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台灣北社創立的時候，適逢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創立八十週年，也是政黨輪替的第二年，我們幾位章程起草人，部分是基於對政治「樂觀的怠惰」、部分是感念日治時代先賢「深耕台灣」的精神，所以在成立宣言中說：「台灣北社」自許是一個重視文化深耕勝於政治較量的團體，我們也將以嚴肅的態度，不盲目崇拜任何一個個別的政治人物，不屈膝迎合任何個別的政黨，我們只追求永遠美好幸福的台灣。此外，在章程第四條規定：本社不接受專任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及黨職人士入社，社員參政即當然停權。 但是這十幾年來，歷經人事改組、社員來來去去，尤其在阿扁總統捲入政治風暴以及民進黨接班危機過程中，北社相較其他台派社團涉入政治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免荒廢了上述所謂文化深耕的初衷。今年理監事會議決定認真紀念台灣文化日，要舉辦文化論壇（十月十五日）和台灣文化日晚會（十月十七日），除了是自我期許、召喚新舊社員，也是和台灣社會對話，思考我們今日的處境以及往前邁進的選項(https://zh-tw.facebook.com/twnorth/)。 日治時代文協前輩的經驗應該借鏡，但不能拷貝。文協不同於日治初期的武裝抗日，而是「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的文化啟蒙運動團體，透過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劇、電影隊來提升民力，當然也遭受殖民統治政府的打壓；他們也常引用中國的思想資源，包括崇敬孫中山、宣稱「幾十萬黃種之同胞，五千年歷史之民族」云云。難怪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曾高懸「台灣抗日先賢」的畫像、批評民進黨不知效法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的抗日愛祖國精神。殊不知此一時彼一時，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施行的殖民統治模式，剝奪台灣人做主人的權利，文協前輩若復生於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至少會像黨外人士那樣反抗國民黨才對。 陳水扁總統時代是民進黨首次中央執政，除了謝長廷、蘇貞昌、游錫堃等黨內高層菁英，還晉用陳其南、杜正勝、吳錦發等學界文化界賢達，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勉力在文化教育領域增長台灣主體精神。除了（市長時代）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門廳的蔣介石銅像拿掉，廢除國慶日的閱兵，軍中五大信念去除領袖、主義，只剩國家、責任、榮譽…等，莫不是掃除威權象徵，為台灣文化的生長環境添加陽光空氣和水。二○○七年處理中正紀念堂雖然功虧一簣，但是在社會前進的氛圍中，馬政府畢竟不敢把自由廣場的牌匾拿掉。 如今民進黨第二次中央執政，並且取得國會多數，應該是台灣主體文化得到進一步舒展的良好環境。民間社團不必像日治時代先賢那樣抵抗殖民壓迫，也不必像戒嚴時代黨外人士那樣迂迴反抗，但應該如何有效地與政府既監督又合作，則是今日要不斷面對的問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去年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不久，就曾以醫師專業的立場主張「搶救阿扁的記憶」，接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今台北市立文獻館）公開招標欲製作「陳水扁先生口述歷史訪談」，筆者有幸代表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得標、簽約，可惜受訪者因故拖延相當時日不便接受訪談。今夏文獻館函詢台中監獄，對阿扁進行口訪是否有違保外就醫本旨？得覆「原則同意」。於是從今年七月卅日開始，我們每週六下去高雄阿扁住處訪問錄音，如今依照計畫已完成十次訪談、將近二十萬字，開始要進入修訂編輯，準備下一階段的出版事宜。 一個戰後（一九五0年）出生於台南鄉下的三級貧戶子弟，如何由台南一中、台大法律系……乃至讓國民黨下台、當選總統完成政黨輪替，是多麼鼓舞後進、振奮人心的故事，儘管過去選市長、選總統曾經出版不同類型的傳記，但是透過訪問錄音、按照學術規格紀錄的「口述歷史」，這是阿扁的第一本。 坦白講，台北市長陳水扁的斐然政績已足以奠定他的歷史地位。他促成台灣第一件BOT「台北一0 一」、使政府收到206億的權利金，並拿來做了洲美快速道路和信義快速道路；他具體改變政府是衙門的觀念―包括戶政革新、櫃台降低和微笑奉茶；他完成捷運木柵線、公車專用道、推動「垃圾不落地」、騎乘機車須戴安全帽，莫不影響至今，且使台北市成為（英文亞洲週刊所評比）亞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排名，從第十名以外進步到第五名，卸任那一年還進步到第二名。 阿扁在立委任內，率領龐大的助理群，充分發揮專業、正義、認真的形象，個人認為他最重要的貢獻，是擔任國防委員會召委期間推動的軍隊國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情治單位法制化，等於是打開外來政權的黑盒子。陳隆志說台灣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極少人知悉到底是怎樣「演進」的？阿扁的例子顯示：就是透過選舉進去體制取得發言位置，把不能質詢的變成可以質詢、把統問統答變成一問一答，最後就是台灣人自己擔任總統，可以決定國防部長和情治首長的人選，翻轉「治與被治」的關係。 至於總統八年任內，吾人所關注的就職演說「四不一沒有」是如何形成的，兩岸經貿關係何謂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核四從停建到續建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他所念茲在茲的公投法為何成這個樣？都是本次訪談「有問必答」的內容。甚至，對於最近追究不當黨產和年金制度改革，他也提醒「政治問題不要只想用法律手段來解決」。本次訪談儘管不談卸任後的官司、不談獄中生活、不談保外就醫，但是已經就事論事回顧了阿扁的精采人生與公職經驗，對於「台灣現狀」之所以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解角度。 （作者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自從今（2016）年春天發生中研院翁院長牽涉浩鼎公司股票爭議事件，以及隨後的院長候選人選舉過程風波，引起社會各界對中研院的諸多批評，院方為了回應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4月18日之決議，為強化自我監督、恢復社會信任，已經成立三個委員會研提改革方案，其中「民主治理與改革小組」已經開過七次會議，所完成的檢討與建議將交給院務會議參酌。 不過新院長上任以後，最近又要啟動一項「組織與運作改進委員會」的選舉，這原是今夏院士會議通過的倡議，且已選出七位院士作為成員，如今要從近千位研究人員之中選出五位代表，來組成「7+5」的委員會。五位代表的選出程序是先由各所處中心產生一位候選人，然後全院包括編制內職員都可以跨所投票（每人投兩票），這將是中研院有史以來院內最大規模的選舉。但技術不是問題，院內成員如果沒有感受到「問題何在」，如果對於「方向何在」缺乏初步的共識，可以預料將是白忙一場。 翻開歷史，1934年丁文江出任中研院總幹事之後才開始推動籌設評議會，當時是由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和十二位國立大學校長組成十四人委員會，投票推舉出三十位評議員；第二屆聘任評議員的產生過程更是複雜，先由全國各國立大學專任教授副教授共約560人進行初選，最後由評議會決選產生72位當選人。至於首屆院士選舉則是遲至戰後的1947年，它的提名除了中研院（155人），還有北大（119人）、清華（134人）…，其中北大提名的當選率最高（53%），在在顯示中研院與全國各學術機構間的的流動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選院士的時候，薩本棟、梅貽琦皆主張排除「從未返國工作或久久不肯返國工作者」，錢學森因而被取消候選資格；而傅斯年基於抗戰民族主義，主張對所有任職「偽北京大學」者皆解職，後來雖然數理組和人文組態度不一而有些變化，但可以發現中研院院士制度之濃濃的「中國性」。 