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於神戶市、1979年自神戶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的近藤伸二先生，曾擔任《每日新聞社》台北支局長、香港支局長，後又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留學，2003年以後出版多本有關台灣問題以及美中台關係的著作，誠可謂「台灣通」。這本書是作者歷經三年的訪談而成，得以面訪彭教授是因大阪日台交流協會的野口一會長所推薦，而且每次進行訪談都有野口先生的陪同。 2021年完成本書的時候，作者在後記中說：「不只是像彭明敏先生這樣的菁英，許多和他生長在同一個時代的台灣人，相繼經歷日本統治、國民黨一黨獨裁政權統治，命運任由翻弄，這些台灣人是如何達成民主化的，我期許可以透過本書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 台灣的民主化是如何達成的？作者深知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大問題，但他在最後一章歸納地說，彭明敏選擇「正面對抗」國民黨，雖然打算將〈自救宣言〉發送各地以掀起波瀾的計畫沒有成功，但出逃之後從海外不斷地挑戰獨裁體制；另一方面，李登輝選擇加入國民黨「從中瓦解」獨裁體制，作者說：「獨裁體制是一個厚重的殼，彭明敏由外、李登輝由內猛烈地敲擊，最終殼就破了。」所以，本書除了涉及一群「像彭明敏那樣的人」，也有相當的篇幅提到李登輝。 欲瞭解彭明敏的一生，除了透過他的自傳《自由的滋味》、《逃亡》，以及他的政論集等，他人的敘述也已不少。本書的特色除了是根據親身訪談，也發揮了資深記者「追查到底」的功夫，例如關於1970年1月初出逃成功這件事，作者除了交代美國牧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夫婦，宗像隆幸、阿部賢一的角色之外，在1996年宗像出版《台灣獨立運動私記》一書中所稱的K，在2009年彭明敏出版《逃亡》一書中所稱的Y，在本書中終於現身了，就是共同通信社記者橫堀洋一，作者於2018年8月還親自到東京都目黑區的橫堀家作了訪談。 橫堀是促成彭明敏和宗像從1968年8月開始書信往返的契機，他和彭一樣參加過季辛吉在哈佛大學主持的國際問題研討會，因而在1969年5月嘗試請季辛吉幫忙以「合法手段」出國，可惜季辛吉回應冷漠；橫堀也是銜命向柳文卿提議以假護照逃出海外的人，這個點子卻影響到彭亦採取此種方式。由於本書名為「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在特務密佈的環境下出逃成功其實就是「對抗」成功，所以「如何出逃」就成為本書的重中之重，作者指出協助出逃有三路人馬參與支援，包括（一）唐培禮等美籍牧師們，（二）宗像等在日本的獨盟成員，（三）Karin Gawell等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部成員；由於三路人馬之間沒有橫向聯繫，所以彼此之間意見分歧「經常可見」，例如牧師們本來不同意採用（護照）換照片的方法，幸好美籍牧師Long夫婦在台灣任滿要返美時取道東京，與黃昭堂面談而產生信任、信心，所以作者稱黃昭堂是「化解這次對立危機的功臣」。 此外，關於〈自救宣言〉的撰寫與印製，由於作者有親訪謝聰敏（彼此用日語交談！），也是敘述甚詳；至於明明印刷一萬份，為何起訴書上只記載九千八百多份，判決書則為九千六百八十六份？這數百份流落何方至今猶是難解的公案，根據本書揭露的秘辛，許世楷就是在日本成功拿到〈自救宣言〉整篇內容的人，他除了寄給歐美的台灣獨立運動團體，也在《台灣青年》第62期（1966年1月25日）刊載了中文原文及日文翻譯，許世楷當時經常出入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認識一位研究德國問題的次長，就是他幫忙影印一份〈宣言〉給許世楷；這位次長說它的來源是（塑膠袋裝）出現在台北的日本大使館中庭，然後大使館再轉交給外務省中國課。 筆者曾在1995年彭明敏參加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的過程中，忝列三名「總幹事」之一，後來也對他做過約六次的訪問錄音，寫過至少兩篇相關論文，對於彭明敏的瞭解應比一般人深入，但是對於近藤先生所撰的本書，仍感新鮮趣味，收穫良多；承玉山社邀請作序，我得以先睹為快，就把我的讀書心得整理一下，放在這裡與讀者分享，也是向大家推薦的意思。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於2023年8月27日 【他們眼中的彭明敏 雙書分享會】 時間：2023/9/16 (六)下午2:3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15樓） 《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彭明敏》(中譯版) 作者近藤伸二，是日本每日新聞社記者，擁有記者敏銳的觀察力與寫作力，經過三年的近身採訪與挖掘，《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彭明敏》一書中有許多過去出版品所未曾透露的細節、思考與心理轉折。 《我的阿叔彭明敏是通緝犯》 作者彭昤，是彭教授二哥彭明輝的兒子，因為從小與彭教授親近，這本由他所撰寫的《我的阿叔彭明敏是通緝犯》，有很多與彭教授在溫州街的回憶，以及身為當局監控者的家人，不為人知的辛苦與困擾。 出版:玉山社  電話: (02)2775-3736 報名表單：https://reurl.cc/ZW6NNg

  十幾年前，張炎憲教授生前完成訪問辜寬敏先生的口述史初稿，後經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潤飾編輯，以及辜夫人美琇的秘書邦妮的參與協助，二○一五年終於補充完成《逆風蒼鷹：辜寬敏的台獨人生》一書，傳神的書名，據說是夫人美琇的主意。 辜先生在書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例如介紹他的父親辜顯榮的生活與性格點滴，以及對於日本戰敗之後，台灣發生的八一五台獨事件，他的五兄辜振甫被軟禁在寺廟中一年七個月，辜寬敏如何從家裡拿錢去營救，並認為主犯是那幾位日本少壯軍人，而辜振甫、許丙和林熊祥只是被動參加而已。 筆者研究彭明敏師生案，曾在閱讀外交部檔案時看過：辜寬敏以「在日台灣大學校友會主席」身分，寫給駐日大使館轉給國內各機關的救援信。一九六五年辜先生出任日本台灣青年會委員長，不久該會改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辜先生自述「這是我的主張」、經大家討論後通過的。辜先生在一九七二年秘密回台與蔣經國見面，談話主題是反對「漢賊不兩立」，當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後，應爭取為普通會員國，內政方面應取消身分證上的籍貫欄等等。儘管他返台動機單純且有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署名的公文邀請，返日以後仍遭聯盟開除。 聯盟本來只是要他自行離開，但因彭明敏的堅持才把他開除，此後被視為叛徒的辜先生被批鬥整整兩年，難免失志委屈。不過當一九九五年彭明敏面臨是否參選總統的關頭，辜寬敏是勸他加入民進黨的關鍵人物之一，而且陪他一起入黨。那一年七月開始民進黨舉辦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美式初選，歷經廿多個縣市的公開演講和投票，彭明敏才打敗許信良而代表民進黨參選；初選階段我是彭總部三個總幹事之一，經常看到辜先生僕僕風塵奉陪。猶記得第一場是從台東開始，那天晚上在台東某旅館簡餐後，是我平生第一次和辜先生聊天，他對於我剛剛在自立晚報發表的短論，稱讚說「增一字太多、減一字太少」，使我受寵若驚、記憶猶新。 辜先生晚年仍積極參加台派社團活動，並大膽提出主張，例如二○○六年被阿扁總統稱讚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二○一二年在報紙刊登的〈兄弟之邦：中國政策與兩岸問題芻議〉，我亦在當時的媒體做了批評回應。辜先生對後輩的批評不以為忤，二○一七年二月還接受我的錄音訪談。如今蒼鷹已經遠颺，筆者宛若看到辜先生穿著白色西裝經過眼前，瀟灑而去。 （作者是國史館館長）

