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本土疫情爆發，全台灣籠罩在疫情蔓延的焦慮之下，不免感到心慌又疲憊。大家真的辛苦了！ 當前社會氣氛十分緊繃，許多人宅在家裡也越來越悶。有人會因為擔心疫情傳播，開始獵巫般檢舉違規者；但社會中卻有另一些人，因為防疫的規定被壓得喘不過氣。那些在烈日下工作的勞動者、在批發市場搬運的工人，他們勞動力十分密集，卻要戴著口罩做粗活，其實對身體是非常沉重的負擔。但經過的路人、消費者，百般擔心沒戴口罩的勞動者成為防疫破口，不免罵聲連連，進而強烈要求政府嚴格取締。諸如此類的衝突，近日在各地頻頻發生。 過去幾天，地方政府首長也紛紛在防疫措施上各自加重執行力道，這些舉動也許符合現階段國人對於阻斷病毒傳染鏈的期待。然而，防疫要堅定也需要溫暖，政府在執行防疫措施時，應考慮到人性與特定群眾的正當需求。一味嚴格執行，少了對人設身處地的體恤，若未思考可彈性因應的措施，很容易讓零星個別的社會衝突，一路延燒成爲對執政者集體不滿的燎原大火。 昨日，政府宣布延長兩週的三級防疫至6月14日，社會暴躁的情緒勢必升高。我們鼓勵政治人物及有影響力的社會賢達，多寫一些生活周遭溫暖防疫的小故事，以緩和空氣中瀰漫的焦灼與不安情緒。例如店家經營困難，房東主動租金減半以共渡難關；或像屏東縣府社會處同仁，遇到街上遊民沒戴口罩時，並非即刻開罰，而是主動給予口罩，幫他們量體溫，再提供一些生活物資。 另外，建議中央政府也應盡快提出紓困相關方案，否則一旦演變成地方政府各自提出紓困方案的加碼競賽，或是以華麗霸氣的口號來砲打中央，最後就會形成地方圍攻中央的扭曲氛圍，甚至造成中央的功勞被地方收割的錯誤印象。畢竟，不管紓困方案為何，最後都是要由中央政府來處理。 去年疫情爆發，各行各業都受到衝擊，在境內無感染的情況下，透過特定對象發放每人1萬元的急難紓困金、每人3000元的振興券鼓勵消費，以及各部會對不同產業提供的紓困方案，穩住了社會的不安，國內市場也在不久後恢復運作。幸運的是，國內的製造業也因為供應鏈重組後的台商回流及外商投資，外銷訂單持續成長。 但今年是境內感染，情況完全不同。製造業目前尚未停班，還能持續生產，影響不大。受創相較嚴重的是內需產業，主要以餐飲業（含市場、夜市等小攤商）、休閒娛樂服務業、觀光旅遊業、百貨業者、部分運輸業（公車、捷運、高鐵、台鐵、計程車、遊覽車）以及農漁產業等。這些多數是庶民經濟的經營者，也是與一般民眾接觸最多的行業。中央政府真的需要多費點心思進行紓困，對許多小店家及攤商，除了低利補貼融資，也應該針對有需要者提供直接有感的紓困金。 疫情既無可避免，那麼共聚在島嶼上一起經歷病毒肆虐的每個人，就理當兼顧人性與現實，共同打造堅定溫暖的防疫力量。因為我們深知，台灣，是我們此生唯一且最終的家園。每一位在這裡生活著、熱愛著這塊土地的朋友，都是我們共同體連帶的一份子。台灣在中國長年打壓下，國際處境孤立，這也讓我們連爭取疫苗都比起其他國家來得艱辛。但請不要忘了，台灣過去縱使不像陽光下盛開的向日葵，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禮讚，可至少台灣就猶如在角落中堅忍而沉默綻放的月見草！ 不論是在前線勇敢抗疫的朋友，或是在後方守備忍耐在家的民眾，每一位都辛苦了。知名日本動漫「鬼滅之刃」有一段戰鬥金句是：「若以強大的羈絆連結著，就能聞到信賴的氣味」。是的，在此刻，我們最需要的就是相信，而我們的家園台灣，就是把我們緊緊連結在一起的羈絆。而就是這份羈絆，我們願意在這困難艱辛的時刻中，把最高的信賴交給陳時中指揮官。 英文的 “Solidarity” 就是「休戚與共」，也是生命彼此連帶、團結共感。期望我們彼此擔待、相互體貼，有能力的人多扶持那些陷入困境的朋友，共渡疫情難關。也正是這樣的共同生命經驗，能讓我們以「台灣」為基底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共同體」！請相信，疫情將盡之刻，我們將會帶著各自的傷疤，再度站在彼此面前。屆時我們會知道，你我一起經歷傷痛，也一起經歷痊癒！ #你我一起經歷傷痛也一起經歷痊癒 #若有強大的羈絆連結著就能聞到信賴的氣味 #打造堅定溫暖的防疫力量 圖 CJZ.Moment  

