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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冠珍封殺陳翠蓮教授的理由

胡冠珍封殺陳翠蓮教授的理由

審察委員封殺陳翠蓮教授的理由: 「我觀察這位陳翠蓮女士所有的作品,最主要的都是在講二二八,這對我們台灣人來講,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撕裂我們大家族群價值的一件事。公視應該是怎麼樣去更包容,是要促使我們向前看,怎麼樣更凝聚我們臺灣人的共識,做對大家共利互好的事情。我會覺得這部分是我會有一點擔心的。」 有些人的話要反著聽,舉例而言: 當他們說「包容」的時候,意思其實是「封殺」。 他們說的「凝聚共識」,真正的意思是「排除異見」。 他們口中的「向前看」,實際上的意思是「不要看」。 以這個標準來理解某些人的言行,大概會有八成以上的準確度。縱或不中,亦不遠矣。這些人充分體現了《一九八四》式的語言遊戲: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所以說,這樣的人會批評歷史學者談論二二八事件是「撕裂族群」,也就沒有什麼好讓人訝異了。   報導出處: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920896 ENT.LTN.COM.TW 公視董事審查 胡冠珍批研究228撕裂族群 他氣到快中風 - 自由娛樂
陳怡凱 2022-05-10
「波蘭侵烏論」

「波蘭侵烏論」

據路透社報導,俄國對外情報局(SVR)首長Sergei Naryshkin昨(28)日宣稱,美國與波蘭計畫控制西烏克蘭的部分領土,未附證據。波蘭政府否認了這個指控,斥為莫斯科(不是已經沉沒的那個)散佈的假消息。 這個指控聽起來異想天開,但我猜想,這在俄國應該有相當規模的市場。畢竟,在他們許多人的認知宇宙裡,烏克蘭只是「沒有建國傳統的人造國家」(參普丁2月21日發表的開戰前演說)。照這個說法,他們並不承認烏克蘭有真正的國家性質,只是西方勢力用來對抗俄羅斯的馬前卒。 若依此論,認定波蘭(或其他西方國家)想要控制烏克蘭,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與其認知架構高度契合。重點並不在於波蘭在歷史上曾經統治過利沃夫,毋寧是說:既然烏克蘭不是「真正的國家」,那西方國家說什麼要尊重烏克蘭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就一定只是幌子。這種虛假的人造國家有什麼好尊重的?你們只是想要藉此名義覬覦我大俄羅斯的舊疆故土,對不對?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那麼,我大俄羅斯當然就要趕快出手,把烏克蘭這塊「固有領土」從西方勢力的「陰謀」之下「解放」出來。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能夠「光復」整個烏克蘭是最好,倘若不能,至少也要佔領一大塊,順便在佔領區扶植一些「人民共和國」,或者辦辦獨立公投什麼的,嘲弄一下西方標榜的人民自決原則。反正你們也是這樣扶植烏克蘭這個「人造國家」的嘛,那我就變出更多的人造國家給你,只是這些「國家」實際上是由我統治而已啦。 這是在建構瓜分烏克蘭的論述基礎,並且把西方國家拉進「你們也是侵略者」的whataboutism泥潭。如果切換到他們的視角,會出現這種「波蘭侵烏論」就很自然了,可以說是同一條思路的延伸。 無可諱言,還真的會有人接受這套論述,不只是在俄羅斯,也包括其他國家一些以所謂「客觀中立」自居的人物。 這套論述會不會成為現實秩序的基礎,端視接下來的戰局而定。當年rock…不,王安石也曾經有過「一舉滅交趾」的野心(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76》),但交趾擋下宋軍南進,於是就保住了「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書」的地位。相對的,五代時閩王王延翰也說過「閩,自古王國也」(參《新五代史•卷68》),但福建最終還是隨著戰敗而被南唐夷為郡縣。 總之,接下來幾年的世局演變,將大幅影響後續世代的歷史走向,就好像假使當年宋越戰爭勝敗反轉,現代大概也會有人出來說「越南是沒有國家傳統的人造國家」。 註:新聞出處請見留言。   出處連結:https://www.reuters.com/....../russian-spy-chief-says....../ REUTERS.COM Russian spy chief says U.S., Poland plotting division of Ukraine
陳怡凱 2022-04-29
塵封的檔案:《前根壽一報告書》

塵封的檔案:《前根壽一報告書》

說到納入國家管理的威權統治時代政黨檔案,有意思的文件著實不少。舉例而言,其中很有趣的一份,就是1952年的《前根壽一報告書》。 依照記載,這份報告原本是日人前根壽一受到美國經濟合作署(不是國府)聘請,來台草擬魚類增產計畫之後,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赴台考察觀感報告。嗣後被國民黨取得,經過摘要翻譯,再由張其昀、唐縱於1952年3月17日呈交「總裁」批簽。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間點,就是國府與日本簽訂《台北和約》的一個月前。 這份報告書,是以日本視角對當時的台灣進行觀察。身為外人,語無忌諱,頗有「打開天窗說亮話」的辛辣,尤其是以下幾點: 「戰後第二年之二二八事件,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反感極深,而相反對於日本統治時代反持良好印象」 「美國通過經合總署對台灣之積極援助,實超過日人想像之上。現時美國已在實際上獲得其軍事及經濟之支配權。」 「台灣雖為一小島,但對於日本之關係極大,而國民政府在現狀下,對日本之態度似不無『並非所好,但不得已』之情,其不樂於台省人與日本人相接近,尤屬事實(台人表面上雖亦鮮與日人接近,但內心卻實相反)因此兩國人力物力資源迄仍不獲合作之機會,故有亟早調整邦交之必要。」 這份報告書,赤裸裸地點出了當時國府與台灣社會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國對於國府的巨大影響力,為當時台灣在野之人不敢言,在朝之人不便言。而且,從文件上批示的「閱」(手寫)與「蔣中正印」,基本上可以推定,「總裁」讀過這份報告書。 這份報告的來歷仍然有可以存疑之處。既然這是日本政府的內部文件,為何會落入「總裁」手中?惟無論如何,前根壽一確有其人,日本國會圖書館可以查到他發表的漁業水產論著,應為漁業專家。另外,在戰後國府徵用留台日僑的名單上,也可以查到這位前根先生,並註明「台灣農林處日本水產會社」(詳見留言)。 當然,這份報告書仍然有其時代侷限。作者的著眼點,是台灣對於日本的戰略重要性,並希望促進日本與台灣的供應鏈整合;但他設想的整合模式,是由台灣對日本輸出糧食(參第三點),並由日本對台灣輸出日用品(參第五點),這仍然像是戰前模式的延續。至於他認為「現時台灣金融之利息極高,在此種情況之下,台灣除農產以外,其他生產事業將無法開展」,這個預測後來也並未成為現實,至少沒有長期如此。 話說回來,時代侷限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沒有人能夠完全超越自己所處的環境,每個人都一定會受到時代侷限的,你我皆然。 註:《前根壽一報告書》引用自國家檔案資訊網,檔號C5060607701/0041/總裁批簽41-0119/001/0001/001。     包含前根壽一的徵用日僑名冊(國家檔案資訊網檔號A202000000A/0035/474/1352/1/003):
陳怡凱 2022-04-27
國民黨用舊檔案要錢,開價3100萬

