院士會議，同時也是評議會的議長，評議會除了議定中研院的各項學術計畫之外，同時也要負責選舉新任院長，因此備受矚目。 現任的中研院長翁啟惠，任期將到今年十月屆滿，按照中研院院內的遴選辦法規定，中研院已經在去年十月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最遲要在本月十六日之前，向評議會提出四人以上的院長推薦名單，以供評議會票選。而依據過去的慣例，評議會則會在收到人選名單後的一個月內，也就是五月十六日前，必須選出最後三人，送給總統做最後圈選。因此按照這個時程，如果中研院的公文迅速，是可能在五二○之前就把三人名單送達馬總統。 二○○六年，翁啟惠為陳水扁任命時，陳先生的總統任期還有兩年，並不構成爭論，但現在馬先生的總統職權已進入倒數計時之際，圈選一位任期五年的新院長，等於完全剝奪這任新總統的任命權，確有值得商榷之處，值得馬總統以大智慧來處理。同時，中研院的評議委員早在浩鼎案發生前，也關切到這個問題，已有是否推遲評議會召開時間的意見醞釀，這部分也需要中研院有關成員超越黨派、周延慎斷。 比較困擾的是，就在這個時刻發生了浩鼎案，讓新院長的評議與何時、哪位總統圈選，更添加了複雜性。因為，社會上不少人認知馬總統對中研院不滿由來已久，包括到院內出席會議，竟遭研究員舉牌抗議，三一八運動中有中研院學者參與、甚至帶頭，中研院副院長陳建仁最後出任反對黨的總統大選競選搭檔。這些背景，都讓浩鼎案的過程沾惹政治介入的色彩，反而不利事件的釐清，因為大眾總會疑惑國民黨是不是要藉著大好機會收拾一下中研院？藉機打擊蔡英文未來的產業布局？削弱英仁在產學圈的勢力？如果真逮到了證據，藍軍更可士氣大振？ 同樣的，對於五二○之後的新政府來說，浩鼎案一直具有法律與政治兩個層面的問題需要處理，法律面是查到哪辦到哪，暫且不論，政治面也不全然是訴諸道德的上綱，還有基本的態度問題。由於翁啟惠院長至今繼續滯留美國未歸，沒能親自向國人完整說明若干關鍵疑慮，這樣的遇事方式，難免使中研院受創，並且新院長人選評議會議的舉行不論是推遲或不推遲，皆有政治聯想的空間。一個學術殿堂淪落到各方都可以有話講，這是至為可悲之局，也是這個國家的共同損失，絕不為社會多數人所樂見。 因此，對於中研院，乃至未來要主持院務的院長人選，現任總統與準總統兩人恐怕責無旁貸，雙方都要讓社會信賴他們毫無私心，願意就這個部分坦誠交換意見，並且達成處理的共識。換言之，包括提名的時間與人選，都應該共商，畢竟，若純粹以學術為準繩，哪位院士適任院長，都應該有客觀的標準，並且能孚眾望才對。如何力持將中研院排除在政治風暴之外，攸關馬總統的背影，以及蔡準總統的起手式。

  清明時節，返鄉掃墓，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幾天，台灣交通擁擠，東奔西跑南來北往，多是為了與家人團聚祭祖。早期，台灣常言「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生動刻畫出早期社會的移民性格，以及外來移民與本地住民的融合狀態。其實，遠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乃至一八九五年以前，台灣便是不同時期的原住民與漢人的融合體，形成一個具有海島特色的族群結構。再經過不同國家的統治，不論是價值信仰、生活倫理、政治行為，都明顯有別於「炎黃世胄」。 至今，恐怕只有外來權貴為主的少數人，還活在這樣的政治神話裡。四月一日，「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在圓山忠烈祠舉行，馬英九第六度參加該項典禮，「表達對中華傳統文化尊宗敬祖的重視」。真是非常特異的行為，台灣社會的「尊宗敬祖」，幾乎都是紀念在台灣的先輩，沒甚麼人會「遙祭黃帝」。黃帝，乃是中華民族主義的虛擬，一般人不會「非其鬼而祭之」，向來搞「祭黃陵」這一套的「內聖外王」，都是基於政治正當性的論述需要，所以不問蒼生問鬼神。 其實，這也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差別。封建時代，煞有介事「祭黃陵」，宛如黃帝冊封的正統君王。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了，馬英九還樂此不疲，只能證明他活在平行時空。反倒是，此舉令人不禁聯想到，所謂的「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也不無「祭黃陵」的味道，彷彿念念咒語就是正統了。