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姚文智日前公開宣布將投入二○一八台北市長選舉，並獲得數十位立委，以及雙北市議員的站台力挺。然而，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人認為民進黨的「高層」基於種種理由，最終仍將選擇與柯文哲合作。 然而，就如同段宜康當天所言，「民進黨高層要看民進黨基層」、「民進黨沒在看高層，民進黨只有要顧基層」。換句話說，民進黨的支持者，雖然以「死忠」著稱，不過，他們是忠於理念，而非個人，不是看「高層」臉色投票。因此，縱使經歷在野、執政，也換過許多位黨主席與秘書長，但民進黨對於民主自由、本土意識，以及非核家園等進步價值的追求，持續前進，從未改變。 回顧民進黨成立三十一年來的歷程，不可諱言，大多數的時間，民進黨都是在堅持理念的同時，努力在逆境中爭取更多人民的認同。譬如說，非核家園的理念，在日本三一一海嘯前，在台灣都屬於「小眾市場」，甚至還成為國民黨，以及擁核派冷嘲熱諷的議題。所幸，民進黨並未因短期的選票考量，半途而廢。如今，隨著蔡英文總統於去年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也已證實民進黨一路以來的堅持是正確的選擇。 當下，民進黨正面臨與柯文哲究竟應該是分是合的兩難抉擇，但，民進黨的「高層」不能只考慮短期的政治算計，寧願為柯的「兩岸一家親」，以及乏善可陳的執政成績來背書，而犧牲了長期追求的核心價值。若是如此，不僅有違民進黨的創黨精神與發展經驗，也無法獲得基層支持者的認同與支持，終究得不償失。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台北市長柯文哲十一日在記者會指出，台灣的政治只剩下選舉，整年度都不做正事，只討論選舉，國家會被你們（媒體）弄到死掉。 然而，柯文哲自己也愛談選舉，更喜歡透過譁眾取寵的言行，拉抬曝光度與知名度。今天，憑什麼因為自己一時的不耐，就把國家存亡的責任一古腦推給媒體。 諷刺的是，早在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柯文哲接受媒體專訪時便曾表示，在市府最大的目標，就是要改變「企業文化」，因此，將會努力去追求連任。試問，這樣的表態，算不算討論選舉？上任不過兩年，政績八字都還沒一撇，就搶著宣布想要連任，又算是哪門子的正事？ 事實上，柯文哲嚴以待人，寬以律己，早已不是一朝一夕。過去，質疑國民黨政府複雜的政商關係，是「拿刀叉吃人肉」。但，當自己及親信與趙藤雄密會事跡敗露後，卻又以「沒有會議紀錄」一語帶過。此外，其他縣市長發敬老金，就被柯批為「買票」、「討好選民」。不過，當台北市決定提高私幼補助時，柯又稱，政策就是要讓人民開心。 總結而言，柯文哲作為市長，卻總是兩套標準，前後不一，不僅無助市政推動，也徒增社會對立與誤解，百害無利。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近日拜讀邱顯智律師臉書貼文「淨水廠員工，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以及吳治平先生在自由時報發表「勞團抗爭搞錯方向」長篇論述。雖然上述兩文在立場上看似針鋒相對，但抽絲剝繭，仍可求同存異，並足以作為政府及勞團在勞基法修法過程中，引為參考之處。 首先，誠如吳先生所言，「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這樣離譜的情形，根本與勞基法的內容是寬鬆彈性，還是嚴謹細微無關，而是法律沒有被認真執行。畢竟，綜觀所有勞基法的修法版本，都不允許那樣幾近「奴隸式」的勞雇關係。以此例而論，真正弱勢的勞工，他們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超英趕美」的先進勞動條件，而是表面上看來未必人人滿意，但仍有一定保障，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勞基法，能夠被徹底執行。 其次，邱律師貼文提及，該位淨水廠員工，曾多次向老闆反映人手不足，但老闆就是不補人，除了讓該名員工無法正常休假，更因長期吸入用於淨水的化學物質，導致積勞成疾。閱讀至此，讓人不禁想問，為何勞動條件如此之差，該名員工卻還不願離職，寧願持續被剝削，且時間還長達九個月？ 合理推論，這名員工應該缺乏足夠的技術背景或學經歷，難以在其他地方獲得一職半位，為了謀生，別無選擇。換言之，政府或勞團若想幫助這名員工，不能只想著要如何打擊無良老闆，迫使歇業倒閉，因為那只會讓員工喪失可能是他唯一擁有的工作機會。而是應該釜底抽薪，透過技職訓練與就業輔導，協助員工提升謀職條件，才能覓得良職。同時，依據供需原理，淨水廠也將被迫改善待遇，不然無人應徵，遲早關門大吉。