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末，東歐的自由化，所有在共產統治體制下的國家，無例外地，都經由一次選舉而推倒舊政權。蘇聯的解體也在效應之中，為什麼？ 猶太裔英國社會學家華倫道夫就以一、市民意識，二、教會的庇護，三、文學藝術這三種條件說明民主化、自由化能在東歐快速實踐的原因。看看台灣，我們相對缺少什麼？ 慈濟大愛電視的一部連續劇《智子之心》，因為描述到台灣在日治時期，一位女性以護士身分在中國戰場的行止，被中國當局以美化日本非議，導致大愛電視在播出二集後，自行下架停播，屈服於一個外部國家的類似新聞檢查暴力到這種自我了斷的地步，要怎麼看呢？ 以華倫道夫的論點來看：教會的庇護是重要的。慈濟、法鼓山、佛光山雖不盡一樣，都是佛教衍生類似教派的大組織；有基金會名義的不同社會志工，從醫療、救濟、文化、教育的面向發展出極大的體系。它們都應該要有庇護所的意義。但慈濟大愛電視的停播《智子之心》，顯示了庇護的困境：既無法守護自己，也無法庇護對之有信仰的人。標榜行善，卻無法守護自由的價值。 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黑手赤裸裸地伸進已從國民黨中國戒嚴宰制發展出來，異於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這樣的國度，慈濟大愛電視顯示的屈辱性屈服，也是台灣的脆弱點：守護自己國度文明價值的信念與力量難以顯示。 慈濟以救濟、救護發展出其體系，延伸佛教信仰，與法鼓山、佛光山各有其發展領域，原本都缺乏解放神學的積極為自由化、民主化努力的面向，但信守良善的佛理。雖不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教會庇護所的努力，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多所尊奉、支持。但慈濟以在中國的救濟事業為繫，竟向強權屈服，慈濟本末為何？所圖為何？有其高度嗎？ 這不只是慈濟的局限，也不只是慈濟的困境。這是台灣普遍的困境，也是台灣走向正常健全國家的內在困境。宗教的庇護以及文學藝術，和市民意識（這是近現代國家人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是廣泛的文化課題，也正是台灣無法順利邁向正常健全國家的病理。（作者李敏勇，詩人）

  民進黨已成台灣最大黨，雖不像中國國民黨仍在虛胖狀況似乎仍有龐大實虛身影，但具有執政優勢。只是，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仍叫做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人也還以為是他們的。 紛紛擾擾、困困阨阨，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後面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跑到台灣來的中華民國是他們尚未完成的革命大業。中華民國以殘餘的中國存在台灣，充滿虛構性，對台灣也是他者。但異地內化，成為政治之瘤。 從前，就看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闖關成立那時際，從黨外的開拓、拚搏，闖政治之路，何等艱辛、危險！從二二八、白色恐怖、雷震和本土民主派，一路以來的禁忌要打破，先驅者群的志氣何等動人！ 創黨三十多年，民進黨經歷幾個世代的勢力變遷，也產生兩位總統。在民進黨人擔任總統時，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國家；但中國國民黨人擔任總統時，不完全是。各自表述國家的定位，形成民主化後的政治荒謬。 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擺盪，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未因為新政治形勢而解決定位的混淆。台灣與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政、外交的奇怪關係耗損能量。本來沒有的「九二共識」被操作成「一中各表」實際無法各表的中國結。中國國民黨用來作綑身索，硬要民進黨套上。 外部的中國，內部的中國國民黨長期棲身黨政軍特團教的未經轉型正義處理政治構造，形成雙重性的威脅。民主化後的台灣仍擺盪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尚未真正轉化，而是僵持。 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權的擺盪效應讓台灣在未確定的台灣新國家和未消失的中國舊國家之間，耗損民主化的成果，不只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群落無法真正定置，台灣本土族群亦不能真正安身立命。寧靜革命的榮光失去風采。 蔡英文就任總統，即將進入二週年。改革的陣痛，新國家確立的保守性──這當然是內外交迫情勢的制約，在在都考驗台灣如何從殘餘國家走向新生國家。現狀不應是守舊的殘餘，而應該邁向新生國家的確立。寧靜革命才會有真正的榮光。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民主化以後，存在著威權統治時代遺留的反動現象，是中國國民黨化的，也是中國性的─因為後者，被懷疑傾向於共產黨中國連結─因為共產黨中國已然成為中國的正統。這種傾向的台大，心在台灣，胸懷民主嗎？或仍有殖民心態？ 管中閔被拒否為台大校長，出於當事人在遴選程序的瑕疵，竟被曲解成教育部打壓，而且竟然以所謂的新五四運動興風作浪。不說五四是中國的文化運動象徵，且為共產黨中國當年為推翻國民黨中國的文化象徵。與台灣是因為尚未去除的中國性而成為效應。更應指出的是：打著五四旗幟的一干人等，大多是在戒嚴體制長時期附和於黨國之徒。這其實只是台大的部份現象，卻以台大為名。 台大在戰後成為國民黨中國據台統治後最高學府的代表，傳承自被殖民時期的日本台北帝國大學，與系列日本本土帝國大學並置，並因帝國南進政策而在亞熱帶學以及東南亞學具有特色。