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赤化，國民黨中國被共產黨中國取代，以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成為又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改革開放為名的走資化，說是實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變相的國家壟斷、控制的資本主義─這原是共產黨最敵視的經濟模式。 從一九八○年代迄今，共產黨中國走資化，與美國的巨大貿易成長，加上美國聯中制俄錯估政策的縱容，不但沒有讓共產黨中國因而民主化，反而讓西方世界以「黃禍」形容中國威脅論。川普與習近平對峙的美、中貿易戰，其實是美國為抑制共產黨中國勢力有害擴張的作法。 若說，從前美、蘇對抗是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不如說是民主對抗專制、自由對抗極權。共產革命是源於工業革命後，經濟發展造成社會不公平，以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引發的馬克思主義效應。但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以近代歐洲文明為範本的國家發展取向，再度形成新的世界走向。右左政黨在民主國家並存，才是正道。 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兼具福祉化、文化優質化兼具進步性的文明指標，促成許多改良主義的實行。但，共產黨中國走資化，改革經濟，卻未形成民主政治，反而利用高科技管控人民，對外進行經濟殖民。比起二戰後，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新冷戰儼然形成，美、中對抗成為新的國際形勢。 新冷戰是一種文明衝突，是歐洲文明發展的普世化取向對抗中國專制主義牢結的拓展。其中，近代中國歷史屈辱產生的報復主義是火種，以民族主義發酵，自卑情結反映在自大感。以社會主義為表、民族主義為裡的意識形態，成為某種深層構造。不只反映在對美情結，也反映在對香港、甚至對台灣的錯綜情結。 香港的回歸，表面上是共產黨中國主權論的勝利，但也是芒刺。自由，正是刺點，刺痛作為主權國的痛處，也是一面照妖鏡。一國豈能兩制，若中國人民也追求自由、民主呢？豈不是一黨專政自我顛覆。台灣，二戰後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只因據占的中華民國是殘餘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急欲併吞。癥結除了所謂的民族論，也因為對自由、民主體制的恐懼。 台灣和香港都因曾被殖民，不盡同於中國薰陶的生活方式與欲求目標，而與中國形成文明衝突。香港被併入中國主權領域，正陷入一國兩制被破壞的掙扎，也像珠玉被吞入口，但嚥不下。台灣已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主權國家，面對的是不同國家的侵略威脅，比起香港更不是中國能任意垂涎。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六年春，暢銷二百萬本，日本數學家藤原正彥著書《國家的品格》，引發許多討論。當時，我曾以之為名，在鏗鏘集（收錄於《文化窗景與歷史鏡像》，允晨文化）對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有所批評：「想像日本社會閱讀著《國家的品格》這樣的書，而台灣的政治人物甚至也不一定知道『品格』這樣的字眼，遑論信守意義了。殖民者就是不脫殖民色彩，而被殖民者也甘於被殖民統治。從前，反共抗俄，反共大陸，異議分子被處以罪刑。但現在呢？殖民者比從前一些被處刑的異議分子更過分，反過來還聯共呢！扭曲別人也扭曲自己！」 日本人批評自己的國家是「不成熟的國民組建的民主國家」，也對「國民性格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精神扭曲」不以為然。對當今台灣，不也一針見血，更嚴重嗎？選舉甚至成了有些政治人物歛財的途徑，把政治當做職業或生意的比當成志業的大有人在。暗藏在政治獻金法桌面下的超額獻金，成為法外罪惡的淵藪。 剛坐上二連任台北市長位子的柯某，有意當無意，以「品德」摳洗了也一樣剛坐上第一任高雄市長的韓某。先柯後韓，兩人你兄我弟，是當下台灣政治亂象的顯影。柯說的品德就是品格，講人較簡單，常看不到鏡子裡的自己。用品格問題看韓某，相當貼切，看柯某更要從性格。台灣的政治秀場，痞子、騙子當道。 品格有問題的韓某，性格有問題的柯某，反映的正是不成熟國民組建的民主國家政治現象。某種原因是因為民進黨完全執政不盡成功，以及中國國民黨為奪回殖民政權意識的交相作用，引發的亂流。對台灣來說，柯是內亂，想解構以民進黨為主的政治力量，據為己用；韓是外患，是中國國民黨反動的顛覆性力量，要滿足的是殖民性權力慾。 柯因二○一八年的市長選舉，民進黨未再禮讓，懷恨在心，不提二○一四年民進黨傾力支持。是柯自己的表現、動向、作為，讓民進黨面對支持者壓力，不得不提名準備多年的姚文智，民進黨也未全力支持黨提名人。柯的唯我獨尊、一人中心主義，只有自己，要說是品格問題，更是性格。柯現象引發韓現象，甚至落於其後。但願他不會敗事有餘，成為台灣的歷史罪人。 不成熟國民組建的民主國家，才會有柯某、韓某這樣的政治暴發戶。台灣仍在台灣的國家或中國要併吞的國家之間擺盪，政治選擇對已民主化、但發展不全的我們國度，存在著高度風險。品格與性格是衡量政治人物的重要標準，一窩蜂地崇拜政治人物，不足取！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七〇年代，王永慶在台北市敦化北路興建了貌似五角大廈的台塑大樓，做為企業總部。雄偉、厚實的建築物，象徵一個企業邁向集團化，永續經營的形貌，追求的是百年基業。（資料照）   台塑創辦人王永慶被譽為經營之神，主要在於他精打細算，建立了一個石化業王國。與開創National、Panasonic電器王國的松下幸之助這位日本的經營之神，不盡相同，王永慶有一九六○年代台灣、獲特許權的許多企業主一樣的開創精神。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是文化力對統治權力的反抗。蔣體制的黨國對新興資本家懷柔，釋放金融、保險、石化等特許權，既發展經濟，也有安撫民間社會力的作用，形成許多財團。走過二二八、五○年代白色恐怖，中國國民黨這樣維持政權；一九七○年代的吹台青政策，則是政治力的吸納。 一九六○年代起家的企業主，大多是布衣出身，敢衝敢撞，不同於戰後初期仕紳世家。起家前期的事業經歷不乏鄉土趣聞，成王敗寇，就彷彿歷史興衰的變遷。戒嚴時期發展起來的企業集團，大抵屬於此類，王永慶算是佼佼者。相對戰後日本的民主化，專制的台灣畢竟不容易有松下幸之助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通過繁榮的和平與幸福的企業理念。 