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的星辰 【12月7日】 今天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的冥誕。 1893年(清光緒19年)陳炘出生於台中大甲社尾。一年半後，滿清政府因為甲午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陳炘七歲喪父，由二哥協助其教育。1909年4月考入當時一般莘莘學子所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短期任教大甲公學校，後考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即今慶應大學）理財科。這是陳炘學商的開始，也奠下了他日後在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1918年陳炘被推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序幕。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在台灣的民族運動前輩蔡惠如的聯絡運作下，於1920年元月在東京組成「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行刊物《台灣青年》。陳炘也是「新民會」創會會員。也參與《台灣青年》雜誌的經營和編寫。在創刊號上，陳炘以〈文學與職務〉為題，發表古體漢文，提倡台灣文學建設的重要性。 1922年4月，陳炘從慶應義塾畢業，返台結婚。1923年赴美進修。首先進入美國愛荷華州的Grinnell學院攻讀經濟，一個學期後轉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於1925年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 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正逢台灣的民族運動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各地進行多項文化啟蒙活動。陳炘應林獻堂之邀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的講師，講授經濟學的科目。 返台後的陳炘，更重要的角色是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陳炘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與日本人一較長短，並改變土地資本走向商工資本發展。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12月底，在陳炘的奔走籌備之下，台灣人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終於誕生。 這個公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總督府當局故意刁難，日本人的金融同業亦百方阻擾，經過相當的折騰，最後才突破困難而成立。大東信託的成立，可以說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大東信託成為「台灣經濟運動中的中樞機關」，所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最大的民族金融機關」「台灣運動的金庫」。 大東信託以資本額250萬圓，設本店於台中市，設支店於台北和台南，董監事都是台灣中部的在地士紳，而且多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推林獻堂為社長，陳炘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 由於當時台灣尚未有信託法，日政當局遂以此為壓制的藉口。在大東信託會社未倡設前，日政當局歷來對一般的信託會社的取締很寬，及至大東信託募股以來，日政當局的態度便大為改變了。大東信託會社在現實環境的壓力下慘澹經營，雖欲求一紙可供依循的信託業法而不可得，但到了1934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中成績最優者(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稱為當時三大信託公司)。 經過陳炘以及林獻堂、蔡培火等民族運動人士的多次據理力爭。到了1944年5月，此時已是二戰末期，台灣總督府當局向陳炘表示，信託法不久將實施，但大東信託必須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併，然後以資本金五五對四五之比率，接受台灣銀行之投資，董事長由台銀派人擔任方得准予備案。這年8月，日政當局果然乘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之機，就當時台灣最有力的大東信託為中心，計劃設一「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即合併大東、屏東及台灣興業三家，並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及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遂因此成立。陳炘仍被聘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此時已是日本治台的最後第二年。 二戰結束後，陳炘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熱烈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但沒想到他卻受到從「祖國」來的陳儀政府的排擠。陳炘有感於江浙財團將壟斷台灣經濟，因此他再糾集台灣本地資本，籌組了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沒想到更讓陳儀視為眼中釘，而於1946年（民國35年）3月被陳儀以「漢奸」罪名逮捕，陳炘在獄中感慨地寫下這首七言絕句︰ 平日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 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所幸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陳炘終告無罪開釋。然而，幸與不幸，在那個亂無章法的時代裡，誰能逆料？翌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藉機大整肅，陳炘仍難逃被整肅的命運。3月11日清晨，正患有瘧疾而臥病在家的陳炘，被警憲人員帶走，一代金融先驅從此一去不回。 陳炘出生於被「祖國」賣給於日本的一年半前，卻在日本走後的一年半後，死於他迎接的「祖國」槍下！這位台灣菁英的一生，也是台灣歷史悲劇的縮影。

近日有媒體報導台積電在呼救，並責怪政府漠視。其實我政府及台積電一直在與美國溝通。半導體製造最先進製程要留在台灣且在成功量產，並進入下階段新製程時，再討論已量產之製程擴散至其他友好民主國家。國科會主委吳誠文重申我國對於半導體海外投資「N-1」的管制原則。 美國商務部向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提供66億美元資金補助，並希望台積電最新製程包括二奈米與十六埃米（或一．六奈米）儘快赴美落地。（彭博） 台積電前董座劉德音日前指出：「如果將台積電最先進的製程在美國生產，可能會造成台美雙方賠上幾百億美元」以及「最先進的產品在台灣製造，才是雙贏」。他其實也是幫台積電在向美國說明，卻被有意曲解。 美國商務部根據「晶片法」向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提供66億美元資金補助，也希望台積電最新製程包括二奈米與十六埃米（或一．六奈米）儘快赴美落地。商務部並引用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的說法，台積電將會加速說明美國的布局。 經濟部長郭智輝稍早時指出：「相信台積電會非常審慎的評估，要把先進製程移出台灣、轉移到他處，並非『把技術移過去就好』。先進製程複雜，外移要能成功獲利並非易事，一定是在成功了以後，運作了一段時間證明沒有問題，才會移出」。 故台積電及台灣一直在跟美國商務部說明為何最先進的製程必須留在國內，因為僅有台灣的研發技術與精神、工程師的專注付出、以及台灣供應鏈全天候24小時的密集支援才做得到，而這三個要項在美國目前均付之闕如。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不像威權國家的獨裁者般一意孤行，故美國政府會仔細聆聽台積電的說明，並諮詢己方專家的意見。民主國家的決策過程就是集思廣益，執政者會傾聽黨內及反對黨（在野黨）的意見，也會留意產業界及輿論的看法，再綜合做出面面俱到的決定，這過程也許冗長，也經常被極權國家獨裁者酸說行政無效率。但這遠比由那位獨裁者「英明果斷」的決定，導致政策推動失敗所付出的慘痛代價減少許多。 美國擔心最先進及高階晶片斷源，化解方案之一就是，美國提供台灣足以防衛自己的武器。圖為F-35戰機。（歐新社） 台積電也讓美國客戶了解，亞利桑那州廠雖然有美國政府的補助，但生產成本仍會較在台灣高，交貨期也可能長些，晶片在台廠及美廠生產之報價將有所不同，由客戶視需要任選，其中美廠增加之成本由雙方各負擔一部分。此價差就宛如保險費，商人充分了解繳交些許的保險費，可以規避風險。 台灣一直與美國保持密切溝通，在地緣政治及商業考量兩者間找到平衡點：一方面將地緣風險降至最低，同時也兼顧到商業正常運作，這將讓「有野心」的國家無機可乘。 我們也可以瞭解美國的憂慮，擔心最先進及高階晶片斷源，不過化解方案之一就是，美國提供足以讓台灣防衛自己的武器：F-35匿蹤戰機、預警機、神盾艦及愛國者飛彈等，也設法協助台灣早日建立潛艦隊，發揮「不對稱戰爭」之最大效益，因為在台海周遭部署足夠之潛艦，將對航空母艦及運兵艦等構成極大的嚇阻力量，但潛艦國造計畫後續預算目前卻在國會遭到在野黨阻擾。更早在二○○一年也是遭到阻擾，導致台灣無法及時向美國購得八艘柴電潛艦，雖然當時小布希總統已同意出售。 （作者是退休貿易推廣人員）

