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長時期（一九四九．五．二十—一九八七．七．十五），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及中國國民黨超過半世紀一黨化統治，成為社會病理的根源。 解嚴後，台灣在十年時間的激烈民主化運動，於一九九六開展總統直選的新時代，但並未真正確立台灣的國民國家條件。糾葛在「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意理，成為綑身索，形成台灣國家認同的混淆，迄今未解。 失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絕對統治權力，中國國民黨的殖民論者處處掣肘、杯葛台灣朝向國家正常化的努力，而取代執政的民進黨也常迫於形勢失去開創新國家局面的意志。一個迷惘的不正常國家彷彿一艘徬徨在太平洋西南海域的船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挾走資化發展出來的強勢力量，形成一種外部對台灣的戒嚴，面對一九四九年亡中華民國的新中國，在台灣仍陷於舊中國情結的某種國家意理，在意識形態牢結，也在利益型態牢結徬徨，並未形成堅強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面對困境，而是在委屈不能求全的情境中漂流。 台灣內部解嚴，但隨之的外部戒嚴，從原來國民黨中國的黨國，轉而共產黨中國的黨國。文攻武嚇、威脅利誘。戰後，以據台統治的中華民國為國家，雖經歷政治改革而在民主化有所突破，卻面臨國家存在論的虛實風險。 共產黨中國不但對台灣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非法拘禁，無視台灣與世界人權團體聲援；中國零八憲章起草人、民主運動推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監禁獄中至死的惡行專制，更暴露出被批評為比國民黨中國更殘暴的形貌。 走過戒嚴統治的台灣，解嚴三十年，民主化發展已異於國民黨中國，更異於共產黨中國，是與東亞的日本、韓國一樣，在自由之路追尋並建構的國家。面對中國，應該挺起身子，珍惜已奠基的民主礎石，開創獨立的國家新貌。掙脫戒嚴，解嚴以後發展之路是自由之路的追尋，不是為了趨附共產黨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共同體是一種家、國的積極概念。 若說，家是核心社會；國則是大社會。兩者均須有共同體意識—這是文化概念，但延伸、發展出政治概念。 國民國家和形塑，除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命運的共同體意識形成，至為重要。台灣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被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改革運動提出，歷史學者鄭欽仁釋出概念，謝長廷和李登輝均有著墨，都闡述先來後到的台灣人在台灣建基的國家政治基礎。 作為召喚流亡在台灣、附隨於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不能從中華民國的中國已被虛構、殘餘化脫出，仍一意在他者國家論掙扎的漂流群落，命運共同體是種善意、建設性信息，但並不真正被接受。民主化、台灣化的總統直選逾十多年，「中華民國」仍未脫殼新生成台灣的國家，所謂的「藍綠惡鬥」，其實病理在此。 共產黨中國面對台灣的民主化，對於殘餘、虛構在台灣的中國，有某種焦慮。藉由統戰中華民國黨國論群的拉攏、吸收，分化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新國家意識。所謂的「兩岸一家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都是封建、落後的八股，忽視台灣主體、也忽視現代國民國家的意涵。迎合這種統戰說詞，有失台灣政治人物格局。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即共產黨中國的國家僵局，在於台灣已從國民黨中國轉化為台灣的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以併吞中華民國為國家大業，不知收手。但台灣殘餘、虛構的中國論，也與之唱和，此為中國國民黨失落民心的原因。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上海的兩市城市論譠，從「兩岸一家親」到「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逾越分寸、口不擇言，雖不一定是與之唱和，卻凸顯台灣政治人物政治意識的迷亂。柯文哲作為台北市長也許想塑造在民進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某種素直性格，但既不素也不直。有些取巧投機，流於政客行徑，對台灣邁向重建無益。 台灣的共同體形成仍然有一段路。但台灣與中國為不同國家，怎麼會是命運共同體呢？政治人物的言語反映政治人物的意識。胡言亂語若非輕浮則是邪惡，辜負人民的期待與支持。在共產黨中國打壓台灣不斷之際，政治人物有為有守才能得到尊敬！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並為中央軍委會主席，集黨政軍首腦於一身的習近平，在香港「回歸」二十年，大言不慚誇稱世界成就。但許多香港人的獨立呼聲，成為反差對比。 一國兩制是因為香港在英國殖民長時期後與中國不同，不得已設計的併合策略。但既已到手，強權的粗暴做一套，哪管說的那一套。香港變得香港人受不了了。出走的出走，留下來的掙扎求變。 一九九七的五十二年前，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也在二戰後歡迎祖國。後來，國民黨中國以據占統治，順勢在共產黨中國承續後流亡遷占台灣。據占之初的二二八事件，流亡遷占之後的白色恐怖、戒嚴長時期，台灣人從迷惘中覺醒，從迷障中掙脫，獨立運動因此而生。 