他說他每天進總統府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國父銅像鞠躬致敬，為的也是鋪陳所謂的「當年如果沒有國父革命，就沒有中華民國誕生；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台灣光復，也就沒有台灣今天的民主、自由與繁榮」，這種外來政權合理霸佔台灣的論述。 不只國父，在即將卸任前夕，這個人還陶醉於意識形態主題樂園。三二九，「將總統府大禮堂命名為經國廳，主要目的在於讓國人能夠更加瞭解經國先生對國家的重大貢獻」。四月五日，「前往桃園大溪慈湖陵寢恭謁」，論述「沒有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勝利」，台灣就「沒有經濟起飛」。這個人對兩蔣崇拜有加，卻輕輕放過他們在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的血腥暴行，彷彿那是後來台灣建設進步的必要之惡。這個人結論：要求轉型正義的人，應徹底告別暴力，回歸理性！ 原來，這個人的「暴力美學」，是以暴力為理性、以理性為暴力！九合一選舉，今年初大選，國民黨一敗塗地，馬英九有口皆罵，都是台灣人民不知好歹？現在，台灣民主主義正當行，大家都以主人的身分審視歷史，要求轉型正義，這個人還為威權統治塗脂抹粉，這算甚麼「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恐怕是奮其餘勇，要把台灣連結中國吧。他所謂的「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台灣光復，也就沒有台灣今天的民主、自由與繁榮」，完全背離「盟國光復台灣」、「國際為防堵共黨勢力擴張而將台灣納入西方市場」的歷史事實。要不然，如果外來政權那麼英明，為何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六三三又為何把台灣經濟搞到江河日下？ 遙祭黃帝，國父鐵粉，歌頌兩蔣，這個人其實就是一個從「同屬炎黃子孫」偷渡到「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偷渡客。黑箱課綱引起軒然大波，高中職生群起抗爭，也可看出這個政治偷渡客的用心。幸運的是，國共曖昧達到高峰的馬習會，以及作為插曲的周子瑜事件，強烈啟蒙了大多數台灣人民，民主主義的潮流沖刷了封建主義的餘毒。這個人的意識形態餘興節目，只會讓更多人體認到，台灣必須走向以個人主體為單位所自由結合起來的共同體，不再是麻醉於政治神話的中華民族主義象徵符號。中華民國，他那些人看到的是「中國」，兩千三百萬人多數看到的卻是「民國」。

  國民黨年初敗選之後，據稱前黨秘書長李四川走訪廿一縣市，與地方幹部及意見領袖座談，因此總結出十四項敗選原因及十二項改革提案，西諺說：「成功有一百個父母，失敗就成為孤兒」，因此面對失敗，經常孤立無援，各方可以找出無數的理由指責，但是若能因此提出具體的修正方案，並且確實執行，總有一天，失敗者可以成為「成功之母」。 由國民黨組織從下而上彙整的革新建言中，有關取消國共論壇大拜拜機制一項，由於涉及到黨的路線問題，正引發該黨菁英階層的爭辯，短短時間已經出現各家論述。例如郝龍斌的做法論，他主張兩岸關係是國民黨強項，只要補強缺失，應更積極進行；朱立倫的轉型論，認為就民間意見彼此交流，重視青年基層的問題，是今後的方向；此外也有鸚鵡論，批評此一思維無疑將使國民黨變成民進黨的鸚鵡。   國共論壇到底是什麼？顯然國民黨的認知是分歧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每年輪流在中國與台灣舉辦論壇，是從二○○六年開始，至今已經舉辦過十屆。這個對話平台，是前一年、即二○○五年，連戰前往北京會見胡錦濤，並達成所謂的連胡五項共同願景中的一個延續；而當時的時空背景是中國人大剛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國民黨為此前去求和，共產黨需要台灣有人來背書，於是國共兩黨一拍即合，決定以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為基礎，展開交流對話。 