一九七○年代，王永慶在台北市敦化北路興建了貌似五角大廈的台塑大樓，做為企業總部，除了少部分出售，大多為相關企業及王家住宅。雄偉、厚實的建築物，象徵一個企業邁向集團化，永續經營的形貌，追求的是百年基業，但大約半世紀，就被自辦都更利益引誘，走向拆除重建之路。 王永慶已辭世，台塑的龐大企業規模仍然雄據一方，但多房後代爭奪匿藏海外資金的新聞不斷，企業的文化形象、社會公益形象，相形之下顯得模糊。經營之神的精神指標只求企業經營的獲利？或兼及經由繁榮的和平與幸福？這種追問，在台灣彷彿是不存在的夢。但沒有這種夢，企業又算什麼？台灣又是什麼？ 台塑大樓的都更利益雖大，但相對於集團的整體獲利應微不足道。台塑大樓的都更，應該也不像信義計畫區亞太會館和市民大道旁京華城，業主原先一窩蜂搶進觀光飯店、購物中心，不到三十年，就見異思遷，想搭都更便車的豪宅投資夢。自辦都更存在著非份的謀利行為，並非都市發展之福。台北市長從馬、郝到柯，被質疑都更放水、圖利財團，顯然助紂為虐。現在，富邦北銀總行也趕搭便車。 王永慶在天之靈，或他若仍在世，會拆除台塑大樓，為了一些都更產生的利益，讓象徵經營指標、企業座標的五角大廈建築群消失不見？王家的後代也許應該以更開闊的心，思考象徵台塑企業集團的社會形象。一九六○年代起家，經由特許權挹注、得到台灣這塊土地與人們的滋養，而成長、壯大的財團企業，都應該要有讓歷史銘記的正直之心。 （作者李敏勇，詩人）

  民進黨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突破黨禁，也促成了解除戒嚴。蔣經國未必同意有真正的本土政黨出現，但迫於國內外情勢也不得不謹慎面對。相對於吹台青吸納台灣人進入中國國民黨分享政權，以鞏固黨國；民進黨的成立是從外部挑戰，開啟了台灣政黨政治的新時代。 民進黨創黨是美麗島高雄事件的政治成果，但創黨時許多要角在綠島服政治犯刑期，辯護律師之一江鵬堅出任創黨主席，即為權宜的現實。辯護律師群是創黨初期主體，加上許多原來黨外政治人物，再加上美麗島事件後在黨外雜誌投入的秀異青年，構成了核心。 美麗島事件受難人出獄，進入已組成的政黨，黃信介、姚嘉文、許信良、施明德出任黨主席，辯護律師群已在政壇各據一方。而黨外雜誌秀異青年們，從反對公職掛帥到競相投入選舉，也形成相當勢力。從而，民進黨從革命性到體制權力競奪，二○○○年，陳水扁打亂權力秩序，當選總統，進入政黨輪替執政時代。 一九九六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競選總統失利，不滿民進黨路線者，即另創建國黨，但功敗垂成。而許信良、施明德⋯也有脫黨、分道揚鑣的紀錄。民進黨已不盡是初創時期的相對純粹，進入體制難免異化，意識形態、利益形態或意氣用事造成的衝突、矛盾，所在都有。台灣團結聯盟是李登輝離開中國國民黨引發的效應。 台灣的政黨國家定位有不明困境，民進黨進入體制多少也陷於糾葛之中。台灣如果是正常國家，民進黨或許分為民主黨和進步黨，結盟本土新興政黨，分別在中間偏右和偏左路線發展，應較符合國家利益。但，中國國民黨仍執意於中國名實，本土政黨的分解，時機似未來到。 喜樂島聯盟的組黨較似當年建國黨，有不盡滿意民進黨的原因。一邊一國行動黨的想法則是阿扁的政治行動展現，有豈能無我的宣示性。國家重建政治工程之艱難，有以致之。假蔣渭水之名的台灣民眾黨，八月六日（日本廣島一九四五年原爆日）成立，頭人已在先前以原子彈預言，顯示政治投機客趁亂造勢，與當年宋楚瑜組親民黨的野望相似，成也一人，敗也一人。 相形之下，一些新世代的新興政黨，反映的政治意圖應相對純粹，但也不盡然，不無紛爭。從在野到執政，面對的考驗不一樣。本土政黨承擔新國家創建的責任，任重道遠，不同於外來政黨為維護殖民體制。但政治畢竟是權力的作為，政黨又是一群政治人物形成集體作為，即使一人獨裁當道，雞兔同籠、蛇鼠一窩，難免。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國民黨以保衛、其實挾持中華民國為名，視為殖民統治權力最後一戰的二○二○年總統選舉，參加初選者竟無一是台籍黨人。勉強算是芋仔番薯的朱立倫，曾為黨主席、且為上屆候選人，不獲青睞。興致勃勃要為黨國效力的王金平，看情勢，退出初選，仍喃喃自語什麼不放棄云云。吳敦義以主席身分，前副總統，也只能望大位流口水。迴光返照，被認為路上撿到一個包以為是寶，做起重返執政大夢，就等夢醒了。 回想一九九六年，李登輝以國民黨政權為念，以蔣經國中華民國台灣化為志，卻因宋楚瑜與連戰分裂競奪，而讓陳水扁倖而當選總統。不只宋楚瑜另組親民黨，連戰未反省阿斗扶不起，反而遷怒牽成他的李登輝，聯合黨內殖民意識論者將他曾佯稱如父的李，逐出黨外。 當年，附和李登輝本土勢力的黨人，在李登輝號召組成台灣團結聯盟時，僅集思會一些成員，及黃昆輝等人加盟。王金平、蕭萬長⋯死命巴在黨國構造不說，吳敦義這位一直以來都側目看李登輝， 對黨國體制掏心掏肺之輩，哼哼哼的情狀，有多令人不齒，就別提了。 李登輝、林洋港、邱創煥三人，代表吹台青時代三種類型。蔣經國以革新保台吸收的台灣本土政治人物：李有近現代意識及文化教養；林政客性強，有親和力，喜以菜根譚表態中國屬性；而邱侍從性強，期待關愛眼神。李被逐出國民黨之後，這個黨的本土人物，只剩林、邱之輩，侍從性高、奴僕性強。 既驅逐了李登輝，中國國民黨怎容得下台灣人成為坐轎者呢？抬轎可以，但就是不能坐轎！王金平、吳敦義各懷鬼胎，就是看不破眉角！如果沒有民進黨，中國國民黨就是台灣的族群權力版圖縮影。後蔣後李時代，以台治台或制台已經是過去式了。 看看連戰，一次又一次選總統，無法坐上大位就變臉，與宋楚瑜有什麼不同？只因不純為中國血統，二○○○年硬是被挺宋反李粉碎大位之夢。既分裂競奪，又搭檔合擊，會跪吻台灣土地，未獲人民支持，就投奔中國——這個以消滅中華民國、求完成統一大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去了。 王金平，你嘛醒醒！虧你比起吳某人，還不那麼惹人厭，卻讓人覺得可憐。一輩子在為你的黨國效力，當然你也從中獲利，就像許多台灣本土政治人物，把政治當生意在做，視為一種特種行業。連李登輝都不見容於中國國民黨，你又算什麼？有志氣，還是擺脫侍從、奴僕角色，先把這個黨台灣化再說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

