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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雲程)
雲程相關文章
烏俄戰爭 蘇聯二次解體?
烏俄戰爭期間,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多次公開宣示,普廷侵烏行動不會得逞,而有此預期的不止澤倫斯基;北約各國運送武器到烏克蘭、瑞士首次放棄中立凍結俄羅斯寡頭帳戶、丹麥等允許國民至前線擔任志願軍、各國人道救援之外,齊一步調實施經濟制裁,甚至連日本對於北方四島的定位,都從「擁有主權的島嶼」變為「固有領土」了。 過往各地戰亂多為國內武裝叛亂,或兩國邊界衝突,此次普廷出兵鄰國是全面侵略行為。他原想以「特別軍事行動」速戰速決,只因無人敢上報實情給獨裁者,讓普廷出兵後騎虎難下。俄國擴張主義與破壞國際秩序之舉,已觸發各國警戒感,而普廷日益兇殘的手段,證實敗相已露。 若烏克蘭戰敗,當然是被俄軍進駐,內部會長期戰亂,但可能性低;若烏克蘭勝,則將進入長期重建階段,包括經濟復興與政治重建。但殘破的家園如何籌措重建經費? 普廷與寡頭們的被凍結的巨額私產(配合法庭訴訟程序)是其一;其次,俄羅斯的戰爭賠償(如黃金,或天然資源抵押,並置於國際監督下);再來則是國際投資。至於政治重建,將依歐盟標準實施西方民主體制。 至於俄羅斯未來較難預測,關鍵在於獨裁體制會被檢討到何種程度?俄羅斯經濟因全面制裁而枯萎,反讓普廷實施更全面的控制,並和中國相濡以沫?或俄人支持新政權,以清算普廷與戰爭賠償換取國際相應解封?在震盪期,是否發生軍閥割據等權力真空現象,使俄羅斯聯邦再分裂,形同前蘇聯的二次解體?此時,中國會趁機扶植一個「海參崴共和國」? 歷史學家未來或將標示二○二二年烏俄戰爭,為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以來「共產逆流」的二度退場。上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俄國從「一黨專政」到「獨裁統治」,此次或能從共產逆流中解放,邁向真正自由體制。 烏俄戰爭告訴我們:戰爭非僅槍砲對轟,輕啟戰端毫無疑問是罪惡。侵略者戰敗的下場很慘外,還連累國民幾十年都無法翻身。此時,美國表現了戰略克制,聲言絕不出兵的同時,緊盯北京動向以保留實力面對遠方可能的另一變局。北京寡頭們,或更有感吧?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
雲程
2022-03-16
要著眼過去,還是現在與未來?
台北市「經國七海文化園區」正式開幕。據悉該園區與圖書館基本上屬民間性質,蔡總統是以貴賓身分應邀致詞,而非以主人身分宣示開館。 由於國史館關心總統圖書館的制度化,所以館長也撰文抒懷:對於個別總統的圖書館、紀念館,要區別官方或民間、中央或地方;從文物檔案(含資料庫)的管理而言,保存無關歌功頌德。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歷代總統檔案館,實務上較為可行。但傳統獨派仍堅認:轉型正義不應開倒車,台灣不應團結在對屠殺的遺忘之下。 從軍事佔領角度看,蔣介石元帥與其當局,是盟軍授權統治台灣的合法軍事佔領者。合法兩字的嚴肅意義是:當時作為日本臣民的台灣人,是該軍事佔領當局的「敵方」,從而接受嚴厲的軍事統治。傳統獨派的指謫或佔有道德制高點,只是時間並不停止在一九四五。 七十年來,幾場台海勝戰抵擋了國際共產擴張,台灣免被赤化。領導者蔣介石、技術和資源相助的美日,貢獻豈能一筆勾消?又經過包括彭明敏、美麗島黨外、及李登輝(從而也包括慧眼識伯樂的蔣經國)等許多前輩的努力;台灣人民從國會增補選到全民普選總統,在未被赤化的前提下,完成民主自治的寧靜革命。 時至今日,將台灣人視為「敵方」的佔領第一代、第二代執政團體,已經凋零。透過漫長的過渡階段,佔領當局已將統治正當性交還給所有台灣住民。在全體台灣人抉擇下,敵方與己方輪流擔任了總統並執政,亦即:一九四五的敵方,已經不見了! 台灣的新現實是,如何面對佔領者的第三代與之後,及所有台灣住民透過生活經驗所建立的跨群體親友關係?對此,蔡總統做了令人激賞的模範:在勸告李前總統家屬同意將李前總統葬於國軍公墓同時,也頒發八二三有功的郝柏村總統褒揚狀。 政治的基礎是社會,在民主自治的台灣社會,若不解政府資料揭露、功過併陳等負重行千里苦心,在社會不得整合下,我們如何能達到建立國家的終極目標?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2-01-24
日本為何能TRA?