國民黨用舊檔案要錢,開價3100萬

簡言之,想用舊檔案要錢,開價3,100萬,不過法院不買單。 --- 引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22號判決(本月宣判): 原告主張: 「原處分令原告將系爭檔案原件(註: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檔案)移歸國家檔案,即與比例原則相悖…倘被告(註:促轉會)基於促進轉型正義公共利益所必要,而將原屬原告財產權之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有…應補償原告…每筆100萬元,共計3,100萬元…」 法院認定: 「原告為我國二二八事件之主事者,並為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非常時期主導國家權力之執政者…原告係因當時非常時期黨國不分之體制,而保有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本應於非常時期結束後,移交上開資料由國家保存…此本為原告身為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所應負之社會責任與義務…難謂原告因此受有特別犧牲。是原告主張其因原處分受有特別犧牲,被告應給予合理之補償3,100萬元,難以採據…其先位請求撤銷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00萬元,俱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出處: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08%2c%e8%a8%b4%2c1522%2c20220414%2c1 LAW.JUDICIAL.GOV.TW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1522 號判決
陳怡凱 2022-04-26
彭明敏致胡適信函

彭明敏致胡適信函

引用下列彭明敏致胡適信函: 「適之先生: 生於八月抵達日本,參加哈佛大學在東京召開的International Seminar,今接臺灣來信,才知道受聘擔任國立研究講座,感覺非常惶恐。這種重任,本無資格接受,但既然受聘,願擺脫一切雜務,專心從事研究,以報答先生多年來的學恩…預定於九月底台大開學前返台。謹祝 安康 晚學生彭明敏謹上 九月五日於東京」   彭明敏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這封信,但有說明相關背景:1960年,彭明敏赴東京參加研討會期間,接獲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決定聘任他擔任國家講座的通知,而當時胡適正是委員會主席(《自由的滋味》,頁98-99)。由此觀之,彭明敏寫這封信,應當是要對胡適的肯定表示感謝。   這封信還有另外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寫信的時間點,是1960年9月5日,而就在前一天(9月4日),雷震案爆發。除了雷震之外,擔任《自由中國》雜誌編輯的傅正亦遭逮捕。   雷震與胡適關係密切,而傅正曾是彭明敏的學生。發生這件事情,兩個人心中應該都有千言萬語,但在那個時代,就算有話想說,當然也不宜形諸筆墨。這封信沒有提到「那件事」,也不能提。   在回憶錄中,彭明敏有描述他在東京得知雷震案時的感受: 「(註:事發前)我以前的學生傅中梅(傅正)前來看我。他神情憂悶。他以前是國民黨青年軍,也擔任過政工,現在卻在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當編輯…傅告訴我,雷震的《自由中國》正受到國民黨特務日增的壓力,『隨時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發生了。我在東京看到報導,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這是一個令人寒慄的消息…傅正被送到綠島,單獨隔離監禁多年,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接觸。」(《自由的滋味》,頁98)   嗣後,傅正於1966年出獄,1986年參與創立民進黨,並於1991年病逝。 胡適紀念館 Hu Shih Memorial Hall   【胡適日記中的彭明敏先生】   胡適經常傾己之力,助濟鼓勵他人向學,借錢給他人,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他認為,「一本萬利,利息永在人間」。如林語堂、陳之藩、彭明敏等人,都接受過他的幫助。   胡適在1961年9月9日的日記中寫下彭明敏的近況,雖然只是記事,但從文句中不難看出胡適的賞識與欣慰:   五十一年前,我和同船的七十多人在舊金山上岸,也正是California的人民慶祝第六十週年的Admission Day。   見的客人之中,有孫觀漢與Harry Schmid同來;有雪艇在此午飯;有彭明敏;有Prof. Martin Wilbur與Mr. Linden同來。 雪艇談外交情形,他是公忠憂國的人,故很愁煩。我們相對愁歎!   彭明敏是本省青年學人,約在1951-52,他得了中基會的Fellowship,要到Princeton Univ.跟Prof. John C. Cooper學「空中國際法」。那時Cooper正要去McGill Univ.創立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Air,我幫助彭君,使他可以去McGill,還使他多住一年,以很高的榮譽畢業,得碩士。他的論文都是用法文發表的,故他去法國,不久即得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他現為NCSD的研究講座)   不到十年,今年他來說,他收到McGill的Dean Scott的信,說The Institute of Air & Space Law(新改名)的第二任所長 (Director) Dr. Roserear要退休了,他們要彭君考慮去做繼任人。 檔案描述:1960年9月5日彭明敏致胡適函 館藏號:HS-NK05-098-003 照片描述:2011年12月17日胡適120歲的冥誕前兩天,彭明敏教授由李筱峰教授陪同前往胡適墓園致意  
陳怡凱 2022-04-08
現在還要「追究責任」嗎?

現在還要「追究責任」嗎?

脈絡整理: NGO3月23日聲明: 「本會認為應追究台東地檢署與承辦檢察官之責任,且法務部部長應就此公開向社會道歉。」 臺東地檢署3月24日新聞稿: 「迄本署查獲為止,偷拍時間長達5年以上⋯迄本署偵查終結為止,共有五名被害人提出告訴。其中A2被害人前往該按摩店10餘次,遭偷拍的全裸影像,留於查扣之監視器主機。」 現在還要「追究責任」嗎?   東檢新聞稿:https://www.ttc.moj.gov.tw/media/276584/111324妨害秘密新聞稿最終版.pdf?mediaDL=true&fbclid=IwAR2OT8P2otQGWNbOYvTK7g8v0ZfKCh9XSDKrLPng-lrngUMRXtwckNH09Ak   司改會聲明:https://www.facebook.com/176765029076/posts/10158785746349077/
陳怡凱 2022-03-24
袁紹心態