台灣與香港，都是在大清帝國時代被割捨，分別在日本帝國和大英帝國殖民下而形成與中國不完全相像的社會構造。法治條件可能是日本和英國殖民體制與中國體制（不論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最大的不同。這應是一種文明條件，深入人心，成為強以祖國自居的中國無法得到人心的因素。 中國對被殖民的台灣和香港，其實隱含著對被殖民過人民的怨懟。雖以光復或回歸之名，其實都隱藏著收服之心。既無法面對收服地已形成的法治條件，收服之心的任意宰制，更令被收服者不滿。 右翼中國、左翼中國，秉性也都一樣存留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劣質深層構造那一面成分。以光復對台灣，以回歸對香港，演變成劫收和淪陷，只說明了併吞的後果，入口但下不了肚。徒然造成中國與台灣、香港貌合神離。 文明的方式，應該是讓台灣和香港成為與中國有文化關係而非一體的各自國家發展。中國那麼大，何需蕞爾一島的台灣、蕞爾半島的香港，保留有漢文化特色的小國家：台灣和香港，說不定還會讓中國鬆一口氣，留下好名聲，而且延伸文化的光采呢！ （作者李敏勇，詩人）

  「親中」、「友中」「和中」、「知中」的政治話語，在中國打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毫不手軟之際，引發一些議論，不只民進黨支持者有意見，中國國民黨人也來嘲諷一番。 這的確不是遞出橄欖枝的時候，但橄欖枝總是橄欖枝，表現了台灣走向主權獨立國家並無意與中國為敵的動向。 從反共、批匪偽政權到「傾中」、「媚中」、「投中」、「附中」這些沒說出口，但台灣人民看在眼裡的中國國民黨路數，才是應該被批判的。台灣人民只要提醒民進黨人不要忘了、辜負了付託，知守分寸。 從「反攻大陸」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乞求中國共產黨以不能自表的「一中各表」相挺，仍想要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統治台灣，中國國民黨的權力謀術是台灣與中國之間芥蒂的根源。中國因素正是台灣國家未形成的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知道，從一九四九年迄今未能解決流亡在台灣的殘餘中國問題，是因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混淆著中國的屬性。若尊重台灣成為一個台灣的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完整的中國。 台灣作為一個小國，會像日本、韓國，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在亞洲的中國周邊存在。解開中國結，中國的一些文化底蘊會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活化在這個島國。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曾競奪中國，死傷無數。從有敵意有仇恨，易位的漢賊不兩立零和政治，發展到現在，兩手一起要夾殺台灣，只會讓台灣人更怨恨中國人，要知道台灣從歡迎祖國到尋求獨立是歷史的自然發展。 若說解放台灣，應該是讓台灣發展成一個與中國友好的國家，而不是把台灣放在中華民國，一起併吞。一個文明的中國才能得到台灣人民的尊敬。民進黨政治人物友善的「親中」、「友中」、「和中」、「知中」橄欖枝，委屈若不能求全，大國的惡念只會顯現黑暗面。 「知中」是台灣政治人物、不只政治人物都應該重視的一件事。儘管不文明，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從強盛到衰敗，經歷近代的屈辱。中國共產黨怎麼打倒中國國民黨，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若還墨守在「中華民國」建制，也太不知所以了。（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號稱有六都，是首都台北市加上原院轄市高雄市縣合併，台南市縣合併，台中市縣合併，以及人口數多桃園縣、台北縣升格，合為六院轄市，而有以名之。或許，因為嘉義、新竹、基隆等前省轄市，彰化的縣轄市也是市，都啊都啊這種類似東京都之都，被脫口而出，大家見怪不怪。形容詞美化的都概念滿足了地域的升格願望，卻徒具虛名。 不管是從前的城市或近現代都市，都是人口密集。因為人口密集，公共交通系統比起鄉村，更為必要。但台灣的都市，人口密集，公共交通便捷系統並未形成。拜某種程度的經濟發展條件，自備汽、機車既是一種因應，也是自力救濟的方法。有多一點錢買汽車，錢少一點買機車，就成為有車階級。 因而，台灣的都市並未形成都市的社會構造，就如同沒有國家的社會構造一樣。自力救濟的交通，疏離於進步共同體的構造。彷彿從獨立平房家屋轉變到高樓大廈，建築物卻未設置必要條件的公共電梯。許多住在所謂的都市人口，只能自行加裝升降家用小電梯或流籠上下。若小汽車像家戶小電梯，機車就像家戶流籠。 自力救濟慣了，形成執著的生活文化習慣。就像台北市，即使有這麼多公車，也有逐漸形成系統的捷運，使用汽機車（不是作為業務工具，而僅作為交通工具）的數量沒有真正減少。沒有便捷公車、捷運的其他都市，就不用說了。 在歐洲，譬如德國有許多中小型都市，也許人口只有十來萬，也有地下鐵及便捷的公車，其間並有電鐵相連。像維也納作為奧地利首都：地下鐵、地面有軌電車、地面無軌電車、巴士的交錯系統就為都市的人流提供移動條件。並不是有些經濟條件，就人人一台汽車，人人一台機車。我行我素，街道就像停車場。台北市上下班十字路口彷彿千軍萬馬奔騰的機車，大街小巷都像機車場，還說是什麼世界一流都市，讓人難以恭維。 從號稱六都的六市開始吧！首長們好好地解決便捷的公共交流系統問題，市民也應該要有這種市民公共意識才好！特別是已有捷運系統，準備發展捷運系統的都市，想想辦法改善人們自力救濟形成的交通壞習慣。至少，不是為了業務，只為了交通，要讓市民改變一人一車的自力救濟現象，也改變疏離的都市社會構造。（作者李敏勇，詩人）