本次院長選舉風波中，有若干院士對評議會的組成與權責不滿，認為「院長（或少數人）的意志貫穿一切」，建議廢除評議會。然而個人認為，院士只是榮譽（職）、且長年在外者甚多，若改由院士會議來選舉（實際綜理院務的中華民國特任官）院長候選人，於情於理皆不相合。觀乎九0年代以來台灣之民主化，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本院之預算經費與研究人員數量日益充實龐大，內部治理方式應該順應潮流，改以研究人員為主體，效法大學自治的精神，強化院務會議的職權，同時簡化評議會和院士會議的功能，才是正途。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如果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領土範圍何在？這兩天國防部新聞稿說「我國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顯然「我國」是指二戰後秋海棠的中華民國，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人聽來當然覺得「怪怪的」。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敗戰退出南海，法國軍艦曾於1946年10月入侵南沙群島，導致中法談判，並促使內政部加速研究，乃有內政部方域司於1947年12月1日劃定、並由國民政府核可後公布發行的「南海諸島位置圖」（圖中顯示了U形線），只不過此一U形線並不是領海基線，線內海域的法律性質既不是內水、不是「歷史性水域」、也不是專屬經濟海域，本質上應為「島嶼歸屬線」，意思是位於該線以內之一切島嶼、礁石和沙洲，不論名稱為何均為「我國」主權所有。 1946年12月12日「太平」「中業」兩艦抵達長島，為紀念太平艦接收該島，故以「太平島」命名該島，並在島上豎立「南沙群島太平島」石碑，之後還設立南沙群島管理處，隸屬於廣東省政府管轄，1949年改隸海南特別行政區，而中國易幟之後，國軍即撤出太平島。 以1949年為界，此後遷台的政府作為至關重要，尤其在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才規定：「日本放棄其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之所有權利、名義和主張。」最重要的是，1956年7月，中華民國派出艦隊前往太平島開始駐軍，以宣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要之，直到目前中華民國（台灣）除了控制太平島以外，南沙絕大多數島嶼均被他國佔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亦佔有七個礁。維持現狀、對於太平島的事實佔領，實不必與四九年以前的秋海棠相牽扯。 太平島。（路透） 中華民國解除戒嚴以後，1990年李登輝總統任內，行政院通過將東沙島及太平島納歸高雄市代管；1992年10月，國防部公布東沙島及太平島周圍4000公尺為禁止海域、6000公尺為限制海域、6000公尺上空為限制空域，外國船隻進入禁止海域，台灣方可實施驅離射擊；1994年4月保七總隊派遣巡邏艇第一次遠征太平島，進行名為護漁、緝私以及打擊海盜的任務。其次在陳水扁總統時代，2005年12月開始在太平島興建飛機跑道、2007年年底竣工，2008年2月國家元首首次登上太平島。馬英九時代，則試圖從能源安全、海洋法的角度，「思考臺海兩岸在南海合作的空間。」 國家是武力造成的，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的大撤退，加上五0年代的幾場沿海戰役，基本確定了台澎金馬的領土範圍，不過1970-71年開始的釣魚台風波迄今難謂塵埃落定，而南海諸島的各方角力方興未艾，有關東海南海問題，蔡英文總統正在中美兩大國之間的角力鋼索上面行走，若干言行有人說太硬有人說太軟，其實只能從「求取平衡」的角度去理解，台灣冀求成為獨立自主的海洋國家，還須度過種種危機然後逐步落實確定。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九九五年公布施行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只是由行政院設立的基金會進行補償作業，與轉型正義攸關的追求真相關連不大，遑論司法上的究責。所以當二00六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https://issuu.com/naiweicheng/docs/228-01?e=5196527/2643089)以後，一群二二八家屬以及台教會等社團就積極思考向法院控告國民黨的可能性。 二0一0 年的二月廿六日也就是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由張炎憲（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陳儀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以及顧立雄、李勝雄等五位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王不纏等一0八位受難家屬作為原告，終於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訟標的是要求國民黨將其黨史館收藏之二二八相關檔案，以及戒嚴時期之中常會紀錄、總裁批簽、海工會檔案悉數交由檔案管理局保存並公開；國民黨應以黨產捐出新台幣二十億元作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籌設及營運經費；國民黨必須在國內外重要報紙之頭版半版篇幅刊登起訴狀所附之道歉聲明。接下來，歷經同年四月十四日開首次言詞辯論庭、八月六日判決原告敗訴、八月廿五日原告等再向高院提起上訴、十一月廿五日高院開庭，隔年即二0一一年四月廿六日高院判決駁回上訴，同年五月二十日我們向最高法院上訴，九月廿二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訴訟期間，中國國民黨的法定代理人是馬英九主席，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從他們的辯論意旨狀和答辯狀看，只能說「毫無悔意」。例如，說蔣介石是「基於政府公務人員之職權所為公法上之行為，而非基於擔任政黨法定代理人之職務所為」，「該等公務員之作為應係本於其公務員之身分而於政府指揮下所為之，即屬政府之行為，亦與被上訴人（中國國民黨）無涉」；最厚顏的是，還敢引用「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即罹時效，如今距離二二八事件已經超過數十年，所以「不應准許」原告即這一百多位二二八家屬的請求。不幸的是，三級三審的法官們，只採信或抄襲國民黨的上述論點，對於我們書狀所說一九四七年事件發生當時尚屬「黨國一體、黨在國上」之訓政時期，台灣人之生命、財產、自由所遭受之鉅大損害，以及轉型正義之世界潮流云云皆視若無睹。 光是「罹於時效」的理由也敢拿出來當武器，即可見今日特別立法之必要。立法院還在處理中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即使通過，也不見得可以迫使國民黨接受上述家屬的三大訴求，但至少顯示台灣社會主流意見已然轉變，也許今後再來告它一次，會有不同的結果吧？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憲義先生係美國田納西大學核子工程博士，他於一九八八年初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擔任副所長任內，「叛逃」去美國，讓美國及時阻止了台灣的核武計畫。過去資深媒體人王景弘長期追蹤張憲義的新聞，促成一九九八年張憲義在聯合報公開表露當年出走的心跡（宣稱是遵守蔣經國「有能力發展核武但絕不製造」的意旨），但當時美國方面可能還不同意他公開細節，如今十八年過去了，張先生已在二○一三年從愛達荷州的National Laboratory退休，現在願意講、可以講了。 透過王景弘先生的引介與張先生本人首肯，本人在上個月底飛往美國，從三月二十五日開始，做了七次正式的訪問錄音，每次兩個多小時。由於住在他家之便，可以朝夕相處，傍晚陪張先生蹓狗，星期日陪他們夫婦上教堂…，頗能符合口述史方法學所謂的「傾聽細談」。期間，張先生還接受我的建議而把賀立維所寫的《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認真閱讀一遍，於是，最後兩次的訪談就差不多解決了一些模糊和矛盾的問題。 更難得的是，張太太也同意接受了兩三小時的訪談，包括當年被她先生「騙」說有一美國公司要聘他去美國並將全家移民，她本來帶著三個小孩先去日本旅遊，然後被CIA人員直接帶去美國與先生會面的情節等。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之際，掌握軍權的主要是參謀總長同時是中科院院長郝柏村，誰能預知李登輝接班順利並開啟台灣民主化契機？所以張憲義說他接受美國CIA的要求和安排而出逃，並沒有背叛國家或台灣人民的利益，頂多只能說背叛他的上司郝柏村。二○○○年政黨輪替之後，張憲義兩度寫信給阿扁總統，就「核能發電」以及「決戰境外」的國防觀念有所建言，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也給他回信，可見他仍然心繫台灣。張太太雖然從九○年代初期就幾次回台探親，張先生本人則從一九八八年迄今尚未踏上台灣土地，主要原因恐怕不在通緝令是否解除，而是他從「叛逃」以至今日「非核家園」的心跡尚未被國人所理解吧。 何謂叛逃？美國是台灣的敵國嗎？台灣適合發展核武嗎？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好在口述史只是先採集史料，評價的事，就在出版後留給學界乃至大眾吧。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