袁紹心態

    不需要崇拜鄭立。鄭立有他的洞見,也有他的侷限。對於他的若干發言,我同樣不盡認同,或者,至少會持保留態度。   然而,在臺港關係的議題上,我認為,他的意見基本上是中肯的。他確實已經盡其所能,對他的同胞提出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建議;並且在另一方面,設法引導臺灣人對香港的觀感往正面方向發展。   我的這個觀察,或許跟許多人的認知不太一樣,甚至可能還會有人感到惱怒,覺得他是在害香港,而不是幫香港。   倘若如此,那我也不會意外。鄭立的想法,確實跟許多人有極大落差。本來,人類天生就具有「意見近親繁殖」的傾向,不易接受跟既有認知架構差異太大的意見,尤其是反面意見。於是,對於提出反面意見者,直覺反應往往就是心生厭惡,這是人性使然。   以我的執業經驗來說,能夠坦然讓律師分析不利因素、甚或推翻原有想法的當事人,本來就沒有那麼多。許多人對於律師的期待,是要律師想出一些說法去迎合他,而不是否定他。   而且,這樣的當事人,也總是能夠找到投其所好的律師。   只不過,期待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案件的現實走向,往往不會往那麼美好的方向發展,會撞牆的時候,就是會撞牆。甚者,有些人在撞牆之後,責怪的對象還不會是自己,而是當初勸他不要撞牆的人。舉例而言:田豐勸諫袁紹不要跟曹操打官渡之戰,卻被袁紹抓了起來;等到果然戰敗,袁紹的反應,就是口掉田豐。   當然,如果要質疑,可以說鄭立講錯了很多事啊、有些說法有問題啊、不可信賴啊,諸如此類。   OK,要這樣說的話,我也認為鄭立對於歷史的若干描述有錯、對於時局的一些預判失準、有些說法失之概括、有些概念不夠細緻,這我完全同意。   但是,若以相同標準衡量香港其他許多「知識份子」或「社會賢達」,其犯錯失準走鐘出包的整體機率,我看也沒有比較低。如果要在臺灣的言論市場discredit這位面向臺灣讀者長達十餘年的香港評論者,那麼,被discredit的不會只是他一個人而已。   說到底,那些熱衷於discredit鄭立的人,究竟是因為他「講的內容有錯」,還是因為他「講的內容不中聽」?我認為高度可疑。袁紹對待田豐的心態,在這個世界上屢見不鮮。袁本初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陳怡凱 2022-03-20
德意志漫談

德意志漫談

  說些或許在政治上不太正確的話吧。   坦白說,就國民整體而言,我並不認為臺灣就一定有比德國更良善。德國這個國家,確實擁有許多了不起的國民。而且話說回來,臺灣社會的大多數人,對於發生在遠方的人權侵害,其實也十分冷淡。我們不用高估自己。若說「某個far far away的專制國家作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請盡量不要跟它做生意」,我想,不少臺灣人也一樣會懶得理睬。   不過,「我們不見得有比他們好」是一回事,「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當成榜樣」則是另一回事。長年以來,臺灣社會對於德國的崇拜景仰,已經到了不太正常的程度,足以對世界觀造成不健康的扭曲,尤其在大約十年前的「梅克爾神話全盛時期」達到極高峰,近期才稍有緩和。   如果德國人自己對於梅克爾的國家路線如此欽慕推崇,那還猶有可說。畢竟,德國人確實有從那個路線拿到好處,至少就短期利益而言是如此。   然而,在那個國家路線之下,臺灣的角色主要卻是犧牲者,到底是在陪人家跟風起什麼勁?借用某國的網路諺語:你不是那個「我們」,你是那個「代價」好嗎?   當然可以說:德國有德國的國家利益啊,現實政治就是如此,所謂” Staatsräson”嘛。德國設法把本國的國家利益極大化,這也沒什麼不對啊。   OK,但要講到這個地步的話,德國有德國的國家利益,其他國家就沒有國家利益嗎?你可以追求本國國家利益,那別人就不能也「依自身利益行事」嗎?要講現實政治?那好,若依此論,也許對其他國家而言,對於德國進行必要的提防與反制,那才符合國家利益呢。   臺灣有沒有必要作到那個程度,端視接下來的局勢發展而定,現在還不用逕下斷語。但至少,也絕不能再拿德國那套國家路線,當成崇拜效法的榜樣。關於當代德國所前進的方向,有時候,會讓我想起尼采曾經寫下的一句話: “Noch ist sein Boden dazu reich genug. Aber dieser Boden wird einst arm und zahm sein, und kein hoher Baum wird mehr aus ihm wachsen können.” (拙譯:「他的土壤現在還足夠肥沃。但這塊土壤有一天終將貧瘠耗竭,而再也沒有任何高大的樹木能夠從中生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第5節) 註:引文出處請參留言。   出處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100002620142695/posts/4732457703518188/?d=n  
陳怡凱 2022-03-14
訴諸「環保」名義干預個人自由

訴諸「環保」名義干預個人自由

引用: 「環團也說,環保署也有責任,應考慮限用這些免洗的拋棄式生理用品。」   在我們這個時代,只要訴諸「環保」的名義,不管提倡對個人自由作多大的干預,都能披上一層貌似進步的美麗外衣。這些倡議對私領域的干預程度之深,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且還可以自居「公民團體」。 註:報導出處請參留言。 報導出處: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852871 NEWS.LTN.COM.TW 衛生棉、尿布年產約20萬噸垃圾 環團建議考慮限用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陳怡凱 2022-03-08
難民法與烏克蘭