國民黨中國以中國北大相加，將之中國化。但自傅斯年以後，幾為中國國民黨操控、宰制。在保守體制中仍有異議、進步的師生，形成改革維新力量。 一九七○年代初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王昇之政工勢力在台大赤裸裸打壓學術自由，許多教授被迫害，學校當局是配合的。美麗島事件後，許多學生參與民主化，在台大也被打壓。相對於某些具改革意識、自由派教授的介入、支持，許多管中閔風暴出頭搖旗的是既往守舊意識、保守派之徒。正是民主化的反動現象，不盡能代表台大。 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黨國幽靈現象，或民主化後的反動，赤裸裸地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其實有意摧毀脆弱的民主體制。正因為民主化後的中華民國體制朝向台灣性，與流亡在台灣的中國性不一樣─幽靈正與已正統化的共產黨中國連結，敵視正在脫胎換骨的國家。 在黨國化、戒嚴體制下的台大，有許多附和在統治權力的職業學生，馬英九被質疑有此等身分，並以卸任總統而成為管爺的精神中心，附和威權、專制、打壓民主化不遺餘力。昔以愛國為藉口，實則是黨國化之徒。 民主化後的台灣，他們靠從前打壓、迫害的民主、自由，想構築反動陣地，並謀台大成為走資化的親共產黨中國政商灘頭堡，想站在台灣社會的身體上，扮演頭腦的角色，不成樣的新五四，不只沒有昔日中國的好樣子，在台灣也沒有會被尊敬的文化運動性，只照見某種戒嚴時期遺留的文化毒害。（作者李敏勇，詩人）  

（歐新社資料照） 南韓、北朝的民族分斷，衝突不息，但川普和金正恩的川金會，被認為是一個轉圜。東北亞的和平新形勢被寄予厚望。南韓、北朝已在文在寅、金正恩之會，發表板門店宣言，達成停戰的和平協議。誰知道呢？ 二戰後，南韓和北朝的分裂，南越和北越的分裂，都是緣於右左獨立運動意識形態對立形成的結果，也是美蘇對抗的世界形勢的相應。其形成作用力是統治權力的拔河大於一切。韓國詩人金光林以詩集《半島的疼痛》呈顯韓民族愴傷，漢譯版由其兒子金尚浩教授完成，在台灣出版。金尚浩也是台灣當代詩歌韓譯的推手，深知台灣全島的疼痛。 二戰後，北越、南越原為不同國家，但一九六○年代，北越發動越南戰爭，打敗了美國提供協力的南越，但統一後的越南以朝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發展。而南韓、北朝，各據不同意識形態，呈顯明顯的差異化生活景況，意識形態牢結常常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藉口。中國就是以此藉口發展的走資化國家。 南韓、北朝都在聯合國有席位，是一民族兩國家（ONE NATION,TWO STATES）的例子。這個歷史上長期臣服於歷代中國，卻在忍辱負重中形塑了自己的國族形貌。在某種意義中，甚至保留了中國自己已破壞的傳統文化。 比起日本經由古朝鮮傳遞的大唐文化而歐化維新，消化吸收了唐文化為其裡，歐洲文化為其表。南韓（北朝因政治意識形態作用，模糊化了）的漢文化之表仍然存在，但去漢字的韓文顯示了韓民族的高度文化警覺性，這是世宗留下的資產。 看看朝鮮半島演化出來的南韓、北朝，以兩個國家實踐近現代右左相異的共同體模式，都在聯合國有自己的位置。若簽訂和平協議，中止戰爭動向，應該不只是東亞，也是世界期待的發展。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都曾是聯合國成員，後來和平統一是另一種例子。 國民黨中國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中國推翻，來到原不屬於中華民國，而是國民黨中國代表盟軍接收的台灣，卻因冷戰時期韓戰效應而據占統治，形成國民黨中國並非在中國境內與共產黨中國對峙的局面，成為民主化後台灣的困境。 共產黨中國以國民黨中國據占統治台灣，而以併吞台灣做為收服國民黨中國的政治使命，與東西德、南韓、北朝不同。台灣更沒有聯合國席位，這是台灣面對的困境。 國共之爭的歷史應在中國，國民黨中國不應以據占的台灣與共產黨中國對峙，也不應該以中國的意識強制台灣的歸屬。讓台灣在國民黨中國之外，成為一個新興國家，並在聯合國同有席位，應該是相應東北亞和平形勢的發展。若共產黨中國接納流落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何妨讓國民黨中國班師回朝，帶領不願歸屬台灣新國家的人們一起建構新中國！（作者李敏勇，詩人）

（記者廖振輝攝） 二○一四年歲末，台北市長選舉投票前的一場遊行，支持柯文哲的熱情市民，攜家帶眷，在紙風車劇團扮裝參與的嘉年華形式中、興高采烈地迎向一場民進黨禮讓無黨籍人選，打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的大勝利。那是動人的時刻，氣氛一直延續到十一月二十九日開票當晚。 就在前天，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爭取民進黨提名參選下屆台北市長的立法委員姚文智發起的大遊行，目標與二○一四年歲末台北市長選舉前那一場大遊行，路線不同，完全相反，姚是上屆台北市長選舉前，以民調與柯文哲評比後，禮讓柯文哲的民進黨人選。他準備多年，但民進黨瞻前顧後，尚未出線。形勢形同陷於撲朔迷離。 二○一四年的那一次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的戰略指導原則是阻擋中國國民黨在馬八年、郝八年之後，再取市長位子。不能讓連家公子哥以囊中取物擔任首都市長，與已被視為形同共產黨中國在台代理人的連戰，形成更大的危害，當然更是重要原因。 柯文哲如循共同戰略原則，價值清楚，又顯示治理政績，民進黨再度禮讓，並非不可能，但柯文哲似乎無心於此。他的走樣、凸槌，政治素人卻把自己弄得既不素，又葷得無厘頭，喜歡老毛搞垮老蔣那一套。在綠、橘、藍、紅的象徵政治之間，藉白色突出一格，卻混濁了樣子，把原先支持群分裂了。從前的支持者不盡再支持，倒是中國新黨表態相挺。他也一副管你如何，仍然「不然你要怎樣？」似乎吃定了不讓中國國民黨在首都還魂仍然是民進黨戰略指導原則的時空條件。現在談禮讓是競奪下不情不願的勉力而為。 台灣的公民社會並不成熟。台灣一般政治人物的治理能力也不見得稱職。你說，柯文哲把台北市治理出什麼漂亮的成績嗎？並不見得，但他就是有其局面。中國國民黨鴉鴉烏，仍未脫殖民性格，民進黨執政久了也背負一些包袱。賭爛政治似乎成為某些宣洩的出口，管他什麼人說：柯Ｐ、柯皮、柯痞、柯屁，他就是一個人搔搔頭，咧嘴對你傻笑，你要拿他怎麼辦呢？非典型得不成樣子。誰知道他是什麼路數？ 責任政治、政治責任，搞成這個樣子。柯文哲現象呈現了有些政治人物的任意和率性而為。他沒有政黨的包袱，但也沒政黨的責任連帶。就是不定性，為所之欲為，不可捉摸。你的支持賦予他權力，但你又是什麼？才不管呢！想當年阿扁施政滿意度比柯更高，仍在天龍國競選連任落馬。現在成為地虎國了嗎？搞不好又迸出管爺。一場與當年挺柯相反意義的遊行，當年的支持者生氣了。真是成也柯文哲，敗也柯文哲。 （作者李敏勇，詩人）