「當時的外省菁英們（絕大多數在新黨）用了一個名詞來稱呼我的濾鏡中呈現的民進黨：「福佬沙文主義」這個充滿了種族主義禁忌的大旗，或許精準地掃中了包括我爸爸那一代、一直到我這一代的外省人心中最深的恐懼。 這種因誤解而生的恐懼，讓我直到李登輝在2000年下台為止，都是用極度仇恨的眼光在注視他的。而我猜想一定年紀以上的外省長輩，也許到了今天都還是一樣維持著那樣的眼光。」 這就是我覺得很難過又不爽的地方：扭曲的人，被黨國洗腦的人，其實正是台灣進步的扯後腿力量，然後，我們還要去理解他們，去體恤他們的心情。就像我們被情緒勒索了，還要去理解跟體恤勒索的人，找盡各種理由替他們解釋、安撫。我真的覺得，黨國綁架走不出來的，他們為何都不需要替別人負責，而我們卻需要承擔他們的不負責呢？！唉....如果台灣社會是有真的「懺悔」文化，這些人真的該好好自我懺悔啊？！ 想到香港以前來台灑潑的「巴士大叔」，他有一句名言：「你有壓力，我也有壓力啊？！」 想到「被討厭的勇氣」中那種「課題分離」，走不出黨國的綁架者是，這是他們的課題，我們何來如此自以為是地以為可以幫他們承擔呢？我們要承擔的是自己的課題啊？！ 多一點懺悔反省啊？！這些接受黨國綁架的人們，黨國若拆解成華、儒、奴，儒家不也說「吾日三省吾身」嗎？還是你們的反省都是拿來反省別人的呢？ 總之，看見這種文章，一點都開心不起來，而覺得很嘔、很賭爛。台灣歷史被多少扯後腿扯到事情原本沒那麼複雜跟困難，都複雜起來了呢？這是為何我一直認為，讓政治新覺青慢慢培養具備批判、獨立思考分析能力的人，比起圈粉的方式拉攏他們，真的是更重要的事啊？！

今年是《台灣關係法》立法四十周年的紀念，蔡英文總統這一陣子的重要活動，幾乎都跟美國有關，宛如在向外界釋放出一種美台友好與緊密關係的政治信號。打從與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研究院、威爾遜國際學人中心等三個重要智庫，進行視訊會議，並由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擔任引言人的活動開始，到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副助卿米德偉（David Meale）先生的會面、美國聯邦眾議院前議長保羅·萊恩（Paul Ryan）的首訪台灣、甚至與美國在台協會的紀念慶祝活動、101 大樓外牆的點燈活動、出席「2019 印太安全對話」等等，小英這陣子與美國可說是「形影不離」。 圖片來源：中央社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台灣社會對此「美國友台」或「緊密台美關係」等新背後的政治訊息，似乎感覺並不強烈。 此種情形，可能是來自於已然成為中國官方喉舌的島內傳媒，它們已經瘋狂到寧報導韓國瑜老婆那件消失的大衣，而不願意報導美台之間的緊密互動。當然，也可能是在網路媒體的即時性格，造成每日新聞資訊量幾乎破表狀態下，美台間友好互動所傳遞出的嚴肅訊息，早就被更多灑狗血或吸睛新聞給刷到角落中。 不論如何，這陣子美台間緊密與友好的互動，某種程度，也是反應出美國對台灣明年的選情感到相當憂慮。記得，去年台灣宛如 2020 總統大選的期中地方選舉中，「親中」政黨與政客大勝之後，美國跨黨派的參議員聯名致函美國國務卿龐皮歐，須對中國干預台灣選舉表達關切。 