  問題是：許多來自中國的中華民國意識論者、中國國民黨人，認為中華民國是他們的國家。其實，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流亡、殘餘在台灣的只是蔣體制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國家。以自由中國對應共產中國，也是因為一九四五年代表盟軍接收，繼而順勢進占台灣，視台灣為中國領地而勉強形成的說法。 中華民國蔣體制以反共而施行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獨裁、戒嚴，一些有良心、進步的知識份子，一九六○年前後就提出反攻無望論，建議民主化，甚至有中華台灣民主國之議。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更是激進的改革提議。但是，蔣體制黨國化無法革除，不只黨政軍特團公教築成政權高牆，教育及大眾傳播也極盡附和之能事。 問題是：殖民意識甚至烙印在許多隨中國國民黨蔣體制政權流亡來台群落。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黨國論以中國正統自居，以漢賊比喻國、共政權，並延伸漢賊不兩立的主張。但歷史的實證論發展下來，漢賊論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漢，中華民國為賊成為現實。殖民意識論從反共到不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似有轉讓殖民屬地，在民主化以後，國民黨已不能壟斷台灣的統治權力的政治現況，把國家寄託在已取代中華民國的新中國，亦即認賊─這是蔣體制時代、反共論的說法─作父，並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還沉迷在一國兩制、一中無各表的各表自我欺瞞??。 在台灣，競穿中華民國國旗裝、戴國旗帽，這種政客操弄和附和群眾的近乎歇斯底里狀態，是一種偽愛國主義，是賀佛爾（Eric Hoffer）在《群眾運動》所說的狀態，其實是一種虛無主義的酩酊現象，也有些紅衛兵現象。要嘛，去中國表態，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否接受、承認這是一個在台灣的中國的國家。如果不，只會凸顯中華民國代理中國統治台灣。這正是中國要收復台灣的藉口，因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殘餘、流亡的中國。 問題是：總統直選以後，儘管中華民國憲法經過多次增修，領域只是台、澎、金、馬，但憲法的意理仍存中國性的牢籠，無法真正解脫。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國家？或中國的國家？莫衷一是。不放棄殖民意識論的國民黨人，以及附和者，或因民族論，或因私利，對於民主化以後台灣會逐漸確立為台灣的國家無法面對。引進中國勢力以阻卻台灣正常國家的形成與確立，正是國共合和、兩岸一家親步步進逼的寫照。 台灣需要確立為不屬於中國的國家，政府應該對國家重建有更積極的態度和作為。國民黨有識者若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值得存在的國家，也應該台灣化，脫殖民性，卸下流亡、殘餘性。各黨各派組成國家重建對策委員會，共商國是，尋求確保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存在條件。若尚未能形成制新憲共識，先制訂基本法，為台灣的中國牢籠解套。這應該也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國共內戰殘餘問題，因為中華民國現行憲法與中國糾葛，也侵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解套，才能結束舊時代困局，開創新時代。 （作者李敏勇，詩人）

坐在普拉（Pula）的一間名叫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0）旅店一樓屋外咖啡座，旁邊正是這位愛爾蘭詩人、小說家的坐像。我望著街上行走的人們，他們是來自世界的遊客。 這裡留有古羅馬競技場、萬神廟，是一個港口的城市，小公園和綠帶有許多雕像，人口大約五萬多人，位於克羅埃西亞偏西北方，在伊斯特拉半島南端。一直在歐洲各地流亡，卻以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為小說場域的喬伊斯，留下與荷馬史詩《奧德賽》情節相對應的巨著《尤利西斯》，小說《都柏林人》、《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年輕時，曾來普拉教過英文。他住過的旅店後來以他為名。 這就是文化，是記憶，也是故事。 台灣應該也有這樣的故事，這樣的記憶。但是，台灣並不重視記憶，也不重視故事。許多縣市一窩蜂興建高空步道、展望台、亮點建築物，以為這樣就可以吸引觀光旅遊人潮。一陣風潮過了，不只再無新鮮感，連維護也成了地方政府的負擔。不重視文化，缺少藝術眼光，炒短線，是問題所在。 古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納粹德國都曾在克羅埃西亞留下印痕。二戰後，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與自由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對立。雖然狄托帶領的南斯拉夫聯邦早就脫離蘇聯陣營，但隨著東歐共產國家解體，南斯拉夫聯邦諸國也都先後獨立了，包括克羅埃西亞。文化，應該是決定性因素。 一個懂得把喬伊斯這位愛爾蘭詩人、小說家在自己國度的行止留下記憶和故事的國家，一個五萬多人口的小小港口城市的市民，懷有對歷史的情誼。為什麼世界的旅行者會來到這個城市？文化的積累把歷史的印痕彰顯出來，讓人看到記憶，也看到故事，並且充滿想像。 我們國家各級政府的相關部門，也常常出國考察，但似乎沒有真正學習到文化在城鄉再造的關鍵所在。我們也有我們的記憶和故事，藝術轉化形成文化特色，不一定是大搞硬體建構，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的小小頭像，矗立在公園、綠帶，就有記憶，就有故事。 淡水就有許多文化景點：海濱的馬偕像、紅毛城、滬尾砲台、日本小說家水上勉的故居─從日本移置的房子一滴水紀念館，還有舉辦多年的福爾摩沙國際詩歌節⋯從鎮到區，也許是台灣少有有文化基金會的城鎮。 不是只有吃吃吃。還有記憶，還有故事。台灣的地方振興應該從文化振興做起。地方產業要有共存共榮的理念，成立觀光振興會，共同創造繁榮，而不是什麼都是政府政府政府，連直轄市市長也只會牽拖別人，做不好事情就怪前朝，怪中央。人進來，貨出去，發大財。政客沒營養的大話、空話，丟在一邊當垃圾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

