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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殷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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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特務頭子變民主推手之謬誤
台灣民主鬥士雷震(右一),當年被蔣氏父子聯手迫害,昔之特務頭子,今卻有人頌之民主推手,何其荒謬!編按:今天,是台灣民主鬥士、《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逝世的紀念日,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結果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構陷入獄。本文作者殷惠敏以「特務頭子變成民主推手」為題,直指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之可笑,文中亦述及兩蔣迫害雷震、民主殺手的本質,在雷震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讀來,特別發人深省…。近年來,中共為了對台灣的國民黨統戰,在有關抗戰歷史的書寫上,刻意哄抬蔣介石的功績。在電視劇目上,蔣介石父子也有了正面的政治形象。大陸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也順此推波助瀾,甚至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由台灣《中國時報》出資,請一位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為蔣介石和蔣經國寫的傳記,其格調和過去蔣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實差別不大,但因為作者是洋人,對華人讀者來說,似乎就增加了客觀可信度。實則,儘管過去幾十年蔣家政權有過鋪天蓋地的宣傳,只要親身“走過從前”,體驗過台灣政治發展歷程的人,都不難辨識出什麼是真像,什麼是假象,什麼是幻象。這不是請來一個遠地和尚就能混淆是非的。特務頭子成民主推手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探索,使人了解到,在詭譎多變的表像下,也有恆常不變的事物。那就是蔣父子為了維護權力所採取的毫不鬆懈的手段。事實上,自從葉公超代表台灣政府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台灣固然有了安全保障,大陸不敢貿然攻台,台灣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按照條約義務,台灣也無法在不知會美國的情況下,逕自對大陸發動攻擊。這個限制所造成的台灣地位的實質改變,已使得國民黨政府宣傳多年的“反攻大陸”國策成為政治神話。這一點,不僅杜勒斯和葉公超心知肚明,蔣介石父子也心理有數。基本國策無法成立,政權的法統,包括戡亂時期戒嚴條例的設置,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期延續等,也都要出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持專制統治所依賴的只有謊言與暴力。明眼人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蔣介石要違法連任時,胡適苦口婆心勸他遵守憲法。胡適建議國民黨必須“毀黨造黨”,台灣才能走上民主之路。 “毀黨造黨”就是毀棄“革命”的黨,建造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黨(這樣的處方對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還是適合的)。胡老頭這個溫和的建議,卻激起了有儒學修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肝火。他忍不住在日記裡大罵胡適為“買辦文人”,“其勸我'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曾被推舉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台大法學教授彭明敏,也意識到國民黨政權的這個“法統危機”。他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中,直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把戲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蔣的意圖是要“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這正好勾畫出蔣經國的使命所在。吳國楨要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實施地方自治時,蔣經國就指使特務系統以抓“流氓”來恐嚇地方領袖,甚至企圖謀害吳的生命。為了消除孫立人勢力的潛在威脅,蔣經國不惜炮製一場由假匪諜策動的假兵變。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雷震和台灣名人李萬居要合作組黨,蔣經國又搬出“匪諜”戲碼,逼迫雜誌社的職員劉子英出來自誣,將雷震按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雷震被捕後,胡適在美公開為雷震辯護,強調雷震絕非叛亂犯時,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反應就是潑婦罵街了:“此人(胡適)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野犬狂吠”?罵胡適沒有“國法”,倒是令人莞爾的。 然而,台灣的民運一直前仆後繼,從未止息。白雅燦參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政見,要求蔣經國公佈私人財產,繳納蔣介石遺產稅,解除戒嚴令,結果以違反基本國策,鼓動叛亂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楊金海與國會議員郭雨新組黨,結果遭警總逮捕,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當年帶領黨外人士於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示威遊行的“美麗島”領袖黃信介、施明德,初審被判無期徒刑。在另一件“匪諜”案中,特務系統要吳泰安自供為匪諜,來誣陷高雄的黨外重量級人物余登發,吳泰安在獄中翻供後突然又“畏罪自殺”。同樣的戲碼,演了又演,這些政治案件背後的黑手,都可以追溯到蔣經國身上。可是,在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下,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卻稱頌他為台灣民主的催生者,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台灣的民主推手難道不是在專制時代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嗎?推動民主化的是推手,壓制民主化的是殺手。殺手只能從反面促進民主化。替殺手改頭換面,把殺手說成推手,要不是黑色幽默,或價值錯亂,就是如納粹所說,謊言說一百遍就成真理。這是國民黨政府多年宣傳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效果嗎?其實,早在七十年代,出身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學者謝善元,在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的《亞洲觀察》撰文,分析蔣經國在不同時期向幹訓班的幹部和學員所做的內部講話,就發現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任何可與民主政治銜接的地方。