緊接著，《華盛頓郵報》也刊出專欄文章，直指中國意欲換上一位更好掌控的領導者，並逐步實現中國最終目標—破壞台美關係，並達到統一。 那時候美國的急切，似乎說明那場選舉對美國而言，是「民主美國路線」敗給「威權中國路線」。 如今，帶有濃濃中國味的「韓流」尚未退潮，在中國有龐大利益的資本家郭台銘又跳出來宣布即將角逐總統寶座，並招來媒體一陣瘋狂討論或批評。換言之，當前在台灣島內，「舔中或親中」的媒體熱烈度已顯然高於「親美或親民主國際」的熱度。 美國跟中國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與存在感，似乎已經是不同「檔次」的了；若此弔詭情形繼續惡化，則明年 2020 年真可能演變成台灣歷史上最為棘手的處境：即在沒有明顯舞弊的選舉投票，人民用手中選票投出一位接受「一國兩制」或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島主，屆時，美國若想繼續幫助台灣，是否仍有正當性可以介入呢？！ 當美台緊密互動的政治訊息都如此強烈之刻，台灣人民還繼續無感並作出「親中」的選擇之時，那將是台灣與美國最尷尬面對與處理的難題啊，而至目前為止，此種悲劇，真的非常有可能發生啊？！   芋傳媒經陳奕齊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隱含著濃濃中國味的「韓流」從去年九月下旬開始狂掃後，擔憂台灣前途的朋友在聊天之際，話題常會在一股「亡國感」的氛圍中結束。然而，令人憂傷的是，怎麼方才短短三年的時間內，島內便從正面的中國國民黨人的「亡黨感」，逆轉成台派人士的「亡國感」呢？ 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後，頻拋「統一議題」。圖片來源：中央社 姑不論此種劇烈反差如何發生，自由時報總編鄒景雯專欄文章「台灣的危機」一文中提及，台灣最重要的危機即是：「我們的政治菁英與普羅大眾對危機的本質認識不到位」。 白話一點的說，鄒景雯認為台灣最大的危機，即是台灣社會不論政治菁英或民眾對防中危機意識的嚴重不足。 事實上，早在前幾年，美國在臺協會前處長司徒文就已對此提出沉重的警告。 檯面上的政治菁英對台灣面對中國「滲透奪台」危機意識的不足，反應在施政的優先次序、反應在縱然目前法律工具，可能無法根治早已襲來的新型態國安威脅，但依舊有著充分政治意志要把既有法律工具效能全開，以為防堵；但端就上述標準觀之，在朝政治菁英的「危機意識」是令人擔憂的。至於，台灣社會的「危機意識」所構築的心防戒備，更早已薄如棉紙，輕易穿破。例如，去年韓流開始狂掃之際，高雄許多大樓社區倒垃圾的時間段，便會冒出了一些過往不曾見到的「倒垃圾份子」。在等待垃圾車抵達的幾分鐘內，宛如閒話家常般的捧韓或貶民進黨，幾次下來，大家就被這樣的耳語穿透。選舉完後，這群「倒垃圾份子」就消失了。 此種，利用「倒垃圾情誼」所穿透拓染的耳語，幾乎是首見。過去，頂多是候選人跟垃圾車一起拜票，但動員大量「倒垃圾份子」打入難以進入的社區並發散耳語的招數，幾乎令人耳目一新。 面對諸如此類日新月異的「滲透」與「傳播」手法，真的只能靠民眾的危機意識，才能防範。 換言之，危機意識的欠缺來自於我們在日常中，有太多各種顧慮，而鮮少從周遭開始傳播「危機意識」本身，導致防中「危機意識」也就陷入日益薄弱的循環中。如同上述例子，如果社區裡面有防中危機意識強烈者，一旦發現此種有意無意的耳語散播之時，若能出言反駁，甚至不怕爭吵，或多或少都能主動收束對方的滲透效果。 是故，面對已經滲透進島內的中國白蟻、抑或受利益驅使的在地中國白蟻協力者，防中危機意識的欠缺，正是它們得以寄生並不斷增殖的培養皿。的確，作為民主社會，我們不該召喚過往威權時期那種「匪諜就在你身邊」的草木皆兵般肅殺跟人權侵犯，但至少我們可以開始從把九二共識支持者、把兩岸和平協議倡議者、把「一國兩制」呼應者定性為「台奸」做起。畢竟，先把站在台灣這邊是忠，挺中國對台灣而言是奸的「忠奸之別」給拉起的基本款；立基其上，台灣社會欠缺的「防中危機意識」，也將得到充分的修補了啊？！   芋傳媒經陳奕齊授權轉載，原文標題：陳奕齊專欄：台灣最大的危機，就是沒有「危機意識」？！

