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故事」網站刊出〈台北城的風水之謎〉一文，內容夾帶許多史實錯誤。於是我寫了〈冒充冷知識的都市傳說〉指出這些史實錯誤。隨後，「故事」將那篇文章下架。我以為指正的目標已消失，也將我的文章下架。想不到，事隔一年之後，同樣的錯誤居然被印到書上發行了。昨天，我無意間在網路上看到《臺灣沒說你不知道》的序言，赫然發現去年我曾指出的史實錯誤還在上面。為了抵銷錯誤資訊傳播的後果（雖然效果可能很有限），只好再寫這篇文章。而且，這次不會下架了。 該書序言提到：   在臺灣總督府的決定下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實施市區改正，將臺北城牆和城內一些清治時期的建築拆毀。原本計畫是打算要拆除所有的城牆與城門，而當時的西門(寶成門)，位處艋舺(現在的萬華)跟臺北城中間，相較於其他地區算是荒地一片，因此日人決定仿效當時東京最熱鬧的休閒娛樂中心淺草，在一九○五年時把西門拆了並建設了供日人居住的西門町。剩餘的其他門原本也將步入後塵，但拆除西門的舉動在當時已有古蹟保護觀念的社會氛圍引起極大的反彈聲浪，並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先生以及其他學者的請命下，其餘門就這樣逃過一劫。 這段文字包含五個史實錯誤。其一，臺北的第一個市區改正計畫於1900年發布（臺北縣告示第64號）。其二，這個計畫並未打算拆毀城牆，只是要多開幾個城門，請見下圖。 1900年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 直到1905年，由臺北廳告示第199號發布的計畫才確定拆毀全部城牆，改設三線道路，請見下圖。   1905年的臺北市區改正計畫 其三，西門是從艋舺進入城內的關卡，不但不荒涼，還是五個城門中最熱鬧的。下面是1895年從城內望向西門的老照片。 1895年臺北石坊街，遠方為西門 其四，西門外窪地在1905年計畫中並非休閒娛樂中心，而是泊船場。到了1914年，配合淡水河護岸工程，市區計畫變更，將西門外窪地填土墊高。1917年5月7日填土工程完成，1919年3月31日土地重劃完成。從此，西門町才成為繁榮市街。換言之，拆除西門的時候還沒想到要建設休閒娛樂中心。 其五，山中樵來到臺灣已經是1927年的事情了，如何能夠阻止城門被拆掉？真相是這樣的：1935年，山中樵以「臺灣總督府史蹟名勝及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的身分，爭取臺北城殘存的四個城門列為國定史蹟。 我在Google圖書館看到該書的試閱頁面，又發現〈在臺北木柵的打卡地標「討厭鬼」到底是哪裡？〉（頁80-81）也有明顯史實錯誤。該書提到，那個地名本來叫「頭前溪」，由於日本人發不出閩南語的「前」音，發成「頭重溪」。可是，1871年刊行的《淡水廳志》已經記載「頭重溪」這個地名了： 城北兼東拳山堡一十四莊……木柵莊百三十里、頭重溪莊百三十五里…… 由此可見，「頭重溪」不是日本人改的。該書又提到，「頭前」的日語發音是atama-mae、「頭重」的日語發音是atama-e，以此證明「頭前」訛變為「頭重」。這真是無稽之談。日本人絕對不會把臺灣地名的「頭」說成atama。1932年11月29日，臺灣總督府公告臺灣地名的日語發音（府報第1679號）。讓我們來看看頭前、頭重怎麼唸： 竹東街頭重埔：Tōzyūho 楊梅庄頭重溪：Tōzyūkē 新莊街頭前：Tōzen 屏東市頭前溪：Tōzenkē 烏日庄頭前厝：Tōzenseki 和美庄頭前寮：Tōzenryō     此外，「頭重溪」變成「頭廷魁」也不是戰後的事情。1904年調製的「臺灣堡圖」就已寫「頭廷魁」了。   臺灣堡圖（紅字為1922年因應行政區改正而添加） 由於Google圖書館提供試閱的頁面很有限，該書是否還有其他史實錯誤，等我有空逛書店之後再說。