一九六一年發生的蘇東啟政治案，牽連上百人、有五十人被判刑，涉案人絕大多數分佈在雲林縣的虎尾、北港、西螺、斗六、古坑、林內、東勢，所以過去有人稱作「雲林大橫禍」。本案的特色之一是，多位駐紮在莿桐鄉饒平樹仔腳的一○七四部隊的臺籍士兵被判重刑，而策劃此一行動的詹益仁、張茂鐘等「虎尾團隊」，是有感於雷震等人的和平組黨路線已不可行，顯示本案濃濃的「武裝革命」嫌疑色彩。 促轉會「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一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2018年10月5日舉行，公告撤銷1270位政治受難者有罪判決，包含戒嚴時期牽連最廣的台獨案件「蘇東啟案」，共41人在首波撤銷名單中。（資料照）       在諸般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怎麼會想到藉由台籍兵、劫奪重武器來實現政治主張呢？有充分證據顯示，蘇東啟政治案件與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事件，構成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衝擊密切相關。 翻開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報紙，可以看到二十三日「選舉改進座談會」在嘉義集會的消息，大標題是「新黨九月底可成立，黨名已初步決定」，內文提到會議由許竹模、蘇東啟、許世賢分別主持。值得注意的是，嘉義這一場「座談會」由許世賢作主席、許竹模致開會詞，「約有二十餘人發言，由蘇東啟作結論。」 檔案顯示，那時期縣議員蘇東啟公開發表的言論相當激烈，一方面早已被情治單位監控，一方面吸引了虎尾一群年輕人的注意，一九六一年二月那一群年輕人遂擁護他出面當他們（從事臺獨運動）的領導人。不過，那年企圖武裝革命的「三九事件」因條件不足而半途而廢，卻被線民密報，當局準備好羅織的理由後，九月開始抓人；這就是所謂「蘇東啟等顛覆政府案」，堪稱戒嚴時期最大宗的「台獨叛亂」案件。 戒嚴時期的政治檔案是有「層次」的，二十年前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初，筆者看到的主要是警備總部的檔案，就已經深受震撼。隨著二○一六年再度政黨輪替，政治檔案的徵集更加落實，現在可以看到更關鍵的國安局、調查局相關檔案，給人「一刀剖開」的感覺！從檔案可知當時線民密布，而行動者的武裝路線也非空穴來風，包括高玉樹、王地、許竹模等台籍菁英應是知情而且認可的。換句話說，那是一種時代氣氛，不只是雲林虎尾團隊一時的義憤，也不是蘇東啟個人的突發奇想。 國史館將在九月十七日發表的新書《蘇東啟案史料彙編》四冊，可以看到戒嚴體制各種國家機器的運轉，藉由本案予以連結呈現，令人目不暇給。尤其這兩年引起關注的線民問題，從高級到基層，本書主編在導言中嘗試從主動被動、傷害程度等角度做了責任追究的判準，值得所有關心政治案件、關心轉型正義的讀者們細讀。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國史館因疫情而延宕多時的參訪韓國計畫，終於在今年八月成行。由於韓國政治發展期程與台灣頗多類似，雙方政治皆以總統為核心，那麼有關總統的紀念以及檔案管理制度有何值得借鏡？ 行程的第一個重點是首爾的國家紀錄院（猶如台灣的檔案管理局）和世宗市的大統領紀錄館（即總統檔案館）。韓國政府的檔案機關在二○○四年更名為國家紀錄院開始運作，而世宗市的大統領紀錄館，原本因二○○七年《大統領文件法》通過就在首爾成立而隸屬於國家紀錄院，二○一五年世宗市新館竣工、二○一六年開館，二○二○年再修法、二○二一年三月更獨立出來隸屬於行政安全部（內政部），從而與國家紀錄院成為同級機構。顯示韓國政府對於總統角色、總統檔案的重視，畢竟總統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因總統執行職務所產生、接收及保有的文物檔案，皆有特別保存、管理並提供應用、展示的必要。 觀乎上述兩機構的建築宏偉、經費豐裕、人力充足（公務員之外更有許多專業的聘用人員）、設備昂貴新穎（關於影音處理以及檔案文物修復無需委外），彰顯韓國作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氣勢，令人羨慕。 其實，世宗市的大統領紀錄館就是台灣近年討論中的「歷任總統圖書館」，建築地上四層地下兩層，除了檔案文物典藏與閱覽服務以外，完整呈現李承晚以來歷任總統從就職至下台、任內處理國政的言論事跡、青瓦台的活動歷史等等，由於空間畢竟有限以及政治上求取客觀平衡等限制，各地方個別總統的圖書館（紀念館、展覽館）恰可補充其不足。於是我們參訪的第二個重點就是朴正熙、金大中、盧武鉉、金泳三總統的紀念／圖書館。 以人氣最高的盧武鉉總統紀念館為例，地點在他的故鄉（釜山西方的）金海市，今年九月才要正式開放，除了墓園提供來賓獻花捻香致意，紀念館名稱定為「金海市覺醒市民文化展示館」以彰顯盧武鉉的思想理念，這是由基金會提供規劃設計，由金海市政府出資六十至七十％、中央的文化觀光體育部出資十至二十％、不足部分約當八九千萬台幣由基金會籌措所建造完成，基金會每年還需募款約六、七百萬台幣作營運維持之用，門票收入則歸金海市。據說它的法律依據是在盧武鉉總統任內通過，令人欣慰／感慨的是在他的身後用上了。此外，金泳三的紀念館也在他的故鄉、故居旁邊；金大中圖書館則設在延世大學校內，內有任職總統之前以及卸任後的豐富檔案文物，與金大中和平中心相得益彰。 感謝外交部駐韓代表處以及釜山辦事處協助聯繫，並提供優質的翻譯人員，才能讓我們收穫滿滿。目前國史館雖是我國總統副總統文物的主管機關，但不包括檔案，若要成立歷任總統圖書館隸屬國史館、或由國史館直接轉型，都需立法院多數委員的理解與支持。 （作者係國史館館長）

