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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兩種形象

德國的兩種形象

    德國大選日漸逼近,長達十六年的梅克爾總理任期即將劃下句點。我不是德國人,就選舉沒什麼好說,只想以一個臺灣人的角度,談一下梅克爾任期前後,德國在臺灣公眾形象的變化。   就我個人的觀察,梅克爾2005年上任當時,德國在臺灣的公眾形象大體上相當正面,是科學與藝術的國度、深刻思想與精緻音樂的起源、先進法制的領航人(臺灣的法律畢竟深受德國影響,近乎法律人精神意義上的祖國)。「萊茵模式」保護了社會正義與人文價值,與英美的放任式資本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德國人行事嚴謹、待人公平,諸如此類(下略一千字)。   至於梅克爾行將卸任的今日,以上光環即使還沒有完全褪盡,至少也已大為減色。在許多人眼中,德國仿彿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形成相當可議的公眾形象:藉人權民主之名,行與極權國家暗通款曲之實;受美國保護坐享和平,但又不肯承擔起維護和平的責任,反而還對自己的保護人嫌東嫌西;一邊標榜陳義過高的政策(包括但不限於接納移民),另一邊卻又沒有能力為這些政策買單,總是弄得不上不下、烏煙瘴氣…(下略一萬字)。   以上只是我就個人印象所作的歸納,無可避免會有簡化的成分,就當作是為個人的時代經驗作一個素描式的記錄吧。假如有人的印象不是這樣,那也不要緊,每個人對於時代的體驗都不會一樣,無須互相否定。而且,梅克爾是不是一個好的德國總理,並不取決於臺灣人怎麼看她。   如果要問我,我的想法是什麼?我會說,以上兩種德國形象都不見得全錯,但也都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實。2005年的德國不見得有第一種形象那麼好,2021年的德國也不盡如第二種形象那麼壞。在兩種形象之間,與其說是德國變了,不如說是時代變了。「梅克爾的德國」宛然就是後冷戰和平的象徵。這個國家的形象轉變,其實也就是反映了後冷戰和平逐漸破產的事實。世異時移,於是就有了不同的好惡愛憎。   說到這裡,讓我想起幾年前行經德國的一段經歷。當時我跟妻子來到萊茵河谷的美麗堡(Schönburg),旅館在一座小山上,距離山下的車站有段路程。雖然走路要多花一點時間,但反正天朗氣清,我們就順著山徑徒步下山。沿途雜花生樹,綠柳如絲,萊茵河在山下靜靜流動。走著走著,路旁出現一道塗鴉:”Merkel muss weg”(梅克爾必須滾)。   事到如今,梅克爾真的要離開德國總理的職位了,當年的塗鴉者終於如願以償。隨著梅克爾時代終結,這個國家的樣貌將不會再跟先前一樣,不論哪一個候選人繼任皆然。但是,是否會照著我們所期望的方向變化?殊屬難言。 註:下圖為從美麗堡看岀來的萊茵河。  
陳怡凱 2021-09-18
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

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

    我不認為出版社負有「核實作者創作內容」的作為義務。事實上,要證明一項經歷存在或不存在,往往是非常困難的事。倘若一定要「查證創作內容」始得出版,許多著作大概都無法問世。這樣一來,對於言論自由將是非常大的傷害。   不過,沒有義務作「積極查證」是一回事,應不應該作最基本的把關,則是另一回事。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如果作者聲稱的個人經歷或陳述內容,以常識而言明顯可疑(比如具有豐富到不合常理的經歷,包括但不限於飛官),出版社卻仍然選擇以「非虛構寫作」或類似性質的包裝,把這樣的著作推向市場,那就不免讓人質疑,出版社是否根本不在乎自己推出的商品有不符標示或廣告的問題?   這不是用一句「經過改寫」就可以撇清的事。畢竟,就算是「改寫」,也要有真實經歷作基礎。如果沒有,卻以真實經歷自相標榜,那不叫改寫,叫杜撰。   我並不是說出版社一定有法律責任。誠然,要從法律面追究出版社的責任,這相當困難,不論是刑法、公平交易法或商品標示法都一樣,要面臨舉證、成本或其他技術層面的重重阻礙。但這主要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信賴問題。即使消費者很難主張出版社在法律上有什麼責任,卻有理由對其可信度打上一個問號。出版社有出版自由,消費者也有質疑與不信賴的自由。  當然,如果出版社從一開始就註明著作內容純屬奇幻,那我就沒意見。奇幻文學沒什麼不好,《聊齋誌異》也是很好看的。總之,「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陳怡凱 2021-09-12
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

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

    會對著憲政民主國家叫囂「跟塔利班有什麼不一樣」的人,恰恰說明了他們很清楚自己面對的政權跟塔利班完全不一樣,所以才敢這樣大鳴大放。   實則,這種人就是因為知道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受到法治制約,會充分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所以不妨在嘴巴上佔盡便宜,把對方形容成集殘酷、高壓、專制於一身,以彰顯自己的正義鬥士形象。反正,不會真的需要付出什麼成本。   這是一種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專門在不存在嚴重迫害的地方譴責迫害、在不需要全面解放的地方號召解放;但對於真正嚴重的迫害、真正駭人的恐怖,他們卻往往視而不見。這種表演方式,讓我想起喬治•歐威爾對於二戰「和平主義者」的形容:此輩表面上是說民主與極權「兩邊一樣爛」,但攻擊火力差不多全部針對英美民主國家。(George Orwell,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p312)   話說回來,這些人雖然用「塔利班」一詞來攻擊對手,但恐怕也只是為了追求表演效果,而不是真的反對塔利班。說穿了,因為這個名詞連結了許多負面形象,貌似適合罵人,所以被他們拿來當成標籤亂貼,如此而已。   實際上,此輩當中有許多人,甚至還積極主張要跟塔利班的「主要夥伴」交好,恨不得馬上成為塔利班的好夥伴的好夥伴。然而,偏偏就是這樣的人,卻跳出來攻擊別人「跟塔利班沒兩樣」,實在無法不讓人對他們言行的真摯性打上一大問號。   同樣的,這些人雖然反對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但在我看來,也不是真的有心紀念「先總統」。原因很簡單:倘若他們真的有這個心,照理來說,就會把「蔣公遺訓」牢牢記在心頭,奉行堅守不敢有違,尤其是《總統蔣公紀念歌》的最後兩句(如下圖),如果他們還沒忘記的話。
陳怡凱 2021-09-09
戊戌政變中的黑色幽默