從前述的脈絡，首先，這是國共內戰以來，透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首次最高層次的會晤，將兩黨自一九四九年斷線後的重接，因此是中國主體史觀；其次，這樣的兩岸互動是黨對黨形式，不僅排除了雙方的人民，對於台灣而言，甚至排除了民選政府，違背民主程序與原則；再者，這個定期溝通平台的搭建是有前提的，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預設的框架，承諾反獨、促統（一個中國），由中國掌握主場優勢。 國共論壇的本質如此，何以連戰、吳伯雄、朱立倫等歷任黨主席，都樂於浩浩蕩蕩地帶團前往參加？這可以把十次國共論壇的成員名單與會談結論做個盤點，就能一目了然這是一張國民黨政商網絡圖，他們前去與共產黨交陪酬酢，打通關節，謀求兩岸「紅利」的優先承辦權，易言之，之前國共對口的政治通關密語，對這些特定集團來說是交易的籌碼，但是對於絕大多數台灣人來說，這是主權與尊嚴。 通過此等少數特權高於市場法則的密道，所進行的貿易型態，最近喊停的虱目魚契作，毋寧是一現身說法。這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案例，國民黨透過共產黨的特許，指定給台南市的國民黨地方政治角頭去招攬其支持樁腳，方式則是以五年為期，連續五年採購總計逾萬公噸、產值五億元的虱目魚漁獲，做為對台「讓利」的樣板，同時協助國民黨鞏固基層，奪取版圖。 然而，既言政治策略、經濟恩給，就不太考慮市場接受度，北京一聲令下，南部這個最本土的縣市一時間彷彿成了輸出中國的先鋒，但是台南漁民很快就發現對岸民眾根本就不習慣虱目魚的口味，也缺乏料理的技巧，後期已經傳出貨品到達對岸後，因售價不敷成本，乾脆整船倒入海中的情況。最近五年契作到期，虱目魚養殖協會自發性決定契作暫停一年，關鍵原因就出在，今年的對中契作每公斤是四十元，但是五吋的虱目魚苗今年的收盤價每尾升到十七元，加上飼養成本，漁民將入不敷出，反而台灣的本地市場行情每公斤超過五十元，內銷比外銷有利，契作漁民當然自有選擇。 國共攜手所創造的交流模式，演成今天國民黨在台灣政經雙輸的局面，這慘痛的教訓，人民以選票做了最真實的註解，國民黨基層取消國共論壇，是對國民黨上層菁英敲出了警鐘，與其迷失在兩岸聯隊的幻夢中失去優勢，不如早日覺醒，認真思索回歸台灣隊，來重新喚發生機。

  台灣產業界最近的兩件大事︰一，鴻海集團以近四千億日圓收購日本老牌企業夏普六十六％股權；二，生技公司浩鼎乳癌新藥研發解盲失敗，中研院長翁啟惠以國際知名醣分子合成專家身分，提供正面解讀，且其女兒是浩鼎第十大股東，引發內線交易、利益衝突的質疑。 兩個事件背後隱藏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見，若不予釐清，對台灣產業發展非常不利。首先，台灣社會普遍把企業併購看成搶親、禿鷹行徑，以致在制度與法令上皆以防弊為主，過度保障公司派的利益，使得併購成了高難度且不受歡迎的企業行為。這種過時的觀念、制度、法令，在大環境惡劣時，阻止了有企圖心與資金的企業，藉由併購經營不善卻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得到技術與資源的互補，以發揮強大綜效，強化企業的競爭力。 在實際的案例上，台灣產業以中小企業與家族企業為主，很多經營階層持股甚少，對公司缺乏向心力。這些人心態保守，將企業當成私人財產，因此抗拒外力介入，以免影響他們安於現狀的小確幸。然而，台灣中小企業競爭力很強，經常擁有核心技術，卻因缺乏資金與規模無力拓展市場，等於空有一身好武藝，卻無法進軍國際舞台打天下。因此透過併購，取得關鍵技術，改善企業的體質，就是一個很好的企業發展模式。鴻海當年就是由一家連接器公司不斷進行併購，強化各種業務功能，茁壯到了今天一年營收數兆元的全球最大組裝廠。如今併購夏普，未來的發展格局更為開闊，即將由零件供應商、組裝廠轉型為品牌企業。 其次，浩鼎事件的爆發，反映台灣技術移轉問題被賦予太多道德色彩，未能正視合理制度的建立，無法以利益為誘因帶動研究工作。其實，現代產業的發展已到了專利、核心技術高於一切的地步，技術與人才方為打造產業的核心，而引進人才技術的最快途徑就是技術移轉。