彭明敏教授逝世後一週，隨即在四月十五日就以簡單儀式火化，遺骨旋被送往高雄鹽埕教會的鹽光墓園安葬、「完盆」﹔使我想起昔日為他做口訪錄音時，他曾半開玩笑說將來他的葬禮不可以有某某和某某出現，如今他卻決定不要有任何儀式∣除了將來可以有純粹的追思音樂會以外，想必是他的一種體貼吧，若是一場盛大的喪禮，做事的人怎能禁止誰來出席呢。不過，這樣重要的一位歷史人物，堅持以如此安靜的方式離開世間，算是把自己的風格堅持到底了。 一九九二年彭教授回到闊別廿八年的台灣，不久眾人期待他參選首次民選總統。彭教授入黨過程除了有辜寬敏先生在旁，筆者亦有幸與幾位學者「陪他」一起入黨，不久且成為第三屆全國不分區國大代表。一九九五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產生，第二階段採取空前也可能絕後的美國式open primary，從台東開始以至花蓮、宜蘭…各縣市分別投票，也就是中央黨部去各地辦演講（辯論）會之後、民眾憑身分證就可以當場投票，最後結果是彭教授勝出。初選過程中，民進黨主流支持許信良，社運界主要是支持彭，所以初選階段由筆者和管碧玲、黃華擔任彭陣營的總幹事，大選階段的總幹事才回歸黨內的蘇嘉全、葉菊蘭、彭百顯擔任。 九○年代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在轉型、往中間靠攏，民進黨頗受獨派社團批判，一九九六年總統改選以後，獨派社團另成立建國黨、我和一群彭明敏的支持者則成立新國家連線，九八年各提名相當數量的候選人參選公職，可惜立委部分兩個小黨派加起來不過卅萬票出頭，實不足以改變民進黨的轉型路線；另在九七年縣市長選舉一役，我和葉菊蘭、張國慶、張清溪等人陪著彭教授去南投幫彭百顯選縣長，結果彭百顯雖然打敗兩大黨的候選人，我們「違紀助選」的人則分別受到黨紀處分：我和張國慶是不分區國代所以被開除黨籍，葉菊蘭和彭明敏是遭停權三個月，不過彭教授的反應是寄回黨證、乾脆退黨了。 筆者在阿扁執政時期，認真做了幾十位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的口述史，其中當然包括彭教授，五、六次的訪問至少六、七萬字，可惜彭教授對於「聲音轉成文字」的文體總不滿意，加上在美時期與獨盟人物諸多齟齬，回顧悵然，就不出版了。更不幸的是，他看到陳都先生對他的批評非常生氣，我做為主訪者又沒有及時平衡補救，所以二○二○年他在報端公開對我督責、並懷疑口述史的價值。幸好我找出二○一七年補訪他的一篇舊稿〈訪彭明敏教授澄清幾件重要的事〉重新整理，今年初得到他的同意授權，將在中研院近史所最近一期的《口述歷史》刊登，庶幾可以作為老人家晚年願意原諒晚輩的跡證。 （作者係國史館館長）

高齡一○四歲的總統府前副秘書長張祖詒最近出版新書《總統與我：政壇奇緣實錄》，談到一九八四年蔣經國曾請他到大溪檔案庫房調閱二二八事件的卷宗，看看當時南京中央政府如何處置、有無失誤和責任。張祖詒閱後的結論是「中央的指示，至為公正，建議不妨公開史料。」但蔣並未同意，張祖詒在新書第二四九頁說，這些白紙黑字的案卷史實應在國史館或檔案局保存之中，而今政權已經輪替，他乃呼籲，公開當時國民政府處理二二八案的全部卷宗原件，而且「不得竄改史實、不得增刪案卷文字、不得剪接檔案卷頁。」 張先生可能對國史館的出版業務不甚關心、不大瞭解，殊不知國史館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出版《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三冊；二○○二年起，依進一步徵集到的檔案又陸續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迄二○二一年二月止，在檔管局的協助下已出版至廿九冊。其中，第十七冊的內容係國史館典藏《大溪檔案》（今名《蔣中正總統檔案》）的〈特交檔案〉、〈特交文電〉、〈事略稿本〉、〈革命文獻〉中關於二二八事件檔案，計五九九頁，已完全包含張先生當年所檢閱內容。 此外，國史館也與檔案管理局合作建置《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https://228.drnh.gov.tw/），收錄核心檔案目錄計一萬七千多筆，數位影像逾十七萬頁，已於二○二○年十月開放各界使用。 張先生認為蔣介石「寬大處理」二二八的看法，主要是根據蔣當年三月十三日曾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然而理解歷史不能只看孤證，事實上在二二八發生前夕蔣即致電陳儀，謂「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臺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因而事件爆發之後陳儀於廿八日宣布臨時戒嚴，給蔣的報告電文就提到「必要時當遵令權宜處置」；而十三日所謂嚴禁報復，必須與先前來台調查二二八的監委楊亮功致電于右任院長、請轉陳中央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及于右任復電「已面陳主席矣」一起閱讀才知脈絡；事實上報復行動多矣，事後卻只有記功嘉獎、無一軍政人員被「以抗令論罪」。 總之，蔣介石不但是二二八當時「派兵平亂」的決策者，事後且獨排眾議袒護陳儀，又將「高雄屠夫」彭孟緝升任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這些真相為何張祖詒先生視而不見？有言對於不願意面對真相的人，再多證據也是枉然，但此時政府唯有勇於進行相關的轉型正義措施，才能發揮風行草偃的效果。 （作者是國史館館長）

位於大直「七海園區」的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預計今（廿二）日開幕，最近有些朋友聽說蔡總統將出席講話，就批評說「中正廟」都還未處理、又要增加一個崇拜威權的「分靈」嗎？殊不知，該園區與圖書館是由中華信望愛基金會、蔣經國國際交流基金會與台北市政府合作經營，基本上是民間性質；就像二○○五年群策會或二○一三年李登輝基金會所推動的李登輝圖書館，如果成功，也是屬於民間性質一樣，這都和經過中央立法、以政府預算維持並崇仰的中正紀念堂，從而被視為威權象徵不同。 對照韓國的總統圖書館，「金大中圖書館」、「朴正熙總統紀念館」，亦皆由民間基金會所發起；巨濟市「金泳山總統檔案展覽館」則是地方政府為振興觀光在總統故鄉設立。中央檔案管理機關（國家紀錄院）雖然依法可以為文在寅總統建造個別圖書館，但因輿論質疑以國家預算為特定總統設立圖書館的公平性而遭否決。值得注意的是，二○○七年韓國《總統檔案管理法》頒布後所成立的是集中式的「歷任總統檔案館」，截至二○一九年底已收藏自第一任總統李承晚至第十八任總統朴槿惠共計三千多萬件檔案文物，這正是本人近年來所鼓吹台灣應效法的制度。 再參考美國現制，總統就任後，其親友和支持者即可成立基金會，為未來的總統圖書館做準備。總統卸任、圖書館竣工之後，即捐給國家檔案文件總署(NARA)管理，基金會則繼續扮演支援角色，如展覽、推廣、補助研究計畫及籌措部分財務，NARA與基金會乃是夥伴關係。 台灣不論要走韓國或美國的模式，都必須儘早立法。目前相關法規只有《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不但無涉檔案，且對總統圖書館或紀念館的設置沒有規定。 二○○七年阿扁執政後期，針對中正紀念堂轉型所上演的政治攻防並非船過水無痕，包括馬政府上台之後所謂「國定古蹟：台灣民主紀念園區」仍然存在，內容包括正面牌樓、民主廣場、民主大道、紀念堂體。個人認為該園區的轉型，應該依據促轉條例，從這個國定古蹟的現實出發，在擁護老蔣以及打掉重練之間不難找到折衷方案。 目前的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比較像是擴大版的故居，它並無法定的文物檔案典藏權責，個人建議把它的誕生視為國家正常化的過程，而蔣經國的歷史功過則另當別論。此外，它的誕生正可以對照中正紀念堂存在之謬，從而加速其轉型，才是正辦。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幾位朋友相約去北投寺院，對應元兄靈位拈香致意，看到環境清幽，他的夫人、兄弟、甥女在旁周到應對，令人放心。由於應元兄性格開朗、溫暖，資歷豐富，連日來從媒體看到的悼念不捨文字很多，但是從台獨運動系譜或民主化歷程而言，應元兄的位置、意義如何？ 前駐泰代表李應元病逝台大醫院，不少雲林鄉親都在臉書PO文致哀、緬懷。（資料照）   應元兄是在1980年暑假到美國哈佛進修，隔年拿到碩士，然後就申請到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UNC）讀博士班，當時郭倍宏所在的北卡州大發生「海報事件」後，各地同鄉、同學熱烈聲援，兩人才開始認識。遠從各地來的台灣留學生聚集辛辛那堤，召開「台灣學生社」籌備會，決定發行一份月刊“Taiwanese Collegian”。