戊戌政變中的黑色幽默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出手制止戊戌變法,新黨康有為、梁啟超流亡,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之中有一位名叫劉光第的官員,是個妙人。他是進士出身,曾在大清帝國的刑部擔任主事,性質類似法務部的公務員,也算是法律工作者。   據說,當清廷把「六君子」從監獄拉出去的時候,劉光第基於他對刑事程序的法律知識,以為不會直接處決,至少會有場審判,於是就出言安慰其他人:「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換句話說就是:獄友請放心,我們大清有法制,不會像《國產凌凌漆》一樣走「罪大惡極,無需審判,即刻槍決」那一套。   等到劉光第發現情況不對,自己不是被帶往法庭,而是被帶往刑場,他先是錯愕,繼而大怒:「未提審,未定罪,卽殺頭耶?何昏憒乃爾。」到了刑場,他還跟監斬官爭辯:「未訊而誅,何哉?」、「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   就法律程序來説,劉光第自然是正確的一方,但監斬官當然不會理他。說起來,劉光第從一開始就不是活在一個法治(rule of law)的社會,而是「以法治人」(rule by law)的社會。只有統治者用法律治人,而不是用法律約束統治者。太后要殺你,你卻想跟太后派來的人講道理,有用嗎?沒用。劉光第就這樣橫遭兇死,年僅三十七歲。   這個故事很慘烈,但也頗具黑色幽默的色彩:一個法律人身陷沒有法治的社會、捲入政治敵對的漩渦,竟然還預期統治者會守規矩,好好依照法律程序來辦事,這要怎麼說呢?而且,他最生氣的還不是「你們要殺我」,而是「你們怎麼可以不守規定」。   附帶一提,劉光第的監斬官,就是後來支持義和團的大學士剛毅。等到八國聯軍打爆義和團,剛毅就匆忙跟著慈禧「西狩」,途中「病死」在山西。事敗之後,慈禧怒罵剛毅誤國、死有餘辜,好像最終決策與她無關。   就此而言,倘若剛毅沒有預先「病死」,大概也逃不了被處決的下場。畢竟,在那種政治體制下,監斬官與死刑犯,往往只是宦海浮沉的前後階段。前一個階段的加害者,就是下一個階段的被害人,此乃中華傳統權術的一大奧妙所在。 --- 參考資料: 黃濬,〈汪精衛獄中所聞〉,《花隨人聖盦摭憶》,秀威2014,中冊頁357 《清史稿》,卷464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新銳文創2012,頁113
陳怡凱 2021-08-25
「比較長遠的角度」

「比較長遠的角度」

  George F. Kennan是美國外交界的元老,曾在二戰期間駐德、冷戰期間駐蘇。在他的日記中,有提到冷戰初期的一場晚餐。不過,Kennan不是美食作家,記錄的重點不在於食物,而是現場的對話。   這場晚餐的日期是1950年7月25日,正好是韓戰爆發、美軍援臺一個月後,地點是加拿大駐美大使館。在這裡,Kennan遇見了英國駐美大使Oliver Franks(Franks同時也是牛津出身的道德哲學家)。Franks對Kennan表示:他反對美國對蔣介石的承諾,認為這樣只會把中共推向俄國人的懷抱。   Kennan對此提出反駁:臺灣是整個遠東圖景的一部分,不能僅只被認定為中國問題的一部份。若說為了促使中共有獨立於莫斯科的政策,所以臺灣要給共產黨人,實際上就等於是說,整個遠東、整個西太平洋、可能還包括日本,必要時都要為了相同目的遺棄給共產主義。   Franks則說:英國人是從比較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些事,考量更多的是2000年會有的狀況(British people took a longer view of these things; that their calculations were fixed rather on what the situation would be in the year 2000)。長期而言,中國會比日本更重要,應該要給予更優先的考慮。   Franks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臺灣也好、日本也好、整個遠東也好,有何不可?聽到這番話,Kennan直接表示:「這嚇到我了」(This terrified me),並接著說道:從西方利益的立場而言,中國是一個絕不可能可靠的實體;另一方面,日本倒還有可能變成那樣。   有關兩人對話的記載到此為止,究竟是沒有再談下去,抑或日記未予記錄?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2000年的狀況是怎麼樣,就連接下來的二十年都看到了。只能說,歷史的發展軌跡,似乎跟哲學家的想像不太一樣。   無論如何,事隔七十餘年,回顧前人的這些爭辯,還是有些意思的。 註:以上參照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266   
陳怡凱 2021-08-24
束手待斃的「和平」

束手待斃的「和平」

(設計對白) 「我有一個好方法,可以保證讓你不會戰敗。」 「願聞其詳?」 「你現在直接束手就擒、任人宰割,那就絕對不會戰敗了。」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43243557094911/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20年9月30日  ·  束手待斃的「和平」   公元249年(魏正始十年),魏國太傅司馬懿趁大將軍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出城謁陵的機會,起兵發動政變佔領首都洛陽,史稱高平陵之變。 .   變局發生後,人在城外的曹大將軍仍然掌握相當規模的部隊,而且有皇帝在手,抵抗空間仍然存在。大司農桓範力勸曹爽應該立刻轉往許昌,以天子名義徵調部隊圍攻司馬懿。另一方面,司馬懿則訴諸統戰攻勢,連番派人前往曹營遊說,並要使者手指洛水發誓,強調只要曹爽投降,就一定確保他的平安。 .   想了許久之後,曹爽表示:「司馬先生只是想要掌握政權而已。我可以回家歲月靜好,還是能當幸福快樂的有錢人。」(「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家翁」),於是決定放下武器迎向「和平」。司馬懿首戰即終戰,大獲全勝。 .   結果,曹爽很快就被司馬懿送去見曹操。而且,連曹爽的家人也被殺得乾乾淨淨,「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接下來數年間,司馬氏為了徹底剷除反抗的可能,更進一步發動大清洗,無數人頭落地。 .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覺得非常疑惑,心想曹大將軍就算不是絕頂天才,也不是三歲小孩,怎麼會相信這麼明顯的騙局?竟然會覺得放下武器之後還能安享富貴?沒有武力保護的財富,只會讓別人更想殺你而已。雖然抵抗未必會贏,但總勝過自己走進屠宰場。況且,如果對方真有十足把握,又何必一直來統戰你?我甚至一度懷疑,會不會這整段故事都是勝利者憑空編造,用來突顯失敗者有多麼愚蠢,活該走向滅亡? .   等到年齡漸長之後,我才逐漸明白,無需懷疑史書記載的真實性,也不用覺得曹大將軍特別愚蠢。如曹爽者,可謂大有人在。很多人都像他一樣,寧可選擇束手待斃的「和平」,也不願嘗試前途未卜的抵抗。「放棄自我保護的能力就可以換得和平」,這聽起來是一樁非常甜美誘人的交易,而且貌似符合謹小慎微的風險權衡,對很多人有異樣的說服力。「和平」如此多嬌,引天下英雄競折腰。 .   事實上,也不能說這種想法全部都錯。這樣作的確會帶來和平。畢竟,有一方被趕盡殺絕了,還能不和平嗎?是的,和平會到來,只是不抵抗的一方是不是和平的受惠者,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上引文均出自《晉書•宣帝紀》)
陳怡凱 2021-08-18
多疑與輕信

多疑與輕信

    1883年12月,清法戰爭爆發。翌年(1884),法軍進逼臺灣。當時坐鎮華南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欣然作出這樣的表示: 「聞法又圖臺,此中國之利也;即有竄擾,內地不驚…擬請敕劉督辦(應指當時督辦臺灣軍務的劉銘傳)設法誘之、怒之,優旨懸賞,激勵軍民力戰固守,能使敵牽留於臺,即以為功。」(〈致總署〉,光緒10年6月24日;《張文襄公選集》頁7)   以上這段話,意思就是要把臺灣當成吸引法軍兵力的誘餌,紓解「內地」的軍事壓力,所以說「即有竄擾,內地不驚」;而且,「能使敵牽留於臺,即以為功」,最好讓法軍在臺灣打久一點,多多益善。   從臺灣人的角度來說,張之洞這番話自然引人反感,但從大清帝國的角度而言,此語卻揭示了一個相當冷澈的戰略洞見:大清帝國的本質是一個陸權帝國,核心利益在於東亞大陸,即使領土延伸到太平洋的海島,那也只是邊陲。   倘若遭遇海洋方向的敵人,陸權帝國的首要考量必定是優先確保大陸核心,並把海島當成抵擋敵人的盾牌,盡量吸引敵人火力。假如實力無法兼顧,那就進行戰略收縮,把海島領土捨棄掉。這是大陸帝國理所當然的戰略思維,不會因為所謂「同文同種」而有所不同。後來碰到甲午戰爭,帝國就直接以放棄臺灣的方式,來換取核心部分的延續,任由臺灣人獨自面對日軍的炮火。   然而,在臺灣主張「海權國家會放棄臺灣、應該投靠大陸帝國」的論者,卻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大陸帝國會把臺灣推向火線、再予以放棄的可能。對於海權國家的多疑,以及對大陸帝國的輕信,在此以奇妙的方式融為一體,彷彿只有海權國家才有「放棄臺灣」的問題。   實際上,就地緣戰略的本質而言,島鏈上的社會若想寄希望於陸權勢力的保護,就註定會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佈局。一旦海權與陸權發生衝突,島鏈基於首當其衝的地理位置,肯定會被海權勢力攻擊,再被陸權勢力優先放棄。這個劇本如何發展,晚清的歷史已經示範了一次給大家看。   或者,更深一層來說,追問其他國家會不會「放棄」你的家園,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既然家園是你的,保護家園的責任當然也就是你的,別人無所謂放棄不放棄。別人即使幫忙,也沒有義務不計代價幫忙到底。   說到底,國際政治不是找伴侶。政治成熟的人,本來就不會對其他國家有生死與共、不離不棄的期待,而是會致力於建立可持續的互利關係。說得直接一點,就是維持自己的抵抗意志與防衛實力,好讓別人有繼續跟你合作的理由。這一點,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 --- 註:以上引用之《張文襄公選集》,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1997年版。  
陳怡凱 2021-08-16
「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