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邱文結尾之處，這位淨水廠員工最後的請求是，「希望老闆能給我加班費」，請注意：是加班費，不是多休假。也就是說，對於謀職條件不佳的底層勞工來說，如何增加收入，確實比休息時數還來得更重要。這項需求，乍聽之下或許「理想性」不足，但絕對真真切切。 總結而言，勞基法的條文內容固然重要，但若要真正照顧勞工，重點仍在法律的落實、勞工的培力，以及現實生活的被兼顧。否則，只會淪為作文比賽，無法實質解決問題。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根據媒體披露，台北市政府捷運公司已找富邦金控作為投資夥伴，準備合作開發台北車站前的雙子星大樓。然而，柯文哲市長在面對議員詢問時卻表示，完全不知情。 事實上，這已不是柯文哲第一次「狀況外」了。不過一個多月前，中國的統戰活動在台北市侵門踏戶，更在台大造成濺血事件。當時，柯便表示，直到活動前兩天，才知道有這件事。 此外，台北市政府原先規劃在本月初，針對大彎北段的違規住宅進行開罰。但，當議員指出舊宗路也有很多違規零售商家，卻不用受市府約束，執法不公時，柯也說，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感到非常訝異。 諷刺的是，柯文哲曾在去年初接受媒體訪問時，對於郝龍斌自認在美河市案上遭到屬下蒙騙，痛批如果當市長什麼都不知道，那也「可以去死一死」（還引發柯家母子互相推卸責任）。前後對照，柯的嚴以待人、寬以律己，昭然若揭。 總結而言，每當批評別人，柯文哲都說得疾言厲色，不吐不快，但面對外界質疑時，卻又總是避重就輕，切割責任。這樣的兩套標準，如何叫人信服？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政大教授趙國材日前表示，台灣現在鼓勵外國人來觀光，但都沒有購買力，住飯店的都不是中國人，更讓糕餅店紛紛關門歇業。然而，數據會說話，縱使有趙國材這種人在誤導唱衰，台灣的糕餅業與住宿及餐飲業還是持續成長。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台灣「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的銷售值，在二○一六年是二八四．五八億，創下歷年新高。至於中國旅客來台人次最多的二○一五年，銷售值不過二六九．八一億，還有相當差距。簡單來說，雖然中國旅客有所減少，但台灣糕餅店的生意卻是比以前還要更好。 其次，依照交通部觀光局數據，台灣去年的觀光總收入為八二九三億新台幣，較前年多出一○三億。其中，國內旅遊淨增加三七○億，完全彌補觀光外匯收入的些微降低。換句話說，台灣觀光業者在二○一六年的總營收，其實比二○一五年還要高，沒有門可羅雀的問題。 此外，國發會「重要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住宿及餐飲業的生產毛額，在二○一六年為四四七一億，比二○一五年成長二一四億。再者，住宿及餐飲業的僱用人數，在二○一六年高達八十三．一萬人，較二○一五年再增加五千人。 總結而言，很多人認為台灣從吃到住，事事都非靠中國不可，只要中國旅客不來，就一定會發展不好。不過，事實勝於雄辯，趙國材身為教授，沒有做好功課，竟還振振有詞，誤導大眾，非常不可取。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文化部長鄭麗君二十一日表示，今天的台灣竟還以法律（中正紀念堂設置條例）明訂人民要以一個組織（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來追思蔣介石，是「一個民主時代荒謬的結果」。 確實，誠如鄭麗君所言，第一，民主時代應該以民為本，沒有為特定領導人歌功頌德的必要，那是極權國家如北韓以及中國才會出現的情況。第二，蔣介石的功過尚未蓋棺論定，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仍有待釐清。換言之，是非未明之前，蔣介石沒有資格享有「帝王」般的待遇，需要國家在最精華的地段，立「廟」緬懷。 事實上，就連蔣家的後代，對於此事都早有反省。蔣友柏，作為蔣家的第四代，曾在二○○七年底接受ＢＢＣ記者專訪，針對「中正紀念堂」的存廢，他當時表示，「我不曉得我的後代，將會如何看那尊銅像，看這個在台北市中心佔地幾千坪的紀念堂，但是至少我知道在那個時候那個銅像是錯的，任何國家領袖在他過世後馬上就豎立銅像蓋紀念館，這真的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要豎立銅像蓋紀念堂，也要等他死後一百年（至少也要五十年）再蓋，假如五十年後、一百年後的人民會想要替你鑄銅像蓋紀念堂，那才表示你真的是偉大」。 