在當代政治史裡，我們很難找到類似的案例，時隔兩年餘的重大選舉之間，經濟數據稍具起色，重大失言不多，投票結果卻是豬羊大變色。由民調數據反推，從年中至十月中之間，中、彰、雲、高陸續應聲倒台，潰敗效應波及新興第三勢力。這群標籤各異的議員候選人，在民進黨地方首長敗選的選區裡，只有懂得避打民進黨對手的人（有的甚至貼過去），才有機會擠上當選名單；基進黨則是以最鮮明的色彩，得到聲勢與得票之間的最大反差。 基進黨一路壯士斷腕地戰，戰到知名度上翻數倍；相對地，民進黨則維持遲疑與觀望，選戰之中，沒有一個議題是由府院、民進黨黨部、重要縣市首長候選人所發動；就算送上門的東奧正名公投，有可能支持度過半，也迴避再三。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在支持這種坐以待斃的路線呢？答案：民進黨決策高層堅持了所謂的「政治零分」，讓全黨跟著禿子走，社會大風向也就跟著禿子與雞排走了。 就是「政治零分」，讓觀望風向取代帶動風向；就是「政治零分」，讓美中的新關係、東奧正名、中國在台的政經佈設、轉型正義、黨產等議題…無法被引入選戰；就是「政治零分」，讓該黨選後的檢討，迴避西方媒體指證歷歷的中國因素；就是「政治零分」，讓落第的選將們在選後還在靠「扮可愛」網羅人氣，無視自己的不力，所將帶來的二○二○危機；就是「政治零分」，造成從政這一行不再被視為一種塑造社會新價值的專業，而淪為一種民意調查業，最後因敗選，推著「社會尚無共識」踏上第一戰犯的位置，阻卻日後進步議題的推展。 選戰間民調數據的重大變化證明：民意是可以帶領的，基進黨一直相信這一點，也戰到最後一刻。但因為資源不足，無力抵抗「政治零分」的大風向，得到櫻花盡落的淒美結局；相對地，民進黨坐擁所有公資源，卻鼓勵一場不利於己的大風向，我們對此是大惑不解的。 二○二○危機能不能化解？當民進黨仍一直跟著禿子走時，基進黨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來挽救局面？這是本黨未來十三個月最嚴肅的使命，我們深切以此自許；儘管選後一無所有，但我們的視野與抱負將是我們再度出發的豐富資產。 （作者現任基進黨主席）

  中國國營企業「中國遠洋集團」買下台灣高雄港碼頭經營權。圖片來源：jan_t/shipspotting.com 日本首屈一指的全國經濟新聞報紙—《日本經濟新聞》（NIKKEI，簡稱日經）9月17日報導一篇名為〈Taiwan quietly lets Chinese state company take over port area〉（台灣默默地讓中國國營公司接管港口區）的報導，指出中國國營航運龍頭「中遠集團」（中國遠洋海運集團，COSCO）收購「香港東方海外國際」（OOCL），順勢掌控原本在台灣跟美國兩地碼頭的經營權。 報導中，對於中資可能掌握高港碼頭經營權，台灣政府卻無動於衷，日經記者感到匪夷所思。畢竟，中國正透過一帶一路的倡議，企圖掌握各國港口，並引起西方國家懷疑中國是否正以此倡議，染指具備安全戰略意義的各國港口。中資早在2012年底已躍升為台灣前五大外資來源國，當時中國中遠集團、招商局與中國海運共同出資新台幣40.5億元，參股陽明海運旗下的高明貨櫃，持股比例達3成。 高明貨櫃即是挾扼高港第二港口出口處洲際貨櫃中心的BOT特許公司，此貨櫃中心竣工後，將成全台吃水最深的碼頭，可容納一萬TEU的巨型貨櫃輪。2018年春天，傳出中遠海運因併購香港東方海外公司，隨之掌握東方海外長期承租的高雄港65－67號碼頭至2024年的經營權，遂有撤資高雄洲際貨櫃中心的聲音。 