#燦爛的星辰 【12月6日】 百年前，對痲瘋病（癩病）不瞭解，特效藥也未問世，痲瘋病被認為是無藥可治的高傳染性的瘟疫。所以對痲瘋病患採「強制收容，絕對隔離」的措施，一般人也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一位來自加拿大的醫師兼傳教士，卻不避諱，在台灣創建了痲瘋病療養院。他就是戴仁壽（George Gushue-Taylor）醫師。 今天是戴仁壽的冥誕。1883年的今天，戴仁壽出生於加拿大東部大西洋上的紐芳蘭島（I. Newfoundland）的一個小漁村。小漁村曾經來了一位慈愛的醫師看顧村民，感動了戴仁壽小時候的心靈。 1901年戴仁壽進入倫敦大學，中途因經濟拮据，休學一年到一家兒童之家兼差擔任醫師，遇識了一位美麗又充滿愛心的護士小姐，後來成為他的夫人。 戴仁壽半工半讀，完成學業。1911年11月15日，就在舉行婚禮的當天下午，戴仁壽夫婦就啟程出發前往台灣，開始實踐他行醫並宣教的志業。 1911年至1918年，戴仁壽服務於台南新樓醫院。1924年，擔任台北馬偕醫院院長。在台行醫期間，他發現台灣痲瘋病的問題，並求助於美國痲瘋病救治會（American Mission To Lepers），致力於成立專門防治機構，1924年在倫敦痲瘋病救治會（The Mission to Lepers）的幫助下，馬偕醫院的痲瘋病專門診療所於1927年正式啟用。 多年對台灣痲瘋病的研究及了解，戴仁壽在明有德（Hugh MacMillan）和郭水龍牧師的協助下，成立樂山園痲瘋病療養院， 1934年3月於台北州淡水郡八里庒啟用。強調「自治」與「自養」的癩病園生活型態。 二戰期間，戴仁壽曾回加拿大約五年多。戰後再回到台灣，1946年，樂山療養院重新設立。 1953年由於樂山園所屬土地將被國民黨政府「公地放領」，戴仁壽夫婦奔走與當局交涉，才保住樂山園產權。然而同年9月，戴仁壽夫人卻不幸病逝。 夫人過世的約半年後，1954年4月23日，戴仁壽搭船返加拿大途中因急性盲腸炎辭世，遺骸運回台灣，夫婦兩人安葬於樂山療養院紀念園中。 這位將最後生命奉獻給台灣的痲瘋病患的仁醫，曾參與一部以台灣白話字書寫的著作《內外科看護學》（Lāi-gōa-kho Khàn-hō͘-ha̍k）傳世。

#燦爛的星辰 【12月5日】 「自古至今，多少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生命。這些人在當時不是曾被咬定為叛徒？然而，時過境遷，那些咬這些志士為叛徒的人們，卻替歷史留下了人類自私、愚蠢和黑暗的紀錄。」 –殷海光 今天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極重要的自由思想家殷海光（本名殷福生）的冥誕，他於1919年出生於中國湖北黃岡。 中國對日抗戰時，殷海光就讀西南聯大，精研哲學、邏輯。 殷海光原本無強烈的自由主義，但因反共，曾任《中央日報》主筆。但是對於國民黨的法西斯作風日漸反感，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也日漸明顯。他推崇羅素(Bertrand Russell)、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等思想家。 殷海光任教台大哲學系，參與雷震的《自由中國》，鼓吹自由人權。著作甚豐，包括輕鬆的《旅人小記》、嚴謹的《思想與方法》《邏輯新引》、遭中國國民黨查禁的《中國文化的展望》...。 他的政論，筆鋒犀利，是《自由中國》上面的健筆。例如： 在〈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一文中，殷海光說：「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在〈是什麼，就說什麼〉的社論中，殷海光對於「政黨即政府」、「政府即國家」的觀念提出批判。 在〈反攻大陸問題〉中，這位邏輯實證論者認為在短期內能反攻大陸的「公算」不大，因此不要凡事都以「等反攻大陸之後再做」為藉口。他說「我們不願為了講虛面子而把國事放在大話連篇的沙灘上，…我們之反共，不是為了政權的形式問題，而是由於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在實質上根本與共黨不同。」。 在〈我們的教育〉中，殷海光揭穿黨化教育的真面目，他指出「在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則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你要不要做人？〉的社論中，殷海光闡述「世界人權宣言」的意義，說明「基本人權是做為一個人的必要條件」、「我們反共就是為了保障人權」。 殷海光提倡民主自由的言論，也為1960年雷震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籌組新政黨提供理論基礎。可惜組黨運動旋遭國民黨當局高壓，雷震等人被捕入獄。雷案爆發後，殷海光繼續振筆批判，前引的一段話，就殷海光在雷震案之後發出的諤諤之言。 殷海光居住在台北市溫州街，他的附近住著政治系教授彭明敏。殷海光常常在經過彭家時，在彭家的信箱投入字條或信箋，上面寫有一些關懷的留言。彭教授回憶說，有一次殷教授在字條上寫著「台灣人敦厚、老實、淳樸的氣質，被國民黨破壞了！」可見他對台灣人的關心。後來殷海光的留言愈趨激烈，打倒國民黨之類的語氣都出來了。 有一事值得一提，當時還是台大學生的謝聰敏，有次和殷海光聊天，殷老師在言談中說到：「國民黨如此欺負台灣人，台灣人應該起來推翻國民黨！」謝反問殷老師：「您是外省人，萬一台灣人當家，您不擔心嗎？」殷回答說：「我會容忍。」 一位崇尚自由人權的知識份子，必然與被宰制的弱勢者站在一起，而不趨炎附勢。崇尚人權的殷海光，必然與壓制人權的國民黨政權對抗，而與被宰制的台灣人民站在一起。殷海光也因此最後在台大被禁止上課，以防影響學生。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過世，享年50歲。