當時也有獨盟發行的《公論報》，每周出版兩三次，陳南天常忙不過來，應元就會開兩三小時的車過去幫忙，妻子月桂屢告誡他先把博士論文寫完再說，兩人「為此差點離婚」。1983年應元就在洪哲勝和黃再添的介紹下加入台獨聯盟。 應元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台灣政治史的大事，就是挑戰黑名單、「翻牆回台」。應元說他此舉一方面為了聲援郭倍宏，一方面認為惟有一個一個回來坐牢，「才能撼動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從1990年七月開始，他大約每三個月換一個朋友掩護，隔年九月被捕，在土城看守所關了九個月。後來他自評：「逃亡比坐牢還難，但對基層運動者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我們台灣教授協會成立於1990年12月，創立者除了我們幾個年輕土博士，就是以廖宜恩、林意禎等等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出身「台灣學生社」的洋博士為骨幹，所以對應元、倍宏的動態當然有些掌握。1991年獨台會事件以至反閱兵、廢惡法（的救援行動）都有台教會身影；不過由於應元出身台大公衛、與李鎮源院士的特殊關係，醫界聯盟更是主力。 應元出獄後一頭栽進制憲運動，擔任「一台一中行動聯盟」總幹事。不過遷回台灣以後的獨盟，面臨是否參與體制內選舉的抉擇，以應元溫和圓融的個性，就參加了1995年台北縣立委選舉，這個大選區選舉結果民進黨提名的盧修一第一、蘇貞昌第二、應元第三、周伯倫第四，黃煌雄和蔡有全落選。應元於1998年連任成功，但沒做完就出任駐美副代表。後來從政經驗有起有落，不再贅述。 應元兄以一留美的雲林子弟，在1980年代投入台灣獨立運動，90年代以後投入民主選舉，並參與重要政務，已把生命完全融入台灣的民主獨立進程，雖不享高壽，其圓滿人生當然可以無憾。 （作者現任國史館館長）

2021年9月對研究台灣政治史的人而言可謂豐收的時刻，先有王曉玟的《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一書出版，繼有邱萬興的《台灣關鍵年代：民進黨的誕生，1986-1987》，近日又將有《1986黨外選舉後援會的綜合報告》這一冊史料的出版，可以互相參照，讓1986年發生的歷史大事可以更立體地呈現在國人的面前。 反對黨的存在是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長期得利於一黨專政的國民黨當局自然不易放手，1960年就是炮製「雷震案」壓制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行動；而「黨外政團」的誕生是在1970年代，由黃信介、康寧祥所領導推動，透過推薦、巡迴助選乃至提出共同政見，與國民黨競爭，其實已經是雛形政黨、或堪稱「沒有黨名的黨」了。 一般認為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也是國民黨當局對於黨外組織化（邁向組黨）的一次摧折。可是1986年的圓山組黨為什麼會成功呢？個人在2013年出版的口述史《從建黨到執政—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紀錄》（玉山社），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這也是我們做口述史所需要的問題意識；這一本口述史訪問了15個對象，其中邱萬興（小邱）是唯一受訪的基層黨工。如今小邱終於自己出版圖文並茂的專書了，個人注意到：不論王曉雯的《衝破》或小邱的《誕生》，都有引述拙著《從建黨到執政》所揭露的（例如）朱高正臨門一腳的角色，這可以說是過去鮮為人知的、口述史的貢獻吧。 現實的過程總是更為複雜，掌權者在政治上願意鬆綁以至法律上的承認還需要有個過程、需要其他因素，可以肯定的是，當時「選舉」和「組黨」是兩條互動的主軸、相互激盪，黨外後援會和新政黨的關係有時並不協調，不過1986年底這一場史上第一次兩黨競爭的選舉，民進黨得票率：立委24.78％、國代22.21％，比起1980和1983的成績可謂大幅提升。 1986年黨外選舉後援會的組成，除了涵蓋公政會、編聯會（14人），還有台灣人權促進會現任執行委員、關懷中心現任管理委員、政治受難者及黨外熱心人士（25人），從類別與人數可以發現人權價值、政治受難者在這個新政黨誕生過程中的份量；可見，若要問民進黨創黨初衷，個人認為必定離不開：對壓迫者的反抗，對民主法治的渴求，以及對苦難前輩的感念、從而產生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個人認為，今年這三本書出爐的意義，不是為少數人的懷舊、不是給政治明星錦上添花，而是探討一個台灣土地、台灣苦難所孕育出來的政黨如何誕生，它的「胎記」應該可以發揮不斷提醒的作用才對。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三月十二日貴報刊登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的文章〈「口述歷史」是歷史嗎？〉，不但認為口述歷史「比報紙訪談還不如」，且指責筆者「好像沒有對證和查證的習慣」，身為當事人理應辯明。 口述歷史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復興」，是從1940年代磁帶錄音機上市開始的；隨著民主化的潮流以及人權觀念的普及，所謂移民史、黑人史乃至猶太人遭納粹屠殺的歷史，莫不顯示文字檔案的侷限性，換句話說，口頭紀錄若不是比文字文獻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 台灣的口述史成績最早從中研院近史所開始，不過戒嚴時代是以黨國元老、軍政人物為主要對象，解嚴後有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訪談蔚為風氣，如張炎憲和許雪姬採集整理之勤，對於台灣轉型正義的功勞不容抹滅。 不過從事口述歷史是有風險的，不但許雪姬教授曾被蘇南洲告過，張炎憲也有類似的經驗。本人所做、2012年出版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中的〈史明先生訪問紀錄〉，已先後被張維嘉先生在《口述歷史》第十三期、李婉君女士在第十五期以來函照登的方式更正。這類的官司之中，有的只告主訪者、有的只告受訪者，像《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一案的被告擴及中研院院長、近史所所長一干人等，實務上，法院判決對我們研究者還算友善，法官通常認定我們沒有誹謗的故意。 彭教授在上述文中所舉政治受難者劉金獅vs.李吉村的例子，是2011年3月劉前輩對李前輩提起毀謗告訴外加民事賠償，筆者曾以證人身分出庭告訴法官口述歷史製作流程，包括必須根據錄音以及受訪者檢閱後簽字同意出版等；2012年十月業經地院判決無罪，2013年人權館邀集雙方完成和解相關事宜。不料2018年劉前輩又委託張文隆向監院陳情，人權館乃綜合上述向監察院做了說明。彭教授如果那麼在意查證之必要，為何只採信劉金獅的代理人張文隆，而不採信李吉村的代理人蔡寬裕？且我一直在台北，為何把我從證人改為「被告」也不問一聲？ 其次，彭教授所提的另一篇是筆者所做〈陳都先生訪問紀錄〉，按陳都是事業有成的台美人，1982年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1983年當選世台會會長，他在訪談中流彈四射，中彈者多矣，讀者若找出原文來看，大致都是在敘述一些親歷「事實」之後發表評論，基於主訪與受訪之間的信任，請他斟酌之後終也簽字認可發表。