事實上，當年馬英九允許中國國營中遠公司參與高港洲際貨櫃中心BOT，已是相當離譜，畢竟此一可停泊美國航母的深水碼頭的戰略意義，對台灣安全不容兒戲。姑不論，中遠是否撤資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但中遠是否藉由收購香港東方海外，而擁有高雄港碼頭的長期經營權，則有待政府嚴肅面對。 儘管，目前擁有高雄港碼頭經營權的台灣籍董事長徐定心，否認擁有高雄港碼頭經營權的「台灣東方海外」是中資，但令人懷疑的是，台灣東方海外新任董事會，全部被列為「百慕達商東方海外（代理）有限公司」的代表法人；巧合的是，已經成為中國掌控的香港東方海外註冊地，剛好也在百慕達。百慕達是否是「中資」入高港的漂白第三地呢？ 再者，台灣東方海外的董事長徐定心同時也身兼中國遠洋企業（台灣）的董事長，外界都認為此公司是中遠集團在台的子公司，也未見其否認。甚至，統媒旺旺中時集團旗下的工商時報，在上月13日刊登一則「中遠海運完成收購東方海外、中遠在台子公司併台灣東方海外公司」的新聞。 最後，縱使高雄港碼頭經營權，隸屬於香港東方海外集團董建華家族所有，但上個月24日，美政府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一份《中國海外統戰工作：背景與對美國的反省》報告書，直指香港東方海外公司、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所創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負責中國政府在海外的統戰工作。換言之，董建華肩負中共海外統戰間諜，縱使董建華家族的香港東方海外擁有高雄碼頭，難道就不會有國家安全上的疑慮嗎？ 唉！當世界都在警惕中國染指各國港口此一戰略要地之時，對於中資木馬是否已經進駐高港，真的要嚴肅地掌握與查核啊！ （陳奕齊，基進黨主席）

時間，是轉型正義的敵人。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更嚴重的是，轉型正義相關制度的遲到甚至未到，導致諸如侯友宜這種「除垢法案」所指涉的「垢」，才得以藉由選舉制度，攫取一種以民主為正當性的存在基礎；這是以民主的手段傷害民主價值。 不論是奉命拘提鄭南榕、盧修一或其他異議份子，在「惡法」與「良知」之間，執法方式並非沒有選擇的餘地。但是侯友宜不僅未向良知傾斜，反而向黨國威權積極表忠以換取個人前途，例如強行攻堅，導致鄭南榕自焚。 候選人有義務接受各種價值檢驗。在選舉期間，促轉會若公開侯友宜迫害人權的歷史，是一種選舉考量的操作嗎？當然是，但這必須被視為一種在缺乏除垢法案狀況下的民主防衛機制——「侯友宜這種威權鷹犬必須落選」的價值抉擇。 那些嚷嚷著行政中立與程序正義的民主巨嬰，將民主價值想像為純粹的程序，而程序必然中立；例如黃國昌反對促轉會基於選舉目的而揭露真相。殊不知，人文世界從來不存在無立場的選擇，所有的選擇，都來自選擇者內在的價值，包括以真相打擊侯友宜的選情，亦包括所謂「立法完備」後的執行。很多時候，託詞於程序正義，是掩飾實質價值的空虛。 須知轉型正義同時是形式與目的。形式包含程序，構成了轉型正義「是什麼」？但目的才是課題的終點——轉型正義「為什麼」？為了重塑價值，為民主體制制定一條有淘汰功能的及格線。「是什麼」必須基於「為什麼」，否則轉型正義就是欠缺價值的空殼。 我們所主張的轉型正義，最具體的目標是：中國國民黨必須被宣告為無權參政的違憲政黨，曾附隨這個威權政黨而犯下反人權罪行者，亦無權參政。這是除垢法案的精神。 （作者現任基進黨主席）