#燦爛的星辰 【12月4日】 有一次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遇到生命科學家古德斯坦（David Louis Goodstein），李問他：「在台灣生命科學裡，有哪一位的研究是被世界公認的？」古德斯坦不假思索回答：「李鎮源是被國際公認的。」 沒錯，台灣的蛇毒研究是享譽國際的基礎科學研究，而將台灣「蛇毒研究」推到世界舞台的，正是李鎮源。 今天是李鎮源的冥誕，他於1915年出生於高雄橋頭。10歲時父親因瘧疾過世，八位兄弟姊妹當中，也有三人未滿十歲就因傳染病過世，使得李鎮源立志要行醫救世。李鎮源果然於1936年順利考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 在醫學部第一年的暑假，李鎮源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論文〈胎兒骨骼成長過程的研究〉於台灣醫學雜誌上刊出。1940年從醫學院畢業後，留在學校裡擔任醫學部唯一的台灣籍教授杜聰明的助手。 1945年，李鎮源發表〈鎖鏈蛇蛇毒的毒物學研究〉論文，是世界醫學界第一篇解開鎖鏈蛇蛇毒致死原因的論文，他以此論文獲得台北帝大醫學博士。 1952年，李鎮源獲得美援會的贊助，前往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深造。這個出國留學的時機，適巧讓他躲過白色恐怖的陰影。 1950年代是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最嚴厲的時代。李鎮源的台大醫學院的同屆同學，台大內科主任許強，因涉政治案件遭槍決。同案還有他的妹婿台大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蘇友鵬、胡寶珍等台大醫師都被捕（於綠島服刑10年）；此外更有眾多畢業於台大的醫師，如郭琇琮、吳思漢、朱耀珈、葉盛吉都遭槍決，謝湧鏡、顏世鴻等被捕判重刑。這些白色恐怖案件，讓李鎮源感到震驚而失望。 結束賓州大學的研究後，李鎮源轉往底特律的韋恩州立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科訪問研究兩個月，也發表了一篇小論文。 李鎮源回到台灣後，開始擔負起台大藥理學研究室的領導工作。越戰期間，由於美軍在越南沼澤森林中經常會碰到毒蛇，美國陸軍研究發展部便特別委託李鎮源，專門針對溝牙科蛇毒進行研究。1963年，李鎮源和化學家張傳烱合作，首度分離出雨傘節蛇毒中致死的兩種神經毒素，使神經生物學獲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全世界藥理學界的震撼。 李鎮源歷年來發表的論文達百餘篇， 1970年他獲選為中央研究院生物組的院士。1972年起，他開始擔任台大醫學院的院長一職。1976年，他榮獲國際毒物學會頒發的最高榮譽雷迪獎。1979年，李鎮源應德國Springer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的邀請，主編一本多達一千多頁的《實驗藥理學－蛇毒》專書，奠定其在蛇毒研究的國際地位。1985年，他更被選為「國際毒素學會」會長，成為台灣學者出掌國際學術界領導地位的少數之一。 李鎮源在1986年從台大醫學院退休，此時正是台灣民主運動進入高潮，這一年，民主進步黨突破戒嚴令成立，隔年台灣解除戒嚴。1990年3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上萬名學生以「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擬定政經改革表」四大訴求，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將近八十高齡的李鎮源首次走出研究室，陪著學生靜坐，並為學生打氣。 李鎮源深感「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一百條」一直是中國國民黨打壓政治異己的統治工具，也嚴重阻礙台灣的民主憲政發展。因此，他於1991年9月與林山田、張忠棟、陳師孟…等教授成立「100行動聯盟」，主張廢除刑法第100條。身為中研院院士的李鎮源，走入靜坐人群，在鎮暴警察的驅趕和包圍中，帶領100行動聯盟，終於達成修改侵犯人權的「預備陰謀內亂罪」條文。台灣的民主化終告完成。 1996年10月建國黨成立，時屆81高齡的李鎮源，被推為第一任黨主席。 2001年5月26日，李鎮源因罹患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及氣喘等疾病住進台大醫院。11月1日於台大醫院過世。 這位國際知名的藥理學家，得過非常多的獎項與榮譽，除前述的國際毒素學會最高榮譽的雷迪獎（1976），還有行政院的「傑出科技人才獎」（1986）、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台灣人權獎」（1993），以及賴和獎特別獎（2001）。

復旦大學女大生宋思瑤祝賀「中國台北隊」奪世界冠軍，相關統戰言論引發輿論譁然。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聲稱「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是兩岸的法律規定，意謂中華民國被中國統戰團矮化並無問題。然而，過去馬英九前總統的說法，可不認同這種稱呼，且根據《憲法》或《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都沒有任何一個條文有指「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是我們的官方稱謂。不論馬英九或蕭旭岑，都曾在總統府任職，執掌國安重任，竟連國家稱謂都混淆，實在是國之災難。 過去，時任總統的馬英九於二○○九年六月出訪中美洲，當馬與美國務卿希拉蕊會面時，他一開頭就自我介紹「I am the president of Taiwan」，如果馬英九要合乎憲法規定，馬豈不是應該自稱「中國台灣」的總統？又何必自稱「我是台灣的總統」？倘若要自稱「中國台灣」，那又和「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有何差異？難道馬英九過去八年當真自認是宛如港澳般的台灣特首不成？甚至，馬英九去年赴希臘演講時，還曾因被標註為「台北」前總統、「中華台北國民黨前主席」，而由馬辦、外交部向希臘政府抗議，如今碰到中國「大學生」如此稱謂，卻自甘矮化、唾面自乾，反差之大，令人咋舌。 此外，二○一一年也遭外界察覺到，馬政府引以為傲的世衛大會政績，其內部文件竟自稱我國為「中國台灣省」。當時馬政府高聲抗議，並稱「世界衛生組織（WHO）內部文件要求所屬機構稱呼中華民國為『中國台灣省』，是矮化我國國格」。二○一五年馬政府考慮要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馬英九還多次多次主張，倘若有被矮化就不加入。前後對照，真不知，二○二四年的馬英九基金會與二○一一年的馬英九總統，是不是同一群人？是不會同一批幕僚團隊？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想矮化台灣的決心沒變，但有人守護國格的決心卻鬆脫了。 從制度面看，可以發現馬辦完全曲解法規。憲法增修條文，內文規範的兩岸定位是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兩岸條例更說明，本法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從來沒有說台灣叫做「中國台灣」，遑論「中國台北」。馬辦遭中國大學生公然羞辱，他花費數百萬台幣，卻浪費社會資源、傷害了台灣棒球奪冠的國民心情，理當向國人致歉，而非唾面自乾之餘，還將台灣人民和國家尊嚴一起陪葬！ （作者是台大政治學系博士生）