斯洛維尼亞是一九九一年，最先脫離南斯拉夫聯邦的國家，人口只有二百多萬人，不及台灣的十分之一。（法新社檔案照） 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奧地利，旅行回來，腦海盤桓著這些國家的形影。克羅埃西亞在我的鏗鏘集新書《國家之夢，文化之愛》已提及，斯洛維尼亞是重遊，依然讓人賞心。奧地利地廣人稀，九百多萬人口中維也納就聚集近半，第二大城格拉茨也只二十多萬人，阿爾卑斯山脈環抱這些國家。 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亞那，以普列舍仁（France Prešeren，1800-1840）為名的廣場，是為了紀念國歌作詞的詩人，他的雕像矗立廣場上，凝視前方懸於屋宇牆面的尤莉亞浮雕—是類似茱麗葉的動人故事。斯洛維尼亞的國民心性，流露文化況味。 斯洛維尼亞是一九九一年，最先脫離南斯拉夫聯邦的國家，人口只有二百多萬人，不及台灣的十分之一。經歷不同的統治，曾為奧匈帝國一部分、淪納粹德國鐵蹄下，加入前南斯拉夫聯邦，但選擇獨立。為了什麼？ 上帝祝福各個國家 為美好的日子不懈工作 那時世上的居所 再沒有戰爭衝突折磨 常常看到人人自由快活 沒有仇敵只有好鄰國 斯洛維尼亞國歌取自敬酒歌片段，反映的是一個國家，人民謙卑的心意和願望。獨立後經濟發展，一直是前南斯拉夫諸國最繁榮的地區。自然遺產是上天的禮物，台灣崇山峻嶺也恩澤多。文化遺產是人為的貢獻，台灣頗多不足。看看我們國度政治人物的言行舉止，搖頭晃腦，鬼頭鬼腦，言不及義，竟能當道，不免讓人憂心。我們的不正常國家，不正常政治人物，反映了什麼？ 奧地利不再是以奧匈帝國統治斯洛維尼亞的國家，這些前南斯拉夫聯邦也各自獨立，以小小的國家追尋自由、繁榮、福祉、和平。台灣人啊！我們是有二千三百多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國家，在世界二百多國列於前茅的國家。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攀附大國列強之夢。好民，才有好國。好民，好國，才是我們的國家之夢，這要有文化之愛。 不要糟蹋台灣！（作者李敏勇，詩人）

  「政治家」這一詞語，在漢字中文有正面的、尊崇的意涵。但在漢字日文是一般性的政治人物身分稱謂，經由民選的公職被稱為政治家，如同畫家、作家、音樂家。政客是貶詞。真正的政治家不譁眾取寵，有遠大志向，有家國願景。 總統直接民選，從一九九六年迄今，已二十多年，即將進入第七屆了。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如同亡國。民進黨得到政權，也無法真正從殘餘、虛構的中國脫困。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以流亡政府倖存於據佔地台灣，不只不在地新生，竟趨附亡其國者，寧附和一國兩制，又口口聲聲中華民國保衛戰的誑言謊話，鬼邏輯盡出，還能興風作浪！ 台灣，政治家少，政客多。黨國長時期遺留的禍害延及子孫，政治改革進兩步，退一步。國家問題未能確實解決，只迷信拚經濟，不知社會構造有文化、經濟、政治。不全面觀照各個環節，不會建構出真正的、好的國家。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才會有政治家。政治是構造的價值，顯現在秩序、安全與正義的要求。在台灣，很多政客把政治當成生意在做，而且是特種行業。不改變這種症候群，近現代社會和近現代國家不會形成。 中國國民黨人把台灣當做剩餘價值，但對大多數生活在台灣的人們，這是家園的所在。不能期待政客，要期待政治家。觀其言，察其行，一些牛鬼蛇神無法遁形。民進黨人也不要忘了初衷，若五十步笑百步，龜笑鱉無尾，就枉費悲情歷史的苦難了。 保衛中華民國的論調，是無視於歷史發展與現實的口號，只是為了殖民症候群病理，說穿了就是黨國意識作怪。中華民國在台灣，只是方便的述詞，並未經過法理轉化，也沒有成為生活在這塊土地所有人民的新認同。中國國民黨以中國看台灣，苟延殘喘；民進黨多次執政，維持現狀論也未能真正的突破困境，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新的正常國家。 台灣需要的是政治家，不是政客。大眾消費社會，宮廟陣頭的煙火酩酊，迷惑著競逐權力的候選人，幾乎一網打盡，完全是前近代現象，無助於現代意義國家的形成。總統選舉，需要能解決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政治家，召喚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建構新的國家認同，解決歷史殘留問題。否則，總統選舉只是殘餘、虛構、他者國家的統治權力擺盪，無法從一國兩制的迷惘脫離，建立新認同，守護相對中國已較自由、民主的共同體。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在一八九五年，被大清帝國割讓給日本，作為甲午戰爭的敗戰賠償。香港更早在一八四二年，就割讓給英國。一九四五年，日本因二戰戰敗，交出台灣，由國民黨中國代表盟軍接收，順應冷戰時期美蘇對抗形勢，在無國際法主權條件下，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形式，經歷長期戒嚴到解嚴的民主化。雖然國體尚未明確台灣化，但不屬於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確實的事。 香港的割讓，原本在條約中是永久性的。但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在一九九七年歸還的協議。中國以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承諾香港的政治空間。但香港「回歸」後，一國重於兩制。在背信的感受中，香港人其實和二戰後歡迎祖國卻進入悲劇性開端的台灣人一樣。 割讓與被殖民曾是台灣與香港的歷史，就像中國的棄兒，或亞細亞的孤兒。被日本殖民的台灣和被英國殖民的香港，與大清帝國、國民黨中國或共產黨中國形成不同的社會。獨立的台灣和香港，或許更能有文化的中國情。具有中國文化意味的非中國國家，或許更是某種共同體形貌。對中國或世界都是正面的價值，也是中國借鏡的窗口。 但中國顯然不這麼想。在被割讓、被殖民的歷史，台灣和香港的人民在自由與法治條件，都比中國人民享有更文明的程度。自以為是的中國顯然視這種進步的差異值為眼中釘。中國並不想讓自己像其他國家一樣進步，有自由、民主，而是懷有一種仇恨，想要改變的不是自己，而是台灣、香港。 台灣與香港都曾被割讓，這是歷史的現實。經歷漫長時代，多層世代。說是親戚 ，比說成一家人，要合情合理。硬要把親戚集中起來生活，說什麼一家親，是反其道而行。當下的中國，其實應該這樣想，問題才會迎刃而解。威脅或利誘，只會崩解自己，徒然生怨。中國應該想想被列強侵略的時代，不要也成為列強，霸權之惡如影隨形。 台灣與香港，都有政治投機主義者迎合中國，想成為中國代理人，製造一些假象，誤導中國。但也有身分認同（identity）的迷惘，誤以為漢、滿、蒙、回、藏、苗⋯被形塑為中華民族，就應該是一個國家，中華民國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近現代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是不一樣的。不只台灣、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許多人，去宣誓效忠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法國⋯甚至新加坡，成為新國家國民。不是嗎？ 中國，你就放了台灣吧！中國，你就好好承諾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吧！甚至讓香港獨立！中國，你就好好治理你的國家吧！世界朝向文明發展，文明，才是中國會真正受到尊敬的原因。