難民法與烏克蘭

    我不反對臺灣援助烏克蘭,看是要捐錢、捐物資都可以。假如有人同仇敵愾,想要遠赴當地擔任志願者,那也是個人自由。不過,我反對因此通盤修改臺灣的外來人口庇護法制。   如果在臺烏僑因為戰亂而有延長居留的需要,用專案核准的方式就可以解決問題,內政部也已經允諾會核准延長,根本不用通盤修法。訴諸這個名目去推銷修法訴求,兩者的輕重比例明顯失衡。不免讓人懷疑,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考量存在?   更何況,以臺灣有限的收容量能、遙遠的地理位置,是有多少烏克蘭人能夠遠道而來?不讓難民在富裕而廣闊的歐盟諸國就近避難,卻要他們遠赴資源有限、地域狹小、而且位處四戰之地的臺灣,這種訴求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實際上,就算臺灣真的廣開大門,大概也收容不了多少烏克蘭人,反倒是很可能會為有心的敵對勢力,製造一個滲透的破口。至少,也能藉此消耗臺灣的國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就在去年年底,白羅斯才驅趕了數以千計的難民,去衝擊波蘭、立陶宛邊境,讓波立兩國疲於奔命。面對蜂擁而來的群眾,根本無法逐一甄別有多少是真正的難民,更難以善加安置。波蘭政府甚至一度推出優惠政策:只要「難民」願意回家,不但機票全包,還加送一千歐元獎勵金,儼然成為變相的消耗戰。   這是新時代的混合戰術,難民就是武器。難民危機之後,東歐戰爭旋即爆發,要說這是巧合?在這個新局面之下,如果貿然廣開大門,馬上就有陷入人道勒索的危險。如此一來,消耗國力已經是最輕的結果,更有可能會讓有心的滲透破壞者得以乘虛而入,造成新的國安威脅。後果如何,殊所難料。   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處境。我們眼前不再是太平盛世,而是熱戰隨時可能降臨的山雨欲來,連稱之為新冷戰都嫌太過溫和。東歐戰爭只是開始而已,戰略骨牌已經推倒,震盪馬上就會傳到東亞。尤其臺灣更是強敵在側,能否自保亦未可知。真有那麼多人覺得,臺灣適合當庇護天下蒼生的世外桃源?覺得我們很安全,可以高枕無憂?   這是想幫人,還是害人?倘若有變,收容進來的人怎麼辦?   總之,我們必須認清自己是活在怎樣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存亡危機已經迫在眉睫,真的沒有那麼多餘裕,各種政策都要從存亡戰略的角度進行檢視才行。否則,一旦國家滅亡,問題就不會再是如何救援難民,而是我們自己要不要去當難民。   假如我們還活著的話。 註:引用報導連結以及有關2021年難民危機的評論請參留言處。   報導連結: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25992 RTI.ORG.TW 救烏克蘭人 民團促立難民法 在野立委正面看待擬加速推動 救烏克蘭人 民團促立難民法 在野立委正面看待擬加速推動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有關2021年東歐難民危機的評論: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612125260206738/?d=n
陳怡凱 2022-03-02
未必有贏家,肯定有輸家

未必有贏家,肯定有輸家

    戰局方酣,現在斷言勝負為時尚早。不過,有件事倒是可以說上一說,那就是:不論戰況如何演變,烏克蘭內部的親俄群體,都會成為輸家。   毋庸置疑,如果烏克蘭成功守住家園,這些人會倒大楣。畢竟,整個社會在戰爭中承受了巨大的代價,許多人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親友,而且死者當中無疑有不少人是奮勇犧牲。倘若對外眉來眼去者反而能夠安然無事、歲月靜好,那就儼然是讓這些人坐享其成,人心如何能平?   這不是戰後說一句「和解共生」就能解決的問題。原則上,一個共同體對外敵有多勇悍,對內奸就會有多嚴厲。社會強韌度是一體兩面,同時在內外兩個面向發揮效果,沒有辦法僅存其一。   到時候,重點還不是有沒有法律上的處罰,而是社會上的報復。這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人類社會就是如此。   反過來說,即使俄軍戰勝,這些人難道就能飛黃騰達、揚眉吐氣?我想,答案也是否定的。經歷這麼激烈的抵抗之後,征服者不會再信任本地人,不論這個「本地人」表現得有多麼恭順,都是潛在的風險。   當然,統治佔領地還是需要人手,在地協力者仍然會有工作,其中一小部分說不定也會有貌似體面的地位,但他們會在恐懼之下度過餘生。恐懼的對象,不只是「同胞」的復仇火焰,還有「老闆」的兔死狗烹。至於移民他鄉?比較精明的人,在戰爭開打之前就已經逃到維也納之類的地方了,還不是去俄國。   不錯,任何變局都有獲利者,肯定還是會有個別人士找到縫隙,在戰後繼續逍遙自在,但以一個群體而言,這場戰爭對於烏克蘭的親俄派,不啻天降橫禍。說起來,這是非常諷刺的事:以大俄羅斯理念發動的戰爭,卻很可能會造成親俄族群的重大災難,一如二戰之於東歐日耳曼人。   但這要怪誰呢?
陳怡凱 2022-03-01
「戰爭即和平」的註腳

「戰爭即和平」的註腳

近代某些所謂的「和平主義者」有一個特色:他們「反戰」的方式,並不是反對攻擊方發動戰事,而是叫被攻擊的一方任人宰割。 在這種思維之下,倒好像進行攻擊的一方,才是「維持和平」的使者。至於破壞和平的責任?那自然是在被攻擊者身上了,「你害我要花力氣來打你,還不肯乖乖被我打?都是你的錯!」大概就像這樣。 這種思維,倒是可以為《一九八四》裡面那句「戰爭即和平」新增一個註腳。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52939806125286/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 (以上引註頁碼參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陳怡凱 2022-02-26
浪漫時代的消逝

浪漫時代的消逝

    我年輕的時候,在本土化陣營當中,有一種論調相當流行,就是呼籲臺灣要以公投加入聯合國,甚至還要宣布永久中立,把臺灣打造成東方瑞士云云,彷彿如此就能永保太平,不復聞烽火兵革。   這種論調的背後,預設了一種非常浪漫的世界觀,那就是「民主自由」的文明秩序,已經在世界上確定勝利。我們所要作的,只是用貌似符合民主標準的方式,去作一場爭取承認的鬥爭,讓這個文明秩序接納我們,承認我們是符合資格的新進成員。這場鬥爭的戰鬥形式,表現為公投;至於最終實現理想的聖殿,則是聯合國。   然後呢?似乎沒有然後了,彷彿歷史到此終結,以後不會再有根本性的衝突對抗,不需要去考慮這種不會發生的問題。   反正,只要我們有爭取到承認就好,別擔心,文明秩序不會允許有人推翻遊戲規則的,就算真有人膽敢跳梁蠢動,也自然會有人出來主持公道。這就好像是一種當代版本的禮樂秩序想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有周天子在,又何必去擔憂禮崩樂壞?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   當時的後冷戰和平,在歷史長河中只是倏忽一瞬的插曲,烽火爭戰很快就已捲土重來。而且,不論局勢如何演變,有一個事實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改變,那就是臺灣位居地緣板塊交會處的戰略位置。   任何政治共同體只要立基於此,都必須維持前線國家的戰備體制與戰鬥實力,否則無異於自取滅亡,不管是用什麼國號、什麼憲法都一樣,就算改名叫神聖羅馬帝國都解決不了問題。至於有沒有加入聯合國,更非重點所在。聯合國的會籍固然有比沒有好,但也無須太過糾結,更不值得投注太多資源。在不久之後,那個組織的實質意義,大概就會變得跟二戰前的國際聯盟差不多了。   我不是說前人的努力完全沒有意義。在當年,那確實有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促進本土意識的作用。但坦白說,那個倡議方向所立足的世界觀,跟現實世界有很大的落差,彷彿是將英美民主主義、德意志黑格爾哲學與儒家思想的低低配版本,以奇特的方式融為一爐,毋寧是一種「去馬基維利化」的天真想像。   實際上,生死存亡的問題永遠不會消除,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不會,我們若要自存於世,就必須維持抵抗威脅的能力,包括軍事力、經濟力、以及防範滲透的抵抗力,這才是值得投注資源的首要方向,而不是那些符號性質的東西。   說穿了,真到了危急之秋,一百次的公投都不見得救得了我們。至於聯合國的會員資格?敵人發射導彈的時候,會加裝自動繞過聯合國會員國的迴避裝置嗎?   抱持這種世界觀的前人,剛好碰到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乃至於不用面對世界觀的幻滅,但我們卻沒有那樣的好運。要是我們還弄不清楚事情的輕重緩急,繼續抱持天真浪漫的世界觀,我們將無以自保。   如果我們還來得及的話。 註:下圖為筆者的烏克蘭鐵玫瑰。  
陳怡凱 2022-02-24
遊戲失控時