  所謂的藍綠政爭，源於二○○○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中國國民黨以執政黨在國會未過半進行杯葛，媒體以色彩政治概括民主發展不全症候的一種描述。迄今十多年，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似成未解的沉疴，也污染了顏色政治。 其實，這是台灣兩種國家認同的衝突。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是中國；而民進黨以「中華民國」是台灣。前者是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後者則是尚未真正形成的台灣國。這兩種衝突的未解，認同的差異，阻礙了台灣朝向正常健全國家發展。這是問題的根源。 二戰後，企業面臨全球化時代，認同與識別成為自我振興的重要文化工程。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企業識別系統的形塑，發展到現在。Apple、Coca Cola、 Nike、Benz、BMW、甚至NHK、SONY、UNIQLO、Samsung、LV…品牌的價值象徵企業的能量。 像台灣這樣，卡在「中華民國」已是殘餘、虛構、他者的現實處境，而未能舉國尋求重新定位，立憲正名，建立新的認同識別系統，國號國旗國歌都只能畏畏縮縮藏頭縮尾。如果以企業的經營來看：不只企業登記相關的稅籍不能解決，能不能順利營運更是問題，遑論創造價值。 若企業認同、識別是CIS，那麼國家認同識別系統則是N（Nation）IS或S（State）IS。台灣從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中華民國地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亦即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面臨國家認同識別系統的錯亂，首要之務就是建立新的系統，清楚地標示並讓世界知道在台灣的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民主化發展是台灣內部問題的改善，但國家並不只面對內部，也要面對外部世界。沒有新的台灣國家認同與識別系統，總統直選的新政治形勢並不能解決台灣的發展課題。台灣的政治陷於未能解決認同模糊和識別混淆的盲點。更嚴重地說，藍綠政爭甚至形成相互毀滅的政治虛耗。「中華民國」已被迫不全、消失，台灣國並未真正形成。說國家才沉重了，太不切實際了。面對「中華民國」被斷交的問題，以台灣必須迎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藍政治意識批評綠政治，徒然暴露中國國民黨附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態。 （作者李敏勇，詩人）

  日本的蔦屋書店已在台北設店，這家書店二十年來，已有一千四百多家分店，在東京代官山的一家分店曾獲美國一網站評選為全球最美的二十家書店之一，有許多台灣人光臨，在台灣的擴店看起來也欣欣向榮。相對的，台北有一家有三十年歷史的上達書店，因擴展分店業績不佳、破產面臨法拍，書店的經營是一個問題，但社會條件也是問題。 這樣的新聞對不讀書的台灣人，可能無關緊要，比起連日暴雨帶來的災害，可能不算什麼？只重物質忽略心靈，重經濟而輕文化、關心夜市比書店更甚，不知道文化也是經濟動力，口腹之慾比精神糧食重要。難怪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即使已直選總統二十年，仍不能真正認清而且重建出一個真實國家。 讀書有什麼用？這或許是二二八事件許許多多知識份子文化人遇難受害的後遺症，成為台灣的一種社會病理。但只重經濟、輕文化卻讓台灣的發展遇到瓶頸。從前，經建會可做得有模有樣；文建會就聊備一格了。現在的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在日本內閣裡是文部（文化、教育、體育）科學省，人家有整合觀念，台灣這個相對小、又不真實的國家，文化部門山頭鼎立、各行其是。 日本在二戰後從廢墟再生。一九四六年，出版界號召圖書館、書店、媒體推行讀書運動「把新生的日本變成文化國家」、「用讀書的力量創造和平的文化之國」。從讀書週實行委員會到讀書推進運動協議會，幾十年來，每年秋季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九日為兩個讀書週，延續不輟。報紙的前幾個版面迄今都只刊登出版廣告。 日本人每人每年平均約讀二十本書，台灣人則為二本，十倍之差。以「講談社」這家出版社為例，年營業額約台幣四百億以上（約一千二百億日圓），是台灣不到二百億的二倍。韓國人口約台灣二倍多，書籍年營業額約台幣一千五百億（約四兆韓元）。台灣與日本、韓國是同在漢學文化圈，而且有共同歷史的新東亞國家。台灣應好好思考我們的問題。 國家並不只有政治問題，也不只有經濟問題。如不從文化問題反思台灣，不只國家重建不易，社會改造也不可能，「政治家們」請好好想想這樣的問題！只會讀教科書、會考試，人生與書無緣的人，不會有進步性思考和想像力！台灣不能墮落在夜市比書店重要的生活方式。覺醒起來吧！（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華民國歷任民選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及蔡英文（由左至右）。（報社合成照／維基共享） 台灣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總統直選，李登輝再任總統，因而有許多人認為台灣已是一個獨立於「中國」的新國家。二○○○年，民進黨取代中國國民黨，陳水扁成為總統，認為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這種自我感覺更強烈。但陳水扁二○○四年連任，並未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二○○八年到二○一六年，馬英九帶領中國國民黨復辟的政權，再度把國家想像與「中國」連結，甚至不惜誑稱「九二共識」，落入一中只能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能表中華民國的窘境。