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定義，所謂「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就是由技術提供者（技術擁有者）透過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或其他契約的方式，對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提供技術、機器設備、技術資料、製程資料或其他資訊與服務。技術移轉的優點，在於可減少自行研究發展的大量投資、避免錯誤或延誤商機、並可符合技術需用者之需要、節省研發人力與時間，提高技術水準、增加生產力與競爭力。 透過技轉是推升產業競爭力的正確作法，然而，股權的分配如何真實反映技轉的價值，在台灣這種泛道德化的社會經常糾纏不清，專家學者被貼上知識份子標籤，則被賦予不能考量個人利益的期待，而為研究人員帶來現實利益的股權分配，往往又被當成利益輸送，以國家資源圖利個人。如此的道德癖阻止一些學者專家進入政府體系，寧可留在民間接受自由市場的競爭。但是，很多民間公司空有技術卻缺乏資金與政策扶持，政府部門則人才阻步，導致民間與政府無法進行有效整合。以台灣列為優先發展的生技產業為例，資金與政策支持並不缺乏，但人才、技術、經驗必須由國外引進，而人才、技術很多是我在海外的生技專才，透過技轉回流國內，成為生技產業的領航者。但浩鼎事件爆發，技轉成了爭議關鍵。以一位備受肯定、諾貝爾獎等級的生技專家，其子女獲得浩鼎三千張股票的認購權，到底是學術能力所應得，或是利益輸送，如果不以專業角度檢視，只是以社會觀瞻、法律、政治道德的角度進行嚴酷的審判，恐怕會毀掉生技產業的未來。 台灣社會顯然仍以道德化標準為優先，防弊重於興利，以致輿論、法令、制度對於併購、技轉這兩個產業升級很重要的途徑，非常不友善，導致其動輒得咎，備受質疑，甚至存在遭到構陷入獄的風險。今天台灣社會應該健康面對這些爭議，對於制度法令進行全盤翻修，注入專業與產業發展的概念，方可促成更多併購、技轉成功的案例，成為企業發展的助力，在國際市場發揮更強大的競爭力。

  馬英九與蔡英文會面，給人政權交接更加緊鑼密鼓之感。在兩人的廣泛交換意見中，雙英未觸及九二共識。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轉述，馬英九說是時間關係。但，一來，從九合一選舉到今年大選，九二共識已遭主流民意唾棄，敗軍何以言勇，自討沒趣？二來，國民兩黨，雙英之間，「主權觀」存有本質差異，本來就對九二共識沒有共識，多談無益，不提也罷。看來，民主潮流，民心向背，即將把核心是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掃進歷史的角落了。 當然，國共不會輕易丟掉這塊神主牌。習近平致電洪秀柱，希望她能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雙英會外，馬英九趁接見歐洲議會議員，仍舊推銷九二共識。國共互相取暖，對外宣傳，那是他們的癖好。至於宣傳效果，一是要看台灣人民有沒有被洗腦？答案是：沒有。二是國際社會，主要是美日，有沒有為國共版的九二共識背書？答案也是：沒有。馬習談，雙英不談，說穿了，那只不過是「一中之友會」的周邊商品。 先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梅健華稱：美國政府一再重申，對於九二共識不抱持任何的立場，也沒有做任何的定義；美國關心的是，兩岸的緊張局勢降低了。歐習會，習近平提九二共識，美方會後並沒有說明內容，但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康達會前強調：美國依舊信守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希望台海的和平穩定進展持續下去。其實，美國的基調無非如此：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是首要，台灣不需要自我矮化為「中國的地區」。三個公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台灣關係法」，則承認統治台灣的政府當局；只是，美國尚未承認台灣是國家。 從連胡會到馬習會，國共操弄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無非是想以「反分裂國家法」抗衡「台灣關係法」，讓中國的領土聲索及於台灣。