  這個標題，取自阿拉伯語詩人艾杜尼斯（Adonis, 1930-）的一首道盡他所屬國度災難、破滅的長詩。他是從敘利亞流亡的詩人，先是移居黎巴嫩，後來法國—這個國家曾殖民敘利亞、黎巴嫩。殖民國後來成了庇護國，他在阿拉伯文和法語梭巡流亡心境。 敘利亞的政府軍和反抗軍交戰不已。傳出政府軍為對抗反抗軍，對一般平民、孩童施放神經毒氣；接著美、英、法以不能容忍踰越使用生化武器的界限，以飛彈攻擊，黑夜中戰機密佈，砲火染紅天空。 「讓雨在我們的廢墟裡清洗我們吧，清洗屍體，清洗我們的歷史。」 這位從敘利亞流亡的詩人，幾年來都在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名單之列，既因他的詩，也因他觸及阿拉伯世界的聲音。他曾是記者、編輯、是詩人也是哲學家。 「讓詩歌壓抑我們的嘴唇， 像街道的石頭被清除。」 艾杜尼斯曾對紐約時報記者的訪問，談到中東問題，說「只有詩能照亮黑暗」。掌握中的時光意味著活著的時光，而輓歌是為死去的人們。他說的黑暗不只是敘利亞，不只是阿拉伯世界，而是人類的世界。 ISIS的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戰火、死亡，不只在敘利亞，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正因紀念失去土地的抗爭而死傷。這都牽涉到國家的衝突，包括國家對國家和國家內部。 「我的國家自暴自棄。 我的靈魂已經離開我。 我沒有家。」 詩人這麼吟唱輓歌，為活著的生命。而更多死去的人們在權力、信仰、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掠奪的衝突中被剝奪生命。 被海洋擁抱的台灣，獨立於共產黨中國之外，面對著不斷恫嚇不放棄武力併吞的威脅形勢，海空滿佈風險。戒嚴長時期一些附和殖民體制的漂流之心，在國策文學指導下反共，在自由化民主化之路轉而趨附極權中國，以自台灣流亡浮誇轉向之名，相形艾杜尼斯，只像玩弄文字的伶人。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孕育艾杜尼斯的靈魂。他的詩說：「我的詩篇坦露如朵朵玫瑰盛開。」說「為我找一些紙／一些墨水」。我們的詩人吟詠什麼？ （作者李敏勇，詩人）

  轉型正義的課題在台灣之所以形成，是二○○○年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下台時的事。成為政治工程則是二○一六年，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政府要加以實踐的事。 若以南非曼德拉改變白人專政的一九九○年代中期，屠圖主教在轉型正義處理的他山之石比較，時間約當李登輝經由人民直選擔任總統，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當年李登輝如何能推動轉型正義工程？ 如以戰後德國，從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美蘇英法等同盟國主導的紐倫堡大審觀之，超過半世紀以上，不斷在轉型正義進行的努力，不只是政治而落實在文化。台灣若僅在政治權力形式改變，只重視權力，難以落實轉型正義的實現。 促轉條例已立法，促轉會正準備成立。黃煌雄的主委人事案，因他在馬政府期間的某些政治作為而被挑戰，似有瑕疵。黃煌雄的政治經歷從黨外到民進黨期間，曾擔任多屆立委的他，甚至曾推動台灣新國旗、新國歌，也有文化想法。但二○○八年，馬執政披上羊皮，一些人似乎誤上賊船，張博雅從中選會到監察院的行止，也一樣讓人非議。許多反對中國國民黨，對黨國曾多所批判的知識份子、文化人、改革意識論者，甚至標榜左派者，也留下這樣的紀錄。中國式文化在政治上有太多黑暗的邏輯，是會吃掉正常人心的。 不具罪感，也不具恥感的文化，對於轉型正義的處理缺乏核心社會條件。侯友宜繼講出當年鄭南榕殉道事件、逼迫鄭南榕死路是他「少救一人」詭辯後，又對行政院長賴清德在一場有關言論自由的研討會致詞提到當年他的事，回應「國事如麻，賴院長應多關心國事。」說自己問心無愧，毫無悔意。認錯道歉那麼難？ 戰後德國的轉型正義處理，除了德國的文化條件起作用，宗教信仰、世界的關注，都有影響，戰勝國對納粹罪責的處理也有壓力作用。南非打破白人專政，黑白共治是有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宗教也提供力量，從真相到和解的轉型正義提供了新範例。 台灣呢？一些附和黨國體制的軍頭在清明節（當年硬是因蔣介石之死，訂在四月五日，再將此日訂為並非固定的清明節），群集頌讚蔣介石之偉大。亡其國、獨裁專制、甚至失去台灣國家條件之過，視而不見。這些靠蔣介石的黨國庇蔭一輩子，在隱約看見台灣新國家之時，傾慕著共產黨的新中國，敵視民主化發展，轉型正義的處理在台灣面對的是許多困窘，考驗著新國家共同體的發展。 （作者李敏勇，詩人）