蔣經國強調的革命任務是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他領導的特務系統,也的確壓制了歷來對國民黨統治的大大小小的挑戰。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鎮壓。對蔣經國來說,他固然是不辱使命,但台灣至今在政治衝突中讓人感到的一股戾氣,卻是以往長久的挫折所積累起來的。這顯然也是蔣經國留下的政治遺產。1988年,在蔣經國死後的翻案風中,雷震案的關鍵人物劉子英,寫了一封信給雷震的遺孀宋英女士,懺悔他當年扮演“匪諜”的往事:“雷太太: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仍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這或許可為陶涵筆下的蔣經國這個“民主催生者”的業績,做一個註腳吧。陶涵寫的蔣經國傳記,訪問了包括蔣生前的心腹侍從李煥、王昇和讀報秘書宋楚瑜、馬英九等人,還為蔣經國在江南謀殺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刻意洗刷,認為他本人對此並不知情。但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偵查線,毫不費力就從執行暗殺行動的竹聯幫追索到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最後鎖定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身上。這件消息經《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報導出來,對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來說,都是十分難堪的事。眾所周知,王昇被黜後,蔣經國已疾病纏身,本來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的核心小朝廷“劉少康辦公室”的機要事務,交由次子孝武代行。蔣經國從八十年代初就有意培養孝武接班,所走的途徑似乎和自己當年一樣,是在情報機關裡“歷練”。不久,情報系統向蔣經國匯報的重要國安情報,都由蔣孝武經手過目,儼然成為蔣經國的耳目。眼看專制的三世傳承就要開展,卻在江南案上栽了一個大跟頭。就像他的祖父年輕時與上海黑幫的淵源,蔣孝武也有利用幫派“報國”的奇妙想法。情報局被鼓勵去嘗試一條新路線,於是便產生了指使竹聯幫在1984年10月赴美刺殺江南之舉。江南在這一年6月訪問了吳國楨,得到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江南計劃動筆寫吳國楨的傳記。這些資料一旦公諸於世,對國民黨多年來營造的蔣經國形象,將是不利的。但主事者忽略的是,江南是美國公民,美國是台灣的保護國,到美國來行刺一個美國公民無異是太歲頭上動土。就如一句英文俗話所說,餘下的就是歷史了。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無可辯駁的偵查材料, 在國際媒體的聚焦下,蔣經國在《時代周刊》採訪記者面前宣布他的子女不會接班。受到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蔣經國被迫向來台訪問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證實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這個一生致力於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的“革命家”忽略的是,他的子女,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和其他的台灣公民一樣,也同樣有機會競選台灣的總統。 這大概就是台灣民主催生的關鍵所在。現在回想起來,在民智已開的八十年代,蔣經國傳子的企圖顯然是犯了時代錯誤的。然而,我不免產生的感想是,只要專制統治的時間夠久,泥土路變成柏油路,雜貨舖變成小超市,手工廠變成電子廠,專制的道路似乎就變成唯一的、合理的發展道路了。發展經濟學家會提供理論根據,政治宣傳家會來塗脂抹粉。那些陪伴獨裁者打牌度日的爬蟲,也“無怨無悔”地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2009年曾經接受大陸《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在答覆周刊記者關於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的問題時,陶涵的妙答是:“蔣經國應該堅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台灣推進民主化。”隔靴搔癢到這般地步,令人啼笑皆非。特務系統成怪獸權力如同春藥,上了癮之後,企圖心會無限膨脹,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蔣經國靠著情報特務系統而控制軍隊,控制政府的運作以及行政和技術官僚。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所操縱的特務系統也變成了一個尾大不掉、行走於法律邊緣的怪獸,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荼毒,罄竹難書。在他統治下的台灣,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不少有志之士或政治異議者因政治主張而投獄、受難,甚至喪失生命。如果說,這是安定繁榮、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顯然不低。那些在專制的銅牆鐵壁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思想犯、政治犯,他們又該向誰申訴?被軟禁的政治犯彭明敏1969年在冒險離家逃亡前夕,給《華盛頓郵報》駐港特派員寫的英文信說:“我要離開此地,因為我和我家屬的安全受到威脅。我覺得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家屬所受困擾的唯一辦法。我從軍事監獄釋放回家以後,我全家一直在受著嚴密監視,日夜備受干擾。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特務機關將對我的生命有所企圖。整個情勢已使我相信,要確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屬的平安,沒有他途了。我十分了解要這樣做所冒的危險及其政治後果,但還是要做這痛苦的決定。過去幾年,特務機關一再設局要陷害我,使我被判死刑。調查局牛科長和劉組長曾當面威脅我說,他們隨時能夠殺我。與特務機關有關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險。我於1964年被捕以後,一直被國民黨機關抹黑攻訐。我出門一步即受特務人員跟踪或包圍。我的家屬每一個都受特務人員的騷擾。連我子女的每日例行活動(如往來學校)也受嚴密監視。這對他們的敏感心理已有極大影響和打擊,使他們近於精神崩潰。”蔣父子是必要的嗎?在那個時代的台灣,思想箝制、政治壓制,特務橫行,都是“必要之惡”嗎?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為國民黨政權辯護的人往往表示,過去這幾十年所走過的路便是唯一的出路了。但為什麼是“唯一”的出路?難道不是因為其他的途徑都被封殺了?我們今天的困局有許多都是過去幾十年所造成的。至今未解決的國民黨“黨產”問題,不就是當年吳國楨所指控的“國庫通黨庫”種下的因嗎?在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上,我們不免要問,蔣介石是必要的嗎?蔣經國是必要的嗎?盼望蔣經國式的人物在大陸出現的人,恐怕是拜錯了神。民主不可能恩賜,餡餅從天上掉下來的機率其實很小。還要等待那虛幻的彌賽亞的到臨嗎?不如聽從那句古老的哲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作者殷惠敏,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俗稱的「外省人」,曾在聯合國工作,長年旅居海外,現居美國紐約)
殷惠敏
201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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