因此，在面對國共內外施壓，企圖看到如其所願的五二○演說內容，蔡英文在形勢上審慎因應的同時，在心理上卻不必畏懼屈從。包括邦交國骨牌效應的恫嚇，只要看透台灣的盟友主要是美日，清空我國邦交國乃兩面刃，便不難拿捏敵我對弈的起手式了。更何況，她手上有一張理直氣壯的「民意牌」，台灣的民意不接受國共那一套。兩岸同屬一中，一中如指中華民國都有六成反對，一中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八成以上反對，台灣人民要「維持」的「現狀」為何，不言可喻。 台灣政黨輪替，亞太戰略格局亦有改觀。一月底，美軍派遣導彈驅逐艦「柯蒂斯‧威爾伯號」，駛入南海有解放軍駐守的中建島十二海里，以維護自由航行權。上個月，中國兩會期間，美軍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史丹尼斯號」戰鬥群也駛入南海。而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近日正式實施新安保法，美日同盟擴大化；在鄰近台灣的與那國島也成立陸上自衛隊基地，並組沿岸監視部隊。中國與美日的戰略衝突，加上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未來新政府確保台海和平的政策空間，實與馬英九執政時期相當不同，與中國往來的基礎與政策也無須馬規蔡隨。 此所以，舊政府的總路線，事過境遷了。新政府應引領台灣真正的「國際觀」：讓台灣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包括，外交政策，產業政策，南向政策，移民政策，教育政策，皆應尋求與更多國家形成利益相關者，也要讓各國正向能量注入台灣，一如國際合作反恐，促使美國國會通過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也獲歐巴馬簽署生效。未來，新政府固無須對撞中國，但依當前地緣政治演變，以及中國經濟的著陸趨勢，不妨嘗試大局下台海作為的定位校正，追求國家總體利益的最大化。

  一群香港青年本週一宣布成立「香港民族黨」，主張「民族自強，香港獨立」，提出「六大主張」，倡言建立自由獨立的香港共和國，捍衛港人利益，鞏固香港民族意識，廢除基本法，制訂香港憲法。這是繼香港大學學生會最近主張二○四七年香港獨立，宣示「我們從來沒有卑躬屈膝的選項」之後，「港獨」最新實際行動。可以想見，連日來中國及香港官方暴跳如雷，全力打壓。 且看官方反應。很有名氣的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以「政治潑皮」、「小青年搞的惡作劇」形容建黨，是「道道地地偽命題」、「猖狂全球無雙」。國務院港澳辦指它「嚴重違法，絕不可能」。香港律政司宣稱，鼓吹香港獨立違反《基本法》，不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及整體利益，必要時將與執法部門採取行動。 純就說理而言，「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顯然較能服人。他說，中國共產黨壓迫與日俱增，港獨是時勢所趨。從歷史看，香港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中華人民共和國「連細胞都還未形成」；當年由清政府割讓英國，香港年紀比共產黨大。爭取港獨因此沒有違反《基本法》，相反地，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剝奪了國際法賦予港人的民族自決權。 以現實來說，香港一九九七年成為特區之後，「民主回歸」、「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支票顯未兌現；與中國政經社會越是密切交流，矛盾越大，港人的挫折及反感越深，且以年輕人最明顯。「香港民族黨」成員率多大專及專業青年，就是顯例。 正因如此，前年秋天爆發以爭取港人真普選為目標的「雨傘革命」，是歷來最大型公民抗命運動。中國及香港當局的壓制，徒然激起更多反感，導致本土力量興起，二月底在立法會補選有不俗的表現。本土力量不但主張香港獨立，也號召以「勇武」行動救苦，對抗暴政無道，且見諸今年春節旺角騷亂等事件。 回顧香港歷史，港人追求當家作主行動不斷，不論要求自決、自治或獨立，都凸顯港人對自己家園發展與權益的關切，尋求擺脫命運受外力操控的決心。