  戰後台灣，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社會從被壓抑的谷底擢升，民主化的開展可以說是自由之路的歷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為自由殉道，更是一種象徵──自由，做為一種價值的象徵以及追求的實踐。 新政府制訂的言論自由日，今年四月七日又即將到來。一些政治人物連帶自由之路的活動或儀式，在這時際也接連顯現。但是，自由之路做為一種信念、或引為裝飾性光環，各異其旨。 為什麼要民主化？又為什麼要建立一個主權真正獨立，不被某種國家承續的惡意併吞？是為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之上的人們的自由。從中國國民黨的宰制，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台灣人民開拓的自由之路面臨新的破壞。 從美麗島世代，辯護律師群、黨工助理群、官僚群，取代中國國民黨的新政治力量甚至已包括到因緣際會產生的素人政治人物，在不盡充分開展的自由之路，我們有許多爭權奪「力」的權力傾軋現象。 支持改變中國國民黨統治的人們，無怨無尤地出力、出錢推動了新政治的力量。這些人有歡笑，也有怨尤。歡笑的是看到自由之路因有志者的參與而開展；怨尤的是看到不符合期待、自私自利的爭權奪「力」。 中國國民黨有許多台籍政客，藉著改革運動開展的民主化、台灣化，把自由之路當做自己爭奪權力的紅地毯之路。甚至，原來的改革陣營，也有政治人物過度政客化，露出權力的猙獰面孔。 陳水扁當年競選台北市長連任之役失敗時，曾在幕僚建議下以「偉大的城市是人民對政治人物的無情」回應他施政滿意度高，卻因台北天龍國特殊族群政治的原因而失敗的感觸。台北的民進黨支持者和白色力量、中間選民曾經大力支持的柯文哲，走在自由之路的他開展了自由之路的前景嗎？在他的政治歷程如何回應支持者的心呢？這正考驗著首都台北的市民，也考驗自美麗島事件以來，象徵政治改革力量的民進黨。 自由，應做為一種價值，自由，不應只是政治人物的裝飾性光環。自由，更不是政客們爭權奪「力」的工具性口號，台北市民加油！民進黨更應邁開大步，顯示值得人民信賴的進步性政治作為。 （作者李敏勇，詩人）

余光中。（中山大學提供）     李敖。（取自臉書） 余光中（一九二八︱二○一七）、李敖（一九三五︱二○一八）、洛夫（一九二八︱二○一八）先後去世，總統是否頒予褒揚令？為何文化部有建請褒揚李敖、洛夫，而余光中沒有？如果是雷震、齊世英、殷海光、張忠棟…，應該沒有這些爭議。並不是他們是否來自中國，而是典範尺度的檢視。 有些人為余光中叫屈，認為以他的地位，政府應對他有所褒揚。另有因為余光中在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他的︿狼來了﹀是血滴子，對陳映真的告密失格，所以文化部門不宜加以推崇。是耶非耶，只有文化部知道。 對於李敖的褒揚令，民進黨立法委員段宜康以他後期行止令人不齒，不值褒揚。依李敖的黑白郎君個性，他也不會接受。李敖的眼裡，中華民國不管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又算什麼呢？（文化部的熱臉，已貼到李敖家屬的冷屁股了。） 相對於余光中和洛夫、李敖確在一九六○年代《文星》雜誌時期，以叛逆、自由主義色彩，從《傳統下的獨白》一路挑戰戒嚴時代政治禁忌。對中國國民黨的底子及道貌岸然的文化形貌，有挑戰性，並曾成為統治體制的階下囚，但不盡為公義的善訟形象，成為標記。而余光中，早早就保守化，附和黨國統治權力。洛夫馳騁現代詩壇，頗有一方之霸的氣勢，但脫不了反共國策桎梏以及殖民體制性。三位文化人的光影雖有參差，不盡值得崇仰。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開了第一槍；洛夫也在後喊打批鬥。顯露的也是一樣反動，都是黨國體制的附和者。他們都在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經人民直選出任總統之後，不適應政治變化。兩人都有反李情結，以台灣人只能在中國國民黨當傀儡，豈能擔當中華民國領導人。 在台灣的傳播條件作用下，余光中、李敖、洛夫都有異常份量。顯示的是：社會的肉體雖然台灣化，但心靈不盡復權，佔身體面積小，部份的頭仍在殖民體制中國性的意底牢結指導脖子以下身體的行動。 余光中、李敖、洛夫都無法正常面對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他們都在「舊中國」的桎梏與「新中國」的牢籠中無法脫出，不盡能面對台灣的開展。這也是台灣建構命運共同體，追尋正常國家存在的文化病理。褒揚的進退失據則顯示轉型正義未實現的難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侯友宜角逐中國國民黨新北市市長提名，這位警政官僚出身的台灣人正在政治之路邁進。侯擔任過警政署長、警大校長，轉而出任朱立倫副手，擔任新北市副市長。他從警察而從政的歷程，有一些現象，應該被觀照。 侯友宜是在陳水扁總統時代被拔擢出任警政署長。當時，阿扁以民進黨、台灣人執政，侯是中國國民黨員，在舊體制有實力、台灣人，被認為可用，這當然是政治計算。同時期，郝龍斌是從中國國民黨而新黨，且是殖民體制權貴郝柏村之子，被延攬為環保署長，也不無政治策略。 侯友宜被中國國民黨的周錫瑋說是藍皮綠骨，除了鬥爭，還有黨國族群屬性的矛盾。周曾脫黨加入宋的親民黨，但不被認為背叛中國國民黨；郝龍斌雖在阿扁時代擔任政務官，不被以為背叛，仍以中國國民黨員當選台北市長。侯和周、郝的境遇是有差別的。 即使侯友宜在台北市刑大服務的一九八九年，銜命帶隊緝拿以「Over my body」誓為自由殉道的鄭南榕，為戒嚴已解除的中國國民黨統治當局立下汗馬功勞，也必須面對黨國之徒的冷言冷語。就如同吳敦義掏心掏肺一副忠誠黨國的樣子，在黨內爭權時，也不見得算是殖民體制自己人。 侯友宜看起來像事務官僚的模樣，較拘謹，卻也會講出當年鄭南榕事件，「遺憾未能救出鄭南榕，只救了鄭竹梅等十二人。」是所謂的「不完全成功的救援」。完全翻轉、顛覆了歷史的論斷。罪與罰成為功與賞，堪稱經典的詭辯。 雖不若吳敦義油腔滑調、常被以白賊義仔視之，侯友宜對戒嚴時期統治體制的貢獻，也不遑多讓。許多台灣人附和於黨國體制都有類似的生命史。相對於殖民症候群，這是被殖民症候群的現象。沒有恥感與罪感，在未被清算的歷史仍然追逐政治權力。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就是這樣的。 台灣的政治改革之路，充塞著侯友宜現象，也存在著吳敦義現象。在戒嚴統治長時期當官、從政，平步青雲，民主化、台灣化以後，仍在未盡消失的黨國圈活躍。未清算的歷史，未實現的轉型正義，仍想為中國國民黨掙得權力半片天，但他們也都不盡被殖民性黨國體制相信。鄭南榕殉道而舖成的自由之路，侯友宜也在其上行走，但看不出悔意，也未見台灣社會的充分反思。台灣人一面紀念鄭南榕，一面也為侯友宜舖權力的紅毯。（作者李敏勇，詩人）