「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

    據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的《歷險福爾摩沙》記載,羅妹號事件發生後,瑯嶠「番界」的漢人居民聽聞清軍將發動「討伐」,隨即大受驚嚇,居民的說法如下: 「我們不希望受到官員的統治,至於那些清兵,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好好侍候那些清兵,他們會順手拿東西;如果不給,清兵便擄掠婦女,或殺死我們。他們絕對沒有能耐對抗野蠻人的,終究會戰敗逃亡,到那時候,野蠻人反過頭來找我們這些留辮子的人報復,阻斷灌溉水源,侵擾村莊,弄得大家寢食難安。」(頁203。用詞讓人不快尚請包涵,原文如此。)   等到清軍出兵之後,必麒麟的記錄則是:「軍隊繼續南下,在瑯嶠郊外紮營。那些士兵們自然又打劫附近民家」(頁205),彷彿這就是駐臺清軍的日常。哪一方相對文明?哪一方相對野蠻?還真難說得很。   當然,必麒麟未必是位充分客觀的記錄者,但在James Horn(英國人,受羅妹號船長夫人親友的委託,前往瑯嶠尋找遺骸)的記述中,對於「番界漢人」也有這樣的形容: 「這些漢人生活安定(每年只需繳租金給頭目),清廷出兵的話,只糟蹋農作物,並未能真正制裁野蠻人」(轉引自《歷險福爾摩沙》譯本,頁196)   以上這些描述,讓我想起《漢書》形容漢代有些人寧可到匈奴領地居住:「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由此觀之,當時「番界漢人」與清國官府的關係如何,亦可略見一斑。 --- 註:以上引用之《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為陳逸君譯,原民文化1999年版。
陳怡凱 2021-08-15
布拉格之春後的小故事

布拉格之春後的小故事

    說到捷克,我有時會想起米蘭•昆德拉提過的一個小故事。那是發生在1968年,華沙公約組織以壓倒性兵力掐滅了布拉格之春。有一天,昆德拉開著車,在路上被佔領軍攔下來搜查。   搜查結束後,現場指揮的蘇聯軍官詢問昆德拉:「您感覺怎麼樣?您有什麼感想?」接著又說:「這一切都是大大的誤會。但這會解決的。您應該知道我們是愛捷克人的。我們愛你們!」   蘇聯軍官講話時的態度沒有惡意,也不是嘲諷,但卻讓人有強烈的荒謬感。這意思彷彿是說:因為我愛你,所以我可以使用武力對付你。以昆德拉的原文來說,這種心態就像這樣: 「為什麼這些捷克人(我們是那麼愛他們!)不願意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用跟我們一樣的方式生活?多麼遺憾,必須使用坦克告訴他們什麼是愛!」   這是一種恐怖情人式的政治思維,是情感勒索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這種思維的基本構造如下:因為我對你有感情,所以你應該要順從我的感情;如果你不順從我的感情,那就是傷害我的感情;既然你傷害我的感情,那我就可以正正當當訴諸武力伸張我的感情,用幾十萬大軍從你身上輾過去。一言以蔽之:love justifies violence.   我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是在將近二十年前。當時讀著讀著,突然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是巧合吧。畢竟,就如昆德拉所言:「歷史事件往往乾巴巴地互相模仿」。類似的精神構造,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一再出現。說起來,我對捷克會有一點親切感,大概是從這個小故事開始的。   扯遠了。總之,謝謝捷克捐贈疫苗給臺灣。 --- 註:以上故事出自米蘭•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郭宏安譯,上海譯文2003,頁3至4。至於「歷史事件往往乾巴巴地互相模仿」這句話的具體出處我不記得了,應該是出自《笑忘書》。  
陳怡凱 2021-07-27
危機時刻的決策

