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課綱微調學生與聲援團體, 上百人聚集教育部前。攝: 陳弘岱/端傳媒   台灣的反黑箱課綱運動終於鬧出人命了，一位20歲的青年——今年六月才從莊敬高職辦理退學的林冠華，在黑箱課綱8月1日上路之前的7月30日他生日當天，選擇以燒炭自殺的方式「死諫」。 儘管有人說他有情緒障礙，而國民黨方面則更想轉移焦點說這是民進黨煽惑操控的結果，但從林冠華7月23日參加夜襲佔領教育部以來公開上電視媒體的表現，我們能看出他的思路清晰、意志堅定，而他最後留下的簡訊內容更顯示了他要以個人生命阻止黑箱課綱的決心。 我們除了悼念這位青年，為年輕生命之殞落感到不捨，還是要回到理性討論，深入理解課綱爭議背後的糾葛問題。 月前我在聯合報投書《寫課綱 無視憲法變動落後》一文，主要是反駁6月15日林滿紅教授發表的《憲法一中 也在中日和約裡》，因為林教授認為「微調」以後的課綱是「希望回到憲法一中」，而「微調」以前的課綱已經是以1952年的中日和約為依據，也就是已經蘊含憲法一中。 我的批評是1952年的《中日和約》（即《日華和約》、《台北和約》）與舊金山和約一樣，都導不出憲法一中，反而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起源，這是根據當年周旋各國促成和約誕生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的公開聲明，以及當年日本國會議員與外務省官員的詢答內容可知。 想不到我的文章發表以後，立刻在聯合報網頁引起二十幾人次的「鄉民」圍剿，數日後，且刊登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申佩璜的文章《台澎回歸中華民國 中日和約再次確認》公開給我回應。 2015年8月1日，台北民眾於教育部外聚集。圖為課綱微調前的歷史課本。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李扁時代並無進行粗暴的課綱調整 鄉民的反應不乏罔顧事實的瞎掰，例如說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難道沒有微調？合你意就是透明、不合你意就是黑箱云云。 事實是，李扁時代確實沒有發生過這種不合程序的微調﹔李登輝時代開始擺脫國立編譯館的統編本，由出版社根據八八課綱去編寫教科書（一綱多本），陳水扁時代的九五課綱才開始讓台灣史獨立成一冊、以一學期的時間來授課，眾所周知，這是因應90年代以來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趨勢而然。近日媒體批露，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九五課綱委員名單是明白刊登在立法院公報，並沒有所謂的「黑箱」。 參與過九五、九八課綱研訂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認為，扁政府時代由學者與基層教師花3年時間討論修訂出來的九八課綱，是「目前為止最好的歷史課綱」，「簡明、開放、重視多元價值，也給予教師教學彈性」。 可是當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執政初期，2008年10月新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在最後一次課綱會議中，硬生生從九八課綱的23個科目裡把國文和歷史兩個科目拉出來「擱置再議」，當時在場的周樑楷教授─他是長期以來不曾參與社會運動的學院派教授─也感慨這是粗暴的政治決定。 更嚴重的是，現行（2012年使用）的一○一課綱是馬政府時代大力翻修的，被周婉窈認為雖然保守但勉可接受，教育部卻突然授權王曉波等人成立過去（的課綱修訂）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所謂「檢核小組」，來全面檢查並「微調」高中課綱。由於「微調」的內容離譜、遭到各界質疑，教育部更是頑強保護小組成員不讓他們的姓名曝光。 從以上的描述可知，當民間團體去行政法院控告教育部的時候，教育部被判決程序違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可是隨後教育部仍以非關實質內容，而執意推動微調課綱，還一度以考試問題相脅。這就是今年夏天台灣各地高中生一呼百應、短時間內一百多個高中自動自發串聯起來，拒絕黑箱微調課綱的原因。 微調課綱是要去除台灣主體史觀 勞駕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因我一篇小文章而撰文公開回應，愧不敢當，但讀完該回應文章只能說「避重就輕、強詞奪理」。 