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近來驚傳有某位總統參選人主張應重啟兩岸服貿談判，乍聽之下還真的以為我們的時間停格在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前夕。圖為當年318反服貿學生衝進立法院議場，占領主席台。（資料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一九九○年代美國有一部電影《今天暫時停止》（Groundhog Day），講一位電視天氣預報員在報導小鎮一年一度的土撥鼠日活動時，陷入時間無盡循環裡，以致不停地重複當天情境。台灣政壇近來驚傳有某位總統參選人主張應重啟兩岸貨貿（貨物貿易）和服貿（服務貿易）協議談判，乍聽之下還真的以為我們的時間停格在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前夕。 顯然，即使過去這些年來，無論世界已經產生了多大變化，但仍有人彷彿記憶斷片，遲遲走不出來。退一步言，即便此君只是「請裁講講」（cheap talk），也透露出某種訊息。 兩岸經貿關係的確相當特殊，充滿暗礁、詭壘，而且高度政治化。弔詭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得以回歸經貿的本質和功能（依循比較利益分工、互惠、資訊透明與公平等法則），就經貿論經貿，台灣反而可能會獲得更大的空間。亦即心存敬畏、耐心等候，必要時順水推舟才是上策。 至於把兩岸經貿關係過度工具化，賦予超過負荷或操之過急的非經貿任務，往往會遇到反挫。前有馬政府欲透過服貿等協議來加速兩岸政治統合進程，如今則有藉以凸顯台灣外交應和「美中等距」之議，目的雖然不同，但置入手法則如出一轍。 事實上，兩岸之間除了主權爭議、政治與軍事嚴重對峙之外，尚且存在經濟規模、經濟發展階段、政經體制等三大懸殊差異，任何兩岸經貿倡議都不應該對這些差異略而不談。 主要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一般而言人們對經濟不安的關切程度，早已高過傳統的經濟成長和所得（財富）分配議題。就兩岸經貿來說，由於彼此之間各種條件都極為不同，一旦透過正式經貿協議強化經濟整合，屆時形同得到加碼、加速的物流、金流與人流，勢必為台灣帶來大規模的經濟衝擊和不安，同時以發更多的失業，乃至擴大在工作、收入方面都更不穩定的「殆危階級」（precariat）。僅此一端即可推論，如欲讓台灣和中國經貿進一步掛鉤，免不了我們的市場也必須對中國開放，對多數人（尤指中低階層、農業、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來說，根本就不是一項好主意。 另外，兩岸政經體制的差異愈來愈大，恐怕才是問題關鍵所在。台灣是個法治國家，但如果用此思維去度量兩岸關係或協議，必定遠遠失真。例如，在原先的服貿協議版本中，彼此都承諾開放印刷業，然而從事印刷在台灣幾乎沒有進入門檻，原則上只要做好公司登記即可營運，但在中國卻攸關「國安」，需要層層審批。試問，即使經由談判放在開放名單上，又有何意義？印刷產業如此，遑論其他更敏感的產業。 《昨日世界》的作者，奧地利名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曾說道，就在納粹德國威脅即將兼併奧國前夕，友人對他示警趕緊逃亡，因為納粹看上他代管的龐大資產並可能對他不利。當時茨威格竟然天真地回答說：「可是納粹畢竟也要守法呀」。事與願違，後來茨威格不僅人被羈押，財產更全部充公。 如果仔細觀察中國近年來的人事佈局和經濟管制等趨緊作為，除了看得出習近平對經濟活動的掌控日深、各行各業稍具規模的企業愈來愈「姓黨」之外（例如黨組進駐企業等），不難獲致這個國家正逐步邁向「戰時經濟」體制此一初判。可惜這些不祥徵兆似乎仍不足以喚醒有些人的中國迷夢。 回到貿易和投資集中度來檢視兩岸經貿關係。目前貿易方面，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不對稱依賴」依舊，市場出口依存度大致維持在四成左右，中國同時也已是台灣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將近兩成。