要之，放在文脈當中個人認為彭教授的火氣自然而然，如我們父執輩講話的口吻，不可能「像一個白目的怪物」，不過彭教授自己的感受如此強烈，個人深感抱歉，且已徵得近史所所長同意，將以來函照登方式彌補於萬一。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本人過去出版的口述歷史超過十本，要以今日出版之《蔡寬裕先生訪談錄》耗時最久。早在我第一本的口訪成果即二○○○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期：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及第二本即二○○二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一期：泰源事件專輯，就已經有蔡先生的訪談紀錄，而且這兩個案件的追查，很大的程度是透過他的協助，才順利找到適當的受訪者。 就蘇案而言，蔡前輩不但在獄中、獄外與諸位受難前輩相熟，由於他常住高雄的時候不時開車去台中或台北，路過北港常會去找蘇東啟「秉燭夜談」，所以對蘇東啟政治案的細節乃至蘇本人與李萬居之間的關係，知之甚詳。就一九七○年泰源監獄事件而言，蔡前輩本人就是當時參與其事的外役，事發之後雖然因故沒有擴大偵辦，蔡前輩和柯旗化等等「涉嫌人」一樣——在移監綠島刑期滿了之後——還被留訓三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泰源案的受難者之一。二○一七年末我為了執行人權博物館委託的泰源事件研究案，再度造訪泰源的時候邀請蔡前輩同行，當時我們夜宿台東的溫泉旅館，我隨身帶著錄音筆，「浴前浴後」繼續進行不知已經是第幾次的訪談……所以，蔡前輩平常很少對外人說起的複雜身世，終於可以比較完整地記錄在本書中。 本書不只是一般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史，因為蔡前輩的生命經驗擴大了政治受難的意涵，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前輩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鍥而不捨，包括馬政府時代的龍應台部長、王逸群主任，蔡政府時代的鄭麗君部長、陳俊宏館長、楊翠主任委員，以及立法委員柯建銘、尤美女乃至國民黨籍的蔣萬安等等，都是蔡前輩不斷遊說、接觸或「周旋」的對象，其中關於轉型正義各種「框架立法」的過程，都可以看到蔡前輩的身影，本書也儘可能在這方面做了紀錄。 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比較接近所謂的「南非模式」。換句話說，所追求的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確實可行的正義。台灣政治民主化以後的轉型正義，是從九○年代國民黨執政的李登輝時代開始，歷經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時期並沒有另起爐灶，只是延續和深化，其中理想與現實的拉鋸，大概很少人能比蔡寬裕前輩的體會更深刻了。 感謝前衛出版社願意和國史館合作出版這本書，當我們在尋思本書的書名時，編輯楊小姐說她最感動的段落是：烈士詹天增生前交代蔡前輩說要活下來，以便為後人說出真相。於是，我們就決定用「活著說出真相」作為書名了。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目前在景美人權園區看到的「汪希苓特區」，就是在汪被移送軍情局執行之前，由參謀總長郝柏村批可的、警總代為執行的地方。示意圖，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資料照片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1980年代攸關人權迫害的「政治案件」，最引起國際注目的應數林宅血案（1980）、陳文成命案（1981）、江南案（1984，或稱汪希苓等殺人案）等3大案，前兩者可以看作美麗島事件的案外案，因為林義雄家屬被殺發生在高雄事件人犯（包括林義雄）被偵訊期間，而陳文成事件也是因他在美國積極為《美麗島》雜誌募款而被監控、而在回國省親時被警總約談而後死亡。由此亦可見，美麗島（高雄）事件的後座力。 這兩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已經針對林宅血案和陳文成命案寫出報告，而國史館也在2019年出版兩冊的《陳文成案史料彙編》，讀者若能平心閱讀，所能掌握的真相輪廓實已遠比過去清晰。 美方來台實地進行測謊 江南案比較是另外的故事，牽涉情治單位與黑幫的關係、特殊族群對蔣家政權的愚忠，但是政府官員授意黑道份子去美國領土殺害一個美國公民、異議作家，引起美國政府憤怒、不得不公然介入，同時也印證了1970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一直遭受的人權指控，所以給蔣經國的壓力必定是空前的，很可能是他在晚年必須走向開放的主因之一。 劉宜良（1932-1984）筆名江南，1949年隻身隨軍來台，1954年在政工幹校結業前夕因故被校方開除，後擔任記者，1967年赴美求學、1970年以撰寫江西時期的蔣經國而獲碩士學位。或許由於他的反威權性格並與左傾人士交往，早已被國民黨政府盯上，國史館即將發表的《史料彙編》就是從1973年5月2日國安局人員針對劉宜良在香港《南北極》發表蔣介石婚姻生活考及蔣經國傳，所寫的簽呈報告開始。 1970年代，劉宜良又頻頻訪問吳國楨並發表相關文章，被情治單位認為「借吳國楨之口遂行誣衊陰謀之目的」。國安局雖曾「設法爭取劉逆歸正」或希望他「不要寫蔣家的東西」，都沒有預期的成果；1981年開始劉宜良因《蔣經國傳》續集接近完成又「四處要價」，蔣傳改版的事劉拿了錢、也確實有所修改，劉甚至成了「駐美聘幹」，但1983年末吳國楨80大壽、劉準備寫《吳國楨傳》並已得到吳家允諾可以閱覽其各方面檔案資料，汪希苓認為這是言而無信，終於引來殺身之禍。 本案特殊之處在於情報局長汪希苓指使竹聯幫份子陳啟禮等，赴美教訓（暗殺）劉宜良，檔案顯示1984年8月情報局有事先對陳啟禮、帥嶽峰做了情報員的短期訓練，陳啟禮完成任務之後還在美錄製保命錄音帶，本書已將錄音帶譯文收入。案發之後，當局對竹聯幫份子的諸多調查筆錄，應是研究台灣黑道幫派的重要史料；而美方人員來台調查時，與情報局相關人等的諸多「談話紀要」，也揭開不少情治工作的神祕面紗。1984年底、1985年初美國國務院對我外交部門施壓的過程，提及引渡、索拉茲決議案（影響對台軍售），且來台實地進行測謊，這些檔案莫不顯示台美關係的微妙面向。 本人對這批史料「先睹為快」的時候，發現檔案所透露的兩件事很值得注意：（一）1985年6月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3人被判刑確定以後的執行，為什麼需要在景美軍事看守所外面另建所謂的「汪希苓特區」？ 軍法局的說法是，由於3人皆為身分特殊、機密等級甚高之人員，「無論就維護國家機密及受刑人安全，均不宜由一般軍事監獄執行，仍以由情報局代監執行為適當。」但一方面法院審理陳啟禮等殺人案尚未確定，一方面軍情局各項安全設施尚待完成，所以目前在景美人權園區看到的「汪希苓特區」，就是在汪被移送軍情局執行之前，由參謀總長郝柏村批可的、警總代為執行的地方。 汪希苓一度列特赦名單 （二）1991年1月汪希苓獲得假釋之前，由於國防部長郝柏村和行政院長李煥的「努力」，差一點名列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總統就職典禮宣布的特赦名單之中；原本總統府幕僚研擬的特赦明明以美麗島事件為主的「叛亂犯」為對象，目的是緩和政治對立、促進團結，可是行政院簽上來的名單竟然包括汪希苓、陳啟禮、吳敦等3位「殺人犯」，莫非這是他們心目中念茲在茲的「轉型正義」？所幸5月19日最後一刻總統府內部的簽呈，已把3位殺人犯排除在外。 由此可見，李登輝接掌大位以後，仍須與保守勢力「過招」，過程並不是外界想像的那麼平順。 （ 編按：《江南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於2021年2月20日下午2時在台北市長沙街國史館4樓舉行。）