從反送中，到反中，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中國當局應該體認到一國並非文明之道 ，與其兩制不如兩國。台灣，更是中國要早早罷手的獨立於外國家。台灣、香港、中國應以國交建立情誼！香港人一波又一波的抗議風潮應該帶給台灣人啟示，也應該啟示中國人，特別是統治當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六月九日民陣發起反送中遊行，逾百萬香港民眾走上街頭，是九七後最大的抗議潮。（美聯社）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從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當時有兩首詩抒寫了觀照： 〈香港亂彈〉四十行的這首詩以「大限／但他們稱之為／回歸」起頭，結尾是「伊伊唔唔／琵琶配南胡／幕啟時／善終」預示悲劇。另一首詩〈變奏曲〉開頭是「打開電視／琳琅滿目的七月一／全是香港的影子」，四十二行句有「白紙黑字／近看原來是／忌中」，「一國兩制／分明是／政治幌子」⋯在「歡樂頌裡／演出跨世紀的安魂曲／唉唉唉唉／關掉電視」有某種哀悼的意味。 一八四二年，被大清帝國割讓給大英帝國的香港，雖無民主，但經歷有自由、法治的近百年。回歸中國竟成噩夢，這是歷史的悲劇。什麼一國兩制？回歸成為降服，自由、法治不見了。香港，東方之珠在民族主義極端化、專制化的共產新帝國，豈能容你側目？走資化後，上海、廣州⋯有的是想取而代之城市。 香港人和一九四五年終戰時歡迎國民黨中國的台灣人是一樣的，有迷惘也有迷障。只不過，香港人面對的是共產黨中國。台灣、香港從被割讓的形勢改變，而非主體返復，不同於從殖民地獨立，迎向新興國家的肇建。這不是歷史的正向選擇與發展。 台灣在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促成了獨立心。香港在九七後民心一直思變，因為鄧小平的許諾，只成空話。一國兩制只有一國，兩制漸消失。 香港人生氣了，回歸成為大限。六月九日民陣發起的反送中遊行，走上街頭的逾百萬人，是九七後最大的抗議潮。共產黨中國會讓香港和自己統治的國度不一樣，維持被英國殖民的自由嗎？不會！還有圖博（西藏）、維吾爾族人（新疆），甚至有滿洲國獨立運動在國境之外醞釀。面對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台灣，共產黨中國是什麼樣子？控制在手裡的豈能放了？ 近代中國的悲劇是不管右傾化的國民黨中國，還是左傾化的共產黨中國，都視民主為無物，不能建構自由、開放的文明。香港是鯁在喉中的刺，台灣是在外部發出光，是讓其感到刺眼的存在。 香港是台灣的鏡子，中國怎樣？一國兩制如何？已有民主底子的台灣，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要能珍惜自己的國家。要唾棄那些趨附共產黨中國的政客！藉著民主制的庇護，卻存心破壞民主制的國家條件。歷史能這樣被惡意引導嗎？不要忘了，也有中國人民不同於共產體制統治之心的。 從文明的發展來看，中國之大、之廣、之複雜、之多元，應該解構成多國家。聯邦或國協，就看中國人民的選擇了。近代歷史的屈辱感不應該轉換成報復主義的霸權。以德服人，這不是中國常強調的文化嗎？ 對內專制壓迫，對外侵略擴張，大國之夢會成為噩夢。歷史的殷鑒應該記取，尊重香港的自由開放，才能得到香港人的友誼。尊重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地位，才能得到台灣人的情誼。中國之大，應該在於心胸之大！ 看看國民黨中國對台灣以光復、降服的據佔論，看看共產黨中國對香港的回歸到大限，歷史這樣發展，對嗎？當然不！台灣正進入又一次總統、立法委員選舉潮，怎麼選？珍惜民主，守護台灣，趨附中國的政黨及候選人不能選，才不會步香港後路！ （作者李敏勇，詩人）

1989年6月4日，一名男子以肉身抵擋開往天安門「鎮暴」的4輛坦克車，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對比震撼畫面，成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一張照片。（美聯社檔案照） 中國的六四事件（一九八九年），已第三十年了。事件發生前的四月七日，台灣發生鄭南榕為自由殉道事件。在台灣，民主化發展，政黨輪替執政，儘管還未真正解決國家被困在中國意理的問題，但四月七日仍被訂為言論自由日。反觀中國，六四事件許多參與的學生民運份子流亡海外，事件仍被統治當局掩蓋。 坦克車進入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一個平民站在前方，以肉身阻擋的景象，是人們對天安門事件的深刻記憶。槍聲煙霧中驚慌四散的人群奔逃畫面，也彷彿歷史的愴痛之頁。走資化的表面繁榮是三十年來掩蓋歷史浩劫的進口絲絨，中國正以權貴份子富了、黨國強了的虛幻景象，成為被畏懼的列強。 台灣也有六四事件的流亡學生，與流亡於世界的見證一代，一起為當年的悲慘記事發出聲者，甚至，一起紀念那樣的歷史。人權是普世價值，紀念是對歷史的不滅記憶，因為錯誤不能再犯。中國紀念五四，但只要賽先生、不要德先生。以五四為青年節，但六四事件對青年的鎮壓、宰制，卻是血淋淋的暗黑之噩夢。 台灣發展出來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相對於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國，應該是被憧憬的燈塔，是光的鑑照。中國懼怕台灣的這種亮光，中國的統治權力急於撲滅。因為這種光會引燈成火焰，為中國照亮政治的黑暗。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未來應共同維護這樣的光。但一些中國國民黨黨國之徒，附和中國共產黨的權力脅誘，若對照昔日戒嚴時期的政治受難者際遇，其實才是蔣體制的叛亂犯。崇蔣頌蔣是幌子、違心之論，心中已是毛習之徒。 台灣已走在文明國家之林，亟待共同體真正形成。這個在民主化、自由化之路發展的國家，屬於全體生活在這個要重新建構自己的人民。不要被一些從前附和中國國民黨威權體制，今日轉向附和中國共產黨專制政體的政客們欺騙了。珍惜台灣走向自由之路、文明之途的努力。台灣原住民、早期唐山移入的人們、戰後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的人們，為台灣這個國家共同體，投入心力吧！ （作者李敏勇，詩人）