高雄市的茂林部落又稱為瑪雅部落。茂林，一看就知道是漢人冠上去的名字。瑪雅呢？當然不會是來自馬雅文明，應該是原住民自己的稱呼吧？其實，這個部落的自稱是Talalekan，跟瑪雅一點關連都沒有。那麼，瑪雅到底是怎麼來的？   原來，漢人稱呼這個部落為「芒仔社」。你用閩南語唸唸看。日本人就是聽到漢人這樣唸，把這個部落定名為「マガ社」（Maga）。戰後，Maga音譯為華語，就變成瑪雅了。 瑪雅附近，有一個部落叫多納，看起來也很原住民。其實，這個部落的自稱是Kuadrava，跟多納一點關連都沒有。漢人稱呼這個部落為「墩仔社」。你用閩南語唸唸看。日本人聽到了，就把這個部落定名為「トナ社」（Tona）。戰後，Tona音譯為華語，就變成多納了。 高雄市茂林區的南邊是屏東縣三地門鄉。這裡有一個部落叫安坡，是從日本時代的名稱「アンバカ社」（Anbaka）音譯而來。Anbaka，不是原住民語嗎？其實這也是閩南語。漢人很壞，叫他們「紅目仔」。他們的自稱是Ljinglipan 。 再往南走，有個部落叫來義。他們的自稱是Tjaljaqavus，到底是怎麼變成來義的？還不是因為漢人覺得他們在深山裡面，管他們叫「內社」。日本人聽到了，就定名為「ライ社」（Rai）。戰後，講華語的官員來啦，就直接音譯為來義了。 想想看，如果你自己的名字被人遺忘，然後「大頭ㄟ 」、「矮冬瓜」之類的稱呼變成你身分證上的正式名字，你有什麼感覺？ 註：圖片來源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該所，2003）。

    臺灣有些地名當中有個「貓」，以前寫成「猫」，讀「bâ」而不是「niau」。例如，貓空在1904年的〈臺灣堡圖〉中寫成「猫空」，音標「バーカン 」，可見其發音是「bâ-khang」。臺北捷運公司不懂地名，將貓空廣播成「niau-khang」。結果積非成是，現在講正確的發音反而沒人懂了。 翁佳音與曹銘宗在他們合寫的地名書《大灣大員福爾摩沙》中有一段說明如下：   在早年的台語漢字，「貓」（Niau）是貓科動物，「猫」（Bâ）卻是不一樣的靈貓科動物。 過去，我也曾主張「貓是niau、猫是bâ」。不過，當我對地名做了更多研究之後，現在認為這個說法有必要再修正。 確實，大多數「猫」都讀「bâ」，包括猫盂（苑裡鎮）、猫霧梀（南屯區）、猫羅（芬園鄉）、猫囒（魚池鄉）、猫兒干（崙背鄉）、猫仔坑（恆春鎮）。不過，有沒有反例存在呢？ 第一種反例是「猫」讀「niau」，著名的打猫（民雄）就是。〈臺灣堡圖〉記錄打猫的發音為「ターニヤウ 」，也就是「tá-niau」。我遇過的在地人也都斬釘截鐵說是「tá-niau」，從來沒聽過「tá-bâ」。在地人對自己的地名是先認識音才認識字，不易受字形誤導。由此可見，打猫真的源自類似「tá-bâ」的音嗎？不無疑問。 此外，臺灣南端的「猫鼻頭」也是「niau」。〈臺灣堡圖〉記錄其發音為「ニヨーピータウ 」，亦即「nio-phīnn-thâu」。有趣的是，這是潮州腔。 第二種反例是「貓」讀「bâ」，位於竹北的貓而錠就是。請注意，這個真的是筆畫較多的貓，記音卻是「バ 」，也就是「bâ」。 因此，目前我的看法是：貓與猫這兩個字是混用的，有可能是「bâ」，也有可能是「niau」。那麼，看到這兩個字要怎麼發音才對？很抱歉，從字形沒有辦法直接看出來。這不就是漢字最惡名昭彰的特徵嗎？不過，我還是有個經驗法則。如果這個地名看起來就像是源自南島語，那麼通常是「bâ」，八九不離十。

    外省籍是相對於本省籍的概念。隨著「本省」的指涉對象不同，「外省」的指涉對象也不同。對於臺灣省而言，非臺灣省籍者都是外省人。但是臺灣省籍者到了福建省，則成為當地的外省人。省籍的區別是由官方認定的，並且明文規範在「戶籍法」當中。1992年以前，省籍身分甚至攸關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高普考錄取名額等權益，因此人口普查也調查每一個人的省籍。1992年修正的戶籍法廢止了本籍制度，從此本省、外省的區別不再必要。因此，2000年人口普查就不再調查省籍了。 這三張地圖描繪在臺灣的外省籍人口來源，也就是非臺灣省籍者來自哪些省份。中華民國政府轉進臺灣之後，仍按照三十五省、十二直轄市、一特別行政區、二地方的架構區分省籍。