  毛澤東崇拜是二戰後、六八革命時期，西方嬰兒潮世代的體制反叛現象。台灣作家陳映真是那時際，因信仰社會主義崇拜毛澤東的，日本的赤軍連也一樣。這是一種時代現象。那樣的反叛，從嬉皮而雅痞，從反體制到掌握體制，形成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權力現象：柯林頓、布萊爾、施若德成為美國、英聯合王國、德國領導人的世紀轉變。台灣的同世代政治人物，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大老們也是這樣的時代之子。 時代的改變，一九八○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紀開端，東歐自由化、蘇聯解體，西方青年不再對毛澤東極盡崇拜，列寧也失色。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在一首詩裡留下「列寧的夢消失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的動人話語。政治思想在政治實踐中，常在權力的邏輯中墮落，敗德、背信，從蘇聯引進力量，推翻蔣介石體制的中國，建構共產黨中國，大躍進、文革，中國的災難有多少是中國自己造成的？有一個笑話，毛澤東的靈柩旁，標語：「請勿隨地吐痰」。 以社會主義推翻了蔣介石體制的中國，毛澤東體制的中國在毛後藉走資化建構了經濟榮景，並以民族主義形塑國家。水平的倫理又變成垂直的教條，號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從極端自卑到極端自負，正走向恐怖、令人畏懼的強權國家之路。 蘇聯之前，俄羅斯已經由彼得大帝歐洲化，奠定了近代性，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之前，中國並無這樣的新文明基礎。毛後中國，民族主義本質仍然是古舊的深層結構成王敗寇義理。毛澤東殺害中國（國民黨）人，蔣介石殺害中國（共產黨）人，都極盡殘忍。比起外侮，內憂更重。蔣銅像遍佈台灣，壓迫著島嶼土地。 共產黨中國成為真正中國的國家，蔣介石被中國國民黨塑造的「偉大」形象，由毛澤東代之。在台灣，也有崇拜者，並引為政治指導人。政治功利主義以毛推翻蔣的邏輯為師，極盡崇拜之能事。政治無厘頭現象在二十一世紀仍有賣相，確實令人咋舌。蔣崇拜毛崇拜都不足以為取，既落後又反動。 毛澤東神話藏在中國國民黨長期戒嚴統治台灣的陰暗影子裡。他是某種取代蔣介石的黑暗之神，也是旁門左道。求神問鬼，政治仍迷惑許多人們。毛崇拜也算是脫共，東歐自由化的成功因素，社會學家認為是：一、市民社會條件。二、教會的存在。三、文化藝術肌理。在台灣彷彿天方夜譚，還在蔣崇拜、毛崇拜打轉，哪有什麼進步性？（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對台文攻武嚇不斷，統戰手段更無孔不入。所謂的惠台措施，就是以買台的思維進行的策略。 台灣的「商人」性格強烈。做生意，一般遵循經濟的合理性，甚至奉行合理主義。水由上往下，在下方汲水，就是合理性思維。做生意的人都跑到下方汲水，在上方需要水的人呢？管他的。這是移民墾拓的歷史加上長期被殖民形成的性格，是一種利益形態邏輯，而不是意識形態邏輯。 有一段時期，台灣民主化運動展開的一九九○年代初，民進黨形成對中國國民黨的挑戰，中國標榜鄧小平體制的改革開放，並有對台誘引。許多民進黨人在公職選舉發表政見，常以台灣國民所得如何，中國國民所得如何，據以反對中國的併合統戰，即是一種短視，純就經濟的面向、而且不知經濟面向會有所變化的思考。 台灣要追尋建立一個非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牢籠，仍在虛構、殘餘、他者中國掙扎的國家，是有更高的價值憧憬，應是一個具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與福祉的國家，斷非僅保有一些錢而已。看吧！現在民進黨執政的困境之一，就是中國走資化後暴發戶的假象，只看錢，哪是一個國家的條件？ 文攻、武嚇，是中國仍未放棄解放台灣的續行手段。想想從前，中國國民黨以反共挾持「中華民國」的戒嚴長時期，武裝對峙之外，不也有從台灣對中國的文攻嗎？中國國民黨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匪偽政權；而中國共產黨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已被其推翻、尚未完全消滅的蔣幫政權。這個牢結未解，兩岸未能在兩國化的新形勢發展和平友好。仍處於爾虞我詐，表面笑臉背後藏刀的狀態。 中國現在有錢了，走的是買台的方法，惠台措施就是自以為是的新法寶，看準了台灣社會瀰漫的「商人」性格（真正的商人義理、企業家精神可不是這樣的），陳兵屯武威脅之外，還想用買的，買比打合算。買台，可有用？這還要看有沒有人想賣台？有買有賣、有賣有買。台灣會這樣嗎？中國國民黨的某些行徑常被說是「賣台」，失去政權的不甘，什麼伎倆都現形。但「賣台」可行嗎？如果不行，中國想「買台」也只是狂語癡夢。台灣人沒有不長進到這地步。要買要賣，台灣又不是商品。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二八事件七十一年，在台北發生的查緝私菸引爆是在當年的二十七日這一天。事發之後，不可收拾。第二天起即引發全台的抗爭。以殖民統治形式據台的行政長官公署，在激烈事況中，一方面經由地方仕紳調解，另一方面向南京的蔣介石請兵。 軍隊來台後，在全台進行大屠殺，並搜捕許多地方仕紳，藉機殺害知識份子文化人社會精英。戰後台灣悲劇性的開端始於一九四五年終戰未獨立，接受國民黨中國據台統治，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是死滅的歷史印記，曾期待祖國，並慶祝過被光復的台灣，自此埋下無法癒合的傷口。 事件四十年後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是由民間發起的，官方在十年後才在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受害人民道歉。