中國上海。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希臘、羅馬已成為歐洲的文明根源相貌，而非只被「國家」視之，希臘、羅馬在世界的歷史意義與地位正在於此。從Cina支那到China中國或Chinese中華本為東亞的文明根源，但在世界的歷史意義與地位並不如希臘、羅馬，在於中國仍只執以「國家」被認識，強納滿、蒙、回、藏、苗，執於國家覇權而非文明的開拓。 今日世界的邦國形成，得益於西方世界發源於希臘、羅馬文化多，受恵於中國文化少。近代意義的世界，無論政治或經濟大多受西方世界文化或科技的影響，亞洲的日本、韓國是，南亞諸國也是，甚至中國也不例外。只是中國常自以為文化古國、文明大國，故步自封，被列強入侵覺醒。帝制被推翻後，先中華民國，繼而共產革命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馬列主義體制的國家。 中國沒有裂解成多國家，而是墨守大國形態。民主革命不能維繫，號稱人民革命卻成專制集權國家。沉醉在中華文化優越論的學者在西方民主國家生活，口口聲聲西方文化有問題，美國有問題，耽溺於觀念論，不去考察實踐性。 任何國家都有不同問題。國家是有機性的社會構造：政治、經濟、文化的形塑有其課題。文化要放在經濟、政治關連去思考，相互形成社會，在法條件下成為國家。美國歷史兩百多年，以歐洲文化為本，是從大英帝國獨立出來的國家。你可以說美國文化歷史淺短，但美國創造了有別於大帝國、老帝國的新國家想像，以合眾國的聯邦形式成為具有活力的大國，而且有變革的活力，美國的歷史延續歐洲基因，這是傲慢中國難望其項背的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共產主義立國，卻以走資化才發展出共體制無法達到的經濟成果，但政治的集權主義化、文化的名實不一論，無法形成近現代化的國家。不只中華民國時代中國人要移民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也一樣。不能在中國批評中國，但可以在美國批評中國，甚至批評美國。 中華文化優越論者也許期待中國分解成多個國家，發揚各種中華文化，相互爭艶。而不是言儒行法，獨尊馬列主義，自恃國大驕縱卻無大國堂皇的樣子，空談文化傳統的優越，卻無法形塑進步的生活文明。 日韓都受惠於中國的漢唐文化，形塑出他們想追求的國家樣子。文化是一種精神樣貌，並非只是物質。識者之見，取為所用，是文明開化的原因。文化中國，一些好的文化被取用成為別人的東西。中國應拋棄大一統國家觀，成為東方文化的某種母音，或許才能禆益世界。 世界史常引希臘、羅馬為文明的曙光；中國自認為禮義之邦卻是極權之國。現在強調的中國文化，其實已被馬列主義涵化，加上文化大革命，成文化異種異形。走資化的燈光娛影製造了表面華麗，掩飾不了內在的黑暗。 （作者是詩人）

英國生技藥廠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AZ）。（歐新社資料照） 中國獨裁者習近平將國家安全置於所有國家大政之上，近年來更通過或修訂逾二十部國安法律，尤其是新版《反間諜法》，使外資陷於困境。但是同時，中國又大聲疾呼更大的開放，高水準的開放，此時不來投資，將來一定後悔。為了顯示開放，還向若干國家單向開放免簽入境。他們不怕免簽證被間諜滲透，卻大抓國內的外資高管，不分中外，尤其是中國籍高管。 最近的典型案例就是對英國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中國籍高管的大拘捕。這間公司製造的武漢肺炎疫苗AZ，早期因價廉與相對容易買到而受歡迎，在中國擁有約一萬兩千名員工，中國的銷售額佔公司總銷售額的十三趴，經營良好。今年十月三十日，公司發布公告，其中國區總裁王磊正配合中國政府接受調查。 在這之前的九月初，AZ證實有部分員工遭深圳警方調查，五名現任和離職員工遭拘留，他們都是中國公民，在AZ的腫瘤部門銷售癌症藥物，但他們蒐集患者資料的做法被指涉違反中國相關法規，還涉嫌進口尚未獲得批准在中國銷售的藥物。其中國區總裁王磊去年五月於江蘇無錫舉辦的AZ進入中國三十週年慶祝活動，表示要把AZ打造成「愛黨愛國的本土跨國企業」，仍然逃不開厄運。 這不是單一事件，已有多家外企遭中國警方突擊搜查。二○二三年三月，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Mintz）北京辦事處遭突擊搜查，五名中國籍員工被捕，該公司遭以非法蒐集資料為由罰款。同一時間，日本藥廠安斯泰來一名日籍高管被控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遭拘留，八月遭中國檢察機關以間諜罪起訴。同年五月，美國諮詢業者凱盛融英（Capvision）的北京、上海和蘇州辦公室遭突擊搜查。美國風險諮詢公司德安華（Kroll）駐香港董事總經理麥可．陳（Michael Chan）同年七月赴內地後無法離境，但可在內地自由行動，如常工作；據稱正在協助調查一宗幾年前的案件。 上述出事的多為經營良好的公司，也就是它們的中國高層員工相當努力。但依習近平之輩的邏輯，公司經營好，高層員工賣力幫外國資本家賺錢，行徑就如「漢奸」，尤其是顧問公司或有蒐集中國數據的業務。只要被認為這些數據屬於國家機密，那你就是間諜，難逃法網。反之，員工若怠惰躺平，固然可討習近平歡心，但公司最後必倒閉。尤其外資要赴中國投資，投入資金前都會請顧問公司分析投資環境與本業狀況，這涉及許多數據，很容易就成為「間諜」。而此路一旦封閉，有哪個外資會來中國盲目投資，把錢丟進黑洞？ 這還沒計入強迫外資與中企合作變相轉移技術的苛刻要求，馬斯克對這點不會沒有感覺，且看他如何面對川普的對中政策。總之，大批外資撤走，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今年前十月減少近三成。等川普上台，好戲更多。 （作者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前海軍飛彈巡邏艦艦長呂禮詩少校日前在中國珠海航展哽咽說：「要讓台灣民眾知道我們中國有多強」，前陸軍少將臧幼俠今年八月在香港出席活動，起立聆聽中國國歌，以及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前陸軍中將吳斯懷偕同前空軍司令沈國禎上將等32位退將出席活動，聆聽中國國歌及國家主席習近平演講，這三件事件難免引起討論。 前海軍飛彈巡邏艦艦長呂禮詩少校。（翻攝自中新視頻） 據二〇一八年媒體報載，美國當時婉拒出售台灣F-35匿蹤戰機考量之一是擔心先進及敏感的資料可能經由台灣外洩至中國，不知是否與前述吳斯懷等多位退將出席該活動有關。雖然台灣與日韓均是美國在東北亞最親密的民主盟友，但美國僅同意售予日韓第五代F-35戰機，而台灣則僅能售予第四代F-16V戰機。 昔美憂心外洩敏感資料 不敢售台F-35戰機 但過去六年來台積電掌握92%高階晶片生產及先進封裝，讓美國及民主聯盟感覺到過去的政策勢須調整，否則台海有事，高階晶片一旦斷源，將是西方世界的災難。故美國除了要求台積電分散高階晶片至美日生產外，也考慮讓台灣擁有F-35戰機、神盾艦及愛國者飛彈等，讓台灣足以防衛自己。 美國當時婉拒出售台灣F-35匿蹤戰機考量之一是擔心先進及敏感的資料可能經由台灣外洩至中國。（路透檔案照） 當然台灣還是會將最先進的高階晶片生產留在國內，這點台灣可說服美國：因為僅有台灣的研發技術與精神、工程師的「爆肝」付出以及供應鏈的密集支援才做得到。未來等先進製程生產穩定後，再複製至美日兩地工廠。但台灣也須讓美方放心，F-35戰機的資料不會外洩至中國，讓中國的殲-35等更精進。 台灣政府要做好民族融合，讓每一位土生土長的民眾摒棄族群觀念，認同台灣。回顧過去，從最早的原始居民-矮黑人、五千年前來自大陸東南沿海的南島語族後裔-原住民、明清時代越過「黑水溝」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隨政府播遷來台的200萬軍民等，經過一段時間的融合，絕大多數已不分彼此。其實英國日爾曼系盎格魯-撒克遜人與當地凱爾特-不列顛人也花了近六百年才融合成現代的英格蘭人。 摒棄族群觀念 共同守護民主自由台灣 台灣是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一切運作公開透明，人民有權利及自由表達個人意見、看法及主張等，毋須擔心因此被迫害，這是目前威權的中國政府做不到的，相信明理的人都看得出來。讓我們不論出身及族群，摒除成見，透過溝通，相信一定可找到共識，共同為台灣的未來奮鬥。 （作者是退休貿易推廣人員）