中國對台灣的統戰說帖，往往圍繞著「兩岸一家親」的中國國族主義。而我們對「兩岸一家親」說No，則是一種包含生活方式、語言文化、政治價值的國家認同。 在中國的壓迫下，近年來聲勢最浩大、影響最深遠的國家認同運動，莫過於太陽花。太陽花的本質，既不是民進黨梁文傑所稱的party，也不是時代力量參選人所詮釋的程序正義，而是一場「我是台灣人，不當中國人」的反併吞運動。 雖然，在二○一四年三月，這場運動被議場內的權力中樞騎劫為無關統獨與認同的程序問題，反服貿退化成反黑箱，但是，「反統戰vs.只反程序黑箱」的路線分歧，從未消逝，並且反映在眾多第三勢力的體質，這也是基進黨與時代力量的差異。 柯文哲不僅被統媒認證為「兩岸最大公約數」，還獲得中國央視獨厚的助選。柯式「兩岸一家親」的親中傾向，難有模糊空間。但荒謬的是，竟有藉由太陽花力量而起的政治人物，基於選舉計算為之緩頰。林昶佐剛從美國向獨派募款歸來，就振筆「惜柯論」，表示柯文哲非統、非紅，又說「不要質疑柯文哲的本土立場，讓我們走向市政論辯的新階段」，就政治誠信，林昶佐必須交代「台獨也可以兩岸一家親」這個新命題如何成立？ 太陽花不是議場內拿著麥克風的太陽花，而是所有參與者的太陽花：捐錢的、捐物資的、睡馬路的、被水柱噴的、被暴警打的、被議場內權力中樞所切割的…。若將這場以反統戰為主要民意基礎的社會運動，蔑稱為party，固然該被譴責；但是刻意迴避中國因素而將之定性為反程序黑箱，同樣也該被批評。因為如同馬英九的「依法行政」、柯文哲的「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唯程序」經常是政治人物迴避說明立場的障眼法。 政黨或政治人物，若對價值抉擇欠缺表態與辯護的誠意，往往是依附風向的唯市場派，甚至是將價值工具化的收割者。太陽花運動當下，一群以為台獨沒市場的人，將眾人的統獨意志硬拗成程序正義；如今，同一群人，為了一時選情，以「惜柯論」反對將統獨立場納入選票考量，並且與親民黨和新黨肩並肩、共挺一人，比較四年前後，似乎不難理解。 在本土政黨中，台灣需要的是比民進黨更堅持原則，坦然進行公共說服，最後接受民意裁決的第三勢力。或許，面對選票市場，我們不如時力這般「務實」，但對於如何詮釋與延續太陽花運動所匯集的眾人意志，自始至終，我們都比時力更認真看待。 （作者現任基進黨主席）

馬哀帝這八年，台灣社會就像陷入一場鬼壓床一般的夢魘中，逐步甦醒之後，才發現這八年，台灣宛如「阻止地球轉」般原地踏步，徒讓各項改革契機延宕，而招致未來的各項改革，更加舉步維艱。  馬哀帝此種貨色，可以亂台8年，台灣的惡質媒體可說是「居功闕偉」，尤其是拜傳播幅圓最為立即且廣泛的電子電視媒體之賜。此些媒體藉由妖魔化陳水扁總統一家，間接產生對本土聲音的根本性壓抑，並間接把馬草包墊高成英明神武萬民期盼的清廉馬騜，讓台灣社會陷入集體性的瘋狂反智中。同時，隨著當年媒體寵兒馬騜，果然如預期般的風光上台之後，台灣政治人物便如獲得天啟一般，萬事唯「恐龍低劣媒體」所報導呈現的形象是問，進一步招致台灣政治人物的日趨保守化，以及看媒體風向，以便進行政治秀的露出跟版面搏取。至此，電視新聞所再現的「民意」喜好，是否為真實的「民意」呈現，早已無關宏旨，反正假「民眾」之名，進行新聞選材與選擇性報導，早已讓台灣媒體成了必贏的政治莊家。  事實上，台灣主流傳播媒體，在威權年代是國民黨政府威權喉舌傳聲筒，經過黨外到當年在野民進黨人以各種「地下」媒體進行挑戰之後，台灣威權媒體結構的轉型，主要是依循著「市場開放」的鬆綁跟自由化邏輯為表現的轉型路徑。於是，許多前威權喉舌的媒體人，便趁機轉進百家爭鳴年代中的新興媒體之中，繼續扮演著新聞媒體人的角色。儘管，台灣新聞傳播學界跟文化人，長年倡議媒體改革之必要，但台灣媒體改革的成效與推展，依舊相當有限。就這樣，當年阿扁上台之後，雖曾想進行媒體改革，但最後成效僅止於形式上的「黨政軍退出媒體」，但卻無法重構一套電子媒體的新規範。  