例如申司長只提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記者會談話，卻不提同年韓戰爆發以後即6月27日杜魯門總統（關於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地區的任務）的聲明:「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締結，或聯合國的考慮。」 甚至韓戰前夕麥克阿瑟將軍就質疑開羅會議公報的效力: 「戰爭期間盟國承諾在戰後把台灣交給中國的政治情勢，與現在已經完全不同。在道義上，美國應該給予台灣人民在不受共產警察國家桎梏的環境下，發展自己政治前途的機會。」 不幸的是，雖然在冷戰時期美國政府長期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從而使台灣「免受共產國家桎梏」，但是國民黨在台灣施行白色恐怖特務統治，台灣人民生活在「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憲法一中謊言裏，何曾有過「發展自己政治前途的機會」？ 必須到解除戒嚴，尤其是90年代國會全面改選以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才節節上升，在李登輝執政時期，代表台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終於可以和代表中華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比拳量力，所謂「中華民國台灣化」、「中華民國在台灣」一度成為國、民兩黨意識形態的最大公約數。 可是國民黨失去政權之後積極往北京靠攏，幾乎完全否定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台灣化成績，重新執政之後更急着灌輸中國中心史觀，今日所謂微調課綱所要強化的就是連結中國，所要去除的就是台灣主體史觀。 中華民國憲法成了遮羞布 今日繼續捍衛微調課綱的學者如謝大寧、王曉波以及出現在《聯合報》、《中國時報》的論者，最常講的理由就是不能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連國民黨準總統參選人洪秀柱也強調，課綱應該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來編寫，她還批評李扁執政時期把歷史課本「全部180度翻轉」是不對的，現在只是「回歸正軌」而已。 殊不知，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施行的已經不是憲法本文、不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是90年代以來完全由台澎金馬選出的代表、進行七次修憲的增修條文，精神上早已不是所謂的一中憲法。 之所以還不能從實質到形式，制定全新的台灣憲法，眾所周知乃因客觀環境的「北京─華盛頓因素」所限。統派勢力焉能占了便宜還賣乖，老是以過時的中華民國憲法「屍體」來阻礙進步。

圖片來源:舊金山和約 - 維基百科 十五日林滿紅教授「憲法一中也在中日和約裡」一文（為了與一九七八年的中日和約區隔，筆者習慣稱一九五二年簽訂的是台北合約），聲稱課綱微調以前是依據台北和約，微調以後則是希望回到憲法一中，言下之意是新舊課綱換湯不換藥，何必爭執至此地步？ 首先，此次所謂課綱微調引起眾怒，很大部分是程序上的黑箱，已被行政法院認定教育部敗訴，教育部竟以非關實質內容為由執意推動；其次還有非歷史專業的人主導修改，手法粗糙等等，再次才是大中華史觀vs.本土史觀的問題。 微調前的課綱如接受台北和約的重要性，以當前學術研究成果，也不見得能導出承認「憲法一中」。今日引起爭議的所謂憲法一中，是指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如從昔日一九四七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有台灣選出的制憲國代參加，這種憲法史的角度出發是一種可討論的方向，但是從一九五二年的台北和約而言，個人認為是扯遠了。 因為，台北和約第二條內容是copy舊金山對日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以及澎湖群島、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有別於朝鮮獨立、琉球託管，此地對台澎只言放棄不講歸屬，眾所周知乃是中共建政以及韓戰爆發之後的現實使然。 