二○一七年五月的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台灣被拒與會，乃馬英九政權八年以中國名下一省的自我矮化暴露窘境的來由。 台灣不能成為一個新而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關鍵在中華民國的意理與憲法現實。一九四五年因代表盟軍接收而進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已失去它在發生地以中國為領域的國家條件，僅以遭占地台灣的統治現實存在，因冷戰的形勢而維持國體。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中華民國而代之。一九七九年美中（中華民國）斷交，改以台灣關係法支持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宜措施。蔣介石當年一意孤行的漢賊不兩立，讓台灣吃了中華民國論的苦果，總統直選也未能真正脫離這種困境。這不只是原生台灣人的不幸，也是一九四九年流亡來台的許多新台灣人的不幸。 勉強在名實論的辯術或文字遊戲中玩弄國家的旗、號、歌，或China Taipei或Chinese Taipei，在自己境內有時候連中華民國以及強以為是的旗、號、歌，也不見得能使用。不只國際的體育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來台活動，還出現過警察為陳雲林這種上國小吏打人的事。 民進黨在二○一六年再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蔡英文總統完全執政已過一年，但台灣的國家仍未實現真正脫離「中國」這種外部國家的意理和憲法名實。台灣人民的國家焦慮可以想見。 認為自己是「中國」來嫡傳的中國國民黨人，連黨主席都失去了，大概已與總統無緣。吳敦義取黨主席，總統大夢在睡眠中浮現，有權力想像，但無助於國家的真實、正常化。陳水扁總統八年，並未從李登輝「特殊兩國論」立場有實質改變。蔡英文總統進入第二年任期，若不能從「中華民國」的辯術提升，落入「中國」的窘境，就太可惜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吳敦義在中國國民黨人競逐黨主席之役，以過半票數，在大約五成投票率中脫穎而出，大勝包括現任黨主席洪秀柱以及曾為新黨主席、扁朝環保署長、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內的五位對手。反映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不得不面對台灣人出任黨魁的現實。 儘管洪秀柱或郝龍斌的支持者並不信服，但這是大勢。儘管吳敦義青年時代即投靠中國國民黨，一股忠心耿耿的勁兒，在國民黨的中國名號及深層意理中，他也只能像他曾參與排拒的李登輝一樣，不能完全得到信任。但又如何呢？這就是選舉，票票等值的表面張力決定勝負。現在台灣的政治權力競鬥是台灣人對台灣人。黨失落，國失落，對流亡意識中國黨國論者，情何以堪？但卻是現實。 政治形勢是：中國國民黨已由台灣人領導，這不像李登輝取代蔣經國是因為繼任總統而有以致之。不只這樣，中華民國也已由台灣人且非中國國民黨人蔡英文領導，這也不像陳水扁時代的國會不過半。 仍未落地生根，未在地新生的一些中國國民黨人，中華民國黨國論者的失落感，可想而知。昔日，宋楚瑜及後來的親民黨步數仍以蔣經國模式誘引台灣地方政客，僅曇花一現；新黨的黃旗在激昂中只能邊緣化。吳敦義能開啟什麼新時代？等著看吧！ 吳敦義與李登輝一系的原中國國民黨人不同，也與邱創煥一類不同。他較像林洋港、吳伯雄這一系，是有選舉征戰經驗的台灣人中國國民黨員。吳敦義對中國國民黨推心置腹從不心虛，對代表中國國民黨治台從不手軟。但他的「白賊義」封號始終無法離身。雖被視為現階段中國國民黨在死地復生的救星，但內憂外患的權力之途並不一定好走。 中國國民黨若不脫「中國」意理、名號，終將無法獲覺醒台灣人的認同；中華民國若不棄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意理，也終將無法真正成為真實正常國家。在中國國民黨國內邊緣化，中華民國在國際無正常地位是台灣政治的困境。只追逐權力，無法從困境脫身，考驗台灣的政治人物。 若要走到吳敦義領導中國國民黨這一步，當年何必驅趕李登輝？民進黨不戰而勝，有一些因素建立在不同於中國國民黨的台灣位置。台灣人並不就是台灣國家意識論者，台灣真正成熟的政黨政治或許還要等到有真正的台灣政黨壯大化，形成右、左翼後，才能實現。 （作者李敏勇，詩人）

  小英政府即將執政屆滿一週年，完全執政顯現的卻是人民對她的支持高於對她的滿意。為什麼？其實，作為改革者而非革命家，小英總統也有一番作為。 這是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二○○○年到二○○八年，阿扁政府因國會未過半，處處受到掣肘。已經歷挫折的台灣人民期待完全執政甚高，完全負責不能讓人民再感挫折，否則，失敗主義會帶來台灣人虛無化！ 總統直選，但現行憲法來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國民黨中國，仍奉不實存「中華民國」之本。以行政院長為最高行政首長的荒謬性，因襲從前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時期的權力邏輯才能行使總統權力。 行政院長林全帶領的行政權團隊，或說內閣，聲望和民意支持度低於小英總統，出自內閣被批評不離「老藍」，保守有餘，創新不足。一開始就未讓人民耳目一新，有換湯不換藥的失落感。尤其多位內閣成員，在前朝的反動性鮮明，無法取信支持者何謂「政黨輪替」？ 閣揆若為議會內閣制國家的執政黨領袖，才符合最高行政首長的名實權責。否則，充其量只能像韓國總統制下的內閣總理，為總統的行政執行人，執政仍由總統承擔責任。現行制度若非黨國體制，只怕難以合理總統權責。小英總統在某種條件下，也受困於憲制的不合理設計。 