美日高峰會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先飛往東京協調,傳聞也促請日本制訂自己的「台灣關係法」(TRA)。這是多年來,台派陣營朋友鼓吹日本版TRA的最新發展。但為何日本能有身分制訂TRA?他國有沒有?這我們必須探究TRA的布局,特別是其立法權源。 TRA是美國為管理與「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斷交後,美台人民間關係而成立的內國法制。怪的是,切斷「外交」關係後,雙方關係可直接轉為真正民間的「領事」關係;而且,無論大清時代或日本統治期,美國在台灣都設有領事館。為何美台間要大費周章,從國際改國內? TRA是變形外交,口說民間關係卻徹底是公法關係。它更不斷重述:美國應「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更具體述及「提供防衛性武器」、「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維持美國能力以抵抗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而武力與高壓手段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等,幾乎涵蓋「共同防禦條約」的內容。 彰中「日本踏查團」學生訪問日本國會並與眾議員鈴木馨祐舉行會談。(記者林翠儀攝) 大哉問是:為何TRA關切整個西太平洋而不只台灣,而對於台灣的侵略會危及西太平洋的和平?西太平洋正是太平洋戰爭中海戰範圍總和—台灣屬於中部太平洋戰區。做為太平洋戰爭的領導國、主要戰功國、和約主辦國與和約所明訂的「主要佔領國」,美國對於戰區內領土的安排,負有從領導戰爭到執行和平條約的國際法義務。 對台灣而言,美國的國際法義務透過指揮佔領、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制訂TRA等形式呈現,且一脈相承至今。基於此國際法義務,台灣在美國憲政體制中為「已建置、非整併」的自治地位,是一種「非國內也非境外」(foreign in a domestic sense)關係;也基於此權威與國際法授權,美國有權制訂TRA。 雖然日本在「舊金山和約」已單純放棄台灣,但程序只走了一半。將來台灣地位問題明晰後,仍需要日本的同意,以完成領土放棄的程序。日本雖對台灣仍保有「剩餘主權」,卻是一種只能放、不能收的權力。 在等待期間,日本(前管理國)和美國(主要佔領國)都有維持台灣現狀不被片面改變的條約義務—當然包括出動自衛隊。此即日版TRA的權源。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
雲程
2021-04-25
2758號決議文的脈絡背後
美國跨黨派眾議員本月十九日提出「台灣國際團結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據傳,法案先對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做出澄清,即該決議並未處理台灣與台灣人民聯合國或周邊組織代表權的問題。 美國跨黨派眾議員十九日提出「台灣國際團結法案」,法案指出,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涉台。圖為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大樓。(中央社資料照) 回顧二○○七年三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正式信件中說「二七五八號決議已經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便引起美加英與許多歐洲國家的抗議,不只美國提出〈對台灣立場之非公開說帖〉U.S. Non-Paper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的「九點聲明」,連日本都跑出來指謫潘基文誤導視聽。八月三日白宮記者會更表達:「台灣,或中華民國,在此時並非國際社會的國家」。 這讓我們確認:大國完全清楚台灣地位未定,且台灣不屬於中國;令人不解的反而是,為何多年來大國任憑中國以片面之詞左右國際認知? 所幸,近年中國恣意挑戰國際秩序,才使得各國提防中國認知作戰的陰狠,開始反制。但另一方面,台灣人對〈二七五八號決議〉的認知也不十分完全,正可藉此法案一併澄清。 決議案關鍵字並非「驅逐」;關鍵字是「蔣介石的代表」、「非法佔據」,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意即,聯合國不再有中國代表權爭議,蔣介石當局不僅不可聲稱代表全中國,甚至也非「某個中國政府」。因此,決議文跳過中華民國、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等用語,直接稱它「蔣介石的代表」。 決議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代表聯合國回溯承認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的PRC,這意味「蔣介石代表」的權利是「自始無效」的撤銷,而不是「此後無效」的解除,所以決議文以「非法佔據的席位(place)」來敘述這段期間「蔣介石代表」的出席性質。 〈決議〉一出,不管國民黨如何自稱「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存續至今,並期望有朝一日能重返」,都是自欺欺人。〈聯合國憲章〉上的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如〈憲章〉的蘇聯指涉的是俄羅斯聯邦,國際社會可不會混淆彼此。 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不存在一事,容易理解;但它明明不存在卻還在運作中的矛盾,該如何理解? 這是「台灣治理當局」(實)假借「中華民國」(名)在台灣新生的過程。我們不能僅從中國內戰或兩岸觀點,而須以「佔領與流亡」架構—盟國軍事佔領、民政治理、政治重建等因素為主深入探討,才得以領會這矛盾。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1-04-23
中國其實一點都沒變
從世紀末開始,美中領導人首次交鋒,就是美國新任總統遇到中國老鳥主席。除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支持其進入WTO的柯林頓未聞被洗臉外,二十一世紀起中國總不忘給美國新總統下馬威,包括:小布希的P-3C事件(二○○一);歐巴馬無紅毯、不給迎賓梯(二○○九)。唯有川普曾扳回一城:二○一七年習近平訪美,川普在海湖莊園夜宴,即席面告美國剛空襲敘利亞,讓習顏面無光。二○二一的安克拉治會談也是下馬威的戲碼。 G20高峰會,歐巴馬與習近平的互動格外受到關注。(歐新社) 今年三月十八日美中外交高層開場會談的畫面令人瞠目結舌︱美方溫文儒雅對應中方齜牙咧嘴。會談後,前國務卿龐皮歐評論:布林肯表現過於溫吞,應該以細數中國劣跡的方式即席回敬。 會議戰術應如何,見仁見智︱以平和方式表現,可凸顯對方無理取鬧,利於爭取盟友;即刻以眼還眼,雖可免於對方誤導視聽,卻容易掉入烏賊戰中。判斷的關鍵在於:是否有支持議場戰術的堅毅戰略,若有,就是智者之舉;若無,即為軟弱。 會議前後,布林肯與奧斯丁連袂分別串聯盟國,結果頗為豐碩。由此觀之,若在會議當時即席頂回,雖得以逞口舌之快,恐讓國際輿論專注於花邊,而模糊「價值抗中」的戰略核心。 中國戰狼不只在會議桌上,會後還在歐洲多國同步點燃。多國驚訝:連外交最高負責人楊潔篪都一改其溫和形象,變得不可理喻。中國發生什麼事?有什麼大轉變? 其實中國一點都沒有變!習的行為完全反映中共由民主集中、一黨專政、絕對權力等組成之列寧主義政治原理。簡單一句話是:無視人性價值爭逐權力,你死我活、至死方休。在習近平自覺實力已足夠邁向中國皇帝之際,將你死我活、至死方休運用到國際社會而逼四鄰叩頭,可謂極為自然。中國一帶一路與藍海海軍,完全仿自一戰前採「世界政策」(競逐世界)與「提爾皮茨計畫」(大海軍)的德皇威廉二世。而相同的心態,也必然出現相似的結局。 美國在安克拉治會談中,不厭其煩的向中共解釋:世界秩序、民主本質等,聞者莫不感嘆:到現在還要向中國解釋一些基本原理,美中五十年的交往等於白走一遭。 此次會談只是確認美中關係是否已無可挽回?蘇利文在會後記者會表明:「交換優先事項和理解意圖…將回到華盛頓盤點我們的位置」。看來,半世紀的美國對中政策將被翻轉。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1-03-26
中華民國在哪一天滅亡?