葛超智（George H. Kerr, 1911-92）的名著《被出賣的台灣》在一九六五年公開出版，正好是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數量遽增的時代，筆者所出版之《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即有不少受訪者坦承當年因該書而大開眼界、思想轉向。其實在該書出版以前，五○年代葛超智就在Far Eastern Survey發表〈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經過〉、〈三月屠殺〉等論文，一九五六年成立3F的盧主義前輩說這兩篇對他影響最大，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歷史學家不帶任何感情、只做事實分析的文章，…頓時眼界全開。」 多年前一位朱姓研究員撰文以美國間諜、煽動台獨等事醜化在台期間乃至後來的葛超智，「證據」之一是葛超智敘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那天中午，長官公署開槍事件發生不久，新公園的放送局插播新聞之後「電台就爆炸了」，乃悖離事實。 筆者查對原文Then the station went off the air，應該譯為「電台就斷訊了」。此事提醒我們，當年在海外分工合作翻譯此書的青年留學生，限於專業領域不同等因素，必有其他錯誤，所以二○一○年我擔任台教會會長任內就請人完成重譯，然後在張炎憲接任會長之後繼續找一群歷史學者重新校註，才有今天由台教會出版的新版本。 作為葛超智「出賣敘事」重點之一的段落，是三月十三日他看到四個被綁的台灣年輕人被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兵以刺刀頂著前行，舊版的翻譯是「當他們看到我吉普車上所掛的美國國旗時，向我致了一個他所能想像的最漂亮的禮。最簡單的說，這就是出賣…」雙手被綑綁的青年怎可能舉手敬禮？查對原文可知，是那個中國兵向葛超智敬禮。 筆者不是要批評舊譯本或是推銷我們的重譯校註版本有多好，而是要提醒台灣社會，對於大家耳熟能詳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以及葛超智本人，有起碼正確的認識嗎？對於攸關台灣民族主義的經典和人物，多麼需要大家虛心學習。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用一生關注台灣的美國人–葛超智特展」，目前正在台北市府二樓展出中。

  在2016蔡英文當選記者會「一譯成名」的趙怡翔，由於讀了李筱峰的文章，意外打開一個他所不知道的世界。（取自趙怡翔臉書） 2016年1月16日台灣大選投開票揭曉當晚，蔡英文舉行記者會時擔任翻譯的年輕人趙怡翔（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主任）表現稱職，引人注目。隨後媒體追蹤報導，提到他就讀加拿大約克大學期間，由於結識一位台籍女友，對方父親要求他暑假期間每天要讀台灣史學者李筱峰的專欄，早餐時向他報告心得…加上他參加蓬萊文教基金會的經驗，趙怡翔說：「以我的外省家庭背景，全家又移民國外，按理說是不可能接觸到這段歷史的。」「那段時間的啟蒙，就像是一個本來不知道的世界，突然被我發現了。」筱峰兄撰寫專欄的時間久遠、聲名遠播，影響力從上述的例子可見一斑。 有關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乃是到解除戒嚴以後、尤其是1990年代官方檔案開放，越來越多的口述歷史出版以後，才比較上軌道。而筱峰兄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1993）､《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1996）都是具有先驅性、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這段期間正好是本土勢力日漸茁壯，台灣民主化、國家化加快腳步的時期。二二八真相的揭露，讓台灣社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必然與此一政治發展趨勢互為表裡。知識分子筆桿之為用大矣哉！筱峰兄的作品可以為證。 事實上這本《短論集》所蒐集的文章，橫跨1989年《自立早報》的〈天安門事件中的二二八模式〉以至2011年的〈從「狗去豬來」到三隻小豬〉，就是不斷和社會時局對話的過程。當政治人物要人們「走出悲情」，筱峰兄有感於基本的公義是非仍然混沌不清，反而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此外，關於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責任歸屬，是否為「大屠殺」等等觀念，筱峰兄與我本人、陳翠蓮以及故去的張炎憲看法相同，我們事實上也都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2006）的共同作者。 二二八的學術研究其實還有很多空間，例如2008年中研院台史所購得的保密局二二八史料，是事件當時佈建台灣各地的情治人員與台灣站主管之間的密報。我們有十幾個來自院內外各學術單位的研究者，在許雪姬教授的主持之下，迄今每個月利用一個下午針對這批史料進行解讀，成果之一是去年6月已經出版的《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其中對於高雄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台北乃至花東的二二八實況，都有一些令人驚訝的訊息。看檔案是很辛苦的事，我和筱峰兄都已經年逾花甲，相信他的心情和我一樣 : 呼喚更多的年輕人來投入二二八研究！ 恭喜筱峰兄剛好選在2016年初――中國國民黨確定將徹底下台的此時，出版他的二二八短論集；承蒙他的看重，要我寫序，以上是我的讀後感，希望不辱使命。 （2016年1月20日，陳儀深寫於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有關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乃是到解除戒嚴以後、尤其是九○年代官方檔案開放、越來越多的口述歷史出版以後，才較上軌道，而筱峰兄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九九○）、《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一九九三）、《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一九九六）都是具有先驅性、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這段期間正好是本土勢力日漸茁壯，台灣民主化、國家化加快腳步的時期，二二八真相的揭露，讓台灣社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必然與此一政治發展趨勢互為表裡，知識份子筆桿之為用大矣哉 ! 筱峰兄的作品可以為證。 