長期的中華民國被中國國民黨黨國化，積弊嚴重。民主化造成心向中國的中國國民黨逐漸被台灣人民唾棄，造成國共連結的台灣不可承受風險。不脫中國的國民黨以國家破壞者危害台灣，似已成為政治現象。 耳目一新的政府才有新政治的可能。沒有新政治，小英政府仍將困於泥淖。但比起阿扁的不完全執政，小英政府的責任也是完全的，未來的任期要有革命性改變。委曲不能求全，小英總統就帶領台灣人民走出中國困局，向世界發聲，以台灣的國家尋求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定位吧！這樣才能成就小英政府與民進黨政權的大格局。 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應是人民的期待，台灣不應是流亡、虛構殘餘的中國，應是一個可以與友好待我，包括中國建立友誼，尋求友善的新興小而美的民主國家。帶領台灣走離屈辱，建立光榮感，小英政府責無旁貸！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年八月十五日前夕，「鏗鏘集」專欄〈不能遺忘的歷史〉，以「當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正記憶著《大江大海》、《巨流河》…整理流亡意識，台灣人不能只顧著錢錢錢，台灣的政治人物不能只宣揚經濟經濟經濟。」重點在於提醒台灣人不能重經濟輕文化。 也許，不該把一九四九年之前就來台灣的齊邦媛《巨流河》和龍應台《大江大海》並列。齊邦媛和她父親齊世英是我尊敬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他們的風骨在戰後台灣的民主運動留下印記。「流亡」也在發表於「鏗鏘集」的〈流亡的意義〉（二○一三、十二、一）和〈歸屬或漂流〉（二○一三、十二、七）有所詮釋。 也許，也因為齊邦媛和她父親齊世英，在台灣被敬重。就有敵視台灣走向獨立為國家的殖民意識中國論者，拿〈不能遺忘的歷史〉中，要台灣人勿忘八月十五日終戰，來選擇走向獨立國家，在中國的迷惘或迷障中，捲入迄今仍無法解套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說是台灣作家如何歧視、排擠齊邦媛這樣的有情有義的中國來台人士。 齊邦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選擇來台灣，她並不是一九四九年之後，被迫隨國民黨中國來台、在某種意義上的流亡者。而且「流亡」有嚴肅的意義，也有高尚情操，並非人人皆可稱之。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來台的中國人，也有許多知識份子文化人並非懷抱殖民意識附和統治體制者。二二八事件留下見證的版畫家黃榮燦，後來的詩人雷石榆還在與舞蹈家蔡瑞月結婚後，被迫離開台灣。 一些誑稱統派，其實是中國殖民意識論者或降附派。從前附和中國國民黨行專制獨裁統治之實的一些黨徒，轉向投靠共產黨中國也只是另一種強權的依附，就是這種卑劣行徑，讓台灣人不齒。即使是統派，也應該不要是降附派，也應該有高尚的人格。就像台灣獨立運動的追尋，也要有高尚的人格。 中國人，或中國共產黨人，要從中國國民黨的格局和視野脫離出來，也以高尚的人格看台灣的獨立運動。台灣從漂流到定置，從瘖啞到發聲，是一種自我重建的歷程，也是一種自我改造的歷程。邪惡的心靈不能阻礙台灣人的努力。 （作者李敏勇，詩人）

看看反年金改革的群體—他（她）們氣勢兇猛，但不一定代表全體，仍有願意接受改革的退（伍）休群。（資料照）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長期統治積累的不當黨產問題，牽涉的是黨機關，阻擋反應來自當下的當權派；相對的，年金改革的反動力量來自相關軍公教退（伍）休關係人，關連切身利益，激烈反應，可想而知！ 以軍公教反年金改革的群體和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參與群相對比，有許多有意思的觀照。其中，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不同是本質的差異。前者為私、後者為公。私利與公義的不同。若溯及更早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上街頭的人們面對棍棒、水槍的鎮壓。現在為私利衝撞、攻擊，而且是一些當年動輒指責別人浪費社會成本的黨政軍公教。 退（伍）休和初出社會是世代反差的對照︰前者為人父祖；後者尚未成家為人子女。年齡又反差，已從職場離開安養天年以及尚待進入職場為人生奮鬥。白秋期人生和青春期人生的對比。 看看反年金改革的群體—他（她）們氣勢兇猛，但不一定代表全體，仍有願意接受改革的退（伍）休群。看成分，若以傳統族群觀來看，也包括許多所謂「本省」的本地族群，是戰後逐漸加入原以外來族群為主的統治文武官僚機構，成為某種新階級成員。看看國會裡中國國民黨反年改現象的族群組合，同為既得利益護航的惡形惡狀，令人不敢恭維。 軍公教以鐵飯碗成為新階級，在戒嚴長時期為統治集團效力。許多退撫優惠來自行政權便宜行事的結果，退（伍）休所得替代率冠全球。從前，面對為民主改革走上街頭，現在走上街頭的反年金改革成員可是維持秩序者，但角色相反時的手段令人咋舌。為統治集團效力，族群界限去除而形成新階段的共同體，也是台灣社會的一種演化。 三一八太陽花學運，許多參與者為所謂「外省」人的二代或三代，他（她）們為公共利益，突破族群的刻板差異形象，成為新新世代台灣人，共同憧憬具有公平、正義的新社會。與反年金改革的族群同一性相比，更令人尊敬！ 反年金改革的舊世代是活在過去的世代，太陽花學運的新新世代是展望未來的世代。時代的巨輪會把先來後到，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們形塑成台灣人，有保守反動也有進步創新，有正有反，有光有影。 （作者李敏勇，詩人）