  在台灣中華民國這個怪異政治體，出現了聲量高的政治痞子和騙子，挾「討厭民進黨」的氣流，把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台、中對峙、改革與被改革的政治形勢弄亂了。二○一八年地方選舉後，政治權力的荒腔走板更為嚴重。政治似乎成了荒謬大戲，嚴重的社會病理。 一個昔日在國會議事廳衝上主席台扭打還未出任總統、同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導致送台大醫院急診的現任高雄市長，面對議員質詢，只能「高雄發大財」，一再跳針。還帶著市府首長在高雄美術館，一起演猴戲。 這是什麼？跟什麼？ 看看屏東縣長潘孟安，在議會施政報告將近一小時，不必照稿唸文，詳詳細細把縣治的大小問題，報告給議員們了解。跨年時，才以燈會的璀璨風情，讓國人驚艷的潘縣長，又再一次顯示出踏踏實實的縣政治理。 潘孟安縣長是「討厭民進黨」氣氛瘋傳，像流行病一樣，在二○一八年地方選舉沒有被拖垮的民進黨籍縣長。相較於高雄市，資源更薄弱，但沒有人被「又老又窮」的詛咒病毒傷害，是少數當選的民進黨籍地方首長。 屏東與高雄一水之隔，陽光更為猛烈，但民風更為樸實，實實在在，選了潘孟安當縣長。這樣的縣長，其實放在高雄市，更能夠大有可為。兩位首長比一比，高下立判。但瘋傳為了「高雄發大財」，總統夢越做越大。什麼當總統，一樣在高雄上班，甚至可兼行政院長。總統制、內閣制不清不楚，對民主政治的權力形式和儀式，全無章法的這號人物，居然還有高民調。病了病了，台灣社會。 據說「討厭民進黨」之所以形成，有一大原因是軍公教年金改革之禍害，另外則是有心人士挑起階級鬥爭，甚至對極權中國的依賴。軍公教原是結構性的國家支持力量，黨國一體時代有共生關係。換黨執政的改革，得罪了這一群體，效應蔓延，形成了中國國民黨迴光返照，每一個人都想選總統、爭大位的局面。結構的力量竟扮演解構角色。 平心而論，民主化以後，政黨輪替執政，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在改革和被改革對峙，地方首長的施政反映出來的也大都是民進黨優於中國國民黨，但「討厭民進黨」的氛圍形成，寧可支持應該被改革的政黨，甚至仇恨改革者。選舉地方行政首長，選出了笑話，高雄可以說是經典。有為有守的人不被肯定，痞子、騙子升天。唉唉唉！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改變了中華民國以國民大會代表間接選舉總統的體制，意味著台灣化。李登輝以台灣人為中國國民黨維繫了政權，對李登輝體制有敵意的中國國民黨殖民意識論群，在二○○○年連戰落敗，陳水扁以台灣人、民進黨人當選的氣急敗壞氛圍中，逼退李登輝的黨員資格。 中國國民黨本質裡對黨裡的台灣人是不信任的，對李登輝如此，王金平、吳敦義…也一樣。為中國國民黨抬轎可以，想坐轎登大位，免談。但王金平似乎還未覺悟，跑到中國去祭祖，去取中國人身分。吳敦義則夢碎了，但繼續領導抬轎的隊伍。台灣的民主化，並未凝聚生活在這塊土地人民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尚不能重建「中華民國」這個殘餘中國為台灣的國家，存在著嚴重的病理。不解決這樣的病理，一個真正的新國家未能形成，政治混亂現象解構大於建構，趨於崩壞。 中華民國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殖民意識論群，仇恨政黨輪替執政，仇恨李登輝，以他是台灣人出任總統；也以他之後，陳水扁以非中國國民黨人出任總統，仇恨民進黨。連戰在二○○○年的敗選，罪在宋楚瑜。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殖民意識論群支持的對象並非連戰，而是宋楚瑜，但仍恨李登輝。連戰比宋楚瑜甚至更趨附中國，並非宋楚瑜才是自己人。當然，這是二○○四年，連宋一起跪吻台灣土地，想要騙台灣人總統選票，未能得逞，露出的真面目。 陳水扁兩任總統，仍然是中華民國總統，但他的際遇呢？失去政權，還曾被關進監牢，迄今仍非真正清白、自由身。馬英九的兩任八年總統，開始時以台灣前途尊重台灣全體人民決定，後來則完全相反。虛情假意，露出欺罔面貌，什麼一國兩制的鬼話都來了。二○一六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再交到民進黨蔡英文，多面向改革得罪了被改革者，維持現狀的保守論也不盡受到本土意識論群的支持，連任之路有波折，比起陳水扁、馬英九的政治之路不順遂。若民進黨未能展現民主精神，開展之路更為堪慮。 問題出在中華民國並未真正台灣化。從前，寄居台灣而倖存，但沒有在被逐出聯合國會員國名分後，確立國家法理條件。反共轉換到親共、聯共的中國邏輯，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代表中國，而且走資化的假象榮景更是魅惑。中國國民黨的殖民意識論群已背棄他們的蔣公、蔣父（連棄章氏就蔣姓的後代也一樣）。不從現狀破殼而出，台灣不會有國家遠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國家之夢、文化之愛》（允晨文化）在台北的出版座談，鄭欽仁和李永熾兩位台大歷史系教授都出席與談，他們也是《一個詩人的台灣守望一九九九─二○一八》系列六冊套書的推薦人，有文化格局，對台灣的國家有憧憬。 這兩位已先後從台大歷史系教授退休的學者，具有知識分子的典型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一份事前已連署備妥的大專院校教師支持統治當局名單，在報紙以廣告形式發佈，少有人未參與連署，鄭欽仁、李永熾是少數不從者。 這份事件前已連署的聲明，預示了美麗島事件未暴先鎮的統治權力作為，備以為當局美言，為政府宣傳之用。在台灣的大學裡，包括台灣大學，戒嚴時代，文史學者大多被黨國體制牽繫著，本質上也率多保守中華文化論者，對民主的意義沒有守護之心。鄭欽仁、李永熾風格獨具，對獨裁統治有異議分子風骨。 鄭欽仁是中國史學者，對中國歷史存在的封建、保守性，極有研究。一九八○年代，他對中國結的批評、他的命運共同體論說（謝長廷引用，李登輝也延伸，但以「生命共同體」述之，是語意的疏忽。）對台灣追尋主體性統合具有啟示性。 李永熾是日本史研究者，對思想史的接觸投入甚多，也是翻譯家，經由日文譯介了許多論述，兼及了文學。他參與「澄社」的創辦，是一位自由派、有社會意識的學者。 美麗島事件前後《台灣政論》、《美麗島雜誌》、《八十年代》，以至《首都早報》，鄭欽仁、李永熾都是參與者。一九八○年代末，更與許多學者共同創立「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彰顯了知識分子介入的精神，對台灣的民主化、獨立化，戮力甚多。 兩位都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在東京大學深造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在戒嚴體制下，從知識的視野體現對民主、自由的追尋。不像許多人被威脅、利誘加入中國國民黨。（民進黨有許多人也曾是。）顯示某種文化病理。 台灣應該對真正的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尊敬和重視，而不只是崇拜政治人物。在意識形態和利益形態牢結裡，許多讀書人被綑綁，無法真正脫出，也非知識分子。從一九七○年代（事實上，更早在一九六○年代就有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覺醒起來的知識良心。） 一九八○年代更積極展開的民主化、自由化推進，為何不能真正成功？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的角色扮演，存在著缺陷，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再體現鄭、李兩氏的知識分子風格，極為重要。 （作者李敏勇，詩人）