危機時刻的決策

    英國能夠撐過二戰前期的不利情勢,有很多重要原因,像是動員全民撤出被困敦克爾克的官兵、打殘投降德國的法國艦隊、以及在不列顛空戰時調度得當,這些都至關重要。另外,還有兩個措施值得一提。   第一,是爭取美援。1940年5月開始,英國就向當時尚未參戰的美國積極交涉,希望能夠取得美國軍艦,即使舊船也可以。若在平時,幾艘舊船對皇家海軍無足輕重,但在納粹兵臨海峽的時候,卻足以攸關生死。   有些人或許以為,取得外援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只要展露自己的慘狀,別人就會同情施捨。事實上,沒有人有義務一定要主動幫誰,即使關係密切的英美兩國亦不例外。外援之所以會到來,是無數人奔走遊說、斡旋協商的結果(邱吉爾在回憶錄中用了一整個章節來談這段交涉)。到了同年9月,兩國終於達成協議,英國取得50艘美國中古驅逐艦,美國則在西印度群島等英國領地獲得99年的海空基地租借權。   這樣的協議,很容易給人「英國割地辱國」的聯想,但事情不能這麼看。英國當時就是需要武器來撐過這段艱困時期,若用平時的標準來衡量這五十艘中古軍艦的價值,就會失去重點。況且,假如連本土防衛都吃緊,又怎麼能再分散兵力到海外領地?反而不如先開放美軍進駐這些地方。這樣一來,即使本土不守,這些海外領地也不至於全部落入德國手裡。   更關鍵的是,此舉讓美國與英國的戰略綑綁更加緊密,把美國往對德開戰的方向更推了一步。表面上,英國只是換到五十艘中古驅逐艦,但實際上,卻是換到了好幾層的戰略布局,其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更遠遠超越物資本身的價值。   至於第二個重要措施,則是大力推動國產武器,包括一度不被看好的蚊式戰機(Mosquito)。這款戰機原本因為木製機身結構而飽受質疑,隨後才因為戰時的迫切需求而迅速投入生產。最後,蚊式戰機所創造的戰果,十分輝煌,被稱為「木頭奇蹟」(wooden wonder)。   當然,蚊式戰機不是沒有缺點,任何設計都有缺點。木製結構有輕巧優勢,相對就有低強度以及易腐朽的問題(後來國府軍帶到臺灣的蚊式就深受濕熱天候摧殘)。但無論如何,英國當時就是需要一款實用、節省金屬資源、可以跟重型機種搭配的輕戰機。蚊式既然符合以上需求,那就是當時的好戰機。   然而,這種在危機時刻作出的決策,涉及的利益與風險往往並不顯而易見,也很難用有形的量化標準來說明。而且,這些因素高度依附於特定時空情境,只有通盤檢討前後的時空脈絡才能看出利弊得失。因此,如果有人對主事者提出質疑、甚至指控,主事者並不容易為自己辯護。反之,用去脈絡化的抽象方式提出大而化之的攻擊,卻要簡單很多。本質上,這就是易於質疑、難於辯護的事。   所以說,危機時刻的決策往往具有高度的爭議性。即使最後成效良好,決策者也很容易落入「將軍百戰身名裂」的下場;假如賭輸了,更不待言。邱吉爾的幸運之處在於:他生在英國。依照他在戰後的回憶,他在戰時的要求總是能夠獲得民意代表的普遍支持,即使有人真的挑戰他的決策,國會也會用壓倒性的表決多數把他們擋下去(When on occasions they challenged us, the Houses voted them down by overwhelming majorities, P357)。對此,邱吉爾深感自豪,認為這展現了英國議會民主經受試煉的能力。   當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敵人,對於這個現象就很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解讀。他們大概會說,這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以及「西方多元社會的欺騙性」,諸如此類。   不過,如果一個社會連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都無法取得足夠強大的基本共識,我懷疑這樣的社會在危機時刻會有多大的生存機率。比如說,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英國在二戰的狀況可能會是這樣的: 「歐陸戰敗都是軍方害的,軍方高層應該抓去槍斃。」 「美國送五十艘驅逐艦就能解決問題嗎?」 「美國要給我們軍艦,但開放西印度群島免談。」 「美國竟然把不要的軍艦送給我們!」 「政府核准使用木頭製造的戰機,不顧程序正義,不顧民眾疑慮,完全黑箱。」 「軍方採購木頭戰機一定是圖利飛機廠商。我在此告發軍方高層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政府不應囿於意識型態拒絕採購德國戰機。」 (下圖為邱吉爾二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 參考資料: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陳怡凱 2021-07-21
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這本書相當好看。作者林承俊是林獻堂的曾孫,描述了不少有關曾祖父的趣事軼聞。雖然多屬生活瑣事,卻也讓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變得鮮活具體、有血有肉,而不僅只是一種抽象立場的化身。今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更讓這本書的出版增加了紀念意義。   以本書所描繪的林獻堂形象而言,「溫和」是最鮮明的人格特質。許多社會運動家都有相當尖銳的個性,態度鋒芒畢露,但林獻堂不是這樣的類型。這位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霧峰林家「三老爺」,行事風格仍然不脫傳統仕紳的色彩。他一方面與日本、國府兩代政權周旋,試圖推進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慷慨好施、廣結善緣。   林獻堂的受惠者範圍極廣,既有達官顯貴,也有販夫走卒。國府到來後,他挺身反對警總強制徵收霧峰鄉民的米糧(頁250);二二八事件時,他也收容了差點被憤怒群眾包圍的未來總統嚴家淦(頁250-251)。就連昔日的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在戰後財務困窘,向這位前殖民地社運人士低頭求援,他也一樣出手相助(頁248-249,也虧得長谷川在總督任內對林獻堂態度還算友善)。   這樣的行為,不能單純只是用「好好先生」來解釋。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仕紳地位崇高,但相對的,也肩負濟弱扶傾、樂善好施的社會期待(雖然實際上多少人作到是另外一回事)。相當程度上,可說林獻堂仍然是在實踐這樣的社會角色。林獻堂是新舊社會之間的演化環節,既是臺灣第一代的社會運動家,同時也是末代的「員外老爺」。   不過,林獻堂也不是毫無原則的濫好人,同樣有他露出稜角的時候。一個著名事例,就是他得知連橫附和總督府的鴉片特許政策後勃然大怒,主張開除連橫的櫟社(當時臺灣的重要詩社)社員資格,並對連橫作出以下指責: 「(連橫)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鴉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13日)   另外,他也曾在受邀前往民眾黨(原版的那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當眾斥責民眾黨人隨地便溺、不成體統,可以想像當時場面之尷尬: 「(蔣)渭水請講話。余先述欽佩議事之熱心…次言自治須由一身自治始,若一身不能自治,我黨、我臺灣何能自治?如目下諸君均在階前小便,於衛生上不潔,於體裁上亦甚不雅觀,此豈非不能自治之明證乎?」 (《灌園先生日記》,1929年11月10日)   然而,不論是他的溫和也好,強硬也好,在當時背景下都有侷限性。議會政治是政治共同體的一種組織形式,要讓這樣的組織形式成為可能,首先必須存在一個足以支持議會運作的政治共同體。國之不存,憲政焉附?而這一點,恰恰就是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解決不了的問題。雖然他花費大半生提倡議會政治,但卻沒有辦法找到屬於自己的國族。   林獻堂應該多少有意識到自己的侷限性,但卻無法提出解決之道。就一般世俗觀點而言,這位豪門巨紳無疑屬於人生勝利組,但他筆下卻時時流露出自認失敗者的苦悶,或許就與這種無能為力的心情有關。從他在1940年的這幾句詩,可以一窺他當時的心境(節錄): 一局殘棋懶再看,誤將敗著欲求安。 此時尚敢圖非分,來日方知更大難。 (《全臺詩》,冊33頁68;原載《臺灣新民報》1940年8月27日第8版)   「來日方知更大難」這句詩,彷彿讖言一樣預示了他後來的遭遇。1947年,他雖然沒有在二二八事件被殺,但也差一點被國府列為叛逆。1949年,林獻堂以治病名義飛往東京,從此終生流亡日本。雖然他在接到蔣介石要他回臺的來信後,可能一度有所猶豫(頁223),但最終還是拒絕重返故土,寧可待在這個他曾與之周旋數十年的國度。   1955年,國府派出蔡培火這位昔日與林獻堂一起對抗日本人的戰友,再次赴日遊說他返臺,向來溫和圓融的林獻堂,作出了決絕強硬的答覆: 「(臺灣)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灌園先生日記》,1955年10月14日)   1956年,這位歷經清帝、日帝、國府三代的臺灣仕紳在東京病逝,年74歲。 (以上引文若無特別註明,均指《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一書。)  
陳怡凱 2021-06-29
疑問的痕跡

疑問的痕跡

      這幾天,看著新聞,我突然想起一件有關香港的小事。   那是發生在九七之前,我不確定是什麼時候,有可能比《大時代》這部戲更早,丁蟹或許還沒有跳下來。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有天電視播報新聞的時候,螢幕上出現一個香港的教育工作者(身份我不記得),表示九七之後會配合北京要求的教學方向,還補了一句: 「教育本來就是要配合政府。如果我是在臺灣,當局要我跟學生講『共X』,我就講『共X』。」(大意如此。原話為粵語,我聽不懂,只是看字幕)。   他說話的口氣很輕鬆、很淡然,但卻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說,就因為他的口氣輕鬆淡然,所以我的印象才特別強烈。這段話讓我突然意識到,教師其實也不見得真心相信他們教給學生的東西。同一個人,如果放在不同的政治脈絡,完全有可能對學生作出相反的教學,而且輕鬆自在、面不改色。   要說這是一種打破世界觀的重大啟蒙經驗,那就太誇張了,沒有到這個程度。當時的我,就只是個小時不了了的小學生(大也未必佳),還沒有什麼自行批判學校教育的能力。這個經驗並沒有刺激我作出什麼論述,頂多只是在心中留下一道疑問的痕跡而已。   要到很久以後,我才逐漸看清,我小時候讀的臺灣國編本歷史教科書,其實也不太可靠,在相當程度上算是一種奇幻文學。而且,當年那些大力痛斥「共X」的人,有許多也換了一百八十度的立場。   至於說,我領悟到「不論視角再怎麼多元,人生在世還是有必須堅持的事物」,那就是更晚的事。從「看山是山」走到「看山不是山」,繼而再走到「看山是山」,已是中年。 (我手邊剩下的老香港物件已經不多,下圖這枚舊版港幣是其中之一。)  
陳怡凱 2021-06-27
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