事實上，東北九省只存在於計畫中，未曾實現。但中華民國政府按照計畫中的九省來區分東北人的省籍。因此，許多東北人是到了臺灣之後才確認自己的新省籍。為了協助東北人確認新省籍，1956年的人口普查還特地要求普查員隨身攜帶東北九省地圖以及新舊行政區對照表。 195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不包含軍人，僅呈現民間人口的部分。根據這次調查，在臺外省籍民間人口最多的五個省籍依序是：福建省、浙江省、江蘇省、廣東省、山東省，合計佔全部在臺外省籍民間人口的57.7%。直轄市當中，人口最多的是上海市與南京市。這反映在臺灣的外省籍民間人口主要來自沿海省分，特別是江浙地區。 196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包含軍人，呈現所有的外省籍人口。根據這次調查，在臺外省籍人口最多的五個省籍依序是：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合計佔全部在臺外省籍人口的54.1%。相較於1956年的調查，加上軍人之後，浙江省與江蘇省的排名往後掉，反映來自這兩省的人口當中，軍人比例相對較低。反之，河南、湖南、江西、四川等省籍的人口大幅增加，反映來自這些省分的人口當中，軍人比例相對較高。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內陸省分的民間人口較不容易抵達臺灣，故其來臺人口當中有較高比例是軍人。 1966年以後，在臺外省籍人口的增加主要來自自然增加，因此各省籍人口的相對比例沒有明顯變化。    這一系列地圖描繪非臺灣省籍者在臺灣的分布情形。由於金門、馬祖的外省籍定義不同於臺灣，在地圖上予以留白。195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不包含軍人，僅呈現民間人口的部分。大多數外省籍民間人口居住於都市裡，其中四成聚集於臺北周遭地區。在臺北、高雄、基隆、臺中、臺南等大都市的某些區，外省籍民間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可達二成以上。在臺北市大安區，這個比例甚至達到66%。 196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包含軍人，呈現所有的外省籍人口。相較於1956年的調查，加上軍人之後，許多鄉鎮的外省籍人口比例大幅增加，反映軍營或眷村的分布。外省籍人口比例增加10%以上的案例在北部最多，包括臺北縣的內湖、木柵、新店、土城、五股、泰山、林口；桃園縣的龜山、八德、大溪、中壢、平鎮、龍潭、楊梅；新竹縣的湖口。在中南部，則有臺中市的北屯、西屯、南屯；臺中縣的大雅、烏日；臺南縣的永康、官田；高雄縣的鳳山、大寮、仁武；澎湖縣的馬公、湖西、西嶼。另一方面，許多退役的外省籍士兵被安排前往臺中縣和平鄉或花蓮縣的豐濱、鳳林、玉里等地開墾，使這些鄉鎮的外省籍人口比例大幅增加。此外，許多外省籍公務人員隨著臺灣省政府疏散到中興新村，也使南投鎮的外省籍人口比例大幅增加。 1980年與1990年的外省籍人口分布相較於1966年沒有明顯變化。不過，隨著大量本省籍鄉村人口移居都市，各都市的外省籍人口比例皆有所降低。 節錄自：溫在弘、黃清琦、葉高華 (2012)，《臺灣戰後人口普查地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這一系列地圖以一個點代表1000人，描繪歷年人口分布的概況。顯而易見，臺灣大部分人口居住於西部平地，其餘人口主要分布於宜蘭平原以及花蓮、臺東兩個都市。除此之外的廣大山區，人口相當稀少。 半個世紀以來，臺灣的人口分布從相對均勻趨於高度集中。1956年時，除了基隆、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七大都市，西部的人口分布相當均勻。十年之後，人口往都市集中的現象趨於明顯。