此外，蔣友柏對於國民黨「消費」蔣介石的行徑，也不滿的指出，「我實在不知道國民黨把我曾祖父當成他們的圖騰，然後與列寧、毛澤東和金日成相比，這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過去，民進黨雖然曾經獲得政權，但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受制於反動勢力，轉型正義難以推動落實。但如今已完全執政，在立法院擁有過半多數，足以主導議程設定，對於「中正紀念堂設置條例」等攸關轉型正義的法律，必須有所作為，不能怠惰以對。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當英國選擇珍．奧斯汀，一位以細膩文筆探討人性，在無數家庭的書架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女作家作為國家代表，在此同時，台灣竟還讓一位以暴力、恐怖與戰爭為一生主要事蹟，對民主、自由及人權缺乏基本尊重的獨裁者來代言。

  柯文哲日前赴ＴＶＢＳ接受趙少康專訪，被問到陳水扁的病是不是裝的？以及阿扁是否應該再被抓回去關？柯先後表示，陳水扁的病情，「一開始是裝的，後來就變成真的病了」；至於這件事要怎麼解決，那是蔡英文的難題。 試問，第一，柯文哲做為陳水扁醫療小組前成員，又有豐富的醫療經驗，應該要有最基本的醫德，豈可在電視前對自己病患的病情品頭論足？第二，柯的專長在於外科與急診，對於精神壓力造成的腦部病變及身心失調，認知必定不如真正的專科醫師，又怎麼能確定阿扁的病是「裝的」？第三，柯文哲過去長期主張阿扁應該獲得特赦，也以此得到不少綠營支持者的肯定。不過，奇怪的是，為何一到「立場偏藍」的電視台就支吾其詞，不敢直言己志？ 雖然台北市政府事後澄清，關於阿扁「裝病」的說法，是柯文哲的「口誤」。但，由於發生的地點、聽眾，以及時機都太過「巧合」，讓人不禁懷疑，真正在「裝」的恐怕是柯文哲本人。為了競選連任，在因中國問題流失綠營選票後，轉而加強討好藍營支持者，更不惜消費阿扁。 總結而言，柯文哲從最初的「超越藍綠」，如今卻淪為「遊走藍綠」。雖然自認聰明，可以操弄人心，但缺乏中心思想，只想多方討好的投機做法，遲早圖窮匕見，只會後悔莫及。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二十八日在臉書貼出文章，指出「週末經過林口，抬頭看發現好多家戶在自己陽台掛著國旗，大家同心幫自己的選手加油，實在熱血」。確實，只要車子出了林口交流道，往世大運選手村方向前進，不管是文化一路、二路、三路，就可以發現沿路許多住戶與商家，都不約而同地高掛國旗，在外國選手面前，展現高度的「台灣共識」。然而，熱血之餘，也讓人不禁感嘆，孰令致之？   對照其他國家的旗幟可以在競技場內飄揚，可以在觀眾席上揮舞，更可以在選手獲獎時高高升起，台灣的國旗就只能退居場外，猶如禁忌，而這一切，竟還發生在自己國家的首都，大家卻無能為力。   一路以來，講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各種「論述」與「發想」汗牛充棟，從「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一國兩制」、「兩岸一家親」，再到「命運共同體」，族繁不及備載。但，歸根究柢，以上這些「模式」，說得再動聽，都沒有面對台灣做為一個獨立國家存在應有的地位，也迴避了台灣不論在事實上，抑或在情感上，都不隸屬於中國的客觀事實。說穿了，再怎麼對中國百般忍讓、唾面自乾，最後有換到台灣選手拿著國旗進場嗎？   總結而言，選手村附近大樓那一面面的國旗，所彰顯的不只是台灣人為自己選手加油的熱情，還有對國家尊嚴與國際地位的無言抗議，這點，台灣的政治人物們，看到了嗎？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香港民主黨員林子健日前疑遭中共盯上，先是在香港街上被擄走，失去自由期間，雙腿更被釘書針扎得慘不忍睹，腹部也遭到毆打，警告意味濃厚。 此外，香港《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近期受訪時也表示，前年初因刊了一篇「習近平極左無政改意願」的文章，不僅被中共國安人員上門「關切」，妻子回東莞探親時，也曾遭到綁架。 有鑑於此，讓人不禁聯想，那麼台灣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呢？李自三月十九日入境澳門後，就此音訊全無。而中國官方直到五月二十六號才表示，李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已由安全機關所逮捕。但李實際上到底做了什麼，目前關押在哪裡，身心狀況又是如何等問題，卻都隻字未提。