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

「很遺憾在行動中不是一切都照計畫進行」   6月15日晚上,歐洲盃足球賽事在慕尼黑開踢之前,一名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者(德國籍)駕駛一架印著「拋棄石油」(kick out oil)大字的飛行傘,從空中闖入比賽現場,並疑似失控墜落,造成兩人受傷,傷者分別為烏克蘭籍與法國籍。同時,現場約有一萬四千五百人。   慕尼黑警方已依傷害、違反航管法規(體育場周邊上空為禁航區)等罪名對涉案人士進行調查。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6月16日譴責此舉為不負責任的行動,將人們置於巨大的危險當中(Das war eine unverantwortliche Aktion, die Menschen in große Gefahr gebracht hat.)。   德國綠色和平組織則在推特上道歉,並強調這場抗議絕對沒有想要打擾賽事或傷人的意圖、很遺憾在行動中不是一切都照計畫進行(Leider ist bei dieser Aktion nicht alles nach Plan gelaufen.)。然而,至少到目前(6月17日上午)為止,我看德國綠色和平組織還是把飛行傘翱翔天空的照片掛在推特上,旁邊放著要求福斯汽車放棄石油的抗議標語,似乎仍然捨不得這次行動的宣傳效益。   我實在看不出這樣像是真心要道歉。不過,也許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吧。 參考資料: 南德日報“Was die Polizei über die Greenpeace-Aktion weiß”新聞報導: https://www.sueddeutsche.de/....../greenpeace-em...... 南德日報”Bundesregierung verurteilt Greenpeace-Aktion in EM-Stadion”新聞報導: https://www.sueddeutsche.de/....../fussball-muenchen...... 德國綠色和平組織推特頁面: https://twitter.com/greenpeace_de/status/1404880452545097730   SUEDDEUTSCHE.DE EM-Spiel in München: Polizei zur Greenpeace-Aktion EM-Spiel in München: Polizei zur Greenpeace-Aktion  
陳怡凱 2021-06-17
冷戰時代的空運支援

冷戰時代的空運支援

    純粹從技術層面來說,今天從日本送到的這批疫苗,跟短期內疫情和緩與否關係不大。疫苗檢驗、配送、接種均需時日,接種之後也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產生保護力。對於眼前而言,好好落實生活中的防疫措施更重要。   但就精神層面而言,這批疫苗卻有很大的影響。臺灣實際上是處於類似圍城的狀態,對外取得戰略物資(疫苗)備受阻撓。人是一種需要希望的動物,如果一直看不到獲得外援的希望,堅守圍城的意志就容易動搖;意志動搖,有心人就可能乘虛而入,進而兜售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案。   有論者指出,在各種防疫措施當中,疫苗這項議題在臺灣輿論似乎佔據了過大的討論聲量。在我看來,有些帶起聲量的人,也不是真的要強調疫苗,而是要強調「他們有辦法阻止臺灣取得疫苗」,就像有人直到今天還在叫嚷說,臺灣民眾要有效抵禦病毒侵襲就「只有接受」所謂「安全高效、數量充足」的XX疫苗,言下之意自然是「若不順我的意,我就讓臺灣拿不到疫苗」。   阻撓臺灣獲得疫苗,這不只是生物戰,更是心理戰的一環。在圍城過程中,攻擊方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止防守方從外部獲取補給物資,這不一定是因為個別物資真的會對戰局有立竿見影的影響,而是要讓防守方陷入難獲外援的狀態,如此一來,精神上就容易出現裂痕。今天在桃園機場降落的日航班機,就是要防止這種狀況發生。   這場空運支援,除了防疫之外,同時也是在釋放一個訊息:倘若臺灣有事,東京(還有華府)不會袖手。這一點,跟1948年蘇聯封鎖西柏林之後,美國透過空運補給向莫斯科傳遞不會退讓的訊息,可說十分相似。從各方面來說,這次疫情都是一場類似戰爭的狀態。各方在疫情下的反應,相當程度也預示了戰爭降臨時會有的動向。作為臺灣人,我對日本國家,以及其他所有促成這次援助的人,只能說滿滿的感謝。   相對的,人必自助而後人助,臺灣若不站穩立場,別人也沒有理由要一直幫你的忙。在接下來的驚滔駭浪當中,唯有證明自己是值得援助的盟友,外援才會可長可久。成為某些國家的盟友,它們會在危難時對你出手支援;成為某個國家的國民,卻意味著它想要時就可以對你任意殺戮。究竟如何選擇,就在臺灣人的一念之間。兩個相隔多年的5月35日,正好就是這個對比的鮮明例證。 (下圖為三室戶寺的紫陽花,前疫情時代的某個六月天,筆者攝於京都宇治。)  
陳怡凱 2021-06-04
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