「誰統治這兒？我問／他們說：自然是人民了」；「我說：自然是人民／但誰／真正統治？」—這是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二戰期間流亡英國倫敦的猶太裔德語詩人艾力克．弗里德（Erich Fried,1921-1988）的一首詩︿在首都﹀，出自他的詩集《一百首沒有國家的詩》。 相對的一個現實場景：曾擔任民進黨主席的林義雄—陳水扁在他擔任主席時當選總統，而他也在陳水扁第一任總統任期內退黨。—他參與甚深的「人民作主基金會」從今（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五月十一日，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展開接力禁食的公民意志表達行動。林義雄也在禁食排序名單。要求的是民進黨五月二十日前在國會通過「公投法修正案」。 現在的台灣是民進黨統治？還是中國國民黨統治？民進黨完全執政，從國會過半到當選總統，台灣人民期待一個從舊黨國改頭換面的新國家。新國會超過一年了，小英總統執政也將屆滿周年，究竟呈顯什麼新政治？展現什麼新的國家形貌？支持民進黨、支持小英總統的人民有權利充分期待！ 以公投法修正案為例，打破鳥籠公投的限制，以直接民主的公投補強被黨國化束縛的國會，為舊政治的牢籠解套，應是台灣民主化發展必要的配套條件，這也是民主政治的普世條件與經驗。民進黨已居國會多數，不應辜負人民的支持與期待。 林義雄昔日的「核四公投」，不只在廢核，主要也在公投這項人民作主的政治權力。作為「創制」或「複決」的權力分配，分享了代議政治的權力，卻使議會政治更臻健全。看看世界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的公投運用，台灣也應該一樣，人民有權利真正作主。 民進黨執政，人民作主。這是民進黨的初衷，也是台灣人民改革政治的初衷。在接收進占統治的流亡遷占黨國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統治後，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也經歷了長時期。台灣的政治學習應體認到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也是屬地的國家。民進黨就把公投法修正案通過，當做小英總統執政一周年送給人民的禮物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期間走向青春期的人們，在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旭日東昇》中，因一句話（Lost Generation），而廣為人知，以「迷失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成為世界性語詞。許多海明威一代作家都在列。這個原出於旅居巴黎、美國女作家斯泰因小說裡的用詞，創造了某種世代形象。失落的一代創造了文學的榮光。 世代會在時代際遇中面對同樣的課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情境，失落感是以文化現象呈顯，反映在政治作為。以台灣為例，二戰後的國民黨中國接收入據進占統治，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人精英語言斷裂的跨越課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一九四九年，從中國隨亡國政權流亡來台的新移入群落的離鄉背井。外來的失落者與本土的失落者，在差異中共同形成某種世代現象。 作為美國前線、在冷戰長時期以加工出口締造繁榮，但特許權及保護主義，以及產業升級的失策，經濟構造並不紮實，導致無法因應出生、成長、成熟、衰落的循環再生。經濟力水平地流向最有敵意的國家：中國，導致台灣成長困頓，卻又惡化的貧富不均。出生二戰後的戰後世代，在戒嚴時期歷經政治困阨，但有經濟利得；戒嚴後出生的世代相反，在自由、民主條件開展中成長，卻面對遲滯的經濟發展。 徐重仁以專業經理人，在流通事業從統一超商、全聯福利中心的人生際遇與被他一番評論年輕人，正好是某種世代對比或反差。徐重仁或許多同世代或許私下振振有辭；而不滿的年輕世代也會慷慨激昂。在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世代有不同的際遇和情境，形成衝突。看看老世代軍公教為自己特殊權益的反年金改革，年輕世代要怎麼為自己發聲呢？ 歷史，畢竟在世代失落與世代崛起循環。看看二戰後戰敗國的德國、日本，怎樣在戰爭的廢墟，特別是意義的廢墟振興。不只經濟、不只政治、不只文化，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是結構性的。台灣仍然不是真正的正常的國家。前行代的台灣人並沒有真正交給年輕人一個真正、正常的國家，新新世代台灣人的政治覺醒開創了一些新局面。世代失落現象要從經濟和文化面向全面反思、振興。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在為四月七日「言論自由日」舉辦各種活動的時候，一位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入境中國，失聯、被公安部拘留，音訊全無。他的妻子李凈瑜在人權團體協助下展開營救。後來，台胞證被中國註銷，無法登機到北京，一連串自由、人權相對的訊息報導，活生生地教示著生活在台灣，已有相對文明生活條件的人們。 而相對忽視文明生活條件的中國卻步步進逼，欲取「中華民國」，視為建政未竟之業，這個「中華民國」在一些中國國民黨人心目中是他們習慣挾持的一種國家形貌。取代統治的民進黨政權，不斷在修補這個擬似國家的漏洞，疲於奔命，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李明哲妻子李凈瑜講得好：「我不會讓我先生為獲得自由而失去尊嚴，像狗一樣活未來的一生。中國再強大，也只能剝奪我們的生命與自由，但絕對粉碎不了我們的尊嚴。」救援行動中，台灣官方的陸委會、海基會被中國抵制，無能為力。一些掮客介入、插手，凸顯台灣的政府體制或白手套機構之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關係人的第三隻手。 戒嚴長時期，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宰制著生活在台灣的人們。