圖為IPEF成員國峰會資料照。（路透社） 其實入會CPTPP之「奧克蘭三原則」：符合協定高標準、遵循貿易承諾、由全體成員共識決定，台灣僅是無法克服第三個原則。那為何不另闢途徑，為未來加入「印太經濟架構」（IPEF）預做準備？因為台灣是IPEF極關鍵的一環。若我國現在就開始加強與印度的經貿關係，屆時就可水到渠成。 入會CPTPP受阻 另闢外交途徑 由美國主導的IPEF於二○二二年五月成立，計有十四個成員國，主要用來削弱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大力擴張，藉以抗衡北京的「一帶一路」。成員包括美、日、韓、澳、紐、印度、斐濟、及七個「東協」成員：菲、越、泰、馬、印尼、星、汶萊。據悉美國未將台灣列為初始成員國原因之一是，擔心引起這些國家顧慮中國而躊躇不前。 IPEF猶如「亞洲經濟版NATO」：東起韓國，沿著島鏈、中南半島，一路來到印度，將中國圍起來。北約組織（NATO）則是二戰後及冷戰時期由美國聯合西歐將當時的蘇聯，由土耳其一路圍至北歐，阻止其西進。未來IPEF與NATO連在一起，就可將兩個集權國家圍阻起來，形成一道跨越歐亞兩洲之「民主與威權圍牆」！ 據IMF預估，印度明年可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印度IT軟體設計極強，邦加羅爾（Bangalore）是軟體工業中樞，又稱「印度矽谷」。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說：「印度在晶片設計方面已達世界級水準，已在研發AI，將成為AI出口國。」 台灣在IT硬體很強，印度則軟體很強，故兩國密切合作就是最佳搭配。台灣的IC設計業可善用印度的軟體設計能力，在AI運用面廣為發展，因為AI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另外印度政府也規劃半導體生產補助計畫，積極邀請各國前往投資，我業者可評估可行性。 其實台灣與印度淵源深遠，佛經、土芒果、大葉欖仁（Indian Almond）以及有「黃金雨」之稱的阿勃勒都來自印度。印度是我國第十二大出口國，其中積體電路占第一。印度因與中國近百年之邊境糾紛而關係緊張，故雙方都有一個「不友善的鄰居」。且我國也即將引進印度移工，首批千名，優先開放傳統製造業，未來並將循序漸進納入所有適用業別。 （作者是退休貿易推廣人員）

#燦爛的星辰 【11月28日】 「地理是歷史的舞臺，走入舞臺才能探索歷史的真相。」 –楊南郡 今天是台灣知名的作家、登山探險家、古道人文史蹟學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者楊南郡的冥誕。他於1931年（日本昭和6年）出生於台南龍崎，當地是平埔族西拉雅族的區域，他也有西拉雅族血統。 1944年時值二次大戰末期，還不到14歲的楊南郡在關廟公學校畢業典禮當天就接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召集令，隔天啟程從高雄左營登船出發，被送到日本神奈川的海軍兵工廠航空技術廠，成為少年海軍工員。1945年日本投降，楊南郡幸運於隔年安全回到台灣。 回台灣後，楊南郡開始學習北京語，台南二中畢業後，順利考上台灣大學外文系。1955年大學畢業，當過二年的英文教師，後來到台南的「美國空軍基地」與美國駐臺辦事處工作。因有週休二日，開始熱愛登山運動，成為二次戰後台灣登山運動的先驅。在登山的同時，開始進行山林與生態攝影，研究台灣古道與山林，成為台灣歷史研究者。 他的古道調查與研究，以八通關古道調查最著名。他著作甚豐，以《臺灣百年前的足跡》、《與子偕行》、《大分．塔馬荷：布農抗日雙城記》、《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最具代表性，對台灣南島語族文化與史蹟遺址調查研究，貢獻既深且鉅。 楊南郡80歲那年，2010年，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為表彰楊南郡的研究對台灣原住民與相關學界的貢獻，特頒給他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學位，這是東華大學創校以來首次頒授的名譽博士學位。楊南郡其他獲頒的獎項，也不勝枚舉。 2016年8月27日楊南郡因食道癌病逝，享壽85歲。