事實上新出版這本《快讀228》所蒐集的文章，橫跨一九八九年自立早報的〈天安門事件中的二二八模式〉以至二○一一年的〈從「狗去豬來」到三隻小豬〉，就是不斷和社會時局對話的過程，當政治人物要人們「走出悲情」，筱峰兄有感於基本的公益是非仍然混沌不清，反而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此外，關於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責任歸屬，是否為「大屠殺」等等觀念，與我本人、陳翠蓮及故去的張炎憲看法相同，我們事實上也都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二○○六）的共同作者。 二二八的學術研究其實還有很多空間，例如二○○八年中研院台史所購得的保密局二二八史料，是事件當時佈建台灣各地的情治人員與台灣站主管之間的密報，我們有十幾個來自院內外各學術單位的研究者，在許雪姬教授的主持之下，迄今每個月利用一個下午針對這批史料進行解讀，成果之一是去年六月已經出版的《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其中對於高雄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台北乃至花東的二二八實況，都有一些令人驚訝的訊息。看檔案是很辛苦的事，我和筱峰兄都已經年逾花甲，相信他的心情和我一樣：呼喚更多的年輕人來投入二二八研究！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李前總統的新書《餘生》（其實是二0一四年日文書的中譯版本）又提到釣魚台歸屬問題，不意外地又引來一陣批評。馬政府發言人一貫說這是「喪權辱國」的言行並不意外，可是由蘇澳漁民來罵李是日本走狗則令人遺憾。二0一三年第十七次台日漁業會談所得到「擱置爭議，共享資源」的漁業協議，是從李登輝擔任總統時代即一九九六年就開始的。李登輝關於釣魚台主權歸屬的看法容或前後不一，但事實上一貫關心宜蘭漁民的權益。主權爭議和漁權的爭取是可以分開處理的，漁業協定的成果不過是李前總統以來這種理念的實踐。 政黨或政治人物發言為顧及自己的或國家的利益，不免有先喊價再來談判的現象，可是學者或政論家應該就事論事，不可以只挑有利的證據來講。昨日自由廣場沈建德先生投書「台灣釣魚台」，舉黃淑璥的《臺海使槎錄》以及清代方志的說法來「證明」釣魚台是台灣的，就明顯犯了這個毛病。已經有學者考證，《臺海使槎錄》和其他方志總是把釣魚台和薛坡蘭（東海岸中部、秀姑巒溪入海口的小島）並稱，地點應該在花蓮台東之間，也就是此釣魚台非彼釣魚台，連香港學者鄭海麟也認為黃淑璥把地理位置弄錯了，談鳳山縣怎麼會扯到遠北方的釣魚台呢？退一百步說，即便是指那個釣魚台，該名詞出現的位置是在「武備」的附考，既不是出現在正文也不是出現在「封域」，很難得出釣魚台在行政上歸台灣管轄的結論。 其實清國最正式的官方地理書《大清一統志》並沒有把釣魚台放入台灣的管轄範圍。更早的明代資料，所謂冊封使的紀錄，或海防圖，並不是政區圖，都不是國際法上所說的排他性行為，都不算是一種管治紀錄。換句話說就是無主地。 另一方面，日本在一八九五年一月（馬關條約之前）以內閣決議的方式將釣魚台列嶼編入其版圖，這種佔領行為並沒有向國際社會公告周知，固然是日方較不利的瑕疵，但要說竊據也太沉重，試問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之間，日本方面長期有古賀家族的經營生計記錄，這是有效的占領、明確的管治，中國有過任何抗議嗎？甚至有大量證據顯示，在一九七0年之前的中國歷屆政府，都不認為釣魚台屬於中國，都承認了日本佔領釣魚台的事實。問題都是在六0年代末期發現海域蘊藏石油，以及七0年沖繩返還所引起的保釣運動，PRC和ROC才開始表態爭取釣魚台列嶼的。 就像南海問題必牽涉美中台關係一樣，而且不能說鄰近的島嶼就是附屬島嶼，否則南海諸島怎麼辦？這些問題必須全面關照､不能顧此失彼。一九九六年北京政府公布的領海基線並沒有包括釣魚台，而一九九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公布的領海基線則包括了釣魚台列嶼，如此「一省略一包含」的安排似為一種默契？但無論如何保台比保釣重要，如果不能維持台澎的獨立自主，台灣何必替中國看守釣魚台？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孝信先生（一九四四─二○一五）最近去世了，一月十日上午就要在台南市公祭。他是眾所皆知的保釣運動者，但是他從一九七一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至一九八八年始獲准返台，則是少有人知。保釣運動過程有些複雜，我們透過林孝信的一生可以得到一些「重新認識釣運」的歷史視角。 筆者於二○一三年五月兩次在世新大學訪問林教授，他說狹義的保釣運動在一九七一年九月Ann Arbor國是會議閉幕後就結束了，成員可分為一、對新中國有所期待者，二、效忠國民黨人士，三、被社會主義吸引但繼續以關心台灣為重的「理想主義者」。林先生自認是屬於第三類。於是他不但沒有得到中共的照顧進去聯合國服務，護照被芝加哥領事館沒收以後成了無業遊民，既不能續完學位也不敢隨便打工。 翻閱一九七一年柏克萊保釣行動委員會發行的《戰報》，除了報導各地運動消息，還曾經特製了「反迫害專輯」，聲援魏廷朝、謝聰敏，由於矛頭對準國民黨的獨裁，所以台獨聯盟的羅福全也在彭明敏的允許之下被邀參加國是會議。本來，理想主義者就不贊成對台獨謾罵侮辱，套用郭松棻先生的話，應該「一起以謙虛、謹慎、容忍的態度，代替一向的傲慢、粗魯、急躁的態度。」 當二○一四年四月中研院近史所舉辦釣魚台問題國際研討會時，由於三月太陽花學運之後馬政府繼續傾中且以司法追訴學生，筆者不滿乃在馬英九來開幕致詞的時候，向他默默舉起「台灣前途、人民決定」的牌子以示抗議。然而馬英九一離開就有一位忠黨愛國的劉姓教授過來訓斥，說我「胡扯」。 這位劉教授並沒有留下來聽我的演講報告，否則我真想請教他作為保釣運動者為什麼支持國民黨？為什麼對於同病相憐的台獨主張至今仍然如此「粗魯、急躁」？相對而言，林孝信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場，仍然願意花兩個下午接受我的錄音訪談，個人認為他真的是理想主義的保釣運動者。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人權先進國家實現轉型正義的經驗，通常是那個獨裁黨倒台以後，由替代的政黨來完成。但台灣在解嚴以後，仍續由國民黨主政，進行所謂「寧靜革命」的民主化，無怪乎只能「少分」實現轉型正義，也就是迄今這種無法追究責任、只能根據部分真相、透過行政系統發放補償金的半吊子的轉型正義。 民進黨執政後，二○○一年十一月研考會所屬的檔案管理局正式成立，對各機關所藏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案件相關檔案進行訪查、移轉、數位化管理以方便利用，同時舉辦過二二八事件檔案展、美麗島事件檔案展，張炎憲教授所主持的國史館也出版了很多相關檔案，這些都是還原或尋找真相最基礎的工作。 其次，由文建會（今之文化部）負責保存、整建、開放的景美人權園區、綠島人權園區，至今仍只有初步的規模，與先進國家的「人權博物館」距離甚遙；揆其原因，主要是陳水扁政府在國會居於少數，無法給人權博物館明確的法律地位，從而沒有足夠的預算和人員編制。馬英九主政時期，景美和綠島的人權園區差一點「降級」由地方政府的生活美學館掌管，人權園區在二○○九年一度更名為文化園區，人權不見了！所幸二○一一年成立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以整合綠島與景美兩個人權園區。其實，過去政府委託的調查報告和整體規劃已有一定的成果，只要政府循規蹈矩把它當作分內的事就好了。只是要期待國民黨扮演「既是放毒的又是解毒的」角色，本來就難度很高。 轉型正義的課題千頭萬緒，包括不當黨產的處理，歷史課綱應堅守台灣主體史觀等等。站在政治受難（關懷）者的立場，願強調的是：昔日解嚴之際通過的國安法，排除了戒嚴時期政治犯在解嚴後上訴的機會，這應該重新檢討；蔣介石父子長期擔任總統，且與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決策關係密切，他們的日記、信札不應該視為家產黨產，應該視為總統文物，早日由政府追回、公開；其他如檔案年限一到應自動解密、與轉型正義和歷史真相有關的檔案應是個資法「公益目的的例外」，檔管機關不可託辭遮蔽或限制閱讀。凡此種種皆非易事，有賴二○一六新上任的總統戮力推動。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全國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團體蔡英文陳建仁後援總會成立大會，於十二月八日下午兩點在台北市青島東路八號舉行，歡迎參加〕