至今，連家屬探視仍不得其門而入。 試想，林子健不過被帶走幾個小時，就遭到嚴重的暴力對待，更被嚇得直言「我好怕死」。李明哲消失已四個多月，又會面臨多大的壓力與痛苦，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 從林榮基、劉達文、林子健，再到李明哲，中國持續透過與黑道無異的方式，針對香港與台灣，藉由殺雞儆猴，營造恐怖氛圍，製造寒蟬效應。不過，即便如此，台灣人民不僅不能忘了尚待救援的李明哲，更應該藉此機會好好思考，面對這樣的「紅色恐怖」政權，我們還能夠期待什麼？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部分人士認為，蔡英文政府上台後，施政乏善可陳，與過去馬英九執政時期相差無幾。然而，數字會說話，蔡政府的表現固然有待加強，但與前朝互比，仍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 例如從整體失業率來看，今年六月台灣的失業率為三．七四％。相較之下，馬政府八年的平均值則高達四．四七％。此外，各年齡層人口，與不同教育程度者的失業率也都出現下降。代表就業環境的改善，呈現「雨露均霑」的格局，非由特定族群所獨享。 再者，台灣今年一至六月的出口貿易總額為一四七七．三億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十二．五％。又，另一個值得高興的地方在於，從中國、美國、日本、歐洲國家，再到東協十國，台灣對各主要市場的出口值都是正向發展，並未偏廢或依賴。至於對韓國，更出現二十．五％的年增率。 其他還包括股市重返萬點，經濟成長率「保二」希望濃厚等等，甚至如「住宿及餐飲業」的僱用人數，截至今年六月，達到八十三萬人。比中國旅客來台人次最多的二○一五年僱用人數八十一萬三千人還多。換言之，台灣的相關產業，不僅沒有因為中國旅客的減少而進入蕭條，反之還有所成長。這些都足以佐證蔡政府一年多來的努力，並未白費。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成績，都還是在中國處處掣肘的情況下完成，顯示出台灣並不是非要靠中國不可，而是有絕對的機會，可以自立自強，獨立自主。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台北市長柯文哲結束「雙城論壇」行程，自上海返回台北。一如過去兩年，柯表面上打著「城市交流」的名義，實際上則是為了與對岸進行「政治交心」。在上海期間，柯多次提到「兩岸一家親」與「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更展現有別以往的「謹言慎行」，最終也見到了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但對於李明哲事件，柯卻說「該講的話，在台灣都講了」，便就此略而不提。 然而，所謂柯文哲的「兩岸論述」，說穿了，完全照抄習近平早前的發言，不僅毫無創見，更愧對身為台灣民選公職，應為台灣人民勇於發聲的職責義務。 習近平第一次提出「兩岸一家親」及「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是在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當時，習首次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接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會中，習表示「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是一家人」，又說「大陸與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換言之，柯文哲不過是把習的「統戰箴言」，拿來做為與中共交流「芝麻開門」的通關密語。 事實上，柯文哲此行對中國最大的「好處」，以及對台灣最糟的「壞處」，還不在於上述的口頭表達，而是時間點的特意安排。今年七月一號，適逢中共收回香港二十週年。眾所皆知，隨著「雙普選」的跳票；跨界執法的濫權；言論自由的箝制；以及對異議份子的打壓，中共曾再三保證的「一國兩制」，早已名存實亡。 正當全世界都因「七一」而把焦點集中於香港，檢視「一國兩制」是否瀕臨破產的當下，近在咫尺，做為中國推動「一國兩制」下一個頭號目標的台灣，首都市長竟在此時前往上海，更與中共高層闢室密談，主張「兩岸一家親」與「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試問，還有比這個更容易讓國際社會誤認台灣不排斥與中共「一中原則」的行徑嗎？還有比這個更能讓中共拿來轉移不得香港民心焦點的宣傳素材嗎？