香港四十七名泛民主派人士在四年前立法會選舉前夕發起初選，遭控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有四十五人十九日遭重判。（美聯社檔案照）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武裝革命起家，革命在漢字語意即造反。中華民國號稱革命推翻清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以革命推翻中華民國。在中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現當代，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這是號稱禮義之邦的國度最大的反諷。 革命起家、造反可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取回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因毀信毀諾發生港人要求維持港人治港的民主運動，已拘禁三年八個月的四十五名泛民主派人士，因立法會改選問題，被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四年到十年重刑，舉世譁然。台灣的民進黨和民眾黨均表達譴責之意，中國國民黨則僅關切，不敢譴責。 中華民國革清帝國的命，中華人民共和國革中華民國的命。二戰結束，日本因敗戰放棄對台灣的殖民，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牧台灣，順勢進佔，對待「回歸祖國」台灣的種種暴虐被以「悲劇性的開端」描述，不及兩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了。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就從原生地中國被革命推翻，潰退流亡到台灣──這個原先不在中華民國領域的台灣，以戒嚴行黨國體制，一九八七年才解嚴。革命起家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也曾長期以「民主有罪」維繫政權。 被割讓給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提供了中華民國以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為名的復興基地國土條件，但中華民國流亡殖民意識並不盡善待脫殖民的台灣。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待回歸的香港，東方之珠竟成老母雞屁股，硬是把歷史上替代中國割讓的被殖民際遇當做香港人的原罪。 香港和台灣在被殖民的歷史都形成了異於中國的法治。因為英國殖民的法制條件，香港人勿視了「民主 」的重要，回歸中國。台灣在二二八事件，許多文化人知識份子不逃跑被逮捕也是因為認為自己並未犯罪，相信「法律」，其實錯了。中國的法律不是法律說了算，是權力說了才算！ 台灣和香港，一前一後，分別在回歸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中國「祖國」，就踏上不同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因為有某種形式的國家條件，可待重建追尋國家正常化，香港則因已被納入中國體制，除了許多人已被廹歸化前殖民者英國，成為英國公民，大多數香港人可能要面對中國困境。不只沒有「民主」可尋，「法治」的文明也徒乎奈何。民主，在中國有罪！這樣的中國，你要嗎？ （作者是詩人）

台灣廠區是台積電主要獲利來源。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近日有媒體報導：「川普上任後，台積電先進製程將被迫提早轉移美國，若被譽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關鍵先進製程被美國『整碗捧去』，無疑斷了維繫台灣國安之路，當『矽盾』沒了，台灣再無利用價值，該怎麼抵擋大陸文攻武嚇？」。但這其實是似是而非之謬論，台灣的策略就是要分散生產，才能抵擋野心國家之入侵。 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預計將建置三座晶圓廠，第一廠將於明年初量產四奈米製程，第二廠於二○二八年量產，第三廠將量產二奈米或更先進的A16製程。A16就是十六埃米或一．六奈米。埃米為奈米的十分之一長度，是繼二奈米製程後的下一世代技術。A16製程結合二奈米的奈米片電晶體以及創新的背面電軌技術，速度將提升八–十％，功耗降低十五–廿％，晶片密度則提升至最高一．一倍，預計將於二○二六年量產。 台積電掌握九十二％高階晶片生產及一百％先進封裝，讓美歐日民主聯盟感覺到「國安危機」，因為一旦台海有事，高階晶片斷源，西方世界將接近停擺，這是因為新一代戰機、飛彈、人造衛星、火箭、AI繪圖處理器、手機、電動車、全自動駕駛裝置、人腦晶片等，均仰賴高階晶片。 假如台灣堅持將台積電所有生產集中在國內，這等於是將所有雞蛋置於一個籃子，風險極高，明理的人都看得出來。若我國將其適度分散至日本及美國生產，這將兼顧商業及戰略考量，是最佳防禦之道。因為「有野心」的國家會知道，即使花費極大代價攻下台灣，也只能掌握到台積電二分之一不到的產能，何況屆時也拿不到荷蘭艾斯摩爾（ASML）的High-NA EUV或更先進的極紫外光曝光機，偌大的生產設施將無輒。反觀美日之台積電工廠將持續運作，不會造成西方世界之「國安危機」，故這才是隱形的「矽盾」。這印證二五○○年前孫武之《孫子兵法》：「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當然台灣仍會將最先進高階晶片製程留在國內，關於這點，台灣可說服美國：因為唯有台灣的研發技術與精神、工程師的全力付出，以及台灣供應鏈的密集支援才辦得到。未來等先進製程生產穩定後，再迅速複製至美日兩地工廠。有捨才有得，聯盟成員國間密切合作，講求的就是相互支援，互補不足。 （作者是退休貿易推廣人員）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彭博） 上星期《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一篇「新聞幕後」特稿〈宋濤最近很忙〉，指出國台辦主任宋濤最近忙著拉攏台籍人士，包括南下福建見台灣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其實除了宋濤，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也很忙，包括南下深圳召見香港一批華資企業家。 夏寶龍於十一月八日南下深圳舉辦香港工商界座談會，香港有廿九人參與。香港經濟支柱之一的四大地產商來了三個，長和集團李嘉誠、李澤鉅父子未獲邀，而是邀請了李嘉誠次子，從事科技業的盈科拓展主席李澤楷。李澤楷過去傾向民主派，也曾被中國報章點名批判，這次則不計前嫌。據與會者轉述，座談會討論環節歷時近七小時，商界代表逐一發言約十分鐘，須交代目前在香港的投資及日後投資計畫。 這就是在檢視這些企業家是否真愛國，有沒有拿錢出來投資。次日港澳辦罕見的正式發表夏寶龍在會議上的發言稿，避免流言四起。夏寶龍的指示內容就是除了海陸空港口，要香港企業家要著重創新科技，不要以老套發展經濟。 夏寶龍今年二月訪問過香港，作出多項指示，但似乎被香港企業家當耳邊風，因為港企有自己的觀察與決斷。十月在北京先後會見傳統英資的匯豐控股及怡和控股主席。匯控其名源於一八六五年於香港創立的創始成員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怡控前身是一八三七年廣州的渣甸洋行。一九四九年他們在中國的財產全部被中共沒收。一九八○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匯豐積極投入，曾想買回上海外灘被沒收的房產，還細數牆上掛著什麼名畫。但這個夢沒有實現，因為紅歌《社會主義好》中的「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已經被民眾改唱為「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怡和則不相信中共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把公司註冊地點從香港遷往新加坡，怡和、置地等公司也遷到新加坡掛牌。為此中國官方怒斥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講的話。但如今竟然親切會見他們，鼓勵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可見北京對香港大張旗鼓審訊反送中運動與初選案的「死老虎」已不感興趣，而是著眼香港的經濟，然而「武官治港」的優勢就在鎮壓異議人士。 這主要都是面對美國的科技制裁，尤其害怕川普上台後變本加厲。因此不但委任財金專家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祁斌出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香港科技大學還授予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榮譽博士學位，財政司長陳茂波帶官員圍著黃仁勳去大排檔吃晚餐。黃仁勳明白特區政府的意思，表示輝達是為全球（包括中國）服務的。香港媒體評論，黃仁勳在今年六月說「台灣是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卻沒有被抵制，太現實了。 兩位主任忙於救火，但擋不住台灣棒球隊奪冠的熱潮，香港股市仍抬不起頭，科技股指數陷入熊市。 （作者林保華是資深時事評論員）