本人有幸曾在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應邀參加促轉會舉辦的「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發表會，該資料庫彙整收錄約一萬名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資料，歷時一年多，檢視政治檔案、統計受裁判人姓名與人數，並識別參與案件審理的軍法官、軍事檢察官的姓名與職稱，予以編碼建置成為資料庫。值得注意的數字是：受裁判者的省籍部分，本省人約五五○○人、外省人約四三○○人；軍事審判體系參與最多者為蔣中正（審理三一九五人）、周至柔（二五○六人）、桂永清（一二四一人）。儘管收錄人數有待擴充（因軍法審判與立案監控的受害人數估達一萬八千多人），但促轉會在國發會檔管局以及文化部人權館的協辦下，有此難得的成績，正可驗證蔡總統處理轉型正義的政見，所謂「框架立法」是正確的方向。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發表「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未來將可線上查詢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記者劉信德攝）     記得上述發表會有邀請「統中會案」的受難者呂昱先生講話，他說已經出獄三十多年，今天從資料庫才知道他的案子經過十六次審理、發生兩次轉折：一次是國防部撤銷原判十五年重新審理，一次是送到總統府才決定最終刑度。 資料庫是分析性的，檔案彙編則有「觸摸歷史」的感覺。茲將「統中會案」的特殊性略加說明。首先，本案的成員多為學生，被判刑者年齡皆介於十八至廿五歲之間；其次，當時的政治案件多以台獨案或匪諜案來處理，然而「統中會案」的起訴書中，明確指出許席圖等人所籌劃的統中會，是以「摧毀共產暴政」、「反對台灣獨立」為宗旨，最終仍以意圖顛覆政府起訴之。最後，本案的「主謀」許席圖在受拘捕期間，精神狀態日趨失常，實已涉及應依法停止審判，可是，當時蔣中正總統卻如此批示：「許席圖主犯不論其是否精神分裂症，既係主犯，不得停審，應判處死刑，餘照甲案辦理。」甲案就是把周順吉、呂建興（呂昱）、莊信男判處無期徒刑，乙案是「姑念無知，獲案時尚知悔改，減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今日台灣社會討論轉型正義的課題，仍有人說戒嚴時期「為了反共、保衛國家安全，有時傷害人權是不得已、免不了的。」然而從本輯史料彙編可以具體看到：警察以誘騙強迫的方式取得自白，警總以自白書為論罪根據，而被羅織建立鬼湖武裝根據地進行叛亂的許席圖，不瘋也難，雖有母親的陳情與力爭，蔣中正總統仍判他死刑。這些都是不得已或是免不了的嗎？這是人類歷史上獨裁政權的惡習，應該予以揭發、譴責，而不是開脫，才不會歷史重演。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國史館四樓之新書發表會歡迎參加

  十月廿八日本人為國史館的前瞻預算解凍案出席立法院備詢，因案由涉及國史館的角色定位、功能任務，且因李登輝前總統去世不久，須回應社會對如何紀念李登輝的熱望，所以本人一方面提到本館籌劃明年春天的「關鍵一九九一：李登輝與台灣民主元年」展覽，一方面說明正在研擬「歷任總統圖書館（或稱檔案及文物館）」的法規制度，後者因牽涉較廣，尚待總統認可，且須協調行政院相關部會，只能點到為止，或許因而語焉不詳，引起管碧玲委員的誤會，批評把李登輝「塞在」歷任總統圖書館是「淡化處理」偉大歷史云云。此事攸關國家制度正常化，希望藉此機會說明清楚並回應各方關切。 八月七日本人在自由廣場發表〈李登輝圖書館面面觀〉，交代昔日由國史館與李登輝基金會合作推動「李登輝總統圖書博物館」的失敗經過，以及個人認為根本問題是我們沒有美國的《總統文件法》或韓國的《總統檔案管理法》這類法源，尤其以我國體制而言，總統是權力核心，其權力運作所產生的檔案不應等同於一般行政機關之檔案那樣處理。立法委員若要關切我國總統圖書館的法制化，懇請首先回答或解決上述困難。 過去國史館因緣際會成為總統檔案的典藏管理機構，首先要感謝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五年將陽明書屋的（蔣介石）大溪檔案移交到國史館，同年又將一批「蔣經國總統文物」移交國史館，此後還有一九九八年嚴家淦總統文物、二○○三年陳誠副總統文物以及二○○五年謝東閔副總統文物陸續捐贈入館。至於二○○四年《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公布施行以後，十幾年來以國史館為主管機關的總統副總統文物，已經獲得博物館級的專業照顧，除了編號典藏、公諸於世，定期更展還可與台東史前館、台南史博館等館際合作互通有無。不過現行法律把總統副總統的文物和檔案分開處理的結果，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這幾位總統的檔案就不歸國史館管理了。 目前國史館想要推動的法制化，是主張將上述《文物管理條例》擴充為《總統檔案及文物管理條例》，並增加歷任總統圖書館以及個別總統圖書館分別設置的條款，希望一併解決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問題。像韓國一樣，總統檔案館是涵蓋所有總統的，金大中、朴正熙等個別總統的圖書館，則是民間性質的機構。明年春天蔣經國基金會推動的「蔣經國總統圖書館」就要在大直誕生了，除了立法院要加油，李登輝基金會也應該加油吧。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近日由於李前總統仙逝，一些熱心的朋友公開催促政府籌設「李登輝圖書館」作為永久紀念，甚至以美國的「總統圖書館」為標竿，卻忽略長久以來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制殘缺。 事實上早在二○○五年，張炎憲領導的國史館曾經和李前總統的群策會合作，考慮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募資，並已取得淡水新市鎮的一塊土地，成立「李登輝總統圖書博物館」籌建委員會。可惜原來承諾出資的某基金會發生問題，國史館只好在二○一○年行文內政部「撤銷撥用」淡水的那一塊土地。儘管二○一二年（從群策會改名為）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公開宣稱要推動「李登輝總統圖書館」，新北市政府也相當程度配合此一ＢＯＴ案的推動，無奈有部分輿論將「有益於社會大眾之文教設施案，誤導為政治利益」，李登輝基金會董事會乃決議中止此一ＢＯＴ案之進行，報載李本人認為「民主無須紀念，只須使其永久流傳」。 國內首座總統圖書館原定落腳淡海新市鎮內的公七用地，現已喊卡。（記者李雅雯攝）     這一段經過，看起來是資金來源或是輿論干擾使然，其實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美國的「總統圖書館法」、「總統文件法」，也沒有韓國的「總統檔案管理法」。