貴報日前〈Google掀開中華民國的秘密〉讀者投書,作者提出一個疑問:中華民國何時滅亡? 好問題!一般蓋棺論定的是: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滅亡,只提到年度。但進一步的疑惑:在哪一天呢?多數人未繼續討論。 「南京十朝歷史文化園」石柱。(圖片取自網路) 有三個可能的日子,標示中華民國滅亡。 首先是,首都淪陷的四月廿三日。雖然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南京也曾陷落並有傀儡政府因此成立。然而當時合法政府隨即境內遷移到重慶持續運作,對外關係並未失能。但一九四九年南京陷落於共軍前,當時政府即遣散大部分公務員,剩下的則「分批疏散、分地辦公」;絕大多數使館與人員並未隨之遷移,頂多指派聯絡官回報訊息。這樣的政府已解體滅亡,不能稱為存在。 其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十月一日。既然事後證明:共產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共和體制(中華民國),並且成為中國合法政府,則共產體制宣稱成立的那一天,就是前合法政府共和體制滅亡當日。 第三是,蔣介石潰敗來台灣的十二月十日。此時,不僅蔣介石已喪失對中國的控制權,自己更非總統。來台的一群人,雖尚控制少部分中國領土如浙江沿海、海南、西南等,卻頂多能被認為中國軍事集團之一。自稱效忠「中華民國」而流亡境外的,除台灣外,還控制泰北、滇緬等區,所以有「黑蝙蝠中隊」等故事。這幾個軍事集團,構成當時蔣介石當局或高級外省族群的「中華民國圖像」。 以人來看,蔣介石在一月廿日就不代表中華民國。以體制而言,從四月廿三日起中華民國就潰不成軍。在十月一日,中華民國更失去合法性。於是,十二月十日來台灣的只是被盟軍委託佔領台灣的蔣介石元帥軍事集團,與中華民國無關。 三個日子雖各有主張,哪一個合理?若三個皆可,應以最先發生者為準。若以政權接續而言,似以十月一日為宜。 重要的是,事件是漸次發生、逐步產生影響。三個日子中,蔣介石皆非中國總統,只是軍事強人;其唯一合法身分,是盟軍委託的台灣軍事總督。 所謂中華民國當局被限縮在台澎地理空間,日本與美國因一九五二年(台北和約)與一九五四年(協防條約)而被承認,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情了。這是「中華民國台灣」的出生背景。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0-10-18
國際法的「默示承認」
傳統國際法承認,限於雙邊事務,分為「明示承認」與「默示承認」兩類。明示承認(express recognition)由雙方元首、外長、特使以聯合聲明、條約、正式函件等形式,透過明確文字宣布。默示承認(implied recognition)則是以替代方式表現,可包括:在對方設立大使館、雙方在第三國首都或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外圍進行正式外交接觸,或派遣特使團至對方討論雙方互利事項。默示承認還可能以集體方式表現,又分直接與間接兩類—前者是多國以共同聲明中明確表達承認之意,後者是加入以國家為會員條件的國際組織,但集體承認仍有爭議。 理解這些原則後,就知道中國瘋狂打壓台灣意在阻止默示承認。 二○一八年AIT內湖新館與〈台灣旅行法〉等,不僅是美國允許高層官員訪台的國內法鋪陳,它還有默示承認的效果—今年八月九日,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搭乘美國軍機來台討論防疫與疫苗;八月三十一日,AIT解密與公布軍售及〈六項保證〉的原始文件,還與〈台灣關係法〉及三公報並列。計畫中為經濟暨商業對話,聚焦供應鏈、智慧財產權等議題,而訪台的美國國務院次卿,都是這軸線的一環。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搭乘美國空軍C-40B行政專機飛抵台北松山機場,機尾漆有美國國旗,機身上也有美國國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字樣。(記者羅沛德攝) 八月三十日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訪問團抵台進行為期五天訪問,中國訓令在歐洲進行反制外交的外長王毅回擊。王毅不惜出言威脅捷克、德國表忠。罕見的是,包括捷克區長、德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甚至德國外長即時回嗆王毅—時代已然轉換。 九月一日韋德齊在立法院演說以中文說出「我是台灣人」。媒體比擬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在布蘭登堡門前以德語說出「我是柏林公民」,卻疏忽此語真正根源「我是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 sum)。它是一種承擔國家義務後享受公民特權,受帝國保護,不再被奴役的自由民身分。甘迺迪一語,除鼓舞西柏林外,也鬆綁了西德的戰敗枷鎖。 翌日,外交部公布國徽被Republic of China環繞綴飾,TAIWAN放大的新版護照。大家習慣注意「車輪」,沒注意到國徽越來越接近美國聯邦機構、各州的徽章;也忘記當天是一九四五年盟國在密蘇里艦上舉行總受降典禮的同一日。 日前貴報透露:蔡總統期以經濟標記其歷史地位。不客氣地說,總統太小看自己了。在這時代大轉換之際,穩固台灣主體性或建立國際地位,才會是你歷史地位的圖像。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0-09-04
大疫情與元首繼位