遊戲失控時

    前幾天有一則新聞,淹沒在有關烏克蘭的訊息之海當中,沒有引發太多注意:德國左翼黨(Linkspartei)的國會議員Dietmar Bartsch提出建議,由前總理梅克爾出山擔任調人,去調解烏俄衝突。左翼黨的另一位政治人物Gregor Gysi,則加碼推薦「前前總理」施若德一起去調解,理由是: 「普丁跟施若德說起話來會比較坦誠」(Mit Schröder würde Putin „viel ehrlicher“ sprechen)   由於這些倡議的黑色幽默性質太過濃厚,以至於不太容易分辨到底是認真還是反串。當然,這句話或許也不算錯,普丁面對施若德還真的有可能比較坦誠。畢竟,施若德都已經在像Rosneft這樣的俄國石油公司位居要職了,吃相誇張到烏克蘭甚至一度呼籲歐盟對他進行制裁,也算半個自己人。   只不過,這樣的「坦誠」對誰有利?就是另一回事了。   坦白說,我仍然認為德國是一個頗有可觀的國家,但無可諱言,在後冷戰和平的時代,德國的國策路線在臺灣確實受到了名不符實的過度吹捧。吹捧者主要聚焦於兩點,第一是「人權大國」的進步形象,第二則是因為後冷戰德國揭示了一種「受美國保護,同時跟美國之敵合作」的三角形路線,讓臺灣的有心人覺得「有為者當若是」。   以上兩者,相當程度上都是幻想。德國的人權法治確實有其長處,但也不是某些「進步人士」想像的那個樣子,很多方面更是難以在臺灣移植。至於「三角形路線」,實質上就是向有野心的專制國家輸出技術與資金,用來換取表面上的短暫繁榮。   這是一種養虎貽患的把戲,註定難以持續。遲早有一天,自認積聚足夠實力的掠食者,就會把國際秩序一腳踢開,開始撕咬周邊的獵物。掠食者還不會說是「開戰」,而會說成「維和」。反正,套用《九品芝麻官》的豹頭式邏輯:只要不承認被害者是「真正的國家」,那就不是「侵略其他國家」啦。   後冷戰德國的決策者並不是笨,而是精明。他們看得很清楚:有第一線受害者擋在前面當沙包,後面又有美國保護,儘管可以有恃無恐。反正,就算養虎貽患的遊戲失控,第一個倒楣的,也肯定不會是當年的決策者,何樂而不為?說穿了,這套遊戲的本質,就是一邊以鄰為壑,另一邊禍留子孫,而這也正好就是臺灣某些德國崇拜者想作的事。   至於遊戲失控的情況,現在已經開始了。 報導連結: https://www.welt.de/....../Ukraine-Krise-Linke......……    WELT.DE Ukraine-Krise: Linke wünscht sich Angela Merkel als Vermittlerin - WELT Ukraine-Krise: Linke wünscht sich Angela Merkel als Vermittlerin - WELT
陳怡凱 2022-02-22
「平生遭際實堪傷」:社會性的共犯結構