官方既把「港獨」建黨視同鬧劇，香港民主雖受「鳥籠」框限，港人仍有意見市場加以選擇，實不勞當局威嚇，阻撓公民組黨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在香港年輕世代本土認同與獨立傾向越趨明顯的今日，當局若執意與年輕人站在對立面，繼續強力壓制，只會激起更多反彈。 從而，「港獨」建黨最受世人關注的，是何以香港越接近中國，港人對中國反感越大，越不想做中國的一部分，尋求與中國分道揚鑣。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台灣。在即將結束的馬英九八年執政期間，台灣政經社會文化向中國一面倒，頻密的雙邊交流接觸卻反讓台灣國家尊嚴受創、經濟社會受損，激起台灣人民普遍不滿，以明顯的選票差距，讓馬英九執行「終極統一」的黨在全國選舉中連戰連敗。 事實上，不只飽受中國陰影籠罩的香港及台灣如此，日本政府三月中旬公布的年度調查顯示，八十三．二％日本國民對中國沒有親近感，是這一民調進行三十八年以來最高；僅十四．八％日本民眾對中國有親近感，是連續四年不足兩成。對中國沒有好感的，還有美國。 據前美國駐中國大使羅德（Winston Lord）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對內鎮壓、對外冒險挑釁的政策，已使美中關係陷於黯淡和緊張。他強調，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看法，而已成為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學者的共識。尤其在南海，中國導致了緊張局勢，它與周邊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爭執；不僅日本及南海島礁聲索國的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連與印尼的關係也出現齟齬。 中國自古曾有明訓，近悅遠來。在近年中國崛起的過程，它卻反其道而行，種種作為不但導致周邊國家對它反感不安，也引發區域緊張情勢，是麻煩製造者。台灣做為它併吞的首要目標，最近它又在台灣政治展開新局之際，以「同屬一中」定義「九二共識」，陸委會的調查顯示台灣人民七成三不接受。從「港獨」建黨到「同屬一中」，越接近中國，人們越對它反感，這是中國成就大國自己所製造的最大障礙。

  我們又失去了一個稚嫩的孩子，這些年，我們面對好多次無法挽回、不可逆轉的生命消逝，每一個案例，除了受害家庭的無助與劇痛之外，似乎已經逐漸形成一個日趨固定化的社會反應模式，類似的行為模式周而復始，問題從來沒有真正獲得解決，甚至因模仿效應，犯罪手法愈來愈殘暴。 這個模式就是：無差別殺人（むさべつさつじん，Rampage Killing）發生，引發大眾集體焦慮乃至創傷，網路與媒體鋪天蓋地適當與不適當的討論，以死刑懲兇與廢死正當性的論戰，不久，大眾的關注與興趣隨著漫長的司法程序逐步淡忘，全體就安全機制的建構議題亦復歸冷漠。因此，可以很篤定的斷言，原來肩負保護弱小社會責任的大人們，如果繼續無視重複這樣的循環，那麼我們顯然就等著要失去下一個無辜的生命。 任何的嚴刑峻罰，事後的報復意義，通常都大於事前的嚇阻，更談不上預防，我們的社會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中，花了較多的精力在爭辯刑法與犯罪之間的關係，或有探討教育與文化的矯正，但並無法在精神疾病的專業治療範疇，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在這種現況下，基於防患於未然，什麼是立即可行、且有實際影響的社會安全網補漏措施？或許，現有的四級行政體系中，村里的關鍵角色顯有補強的必要。 台灣的村里設置，源於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保甲制度而來，日治時代的保，即遺留為現在的村里，甲則是現在的鄰。當年對於台灣的控制與治理，日本總督府係透過在基層廣布的保甲做為管理、監視台灣人的組織，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同樣面臨社會穩定的難題，因此沿用了此一行政單位，行類似的目的，之後因地方自治與各級選舉的需要，村里成為現成的國民黨樁腳與買票系統，甚至形同是黑金的細胞，民主改革至今二十年，舊習沉痾仍未徹底退散，人員素質參差，對邁向現代化需求明顯有所落差。 