這段話的最權威解釋，莫過於當時周旋各國確定約稿的特使杜勒斯，隨後擔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美國與中華民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的新聞發表會上，明白地說：「不僅（舊金山）對日和約沒有確定它們（台澎）將來歸誰所有，中華民國與日本達成的和平條約也沒有確定它們將來歸誰所有。因此，福爾摩沙和澎湖群島這些島嶼的法律地位，不同於一直以來就屬於中國領土的沿海島嶼的法律地位。」 要舉證的話還可以包括日本眾議院外務委員會審議台北和約時，並木芳雄與外務省的官員石原幹、倭島英二的詢答，官員明言「領土權問題並未在條約中直接規定」可見一斑。 台灣地位問題論述，應隨國內外局勢發展向有利於我的方向調整。九○年代李登輝時代的民主化是轉折點，若林正丈教授大作《戰後台灣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指出，二○○八年馬英九競選總統時已經宣傳「兩千三百萬人決定自己前途」，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取得主流地位的明證。憲法形式的變動常落後於政治社會的變遷，特別是三一八學運之後，撰寫教科書課綱的人能無視於這種變化嗎？

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位於台東的「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一群年輕的台獨政治犯發動一場監獄革命行動，事敗六名行動者逃往山區，軍方乃進行圍捕，在警方及原住民的協助下，十天內將六人陸續捕獲，其中惟鄭正成倖免一死，餘五人皆於同年五月三十日槍決。 十三年前（二○○二年）筆者完成十三位泰源事件相關人物的口述史，並參閱國防部檔案，曾經撰文澄清泰源事件並非單純的「劫械逃獄案」，而是帶著政治主張的集體行動。可是這兩年，卻有少數統派的政治受難者說，泰源事件是一場「獵殺紅帽子」的行動。彼論述的前提是，五○年代中期以後左翼人士大致已被國民黨肅清殆盡，接續的反抗運動是台灣本土的「地主階級及地方仕紳」，走的是親美親日、反共反中反社會主義的台獨路線，即便有一些自發性的知識青年反抗組織，也因缺乏左翼思潮導引，而走上反國民黨反外省人的台獨路線。從而，這些統派受難者認知的泰源事件是要「入監殺掉紅帽子人士，以向美國宣示他們的反共立場，尋求美國的支持。」 如此一來，一場台獨革命行動豈不是淪為監獄內部的紅白（統獨或省籍的）內鬥？個人認為上面的說法頂多是「以論代史」，涉及事實部分常只根據徐春泰、施明德的片面說法，例如徐文贊說「施明德他們……目的要逼我們這些老紅帽子跟他們合作，去搞暴動，我們不從就要把我們幹掉…」，則又與「向美國宣示」的說法矛盾。 戒嚴時代的政治犯組成，主要來自共黨或台獨（的所謂叛亂嫌疑）。當時不論統獨政治意識形態，都會威脅到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正當性，即便在獄中擁擠的生活不免有來自紅白信仰差異而來的摩擦，但同是不當審判的受害者，出獄以後應該站在一起，從人權的角度共同譴責昔日的壓迫者，而不應以今日的信仰差異來扭曲昔日的記憶。 從今年二月出版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一書，意外地看到泰源事件被槍決的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等五人的遺書，更難得的是附有江炳興手抄的︿台灣獨立宣言書﹀，它開宗明義說「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為自由奮鬥是應該的」，又說「台灣是屬於所有台灣人的台灣，我們決心不再受壓迫。」而江炳興寫給父母親的遺書還說：「男兒當頂天立地，繼往開來，死而後已。」這些從昔日檔案看不到的資料既已出土，希望能進一步彰顯泰源事件的革命性質，遏止那些臆測貶抑的傳言。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許信良日前接受中國《環球時報》專訪時，否認台獨是民進黨的建黨初衷，只說「實現民主」是建黨的動能以及奮鬥的目標。他並不否認民進黨內部存在台獨的理念／信仰者，只是認為它一直不是主流價值或主流力量。 首先，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圓山宣布建黨以後一片風聲鶴唳，轉折點是十月七日蔣經國與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會面時，提出解除黨禁的三條件：（一）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二）支持反共國策，（三）與「台灣獨立」派劃清界線。民進黨方面則由發言人尤清發表聲明予以正面回應，算是化解了一時的緊張。