武漢肺炎擴散全球,難以收拾,即便貴為首相、副總理、王儲等層峰也有染疫,甚至被染疫的可能。顯然,大疫情已漸觸及元首繼位,甚至體制存續等層面。 英國白金漢宮今(27)日發出聲明表示,女王與首相強森最後一次會面於本月11日,目前健康狀況良好。(美聯社) 一七九二年美國建國初期,規定了總統繼位的四個順位;一八八六年增加到八個;一九四七年陡增到十八個。以法律事先規定順序,是對繼任政府的合法授權,使其具有完整合法性與權威持續體制。且考慮總統就職或發表國情咨文,文武百官齊聚一堂時的重大風險,實務上總統會指定在繼位表上的一位人選為倖存者(Designated survivor),將他保護在首都他處。聯合王國也採類似制度。 這次疫情帶來的新問題是:若首都本身就是疫區呢?這時候,在首都生活與工作官員都岌岌可危。即便如國防部已經分拆為五至七組人員,仍恐不足因應全國性災變。 設想美國因疫情而陷於動亂的最壞狀態,國防部長於二月一日已簽署預警命令(Warning Orders, WARNORD),授權位於科羅拉多州的「北方司令部」上將司令官,必要時負起全國防疫與國土防衛之責,依據情況執行七道方案,其中三道內容對外保密,包括實施戒嚴統治,以儘速恢復民主政府。 近日中國網路流傳一封呼籲排除習的主導,而由李克強、汪洋、王岐山三人緊急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開信。信中建議擴大會議由現任與歷任政治局、國務院、人大、法院到檢察機關等領導層組成,討論習近平是否適任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會主委三大職務。此信有濃厚的宮廷政變色彩─只要擴大會議一召開,習近平恐將權威不保。台灣必須考量習以軍權回應的可能性高,不一定內戰,也可能轉為對台冒進。 在全球疫情嚴峻、台海風雲日緊的情勢下,台灣元首繼位法制的嚴密性─我們僅規定到副總統、立法院長兩順位,再來則依賴補選解開困境,遠遜於一七九二年的美國。我們要問:若萬一疫情不允許補選,空檔期間政府要如何持續合憲運作,甚至抵禦外敵?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0-03-28
防疫緊急命令的政治與法律
武漢肺炎疫情從中國擴散到全世界四個月以來,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隨著疫情嚴峻,從二級開設升到一級開設,並逐漸增強措施的力道與廣度的應時作法備受讚揚。 鑑於疫情不斷擴大,從上週起,網路開始討論緊急命令等相關議題。重點在:一月中通過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是否為法律空白授權,甚或逾越憲法?及,若事態持續嚴峻,是否應由總統發佈緊急命令因應? 總統蔡英文19日下午在總統府發表敞廳談話,強調台灣經濟基本面良好,資金充沛,國安基金也密切注意國際動態,已經在備戰狀態。(中央社) 緊急事態與緊急命令,是憲法學上難以抉擇的經典課題。它介於法律與政治之間─表面上雖是基於憲法與法律授權的行政舉措,本質上卻是盱衡國家總體得失後的政治判斷;它是總體與個體間權力與權利的拉鋸─保障個體權利的憲法,為了總體利益而需要限制個體權利;它也是實定法與自然法的翻攪─體制法益或理想的善,何者重要? 「傳染病防治法」採用衛福部(主管機關)主導,各部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襄助的架構。優點是以專業中立止謗,但部長的官階,在實務上是否足堪針對整個內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設立、指揮、執行」等之重責?「特別條例」對指揮官是否為明訂於「防治法」的衛福部長,留下空白。但若一部會得主導其他部會,行政院長要如何扮演適切角色?種種疑惑,在顯然法律制訂時並未被顧及。 依現行體制,能處理罕見疫情有:「憲法」,針對「癘疫」授權給總統的緊急命令權(二十三條);「傳染病防治法」,給衛福部長的涵蓋廣泛之指揮權(五、六條);以及剛通過時限為一年半的「防治與紓困特別條例」,賦予指揮官「必要之應變處置」之權(七條)。無論政府援引任一法律進行防疫,都合法也合憲。 緊急命令政治性格濃厚,甚至具有停辦選舉的權威。對於相信與曾經爭取民主的人而言,發佈緊急命令需要經過如聖戰般的內心掙扎。從這角度看,目前政府的作法還算謙遜。對在野黨而言,質詢阿中部長,嚥不下「上駟對中駟」的舞台心魔。這不僅是體制的考驗,更是人性的考驗。 疫情瞬息萬變,我們當然也要不斷檢視各種指標,適切因應。過去對或恰當的行為,現在或未來還是如此嗎?答案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0-03-21
中華民國台灣與1912無關
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首都淪陷時已經滅亡,這是北京確認的歷史事實。這次淪陷與戰爭中一九三七年的遷都不同。當時是完整政府進行國內遷移,政權仍具有合法性。即便如此,也發生南京與重慶兩個中華民國的承認混淆,各擁有相當數量的邦交業績;而一九四九年,雖美其名曰「分批疏散、分地辦公」,卻是不折不扣的潰亡。 要逃往哪裡?國民政府高層有過辯論。蔣經國的意見是不能離開本土,建議移往海南島。代表他們心知肚明:台灣是海外,不是國內。但蔣介石畢竟「睿智」,選擇台灣。一者他在台灣,享有盟軍合法軍事統治當局的身分保護;二來有海峽天險,可買時間整經軍武。 沒錯,忠於蔣介石的部隊,不全撤退台灣,有一部分集中泰緬寮金三角,與台灣形成牽制中共的「大犄角」。在台灣這邊,則以舟山、大陳以及後來的金馬,形成「小犄角」。加上韓國與美日安保,搭成冷戰期間,黑貓中隊與黑蝙蝠中隊的舞台。 從朝鮮半島、中南半島到中亞,是美國天才地緣戰略家Nicolas J. Spykman所稱的世界島邊沿(Rimland)。從冷戰的「圍堵」到後冷戰的「不安定弧」,各種戰略設計都不出其右。 閱讀當時美國外交電文可知:潰亡的蔣介石以剩餘美援軍武站穩腳步。而美國衡量蔣介石,不只是台灣,還包括金三角等,因此賦予蔣軍「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以達成其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治抉擇。 在台灣,太平洋戰爭結束,軍事佔領後必定要進行經濟復興與政治重建,此時,透過19460120〈SCAPIN 677〉與〈舊金山和約〉,GHQ將台灣切離日本。美國再以〈台北和約〉與〈協防條約〉,催生「中華民國台灣」,此時的中華民國僅被限定在台澎,連金馬都除外。 細查條約英文文本:戰前的Formosa與the Pescadores,在這階段整合為Taiwan,並在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中,以「台灣的治理當局」一詞回溯涵蓋「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前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它們共同餔陳「中華民國台灣」的法律基礎。 戰後台灣,歷經敵意與友善軍事佔領階段後,在一九七九年開啟自治過渡,到一九九六年完成。台灣的體制與地位已完全不同。至於金三角,除一部分後撤台灣,則融入當地合法政府管轄。一場紛亂逐漸解決。 二○一九年蔡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要在這世界戰略的收斂下理解才行。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0-01-20