    簡介： 當雷震案發生後約半年，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即提案促請特赦雷震，這些跡象可以感受到蘇東啟案與雷震案的某種關連。若要「殺雞儆猴」，蘇東啟顯然是個適當的對象。 蘇東啟（1923～1992），世居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就讀北港公學校、日本東京關東中學，中日戰爭期間因有抗日之心，乃放棄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系的學業，回臺入日本總督府所舉辦之北京語講習班，為期4個月，「思以日本駐泰大使館為跳板，潛往重慶」。1942年果 當雷震案發生後約半年，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即提案促請特赦雷震，這些跡象可以感受到蘇東啟案與雷震案的某種關連。若要「殺雞儆猴」，蘇東啟顯然是個適當的對象。 蘇東啟（1923～1992），世居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就讀北港公學校、日本東京關東中學，中日戰爭期間因有抗日之心，乃放棄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系的學業，回臺入日本總督府所舉辦之北京語講習班，為期4個月，「思以日本駐泰大使館為跳板，潛往重慶」。1942年果然輾轉由東南亞而抵達重慶，唯由於其臺人身份而被中國政府拘禁，幸經雲林鄉先輩李萬居作保開釋而加入中國國民黨。 議壇上抨擊惡政 贏得蘇大砲美稱 1945年曾至重慶四五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駐渝臨時辦事處教日語，1946年返臺之初，於長官公署秘書處交際科任職，二二八事件之後辭職返鄉，任北港鎮公所總務課長。1951年蘇東啟首度參選雲林縣議員失利，1953年再度參選即於2月8日順利當選第二屆縣議員，此後連任四屆，於議壇上為民喉舌、抨擊惡政，在廣大民間贏得蘇大砲之美稱。 在第二屆縣議員任內，為投票給青年黨籍的省議員參選人李萬居（時為間接選舉），而觸怒國民黨當局，蘇東啟因此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並於不久後加入青年黨。1961年9月19日凌晨蘇東啟被捕的時候，身分就是青年黨籍的雲林縣第五屆縣議員。 蘇東啟案 與雷震案相關 對於一個牽連50人（覆判判決書為準的數字）的政治案件，理解的角度自不能侷限於蘇東啟一人身上，雖然他是最重要的一人。本案涉案人絕大多數分佈在雲林縣的虎尾、北港、西螺、斗六、古坑、林內、東勢，只有兩位在彰化二林、一位在嘉義市。本案的特色之一是，多位駐紮在莿桐鄉饒平樹仔腳的一○七四部隊的臺籍士兵被判重刑，顯示本案濃濃的「武裝革命」嫌疑色彩。 若欲深入瞭解本案，必須（一）回到1960年前後國民黨政權的威權統治性質，以及蠢蠢欲動的民間反抗力量；（二）相關人士的訪談比對；（三）相關檔案資料的出土。筆者已在2000年完成19位相關人士的訪問紀錄，另再參閱相關的檔案資料，才能比較深入地瞭解蘇東啟政治案的始末，以及它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1961年發生的蘇東啟政治案件，有充分證據顯示，乃與《自由中國》半月刊或籌組中國民主黨等事件構成對威權體制的挑戰有關。 1960年7月由北而南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實際上是籌組反對黨的說明會，得到臺灣社會熱烈的迴響，誠如高玉樹所言「擊中國民黨的要害」。翻開當時7月24日的報紙，可以看到23日選改會在嘉義集會的消息，大標題是「新黨九月底可成立，黨名已初步決定」，內文提到會議由許竹模、蘇東啟、許世賢分別主持，而出席的雲嘉知名人士名單中，也有縣議員蔡光武在內。值得注意的是，7月23日在嘉義那一場「座談會」，由許世賢作主席、許竹模致開會詞，「約有二十餘人發言，由蘇東啟作結論。」 蘇東啟提案 促請特赦雷震 當雷震案發生之後大約半年，作為雲林縣議會議員的蘇東啟，即領銜提案促使議會通過「請總統准依憲法規定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予以特赦」的請願，從這些跡象也可以感受到蘇東啟案與雷震案的某種關連。 於是，若要對李萬居等人帶頭的組黨運動產生「殺雞儆猴」的作用，蘇東啟顯然是一個適當的對象。蘇東啟在1960年12月參加第四屆雲林縣長選舉落選，而其發表政見「言論中充滿了臺灣意識」，已經吸引了主要來自虎尾的一群激越年輕人的注意，翌（1961）年2月他參加縣議員選舉，當選連任，那一群年輕人終於擁護他出面當他們（從事臺獨運動）的領導人。 蘇東啟案 最大宗「台獨叛亂」案 不過，1961年企圖武裝革命的「三九事件」因條件不足而胎死腹中，卻留下一些跡證被線民密報，當局準備好羅織的理由之後，才在9月一網成擒；經過偵訊篩選而起訴50個人， 構成所謂「蘇東啟等顛覆政府案」，堪稱戒嚴時期最大宗的「台獨叛亂」案件。 要之，蘇東啟之所以成為1961年這樁「台獨叛亂」案件的案頭，除了因為他熱心參與組黨運動以及與李萬居的私人關係以外，還可能因為他個人比較激烈的思想言論，以及企圖串連武裝力量的嘗試。 蘇東啟的兒女們。（陳儀深提供） 蘇治芬問政有乃父之風 1975年蔣介石去世，1976年9月18日蘇東啟減刑出獄，隔年即協助妻子蘇洪月嬌當選省議員，蘇洪女士連任四屆省議員、任期長達17年，其後大女兒蘇治洋、二女兒蘇治芬先後擔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問政有乃父之風；蘇治芬更從2005年至2014年擔任兩屆縣長，相對於廖大林、林樹山時代民進黨得票10萬、12萬餘票，蘇治芬（與今之）李進勇時代已經三次獲票20萬票以上，奠定了雲林縣綠色執政的基礎。蘇東啟若地下有知，應該甚感欣慰。 （《民報文化雜誌》第九期）

  蔡英文出席雙十國慶慶典，被一些藍色評論者認為是「假中華民國之名行台獨之實」的騙票行為，也被一些網路上台獨的評論者指為背叛理想向現實妥協。然而就像李登輝在《新．台灣的主張》所說，九○年代後期曾派蔡英文去英國請教過九位國際法權威學者，關於「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果半數的答案是、半數的答案不是，可見台灣的國家型態確實既複雜又特殊。台灣的國際法學者陳隆志，不但早在廿幾年前就提出演進獨立說、有效自決說，認為九○年代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已經是獨立國家，民進黨更在一九九九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接受了這個說法。蔡英文在這個基礎之上，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且已表達「維護台海和平現狀」的主張，進而去參加馬英九主持的國慶大典，其實是有備而來，具有濃厚的「踢館」性質。 儘管馬英九藉著主場優勢，以他在位期間造成的「現狀」得到擁護云云來逞口舌之能，但是民進黨或蔡英文所界定的現狀，國號固然是中華民國，但與對岸主權互不隸屬、互不代表，反對一中前提，這和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所謂九二共識）、終極統一明顯不同。李登輝之所以在《新．台灣的主張》嚴厲批評馬英九背叛國家，就是認為兩國論才是符合台灣現狀、也才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馬英九否認兩岸關係是國與國關係，才是企圖打破現狀。 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克勞福（James Crawford）對於台灣或中華民國「國家性」的質疑，固然有從憲法或增修條文之類的歷史殘餘著眼，但他的法律見解主要是建立在：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從來不明白宣示自己是獨立國家，而且未曾以獨立國家的身分尋求國際承認，反而常常以模糊曖昧的聲明來表述立場，只會更強化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默認」。國際法學界的一句名言是：任何政府都只能被承認他自己所主張的部分。 可見，在體制尚未改變的情況下，選出適當的國家領導人多麼重要，選舉的結果至少標示了國民意志、國家方向之所在。台灣當然有必須改變的現狀，站在關切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最需要改變的不就是中國國民黨還在執政的現狀嗎？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文德先生（1947-2015）是台中縣大肚鄉人，初高中都就讀清水中學，因而成為美術老師紀有泉（陳澄波的學生）的入室弟子，紀老師創立的「清中畫室」栽培了不少台灣著名的藝術家，文德兄就是其中之一。 文德兄在藝專畢業後，一九七二年去奧地利維也納藝術學院，師事雕塑大師沃吐巴（Fritz Wotruba）教授，可惜三年後沃吐巴突然去世，也沒有合適的教授接替，所以文德兄並沒有完成學位，就因緣際會在奧地利開餐廳。特別的是，他一面開餐廳、一面教素描，在當地教了十五年的素描。接著他用餐廳賺來的錢買了一棟四百年歷史的老房子，在餐廳的樓上設置了一間「中心（Centrum）畫廊」。文德兄在一九七九、八○兩年擔任奧地利台灣同鄉會會長，算是留在歐洲生活的台灣人裡面，比較有成就、比較有知名度的，所以他也接待過彭明敏、林義雄等台灣人運動者。 二○一二年九月，蔡瑞月舞蹈基金會舉辦「關於史明」的文化論壇，我有幸擔任共同召集人，除了舞蹈、編劇方面另有人負責，我參與規劃了「青年讀史明」、「海外看史明」等系列座談，為了編輯手冊，我特別在同年的八月九日下午，去白沙灣以口述史的方式訪問了文德兄，其中他談到一九八六年史明訪歐過程中，曾經在他那裏住了一個星期，對於史明的印象種種；後來，文德兄二○○四年回台以後的重點工作，就是為台灣民主、文化有貢獻的人做塑像，於是與史明再度相遇，為了塑像的事，文德兄說：「老先生曾來找我三次，每次討論完都會去用餐，……主要是透過聊天互動中，抓到塑像的神情韻味。」 文德兄已經為鄭南榕墓園創作「自由之翼」與頭像浮雕；又承製王育德、史明、田朝明、許潮英先生胸像及江鵬堅頭像浮雕，個人認為他塑造的不只是人像，更是台灣精神。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林文德先生告別禮拜，十月九日下午一點半，辛亥路二殯景仰廳）