中國國民黨蔣氏父子統治以戒嚴長期化壓制了台灣社會，但二二八事件猶如火山，蓄積的能量等待爆發，即為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夢。 台灣人以「狗去豬來」比喻帝國日本和國民黨中國的殖民統治，挾持中國政權流亡來台，要台灣人一起「反共」、「反攻大陸」的中國國民黨從未真心面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尋求在錯誤的歷史罪責中反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化自由人共同體，只想鞏固黨國。即使二二八事件已在台灣人民抗爭運動中，成為國定紀念日。 昔日以「反共」之名實施長期戒嚴，今日在民主化、自由化成為主流政治價值，台灣國家重建可期之時，反而趨附仍以收服中華民國的國民黨中國為未竟之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二八的歷史夢魘成為當下台灣的陰影，並不因為有紀念日而消失。 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近現代台灣的歷史是在外來統治的烙印中發展的歷史。省思歷史、省思枷鎖的斷痕，主體性的追求和建構是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課題。紀念二二八，生活在台灣對正常、健全國家有憧憬的人們，應努力將被殖民的傷痕化為新而獨立的勳章。流亡群落對新國家有夢的人們也應該跳脫「加害者」、「被害者」的角色，共同參與新的國家共同體建構，為自己戴上勳章。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八台北國際書展落幕之後，接著就是農曆新年的長假了。亞洲國家除日本之外，都仍保留雙重新年，農業時代餘留的傳統也仍存在於台灣。台灣雖經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明治維新的西化也有所影響，但並未真正脫古求新。 台灣的國際書展，並未成為台灣書籍拓展國際版權的亮麗舞台，倒像是市民或說國人買書的嘉年華。一些外國出版的展示也拓展了台灣愛書人的視野。今年的主題國家以色列，小而強，文化力也興盛。以希伯萊文、意第緒文，甚至英、法、西班牙文書寫的作品向世界訴說這個猶太人國家的聲音，甚至包括了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文作品。 談到書，談到閱讀。從李登輝經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從一九九○年代迄今四位台灣這個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的總統，也顯現了有趣的況味，喻示了台灣的過去和現在文化視野的演變。 李是戰前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典型，他們奮力精進，進大學前，在高等學校已讀了五百本世界名著，涵蓋政經文史哲甚至科學。他們及較早的這些世代在二二八事件後被屠殺殆盡，形成台灣文化真空，這也是國民黨中國在台灣造成的浩劫。 從京都帝大而台大農經的李登輝，不只讀他專攻領域書，在現在所稱的通識和博雅領域更廣泛吸納。陳、馬、蔡三位總統，都出身台大法律系，已是戰後中國時代的台灣人，並無日治時期台灣青年的文化氛圍。不知陳、蔡的閱讀興味，而馬之四書五經癖，倒是眾所皆知。 二戰後，台灣國語文轉換的困境，且又受二二八事件傷害，形成文化和政治雙重困境。台灣人子弟多重經濟、輕文化。辛苦打拚創造了某種程度和繁榮，卻讓出了文化這一塊精神指標。長期戒嚴，國語文教育的八股化，知識與文化教養的蒼白化與輕薄化，形成重物質輕心靈的社會狀況。世界很難從文化理解台灣，更遑論探知台灣人的心境。 相對於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在二戰後發展面臨的瓶頸，更多是文化性的。出版與閱讀交織的社會構造並不堅實。作家與作品與當代台灣人的對話薄弱，少見光彩。相對政治的權力拚奪，文化的意義展現隱晦不明。 農曆新年的長假，如果台灣人能多一點沉澱心，好好閱讀幾本書，與台灣的作家在精神上有些對話，應該會豐富這些假期的意義，年假，書香。在思考台灣這個國家的未來時，還必須在政治、經濟之外，再加上文化的份量。尤其政治人物，多讀一些書吧！行春走廟只凸顯文化的前近代性況味，不具進步性。（李敏勇，詩人）

「何謂自由？／哲學家們問／我，也感到疑惑，有陣子我堅信／那意味從國家權力形貌解放的／保證，或其他／我更重視的信念的力量／精神的政府／以及對人自己使命的忠誠／但即使我當下迷惑於／自由的本質／我完全了解／囚禁的意義」。 這是波蘭詩人扎嘉耶斯基（A. Zagajewsky,1945–）的詩︿自由﹀。自由，是什麼？難予問答，但囚禁的意義，相對清楚。東歐從共產體制自由化，詩人留下時代見證。台灣的價值是什麼？從反面來看，也許更清楚，那就是相對於中國的顯影。這也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何以不想在中國的領域生活的原因。 共產黨中國曾經以解放台灣，對台灣人民訴求。那意味著自由化，是相對於國民黨中國的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的口號。但共產黨中國的文革浩劫，血腥斑斑。雖然毛語錄在一九六○年代末的全球學生運動有影響，迷惑了許多戰後嬰兒潮世代。台灣的小說家陳映真即在那時代嚮往共產黨中國。但六八革命的世代，從嬉皮而雅痞，在進入廿一世紀，都成為政治、經濟的領導人，走向新中間路線，英國的布萊爾、德國的施若德、美國的柯林頓… 共產黨中國也從毛後、鄧時期，歷經多位主席，走向現在的習時代。不只習思想入憲，文革的毛責任也除罪。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裝的走資化，朝向一個大國的惡夢繼續發展。反轉被列強壓迫的歷史困境，但並未契合人類文明的價值，自由和民主並未成為國家追尋的要素。 這樣的中國，在市場與工場的大量化條件下，雖然是一些台灣商人曾經前仆後繼嚮往之地，但並不是對自由有愛、對民主有夢的台灣人憧憬之鄉。台灣並未從掙脫國民黨中國而趨附共產黨中國，而是追尋建構一個真正獨立的正常國家。 中國之大，如果大而無當，未必值得欽羨；台灣之小，如果小而美，會值得讚美。台灣的價值應該是追尋自由與民主，並建構經濟福祉化、文化優質化的小而美國家。從中國國民黨的據台統治惡夢走出來，台灣值得期待的政治人物不應該是對共產黨中國的統治惡夢有幻想的一類，中國國民黨失去絕對統治權力後趨附共產黨中國，令人不齒。取代中國國民黨治理台灣的政治人物，要懷抱自由之愛，民主之夢，真正為建構台灣的國家努力。（李敏勇，詩人）