看Ted Yoho反駁劉結一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台辦兼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接受人民日報專訪。即便在北京治理香港重大失敗之際,劉結一仍很傲慢,甚至於很顢頇的宣稱,台灣人歡迎北京統治,且中國有能力迫使台灣人屈服。 所有中共黨員的初衷與義務,就是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劉的發言也不例外︱不管事實的一味強壓,並散播典型套套邏輯式的無效論證:因為我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昨天(五日),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Ted Yoho投書台灣Taipei Times,以歷史事實反駁劉結一的囈語。Yoho說,台灣地位不明是尼克森、季辛吉與卡特聯手創造出來的。他們的政策假設是:中國市場很大、不要惹中共生氣、只要中國願意接受國際秩序與遊戲規則,冷戰僵局便可迎刃而解。為此,多年來美國選擇忽略台灣,並使台灣地位不明確。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約霍(見圖)今(5)日投書《台北時報》,痛批中國統一台灣的企圖既傲慢又無知,重申台灣從未屬於中國並早已事實上獨立,主權歸於2300萬人民,且一致向中國統治說「不」。(資料照,彭博) 就該投書內容而言,在某個程度上,美國過去的戰略假設也不能說是錯,至少從一九七九年起到一九九九年期間似乎運作平順,而中國也真的讓各國企業賺了錢。但這戰略的致命處是,沒有考慮到中共的仇恨本質與偽裝本領,也沒有設置預警紅線與安全瓣。這些人若非為掩護個人私利,至少是太天真。 中國在美國資助下崛起,它卻以各個擊破的方式,霸凌各國政府與民間。美國學界反應太慢,部分人士甚至以過時的論調為北京辯護。只有白邦瑞的《2049百年馬拉松》與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等報告,可以當作為時稍晚的警訊。 雖然川普政府與不分黨派的美國政治人物,已理解中國是美國國安與全球文明價值的最大威脅,並著手反制;但擺在世人面前的態勢是,美國以「中共非中國」為前提,寄望中國人民來逼迫中共改弦更張,重新佈局新時代戰略;北京則相對的以「中共綁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透過高科技監控,沒收財產、限縮自由、國進民退等途徑,鞏固紅朝利益。 我們不免要問:北京破壞體制,以仇恨為基底的慣行,到底是「中共」的本質(當然是);或者是經歷文革、擁有科技專制能力後「中國」文化的特徵?如果答案是前者,國際社會施以傳統政治、經濟或軍事手段,便可達到效果;若是後者,那可是人類文明之癌,必須另闢他法隔離不可。 賽事已然啟動,北京的滲透無孔不入、無遠弗屆。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Ted Yoho投書譯文請見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20-01-06
中華民國消而不滅現象
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滅亡,這是蔣介石在一九五○年親口證實的事實,連中共也如此蓋棺論定。 但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卻在台灣運作。任何在台灣從事政治或相關的社會運動者,遲早都要誠實面對「中華民國滅亡」的命題。 對台灣派而言,疑惑的是:「如果滅亡,如何還有效運作?」民進黨企圖以「台灣前途決議文」與國名國號不同論來解決其矛盾。因只想快刀斬亂麻,終究在無視「斷點」的存在與其巨大作用下,成為政治囈語。 中華民國台灣是在哪一天新生呢?所謂一九五○年三月一日,不過是平民蔣介石在台重任盟軍委託的「台灣軍事總督」之日,與中華民國無關。中華民國台灣,其實是透過「戰勝國」與「戰敗國」雙重承認而新生。 日本與美國,一個戰敗國=殖民母國,一個「舊金山和約」的主要佔領國,兩者分別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台北和約」,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以「協防條約」,協同完成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承認,並言明「領土僅限於台澎」。這個當局,顯然不是殘存的中國,所謂的秋海棠縮小版。 正如「斷點、連結與美國」一文作者,以蔣介石武裝部隊的嬗遞,說明中華民國的「斷點」。同一時期的美國,也不讓駐南京大使館直接遷移台灣,而是由原台北總領事館分階段就地升格代辦處,再成為大使館;遑論韓戰伊始,美國便宣布台海中立。戰前戰後,台灣與中國間,始終存在法理的鴻溝。 無論中華民國是在南京被攻破(四月二十三日),或人民政府成立(十月一日),抑或行政院在台灣另起爐灶(十二月九日)之日滅亡,距離前述新生,至少有二年半至五年八個月,這是一個令人無法忽略的巨大空白。在台灣新生的中華民國,絕非馬英九或吳斯懷口中一九一二年的那個中華民國。 對中國派而言,面對「如果尚未滅亡,那麼還努力什麼政治事務?」他們的選擇,若非如佛家的「頑空」─死抱已被北京破壞的「一中各表」麻醉自己;就是為「得一個便當」,從深藍蛻變紅統─不惜危害台灣社會的基本利益。 如歐瑋群前文所言: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對立,源於過去民主與威權的對抗情境。現在國際局勢產生典範已轉移,台灣也已經民主,我們非得重新建立能結合歷史事實與未來發展的新論述不可。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
雲程
2019-12-07
台美升溫會升到幾度?