台灣全國現有七八五一個村里，二○一四年才完成改選，是公權力滲透到地方最完整的佈建，這套現成的網絡應當視為是資產，促成它與現代國家的任務相結合。以村里為單位，結合其下的各鄰，應該把所屬區域內的安全係數與待援地圖，經常性的進行地毯式訪查，並且與社工、警察、醫療、學校系統完成整合，隨時演練、追蹤、考核，一旦出現紅色警戒，就該通報專業人員介入，絕不可只由家庭承擔、任其自生自滅，唯有把守望相助從口號當作切身工作，人民在社區中才有可能降低意外風險，提高生活品質。 以這次殺害「小燈泡」小妹妹的王姓兇嫌，去年女童割喉案的龔姓男子，前年捷運連續砍人致死的鄭捷案等等，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這些定時炸彈其實早就存在於各角落，不是不可以預防，而是所有的網絡都因漫不經心而宣告失靈。這一連串的不幸，皆發生在首善的台北市，是地方自治之恥；從市、區、村里到鄰，各級行政負責人少放馬後炮，應該捫心自問：是否有愧？ 民選的村里長與村里民的互動理當密切，依法雖為無給職，但是每月可領取四萬五千元的事務補助費，同時獲有上級指派的村里幹事等基層公務員襄助，其下又可指派各鄰長分工，若具備足夠的熱忱，不藉事徇私，應該趁此機會反省手上不該插足的事項，專心經營村里的服務；社會大眾也可在檢討究責時，把村里長這一環節納入，課以守望與通報的要求與壓力。同理，這個區、這個市的首長，有關督導失職的行政與政治責任，媒體更應給予強力的監督，令其知恥。 村里長能不能在這個時刻動起來，積極亡羊補牢？要看上一級政府的認識，以及村里民的普遍自覺；更重要的是，村里長基於在地的深厚感情，如果能夠體認其在社區安全網中的關鍵角色，則村里長會是社會免於恐懼、邁向祥和的重要推進器。

  小燈泡的媽媽，您真的很堅強，遭逢喪女之痛，仍對我們這個社會發出那麼具有教育意義的訊息。可惜了，小燈泡若在這樣的家庭成長，將來很有機會發光發熱帶給社會溫暖。車廠的黑手大哥，你們也真的很勇敢，雖然老天爺少給你們幾秒鐘，但小燈泡一定感受得到你們油亮的溫暖。悲劇發生之後，小燈泡的媽媽，反而在安慰受傷的社會。反倒是，很多沉痛而尖銳的話語，紛紛自大人的口中發出，不論如何慷慨激昂都於事無補。 台灣的民主，恐怕還有好幾里路。至今，全民的願景總是不敵執政集團的願景，他們總是昭告百姓，要追求偉大的目標，並且承諾人民蜂蜜般的幸福。於是，做為國家主人的授權，老是被執政集團拿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愈來愈多的國家主人，逐漸淪為缺乏起碼保障的草民，彷彿安全福祉都低廉得可任人草菅。近年來，經濟成長，少數獨享，民怨四起，尋求正義，何以致之？固然，台灣尚未走到革命的火山口，但社會安全頻傳警訊，新政府非得治標兼治本不可了。 「沒有想到這個社會竟如此不安全」，悲劇發生了才發現安全是假象。政府以國安會議討論比利時恐怖攻擊，夾帶宣示加強治安，在僅剩不到兩個月的任期，此舉究屬嚴肅還是敷衍？過去七年多，兩岸議題壓倒一切，多少警力部署、情資調查用於「政治服務」，而相對忽視社會治安的不定時炸彈？光是隨機殺人事件，七年多來九死三十六傷，馬英九還自誇「暴力犯罪減少八成」。生命線電話一九九五，果真諷刺「英九救我」？嗡嗡嗡的北市府，似乎也沒把社會治安當重點。春節前以來，內湖大批警力整頓交通，接著小燈泡不幸被害，也令人不勝感慨。 另外，司法途徑，往往連遲來的正義都談不上，不少判決與社會觀感差距明顯。黑心油案猶如此，遑論其他。以致，民調趨勢顯示，多達七成以上的民眾不相信司法公正。司法獨立固是價值，但司法恐龍、政治辦案等制度弊病，為何永遠無法革除？司法改革，一九九○年代以來，歷任總統、司法院長宣示再宣示，全都雷聲大雨點小，令人失望透頂。至於爭議的刑事政策，主事者只圖息事寧人、規避責任，不願讓國人充分討論取得共識，也讓犯罪之徒有恃無恐。小燈泡被害，法務部長正在專制中國交流考察，諷刺吧。 民主，道理其實很簡單：人民做主，解決人民的問題。不幸的是，從威權走向民主，台灣的民主運作迄今不脫人民為執政集團背書的模式，人民的選票總是被當空白支票濫用。此所以，執政集團的決策議程，前面多是自己的利益所在，草民的議程彷彿永遠都排不上；一旦提上議程，也被執政集團搞成「賞賜性民主」，「先求有再求好」，結果永遠好不了。以往改變不了的怨氣，這兩年大家決定要改變了。