再者，主要由於中國的經商環境變化，以及自二○一七年起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等原因，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金額銳減，近年來每年大概仍有四十～六十億美元，雖然只剩全盛時期（二○一○年ECFA簽署時）的三到四成左右，但仍占台灣對外投資的三分之一，大致又恢復到二○○○年時的水準。 問題是，如何看待這些數據？根據「四家法則」（rule of four），如果市場上有四家規模相當的企業從事競爭，則可算是有效競爭，亦即最高廿五％的市占率堪稱健康，比較不容易發生壟斷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違法情事。國家之間的經貿集中度也可作如是觀。 一來，台灣無論是對外貿易或投資，顯然都已過度集中在中國；另外，近來美歐日各國對中貿易的政策架構已經有所調整，即使避談脫鉤（de-coupling），起碼也會強調降低風險（de-risking）和韌性供應鏈，以防萬一、以備不時之需。從責任倫理的角度來看，那些主張兩岸應重啟貨貿、服貿協議談判的人，此時更應該要明白告訴國人，支持其主張的經濟論述究竟為何。 對了，憑藉著自我覺察和反思，更加深刻認識自己之後，那位電視天氣預報員最後終於擺脫了日子一再重複的宿命。

近年來則由於國際間出現許多突如其來的公衛和地緣政經衝擊，例如肆虐三年、甫告一段落的新冠肺炎（Covid-19）、烏俄戰爭，乃至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以致全球化浪潮下「唯效率」的生產、投資和貿易模式，紛紛面臨重大考驗。(資料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國家經營如果不想落入「唯GDP」主義的框架，通常會把「永續發展」列為重要目標，特別是加入環境品質（氣候變遷）和社會人文視角作為衡量指標。 近年來則由於國際間出現許多突如其來的公衛和地緣政經衝擊，例如肆虐三年、甫告一段落的新冠肺炎（Covid-19）、烏俄戰爭，乃至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以致全球化浪潮下「唯效率」的生產、投資和貿易模式，紛紛面臨重大考驗。如何確保重要物資供應無虞（生產供應鏈），甚至維持關鍵產業或敏感技術高度自主等安全考量，更因此浮出檯面。 一般而言，國家社會如何吸納、緩和這些外在環境衝擊，或強化回應與復原能力，就是目前正熱的「韌性」（resilience）議題。事實上，國際間最早闡釋韌性此一政策概念的政治領袖應是日本前首相安倍，他在二○一四年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議上，即以如何建立「韌性經濟體與包容性社會」（Resilient Economies and Inclusive Societies）發表演說，內容主要觸及經貿協定、自動化生產與地方創生等政策主軸。 主要因為上述外在負面衝擊已逐漸成為「新常態」，或所謂系統性危機，應可預料韌性將日益成為國際合作與各國政府的施政目標。畢竟安全、生存與繁榮仍是人類的終極關懷。 能從原先心理學上強調受苦的人如何走出困境與低潮的能力（尋找支持、冷靜、自信等特質），以及機械工程領域如何避免、挽救全面性「當機」，在政策場域出現已近三十年的韌性，如今不僅普獲重視，而且應用極廣（例如金融、資安、國家基礎設施），正好也說明了當前世界局勢變化之劇烈，以及諸多跨域及複合問題之嚴峻。 話說回來，且莫忘動物行為學家們的警告：不會感到恐懼的動物很快就會滅亡，但成天活在恐懼下、惶惶不可終日的生物，很快也會流失能量，並容易因為減少社群連結而失去活力和發展機會。作家海明威有一名句：「壓力下的優雅」（grace under pressure），用以形容鬥牛士面對生命危險時的英姿，或許值得我們參考。 換句話說，不要讓韌性或堅韌只成為形容詞，應進一步發展成適合台灣情況並可操作、執行的內容與目標。國防或國家安全當然仍是第一要務，但也必須高度留意是否因為重視這些基本生存問題，以致忽略其他國家目標與價值。