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

    攻擊指揮中心在疫情爆發前就疫苗取得不積極,這是沒有意義的事。姑不論所謂「不積極」純屬誅心,事實上,在本土感染個案大規模出現前,當時面臨的問題是「疫苗過剩」,而不是「缺乏疫苗」。即使先前採購更多疫苗,也極可能會放到過期報廢,當時指揮中心還不斷呼籲民眾施打,言猶在耳,距今不到一個月。只不過,許多人卻表現得好像已經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一樣。   至於說指揮中心就疫苗施打不積極,更屬無謂之論。這是一個自由國家,公權力要對人民身體進行強制存有重重限制,就法律角度而言,疫苗施打原則上只能勸說,不能強迫。然而很現實的,在本土疫情爆發前,大多數人不會有意願承受可能的副作用,這是風險權衡的個人自由,無可勉強,更非國家權力所能左右。除非有足夠迫切的風險,否則「普遍自願施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以我個人為例,在本土疫情開始出現前,染疫風險相對小,我不願意冒險承受副作用;在感染個案開始零星出現、而尚有疫苗開放施打的那幾天短暫窗口期,我則不想佔用掉一劑疫苗,寧可留給更需要的人。這是我的選擇,也願意承擔,就是這樣。   若又質疑說,指揮中心為什麼不採辦「沒有副作用」的疫苗?那麼,大概只能說「查無此苗」。所有藥品都有風險,關鍵只在於風險孰重孰輕。尤其針對起義三鎮肺炎的疫苗,以藥品動輒需時數年的開發週期而言,可說是在相當短促的情況下投產問世,既要有效又要沒有副作用,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   無論如何,英國在大規模施打AZ疫苗之後,疫情明顯趨緩,這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指揮中心並沒有採辦不合格的疫苗給大家。如果AZ疫苗真的不合格,歐盟現在就不會起訴控告AZ公司,要他們趕快多交貨了,難道是為了幫律師業紓困而刻意打官司嗎?至於說,如果有人宣稱其他家的疫苗穩定有效又沒有副作用,即使只是基於常識,大概也還是對這樣的說法有所保留會比較好。   更何況,如果把視角拉大到全球,在舉世陷入疫情的狀況下,藥廠合理的作法會是什麼?我想,第一應該是滿足本國需求,第二則是優先配置給疫情嚴重的國家。先前台灣既然沒有大規模的本土疫情,在對外的交涉爭取上,自然就會比較缺乏著力點。設想一個假設情境:倘若現在有個疫情遠比台灣輕微的國家,截走本來可以出貨給台灣的疫苗配額,我們會怎麼看待那個國家,人家先前就會怎麼看待我們。   當然可以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本國利益高於一切,即使其他國家疫情慘重,台灣先前還是應該爭取更多疫苗」。OK,雖然這種說法很殘酷,但我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畢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就是霍布斯意義下的自然狀態。事實上,我也相信,承辦人員先前已經卯足全力在爭取疫苗。能有這樣一個立功露臉的機會,為什麼不要?   問題是,你講你的國家利益,別人也有別人的國家利益(歐盟甚至都動用訴訟對藥廠施壓了)。即使不談國際之間的馬基維利遊戲,就藥廠的角度而言,一樣是出貨,會先出給疫情迫切的國家,還是給先前幾乎沒有本土疫情的台灣?設身處地想,如果我是談判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又要怎麼說服藥廠,把可以在其他地方救命的疫苗出貨到台灣?何況先前連已經到貨的配額都還沒有打完,而且本來還極可能會擺到過期?   雖然我不知道公部門對外磋商的內情,但就一個以代客戶出面談判交涉為業的人而言,我認為承辦這項交涉很難,非常難。能夠在這樣艱困的情況下,還陸續爭取到目前到貨的疫苗,已經堪稱相當不容易的成就,不是用一句「不積極」就可以形容的。   用這種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去譴責主事者,雖然可以提供一種貌似簡潔易懂的歸因與歸責:「我們現在會沒有疫苗,都是那些人『不積極』的錯。」但事實上,卻是以扭曲整個前因後果為代價,對於事態的理解與問題的解決,均無補益。   更進一步想,如果連距今不到一個月的事,都可以假裝失憶把事情反過來說,就不難想像幾年之後,關於這場疫情會有多少奇怪的說法了。
陳怡凱 2021-05-26
總統的抱怨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總統的抱怨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在漫長的訴訟之外,蔣經國日記終於在2020年公開,得以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近日出版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林孝庭著),就是以這份日記作為主要研究素材。本書除了爬梳日記之外,還將其內容與浩如煙海的眾多史料交互對比。不論是否同意本書的論述,還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用功之深。   就本書呈現的蔣經國日記而言,一個鮮明特點是對於美國的強烈厭惡。日記中充滿大量對於美國的抱怨,幾乎與蔣經國來台後的人生相始終。1953年,美國國務院與五角大廈聯名邀請蔣經國訪美,並由艾森豪總統、杜勒斯國務卿(John Foster Dulles)等高層親自接見,照說是美方對其禮遇的表示,蔣經國在日記中對此的反應卻是「內心是如此沉痛耶!」、「余在赴美之前夕反感沉重,此心此情,何人知之耶?」(頁204-205)。   蔣經國對美國會有這麼強烈的排斥,這與國府在台的基本格局有關。國府台灣是一個極度依賴美援維持的政權,不論是在經濟面或軍事面。說穿了,國府在台灣就像是借用別人的本錢作生意。如果沒有美援,殊難想像國府有可能在台灣站穩腳跟。   相對的,美國也透過援助的機會,深深介入國府的施政,不下於債權銀行嚴密監控接受紓困貸款的公司。在財政方面,美國對國府的預算持續監督,以求投資的每一分錢都能發揮美國期望的效果(頁382)。在軍事方面,美國既要確保解放軍無法衝過台灣海峽,又要防止蔣氏父子拿著美援武器「反攻大陸」,將美國拖進他們無意涉入的大陸戰事。舉例而言,1965年,蔣中正派遣蔣經國前往華府,遊說美方支持國府的「大火炬五號」反攻計畫,冀圖進攻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五省,就被美國以冷淡態度拒絕(頁112-113),甚至換來白宮高層「失去理智且與現實脫節」的嘲諷評語(頁174)。   這種「被債權銀行嚴密監管」的處境,自然讓蔣氏父子極度惱火。「升米恩,斗米仇」的古老格言,在國府與美國之間再次得到印證。另一方面,北京也極力離間台北與華府的關係。1957,北京透過香港的紅色文化人曹聚仁傳話,勸誘國府接受北京領導下的「自治」,還允諾「負擔台灣的軍政經費,一如美援之額數。」(頁422)。1958年,北京又再次透過香港傳話,表示毛澤東承諾「只要蔣介石切斷與美關係,北京願意將大陳島歸還台北。」(頁425)。   在此,兩蔣雖然對美國抱持強烈憎惡,但還是發揮了權謀家應有的正常判斷力,沒有接受北京的利誘,繼續強忍怒氣與美方合作。不論在主觀層面對美國有怎樣的感受,在客觀層面,美國的支持都是維繫台灣存續的必要條件。至於北京的「承諾」價值如何?兩蔣問題雖大,但也還沒到會對此心存幻想的程度。打個比方:如果一家公司因為跟主要債權銀行鬧不愉快,就接受「打開大門放任強盜搬走所有資產」的提案,天下寧有是理?   相對的,美國也對蔣經國頗有懷疑,既對他濃烈的特務色彩深感顧慮,也對他歷經蘇聯調教的背景充滿忌憚。1953年蔣經國訪美時,杜勒斯國務卿就直接警告這位客人,在處理情報與安全議題時的手段「有一點粗暴」(a little rough,頁207)。二十年後(1973年),美國注意到台灣與蘇聯暗中接觸,季辛吉國務卿更曾當面質問國府駐美大使沈劍虹,蘇聯是不是曾經向台北提議租用澎湖群島?讓沈劍虹當場大吃一驚(頁196)。   換言之,美國一方面對蔣經國的人權記錄頗感不滿,另一方面又擔心他會開著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投效共產陣營。華府對他既合作,又懷疑,同時緊盯蔣氏治下的台灣核武計畫。然而,對美國非常反感的蔣經國,卻終究在極度的隱忍克制之下,未與美方全面決裂,頂多只是在日記中寫抱怨文發洩情緒。   就地緣政治而言,位處第一島鏈的台灣如果與掌握制海權的美國為敵,就等於是戰略自殺。這是台灣的基本戰略格局,不因執政者更替而改變。倘若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將不會憚於對台採取反制,而且大陸政權也不會有力量阻止美方的行動,正如九一八事件時按兵不動的國府中央軍。蔣經國跟少帥不一樣,他擁有水準之上的戰略判斷力,以及壓抑自身反美情緒的過人自制力。終其一生,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仍然是一個以親美路線為基底的政體。   就隱忍情緒的自制力而言,蔣經國很可能更勝他的父親。不論他年輕時原本是怎樣的人,在史達林治下充當人質的生涯、以及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主掌情報的經驗,都足以讓他鍛鍊出極深的城府。蔣經國日記的記載,顯現出他極善於隱藏自身的真實感受,擁有類似臥底特務那種可以一邊厭惡某人,同時又對其熱絡交好的能力。   舉例而言,曾經擔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的美國高階情報官Ray S. Cline,與蔣經國相交多年,曾經時常與蔣喝酒、出遊,外界普遍認為他是蔣的摯友,蔣經國甚至聘請Cline的妻子為其擔任英文家教,堪稱通家之好。但在蔣經國日記當中,Cline的形象卻是「輕浮」、「淺薄」、「無知無能驕傲自大的美國人」(頁90-91)。   多年相識尚且如此,其他交淺言淺的往來對象更不待言。1967年蔣經國訪日,日方備極禮遇,除了天皇接見之外,還安排蔣經國檢閱自衛隊儀隊,動員維安警力多達一萬七千人,往來氣氛熱烈,但蔣經國日記對此行的感想卻是「(對日本)仇恨之心深重而傷痛,愧對先母在天之靈」(頁280-281)。1973年,李光耀訪台,蔣經國親自陪同遊覽台北故宮、陽明山、日月潭等地,貌似賓主盡歡,但日記中對李的評價則是「非善類之人也」(頁313-315)。   如果說,對自身感受的隱藏壓制也算是一種藝術的話,蔣經國無疑是這門藝術的大師。不論他有怎樣的想法或情感,都會基於理性自利,嚴格依照現實利害行事,不受個人好惡所左右,宛如一台冰冷精確的權力機器。   於是乎,這也造就了一個相當微妙的現象:他的政治決策往往會產生與其個人感受相反的結果。他對美日厭恨殊深,但卻讓「不沉的航空母艦」持續站在美日陣營;他是大中華主義者,但卻強勢抵抗北京的統戰;他對民主化並無好感,也確實在白色恐怖期間執掌情報,但卻不得不在晚年放鬆打壓力道,只能在日記中發出「(選舉)不能不辦」的抱怨(頁329)。   這種「內在感受」與「外在行為」的背反性,讓解讀蔣經國平添了不少困難。他就像一個站在台上持續數十年的演員,角色與自我來回交織,不同面相錯綜並存。到後來,已經不容易說清楚哪些表現是角色設定?哪些是真實的自我?他的後繼者先總統李公,在卸任後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這句話也未嘗不能適用於蔣經國。   即使到現在,解讀蔣經國也仍非易事。即使日記解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內容也仍然必須謹慎以對,不能照單全收。如上所述,蔣經國是一個極善於隱藏自身想法的人,而且他顯然意識到,日記可能會被其他人檢視(不論是時人或後人)。現存日記所呈現的,不一定是(或者說,一定不是)蔣經國的真實全貌,毋寧只想他想讓我們看到的面向。   比如說,現存的蔣經國日記,1942年的若干頁數已然不見,而那些頁數所對應的日期,又極可能與章亞若有關。再者,蔣經國還特地在1942年日記本首頁註明: 「翻閱舊日記,發現(民國)卅年及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頁17)   補註以上這段文字的時點是1954年,正值蔣經國在台執掌情報工作期間。是啊,「實為奇事」。日記裡的這些頁數,是誰「偷撕」的呢?蓋棺容易定論難。往後,有關蔣經國的爭議,大概還是會持續下去。 註:以上頁碼均指林孝庭著,《蔣經國的台灣時代》,遠足2021  
陳怡凱 2021-05-24
逆向淘汰的演化力量