到了1980年，臺灣形成三大人口集中地帶，分別是北部的臺北-桃園-新竹地區，中部的臺中-彰化地區，南部的臺南-高雄地區。從1980年到1990年，北部的人口成長大幅超越中南部，顯示臺灣的人口成長趨於單極化。1990年以後，三大人口集中地帶以外的地區，大多出現人口衰退的現象。    在56%就業人口從事農業的1956年，農業生產力最高的臺北盆地、彰化平原也是都市以外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每平方公里可達1,000人。除此之外，人口密度高於每平方公里1,000人的行政區多為地方都市所在地，如：宜蘭、羅東、桃園、新竹、苗栗、豐原、彰化、北港、嘉義、新營、屏東、花蓮等。另外，在臺北、高雄、臺南、臺中、基隆等五大都市的市區，每平方公里達到10,000人以上。 隨著人口成長，1966年時，臺灣西部平原多數鄉鎮的人口密度跨越每平方公里500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三重的人口密度已跨越每平方公里10,000人，與臺北市區連成一片，反映臺北的都市發展已溢出臺北市的邊界。 到了1980年，臺灣形成三個人口密度高於每平方公里1,000人的人口稠密地帶，分別是北部的臺北-桃園-新竹地區，中部的臺中-彰化地區，南部的臺南-高雄地區。同時，臺北的外溢範圍進一步擴大，使板橋、中和、永和的人口密度相繼跨越每平方公里10,000人。 1990年時，嘉南平原已顯現人口流失的現象，許多鄉鎮的人口密度跌破每平方公里500人。另一方面，臺北每平方公里達到10,000人以上的範圍進一步延伸至新莊與蘆洲。鳳山的人口密度也跨越每平方公里10,000人，與高雄市區連成一片。 1990年以後，三個人口稠密地帶的人口密度持續增加，其餘地區的人口密度則持續減少。半個世紀以來從未改變的現象是，廣大山區的人口密度一直在每平方公里50人以下。 來源：溫在弘、黃清琦、葉高華 (2012)，《臺灣戰後人口普查地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臺灣有些地名在日本也可以找到，這樣就能說這些地名是從日本移植過來的嗎？臺灣歷史博物館剛出版的《臺灣歷史地圖》，具體列出松山、板橋、關西、清水、豐原、高雄、岡山、美濃、竹田都是從日本移植而來。以前我也曾經這樣以為，但是當我對歷史下了更多工夫以後，現在反對這種反射式思考。 我曾多次強調，考究地名得「聽音辨義」。[1]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這些地名，而不是只用看的。靜岡的清水叫做 Shimizu，臺中的清水叫做 Kiyomizu。如果後者是日本人由原鄉移植過來，怎麼聲音會不一樣呢？另外，東京的板橋叫做 Itahashi，臺北的板橋呢？1920年8月10日，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47、48號將枋橋改為板橋，發音為 ハンキヤウ （hankyo）。[2] 8月13日，臺灣總督府才宣布板橋的發音改為 イタハシ （itahashi）。[3] 由此可見，日本人將枋橋改為板橋的時候，還沒想到東京的板橋，否則一開始就叫 Itahashi了。 咸菜硼（日語發音kansaiho）改為關西（kansai）、打狗（日語發音takao）改為高雄（takao）、瀰濃（minong）改為美濃（mino），很明顯都是取同音佳字。也許日本人選字時有受到原鄉地名的啟發，但若非那些地名原本就有那樣的發音，不會選出那些字。這種情況與其說是移植，不如說是接枝。 庫頁島南部比臺灣晚10年成為日本領土，實質上也是個殖民地。若只是因為那裡有個豐原，就說臺中的豐原從庫頁島移植而來，實在沒有說服力。就像我們不會說臺灣的聖地牙哥（三貂角）從智利移植而來，而是西班牙人在各殖民地都以相同典故（基督教聖徒）命名。同樣的道理，日本人在庫頁島與臺灣都用了建國神話「豐葦原瑞穗國」產生相同地名。 高雄的岡山附近本來就有大崗山、小崗山，而1920年的地名改正一律將「崗」簡化為「岡」。若說高雄的岡山是從日本搬過來的，恐怕也很難說服人。 日本人確實曾把許多臺灣地名改得像日本地名。但若只是因為日本也有，就說那些地名是從日本移植而來，這樣的推論太想當然耳。 註： [1] 見跳脫文字的迷障、臺灣日式地名新論 [2] 府報第2177號頁27、33 [3] 府報第2179號頁46