此即國家韌性，並和公部門是否具有效率，特別是有無完成原先組織設置的目的密切相關，尤其是攸關經濟治理與管制機關（暱稱人民權益的看門狗／Watchdogs）的效能是否強大最為關鍵，例如競爭法機關。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政府組織和經貿、財稅、國發等部門不一樣，通常不是站在第一線，向來並不會受到太多關注，其績效與表現更容易因為整個社會的注意力放在國安上面而被忽略。偏偏在數位時代，管制機關的重要性無以倫比。主要理由在於，數位平台經濟及其所衍生的公平競爭、隱私與詐騙（大數據）、消費者權益等三大問題，已逐漸成為經濟發展和人民權益保障的核心。可惜台灣的管制機關或因為陷入「管制會影響發展的迷思」（兩者實為互補），或面對新興議題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源於價值目標模糊），普遍缺乏能動性（agency） 。 最近參加了一場人類學視角的「蘑菇為何而活？」線上讀書分享會，從此知道了連蘑菇、松茸這類真菌植物都有一定的能動性。主要透過分泌特定化學物質（因此美味可口），最後得以改變周遭環境和地貌。 就在我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會）服務邁入第七年，眼見這個在國際上被尊稱為大企業剋星的競爭法機關，逐漸淪為主要業務在於處理不動產不實廣告，卻對臉書、谷歌等跨國科技巨擘「異常友善」（對其所作所為接近自由放任）而不免氣餒的時候，安安靜靜的蘑菇，突然有了勵志意義。 （本文作者新近出版《隱藏的說客：一名經濟學家與台灣經濟安全、公平、成長的探索之旅》，衛城出版社）

知名的國際經貿學者，也是印度政府前任（2014~2018）經濟總顧問蘇布拉馬尼亞姆（A. Subramanian），日前在一篇文章裡所提出的建議，教人眼睛為之一亮。針對中國問題，或許這也是美國與其盟友因為川普所獲得的「二次機會」。 （彭博檔案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教授國際經濟關係多年，隨著近來時事發展，有個假設性問題突然浮現腦海：如果我班上有個叫做川普的同學，因為種種原因想要解決美中鉅額的貿易失衡，主張由美國對中國的實質進口關稅稅率提高兩成（實際上則是十九％），到底我該如何看待或好好回答他的問題？ 如果是在傳統的經濟學教室，問題和答案顯然就很單純。 首先我會告訴他，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個別國家的整體對外貿易失衡（包括商品貿易和海外投資所得的經常帳），反映的其實是該國內部資源的使用情況，亦即儲蓄率（收入沒消費完的存起來）和投資率之間的差距，經濟術語叫做「超額儲蓄」。目前中國因生產收入遠比總支出高，有超額儲蓄，所以長期出現對外貿易盈餘，而美國則儲蓄不足並處於相反的局面。 不難明白，根據經濟學理的預測，國際收支失衡是結構性問題，單單藉由提高關稅等保護主義措施不僅無效，且會導致整體貿易量的萎縮。主要理由在於，透過貿易政策降低進口，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出口必然也會因為實質匯率的提升（名目匯率增加或國內物價上漲），即東西變貴而跟著減少，而且將大大違反「比較利益法則」所預測和教誨的國際分工互惠原理，勢必嚴重傷害彼此的經濟效率。這裡都還沒有討論到其他國家很有可能會進行貿易報復呢。 然而，如果單單只做上述一切都應該反求諸己的回答，一來未見歷史縱深，顯得不夠深邃；二來缺乏國際現實脈絡，說了等於沒說，因為忘了今天的討論對象是中國，並不是一般尋常國家，例如早年的日本、德國或亞洲四小龍；更嚴重的是，應該是當不成總統的經濟顧問，更遑論國家安全顧問。 重新整理思緒之後，也許以下的回答會比較公允和完整，而且說不定川普同學看似錯誤的問題，也能衍生出正確的答案。譬如說：即使貿易戰未必合理，但所衍生的科技或5G之戰則無比真實。 雖然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議題不是今天的重點，但也必須有所交代，才能看清國際經濟關係的全貌。