至於黨綱納入台灣共和國的目標，眾所周知已經是一九九一年的事。就此而言，許信良的說法似乎有所本。 民進黨創黨初期固然是「反國民黨的大雜燴」，以追求民主為最大公約數，但是不久以後費希平、林正杰、朱高正等要角為何相繼退出？當時的爭議莫不與統獨信仰有關。 個人認為，追索創黨精神不應侷限在一九八六年九月這個時點上面，往前包括黨外時代的「民主、自決、救台灣」，「台灣人出頭天」的訴求，以及往後的政治受難者團體組成、鄭南榕自焚所造成的壓力，民進黨終於在一九九一年把台獨公投寫入黨綱。 所以說，從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乃是民進黨「台獨論述正式制度化為集體目標」的強化期。黨綱文字雖經過辯論妥協，台獨的理想昭然若揭，怎能說它不曾是主流價值？ 不過，一九九一年年底全面改選的二屆國大，民進黨的席次不到四分之一，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確立了「修憲而不制憲」的改革之路；從而民進黨在一九九二年的二屆立委全面改選，就改為「多談公共政策、少談意識形態」的路線，接下來許信良和施明德兩位主席領導轉型，該黨的台獨論述當然就進入（退回）「現狀描述」的務實（或模糊）期了。 整體而言，民進黨的轉型可以說是在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台灣化」路線取得勝利的背景之下，以及愈接近執政、愈感受到北京和華盛頓的壓力之下，所做的調適，不能簡化地說是背叛黨外時代以來的理想。 民進黨是不是台獨黨？恐怕不是他們自己說了算，陳水扁選總統之前雖然處理了台獨黨綱，但是競選期間仍被對岸的朱鎔基一再公然烙印為唯一的台獨候選人，結果不是也當選了？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研究台灣政治著有成績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政治發展歸納為「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也就是蔣介石從中國移來台灣那一套代表中國正統的政治結構，與實際統轄的土地與人民「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不過，個人認為領導人的因素也很重要。 蔣經國解嚴之後李登輝繼位，九○年代推動的六次修憲不但促成民主化，更使台灣「國家化」。前三次修憲由於國民黨掌握國民大會四分之三以上席次，過程單純，但是一九九七年的第四次修憲，由於新黨出走、國民黨已失去絕對多數的優勢，必須與民進黨合作才行；李登輝先邀集朝野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取得若干共識，而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亦操作政黨合作路線，結果在總統直選的前提下，不但達成凍省（省府虛級化），並且拿掉閣揆同意權，引進解散倒閣制度，達成若林教授所稱的「台灣式的半總統制」。 當時除了凍省是李登輝和民進黨的「共同理想」，其他憲改內容不免各有算計，如國民黨的連戰因難以得到立法院支持，所以拿掉立院的閣揆同意權是國民黨想要的；而許信良和他的幕僚鍾情於法國的雙首長制，不惜「夜奔敵營」（夜會李登輝），背後的假設是民進黨短期內無法選上總統、必須透過聯合內閣才能分享權力。不過民進黨內部一度分裂，即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支持許主席，而福利國和正義連線比較從民族主義以及延續過去台灣憲法草案之承諾的角度主張總統制，最後因國民黨內部出現反對凍省、反對停止五項選舉（包括鄉鎮市長）的保守勢力集結，「總統制推動聯盟」不敢背負破壞憲改的罪名，遂功虧一簣。 不論喜歡與否，當時兩大黨主席李登輝和許信良對於憲政制度都有主見、都是強勢領導，應是九七修憲得以完成的主因。如今經過兩次政黨輪替，比較不像九○年代那樣流行整套制度或整部憲草的倡議，往好處想是接受（經過偷天換日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的現實，進行點滴改革；壞處方面則是缺乏想像力。好在經過太陽花運動的洗禮，政黨對社會力比較知所敬畏，大家關切的修憲主題已漸浮上檯面，政黨應把握時程，及時在立法院通過方案，以便在二○一六年把台灣的民主化、國家化推向更進步的階段。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相對於國民黨早期的共黨策動或台獨暴動說法，馬英九從官逼民反的角度承認政府有錯在先，才引起民反，似乎已經是一種進步，有必要反對嗎？首先，當然就二二八事件複雜多面的史實而言，尚有很多「官逼民反論」無法涵蓋的面向。