逆向淘汰的演化力量

    去年疫情初起時,我曾經寫過《通往坎尼之路》這篇文章,談的是羅馬怎樣弄到在坎尼之戰大敗的歷程。今天不妨再作一點補充:在坎尼率軍迎戰漢尼拔的兩位羅馬執政官當中,保盧斯戰死,法羅則統率殘兵脫離戰場。   不過,等到法羅回到羅馬時,不但沒有被懲罰,反而獲得熱烈歡迎。隨後,法羅仍然在羅馬政界持續效力。儘管在他的指揮下,羅馬折損了多達約七萬人的部隊,但共和國並沒有對他施加懲罰。的確,這可能與法羅的個人政治實力有關,但不只是他,共和時期的羅馬本來就鮮少誅殺戰敗的指揮官,包括在坎尼戰前被撤換的費邊也是如此。   這一點,是羅馬與迦太基的一個重要差異。在迦太基的歷史中,不乏誅殺或整肅敗將的案例。雖然不能排除我們所知的迦太基歷史有被勝利者刻意醜化的可能,但連漢尼拔這麼偉大的軍事統帥,在戰敗後也落得流亡自盡的下場,這起事例本身就說明了,迦太基的政治文化確實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   畢竟,即使戰敗,指揮官也是為了國家站在前線承擔風險的人,身上的負擔比安處後方的人大太多。如果順風順水時當作是應該的,逆境出現時就要痛下殺手,弄出一個「將軍百戰聲名裂」的局面,如何能要求將領繼續效力?這樣作,除了讓後繼指揮官畏於決策、並加深政治傾軋的殘酷程度之外,毫無意義。   從事後角度說指揮官有哪裡不對,那是很容易的事。後見之明者已經知道事態發展的歷程,知道是哪一個風險因素出問題,可以居於資訊優勢指出「當初如果怎樣怎樣,事情就會不一樣」。但是指揮官作決策的當下,是在渾沌不明的「戰場之霧」當中作決定。有大量的風險因素以動態模式同時存在,而每個人的注意力與可調度資源均屬有限,勢必不可能兼顧每一個環節。如果處處都當成重點,那就等於是沒有重點;只要在佈署上有重點,沒注意或被低度注意的環節就一定會存在。不論再怎麼能幹的人,都是如此。   所以說,決策從無失誤的指揮官,在現實世界幾乎不存在。只要是人,就會有疏漏。只是優秀的指揮官對於局勢會有比較正確的通盤評估,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有較大機率降低失誤的規模,並在失誤發生後盡量修補而已。回顧歷史,幾乎每一個名將,只要記載夠充分,其個人生平都有一筆又一筆的失誤史,但也無礙於後人對他們成就的肯定。唯有永遠在臺下鼓譟的事後諸葛,才可能常保不敗。   不過,如果依照某位國會議員的標準,大概沒有一位名將可以免於槍斃了吧。什麼叫逆向淘汰的演化力量?這就是一個絕佳的示範案例。 --- 註:有關坎尼戰前的背景,請參拙文《通往坎尼之路》,於茲不贅。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pad.of.an.attorney/posts/219558576130077  
陳怡凱 2021-05-10
不夠強大的善良,沒有效果的卑屈

不夠強大的善良,沒有效果的卑屈

不夠強大的善良,沒有效果的卑屈   昨日(5月4日)發佈的《致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一封公開信》,涉及相當麻煩的法律問題。臺灣現行《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4條第2項規定:「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而且,不論《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抑或《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辦法》,都沒有規範院士資格的退場、除名、或取消方式。   我想,當初擬定制度的時候,應該根本沒想到背負終身名譽職的人會作出這等事來。其實,也不只是這個個案,近年光怪陸離的案例陸續浮現,連院士在美國犯罪被抓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人外有人,我不敢說臺灣現行法制下一定找不到解套方式,只能說我目前沒有想到。但若真的已經到了制度的極限,就只能訴諸修法一途。   另外,看到這則五四公開信,倒是讓我想起了一則小故事。胡適來臺擔任中研院長之前,曾經當過北京大學的校長。依據時任北大教授季羨林的回憶,有一次他在校長辦公室與胡適會面。這時,有位學生闖進辦公室,希望胡適不要離開,還表示「北平解放後,(新政權)將任命他(胡適)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   聽到這句話,胡適只是笑了笑,說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胡校長沒有接受利誘,也沒有向國府通報這位很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學生(《季羨林談師友》,香港三聯2006,頁128)。   雖然在世人眼中,胡適往往呈現出一種貌似不通世務的迂腐書生形象,但在我看來,胡校長其實相當精明。他非常清楚,倘若真的投靠過去,等到統戰價值用盡後會發生什麼事。那句「人家信任我嗎?」,不是一個傻書生有辦法說得出來的話。另一方面,他不向國府通風報信,這也是基於校長身分的堅持。畢竟,政治立場歸政治立場,人際關係還是有些必須遵守的道義。   後來的歷史發展,也確實證明那些投向新政權的粉紅知識分子有多麼天真。他們的待遇隨著利用價值同步遞減,一開始奉如上賓,繼而呼來喝去,接著就是踩在地上踐踏了。卑屈合作不但沒有發揮效果,反而讓自己在後續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中,被鬥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剩下後人(如果有的話)在幾十年後,發出「往事並不如煙」的哀嘆(然後再變成禁書)。胡適的高瞻遠矚,由此可見。   當然,不用過分美化胡適,他有他的侷限,也不是沒有黑歷史。他的貢獻主要是在學術領域,以及基於善意而對別人的私下幫助,受惠者遍及天南地北,既有彭明敏,也有張愛玲。至於在政治上,他的努力大部分歸於徒勞。自由主義的理想,在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場泡影。洪水席捲故國的時候,他只能跑路自保。後來在臺灣,與他關係良好的雷震「觸怒龍顏」下獄十年,他也無力營救。胡適的筆桿,終究沒辦法跟槍桿硬碰硬。如果要質疑,確實可以說,他的善良不夠強大。   但即使如此,相較於某些出賣學生的教育官僚,胡適這種「不夠強大的善良」,似乎也還是比那種「沒有效果的卑屈」高貴得太多。 《致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一封公開信》原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sunnycheungky/posts/295157992099125  
陳怡凱 2021-05-05
寬裕者的被虧欠感