美國連年對外的大量貿易赤字現象，除了上述總體經濟的視角之外，更和「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1944~1973）」的遺緒有關，亦即美元此一個別國家的貨幣，仍被當成國際貿易與金融交易的主要計價、清算與儲備貨幣。 此一事實固然讓美元享有特殊地位，等同在國際收支帳上擁有無限的償債能力和流動性，配合發達的資本市場得以吸納國外資金，造就出美國可以長期貿易赤字的條件。然而，既然美元成為基準貨幣，使得美國在面臨貿易赤字時，無法樣其他國家一樣逕行貶值，而只能間接為之。例如透過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對匯率加以影響，或敦促、協調、必要時甚至逼迫貿易夥伴的貨幣兌美元升值，例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 此即著名的N-1問題，N種貨幣只有N-1個匯率和政策自由度，而所少的一個自由度就是美元。以此角度觀之，美國每年都會調查並公布所謂匯率操縱國家清單，很難說沒有正當性。特別是理論上浮動匯率所承諾的國際收支平衡，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因為各國央行往往為了促進出口目的而進行干預，可說屢見不鮮，以致對美元匯率「易貶難升」，特別是資訊甚不透明的中國更是案關要犯。 不過，除非有朝一日重新洗牌並另做安排，不然這個古老難題應該是無解，所以還是回到比較具有操作性的貿易政策討論，比較實在。 經濟學上有個理論在談什麼是「次佳（second-best）」，意指最佳狀態因有扭曲未能實現時，僅維持其他條件不變並不能確保「次佳」境界，必須額外再做點什麼改變或調整。這裡的扭曲來源，尤指像中國這樣一個在各方面的威脅皆與日俱增的巨龍國家。 面對中國，川普選擇的途徑是不假辭色與連環重錘。儘管高舉「美國優先」大旗，透過基本上不管他人反應的「單邊主義」我行我素（隱含不穩定、難以預測），引發對手不快、盟友疏離，然而川普的確也已為國際經貿秩序帶來「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拜登團隊顯然另有打算，無論是在國際經貿、區域安全或氣候變遷等領域都將走回多邊主義路線，但能否善用「川普衝擊」所創造出的有利局面，對中國日益擴張的行為有所節制與抗衡，更是至關重大。 就經貿而言，美國如何運用「世界貿易組織（WTO）」，更是未來檢驗其言必稱多邊主義的成敗試金石。從績效來看，擁有一百六十四個成員的WTO，截至目前仍未談妥啟自2001年的「杜哈發展回合」，最大的成果也僅是不涉及實質自由化的「貿易便捷化」。而WTO談判的裹足不前，相當程度也解釋了何以「自由貿易協定（FTA）」會全球蔓延。如此多邊架構，究竟能成就什麼事？ 換句話說，期待於拜登美國的，不會只是補任命WTO「爭端解決機構」上訴法官這類枝節而已，更在於規範中國的行為應該要有大動作。問題的癥結不外乎，WTO的多邊貿易規則乃建立在商業運作自主與法治等信任基礎上，亦即國家與市場的界線必須大致清楚才行得通，但這遇到中國則沒轍，尤其是各方對習近平統治下，「國進民退」更甚以往、國家角色更直接的中國經濟，信任基礎可說已經徹底瓦解。例如華為竟聲稱其股權為員工百分之百所擁有，但誰會相信？ 知名的國際經貿學者，也是印度政府前任（2014~2018）經濟總顧問蘇布拉馬尼亞姆（A. Subramanian），日前在一篇文章裡所提出的建議，教人眼睛為之一亮。針對中國問題，或許這也是美國與其盟友因為川普所獲得的「二次機會」。 主要由於中國並沒有信守其在2001年的「入世」承諾，特別是國家介入侵犯智財權和操控匯率這兩大問題最嚴重，美國和其盟友應聯手和中國就其在WTO的參與問題重新談判並議約。包括中國不應再以開發中國家的身分享受優惠；針對人民幣匯率的低估指控應有機制加以明文監督；就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併購與技術取得，無論是國營企業或民營企業，有關中國政府角色的質疑，中方皆應負舉證責任。 諷刺的是，近年來由於美國棄守，中國竟搖身一變成為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捍衛者。