（資料照） 日治時期，台灣只有一所大學。當時，與日本從北海道到九州的一系列帝國大學並列。日本在台灣設立大學，當然是為了日本帝國，是為南進在台灣的基地培育人才。但教育畢竟有教育的良善本質，會自我產生對反良善力量的抵抗。這也是世界一流大學或說大學的文化高度。 二戰前，日本帝國的侵略擴張，也有許多知識份子、文化人有自我批評。以《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日本殖民掠奪有深刻反思，矢內原忠雄被剝奪當時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教授之職，戰後，再被延請任教，並成為東大總長（校長）。這就是大學教授、知識份子文化人、大學校長的格局。 二戰後，國民黨中國據佔統治台灣，從日本殖民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大學教育在中國士大夫至上觀念下，大學愈來愈多。許多原本在日治時期已為社會奠定技職骨幹條件的農、工、商職業學校，紛紛五專化而三專化、而技院化，甚至大學化，甚至形成大學文憑無用的情況。 大學的實用主義、職業訓練化，讓台灣的許多大學不是大學、不像大學。從前的高職生在農、工、商成為中堅，現在大學生滿街跑，讀了大學也不甚了了。職業取向的目的意識左右了科系的設立與求學選擇，但又如何？ 相對於高等教育技職化的發展，日治時期帝大系列之一的台灣大學仍為台灣的代表性大學。戰後初期並曾有傅斯年在白色恐怖時代面對蔣體制的威武不屈風骨。但時代變遷，台大校長不盡孚有眾望，甚至縱容發生哲學系事件打壓學術自由，迫害學人。台灣的大學對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也未必都展現前瞻。大學在台灣還有燈塔的顯影？值得反思。 台大校長風波—這是台灣政治困局的文化、學術眾生相之一—有院士銜的被遴選為台大校長，因遴選程序與學術倫理瑕疵，造成進退維谷。對照矢內原忠雄因學術良心堅持對侵略的自我批評被逐出日本的東京帝大，戰後被敦請為改制後東京大學總長的知識份子文化人風骨。台灣存在嗎？在政治圈謀權勢，在經濟圈要利益，在文化圈搶位子。這是什麼知識份子文化人的邏輯？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登輝九十六歲生日，阿扁前去拜會祝壽的畫面，看在許多人眼裡，一定有相當感觸。二○○○年，阿扁繼李之後就任總統，被譽為台灣民主之父和台灣之子的美談曾為朝向民主化的台灣下了一個美麗注腳。可惜，兩人撕破臉，民主化之路也挫折了。 李卸任總統，成為非中國國民黨人。圓神出版機構先覺出版社繼日本作家上坂冬子的《虎口的總統》，再推出《李登輝學校的教誨》新書出版之際，企劃了李登輝、彭明敏「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為主題的對談。在世貿中心大會堂滿座三千多人的盛會，藉由電視實況轉播，讓在一九九六年分別代表中國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位台灣人精英，經由歷史回顧與現實敘述與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對話。 原本想策劃一場「邁向新世紀的台灣」，由李登輝和陳水扁前後任總統、展望台灣的發展，未能實現。後來李扁情誼生變，但二○○四年仍有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之舉。扁雖連任，卻讓民進黨政權彷彿曇花一現。倖因馬英九的八年執權馬腳盡露，民進黨不只地方選舉大勝，蔡英文再為民進黨取得政權，並取得完全執政優勢。 台灣的國家不只是內部政黨競逐，也在認同不一的荊棘之道發展，民進黨稍一失足，國共交相傾軋的形勢不但對民主化有礙，國家的存在也會發生危機。民進黨既全面執政，責任也相對重大。 即將到來的二○一八地方選舉，只見民進黨人在黨內初選一幕一幕的紛爭。不只不同派系你爭我奪，即使相同派系也窩裡反目，權力的吃相難看。暴露在大眾傳播媒體的火花讓人憎惡。 雖說「政治」是我要什麼，不同於「經濟」的會怎樣，也不同於「文化」的應該怎樣。但政治也要注重合理與合情，不能只講求搏力。有志於公職的民進黨人，還是留一點給人探聽吧！ 不要只看權力，也要看責任，看看阿扁與李登輝反目多年之後，再去探望李登輝的那一幕。在權力位置的民進黨人好好想想台灣這個尚未正常化的國家的課題吧！不能只想權力、只搶舞台。 （作者李敏勇，詩人）

  蔣經國幽靈盤桓在台灣上空，仍然宰制了人們的心靈。三十年了，台灣的民主化一邊跌倒、一邊尋覓，但國家台灣化未盡完成，這種權力幽靈現象是病理的根源之一。不脫離蔣經國幽靈崇拜，台灣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化、新國家。 蔣經國原本是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解構，定置民主化、台灣化，最有可能實踐的掌舵人。可惜，他在美麗島事件，關鍵性的鎮暴不只未能阻擋台灣在民主化的追尋，露出殖民專制本質，反而失去他在台灣政治發展上真正正面取向貢獻。 作為繼蔣介石之後，唯二的獨裁者之一的蔣經國，特別受到殖民性黨國體制權力人物的崇拜。有人著書，以「意外的國父」美言兩蔣，帶有一種期待，但未必是。兩蔣死後，遺留一些不能面對民主化的遺民，也成為台灣在自我認同的難題。這對流亡群落的在地轉化新生沒有助益。 李登輝、宋楚瑜、馬英九的身上都存在著蔣經國的政治基因。李取蔣的「我也是台灣人」作為政權台灣化的令諭；宋仿蔣的勤走籠絡，吸納為自己的基盤，為權力謀；馬則印記蔣特務頭子的一面，卻讓人看破自戀手腳。三人相互之間的矛盾除了台灣vs.中國，也有權力爭逐的衝突。