一九九九年五月李登輝發表《台灣的主張》時，已開始在總結他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十二年的主要業績。眾所周知，李登輝推動的政治改革除了民主化，就是要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不過當時的李登輝還是必須把台灣的進步改革連結到「希望能成為未來中國再統一時的典範」。 如今《新．台灣的主張》要出版了，讓人好奇的是，李登輝的新舊「主張」有何異同。首先，歷經民進黨八年執政、國民黨將近八年的重返執政，當然有新的素材，他批評前者的缺點是貪污問題嚴重，對馬政府的批評更是嚴厲，例如馬宣稱兩岸關係是兩個地區、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乃是「背叛國家、辜負人民期待的行為」；他把二○一四年馬政府處理三月太陽花學運和一九九○年他處理三月野百合學運做比較，然後說「我個人對馬總統的應對方式深感絕望，真是失敗的執政」。 其次，他一貫關心台日關係，除了批評一九七二年日本政府對於中國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竟表明「理解與尊重」，乃是對台灣人民「既不理解，也不尊重」；他也批評二○○一年他為了治療心臟舊疾想去日本，日方顧忌中共壓力遲不發簽證，乃是「見義不為，無勇也」。不過他認為台灣人普遍欣賞或認同「日本精神」，這是台日關係永遠緊密的基礎。 十幾年來李登輝一直被國民黨和共產黨打為台獨，其實他在一九九九年的書中就公開反對成立「台灣共和國」，認為那是「簡化存在問題為獨立問題的方式」，只會使台灣的主體性變得曖昧不明，並將危及台灣的主權獨立與存在。《新．台灣的主張》進一步說，他在執政後期，曾經派遣蔡英文到英國，詢問過九位國際法權威學者，「台灣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果半數的答案是、半數的答案不是，可見台灣的國家型態確實既複雜又特殊。他還補充說，對國際社會明確宣示「台灣是獨立國家」，乃是台灣邁向國家正常化的第一步。 不用懷疑，李登輝仍然反對「台獨」，他認為台灣人民的共同體意識必須立基於民主，而非民族。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新．台灣的主張》新書發表會，九月十五日下午一點卅分於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歡迎參加。

一名國民黨支持者揮動黨旗。攝 : Patrick Lin/AFP 連戰並不是第一次訪中，也不是第一次與中國領導人公開會面，這次去北京參加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九三大閱兵，為什麼引起軒然大波？尤其在國民黨內部，不但被郝柏村批判、被馬英九說不宜，黨主席朱立倫也說要送考紀會討論。可見國民黨雖然是個親中政黨，甚至在歷史上國共兩黨是兄弟黨，但碰到抗日史觀或是中華民國的存在問題，還是有些敏感禁忌。 93閱兵可以有多個檢討角度 作為一個當代的大國，應該像德國那樣大手筆接納（主要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贏得世界的尊敬，而不是用展示武力的大閱兵來紀念抗戰勝利，以免給人窮兵黷武的印象，這是一個角度。 也有人認為這次展示的各種新式武器特別是所謂「航母殺手」的中程彈道飛彈、以及射程涵蓋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飛彈等，不啻向美日韓發出訊號，炫耀中國的戰略威嚇能力。但，這些應該都不是國民黨所在意的。 九三軍人節，原是國民黨政府來台以後的1955年，國防部為了統一各軍種節日，選擇對日抗戰勝利日作為軍人節，可是中國方面卻到了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才決定，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今年恰逢七十週年，加上習近平為展現個人權力穩固的姿態乃以大閱兵的方式來慶祝，其間還誇大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位置，這是連國民黨賴以維生的神主牌都要侵奪了。 雖然在1945年同盟國打敗日本的時候，中共還沒建政，還是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時代，但是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了中華民國，那麼「中國」作為戰勝日本的國家之一，由北京政府代表中國人民來大張旗鼓紀念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其實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不然，難道要由台北的政府來代表中國人民紀念抗戰勝利嗎？ 誰在乎國民黨的抗日史觀？ 馬英九總統在台北的九三軍人節大會中致詞時，建議「大陸當局」公開表示「8年抗戰由國民政府領導、中共參與輔助」。比較連戰在北京所說「抗戰期間國民黨軍在蔣介石領導下於正面戰場部署一系列會戰與大戰重挫日軍，共軍則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敵後戰場有力牽制、殲擊日軍和偽軍。」有什麼嚴重的差別嗎？ 結果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竟然嚴厲地說，連戰在北京的發言內容「悖離史實，國防部無法接受、無法認同」，因為「無論正面或敵後戰場都是中華民國政府主導、由蔣中正委員長領導。」 極力為連戰辯護的新黨主席郁慕明，不同意各界對連戰的譴責，還質疑總統府的立場「是要維持兩岸關係，還是切斷兩岸關係？」他認為連戰對國民黨並沒有做錯什麼，他支持連戰「共用史料、共寫歷史」的主張，而且出席閱兵典禮就代表存在，才有促成改變共產黨史觀的機會。 個人認為這未免太阿Q了，這年頭中共還缺史料嗎︖北京政府明知對日戰爭史是國共兩黨的重要聯結，可是九三閱兵典禮在這方面的展現不免輕忽傲慢，不但習近平的演講吝於說幾句還原史實的公道話，而且閱兵隊伍除了展示武器，什麼「英模部隊方隊」只顯示共產黨的抗戰功勞，穿着當年國軍制服的老兵竟然連軍帽也沒有，據說是避免出現中華民國國徽。於是，連戰甘冒（台灣方面的）大不韙前往北京參加閱兵的正當性，豈不消失殆盡？ 中共篡奪對日抗戰功勞的習慣其來有自，最近有歷史學者在台灣的《傳記文學》發表〈中共在八年抗戰中扮演的角色：「平型關大捷」個案剖析〉，指出當時中共的游擊戰「主要還是虛擬戰場上的口舌文宣，而不是真實戰場上的一刀一槍」，但因宣傳成功，使得無數熱血知識青年湧向延安或其他中共基地，成就了中共的宏圖霸業。 而戰爭甫一結束，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發表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就指責蔣介石在8年抗戰中躲在山上「按兵不動」、「袖手旁觀」，戰後卻為了搶奪勝利果實，發動內戰、進攻共軍，所以蔣介石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是「假抗日、真反共」。可見，今日習近平的論調比起昔日的毛澤東，已經客氣多了。 捍衛「歷史的中華民國」還是「當下的中華民國」？ 美國是二戰中打敗日本的最主要國家，當然也要紀念二戰的勝利，他們本來要邀請中國和台灣的代表出席獻花儀式，但中國方面竟要求三點：不得出現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國名、現場不得出現中華民國國旗、台北駐美代表沈呂巡不得代表獻花。