今年，基隆市盛大舉辦「基隆建港130週年」紀念活動。往前數130個年頭是1886年。據說這一年，劉銘傳規劃在基隆建設現代化碼頭。維基百科甚至把這一年寫成基隆港的啟用年。究竟劉銘傳在基隆港建了什麼？啟用了什麼？讓我們來看看幾年以後，1899年的基隆港實測地圖吧。 1899年基隆港（來源：《基隆築港誌圖譜》）  當時的基隆內港是一大片海埔地。在那片海埔地之上，還矗立著鱟公、鱟母兩座島嶼。舊基隆八景之一的「鱟嶼凝煙」，指的就是這兩座島嶼。劉銘傳建的鐵路雖然往海域延伸，但還在乾潮面以上。顯而易見，當時輪船不可能在基隆靠岸，只能停泊在近海處。人們必須透過舢舨接駁，才能從輪船上岸，或從陸地上船。咦？說好的碼頭呢？畢竟那只是規劃嘛，沒有完工，遑論啟用。 1900年9月，臺灣總督府成立基隆築港局，正式展開第一期築港工程。由於經費拮据，第一期工程只能進行疏浚。1903年竣工時，內港已清出一條水深20尺（約6公尺）以上的航道，使輪船能夠在車站旁靠岸，進行海陸聯運。   1903年基隆港（來源：《基隆築港誌圖譜》） 第一期築港工程畢竟只是讓基隆港達到「堪用」的地步，因此臺灣總督府隨即向中央提出第二期築港計畫。不幸的是，由於日俄戰爭，計畫遭到否決。臺灣總督府勉強湊出一些預算，繼續進行疏浚。到了1905年底，基隆內港挖得更寬、更深了。挖掘出來的泥沙則填埋在小基隆與鱟母島之間，成為將來基隆市街擴大的用地。 1905年基隆港（來源：《基隆築港誌圖譜》） 1906年，第二期築港計畫獲得中央補助，正式開工。第二期工程的規模遠大於第一期，徹底挖掉鱟公嶼，使「鱟嶼凝煙」從此絕跡。更重要的是，平直的現代化碼頭在這個時候建設起來。經過7年工程，基隆內港才建成現在的樣子。 1913年基隆港（來源：《基隆築港誌圖譜》） 由此可見，基隆建港的開工年是1900年，而現代化碼頭的竣工年是1913年。不過，這違反了臺灣七大都市傳說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週年慶的起點不可以落在1895-1945年之間。於是，只好去慶祝紙上畫畫、牆上掛掛的1886年了。 除了基隆港，這個神聖傳說的蹤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1989年，臺中市盛大慶祝「臺中建府一百週年」，並且蓋了好大一個紀念碑。往前數100個年頭是1889年。這一年，劉銘傳（又是劉銘傳！）規劃的臺灣省城開工。當然，這個工程沒多久就荒廢了，所以大多數人沒聽過臺中有個城。而且，1889年還沒有「臺中」這個地名。「臺中」是1896年命名的，而「臺中市」是1920年成立的。But，就是這個but，1896、1920違反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傳說。所以臺中市不能慶祝「臺中」的起點，也不能慶祝「臺中市」的起點，只好慶祝一個不叫臺中且沒蓋好的省城的開工年。 港口、省城都可以回溯到1895年以前，但是機場不行，因為飛機是20世紀發明的。那麼，機場的起點只好向後退到1945年以後了。2010年，松山機場歡慶60歲生日。臺北市政府還特地在慶祝活動中擺上6個十層大蛋糕。往前數60個年頭，是1950年。不過，早在1935年，臺灣總督府就以告示第131號公告：位於松山的臺北飛行場於9月25日設立。隔年3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北飛行場竣工；3月30日，臺北飛行場舉行開場式。但是在神聖的傳說中，這些事情都是幻覺。 有人可能會提出反例：2011年慶祝建國100百週年、2016年慶祝郵政120週年，這些週年慶的起點不是在1895-1945年之間嗎？仔細想想，這兩個案例與前面的舉例有重大差異。無論是基隆港、臺灣省城、松山機場，都是發生在臺灣的事情。但辛亥革命、大清郵政開辦，正好不是發生在臺灣的事情。原來，1895-1945年之間的事情，只要不是發生在臺灣，是可以慶祝的。