戰後一年多的弊政造成事件初期星火燎原的暴動，比較合乎馬的說法，但是事件還有中期晚期，當時台省黨政軍的胡亂反撲、胡亂開槍，尤其是三月八日開始福建來的憲兵以及陸續登陸的整編廿一師，從三月廿一日開始兩、三個月的綏靖、清鄉，也就是秋後算帳，所造成死傷或冤獄，才是二二八悲劇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官逼民反論」只是在豁免「你叛亂我才鎮壓」的部分，對於當時國民黨政權是不是進行報復性的屠殺，是避而不談的。個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族群衝突與官民衝突夾纏的事件，外省本省的矛盾雖然是極為特殊的歷史現象，卻不能諱疾忌醫，這也是「官逼民反論」不足的地方。五年多以前二二八關懷總會向中國國民黨（法定代理人馬英九）提起訴訟，要求（一）公開在特定媒體道歉；（二）捐贈二十億元供紀念館之籌設以及營運經費；（三）將該黨相關檔案悉數交由行政院檔管局保存並公開。國民黨馬主席委任的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其答辯狀的要旨是：「設若中華民國政府果有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存在（按：被告否認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為真實），則至多僅為中華民國統治權行使是否有侵害原告等人權利而已，不得據此即認係被告有實施……」想不到，到了最高法院維持的判決理由，仍然照抄這種「二二八鎮壓係（蔣介石指揮公務人員）政府執行公務、與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無何關涉」的謬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才開始行憲，二二八發生的時候還是黨政一體、黨國不分的訓政時期，法官到底有沒有一點歷史常識呀？不過，吾人不得不聯想到馬英九的官逼民反論，已經把國民黨的責任撇清了，真是高明。（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憲法昔日在南京通過不久，國民黨政府即遷來台灣，所以「憲政」實驗主要發生在台灣。對台灣人而言這部憲法可謂愛恨交加，恨的是虛構法統外衣蘊藏殖民壓迫，愛的是其中還有人權保障、權力分立的條款，有時可以援引作為後盾，君不見黨外運動時期常有要求「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的訴求。前幾天政大何信全教授撰文提醒我們「憲法成長的理念」，討論總統直選以後的中央政制問題，則已進一步作為構思未來台灣新憲的張本。憲法第十七條謂「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措辭雖簡，熟知孫中山思想的人當知富有深意。三民主義的第二個主義明明是democracy，為什麼翻譯作民權主義？因為孫文要推翻的不只是滿清，而且是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他參考歐洲一、兩百年的經驗，認為他們爭平等爭自由的長期運動，「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孫中山進一步說，「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由於孫氏對西方的代議政治存著戒心，認為它「能放不能收」，會有議會專制、政府無能的缺點，於是他在構思政治制度的時候，強調「人民要有充分的政權，去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一旦人民有權，才不怕政府、才能安心地相信政府。問題是中國廣土眾民，怎麼可能行使直接民權呢？折衷之道，要有一個「國民大會」行使選罷創複四權，來節制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等五權。民社黨的張君勱是憲法專家，討論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時候為了調和理想與現實，參酌西方的三權分立想法，才有「無形國大」—由全國人民行使四權的說法。然而以台灣的土地和人口，實在不需要以中國幅員為背景的國民大會，於乎在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的修憲，先弱化國民大會然後把它廢掉了。可是國民大會的權力大都被立法院分掉了，台灣人民除了選總統，並沒有因而享有更多的直接民權。為了落實憲法第十七條儘管有選舉罷免法，但是過去的立法者若不是對於民權——尤其是罷免權、創制複決（其實是公投）權只有口號式的皮毛了解，就是基於私心設了重重障礙。