台灣隊長陳傑憲擊出致勝三分全壘打跑完壘後，做出「胸前比框」手勢。他在回國接受訪問時，親自解密其含義：「我們代表台灣，……那個手勢是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是從台灣來的選手」。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冠軍戰，我國隊長陳傑憲在擊出致勝三分全壘打跑完壘後，做出「胸前比框」手勢。他在回國接受訪問時，親自解密其含義：「我們代表台灣，……那個手勢是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是從台灣來的選手」。 展望可預見的將來，我國在各種活動中，勢必持續受到境外敵對勢力打壓，無法使用國名。在此呼籲：日後國人參加各種無法展示我國國名的場合，都在其他國家展示國名相同的地方，比出這個手勢，成為我國獨特的儀式，以示對未有國名之恥的無言抗議。隨著近年來地緣政治演變，國際媒體對台灣的一舉一動越來越關切，這個獨特儀式必定很快吸引國際媒體注意，達成宣傳的效果。 不僅如此，我殷切期盼這個手勢成為國人呈現國族認同的共同儀式，將這個撼動人心的象徵，拓展為全民運動，舉辦各種活動、典禮，甚至是親友相見，都可以「胸前比框」。即使共產中國日後國力衰退，無法再打壓我國，這個儀式也能繼續凝聚國人。 相信這一獨特而有創意的手勢，將會在人類政治史中長久流傳。 （作者是台師大退休教授莊萬壽口述、南二中退休教師劉天祥整理）

「港版國安法」2020年實施以來，香港最大政治檢控案件「民主派47人案」19日宣判，其中45人被判有罪，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遭重判10年。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號，「香港四十七人案」宣判，「首要份子」戴耀廷判刑十年，黃之鋒、區諾軒等人，也面臨四年二個月以上的刑期，這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人數最多的判決，對港人爭取民主運動的重創。僅因民主派的初選表達政治意見，就受到「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羅織罪名，香港司法已完全背離國際人權公約及憲政民主原則。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夭折，從二○一四年雨傘運動、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到今年七月「國安法第廿三條」施行，香港光速走向獨裁深淵，此次判決已敲響民主喪鐘，更是中共不惜與世界國家為敵，是反民主、反人權的鐵證。中國片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再次證明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只是一場騙局。 香港民主運動受挫，向世人再次證明中國只會以壓迫、威脅、刑罰來打擊民主自由。反觀台灣內部藍白政客，不時呼應接受一國兩制，刻意散播假訊息給國際社會，弱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更強推各類毀憲亂政的法案，意圖削弱台灣憲政民主與軍事國防力量。當中國以「法律戰」迫害香港民主人權，我們也必須提高警覺，防範藍白兩黨所發動的「法律戰」，如「提高選罷法門檻」、「強推離島條例」、「修憲法訴訟法」等，用台灣的民主顛覆民主，遂行中國邪惡的意志。 台港都面對著中國的威脅。在過去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代，台灣也經歷過長達卅八年的戒嚴、白色恐怖，六十年前，彭明敏教授與二位學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或出逃海外，引起國際社會對於台灣民主的關注及聲援，民間的力量成為國內民主運動的重要養分，促使更多有志之士發聲。比對台灣與香港的歷史發展，四十五年前的「美麗島大審判」和本次「香港四十七人案」本質相近，都是侵害言論、結社、政治自由的極端惡行。 台灣經過許多民主前輩的努力，擺脫黨國威權的層層鎖鏈，才能成功找回民主、自由、與法治。讓人感嘆的是，此刻的香港卻正在面對中國威權統治的步步進逼。香港的苦，台灣人都知道，只要民主運動的薪火仍在就有希望，台灣與香港兩地公民社會相互支持，「今日台灣」就會是「明日香港」，我們會永遠與香港朋友站在一起，為自由、民主與人權而戰，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作者是台灣北社副社長）

只有一支隊伍，每個人的胸口是空白的。 其它隊伍、每個選手，胸口都是他們國家的名字：USA、Japan、Korea、Dominican Republic。 甚至捷克，還是用捷克文寫的Česko。 現在，這支胸口空白的隊伍，是世界冠軍，是世界第一。 他們覺得胸口要寫什麼字？ 你覺得胸口該寫什麼字？ 先不管「能不能做到」，今天以前，有多少人相信台灣可以打敗日本、美國、韓國，贏得世界冠軍？ 你就看看，這些球員賽後，講了什麼。 林岳平教練：「運氣好像都站在我們台灣隊這邊」。 高志綱教練：「Team Taiwan We are champions」。 陳傑憲：「讓世界看見台灣」。 郭俊麟：「往後台灣隊就靠你們這些小朋友了」。 陳冠宇：「告訴世界台灣最強」。 岳東華：「Taiwan No.1」。 吉力吉撈鞏冠：「大聲的說I’m from Taiwan」。 張政禹：「相信自己，相信台灣」。 朱育賢：「就一起 Team Taiwan」。 江坤宇：「這份榮耀是屬於我們全台灣的」。 黃子鵬：「台灣尚勇」。 潘傑楷：「我是來自台灣的潘選手」。