隨著疫病來襲和全球蔓延，各國除了自身的醫護體系面臨嚴酷考驗之外，經濟活動更是大受衝擊。(資料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奧地利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 隨著疫病來襲和全球蔓延，各國除了自身的醫護體系面臨嚴酷考驗之外，經濟活動更是大受衝擊，而且衝擊來源同時匯聚了供給面（生產供應斷鏈和人員移動受限等）和需求面（隔離、收入銳減或漸趨悲觀降低消費與投資）兩大實體因素，以及蠢蠢欲動的金融危機。金融的部分主因交易急速緊縮而衍生支付問題，或稱「流動性不足」。 而這三者，即使是個別來看都足以造成經濟危機，導致企業倒閉風潮和大規模失業，如今竟因病毒合而為一，堪稱「超完美風暴」。 由於人類現在對新冠（武漢）病毒的瞭解仍屬有限，防疫何時收效和後續經濟影響程度皆在未定之天。即便如此，我自己的初步觀察重點主要落在三方面。 首先是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機究竟何時才算成熟？可採用的方式和規模如何？ 在目前和可預見的未來，偏低的全球的名目（掛牌）利率水準，預示著貨幣政策的空間和效果都相當有限，無論是傳統的降息或量化寬鬆政策（QE）皆然。而偏低的利率水準也隱含著，針對政府債務餘額的償債負擔或排擠民間投資的副作用並不會太大。 依目前疫情發展態勢，國內外需求將嚴重不足，是應該開始慎重考慮並著手規劃，實施積極性財政政策的關鍵時刻，而且應是政府支出而非減稅優先，透過公部門力量「動員可用資源」，以避免大規模經濟衰退和勞工失業。 應產生而沒有產生的事情、商品和勞務，才是真正的遺憾和浪費，此即「機會成本」概念。 此外，財政政策在各國同步採行的情況下最有效，否則所增加的需求將部分轉成進口，財政政策就會大打折扣。考量近來主要貿易夥伴都已陸續宣布規模不一的財政支出，所以目前的確是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好時機。 財政健全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原則，核心精神在於不浪費資源，以避免國家迫切需要某些計畫時無錢可用的窘境，甚至破壞施政優先順序。至於這些年來被過度吹捧的「撙節支出」、「財政平衡」等原則，甚至「債留子孫」等迷思，乃至在新經濟的時代下，恪守「資本門」和「經常門」之分的「財政紀律」，或許也到了該重新評估、理解和詮釋的時候了。 雖然政府竭盡所能持續擴大紓困規模，「加碼至兆元」，但絕大部分仍屬金融機構的融資額度，和真正的政府支出並不相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紓困方案所涵蓋的對象似乎少了一大塊。就我所知，那些「自營作業者」（self-employed）、特約經濟工作人員（gig worker）、自由供稿者（freelancer）等非典型勞動者的收入，受到疫情的影響更大，但向來不容易受到既有體制的重視，無論紓困計畫是救急或救窮。然而，這些人卻往往是新經濟或數位經濟重要骨幹和活力來源。只要押下時間或附上落日條款，此時此刻，政府對他們的援助和支出，應該可以更積極些，以示危機處理中仍不忘未來佈局。 最後則是，政策紓困的優先目標是什麼？增加勞工所得，還是避免企業大幅裁員，造成大量失業？ 一旦疫情愈演愈烈，雖然放無薪假的企業愈來愈多（所得減少），但失業終究比所得降低來得更嚴重，也許很快兩者就必須有所取捨。此話怎講？ 遇到經濟情勢如此嚴峻的局面，保障就業當然是首要目標，但勞工收入暫時性減少也已不可避免。重點在於，所減少的部分應由政府、企業、勞工三者共同且合理分攤，而這正是德國「短工津貼制度」（Kurzarbeit）的作法。 「短工津貼」的核心理念則在於是避免員工離職造成專業技能流失，這對企業和勞工都是傷害，也不利於因應短期經濟循環和產業長遠發展需要。 以台灣來說，在發生「減班減時減薪」的情況下，企業仍必須支付在職員工「最低薪資」。雖然勞動部透過「安心就業計畫」，也將補助勞工投保薪資與領取薪資差額的半數，形同政府、企業、勞工三者共同分攤，但企業此一負擔不輕，以致未來很可能會增加企業直接解雇員工的誘因，或乾脆歇業。 因應疫情變局，如果我們政策的著眼點果真放在保護就業，目前分擔比例也許應該有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