結果美方做了部分讓步，沈呂巡以「台北經濟及文化代表處」名義，成為17位獻花代表的最後一位；據說花圈上有中華民國國徽。美方的折衷仍然受到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缺席抗議，安排給他的座位一直空着。 如果馬政府那麼在乎8年抗戰中國戰區「孰為領導」的話語權，那麼在美國的這個紀念場合，連中華民國的國號都不見了，是不是也應缺席抗議呢？中共在國際上絲毫不讓中華民國的國號或國旗出現，馬政府卻甘之若素。面對美國的時候馬政府或國民黨可能是醒着的，才知道當下的中華民國非中國、是台灣，可是面對台灣國內或中國的時候，又常端出「歷史的中華民國」自我陶醉，這種矛盾很容易造成政策上的進退失據，這就是國民黨的困境。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宣布要參加今年雙十國慶的典禮了，電視新聞特別找出當年陳水扁總統邀歌手張惠妹來典禮中獻唱中華民國國歌的畫面，也找出當年立委洪秀柱來典禮鬧場的畫面，真是有趣。民進黨立足台灣，限於國際現實暫時接受中華民國的圖騰，目的是維護自由民主的現狀、尋求島內的最大公約數，應該是多數的選民所能理解、可以接受。但是國民黨放不下歷史包袱，一方面要和中國北京政府爭奪抗戰的話語權、一方面又大力抨擊李登輝的台灣人史觀，註定要被台灣選民唾棄。

台灣的右翼分子在 台灣野柳的一個漁港舉起揮動國旗。攝 : Yu Wei-Feng/AFP 月前，台北的中央社發出一篇題為「駁台灣地位未定 外交部盼勿自我否定國格」的報導，文中稱因「近期有人士投書媒體，重提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點，並以曲解前外交部長葉公超談話為佐證，外交部今晚再提出解釋。」 是誰曲解葉公超的談話？ 1952年7月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立法院提出《中日和平條約（即《台北和約》）案之補充說明》已被收入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華民國對日和約》（1966年出版）第351頁，其中說到雙方換文中訂定的和約適用範圍，「是指我國政府控制下的一切領土，所謂控制是一種事實的狀態，並無任何法律意義，與法律上之主權，截然不同。」 這是針對若干論者（包括今日外交部條法司官員）意圖誇大台北和約作為台灣主權歸屬確定依據的有力反駁，前後文非常清楚，外交部卻以1950年6月28日葉公超的另一段「中國對台灣主權」的談話，來說我們「曲解」。客觀而言，頂多可以說葉部長前後矛盾，或是猜想他認為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另有依據，只是不能以台北和約為依據？ 葉公超是很有膽識的專業外交官，1961年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因為外蒙加入聯合國案，中華民國代表團是否動用否決權，與蔣介石意見相左，蔣介石竟在日記中一再罵他是賣國媚外的漢奸，不久將他免職召回。 葉公超和楊西崑是在那威權時代比較能從台澎的處境以及國際的現實出發，比較不受黨國一中意識形態羈絆的外交家，他們的很多意見值得今天辦外交的人參考。 中華民國政府曾對未定論「不表反對」 其次，外交部聲明還說中華民國政府「自始即堅決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也是不符歷史事實。 1950年美國特使杜勒斯負責協商對日和約內容的時候，曾經把美國所擬對日和約「七原則」的節略交給顧維鈞，其中主張由英、蘇、中、美四國決定台澎、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之歸屬問題，倘四國於和約生效後一年內尚無協議，則由聯合國大會決定。 當時杜勒斯還安慰顧維鈞說，美國主張凍結台灣地位問題就是要維持現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已經統治台灣，維持現狀對國民黨政府有利。雖然不久美國改變了「四強決定」台灣歸屬問題的方案，只在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它對台澎的主權、權利和要求，但是過程中顧維鈞得到的政府訓令，是對於四強決定台灣未來的方案「不表反對」！ 換句話說，當時國民黨政府也知道，台灣地位未定論對中華民國政府是有利的。 裝糊塗躲在過時的憲法條文下 再次，外交部聲明引用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克勞福（James Crawford）在《國際法上國家之創立》（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一書的論點，認為1952年台北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台澎主權雖未指明給誰，但不能解釋為台灣是無主地，因為台灣已經由有效的政府即中華民國政府所控制（筆者按：前已述及，有效控制不代表擁有主權呀）。 克勞福該書在1979年第一版的時候已經認定「台灣是一個處於內戰狀態之下的『地方性事實政府』」——台灣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法律地位上應屬於中國的領土，這種認知到了2006年第二版似乎仍無改變。於此，吾人想請問外交部，這種立場是今日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嗎？ 應知，克勞福的法律見解主要是建立在：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從來不明白宣示自己是獨立國家，而且未曾以獨立國家的身分尋求國際承認，反而常常以模糊曖昧的聲明例如一中各表、未來一中或是增修條文「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來表述立場，只會更強化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默認」。 國際法學界的一句名言是：任何政府都只能被承認他自己所主張的部分。 最近李登輝前總統赴日訪問，因為講到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引起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人不滿，認為他涉嫌勾結外國人出賣台灣，到高檢署告發李登輝涉嫌外患罪云云。 姑不論中國方面的歷史主權說，在國際法上恐怕不敵日本的「先佔」和「有效管理」，就以中華民國政府的自我定位而言，1970年代就開始從代表中國、光復大陸的立場轉為革新保台，這正是當年美國的留學生保釣運動主流唾棄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轉而期待北京政府的原因。 試問，當年台北保釣青年——應該包括馬英九在內——高喊的口號「誓死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今天還會在馬總統的口中說出嗎？如果說，釣魚台是我們的，那「我們」是誰呢？ 作為外交部的官員，如果沒有警覺到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裝糊塗地躲在過時的憲法條文底下，以北京的立場為立場，以北京的利益為利益，真不知這是哪一國的外交部了！