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仍然極端崇拜蔣經國，顯示戰後以來黨國化教育、大眾傳播毒害之深。這也是台灣難以邁向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原因。這樣的原因存在，又如何實踐轉型正義？余光中曾在蔣經國逝世時，以「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餘緒仍在，就是例子。 黨國從反共走向親共、媚共、附共，除了「中國性」因素，大多只是政治權力作用。失去對台絕對統治權力的許多黨國之民，不願面對「國家」的台灣化，寧可向「中國」乞伏。這樣的心態是存在的，而且難以克服，似只能期待世代的變化。蔣經國仍留下沉重的包袱，他原有力力挽狂瀾，卻只讓黨人走向鄭成功後人之路。 崇拜蔣經國就是崇拜獨裁，這是戒嚴加上造神運動留下來的黨國情結。有人以開明獨裁恭維蔣經國，口蜜腹劍，算什麼開明。台灣人要嗎？一群中國國民黨蔣體制的權力侍從之徒，想從蔣經國的權力幽靈得到加持，不知今朝何朝，今夕又何夕？徒然讓人訕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已！（作者李敏勇，詩人）

  小說家李喬有一個短篇〈告密者〉，寫戒嚴體制下一個抓耙仔，告密來告密去，到後來自己發瘋起 了，小說家鄭清文的〈三腳馬〉則寫政權更替的游離份子，怎樣在權勢庇蔭中扭動、掙扎，不是人的樣子。 在威權統治的社會〈告密者〉這篇小說，帶有諷喻，其實是某種批評。手無寸鐵的小說家揮舞著語言的武器，留下某種見證。 轉型正義，這也是要面對的問題。 戒嚴時期，台灣遍佈告密者。「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在這樣的口號下，有些人被收買、驅策為告密者。 假愛國之名，兼具某種利益取得。喜歡到處拉人入黨的黨國體制，比起它敵視的匪幫以意識形態募集同志，使出的只是利益形態的手腕。現在的黨國也一樣了。 當學生，入黨有好處；當兵，入黨有好處；在公務部門上班，入黨有好處。中國國民黨讓人瞧不起的就是滿腦子利益掛帥，盡粧頭門面、作表面功夫，政治黑金化也是這樣來的。 甚至，連馬英九都被指控有抓耙仔經歷，起底他在美國留學時的某種身分，也許，有特務血統的他，自以為是報效黨國，但畢竟不光彩。 戰後，在中國國民黨統治的長期戒嚴時代，文化界有抓耙仔、告密者嗎？黨政軍特國控制的文化界，應該在相當部門存有尚未被滅跡的檔案資料吧！三腳馬仔呢？ 困擾作家季季半生的楊蔚，文化記者出身，是告密陳映真、害他入牢的人；被視為一代宗師的余光中也告過陳映真的密，成為一宗公案，這些都已被公開，但尚未公開的呢？ 在轉型正義的課題，文化界誰是告密者？應該不是打馬虎眼、唬弄過去就可以的事。期待告密者、抓耙仔有罪惡感和羞恥感，自己懺悔？但可能嗎？誰又是三腳馬仔？隨著權勢轉向，人不像人！ 台灣的文化界存在著這樣的黑暗面。假反共、愛國之名，留下一些劣跡的大有人在。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這都需要光的鑑照。把檔案攤開來，經由自省和他律，加以清洗，才能把過去拋棄，經由省思走向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六個院轄市作為「自治體」的條件，或許在於中央政府統籌分配款的比重。台北得天獨厚，享有「天龍國」的地位，常睥睨天下。中央與地方重疊，更顯建設的加乘效果。而「台北人」，早期在小說家白先勇先馳得點的詮釋中成為戰後隨國民黨中國流亡來台的官宦形影。其實，現實上更是台灣各地移入人口的縮影。 「自治體」應包括政治自治化、經濟活性化、文化特色化，才有意義。但台灣的各自治體具備這樣的充分條件嗎？從父權、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充分地方自治條件，不只政治的自治化不充分，經濟、文化的問題亦然。重北輕南、頭重腳輕的現狀未能改善。台北常在驕縱心態作用下，與中央互別苗頭，異黨執政這樣，同黨亦然，這就是權力的現實。 要求或說期盼院轄市在文化特色化上具備報紙或電視媒體的傳播條件，應該比一般縣市的類似自治體更有可能。但除台北市外，其他五個院轄市，都真正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嗎？比起其他硬體建設，這不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關切的，而這正是問題的所在。自治體的文化力不能只展現在跨年晚會的歌聲魅影爭奇鬥豔。 台灣常以琉球去認識的日本沖繩縣，人口約一百四十四萬多人，有《琉球新報》、《沖繩時報》兩家全縣性報紙，離島發行的還有四家；電視則包括「ＮＨＫ沖繩放送」、「琉球放送」、「琉球朝日放送」等四家。相對的，台灣的地方自治體，除台北市外，大多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普遍只有系統台形成的紛亂電波媒體市場，新聞報導仰賴台北的視野。 戒嚴末期、解嚴初期，台灣的黨政軍三台時代，平面媒體由南到北，《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由（時報）》、《自立（早、晚報）》，曾經形成言論台灣民眾自立自由的鎖鍊，與黨國時代已建構地位的《中時》、《聯合》分庭抗禮，對台灣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形塑極具助益。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正常真實國家建構仍未完成。進入大眾消費社會的台灣在文化上的懈怠、輕忽，相對於地方對政治權力的分享要求，形成某種發展盲點。只依賴「天龍國」台北市報紙與電視的新聞視野，地方「自治體」是真正的「自治體」嗎？只重視經濟並不能振興經濟，文化仍然是經濟發展振興不可或缺的一翼，政治、經濟、文化的構造不能偏失。台灣除了全國性的報紙、電視台重要，地方自治體若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只會是殘缺的自治體。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