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當年金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當同婚議題因大法官釋憲而暫告一段落，當台灣的經濟逐漸起色，出口連續數月正成長，股市還突破萬點，創下二十幾年來的新高，為什麼蔡英文總統跟林全院長的民調卻一路往下？ 或許有人會說，一定是「前瞻基礎建設」惹的禍。然而，過去馬政府與扁政府時期，也都曾推出性質相似的擴大內需計畫，同樣是以複數年期為時間表，透過舉債來動用高額特別預算。不過，這樣的計畫卻沒有對馬、扁兩人，造成蔡英文今天難以招架的「雪崩式民調下滑」。換言之，「前瞻基礎建設」最多也只是壓垮蔡政府民望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其他的稻草又是從何而來？ 「依法行政」是行政部門一切作為的最終依歸。不論上頭長官怎麼換、怎麼說，絕大多數的公務員基於明哲保身，都不會去做「違法」的事；也因此，在「兆豐案」、「永豐案」、「亞泥案」及其他林林總總的大小爭議中，行政部門的所作所為，沒有一件「違法」，通通都是「依法行政」下的產物。 關鍵在於，現在大家依循的這些法令，有多久沒有修改了？能夠反映台灣社會當下的需求跟期待嗎？此外，法令的內容又是誰決定的？不都是由過去國民黨掌握多數的立法院所通過的嗎？而當初在審議的過程中，又有哪些財團、哪些利益在背後操作施壓？只要想通這一點，就知道台灣的政黨輪替，截至目前為止，其實還未竟全功。 遺憾的是，蔡政府看似當家作主，但不知是受制於官僚習性，還是後知後覺，至今仍未看破此事。也因此，面對望治心切、急於改革既得利益結構的新民意，常常還是圖窮匕見，能夠端上檯面的解答，總不脫那四字箴言，就是「依法行政」。 蔡政府最大的問題，在於政黨二次輪替後，仍未提供一套有別於以往的治理模式，而是因循苟且地沿用國民黨留下的執政遺緒，淪為「國規民隨」。如此一來，民調的持續探底，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作者從事公共服務業）

  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日前在臉書分享一則訊息，大意是說，上海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包括購物中心的規模、「支付寶」的普及性，乃至於銀行與餐廳所提供的無人化自動服務，都比台北的更大、更快、更多。就連在精神上，大家都幹勁十足，追求國家富強。 坦白說，類似的訊息，在台灣早已是汗牛充棟。然而，這些訊息的共通問題是，第一，對中國以偏概全；第二，要台北以小博大；第三，執著於過度簡化的存在意義，與強調多元價值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也因此，除了「捧中貶台」以外，實在難以引起真正共鳴，或是有意義的討論。 上海，做為整體長江流域人員、商品與財富的匯集地，即便在中國最衰弱的滿清末年，都還可以名列世界一線重要大都市，更何況，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上海的富裕與進步，平心而論，理所當然。然而，上海能夠代表整個中國嗎？即便小如台灣，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都還要時時提醒自己，千萬不要犯了「台北觀點」的錯誤。那麼，為何在理解幅員廣大的中國時，卻又凡事從上海看天下？這樣的以偏概全，真的能夠讓我們更了解中國嗎？ 此外，台北不論是腹地大小，或是人口規模，都難望上海項背。硬要比較，只會讓台北更看不清自己的定位，以及該發展的路線。這就如同美國游泳好手菲爾普斯的「主場」，不會是在棒球場或是田徑場。台北需要思考的重點，在於如何找出自己的特色，努力發揮，而不是與上海，或是紐約、東京的比較。 再者，從自由民主的觀點切入，國家富強，不應該是國家或個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標。除了基本的物質條件以外，我們同樣重視分配的公平、正義的落實、環境的保護，以及自由的生活、學習與創作。在這個部分，中國的發展仍然落後台灣；北京的治理模式，也仍未被其他國家廣泛視為值得仿效的對象。 總結而言，為了知己知彼，台灣確實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國，但不需要那種劉姥姥進大觀園後，又回過頭來驕其妻妾的「齊人心態」。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二○一六年十二月，經濟學人雜誌曾以「中國的數位獨裁：一個社會控制的實驗」為封面故事，報導中國正在積極建構的「社會信用體系」。 