台灣棒球勇奪2024年世界12強棒球賽冠軍。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世界棒球賽台灣奪冠，舉國歡騰！在觀賽的台灣人當中，有人喊「台灣隊加油！」，有人喊「中華隊加油！」，不知內情的國際人士會不會誤以為是台灣隊和中華隊在比賽？ 觀察台灣媒體的報導，統媒都使用「中華隊」一詞，本土媒體則稱「台灣隊」。同一支隊伍，為何自己國人會有兩種稱呼？倒是地主國日本的媒體都使用「台灣」，也許他們怕觀眾會誤會成來自北京的中國，所以務實地稱「台灣」。 務實而言，稱「台灣隊」，絕對不會錯。因為台灣的球隊稱台灣隊，天經地義。但是有人反問：「我們球隊正式登記的名稱是Chinese Taipei，中文即中華台北，不是台灣，稱中華隊有何不對？」 答曰：若要根據正式登記的名稱，就要規規矩矩稱「中華台北隊」，若要簡稱，就應該稱「台北隊」，不應稱「中華隊」，因為Chinese（中華）是形容詞，是用來形容主詞Taipei（台北）。故意把主詞略掉，留著形容詞當名詞用，那是認同中國的統派媒體和統派政黨的居心。 造成今天台灣的球隊名稱如此混亂，始作俑者是中國國民黨。早在一九五九年國際奧會認為中華民國奧會無法代表中國，但允以Taiwan或Formosa為名重新入會，卻遭國民黨政府拒絕。一九六○、一九六四、一九六八年連續三屆奧會開幕典禮中，台灣的隊伍手持「抗議中」（UNDER PROTEST）布條走在「FORMOSA」名牌後面；一九七二年則乾脆拒絕參加在加拿大舉行的奧運。人家給台灣正當名稱，國民黨政府竟然抗議，世上最荒唐事，莫甚於此。由於國民黨的「去台灣化」的堅持，最後國際奧會才在一九七九年決議台灣的奧會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之名參加。此後，「中華台北」幾乎成為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組織的官方名稱。 球隊名稱固然如此，台灣的國名則更爭議不斷，自一九四九年底之後，台海雙邊已發展成兩個不相隸屬的政治實體，但是事實獨立的台灣，內部卻有著全球罕見的國家認同的混亂。 過去，「台灣」是獨派的正字標記，「中華」則是認同大中國的標籤。但是自從一九七○年台灣在國際外交的挫折後，「外省精英」開始思考中華的「台灣化」，例如雷震建議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楊西崑、葉公超建議改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這樣的建議，相較於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及蔡英文、賴清德的「中華民國台灣」的口頭表述，顯然前者激進而後者保守多了。 後者的保守，有其主客觀環境的不得已，但卻讓部分鐵頭台獨不滿，認為有了「中華」，就是殖民統治。其然乎？ 試以建議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的雷震的話來回答：「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這像殖民統治嗎？ 「中華」與「台灣」兩詞的解釋，難道非處於兩極對立不可嗎？法國學者高格孚建議採用『中華台灣民國』，就是基於化解『台灣』與『中華』兩詞之間的兩極對立，其用意與前述雷震、楊西崑同。 台灣最好稱「台灣」，若為了化解對立，兩詞並用亦非不可。在「台灣」之前多加「中華」，會影響台灣的獨立自主嗎？試看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就有廿多國，都冠以「阿拉伯」之名，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的全名也叫「埃及阿拉伯共和國」…。他們的國名都出現「阿拉伯」，但他們都是不相隸屬的獨立國家。 在『中華』與『台灣』的衝突對立之間，「中華台灣」的名號，也許是化解衝突的最大公約數。 （作者李筱峰是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燦爛的星辰 【11月26日】 今天是台灣民主運動、獨立運動史上的要角蘇東啟的冥誕。1923年（日本大正12年）蘇東啟出生於北港。 他曾赴日就讀東京關東中學，後考入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系。因有抗日意識，曾濳往中國重慶投入抗日行動。 戰後，蘇東啟返回台灣，期待新時代的來臨。在李萬居的推薦下參加中國青年黨。 1950年，蘇東啟首次參選雲林縣議員，高票落選；但是在之後的1953年到1960年四次的雲林縣議員選舉，蘇東啟都以最高票當選，在議會中以敢言直言見稱，被稱為「蘇大砲」。 1960年蘇東啟以黨外身分與國民黨提名的林金生角逐雲林縣長，僅以6000多票落選。這一年主辦《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吳三連、許世賢…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蘇東啟也熱心支持。不意該年9月雷震被捕，蘇東啟於雲林縣議會提議要求蔣介石釋放雷震，獲得全體議員通過，卻嚴重得罪蔣政權當局。 1961年9月19日蘇東啟以叛亂罪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逮捕，他遭指控領導武裝叛亂圖謀推翻蔣政權。同案被捕有三百多人，多為雲嘉一帶人士。 1962年5月17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祕密判處蘇東啟、張茂鐘和陳庚辛三人死刑，另有47人分別判處無期徒刑、15年及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但因法新社記者的披露而引起海內外極大爭議，經聲請覆判後，發回更審，改判蘇東啟、張茂鐘、詹益仁和陳庚辛四人無期徒刑，其他人亦減刑。蘇東啟的太太蘇洪月嬌也因該案而遭到逮捕，數度帶著初生的兒子蘇治原坐監。 1975年蘇東啟因蔣介石死亡獲特赦出獄，雖然因被褫奪公權而無法參選，後由妻子蘇洪月嬌參選省議員，高票當選。與桃園縣的黃玉嬌合稱「南北雙嬌」；其女兒蘇治洋與蘇治芬往後也投入「黨外」民主運動。蘇治芬後來還當選立委及雲林縣長。 1992年2月9日，蘇東啟病逝於北港，享壽69歲。

#燦爛的星辰 【11月23日】 台灣人在1925年以前吃的米叫「在來米」，今天大家習慣吃的是「蓬萊米」。造成這個轉變的兩位關鍵人物，是被稱為「蓬萊米之父」的磯永吉，及被稱為「蓬萊米之母」的末永仁。 今天是「蓬萊米之父」磯永吉的冥誕，他於1886年出生於日本廣島福山。 磯永吉畢業於北海道札幌市的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分校（今北海道大學）農業科系。 1912年來到台灣，任職於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擔任技手，1914年升任技師。在台中州農事試驗場，擔任米質改良農務技師，任內指導末永仁進行臺灣在來米與日本米改良的研究。其後末永仁於1924年為了克服稻熱病進行了「龜治」與「神力」的雜交，選出「臺中65號」，開啟了台灣蓬萊米的新契機。 磯永吉和末永仁選定台北竹子湖為實驗區，在此進行日本稻與台灣蓬萊米的種植、採種的試驗，將台灣原來吃的「在來米」成功改良成「蓬萊米」。 磯永吉曾兩度赴歐美各地研究，1928年轉任台北帝國大學農業科系，以「台灣稲の育種學的研究」獲博士學位。 磯永吉的研究成果直接導致當時的在來米產量提升，進而促成後來的蓬萊米育種獲得成功。 1942年磯永吉擔任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所長兼臺北帝國大學（今台大）教授。 1945年二戰結束後，磯永吉留任台灣大學農藝系教授與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技術顧問，他是少數留台的日本人，直到1957年6月，以71歲退休。 磯永吉退休時，獲台灣省主席嚴家淦頒贈景星勳章。磯永吉亦回贈新台幣二萬元，以每年的利息半充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稻作多收競賽第一名優勝者副獎，半充台大及台中農學院農藝系優秀學生獎學金。 磯永吉退休後返回日本，任教山口大學，教授農學。 1972年1月21日逝世於岡山縣，享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