如今在去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人民有機會省思代議政治的缺點，除了要求補正公投法，更有所謂割闌尾的行動，要把不適任的國會議員罷免掉，是多麼富有歷史性、多麼具有憲政民主的經驗意涵！孫中山若地下有知，應該也會催促大家出來投票！（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在2011年12月27日即立委選舉前不久，施明德的現任妻子陳嘉君，弄不清楚「台灣國民會議」和「台教會」的界線，把我當假想敵，在《蘋果日報》寫文章汙衊我是1979年疾風集團「三劍客」之一，隔年1月18日我遂在《蘋果》寫《扭曲歷史 如何「向風車宣戰」》澄清，說明所謂疾風集團對抗美麗島政團的時代，我已經入伍當兵，也不曾在《疾風》寫過任何文章，總之與他們毫無干係；可是施先生（2/12）又在《蘋果》發表的文章，仍誣指我是當年「疾風集團反台獨的核心人物」。施明德難道都不必聽、不必看、不必查證，憑著想像就可以信口雌黃，還好意思宣稱「真相就是我的名譽」？遵守規定何來御用不但如此，施明德在同一篇文章中除了吹噓他對檔案開放的努力，卻莫須有地說陳水扁時代成立的檔管局，「檔案卻只供他找御用『史學家』陳儀深之輩取材來攻擊異己者」。事實是阿扁執政那八年我沒有一官半職，倒是參加了檔管局成立的台灣史學者團隊，辛苦到各機關去蒐集訪查二二八和戒嚴時期重大政治案件的檔案，其中有許多已經被國史館出版以供各界利用，可是其後我一旦要去檔管局申請閱讀檔案，一樣要遵守各種不便的規定，真不知「御用」從何說起？那八年確是難得的民主試驗─本土政黨執政的功過值得研究，其間我就事論事寫了不少評論，已經輯成《漂流台灣 虛擬執政》一書出版（2008年，前衛），想當然施先生是不知道、也沒看過，所以會有這些誤會。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去年三月太陽花學運的訴求，從「反黑箱服貿」到「先立法後審查」，而且四月初就提出民間版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這是從程序問題轉為實質問題的關切。新北市長朱立倫。（資料照，記者鄭淑婷攝）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密切，政治上的互相定位卻南轅北轍，共產黨的粗硬霸道和國民黨的顢頇逃避是問題核心。數萬學生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主要就是挑戰這個。當時確實創造了難得的「憲法時刻」。可惜馬總統習慣擺爛，幾乎就錯過了。最近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馬英九請辭主席，唯一競選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拋出了憲改議題，立刻取得戰略高點，不但獲得李前總統稱許，民進黨主席也以召開國是會議來回應。一時之間，內閣制總統制的話題又被炒熱，又令人感覺到難得的憲法時刻就要出現。個人認為，李前總統主要是鼓勵朱立倫出來承擔責任，認為他拋出憲改主張也是正確方向，至於內閣制總統制的選擇，隨後老人家的發言已轉趨謹慎。回顧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主張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在牽涉憲改。當時李總統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從而開啟透過憲改進行民主化工程的契機。民進黨的因應，除了一九九○年春成立憲政研究小組，經多次研商提出〈民主大憲章〉，其中主張單一國會、總統直選，總統為憲政中心但保留國會和行政院的對話，也就是接近法國第五共和制度。一九九一年，民進黨又結合台派社團、相關學者舉行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且成為該年底國大全面改選的共同政見，主張總統制，理由大致是直選的總統應有實權，以及凝聚人民意志於國家象徵的總統，有助於推動國家正常化。筆者忝為九一年人民制憲會議的籌備委員之一，手邊保留厚厚一本《人民制憲會議實錄》，見證了當時民進黨與本土知識份子共同擘劃台灣國家藍圖的苦心與識見。阿扁總統時代的二○○五年，也有廿一世紀憲改聯盟提出內閣制和總統制兩種版本的憲草。要之，今天討論憲改，除了「票票不等值」之類的迫切問題需要解決，應該兼有立憲史和比較憲法的視角，善用二十幾年來上述謀求出路的經驗／資源，才能事半功倍。（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