「平生遭際實堪傷」:社會性的共犯結構

    倒不是要為紅朝說話,但有一點還是要澄清:對女性的擄掠與買賣,在那個社會是源遠流長的現象,並非始自紅朝。像是《紅樓夢》故事一開始,小女孩甄英蓮就橫遭拐賣,幾經流轉,再變成侍妾香菱。「甄英蓮」(真應憐)這個名字,就暗喻著「平生遭際實堪傷」的命運。   這個情節,反映了人口拐賣普遍存在的恐怖現實。《紅樓夢》的讀者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幾個光彩奪目的女性角色身上,卻忘了其他女性身陷巨大的黑暗。當代政權的確有其問題,但若把一切社會現象都歸因於政權,反而會掩蓋更深層的問題。   當然,如果要質疑,可以說《紅樓夢》只是「假語村言」的小說,不能作為實證。這也沒錯,雖然我認為《紅樓夢》是對中華社會的精彩描寫,但小說終歸是小說,那麼,就來看看記實性的記錄。 ---   舉例而言,晚清名士趙烈文(曾任曾國藩的幕僚)在光緒8年(1882年)10月,曾經前往上海旅遊shopping,此行除了買書、買藥、買洋貨,還有一個採購標的,就是買人,他在日記中自述如下: 「余此行意欲買妾,聞滬上人材之眾,必易遴擇」(《趙烈文日記》頁2681,光緒8年10月12日)   隨後,趙烈文找到一個「負累數百金,故不得已鬻妹償付」的俞姓人家(《趙烈文日記》頁2690、2698、2699),買下小他三十三歲的俞氏女。三年後,大概是覺得滿意,於是又加購她的妹妹(《趙烈文日記》頁2834、2841)。   交易當時,俞妹的年齡只有十歲,而且這還很可能是虛歲算法。該說人性未泯嗎?趙烈文把她養了幾年,之後才正式納妾。在他的日記中,對這次納妾作了下列記載: 「張設黛樓西間為合歡所…擬作詩志喜,甫十餘聯,女盛妝出見,為之情移…經行之處,合家數十人夾道聚觀,莫不嘖嘖稱艷…盤旋左右,目不暇給,不意老來有此備福。」(《趙烈文日記》頁3001,光緒15年2月13-14日)   從這段日記可以看出,趙烈文對於買下俞氏姐妹相當得意,而且顯然不覺得這種作法有任何問題。不過,他「盤旋左右,目不暇給」的日子並不長。幾年之後(光緒20年,1894),趙烈文旋即過世,至於俞氏姊妹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   趙烈文生活的時代是晚清,到了民國,狀況也未必好到哪裡去。這個時代去今未遠,老輩的回憶錄可以提供若干線索。以出身山東的作家王鼎鈞為例,他在二戰期間跟著學校逃難,行經河南鄉間時走得比較慢,同行的表姐就叫王鼎鈞在後面自己走,她要跟大隊繼續前進,因為「我是女生,不能掉隊」。   女生掉隊會怎麼樣?王鼎鈞直接給出答案: 「女生不能掉隊。這次河南打仗,河南大學的女生被日軍衝散,有幾個女生落入土豪劣紳手中,起初當然也反抗,後來,就像張愛玲寫的『小艾』,生了孩子,不言不語做母親。」(《怒目少年》,頁195-196)   看起來,這些逃難的女學生對於自己的「同胞」,幾乎就跟對日軍一樣恐懼。由此可見,擄掠女性在當時很可能是普遍的社會現象,至少絕非罕見。   對於女性的擄掠與買賣,反映的是女性地位極低,形同供人處分的物件。在這樣的社會中,即使不是被擄掠販賣的女性,處境也說不上樂觀。對於山東家鄉的社會實況,王鼎鈞作了如下描述: 「對娶進門來的媳婦要千方百計的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沒有個性,沒有自己的人格,做馴服的奴隸,這是做公婆的哲學。鄉下小媳婦挨打多半因為在廚房裡偷嘴,而偷嘴是因為她天天都吃不飽,規矩大,飯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罌粟收成,鴉片煙膏隨手可得,你就聽見這一家的小媳婦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婦也服毒死了。」(《昨天的雲》,頁295)   而且,即使自殺,也不要指望鄉里會有什麼同情: 「母親談了些小媳婦投井自殺的事…母親說,誰家媳婦投井自殺,全村的人都罵死者,怪她弄髒了飲水,不罵那逼死她的丈夫或公婆。」(《昨天的雲》,頁193)   至於性暴力的發生,恐怕也並不少見: 「女子不可單獨進入高粱田…高粱田是現代的蠻荒,裡面可以發生任何事情。一個男子,如果在高粱田裏猝然遇見一個陌生的女子,他會認為女人在那裏等待男人的侵犯,他有侵犯她的權利。」(《昨天的雲》,頁194) ---   綜觀以上記述,對於女性的擄掠也好、販賣也好、虐待也好,在這樣的社會早就行之有年,絕對不是始自紅朝。質疑者或許可以說,這些都是個案或一家之言,但這種現象本來就不可能有通盤的量化統計。倘若沒有統計的事就當作不存在,那就等於是無視現實。   就算是個案好了,這些個案也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貶抑女性,本來就是社會常態的一部份,根植於文化實踐當中,乃至於加害者很可能覺得自己的作法是理所當然的,符合當地的文化價值。   這是一個社會性的共犯結構。如果不正視這一點,那反而會落入另一種迷思:「中華文化本來沒有問題,都是XX黨搞壞了」。這樣一來,甚或會助長對於「前紅朝中華社會」的烏托邦想像,不但悖離歷史事實,而且有害無益。   的確,政權有作惡,但如果「只是」政權作惡,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基層社會竟然有這樣綿密廣泛的共犯結構,讓擄掠或販賣女性的現象一再發生。再強調一遍,我絕對不是說那個政權沒有問題。   我是說那個社會本身就有很嚴重的問題。 引用資料: 趙烈文,《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 王鼎鈞,《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一:昨天的雲》,爾雅2005 王鼎鈞,《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爾雅2005 註:下圖為《紅樓夢》第八十回香菱挨打,清代孫溫繪。  
陳怡凱 2022-02-17
「淨化」的名義

「淨化」的名義

    坦白說,那句「已經放回比較隱密的地方」,聽起來相當不妙。   臺灣的山林地帶,曾經存在遠比現在繁密的原住民部落,隨後在時代變遷下逐漸消逝。這也就是為什麼山上會有日治警察駐在所的原因:有居民,所以要設立行政機構。所謂的「荒野」,其實是別人曾經生活的家園。而且,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戰鬥,像是布農族的玉穗社,就直到1933年才結束最後的武裝抵抗。   這些部落存在的時代,距離當代或許不算遙遠,有些甚至未逾百年,但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卻相當有限。這些人是如何生活?他們跟外來統治者發生了怎樣的戰鬥?檔案文書只能提供一部份的資訊,還往往是統治者的故事版本。其他的,要靠考古證據來填補。否則,單靠檔案裡的記載,有時連確定部落、古道、跟駐在所的位置都有困難,遑論其他。   在這方面,古代人造物的遺留分佈,就是非常重要的考證依據,試以今人對八通關古道馬斯博爾駐在所(布農語:maspor)的研究考證為例: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此駐在所的舊照片,相關文獻記載也極為有限…平台的形狀已經因植物蔓生而難以辨識。當然沒有任何建築物留存,僅有大量的陶瓷破片、酒瓶等,散落在四處。」(《八二粁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路東段史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5,頁142-143)   另外,已逝的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還有一個身分是泰雅部落與古道歷史的研究者,就曾經這樣描述人造物對於部落古道定位的重要性: 「如果發現一條橫切帶狀的晚生植物,那就機會大增。若補上一兩個酒瓶、破碗和陶甕,那就八九不離十。最確定的證明是電話線的『礙子』,那種纏繞電線的陶瓷小設備。」(《找路》,遠流2010,頁114)   這就是後人想要了解歷史實況的方法:靠著一點一滴的線索,力求拼湊出最可能的真實。   然後,有人跑到山上,不分青紅皂白,拿走他們看到的人造物,順便上傳網路公告周知。遭受批評之後,再宣稱「已經放回比較隱密的地方」。   我無法查證所謂「已經放回比較隱密的地方」是怎樣「隱密」法?但聽起來,回復原狀的可能性,似乎是微乎其微。古代人造物的分佈狀況,可能已經被永遠改變。   說起來,這起事件頗能體現許多所謂「進步人士」的行事風格:跑到陌生的地方,以「淨化」的名義動手改變當地本來的狀態,但對在地的背景脈絡或者不理解,或者不在乎。而且,作起事來唯恐天下不知。   當然,不是所有上山的人都這樣,以前述的林克孝為例,他不是泰雅人,但卻奉獻了大量的心力,深入宜蘭南澳山區的泰雅部落遺跡,力求考察曾經在這裡的人們如何生活。借用他的說法:「使這些文化的線索永遠留給未來的人類…這個居住在地球最北的南島語系民族,會像太平洋上眾多同語系的同胞一樣,被珍惜,被欣賞,也被尊重。」(《找路》,遠流2010,頁285)   不過很可惜,他未能完成這個志業。2011年8月10日,林克孝在宜蘭束穗山區探勘期間不幸墜落斷崖。事發迄今,已逾十年。 註:下圖為日治白石警察駐在所遺址,筆者攝於霞喀羅古道。  
陳怡凱 2022-02-14
有關女研究生拐賣案的回憶