異議份子被以叛亂、通匪治罪，此「匪」即中國共產黨。民主化之後，政權不復一黨占有，失去特權的中國國民黨有些人與「匪」連結，阻礙台灣朝向正常化國家發展。 從前，台灣的壓迫力量來自中國國民黨；現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台灣的壓迫者。台灣人從這兩個政黨認識的中國，成為一丘之貉，是狼是狽。從前，中國國民黨說據占統治及光復台灣；中國共產黨說要協助台灣人民脫離被中國國民黨壓迫，解放台灣。演變到國共幾乎一體。究竟怎麼了？ 中國走資化，挾人之多，工廠、市場之利，已發展成大國，正走在她從前批判的列強之路，被畏懼而非尊敬。有錢（貧富差距之大，更甚於資本主義國家）有勢（擴張軍備成武裝強權），但並不被視為文明國家。大清帝國時代被列強欺負轉而挾力制壓他國，連自己國家的有錢有勢者，也紛紛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移民、置產。這是什麼民族性？什麼國家樣貌？ （作者李敏勇，詩人）

鄭南榕在「自由時代」的總編輯室，為實踐他為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的誓言，自焚殉道，已二十八年了。（取自臉書） 距離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在「自由時代」的總編輯室，為實踐他為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的誓言，自焚殉道，已二十八年了。 鄭南榕是行動哲學家，他還留下「接下來，是你們的事了」這句話，在二○一四年的三一八日頭花學運，成為新新世代台灣人「接下來，是我們的事了。」 今（二○一七）年四月七日，已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日」。黨國化時期的統治之惡被民主化以後的新政府清洗，但已是漫漫長時期以後的事。 思想的自由相對於表現的自由，前者是內面性的自由，後者是外面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若未表現，統治之惡較無法治人以罪，但戒嚴時期仍然可被羅織罪名，表現的自由則處處觸統治之惡。 鄭南榕的「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又加上在雜誌刊載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以及之前廢戒嚴、制新憲、建新國，對中華國民黨國而言，罪不及備載，致使他選擇殉道，像火鳥一樣，留下可歌可泣的樂章。 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多少人受難遇害，中國國民黨留下的統治之惡罄竹難書，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黨是迫害者、是殺手、是必須接受轉型正義處理的對象。 台灣有了「言論自由日」，但對於自由的迫害，從中國國民黨轉而從中國共產黨，或說從國民黨中國轉而共產黨中國。這兩個黨從敵對，轉而謀和，在中華民族主義或中國國家主義的迷思中，一前一後，一裡一外成為光之背後的陰影。 為什麼言論自由重要？因為可以自由表述「我主張台灣獨立」。為什麼要有表述台灣獨立的自由？因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一個樣子，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也一個樣子。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已從不自由努力到有自由，當然不會放棄一個「自由人共同體」的國家。台灣人要在民主的土地上，呼吸自由的空氣。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是一九九七年以後的事。許諾一國兩制，以特首治理香港，近二十年，從官派到所謂「普選」的選舉人團制度，不脫中國欽定。兩制是虛，一國為實。 林鄭月娥與曾俊華的民意支持度是一比二；但以二比一票數出線。反映的正是中國要什麼人統治你，就是什麼人出線。民主制到了近代中國，就走了樣。 被大清租借給英國，經歷了中國從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變遷更易，從帝制到右翼獨裁、左翼獨裁，對照的是英國殖民期間的近代法治。雖無民主但自由度高，東方珍珠的榮景在「回歸」以後，不復璀璨光亮。 中國自詡為生母，迫於強權也因於私利，將香港租借予養母英國。以民族主義情結索回香港的中國，骨子裡其實懷恨香港人被迫投他國懷抱的差異發展。以新中國自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了、富了、強了，對回歸的香港硬是要強壓迫使低頭。 看一國兩制的實際樣子，嘴裡說的與實際作為，言行不一的弔詭名實論顯露無遺。中國欽點林鄭月娥治你香港，管你什麼香港人要不要她。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是中國辭典的特殊定義，與普世是不一樣的。 香港的九七後經歷就像台灣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經歷，祖國的迷惘和迷障成為惡夢。被日本殖民的台灣，被英國殖民的香港，雖割讓與租借不同，但被殖民則一樣。日本和英國都是近代化早的法治國家，更形成與中國治理的反差，加上主體國民意識形成近代國家的願望，分離獨立成為一種選擇。 認識中國才了解中國，被中國治理才更想擺脫所謂「祖國」的迷惘與迷障。台灣人民曾在迷惘、迷障中歡迎國民黨中國，卻在二二八事件的惡夢中覺醒，追尋建構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香港人的九七夢碎，覺悟到民主、自由無法期待共產黨中國施捨。國家應該是一個自由人共同體的國家。台灣人民已經歷半世紀以上的奮鬥；香港人的自我追尋正在開始。 （作者李敏勇，詩人）