此外，中國國民黨也唯恐阿扁任內的行政院新聞局此一媒體主管機關，可能扮演起國民黨掌權時期的媒體干預的黑手工具，後來便透由「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獨立機關的設置，將媒體治理權限委交「專家」，美其名建構專家治理，實則剝奪阿扁政府旗下新聞局可能的媒體干預。於是，第一線深受恐龍電子電視媒體荼毒的受眾公民，也就在台灣少數幾次媒體改革過程中，持續被當成無涉的化外之民。  再者，當台灣威權轉型過程中，許多轉型的路徑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開放的思潮契合，採取最簡單的市場開放，似乎有其理論正當性；因此，台灣的「轉型正義」遂淪為形式上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以此嘗試一筆勾消過往的威權制度下的不義，忘卻威權殘餘可能在市場開放過程中，重新粉刷跟包裝後上市，並繼續發揮著扯民主轉型後腿的現象。由於欠缺如前東歐國家捷克的轉型正義—包括對媒體的「除垢」(lustration)過程，讓中國國民黨威權意識型態不僅繼續頑存，更幻化成各種看似無毒中立或歡樂的意識型態—如「藍綠一樣爛」、「中立理性的中間選民」、「政治髒髒」…等等。  有趣的是，當年陳水扁政府嘗試對台灣恐龍媒體生態提出改革之議時，中國國民黨的智庫—「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也嘗試重新將國人慣稱的「第四權」的說法進行批判性的梳理，並告誡國人習稱之「第四權」說法乃由「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 theory)的源起誤譯所得，因而「新聞自由」(freedom ofpress)乃一項「權利」(right)，而非政府授予的「權力」(power) 。經由此種歷史性的耙梳，「新聞自由」成了被賦予且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非屬於政府體制內派生的「權力」。  畢竟，若媒體真是如同政府體制「權力」所派生而成的「第四權」，則政府干預將成了相當合理且正當之事，但若將新聞自由作為一種「權利」，則政府干預則將會令人起疑。於是，台灣電子新聞媒體秩序的改革，便宛如陷入一個難題：道德性的「媒體自律」與「政府他律」的二元對立之中。然而，前者通常淪為媒體新聞人的良心，但由於台灣媒體人的良心又常會躲在「觀眾愛看」(以收視率為評判)的背後，導致良心常常難尋。至於後者，則容易讓人心生政府可能不當介入以干預媒體報導，重蹈威權時期的經驗印象。  事實上，以新自由主義旋律高唱去管制化與市場化的經濟全球化，這幾年已經受到嚴重的批判，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更嚐言，鬆綁與「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並非意味著沒有管制，而是要重構一套更加有彈性和效率的「再管制(re-regulation)」措施規範。再者，隨著以「治理」(governance)的角度重新切入，慣性的以市場為依歸，亦或傳統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管治思維，早已非「再管制」規範與措施的唯一想像。「治理」的規範想像，是可以同時納進民間與官方的角色，形成一套有效率的「再管制」遊戲規則。  基於此，新的媒體改造的再管制想像藍圖中，若能將政府的角色限縮於媒體市場秩序的程序性管控審核，然後，讓媒體記者與媒體業者等媒體產業主要的構成行動主體，在媒體市場秩序治理規範中擁有一定的角色扮演，或許便能讓我們跳脫出對於媒體改造中的兩難：「媒體自律」與「政府他律」。