有關女研究生拐賣案的回憶

    這篇〈徐州八孩母只是中國人口拐賣的悲慘片段〉所提到的女研究生拐賣案,在數十年前是相當知名的案件。對我來說,這是小時候的恐怖回憶之一。   我第一次知道這起案件,是透過一個臺灣作者的雜記。我讀到雜記的時候年紀不大,究竟是小學高年級還是國中?現在不太確定,但當時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仍然留在記憶裡,揮之不去。讓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被害人的恐怖遭遇之外,還有犯人母親事後受訪時說的一句話: 「俺不知道俺媳婦(指被害人)學問大小,要知道她學問那麼大,俺一分錢不要,也要把她送回去,俺兒子被抓走了,我哭了兩天兩夜。」   這句話所透露出來的意涵自然是:早知道就買一個「學問沒那麼大」的女奴,那樣一來,事情就不會鬧大了。她所懊悔的,並不是對別人造成的傷害,而是挑錯被害人。   這個心態非常惡劣,但不得不說,還真的反映了相當程度的現實。的確,若不是這個案件的被害人剛好是來自上海的女研究生,引來後續一連串的追查,案件破獲的可能性,只能說微乎其微。   原因很簡單:人口拐賣跟性侵在當地不是個案,而是一整個產業鏈,宛然就是社會秩序根深蒂固的一部份。就連前往採訪此案的記者,也同樣深感驚恐,我讀到的那篇雜記描述如下: 「追蹤採訪時,她(指採訪記者武勤英)一下車就要治安人員陪同出動,她說,她真怕走到路上,被人搶走賣掉,這不是笑話…」   被發現的案件,大概只是滄海一粟,肯定有許多被害人,從此在盛世大國的鄉村中永遠消失。數十年前如此,數十年後亦如此。而且,作出這種事的,就是當地的普通人,「一個老實的農夫」。   因為這起女研究生拐賣案,我才意識到,那個國家的鄉土社會並不像主流教育描述的那麼平和可親,而蘊含著相當恐怖的成分。就此而言,這起案件對我認知架構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影響。   對了,我所讀到的雜記,作者就是柏楊,以上引用的段落出自〈人口販賣〉、〈天羅地網〉這兩篇文章,有興趣者可以找來一讀。不過,前陣子聽說有作者的遺族認為那個國家「文明已經進步了」、「已做到扶貧,有飯吃,有廁所上」,所以表示要把他的特定著作停止發行。以上兩篇文章會不會也落得相同的下場?這我就不知道了。 --- 註1:〈徐州八孩母只是中國人口拐賣的悲慘片段〉原文連結請參留言處。 註2:〈人口販賣〉、〈天羅地網〉兩文收錄於柏楊所著《家園》一書,遠流版《柏楊全集》似編於第十冊。  
陳怡凱 2022-02-09
「曲突徙薪」:應該謝謝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

「曲突徙薪」:應該謝謝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

「曲突徙薪」這個成語的典故出自《漢書•霍光傳》,意思是:有人到別人家作客,看到房子的煙囪筆直(火星容易飛出),旁邊還放了木柴(容易著火),就建議改彎煙囪(曲突)、搬走木柴(徙薪),以求降低火災風險。 但是,屋主不以為然,沒有理會這個建議,後來房子果然失火,所幸在鄰里群策群力之下,火勢遭到撲滅。 事後,屋主請客答謝鄉親,卻沒有邀請當初提出建議的那位客人。有人對這種情況看不過去,就提醒屋主:如果早早聽從建議,哪來的火災?屋主這才恍然醒悟,邀請提出建議的客人一併致謝。 同樣的道理,萬華中正選區的罷免危機得以止息,我認為,被罷免人應該好好道謝,不只是因為他們在罷免戰「全力相挺」,更因為他們當初站在你的對立面,堅持罷免制度必須設有相當門檻。 立委林昶佐罷免案9日開票,罷免案未通過。林昶佐隨後舉行記者會,發表感言。(記者方賓照攝)     罷免制度若無相當門檻,就極易成為擾亂政局的仇恨動員工具,而且可能造成少數罷免票輕易否定多數當選票的反民主怪象。這一點,就跟把木柴放在火星亂竄處容易著火一樣,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道理,但卻是被罷免人昔日反對的事。 罷免未能成立,正是因為當年有人頂著壓力,堅持站在被罷免人的對立面。假如採用不設門檻的「簡單多數制」,罷免現在已經過關了。 這一點,應該坦然正視。沒有人能夠事事皆對,承認以往見解錯誤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如果願意坦承錯誤,並向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好好道謝,反而能夠贏得更高的肯定。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沒什麼好謝」。畢竟,當初主張罷免要設相當門檻的論者,也不是要對個人施恩,而是為了國家法制的平允。公事公辦,這是無關個人的事。 不錯,的確如此。但是,這種話只有被感謝的那一方才能說。至於受惠的一方,該感謝的還是要感謝。  
陳怡凱 2022-01-10
有關「戰略模糊」的誤解