依照目前檔案法，總統府檔案（與其他政府單位一樣）屬「機關檔案」，具永久保存價值的才是「國家檔案」，須移由行政院國發會轄下的檔案管理局管理。試想在當前情況下成立的李登輝總統圖書館，是一個沒有總統檔案的圖書館，與美國既有的十幾個總統圖書（博物）館之能提供強大的研究功能，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總統是台灣政治權力的核心，其權力運作所產生的檔案怎能視為一般機關檔案來管理？以韓國為例，對於總統檔案有嚴格的定義，規定每位總統在任期結束前須將檔案移交國家紀錄院，該院收到之後交由總統檔案館管理，然後「為有效運用及宣傳總統檔案」必要時才設置展示館、圖書館等；或是為管理特定總統之檔案，必要時得設置個別總統圖書館。美國制度則是總統卸任後設立基金籌建總統圖書館，再交由ＮＡＲＡ接管，對於保密年限、銷毀程序都有特別的規定。 為今之計，就像整備中的嚴家淦故居、蔣經國故居（涵蓋在七海文化園區）一樣，要不要在翠山莊或鴻禧山莊設置李登輝故居？儘管沒有任職總統期間的「文物」或檔案，但是屬私人的圖書器物生命史照片等等，也可發揮一定的緬懷紀念功能。但長久之計，還是請相關單位至少局部修改檔案法、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讓總統圖書館有一個明白的法律位置吧。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二○○七年陳水扁總統即將任滿兩屆總統的時候，提出「入聯公投」的訴求擬與二○○八年的總統選舉合併舉行，一般認為與拉抬民進黨候選人聲勢的目的有關，國民黨中央為了化解壓力、將計就計，也提出「返聯公投」的訴求。不過國民黨內部有相當的聲音認為不應加入公投競標，因為這種拿香跟拜是自失立場、「是出賣靈魂的怯懦行為」，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半版廣告呼籲國民黨應儘速撤回返聯公投提案。 有趣的是，這篇廣告有一半的篇幅是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即所謂國父誕辰）一份黨外競選文宣，由康水木、謝長廷、陳水扁、林正杰四人聯名發表〈紀念我們的國父〉，該文宣除了稱讚孫中山的人格特質和民主主張，還說「當我們發現，國民黨的子孫已不再理會他的呼籲時，我們卻有一股繼承其志業的狂熱與興奮」、「當『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在今日已被部分人喊成一句口號時，我們發現，我們才是要真正負起實行三民主義任務的一代！」這一份黨外文宣竟然在廿六年後奇妙地成為國民黨內的理想派用來喚起黨魂的張本。 若要理解這份黨外文宣的深層意義，可再參考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前夕，張富忠、林正杰等年輕世代幫許信良製作「開創黨外運動新模式」的大字報、傳單時，環繞的基調是以林覺民、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類的純正國民黨精神自居，批判腐敗退步的縣黨部、或現實的國民黨，如此一來較不會挑戰「不可觸犯的」蔣經國權力核心，又可以吸引選票，許信良果然以壓倒性的票數打敗國民黨的候選人，從結果來說這個策略是成功的。 黨外政團必須到八○年代才漸不必假冒為「真正負起實行三民主義任務的一代」，而正面提出「民主、自決、救台灣」的訴求。當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政府繼一九七一年喪失聯合國席位（與中國代表權）以來進一步受挫，仍必須忍辱參加國際社會，包括一九八一年的奧會模式所謂「中華台北」就是。近四十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從黨外必須假藉正統國民黨而壯大自己，到國民黨必須假藉台灣主體（公投競標）而延續慧命，價值重心、民意趨向的轉移是很明顯的。國、民兩黨終須以自己的「本來面目」面對國人，而台灣人民面對世界也終須回答我究竟是誰；推動加入聯合國等於推動台灣獨立，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豈能為功。 （作者係國史館館長）

一九九一年馬若孟、賴澤涵等人所撰《悲劇性的開端：一九四七年的台灣二二八暴動》一書，認為只有城市和較大的鄉鎮居民參與事件，估計全台百分之八十的鄉村人口並無參加；對此筆者曾經撰文批評，不論從檔案或口述史，不難發現全台各地幾都捲入二二八，只是程度和性質的不同。要之《悲劇》一書可能受到「中國歷史上時常發生的都市群眾暴動」的假設所框限，致以偏概全。 二月十六日國史館發表新書《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五)、(廿六)、(廿七)》三冊，係來自國發會檔案管理局所藏「高雄縣政府檔案」，由於是二00九年才被徵集為國家檔案，知者不多。當時的高雄縣包括岡山、旗山、屏東、潮州四區以及直隸於縣的鳳山鎮、小港鄉、林園鄉、大寮鄉、大樹鄉、仁武鄉、鳥松鄉，事變發生後三月十八日行政長官公署即電請高雄縣政府，迅將事變傷亡人數及公私損失確數先行電覆，同一天縣府也電請各區署、各直轄鄉鎮公所調查具報，其中特別關心散居各地的「屏東高雄兩市公務人員」有無傷亡及財物損失。 林園、里港、鹽埔、鳥松等各鄉長及岡山區長皆電覆人員財物並無被害，但從「高雄縣政府岡山區署綏靖工作報告書」可知，高雄要塞司令部第二總台長彭啟超於三月十日下午進駐岡山開始「肅奸除暴」，迄三月廿四日止告一段落，再由第一大台蔡文德大台長接手，綏靖清鄉過程除了部隊還需警察及區署鄉鎮行政支援，計檢舉人犯四十五名，其中三名「首謀暴徒」余仁德、蕭朝金、劉登居被槍決，十九名被捕者一名保釋其餘轉送高雄地院訊辦，未逮捕者限四月廿八日前「准予自新」。 一直以來原住民與二二八的關連很受注意但資料不多。當時的高雄縣包括很多的山地鄉，檔案顯示當局準備充分，黃達平縣長批示宣慰與綏靖應雙管齊下，即撥經費帶實物、組織山地宣慰團，四月一日在縣府大禮堂的座談會包括各鄉長副鄉長區長等都來與警察局長、民政局長溝通，對於搜繳槍械問題（若在平地鄉鎮毫無通融）鑒於山地同胞生活所需，擔任主席的張承俊主秘做了比較開明的結論；而瑪雅鄉長林貴春甚至在四月初率領所屬翻山越嶺去吳鳳鄉，說服高一生放棄抵抗，這真是過去吾人所不知的「應變秘密工作」。 關於二二八的城鄉差異，山地與平地差異，乃至清鄉之嚴厲是否只得到台人表面的服從，種下更深遠的反抗因子，這次公布的檔案資料已提供了進一步的訊息。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小笠原欣幸的新書《台灣總統選舉》指出，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是台灣民主轉型的終點也是起點，做為起點是指台灣人認同從此不斷攀升，過去長期依據的一中假設「已經從台灣方面開始產生變化」，「因為是總統選舉，所以認知上是一個主權國家」，不過他也指出台灣式民主主義的一些危機，諸如選民們的主權意識非常強烈，「我是老大」、「（政府）上位者應該要處理」、「迅速切割」等相互矛盾的要素揉雜一起，選民的焦慮不滿經常在尋找發洩口。 台灣人從村里長一直選到總統，中華民國實際統治範圍內的選民，已經形成一個「選舉共同體」，陳隆志教授所謂的演進獨立說，也差不多是這個意思。但是這個過程曲折漫長，從一九三五年日治時期市街庄協議會員開始，選舉人資格限於年滿廿五歲年繳稅金五元以上的男性，而且只是半民選半官派；戰後台灣也是先有七折八扣的地方自治，等到七○年代才有增額中央民代的定期改選，筆者在當時還是大學生，從鄉下來到台北街頭的政見發表會，聽到康寧祥用優雅的台語演講，內心的震撼記憶猶新。最近被熱烈紀念的美麗島事件，必須包含受難者家屬以及辯護律師參選，得到湧泉般的選票，才終於「平反」，並且進一步突破黨禁，讓民主起飛。