兩名年老的國民黨支持者在一場活動中揮動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攝: Pichi Chuang /REUTERS   中華民國國史館月前連續三天在圓山大飯店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近300人一起探討對日戰爭的歷史，同時發表三位抗日名將陳誠、胡宗南和吉星文的日記（新書）。 其次，國防部也在中正紀念堂中央通廊舉辦「對日抗戰真相特展」，馬英九總統到場講話強調，八年抗戰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主導，中共的參與比例有限，「這是歷史事實，不容任何竄改」，他對中國大陸報導扭曲史實表示「沒有辦法接受」。所謂的扭曲，應是如郝柏村在《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新書發表會上，批評他去年在中國參訪相關紀念館所看到的不實呈現。 抗戰可歌可泣 惜與台灣歷史何干 吾人承認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罪刑應被追究、應受譴責，而蔣介石一生政治生涯之功過中，領導中國軍民對日抗戰的角色也是「有功加分」，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正面價值。 問題是，站在台灣的土地上、兩千多萬台灣人民的立場上，回顧七十年前的這段歷史應該有不同的視野，因為二戰期間台灣人在客觀上仍是日本國的國民，終戰後才被中華民國接收、片面改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人明明是被征服者，卻成了戰勝國的國民，加上後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粗硬統治手段，從台灣主體史觀來說簡直是「再殖民」的過程，這樣的歷史糾結在今天尚待梳理、平撫，怎能簡單地以「抗戰勝利七十年」來灌輸？ 今年5月31日一些台派社團舉辦「台北大空襲七十周年」紀念晚會，或照片資料展覽，這才是台灣人面對自己歷史的正確態度。 台北市政府能夠改變過去多年來在中山堂舉辦七七事變紀念特展的傳統，不但不應該受到前市長郝龍斌的譴責，反而應該受到鼓勵才對﹔況且，七十年前一場死亡三千多位台北市民的大轟炸，至今沒有任何一個紀念碑，也沒有任何官方的紀念儀式，顯示台北市政府對歷史的反省還是不夠、應該警惕而感到慚愧。 馬英九批駁「台灣地位未定」所為何來？ 馬英九總統在上述圓山大飯店的研討會，公開演講時強調，中國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關係密切──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15日的日本降書等「三份歷史性文件」，與1952年的中日和約，都確認中華民國在台灣實質行使主權的事實。 這段話有兩個關鍵字「實質」，豈非承認形式上、法理上並不擁有主權？不論馬英九有否此意，一般人都不會這樣解讀，因為多年來馬政府傳達的是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毋庸置疑」。但是筆者在上篇《端傳媒》專欄中已指出，馬政府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的公開論述，只提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記者會談話，卻不提同年6月27日即韓戰爆發以後，杜魯門總統發表的「台灣地位未定」聲明，這樣避重就輕並不是誠實的態度。 「台灣地位未定」是美國從1950年以來的一貫立場，它的出現與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的正當性密不可分；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即將失去聯合國代表席次那一年的4月2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瑞也在記者會宣稱：「台灣與澎湖主權是一尚待未來國際解決之懸而未決之問題。」 1978年美中建交、美台斷交之後，之所以有台灣關係法這種國內法來規範以後的美台關係，理據之一也是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則若是延續開羅會議公報的立場──台灣已經交還中國（當時還沒有PRC，當然是指ROC），那麼上海公報以來的立場是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政府在北京，美國就不可以繼續賣武器給台灣、也不可能堅持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了。 最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是北京政府，因為它堅持的是把台灣包括在內的一中原則，而馬英九的國民黨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所為何來？今日之國民黨若要統治台灣必須依賴台灣人民的選票，而不是一中憲法下的法統，所以他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就只剩向北京表忠的作用，除非他能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邊一國。 應以歷史態度理解台灣地位問題 或許，從民進黨的「已經獨立說」立場也不見得歡迎「台灣地位未定論」。民進黨的理論家主要是採取陳隆志教授的「有效自決」（解嚴後的國會全面改選）、「演進獨立」說，何況現狀也有獨立自主的事實，為了避免主張台灣獨立可能招致的政治壓力，所以也避免談未定論。 但是所謂主權的意義應該包含對內最高、對外排他，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政府固然可以「對內最高」，但對外排他就是必須獲取國際承認、加入國際組織成為會員國，這部分當然必須面對地位未定的現實。 總之，1949年之前美國政府的重點是調停國共內戰，台灣問題的處理暫時延續開羅會議公報的承諾，從而被葛超智批評為「出賣台灣」；蔣介石在1949年大撤退成功，加上麥克阿瑟「不能放棄台灣」的戰略觀點受到重視，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更影響了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內容，不論舊金山和約或是中日（台北）和約都是台灣地位未定的鐵證。戰後殖民地歸屬問題的處理必須以和平條約的締結為準，馬英九強調的「三份文件」顯然不敵舊金山和約。 戰後台灣人民以及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得以免受赤禍，都可以說受惠於台灣地位未定論──使美國得以介入、使中國知所收斂。將來台灣人民遲早要透過公投，才能結束這種策略性的「地位未定」歲月。

由於李登輝前總統上個月23日訪問日本時，再度說到「釣魚台是日本的」，遂引起馬英九總統煞有介事於8月3日在中國時報發表〈釣魚台當然是中華民國領土〉的長文予以回應。馬英九嚴厲批評李登輝「違反史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違反國際法，嚴重傷害國家主權、人民感情與台灣主體性，是重大失言。」其實，馬英九的論議是分別從歷史、地理、地質與國際法四個層次來談，其中的歷史部分牽扯明清歷史若能成立，那麼釣魚台今日應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地質部分雖說屬於台灣，但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若是「一中」關係的話，他說的「中華民國領土」根本就是中國領土，還談甚麼台灣主體性﹖ 向來馬英九的一中各表、互不否認治權互不承認主權說法，就是把台灣和中國綁在一起，這種前提之下，否定「釣魚台是日本的」、強調釣魚台是台灣的並無意義，都是為中國看守領土的話術。 退一萬步說，先不管台灣與中國關係，純就「是不是日本的」而言，馬英九在國際法論述的依據，主要仍是1895年馬關條約第二條明定的割讓，把它解釋成「釣魚台遂隨台灣歸屬日本，劃入沖繩並更名尖閣群島。」據此說二戰結果日本將台澎交還中華民國時，連同釣魚台一併交還了。其實，1894年清國甲午敗戰之後，隔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前，1月14日日本政府的「閣議」就已經將釣魚台劃入沖繩縣，所以馬關條約根本與釣魚台無關，從經緯度比對可知（可以參見2015-7-27 Louis Lee在民報發表的文章http://www.peoplenews.tw/news/55527d70-cbba-4dc9-9d8d-36eaa25044e9 ）只不過馬英九認為，1895年1月14日日本兼併劃界所依據的國際法原則─無主地先占─不能成立，因為他根據前述的「歷史淵源」認為釣魚台早就是中國領土，不是無主地。可見，馬英九自知歷史主權說難以成立，還是要和馬關條約掛勾，於是就前後矛盾了。無論1895年1月當時釣魚台是不是無主地，總之人家馬關條約的範圍所謂的台澎並不包括釣魚台，二戰後也就沒有所謂一併交還的問題了。 最近閱讀二戰結束之後中華民國如何接管台澎的檔案，發現一份台灣省政府給外交部的《台灣節要》修正稿，敘述日治時期台灣（包括澎湖等島）的產業、人口、教育乃至歷史上的中台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描述附屬島嶼的細節，不論台北縣轄或基隆市轄，最北至澎佳嶼，不但沒有釣魚台的名字，比對經度緯度也都不包括釣魚台。其後蔣介石統治台澎，官方印製的地圖也都沒有把釣魚台列入疆域，直到1969年聯合國發現該島周邊蘊藏大量石油及天然氣，接著面臨保釣運動壓力，才開始去改地圖的。 執政末期治國無方，卻堅持黑箱課綱，胡謅釣魚台主權，都是轉移焦點。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