簡單來說，「社會信用體系」就是中國政府將透過無所不在的各種支付與借貸平台，蒐集每個人資金往來的紀錄，舉凡網路購物、搭車購票、看病買藥，乃至於水費、電費、房租、信用卡、交通罰單的繳納，都無所遁形。再結合「網路實名制」，讓政府能夠監視每一個人的生活作息，並以此給予「客製化」的對待方式。 舉例而言，二○一五年初，阿里巴巴集團便在杭州與廣州等試點城市推出「芝麻信用」。依據「行為能力」、「人脈關係」、「信用歷史」、「履約能力」及「身分特質」等五個面向，給予用戶三五○至九五○不等的分數。分數高的人，不僅租車、訂房可以免押金，求學或求職時，也有更高的錄取機率，就連網路交友，都有較多的選擇；此外，包括上醫院看病、去圖書館借書，也都有優先權。 然而，「社會信用體系」除了是在缺乏監督與制衡的情況下，讓中國政府得以不透明且未去識別化的方式，擅自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嚴重侵犯個資保護原則。更糟糕的是，還有將評分範圍往公共事務領域延伸的傾向。根據經濟學人該期報導，包括「妨害社會秩序」、「危害國防」，甚至是與「異議份子」的友好程度，也都被列入扣分項目。 綜上，中國政府正試圖打造一個以「網路實名制」、「網路長城」（封鎖境外網站）、「金盾工程」（管制內部網路言論）與「社會信用體系」為主要基礎的「數位獨裁王國」。讓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的發展，成為維繫中共一黨專政，確保社會穩定的最新利器。 （作者從事公共服務業）

  三十九歲的馬克宏當選法國總統，有人說，三十九歲在台灣，不要說當總統，就算只是當總統的幕僚，可能都還要被譏為「童子軍」。也有人說，馬克宏如果在台灣，再怎麼優秀也選不上，因為台灣參選總統的年齡門檻是四十歲。 此外，就連投票資格，台灣都「老」人一截。法國與各大主流民主國家一樣，年滿十八歲就取得投票權，而台灣至今還是維持二十歲的限制。 矛盾的是，很多人說台灣的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每天要的只有小確幸，所能想到的人生願望就是開一家咖啡店，缺乏鴻鵠之志。但，另一方面，「大人們」卻又不願提供更多參與的機會，而當年輕人真正投身公共事務的時候，又要承受許多「不懂事」、「小孩子開大車」的冷嘲熱諷。 但，說穿了，從實質薪資、就業機會、教育問題，再到少子化、高房價，所有對年輕人來說最為困擾的問題，一直掌握權力的「大人們」，經過了這麼多年，也沒有提出什麼立竿見影，讓人耳目一新的對策。 法國大選結束，想必「大人們」又要開始忙著研究新總統的外交、經濟政策。只是，對很多人來說，願意給年輕人機會，或許才是台灣當下最應該向法國學習的地方吧！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三十二歲）

  軍公教年金改革的討論中，近期大量出現應該以提升基金投資報酬率為改革重點的呼籲，要求將過去三至四％的年化投報率，提升至七％以上，更宣稱此舉「極具可行性」，同時得以在基金投資收入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保障既有的退休所得水準，不需要往下調整。 然而，讓人不禁質疑的是，世界上有哪個投資可以保證穩定又高獲利？如果真的有，自己投資都來不及了，還需要退休之後等政府來做？ 舉例而言，包括鴻海、廣達、仁寶等台灣科技業大廠，每年的稅後毛利率也只不過三至四％，還被暱稱為「毛三道士」。如果今天有個投資機會可以保證每年平均獲利七％，那些大老闆們與旗下數十萬員工不都成了傻子，要是能夠「躺著賺」七％，又何必辛苦賺三％？ 事實上，由於退撫基金以「保本」為最高指導原則，在穩定優先的情況下，本來就應該要捨棄一些具備高獲利可能，但又潛藏高風險的投資標的。簡單來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把希望寄託於投資報酬率，而忽視繳少領多、基金入不敷出的事實，不是太過天真，就是刻意誤導。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為了籌備今年台北與上海的「雙城論壇」，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日前赴北市府拜會柯文哲市長，但包括會面的時間、人員與內容，全都保密到家。對於為何要如此「低調」，柯則說，「要交朋友，就不要給人家困擾」。   但，所謂的「公開透明」呢？明明可以開大門、走大路，大家又不是要求全程上網直播，難道一個公開的、簡要的說明都做不到？還是說，就算是原則，只要遇到中國，就像白海豚一樣會自動轉彎？柯這樣的做法，與國民黨何異？   其次，光是一個「前瞻計畫」的預算分配，柯除了切割朱立倫，直指「誰跟他有共識」以外，更諷刺其他民進黨縣市首長之所以能成功爭取，都是因為「有內線」。