對此項媒體改造社會化的藍圖，請詳見筆者多年前的舊文(文後延伸閱讀) 。  過去，馬哀帝威權復辟得以成功，實乃拜台灣的惡質電子新聞媒體之賜。好不容易，隨著馬哀帝的治理無能，再加上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草包程度已無法再用電視媒體包裝進行塗脂擦粉為矇騙，但低劣的電視媒體，從最近的各種灑狗血報導中，似乎毫無任何改善跡象。於是，電視新聞媒體這個台灣政治必贏的莊家，是否又會在台灣亟需各項大刀闊斧的改革當口，究竟會扮演公民監督政府的媒介工具，還是反發揮扯改革後腿的效果，實是令人擔憂。  既然，蔡英文政府面對馬政府各項沈重的爛攤子得收拾善後，且新政府又必須在短期內振衰起弊，再造台灣的經濟與民主，讓酸性體質的公民有感，那「電視新聞媒體」作為一種公民與政府溝通重要的工具與媒介，是否我們能重新認真地想想「媒體改造」作為未來新政府優先議程之必要性與迫切性呢？  原文刊登於：對「媒體改革」的微小期盼？ (新一) 延伸閱讀： 《讓我們重新補課(上)》 《讓我們重新補課(中)》 《讓我們重新補課(下)》

在中國於國際間反常的密集讓步動作之後，充滿黑箱疑雲的「馬習會」即將在新加坡登場。一連串的「捨」之後，中國欲「得」者何？習近平在國際簽下大筆帳單，是否是為了交換一個損及台灣利益的「台中新關係」？ 九月，習近平訪美，大筆採購之餘，甚至在政治上放軟（如在網路安全、北韓核武、中東問題的願意合作）。 十月，習近平訪英，簽署總額高達四百億英鎊（約二兆台幣）的多項合作案，英國首相卡麥隆與習近平共同聲明英中關係進入「黃金時代」。 十一月一日，中國一改過去拒絕與日本對話的強硬姿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在首爾舉行的日韓中峰會，三方共同發表《東北亞和平與合作聯合宣言》，同意建設性地處理敏感的歷史問題。 近期中國對上述重要國家頻繁示好，不只在經濟上多所讓利，更在政治議題上收回強硬國族主義立場，這些動作與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有無關聯？中國反常的「讓」與「捨」，是否可能為了換取這些重要國家對於「新台中關係」的沉默？ 根據國民黨與中國「密會」的歷史紀錄，馬習會的內容不只是事前黑箱，在事後亦難透明。但是我們可以研判其所產生的效果，不外是：以經促統，國民黨作為中國「善意」的最大代理人，再次引入中國勢力以干預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即使民進黨勝選，馬習會所創造的「一五共識」也已經使台灣更進一步地陷入中國框架，這是國共聯手為蔡英文套上的緊箍。 中國始終未放棄對台灣的帝國野心，台灣社會對中國的併吞意圖也心知肚明；以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暗地裡磋商數個月的馬習會，竟然在事前完全排除台灣社會知曉與監督的權利，這已令國人不安。而基進側翼對馬習會的疑慮，不僅來自對馬英九的不信任，更因為馬習會的時機恰好選在中國於國際間大舉讓步之後，「新台中關係」很可能是中國在上述付出之後的回收之一，比「九二共識」更危險的「一五共識」即將到來。我們要阻止國際認知因此而產生的傾斜，就必須將二○一六年的大選營造為「對傾中路線」的反對公投，透過選票表態，向國際全力傳遞「台灣對中國say no」的明確訊息。 （作者為荷蘭Leiden University區域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基進側翼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