有關「戰略模糊」的誤解

  有些人似乎弄錯了「戰略模糊」的意思,以為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意謂著美國在臺海局勢發生劇變時不會作什麼。事實上,這是對「戰略模糊」的一種誤解。 戰略模糊並不是「不作什麼」,而是「讓別人弄不清楚他會作什麼」。這個「別人」既包括對手,也包括盟友。 說直白一點,假如北京覺得美國一定會按兵不動,那戰爭就會爆發,但這是無法肯定的事,而賭錯的成本實在太大。於是乎,理性自利的決策者會傾向於避免輕舉妄動。 反過來說,就美國的角度而言,也不會願意輕易給臺北「必定來救」的保證。這種承諾一旦給下去,很容易讓盟友產生有恃無恐的不健康心態,甚至反過來作道德勒索。臺灣的事,臺灣人終究還是應該要站在第一線。美國對臺灣並沒有義務,即使出手也是施惠,不是本分,這是臺灣人必須要有的覺悟。 這是一種雙向的威懾機制,是霸主的戰略權術,目的在於用最低成本維持符合美國期望的戰略平衡。而且無可否認,這套作法也確實長期維持了臺灣海峽的停火狀態。 不過,這套作法並不是沒有風險。假如對手誤判美國的動向,以為美國真的不會採取行動,而戰果的誘惑又實在太大,那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到底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比較有助於避免戰爭?端視具體情境而定,千古無同局,並不是在什麼情況都合適。 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前線國家沒有「戰略模糊」這個選項,選擇的特權屬於在後方的寬裕國家。前線國家身在風口浪尖,唯一能作的就是表明堅守到底的立場,別無其他。否則,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危險。 1940年,歐陸盟軍潰敗,英國變成前線。邱吉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都堅持拒絕跟納粹德國和談,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個動作一作下去,敵人很可能會解讀成「你沒有決心抵抗到底」。接著,敵人就會想:也許只要稍微打兩下,你就會因為政治壓力而迅速內潰,不會發展成昂貴的大規模戰爭。這等於是誘使敵人產生「戰爭成本低到可以接受」的錯覺。說穿了,就是向敵人宣告「歡迎打我」。 在另一方面,盟友一旦看到前線國家作出這個動作,馬上就會想你是不是要轉換陣營?既然如此,那我為什麼還要幫你的忙?如果你把我提供的戰略資產拿去資敵怎麼辦?甚者,與其讓你首鼠兩端,那我還不如先下手為強,搶先毀掉你的艦隊、機隊、機場、港口、工廠等重要戰略設施。就算你的人連帶送命,那也顧不得了。 你說你可憐?很抱歉,「國家」這種組織不是普世慈善NGO,每個國家都應該優先為本國人的性命負責。人間世就是這樣,有意見的話到上帝面前去說。 舉例而言,法國在二戰一投降,英國就斷然襲擊法國艦隊、殺死大量法國海軍軍人,並且持續對法國進行戰略轟炸。同理,假如臺灣真的作出異想天開的判斷,近在咫尺的龐大駐日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馬上就會變成危險的威脅。 總之,後方國家可以戰略模糊,前線國家卻萬萬不能。否則,無異於主動走進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同時接受雙方的炮火掃射,比面對單向的敵人更加悲慘。而且,後方國家所謂的「戰略模糊」也不是埋頭沙中、無所作為的意思,而是不想讓別人看穿他的底牌。 那麼,問題來了:倘若前線國家也跟著埋頭沙中、無所作為呢? 好問題。那不叫「戰略模糊」,而叫「沒有戰略」。 ---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日本橫須賀軍港,疑似為美國海軍伯克級驅逐艦Stethem號(非軍事專業,判讀可能有誤)。  
陳怡凱 2021-12-29
我們應該從歐美學習的課題

我們應該從歐美學習的課題

台灣確實有必要瞭解歐美各國的制度與思想。原因很簡單:他們是強勢國家,台灣要自存於世,就必須跟人家打交道,對於他們的作法與想法自然不能一無所知。 不過,「瞭解」是一回事,要不要亦步亦趨模仿到底?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很多作法其實不是沒有問題,或者執法成本太高,或者帶有潛在風險,或者兩者兼具,之所以在本國沒有引發大禍,那是因為他們不論在安全跟財富方面都有充分餘裕。 也就是說,人家祖蔭極厚,先人留下來的有形無形資產太多,付得起成本,擔得起風險。有很多他們玩得起的作法,台灣是真的玩不起。舉例而言,像是幾個月前美國選舉爭議那種事,若發生在台灣外有強敵窺伺的情況下,就可能會引來大禍。 歸根結柢,這還是涉及如何理解台灣所面對的處境。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角色是什麼?前線國家。 在發展進程上的角色是什麼?後進國家。 在國族建構上的角色是什麼?新生國家。 這就是我們在世界上的真實地位。 我們需要的,是符合自身處境的作法,而不是「言必稱先進國家」。為了追求虛假的精緻感而模仿他們,這是沒有用的。說穿了,這跟擺拍名牌裝貴族有什麼兩樣? 寒門子弟若想提升地位,需要的是累積財富與實力,而不是模仿富家公子怎麼花錢。人家可以那樣消費是因為人家有錢,我們跟著揮霍也不可能因此躋身上流好嗎?頂多能寄生上流就已經是老天保佑了。 以台灣的角度而言,值得花更多心思的西方思想,反而不是當代歐美那些花俏論述,而是西方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國家萌芽這段期間的論著,像是馬基維利、霍布斯這些人,去看人家是怎麼思考政治共同體的建構?法秩序如何可能?不需要同意他們,更不需要喜歡他們,但至少,人家確實有認真思考政治共同體要如何在險惡情境下生存。 另值關注者,就是二十世紀西方極權主義的血腥歷史,哪些國家撐不住?哪些國家生存下來?撐不住的國家敗因何在?生存者作了什麼?整個通盤想過之後,應該就不至於對我們接下來擁有的戰略選擇餘地有太多幻想。而且,我們面對的情境有可能會比他們更加駭人。在歷史上,東亞的殘酷程度往往跟歐洲不在同一個等級。 這些攸關生存的課題,才更值得我們從歐美各國那邊學習。不能忘記,我們面對的處境跟當代歐美完全不同。倘若捨本逐末,跟人家在那邊玩什麼「xx制」、「xx主義」、「後xx思潮」,能夠一事無成已經算是最好的結果了;假如「有成」,多半會惹出危及台灣生存的禍患。1919年,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以政治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這場演講結束時,說了一段宛如讖言的話: 「不論現在的哪一方取得表面上的勝利,在我們面前的不會是夏日的花團錦簇,而首先會是冰冷嚴酷的極地長夜…當這場夜晚天光漸亮時,現在看似年華燦爛的人們,屆時又會有多少人依然存活?」(拙譯) 我們知道,韋伯發表這場演講之後不久,就在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疫情下病逝,沒有機會見證自己的憂慮成為現實,但他這段話,卻預示了歐洲接下來令人戰慄的遭遇。那麼,等著我們的考驗,又會是什麼呢? --- 註1:下圖為筆者攝於海德堡韋伯故居前。 註2:上引韋伯原文如下: “Nicht das Blühen des Sommer liegt vor uns, zunächst eine Polarnacht vom eisiger Finsternis und Härte, mag äußerlich jetzt siegen welche Gruppe auch immer...Wenn diese Nacht langsam weichen wird, wer wird dann von denen noch leben, deren Lenz jetzt scheinbar so üppig gebluht hat?”
陳怡凱 202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