試問，為何對內時，柯就如此咄咄逼人，明批暗諷；但對中國時，卻又非常地善解人意，謹言慎行。這樣的兩套標準，說難聽點，不就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令人好奇的是，柯到現在還能夠與對岸眉來眼去的「政治基礎」是什麼？而這樣的「另闢蹊徑」，是為了台灣的主權尊嚴，還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也請柯文哲說清楚，講明白。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一位在上海生活的台灣青年所拍攝的影片，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主角在影片中表示，上海的生活非常方便，因為有微信、支付寶等軟體，靠一支手機就可付款完成許多事情，從繳水電費、付房租、叫計程車、買外賣等，都不需要用到現金，「方便到害死人」。他更奉勸台灣年輕人不要再當井底之蛙，因為「台灣真的沒什麼」。 上海在科技領域的「現代化」，確實有可能勝過台灣。做為全中國的首善之區，就連在衰弱的清朝，上海都還能夠名列世界一級大城市之一，更何況，今天中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已今非昔比。 然而，這位主角的盲點在於，在中國，所謂的「便利」，其實都是「黨」刻意容許下的產物，從來不屬於個人。也就是說，哪天惹得「黨」不開心了，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在一夕間灰飛煙滅。 日前「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刊出主題為「你好，老大哥：中國是如何透過App監控民眾」的報導，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密切監控微信裡所有的「帖子」，特別是關於抗議與集會的內容，以便精確掌握參與情況，在事前就介入控制。其次，各種聊天App裡的語音對話，也都遭到監視，而被認為可疑的內容，還會被儲存下來。過去就曾有人因發送了關於達賴喇嘛的訊息，而遭到拘禁。此外，中國政府正在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大到銀行貸款，小到購買車票，未來每一個人的每一筆交易，都會被記錄與分析。也就是說，北京老大哥將會知道你的興趣嗜好、購物習慣，以及生活方式。 以上種種，對主角來說，可能還不清楚細節，也或許不在乎後果，但對許多人而言，在在都令人感到不寒而慄。至於嚴重性到底如何，誰又才是井底之蛙，主角不妨在微信上試著討論「六四」，或者「習近平家族海外財產」，相信對於上海的「便利」，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作者從事公共服務業）

  去年十一月，吳斯懷等三十多位退將在北京立正聽習近平講話，畫面一出，引起軒然大波。 同行的前空軍司令沈國禎上將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我們很多人是被設計了」。沈指出，原定行程只有四天，返台前又突然變成五天，還被帶到北京。但帶隊的前總政戰部執行官陳興國一直叫他們不用擔心，在不能脫隊的情況下，就這樣進了人民大會堂。 試想，陳興國官拜政戰中將，不論是軍科專長，還是職等級別，會不清楚此事的象徵意義與嚴重性嗎？還是說，整個行程就是要幫中共「誘敵深入」，然後在會場內用鏡頭「一網打盡」？有鑑於此，讓人不禁想到過去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軍隊之所以會從佔據優勢的一方，最後兵敗如山倒，其中的關鍵原因，不就是內部共諜不斷，都被自己人給出賣了。沒想到幾十年過去，同樣的戲碼，竟還可以一再上演。 其次，沈國禎的一席告白，或許有助還原過程，但還是難辭其咎。試問，就連一般旅行團都不可能隨意更動行程，三十幾位高階將領身在「敵區」，卻連一點警覺性都沒有。此外，都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口，竟還傻傻跟著進去，當那是免稅店嗎？幾十歲的人了，難道一點自主的判斷力都沒有，又不是國小畢業旅行，不能脫隊可以當作理由嗎？ 最後，以吳斯懷為首的部分退將，在北京唯唯諾諾、亦步亦趨，讓自己的人格跟榮譽任人宰割。但回到台北，卻為了一點退休金調整，不顧基金永續與世代正義，不惜屢屢上街抗議，更號召眾人與政府頑抗。兩相對照，如此吃裡扒外，勇於內鬥，實在讓人感到無比諷刺。 （作者從事公共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