  機捷通車的效應，再度呈顯鐵道交通的重要性。系統化發展應該是活化地域的交通視野。政府也已開展多項鐵道交通政策。 高鐵、台鐵、城市捷運（或包括機捷）是台灣現已形成的鐵道交通系統。但系統上仍止於平行。高鐵和台鐵（除台北、南港、板橋三站）並非真正的系統化，高鐵與台鐵站距大，確實阻礙了系統性發展。 在高雄之外，台中是最先注意到發展鐵道交通系統的首都外城市。特別為應運縣市合併而形成的大台中市，以「山手線」概念構想的路網連結，描繪了新的地域交通形貌，顯示台灣地方政府的新交通視野，值得期待、鼓勵。 從公路主義發展到鐵道主義，考量到台鐵沉疴的活化、再生、振興，不只是救濟方案，也是交通視野的突破。西岸從北到南，台灣的縱貫在各地域具有樞紐條件；東岸的花東軸線也是。 從北到南，是否可以從五大都市台鐵的縱貫樞紐，形成地域鐵道交通路網，在台北、台中、高雄已發展的捷運系統擴大形成不同地域的鐵道圈？這不只是交通發展的突破，也是台鐵再生的一種。 譬如：在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五個不同地域生活圈，除已成中心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也成為中心。以現有台鐵車站為中心點，將車站及腹地構築為兼具辦公、購物中心、旅館的綜合商業設施，並發展包括捷運、地面電車的鐵道路網，徹底改變地域人口依賴摩托車、自用車的自力救濟現象，並活化舊都心。 台灣的交通建設必須有結構性的改變。這不只是物流，人流的處理問題，也影響到台灣的社會構造。交通問題造成的國民自力救濟與疏離化也將獲得改善。 台鐵困於睡夢中巨獸的沉重，仍見員工只執著於堅持是公務人員的利己主義，反對公司化，未免太過短視。以台鐵的五大樞紐站腹地發展出五個新公司，納入民間資金、募股上市，讓國民也參與。台灣要有許多新視野，這也是一個面向。 地域活化，要從改善交通做起，地域鐵道交通是一個新局面。拯救台鐵，要有新思考、新方向，地域活化才能共榮。地小人稠的台灣，從公路主義轉向鐵道主義的平衡，是一種必要的選擇！ （作者李敏勇，詩人）

  韓國通過總統朴槿惠彈劾案。與朴正熙在總統任內被親信槍殺，朴槿惠的下台形同被體制斃命。 激烈的政治不只在韓國和朝鮮的南北競鬥，也在韓國的權力體制上演。悲喜交集於一身的韓國，光影也集於一體。 二戰後獨立的原朝鮮，因右左意識形態牢結未解，發生內戰，美、蘇（中國為代理人）兩大陣營介入，後分裂為南「韓國」，北「朝鮮」兩國。他們自稱的「民族分斷」糾葛著兩個國家領域。 韓國在冷戰時期扮演著美國的最前線，與戰後被國民黨中國據占統治的台灣被冠上的中華民國相似。但韓、朝兩國都在聯合國有席位，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面對共產黨中國的進逼。 二戰後，未獨立建國的台灣，糾葛在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的競鬥中。國共對峙時，異議份子被誣指為共產黨中國同路人，治罪凌遲。民主化與獨立化運動並進，尋求建構新的國家，歷經漫長時期。 韓國剛烈，民氣激憤；台灣溫吞，逆來順受。兩個分別被日本強佔殖民及割讓殖民，一北一南的國度，韓國在歷史有王朝傳統。台灣則為墾拓地，從未建立國家。韓國在戰後再獨立後，已歷經多次更新的憲法共和，台灣則被束縛在中國來的中華民國憲法綑身索裡，尚未真正脫困。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再次由台灣的民進黨執政，但中國國民黨彷彿以一九四九年流亡來台時對中國共產黨建政的敵視，視民進黨奪其國家。戒嚴長時期，台灣在國共對峙中耗損幾世代人民的青春。民主化、政黨輪替，似乎仍陷於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國體不放的病理。 韓國面對朝鮮，一南一北是兩個不同國家的對峙。台灣面對中國，一東南一西北，既受新中國的威脅，又受到內部幽靈中國的抵制，國家意理不清不明。二戰後獨立，韓民族分斷，但韓國是一個國家，經歷軍事獨裁而民主化。而台灣未選擇獨立，被國民黨中國代表接收，進占統治，仍未脫出國共糾葛，民主化、獨立化仍並行發展追尋中。為什麼？（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鏗鏘集」二○一五—二○一六年結集《邁向重建時代》新書座談，三月十八日（週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一二五號十五樓「台灣國際會館」舉行，歡迎參加。

  大學最重要的是：大學精神。 人類文明的開展在於知識份子、文化人不斷探索、追尋生命的意義，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開拓進步面向。大學精神奠基於獨立與自由。 大學不應只是職業學校，更不應是學店。大學不是社會的避難所，更不應是權力的庇護中心。獨立的大學引領社會、引領國家，是智慧的燈塔，是進步的指針。 但在台灣，我們的大學幾乎成為職業學校，甚至成為學店。重文憑的社會，許多職業學校從五專、三專而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學歷虛浮化就是為了「大學」這頂帽子。 回想戰後初期，從日治時代學制商業學校、工業學校、農業學校畢業，在各相關職業領域成為台灣各面向事業中堅的景況，對照後來逐漸改變到仿大學的現在，有許多既無學又無術畢業生在就業後還須被加強改造，看出士大夫腐氣沉重的弊病。 從黨政軍特相關權貴被特許開辦私校，再到一般性開放設校，特權已非特權。大學院校林立，少子化困境，學校學店化，不只在私立也在公立。文憑濫竽充數，碩博生滿街跑。大學不像大學、有學歷無學力，教育病徵敗露無遺。 為了增加學生人數，大學成為學店。為了吸收中國學生，竟與中國當局簽訂屈辱文件，矮化自己校格、國格，從世新而清華，私立大學、國立大學傳出已有半數以上簽下賣身契，斯文掃地、士之無恥竟成為台灣的大學現象，反映了台灣國家認同嚴重問題性。 這既是政治問題，更是文化問題。 沒有大學精神的大學，在台灣到處都是，教育成為文憑形式主義的製造場。這不只是教育的危機，也是國家的危機。 面對中國的進逼，習慣於自我矮化的心態如不革除，如何能重建台灣這個被中國國民黨綁架，在二個中國或一個中國的新興而未完全形成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