宣稱以民為主的政黨，被公民力量推向完全執政。所謂「英派執政」，眾皆希望揚棄威權陋習，傾聽人民的心聲；而且牢記，民主國家是為人民、為人民的日常生活而存在的。 政權交接啟動以來，即將卸任者不甘看守，經國廳封存自己的意識形態，歷史定位強壓國家主人。小燈泡的不幸，冷酷提醒「英派執政」，民主的根本是照顧全民，是經濟、社福、醫療、安全等構成的民生。民主加民生，才是國家之福，百姓之福，才是偉大計畫的基礎。小英的公開信強調要補好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在反毒、兒少安全、警力、心理健康和精神醫療等面向努力。社會自應督促，小英說到做到。產業就業所得，更要全力振衰起敝，才是堅實後盾。否則，民眾不是環境惡化不敢生，便是生了孩子也不安全，再宏偉的國家藍圖也枉然。切記，點亮台灣，需先點亮一顆顆的小燈泡！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在民主國家，成立政府的目的，在於為人民服務，同時接受人民的委任，代為管理國家。如果，服務與管理這兩個基本職責做不好，人民可以透過定期選舉以及期中提出罷免，來換掉政府與從政者。同時，人民有權利直接叫罵未善盡責任的政府：你到底是幹什麼吃的？這就是人民主權原則的真諦。 最近，台灣近海海域發生了一起嚴重生態浩劫的重大油污事件，本國籍的全貨櫃船「德翔台北」，在新北市石門外海發生機械故障，後在近海觸礁，從十日事發後，雖經行政院長張善政指示政務委員成立中央應變專案小組主導救災，但是兩週後，船體經海浪沖刷，先是裂開，而後被打斷成兩段，導致船內存油外漏，長達一．九公里的海岸線已經遭到油污覆蓋，同時該船載有高危害性有毒物質，對海洋環境可謂雙重夾擊，嚴酷挑戰。 面對這起危機，沒有幾家台灣媒體給予等比例的重視，因而關注的公民相對有限，對政府的鞭策與究責更是不足，整體的公共品質形成一個向下的螺旋。毋庸置疑，這段期間第一線的救災專業人員當然非常辛苦，但是從結果與效率論，顯然有非常大的檢討空間，何況，事發第二天，甚至前往吊掛救援的空勤總隊直升機因天候意外墜海，釀成新的死傷，救災反而受災，這些憾事豈是全然無法避免？ 馬英九政府執政八年，海洋重大油污事件至少發生了三起，除了前述近例，二○○八年底，同樣在石門外海，因巴拿馬籍貨輪「晨曦號」擱淺，當時溢漏的燃料油外洩，污染北海岸海岸線達三公里，即使在兩三年後，當地海域的章魚、石花菜仍無法採捕，漁民生計大受影響，其他長期的損害，已無法計算。 受此教訓，當年的環保署自我省視，發現了政府分工上的漏洞，原來這艘晨曦號原屬商務船，由港務局管理，可以無害通過，不料卻因地形不熟而失事，因此認為如果設立海洋專責單位，就可以統合管理海洋事務，包括航道的規劃，應該將海岸生態敏感帶與國防要點納入一併考量等等。基於此一發想，立法院在去年六月三讀通過海洋四法，決定成立最高的海洋委員會，海洋污染防治則移交海洋保育署負責，不過上週一立法院委員會又通過臨時提案，將暫緩施行海洋委員會組織法，亦未見行政部門有效溝通，一切停留原點。 此外，二○一一年十月，則是巴拿馬籍的砂石船「瑞興號」在基隆大武崙外海觸礁，船身斷為兩截，船上三百噸油料外洩，嚴重污染三公里海域，這次船難更加離譜，受創船體居然到次年年中尚未移除，還要勞動立法委員以質詢對交通部提出關切，政府像是螺絲掉滿地的失能機器，令人不解勤政為何如此艱難？總結這些年的「政績」，也必然要問：這政府到底是幹什麼吃的？ 事實上，最起碼的擔當，並非毫無前例可循。二○○一年陳水扁政府時代，曾經發生慘重的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當時污染了台灣墾丁國家公園境內的龍坑生態保護區，為此，環保署長與副署長為救災責難下台負責，同時，環保署並向挪威法院提出賠償訴訟，成為台灣首宗跨國訴訟的油污事件，後以庭外和解方式獲得船東賠償，也就漁業損失達成共識，最終包括罰款，船公司付出了大約二億八千萬的代價，為其傷害負責。 十五年前的這些基本動作，馬政府這些年當作沒事人一般，好官我自為之，從未見政府部門有人需要擔心海洋一旦污染，與我的烏紗帽何干，更遑論責任感與價值觀了。救災都無所謂了，先進國家透過制度來防災的作為，例如雙殼船能減少漏油量，因此禁止單殼船進入該國海域等等，我國的相關法令更是不夠嚴格，以致重創人民利益的污染接二連三發生。這些應作為卻未作為，其實就是瀆職，人民可以不生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