從副總統彭斯去年十月十八日劃時代的演講起至今,包括川普、國務卿、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等多次演講,都釋放相同訊息:中國政府是對全球自由與文明的最大威脅。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演說。(彭博資料照) 藉由紀念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又先後強調這概念。彭斯說:「美國與它的領導人不會再單單指望經濟往來,能讓中國的共黨獨裁政權國家轉化成為自由開放的社會,會尊重私人財產與法治以及國際商業規範」(十月二十四日);川普說:「冷戰早已逝去,但世界各地的專制政權繼續使用曾經在歷史上投下一個漫長、黑暗陰影的蘇聯式極權主義的壓迫策略」(十一月九日);同日龐皮歐說:「在中國,中國共產黨正在塑造新的威權主義願景,這是全世界許久沒有見過的。」 很顯然地,美國高層正在建構能團結美國國民、政黨,與愛好自由的盟國及夥伴,一起捍衛文明價值的理論與行動戰線。不僅美國國務院以「我們必須時時警惕,人權語彙不得被竄改、挾持,或因曖昧或惡意之目的被盜用」,在今年七月設立「不可剝奪權利委員會」;如今連聯合王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都開始警惕中共對文明體系的根本性威脅。因此,無論川普是否被彈劾、是否連任,這趨勢已不會被改變。 這些戰略性變革演講,彭斯兩次、龐皮歐一次選在「哈德遜研究所」發佈,理由或是其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為白邦瑞。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件事情: 一、龐皮歐藉由「哈德遜研究所」創辦人Herman Kahn在未來學界的「以非傳統的方式思考未來」為架構,宣示「美國必須以非傳統方式重新思考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季辛吉是台下聽眾之一。龐皮歐的演講提及:美國曾天真以中國願意改變作為戰略前提的錯誤—顯然獲得季辛吉的背書,季辛吉不願再成為中共口中的「老朋友」。 特別的是歷次演講中,他們不約而同的提到台灣。如彭斯的「我們跟台灣站在一起,捍衛台灣得來不易的自由」;與「美國將始終相信,台灣擁抱民主,為全體華人展現出一條較好的道路」。最經典的是龐皮歐的具體闡述:「(過去)我們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下,降低了與長期朋友台灣的關係等級,而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 在非傳統的思考下,曾被降低關係等級的台灣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可拭目以待。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11-14
台灣外交與美國最終責任
中國崛起後,美國政府已經確認共產中國的文化信仰與普世價值迥異,且無意改變。我們除見到美國在貿易、金融與科技等領域與中國對峙外,美國政府也迅速調整對台灣政策,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從二○一六年起,美國國會通過或正在提案一系列友台法案,如〈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台灣安全法案〉、〈台北法案〉、〈國防授權法案〉、〈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案〉、〈台灣國際參與法案〉等。論者有謂:此舉在補強與具體化〈台灣關係法〉的不足,並提供行政部門採行進一步積極作為的法律授權空間。 君不見,台灣軍方高層參與兩棲作戰領導會議,部隊結盟;君不見,總長受邀美國太平洋司令與艦隊司令交接,更可著軍服參與美軍培訓活動;君不見,美方甚至主動把官方會面消息放在社群網站。 值得觀察的是,美國一改二○○九年起口惠式的「鼓勵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社會;二○一六年後,轉為「實質帶領」台灣參與。具體行為包括:二○一八年的中南美三國與台灣斷交美國召回中美洲三國大使,再取消安全會議;二○一九年蔡總統出席帛琉國宴,美國駐帛琉大使到場、美大使會索羅門總理稱台灣是索國絕佳夥伴、彭斯聯合國大會原訂見索羅門總理(後取消)、駐紐約辦事處長徐儷文受邀為美國團成員踏進聯合國等。最新的是,AIT搭橋,貿協率企業主在曼谷會美國務院與商務部高官。這不僅是行政面而已,它暗示著:台灣當局的外交空間由美國負最終責任。 駐紐約辦事處長徐儷文受邀為美國團成員踏進聯合國。圖/翻攝自United Nations 這並非例外。一九三四年美國〈菲律賓獨立法〉就規定,菲律賓在自治國階段,公民與公職人員要效忠美國權威,且「外交事務應在美國直接指揮與管制之下進行」(2.a.10節)。再以一九八六年〈美國與帛琉自由結盟協定〉為例:美國政府「承認帛琉政府,得以其本身的名稱和權利與地區和國際組織簽訂條約和其他國際協議行使此一能力」(121節);「應在雙方同意下支持帛琉政府申請為區域或國際組織成員資格,或其他參與方式」(122節);「在外交事務上得協助或代表帛琉政府採取行動」(127節)。至於國安與國防關係,就不再細述。 這就是作為管理當局(administering authority)的條約義務。在美國對中政策進行大轉換時,我們已見到美國政府不再被動隱身,未來定有更具體的積極作為。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11-07
中華民國政府 台灣國
蔡總統以〈堅韌之國前進世界〉為題發表國慶演說,除拒絕「一國兩制」外,還暢談「中華民國台灣」七十年的歷史。 聯合報為文:如此一來,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間的二二八事件與威權統治,不能怪罪國民黨;並且不能要求國民黨賠償或補償。這是見錢眼開,窮斯濫矣。 陳耀昌醫師為文,述及一八六七年十月十日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與下瑯嶠十八社大股頭卓杞篤簽署條約(南岬之盟),翌年二月廿八日補簽文字約定;加上提議「治理台灣原住民地域」,證實:清帝國並未統治「全台灣」,故也不擁有「全台灣」的主權,且美國以外交手段承認了原住民國。 另一方面,國慶演說中「中華民國台灣」,引起劉進興與朱孟庠對於「中華民國是否為台灣」的不同見解。 劉文著眼於動態觀點,認為中華民國有新舊,中華民國與台灣國的錯離現象,可透過時間獲得解決。朱文則植基於名義,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原在凸顯荒謬,現被操作為「中華民國台灣」,將有合理化中華民國之疑慮。朱也以黨綱「建立台灣共和國」為基礎,呼籲拋棄一中框架,向台灣國家正常化邁進。 