  再過幾天，就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喜歡談的五四運動（一九一九─二○一九）一百年了。五四運動發生在中國的中華民國時代，以北洋政府治理下的北平為首要地區，延伸其他大城市。胡適、陳獨秀、魯迅、蔡元培…涵蓋左、右、自由派的新文化運動，有積弱圖強的愛國主義基調，但又有顛覆中國中心主義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民主（Democracy）和科學 （Science）的強調。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一百年前被鼓吹的口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在一九四九年建政，但比中華民國更崇揚五四。中華人民共和國訂為青年節，而中華民國以三二九為青年節，反映的就是這種差異，也有前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中國性都重賽先生、輕德先生。毛澤東這樣，蔣中正這樣。中華民國在中國或在台灣都想一黨專政，迫於人民爭取民主的努力，在台灣不得不把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民主實踐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專政讓中國共產黨絕對統治。現在，習近平更近乎稱帝了。 只要賽先生，不要德先生。不能成為真正近現代文明國家，但中國不論左與右就是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強起了，但對於世界有文明的貢獻嗎？還是只讓人畏懼、憂慮。曾經積弱，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末期，康、梁變法的百日維新、立憲君主制未成。又在一九一九年，中華民國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只重賽先生，不要德先生。墨守中國中心主義的深層結構無法讓中國人成為近代市民，中國無法真正成為近現代民主國家。五四一半，問題在此。 只要賽先生，不要德先生，反映了中國統治權力心態普遍的專制性。成王敗寇，皇帝變成總統或國家主席，皇族變成黨人。中華民國以藍色革命建立，是這樣；取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紅色革命建立。向右或向左，都只是權力的幌子，革命只是革別人的命，取別人權力而代之，為什麼會這樣？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沒有轉化近代市民意識的邏輯，沒有近代國家觀念。大清帝國時代，漢人稱臣、文武百官盡以奴才自稱的宮廷戲魅惑仍然存在。 好不容易，在台灣這個有中華文化因子但不盡只有中華文化的國家，總算要賽先生，也要德先生。但在中國，仍然只要賽先生，不要德先生。賽先生之用，是富強之甲，財大氣粗的中國，科技是經濟之用，甚至用來監管人民。五四運動一百年，回頭看歷史，一種殘缺的演變。身體發展成巨獸，心被拿掉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年的政黨輪替，歷經近二十年，台灣並沒有成為新國家。將近二十年，只看到政治人物競奪殘餘的中國，國家的焦慮反映在解構化、政治的虛無主義化。藍綠被有心政客諷喻為垃圾，也是一種剩餘價值的掠奪，是政治禿鷹的嘴臉赤裸裸的展現。 因為「戒急用忍」的破功，這一點阿扁總統也有把關失策的責任。政黨輪替的近二十年，台商的資金、技術，協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連帶地造成台灣經濟成長的遲緩。中國挾經濟成長優勢反過來噬蝕台灣，現在的拚經濟口號及本末倒置的政客伎倆，什麼「貨出去、人進來、賺大錢」是一種魅惑；什麼「民主不能當飯吃」則是動物性狂言。 反共，逆轉成親共、聯共、投共，蔣氏父子的某些徒子徒孫們，既已失去黨國優勢，背叛反共國策，視為自然。但自由民主不是應當成為國家的價值嗎？中國沒有這些東西，但黨國之徒競相想要投靠。昔日鷹犬彷彿喪家之犬，從這個黨國奔赴那個黨國，想要代理殖民統治的政客們，無恥之輩，瘋媽祖之後，瘋選總統，但不知道怎麼建構國家。 呸！呸！呸！滿口仁義道德，口沫橫飛。中國如要台灣人尊敬，先把昔日反共現在投靠的這些黨國之徒處理處理吧！中華民國明明亡於中國國民黨手中，亡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黨國之徒卻仇恨維持現狀的民進黨。什麼跟什麼嘛！台灣的政治改革要從現狀論覺醒，不要再自我欺瞞了，也不要再以競奪中華民國體制權力位置的選舉為目標了。 台灣要有追尋新國家的文化運動，從新文化、新社會而新國家。新文化要展現在新詩歌、新小說、新電影、新戲劇、新歌謠…呈顯新的社會風景；不分族群、性別、地域、階層，要成為在地新公民，而不是流亡殖民或移民，新的人間條件要從命運共同體進而生活共同體，而不是糟蹋民主化、自由化價值，反而向專制的共產體制傾斜。 政黨輪替如果仍在舊文化、舊社會、舊國家的窠臼打轉，只會在一個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為台灣或中國的殘餘國家競奪以及焦慮而已。陳水扁總統的不完全執政，台灣人民經歷一次挫折，蔡英文總統的完全執政，也一樣面對嚴苛挑戰。覺醒起來吧！對新國家建構有夢想有希望的政治人物，覺醒起來吧！對新國家建構有夢想有希望的人們，從新文化運動建構新社會、建構新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來糾葛不清，弄得劍拔弩張，飛彈對過來、對過去。來一點文明的、有創造性的想像吧！從兩國論到三國論，如何？既有台灣國，又有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的東亞世界，或許將因此開展新貌！ 特殊兩國論是李登輝卸任總統前，在一九九九年為解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爭端的想法─其實也是他為台灣與中國謀求和平共處的禮物。現在的兩岸，豈止二國，根本是三國。台灣有兩種國家認同，中國是鐵板一塊的拼湊。 兩岸兩個不同政治體的對峙，並未因為李登輝釋出解除動員戡亂時期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的善意而終止，國防軍力耗費在互為假想敵而不斷增加。從前台灣的反共變成中國對台的不斷威嚇，加上利誘。歷史的沈痾未解，幾世代人在海峽兩邊，無法平心靜氣追求發展正常健全的國家形貌。 不要兩國論，那麼三國論呢？在美國台灣關係法四十年，法案不涉及金門、馬祖的條件下，也許這是一種思考方向。