2015年的臺灣棒球，仍然是臺南與臺東爭霸的局面。今年共有32位在CPBL一軍出賽的球員，以及在美國AAA出賽的王建民，他們首次加入棒球隊的地方是臺南。臺東則啟蒙了32位在CPBL一軍出賽的球員，以及在日本職棒出賽的陽岱鋼。而且，相較於兩年前，臺灣職棒更加依賴這兩個地區了。2015年，臺南與臺東孕育的球員總共為CPBL貢獻51%的打席！ 錨點在打擊成績上，臺南與臺東孕育的球員也排在前三名。只有來自花蓮的球員能夠與他們相抗衡。   人數    打席    打擊率    上壘率    長打率 臺南    24    4435    0.312    0.381    0.474 花蓮    8    2475    0.315    0.376    0.478 臺東    21    5180    0.310    0.365    0.437 屏東    7    919    0.286    0.350    0.431 高雄    11    1863    0.296    0.369    0.409 宜蘭    3    446    0.259    0.333    0.433 臺中    9    1334    0.275    0.331    0.392 大臺北    13    1339    0.287    0.348    0.368 桃園    4    438    0.269    0.325    0.331 嘉義    3    82    0.256    0.280    0.372 雲林    4    372    0.234    0.287    0.275 不過，來自高雄的球員今年在美國職棒表現最好。除了陳偉殷已站穩大聯盟，陳品捷、王維中、林子偉都有打到AA、AAA層級。從以往紀錄來看，能夠升到AA以上的球員，回來臺灣通常也能繳出優秀成績。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桃園的球員正快速增加：2013年仍只有2人，2015年進展至8人。以目前桃園三級棒球強盛的情況來看，再過幾年，可能會成為職棒的一大勢力。 最令人吃驚的是，阿美族只佔臺灣人口的0.87%，卻為臺灣職棒貢獻了51%的打席，打出55%的全壘打，跑出62%的盜壘！棒球與其說是臺灣的「國球」，還不如說是阿美族的「族球」吧。其他族群大概只能慶幸，阿美族在投球方面還沒達到「宰制」的地步。     人數 打席 打擊率 上壘率 長打率 全壘打 盜壘 阿美族 36 9571 0.306 0.367 0.449 232 238 其他 71 9312 0.295 0.358 0.418 188 146     人數 局數 自責分率 被上壘率 勝 敗 救援 中繼 三振 阿美族 15 397 5.87 1.68 21 26 27 18 282 其他 69 2197.2 5.60 1.65 107 128 35 138 1409 相關閱讀：哪裡棒球比較強？2013

1895年地形圖 我相當讚賞「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對於歷史普及的用心。私以為，這個網站比「歷史學柑仔店」更像 kám-á-tiàm。[1] 前一陣子（3月6日），「故事」刊出「臺北城的風水之謎」一文。該文以販賣冷知識為名，實際上傳播大量未經考證的都市傳說。我曾私下列出那篇文章的錯誤跟朋友分享。有朋友說他已轉告原作者修改。但是我等了三週之後，依然未見到那篇文章有任何更正。為了避免都市傳說繼續以知識的外表廣為散播，我不得不公開說明那篇文章的謬誤。 （一）該文提到：「台北城可算是中國清代最後一座按風水選址與規劃的城市」 下這種論斷要小心，你得證明比臺北府城更晚興建的城池都不考慮風水。臺北府城於1884年竣工。在那之後，位於臺中的臺灣省城於1889年起建（參見：羊皮紙上的城市發展）。臺灣省城不考慮風水嗎？