兩文都在憧憬台灣的國格,基本差異是:劉文認為國格「正在建立中」,有「現在之國」;朱文則認為國格「尚未建立」,是「未來之國」。 有趣的是,劉文雖意在台灣是「現在之國」,卻在文末僅以「手段上應內外有別」,委婉承認台灣為「未來之國」;朱文則反之在期待「未來之國」的同時,又以「台商回國投資」、「國家前景」等語,默認台灣是「現在之國」。 兩種論述不精準的根源,在疏忽:中華民國其實是「政府」,不是國;領土台灣尚未取得「國格」。於是,根本不可能出現「政府(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等表述。只有「國」能享有領土的主權;非國的話,領土主權信託在外部管理當局手中。 新舊中華民國說,需放在戰後政治重建的脈絡,與「自治領」(Dominion)的概念,才能豁然開朗,並使「台灣當局」取得統治正當性。關鍵是:舊者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已滅亡,新者要待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簽署「台北和約」而被承認後始成立,台灣並因此進入政治重建階段。兩者之間有楚河漢界─名義雖一致卻非同一個東西。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10-17
禁蒙面法vs集遊法第14條
十月四日下午,香港特首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中,因應危害公共安全事項,頒佈「禁止蒙面規例」(Prohibition on Face Covering Regulation)並於次日實施。 很多國家都有禁蒙面的相關法律規定,連台灣的「集會遊行法」第十四條,主管機關亦得對「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實施必要限制。但從授權與法制角度看,兩者相差很大! 香港現代政制,源自神授的王權(Crown)。英王依此頒佈「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s)與「皇室訓令」(Royal Instructions)作為治港的憲法文件,授權港督在不違反王權意志下,全權組成包括總督=駐港英軍指揮官=行政局=立法局等,一人擁有廣泛統治權力的殖民政府。在殖民時代,立法局仍隸屬港督之下,「緊急條例」雖有立法局三讀的形式,仍非民主體制意義下的法律。 若無法律明文規定,政府不得限制人民權利。這是現代政治基本規則之一,也是憲法對立法權的保留。此次,特首跳過立法部門(立法會),由行政部門(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根據「緊急條例」,制訂限制人民權利的「禁止蒙面規例」,是行政部門「命令生命令」的自我授權,北京對維持香港權力分立的基本承諾,破壞又加一樁。 香港的統治權威,從英王王權移到中國人大,是透過國際法到內國法的漫長轉換而成。前者是「中英聯合聲明」與一國兩制的承諾;後者是中國修憲,授權人大制訂「基本法」以成立港府。如此才能從殖民法制,轉換到中國憲法秩序下。 北京既然繼承港英時代的「緊急條例」,意味著香港有實施緊急狀態的可能性。北京的正辦,本該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規定特首的緊急權限,使其有暫時跳過立法會程序,直接會同行政會議訂子條例的正當性。否則,就要回歸立法會通過的形式,才符合現代政府權力分立法制的基本要求。 北京雖滿口「依法治國」,卻仰賴一人獨裁陋習,直接架空立法會權限,不願以修正「基本法」的形式,劃定緊急狀態實施條件並授權特首為之。代表著在北京與香港政府思維裡,仍然認定:特首就是總督,香港還是殖民地。這是法制倒退,一人亂搞的典型。 北京的無能與內鬥呈現明顯擺爛,已引發千人朗讀「香港臨時政府宣言」。此舉或將挑動北京民族主義的神經,成為進一步對港強硬的藉口。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10-07
斷光之後 台美才能雙雙重生
九月二十日,在北京與吉里巴斯建交談判後期,吳釗燮部長搶先宣布斷交—對不能挽回的局面,壯士斷腕宜早不宜晚。 說也奇怪,本來對於ROC邦交國數量毫不在意的美國,去年起卻頻頻出手相助:宣布召回其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巴拿馬三國大使研商斷交後續影響,繼之取消「共榮聯盟」會議。今年三月,美國駐帛琉大使出席帛琉歡迎蔡總統國宴以表支持;九月,美國大使會索羅門總理、彭斯更願於聯合國會見索羅門總理。可惜效果幾近於零。 在中國的壓力下,巴拿馬、多明尼加和薩爾瓦多等國相繼與台灣斷交,轉向與中國建交,美國國務院決定採取反擊,已經召回其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巴拿馬的大使或臨時代辦。(中央社資料照) 美國憂心北京藉由建立外交關係,深入美國傳統後院,很容易理解;但美國對南太各國,如此跳腳所為何來?原因在於戰略資源:南太各國擁有遠比陸地面積大得多的經濟海域;毗鄰戰後美國託管的「太平洋戰略防區」(STTPI)、掌控宇宙追蹤與海底監控戰略位置。若中國能掌握這些因素,則有助形成與美國戰略對峙的格局。 罕見的「第三島鏈」開始被注意。一旦第三島鏈被突破,從夏威夷到美國西岸間,美國將無險可守。意思是,敵軍可以長驅直入。這是太平洋戰後,美國首度面對的真正地緣威脅。二○○七年初《華盛頓時報》報導,解放軍向美國提出「分治太平洋」—由美軍主管東太洋,解放軍主管西太洋的構想。當時被斥為荒唐,十多年後來看,其陣勢已大略成形。 藉由模仿美國,中國有效的削弱美國。三條島鏈對美中兩國功能正好相反。做為美國「戰略底線」的第三島鏈,正好是中國「戰略前沿」的第一島鏈。為投射武力、監控與支援,北京非拿下或爭取包括台灣、菲律賓、巴紐與南太島國等做為基地不可。北京搶南太邦交國,只是分治太平洋戰略佈局的先導鋪陳。 在美中太平洋爭霸時,大哉問是:承認北京的美國,如何有效阻止他國承認北京? 經過戰後七十五年政治重建,台灣現已如加拿大「自治領」(Dominion)般,有自己獨自的步伐,是民主陣營的重要典範。而與七○年代美國巴望與北京建交時相反,現在的中國正嚴重侵蝕美國,是美國之敵。外交與國防都是國安場域,台灣是美國重要的戰略資產;承認名實相副的台灣並與之結盟,絕對有助於增強美國對抗中國的國安能量。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09-24
習近平的鐵算盤