現在的台灣，是一八九五年大清帝國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聯軍委由中華民國代表接收，繼而據占統治而成為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流亡續存的領域，而以台澎金馬為領域。但金門、馬祖和台澎的歷史不盡一樣，並未經日本殖民，而是一九四九年從中國福建劃分的領地。金門砲戰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停戰，有考量維持此一臍帶，象徵與中華民國的連結。金門、馬祖住民頗多也自恃他們的特殊地位，反映在地方首長的思維。 特殊三國論是什麼？ 以金門、馬祖為中華民國保留地，維持中華民國的形式存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兩個國家的象徵性連繫紐帶。讓金門、馬祖以充分的自由貿易區、各種觀光休閒遊樂場域而存在，就像有門第卡羅的摩納哥。從而，台灣、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設使館，充分開放交流。一笑泯恩仇，不再虛耗相互為敵的軍事預算，而能致力於人民的福祉。 政治爾虞我詐，政客們虛應故事，一個好好的小而美國家台灣，心魂不定；一個正從近代屈辱奮發的大而不盡受尊敬的中國。為何不從中國結解放出來呢？一笑泯恩仇，三個國家在東亞共存共榮。 台灣海峽應該是自由的航道，但處在迷惘的海域不能成為邂逅之海。新的國家觀，新的國家想像應該被台灣、被金門馬祖、被中國去領略。 中華民國作為存續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繼起國家，可以這樣描繪新歷史，一個中華民國在金馬、一個台灣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海峽兩旁，至於中國七國論的說法，要看中國人自己的國家想像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怎麼一回事？ 縣市長、縣市議員九合一地方選舉選完不久，一些當選的公職又有許多人忙著即將到來的總統、立法委員黨內初選，想更上層樓。吃碗內看碗外，權力吃相這麼難看。民主化的台灣，政治權力競奪成這樣，是什麼？為什麼？ 當初，拜託選民支持。任期不只未滿，還只在初期。對選民的承諾呢？選民支持、賦予的責任呢？權力與責任是這樣嗎？這不是背信嗎？ 台灣俗語有台灣人心性的表達，這種「佔這山看彼山」的權力野望是不對的。有些人都還未真正表現政績，非份之想就表露無遺。台灣的政治權力版圖，土這麼軟嗎？欲掘就有？ 當年，陳菊、賴清德、林聰賢…任期未竟就被總統拉拔到中央，如無國家緊急條件，只是政黨意思，當然也是錯誤的例子，違背受託的誠信。民進黨在二○一八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挫敗，不能說這不是後續效應、不是原因之一。這種風氣不足取！但似乎習以為常了。 政治，應是一種志業，不能當作商業。移民社會的台灣，商人性格強，投資政治似乎也成了一種免本生意。選舉經費來自熱心政治改革的、取自社會應用之社會；為謀權力職位撒錢者，著重於投資報酬，原本民進黨與泛中國國民黨不同屬性，現在呢？民主化後，反差不大了嗎？ 坐在被選民賦予的權力位置，未然為承擔的公職負責、盡力而有所作為。吃碗內看碗外，只把心思放在權力謀取，不安份守己，民主化提供的政治機會，成了權力機會主義者的獵物了嗎？ 比起生意人在經濟領域受到合理性制約，比起藝術家在文化領域受到合情、合意義性的制約，政治人物的想要什麼，顯示更多的野望。但不要忘了，經濟的會什麼？文化的應該要怎樣？會制約、會檢驗政治人物。不要落得「囂俳無落魄久」台灣俗語嘲笑的下場。 新聞報導天天都是選舉的亂新聞，都是政治人物的醜陋面。國家與社會的正常健全進步發展都被拋在腦後，這樣的台灣怎麼成為一個好國家？ 除了選舉外，台灣仍有許多重要課題。視野裡只有尚未正常化國家的政治權力爭奪，要被賣了，還爭著為人家數鈔票。台灣人，好好想想！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為自由殉道，已三十年了。紀念活動：台北「言論自由日座談」和日本櫻人劇團「七十一天的白百合」在台南、台中、新竹、台北的大學演出，以及「自由之路藝術節」在各地的展演，為這一段台灣在自由之路追尋的歷史寫下新註腳。四月七日在金山金寶山的紀念日，是對鄭南榕的追思。 鄭南榕在一九八○年代，以系列《自由時代》周刊誌為美麗島事件後的民主運動新歷程留下許多事蹟。廢除戒嚴法、國會全面改選、制新憲建立新國家、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無一不是開啟台灣自由之路的里程碑。他是言論自由的殉道者。「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慷慨激昂的宣言誓語留在人們心中。 作為所謂外省人第二代─台灣人第一代，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的他，在自由之路的追尋意味著對台灣認同的思考與行動的實踐。被視為行動哲學家，義無反顧追尋獨立、民主化的台灣國家建構，他留下「我們是小國，但，是好國」的銘言，並以「剩下來是你們的事了！」與台灣人民共勉，交付了責任。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殉道。三十年來，台灣的自由之路實現了解嚴、國會全面改選、二二八平反…但制新憲建立新國家仍糾葛在內外政治力拉鋸中。正因為真正獨立、正常、健全國家沒有形成，台灣正面對中華國民黨國舊勢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國」為國家意理的共謀破壞力侵害之中。一個曾以戒嚴體制強迫人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的黨國幽靈正與一個已取代它要消滅它的共產黨國合謀，要併吞台灣。 不自由的中國要併吞從前蔣體制時代不自由，但以「自由中國」標示，更經台灣人民努力走向自由之路的政治體，阻擋台灣走向正常國家。這種違背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反逆現象，不只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要抵抗，世界的各民主國家也應該挺身而出。中國人民應該不同於專制共產政權，以台灣的自由之路追尋為借鏡，應該努力經由民主化、自由化，改變中國在世人心目中的強而不仁、富而無禮形象。 中國的獨裁專制政權敵視台灣經由自由之路追尋的民主化、獨立化，在傲慢、自大又自卑的民族主義情結背後，存在著專制統治的權力惶恐，這樣的強國，其實是脆弱的。台灣已走在自由之路，台灣人民對自由的國家共同體的堅持和維護，才能讓台灣走在文明國家行列。民主化的政治選擇是台灣最強大的武器，不要受利誘、威脅，唾棄邪惡政黨、政客的操弄 。現在，是我們的事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