選舉的妙用有如是焉。 威權時代的選舉也非一無是處，例如胡適曾經用來做為台灣和中共、蘇聯區隔的例證。一九五四年六月廿九日美國出刊的Look雜誌，刊載吳國楨所撰〈您的（納稅）錢已經在台灣建造一個警察國家〉，引起胡適撰文反駁，胡適認為吳國楨所言並非事實；胡適為了替政府辯護，就舉出不久以前即五月二日台北市長和嘉義市長的選舉，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都被無黨籍的候選人擊敗，此項結果被紐約時報和香港時報社論評為「台灣選舉是自由的」最好證明。然而眾所周知，戒嚴下的台灣不但有黨禁報禁、沒有新聞言論自由，選舉時甚至會「停電」作票，少數無黨籍人士的勝選只能說是人心不死、傳遞香火的特例。 今年是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四十幾年前黨外政團的共同政見曾是「回歸中華民國憲法」，就是要先解決長期戒嚴、萬年國會以及黨禁等問題，今日中華民國憲法雖然還在，已歷經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的修改（偷天換日），產生前述的台澎金馬為範圍的主權國家共識與意涵，這個歷史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選舉捲動的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化，國史館將在十二月廿一、廿二日舉辦的「台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研討會，就是要把這個過程究明清楚，歡迎各方指教。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

艋舺基督長老教會於廿一日舉辦「基督徒 謝聰敏弟兄安息禮拜」，我注意到手冊中的故人略歷，是選用（已故）張炎憲教授在二○○八年為《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一書所撰的序文「帶著微笑的勇者」。這本口述史是經過一年多的訪談，整理成卅二萬字左右、再加上謝先生歷年重要作品選輯，由國史館出版。 「台灣自救宣言」反映的是一九六○年代少數台灣進步知識份子的思想，一方面彭明敏從擔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回來，住宅「總是擁擠著台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來談政治的青年中有兩位台大法學院畢業的謝聰敏和魏廷朝，總是能把台灣內外情勢分析得很清楚。他們師生為了和他人分享他們的討論、「為大家界定那些問題」，才誕生這篇宣言。另方面主要起草人謝聰敏在《訪談錄》中詳述其思想淵源，包括台大的殷海光、劉慶瑞教授，政大的鄒文海、浦薛鳳教授，以及殷海光介紹他讀的波普、海耶克、卡爾、威爾頓等名家著作，而有了批判馬克思主義的能力。「自救宣言」否定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呼籲台灣人民不分省籍推翻它，建立新國家新政府、制定新憲法，這是公民民族主義。 距離悲慘的二二八事件才十幾年，白色恐怖特務監控還無所不在的時候，呼籲不分省籍團結起來向國民黨爭民主自由，是有「時代超前」的問題。但謝聰敏受到諸多外省教授的啟迪栽培，以及彭明敏教授的自由主義性格影響，而有上述的主張，時至今日猶能顯發其可貴之處。 由於國際力量包括海外台灣人團體的救援，才有彭明敏的特赦以及謝、魏的減刑，但因彭在一九七○年出逃成功等因素，當局炮製美新處及花旗銀行爆炸案，再把謝、魏等人關入籠裡，身陷政治冤獄、備受刑求。受苦使他思考、尋求（他這一生）活著的意義，就是關注戒嚴時期的人權問題，人在獄中竟能讓政治犯名單外流、在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控訴文章！出獄後擔任立委期間，成功推動政治犯的賠償（補償條例），但控訴國民黨政府的戒嚴違憲，以及政治犯財產被沒收的返還問題，則功虧一簣。 二○○八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承辦景美人權園區的「自救宣言」四十四週年特展，我亦去外雙溪訪問謝聰敏先生三次，紀錄已收入基金會的《紀念文集》。其中謝先生對自己的定位也是「人權戰士」，所謂創造性的受苦。這一層意義值得我們今日三復斯旨。 （作者為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國史館館長）

  今年的八二三以奇特的方式受到注意與紀念，連日來台灣媒體雖然有深淺不一的討論，但是就「史實」的揭露以及從台灣為主體的「史觀」而言，仍有值得國人知曉並思考之處。 首先，中共到底是真想拿下金門馬祖，或只是對於《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適用範圍只有台澎）的測試？若以五○年代舟山、海南相繼撤退的趨勢，中共對金馬應該是「能拿就拿」，以其攻勢之猛烈與持續，很難說是打假的；但當俞大維部長從金門輕傷回來、透過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向美方取得三年來不可得的「八吋榴砲」，九月十四日起分三批運往金門，蔣介石在九月十九日的日記中說：「此乃金門戰局最重大之關鍵」。除了巨砲發揮威力，八月空運來台的響尾蛇飛彈以及隨後撥交一百多架F-86戰機，也有輝煌戰果，換句話說，戰爭的經過顯示，美國和中華民國「同舟共濟」的程度，應該超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所以，後來中共之所以片面宣佈「雙日停火」長達廿年，以上軍事上的原因不可忽視。 其次，政治因素的決定性不亞於軍事。十月廿一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來台北與蔣介石進行三次會談，十月廿三日發表「蔣杜聯合公報」，其中承諾不憑藉武力反攻大陸，似是蔣介石的一種失敗或讓步，不過蔣也爭取到美國承認金馬等島嶼與「台灣防衛」密切相關。蔣在十月廿四日的日記中稱讚杜勒斯：「此老言語一絲不苟，思慮明澈而反應敏捷，殊為可佩。」十月廿五日星期六，蔣介石就帶著武、勇二孫，去日月潭度假了。 歷史上金門馬祖本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同於台澎曾經「永久割讓」給日本、必須面對二戰後殖民地歸屬的國際處置，不過，當中共使用武力，美國為了協助保衛台澎，遂藉著國會的《台灣決議案》把防禦範圍擴及金馬，九月四日杜勒斯還說：「不論台灣或金門、馬祖等島嶼，過去從來沒有受過中共的管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十三年的時期內，這些地方一直在自由中國即中華民國管轄之下。」可見「從來沒有受過中共的管轄」，也是金馬得以和台澎「綁」在一起的理據。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的報告，中華民國的軍隊老化，好在充員兵（young Taiwanese）的加入使得平均年齡降為廿六歲，軍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台灣人；就金門而言，當時駐軍大約有四分之一是台灣籍的充員兵，顯示台灣人確實參與了這場戰爭。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所謂台澎金馬命運共同體，應是在這些歷史運會中形成的。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