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殘酷之處，在於不可逆。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今日香港大規模的住民自決示威提早二十幾年，於一九九七年之前，這一切會如何？是否就沒有或無限期擱置所謂的「回歸」？或者即使仍然叫「回歸」但港民擁有真正自治的保障與條件？此時港民的自決運動也許就不會如此地螳臂擋車、如此地犬吠火車？ 每個世代都有一些絕對機不可失的使命，為何當年香港在見證中國六四天安門血洗屠殺之後，在看過台灣野百合學運的追求民主化成功之後，不能在上個世紀九○年代那個極佳的時間點徹悟覺醒，在九七脖子被套上吊繩之前拚命爭取住民自決？原因很多，其中可能有這幾點同樣值得我們警惕：一、縹緲虛無的民族主義；二、對共產黨存有天真的幻想；三、把五十年當作是一萬年；四、不管什麼制度都好，應不會影響到一般老百姓吧？五、完全投機主義者，即使藉出賣傷害同胞而謀得自我利益也無所謂。 三一八學運是改變台灣政壇可歌可泣的學生運動，從宏觀之角度言，是「反以經促統」運動之一環。（資料照）   我們慶幸二○一四年關鍵時刻的太陽花學運，成功地撥開套向我們脖子的吊繩。在聲援此刻香港「反送中」住民自決運動的同時，我們除了珍惜保有的民主自由之外，更應該認真思考有那些有形無形的吊繩正扔向我們的頸項？有那些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絕對不可錯失的使命？ （作者為大學教授，台北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