延燒近兩個月的香港情勢,越來越嚴峻,目前看不出任何轉圜:不僅在香港內部,港民與特首雙方繼續僵持;中國外交部更以「(龐皮歐)把自己當作了CIA負責人,…這畢竟也算是美方的一個作品」、「出現了不少美國人的面孔,甚至一度還出現了美國國旗」,直指香港動亂是美國在背後煽動。美中上海貿易談判「適時」破局,更使北京將其治理香港的失敗責任順勢上綱,鋪好以民族主義來動手動腳的口實。 參加遊行的民眾認為,沒有中國的暴政就不會有官方口中的「暴民」。(彭博) 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局勢一出現不穩,民族主義往往成了中南海保住政權的手段。最近解放軍在深圳邊界有大量集結的跡象,更在浙江舟山島與福建東山島,即台灣一北一南,以及渤海同步實施演習,顯然是出口轉內銷。當外界習慣將眼光放在台港情勢掌握上,卻忽略了北戴河的角力也在同步進行中。 試想川普在九月初即將加大貿易戰力道,連郭董深圳面板廠都傳出求售。商人的嗅覺最靈敏,香港情勢失控若擴及大灣區,如何善了?內外交逼下,出兵香港對北京而言,恐怕是最有利的盤算。 當完成平定的任務後,軍隊不會拍拍屁股走人,而是接手原當地政府的治理責任。〈駐軍法〉規定:「香港駐軍人員在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時,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權力。」(第十四條)授權解放軍得實施軍事統治(一稱民政治理)。軍事統治並非新事物,在台灣,它被理解為「戰地政務」。軍事統治面對的是「敵民」,所以軍司令官(軍事總督)會透過三權集中到一人的極權體制,進行壓制治理。 軍事總督的權力無限大,可隨意拘捕、定罪人民外,也可清算或關閉金融機構。外界評論習近平是以貪腐為名,打擊政敵、鞏固權力;而香港又被認為是貪官洗錢藏錢的最愛。香港只要實施軍事統治,無論時間長短,軍事總督絕對有權勒令當地金融機構交出特定對象(政敵)從過去到現在的金流資料。此舉雖足以讓香港繁榮不再,但反習貪官也將失去最後庇護所。北戴河會議,習派大勝。 另一方面,接管香港的外匯與貪官的金庫,正也給了貿易戰居於下風的北京一場及時雨,這個罪名又可轉嫁美帝來背,何樂而不為? 以香港的繁榮為代價,換得近平的百年帝業,怎樣看都划算。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08-03
廣告脈絡 有違國際法理
雖然北京在〈中英聯合聲明〉裡做出「在五十年內不變」具體宣示,但在香港成為禁臠後,便以各種方式改變承諾。最新的奧步,是要求香港修改〈送中條例〉。 北京此舉不僅明顯違反〈基本法〉,更妄指〈中英聯合聲明〉為「歷史文件、不具約束力」,公然否定國際法效力。維吾爾族被集體關入集中營,觸發香港人對〈送中條例〉的深層恐懼,週週上街抗議。北京聯合黑道肆虐街頭還覺不夠,近日更鋪陳出動解放軍鎮壓的氛圍。六四屠夫李鵬恰巧過世,使情勢更加詭譎。 此時有standwithhk.org團體在台刊登「保衛台灣,重奪香港」廣告,強調台港間唇亡齒寒關係。雖然香港景況令人擔憂與同情,但這則廣告僅以台灣「人」為訴求對象,無視台灣治理當局存在,漠視台灣自治領地位,其中所顯現的世界觀仍有很大問題。 廣告第二段說:〈南京條約〉歷史原件在台灣,由「台灣人」繼承至今,英國理應將香港歸還「台灣人」。此種以信物證明主權,且以人為國際法唯一主體,顯然誤解國際法。 在「西發里亞體制」後,國家/政府的合法性早已轉為透過「相互承認」而成;近代民主化後,更奠基契約論,經由人民普遍選舉,賦予政府權力與合法性。今天若還有人否認此無形的權力/權利與授權,選擇迷戀實體信物,無異大開文明倒車。 能進行領土主權移轉的主體,不是「一群人」,而是合法政府,但廣告卻指「台灣人」繼承〈南京條約〉,且指源頭是李登輝總統。錯!為服務蔣家法統論,中英談判前ROC外交部早有研究並主張:條約原件在手,香港該歸ROC。三十年後「馬博士」把謬論當真,成為笑柄。 國家、政府、政權是不同層次的概念,但「政府」代表「國家」的簡單事實,卻被漢字給搞混了,唯有把「支那」(China音譯)拿出來用,才能正確理解:支那是「國家」;大清、ROC、PRC是前後相繼的「政府」;蔣李扁馬蔡是「政權」。 不容否認,ROC確曾為支那合法政府,但一九四九年已死;PRC繼而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支那合法政府。倫敦歸還新界(租借地)給支那合法政府,順便割讓香港與九龍給支那合法政府,是兩件事。前者是租約的明文義務;後者是聯合王國政府的政治判斷。 面對港人遭受凌虐,台灣人在警惕北京進逼之餘,仍應仔細辨明國際法理才好。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07-27
中英對嗆 文明的根本差異
因為「送中條例」,香港連續發生幾場大規模示威,震驚北京,更震驚世界。顯然,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在執行上出現根本的問題。 主權移交僅僅5年,北京對香港就進行法律戰:先要求香港依〈基本法〉第23條,制定箝制思想的〈國家安全條例〉;之後,否認香港有「保留權利」,並堅持香港自治權利都是黨中央授權,隨時可收回;隨著習近平改為終身主席,又著手實施「粵港澳大灣區」,企圖稀釋特區邊界。現在,它更想修改〈逃犯條例〉,以延伸「對人管轄權」到香港,甚至能擴及過境香港的外國人。英國對此發表強硬聲明,認為北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北京則反嗆:主權移交後,〈中英聯合聲明〉已經不存在。 英國外交大臣韓特(Jeremy Hunt)。(法新社) 條約不以名稱為限,這是常識;何況中英兩國政府已於1985年6月12日向聯合國登記〈中英聯合聲明〉。它不僅是條約,而且是附帶中國承諾:「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香港以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將保持50年不變」為條件的國際條約。 由於明記了「50年」的時間尺度,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條約義務」,會一直持續到2047年。在此之前,〈中英聯合聲明〉當然具有法律約束力。準此,條約另一造英國,既有法律權利也有道義上義務,監督條約的實施。 親北京學者意圖貶低〈中英聯合聲明〉,強調國際條約沒有強制力。但國際法的正當性,並不單以強制力有無為限。傳中英談判僵局時,鄧小平威脅:我斷水斷電、將解放軍坦克開過去,你英國還能堅持什麼?柴契爾說:你當然可以這樣,但這樣一來大家就會知道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雙方嗣後的繼續協商與簽約行為,代表「當時的北京」接受國際法有效性。 「契約必須履行」是國際法的基礎。但貪婪的北京總認為:「只要是我的了,我愛怎樣就怎樣」;更不會發展出西方世界常見的附條件契約:如房屋買賣規定接手者不可以任意砍樹、改造外型等。「現在的北京」,顯然對承諾、履行契約有強硬的想法。 北京不尊重條約,是文明的根本差異。哪天北京開始批鬥或鞭屍江澤民,就是準備撕毀1991年起一系列的中俄邊界東段、西段與補充協定,覬覦西伯利亞。莫斯科可要注意了!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雲程
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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