我們來看看當時一手催生臺灣省城的劉銘傳怎麼說吧：   省城形勢，有關全臺氣運，必須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如擇定處所或有凶砂惡水，來龍不真；或山水陰陽不交，不成格局：均可由地方紳士知堪輿者一一指駁。查大墩地方襟山帶海，控制南北，實天造省會之基；本經岑宮保（按：岑毓英）勘定建城，復經本爵部院上年親往察看，堪建省城。[2] （二）該文第一張地圖標示為「台灣堡圖」 那不是臺灣堡圖，而是1895年由臨時測圖部迅速測圖的地形圖（見上圖），仍然保留臺北城原貌。[3] 至於1904年調製的臺灣堡圖上，臺北城已經被新的市區改正計畫改造了。讀者可以透過「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觀察兩者差異。 （三）該文提到：「而在日本人入主臺北城之後，為了鞏固統治權，開始破壞臺北城與七星山的軸線關係，於是第一步便是將臺北城逐步拆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日看不到臺北城牆遺跡的原因。」 除非你有證據證明日本人真的是這樣考慮的，不然這種說法只是自己的腦補。事實上，查閱日治初期的市區改正史料，所有問題的核心不外乎：衛生，衛生，衛生，很重要所以說三次。當時日本人的最大敵人是傳染病。1895年5月至11月，戰死的日本人只有164人，病死的日本人卻高達4624人。所以日治初期的市區改正都是圍繞著公共衛生議題在討論，可參閱《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頁172-192。 （四）該文提到：「1899年，日人提出了市區改正計劃，先將城牆拆毀，並且填平了護城河，成為三線道路，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知的中華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等。再來是西城門也被拆毀，但是經過有識之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等學者，嚴加抗議，才未把其他的城門破壞。」 這一整段都未經考證。臺北的第一個市區改正計畫於1900年由臺北縣告示第64號發佈，並未打算拆毀城牆，只是要多開幾個城門。 1900年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 直到1905年由臺北廳告示第199號發佈的計畫，才明定拆毀全部城牆，改設三線道路。（按：計畫發佈前就開始拆了。） 1905年的臺北市區改正計畫 還有，山中樵來到臺灣已經是1927年的事情了，如何能夠阻止城門被拆掉？真相是這樣的：1935年，山中樵以「臺灣總督府史蹟名勝及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的身分，爭取臺北城的四個城門列為國定史蹟。很多人把這兩件事情搞混了，包括維基百科。 （五）該文提到：「在臺灣神社修築好後，為了方便眾人參拜，特地從其中一條三線道路擴建成『敕使街道』，這條路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我們所熟知的六條通、七條通，也就是從臺灣神社落成後陸續興起日人娛樂區。」 這是天大的誤會。日本時代的大正町是高級住宅區，絕不是什麼娛樂區。 最後，該文的參考文獻列出「台北城的風水之謎系列文」連結。我們不難發現，該文的內容大多是從那個連結抄來的。而那個連結所在的網站，就叫做「都市傳說」。 註： [1] 「歷史學柑仔店」比較像文青咖啡店。 [2] 臺中文獻第六期，頁38。 [3] 關於1895年地形圖的背景，請參閱：黃清琦（2010）《1895年臺灣地形圖》之研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1：6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