寬裕者的被虧欠感

    我是在上個世紀末進入臺大法學院就讀。當時,臺大在公館的校總區對面,有家名叫二十一世紀的炸雞店,宛如學校的地標之一,有時候也會當成相約的會面點。我記得,那個時候網路上有流傳一個冷笑話:有位學生要趕去赴約,就跳上計程車跟司機說「我要去二十一世紀」,但這位司機對那一帶不太熟,聞言愕然不解:「同學,我開的是計程車,不是時光機。」   當然,隨著時代流轉,不需要坐上時光機,我們就被帶到二十一世紀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想不來都不行。不過,顯然有些來自二十世紀的人們,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很不滿意,覺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國際觀、日子過得像是在養老、兒媳婦還像「娘娘」一樣的舒服,諸如此類。   年輕世代有沒有人符合以上描述?這不是重點。不管哪個年齡層,都可以找得到對國際現實坐井觀天、而又有足夠財富悠閒度日的人,所以爭執這一點根本沒有意義。重點在於,這種發言其實暴露出一種忿忿不平的心理:覺得被時代虧欠,好像這個世界對不起他。「為什麼我過得這麼辛苦?你們年輕人憑什麼過得這麼舒服?」大概類似這樣。   事實上,就我個人的觀察,抱持這種心理的人,生活條件相對寬裕者不在少數,甚至不乏社經地位優渥的人物。倘若時代真的有虧欠了誰,那主要也不是虧欠他們。然而,非常奇妙的是:這種「被虧欠感」卻往往在許多日子過得不錯的高齡個案身上出現,並演化出一種過度反應的心理防衛機制,讓他們對於年輕世代抱持鄙薄排斥的態度。而且,在傳統厭女文化的推波助瀾下,惡意的矛頭更容易指向年輕女性(像是所謂的「娘娘」)。   這不是好現象。這種心態會形成一道高牆,讓這些個案更不容易(或不願意)理解年輕世代的實際生活是怎麼回事,也難以瞭解年輕世代有哪些困難與負擔。這樣扭曲的認知架構,又會形成一種封閉的負面循環,讓他們心中那種「你們年輕人過太爽」的確信得到進一步強化,也更加刺激本就忿忿不平的被虧欠感。於是乎,久而久之,這些個案對於社會的理解,就會越來越像是出自平行時空,越來越缺乏現實感。   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排斥長者的意思。每個人都會變老,而且我自己也不算年輕。以上只是基於我對某些個案的觀察,作一個概括描述而已,並沒有要普遍適用於所有長者。   事實上,能夠敏銳洞悉時代變化、進而有所作為的老人,在歷史上比比皆是。舉例而言,1203年的時候,高齡九十幾歲的威尼斯執政官恩里科 · 丹多洛(Enrico Dandolo),就掌握了難得的戰略機會窗口,親自率軍攻陷君士坦丁堡,一舉改變中世紀歐洲的戰略局勢,奠定威尼斯作為海洋貿易國家的霸業。誰說老人不能開創新局呢?動輒訴諸年齡作為劃分的依據,挑起無謂的世代對立,這種作法實在應該盡快揚棄了。總之,年齡從來不是問題,有沒有理解社會變遷的現實感?這才是問題。 註:下圖為Dandolo的墓碑,原墓於1453年鄂圖曼軍隊攻破君士坦丁堡時已遭破壞,現僅於原地設置墓碑作為紀念(筆者攝於伊斯坦堡,聖索菲亞)。  
陳怡凱 2021-04-21
核能風險論爭的怪象

核能風險論爭的怪象

    福島核電廠的廢水排放,這具有相當的環境風險,是一個需要謹慎正視的問題。不過,同樣需要正視的問題是:其他許多核電廠,同樣也會排放具有放射性物質的廢水。這是運作需求使然,總不能又要核電,又要電廠把廢水永遠封在廠內。以臺灣的現行法制為例,《游離輻射防護法》第9條第1項也只是說「輻射工作場所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者,設施經營者應實施輻射安全評估,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而不是說絕對不能排放。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這終究是行不通的。   當然可以說:「其他核電廠排放的是正常運作產生的廢水,符合安全標準;至於福島擬排放的則包含三一一核災污染的廢水,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確實,這是一種具有相當說服力的說法,我也覺得不無道理。   然而,一旦講到這個層次,論爭重點其實就已經從「反對福島排放核廢水」,變成「反對福島排放『不符安全標準』的核廢水」,防線出現了微妙的位移。接下來,如果對方拿出論據,表示「我們已經把核災廢水處理再處理、稀釋再稀釋,完全沒有安全疑慮,甚至比你們家排放的還要安全」,那該怎麼辦?從論爭的角度而言,基本上就只剩下兩條路:第一,讓第三方專家來檢驗,大家對檢驗結果願賭服輸;第二,不論專家意見怎麼說,都認定安全風險太高,堅持反對。   要注意,雖然第二條路聽起來貌似賭氣,但我並不認為這絲毫沒有合理性。畢竟,人類使用核能的歷史不滿百年,在歷史長河中無異於短短的一頁。放射性廢水排放後會有怎樣的長期環境影響?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檢驗。在客觀分析之外,同時也承認自己認知的侷限性,承認世界上可能仍有未及分析的風險,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如果選擇第二條路,那麼別人也不免會進一步追問:你質疑我的核電安全性,那你的核電就安全嗎?你說我的專家意見不可信,那我為什麼要相信你的意見?你用這種態度來質疑別人的核電,別人也完全可以用一樣的態度來質疑你的核電。最後,這終究會全面動搖對於核電安全性的信賴。       毋寧說,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既然這麼怕核電相關風險,是不是乾脆不要用核電算了?省得在那邊提心吊膽。說直接一點:如果連經過專家背書安全性的廢水排放,都覺得風險高到不願冒險,卻還支持在地震帶弄越來越多的核子反應爐,這種風險評估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說起來,「支持核電」也好,「反對核廢水排放」也好,贊不贊同是一回事,但都還不失為可以理解的立場。但若是一邊支持核電,另一邊又堅決反對排放核廢水,就不免讓人懷疑,這個風險評估的標準到底在哪裡?借用中國電影《讓子彈飛》的台詞來形容:「你左手的意思我懂,右手的意思我也懂。兩隻手這麼待著,我看不懂。」這種左右手立場不一的姿態,是臺灣核能風險論爭的一大怪象。   附帶一提,就已知的歷史記載而言,臺灣第一次成功進行的核實驗,是發生在1934年,由時任臺北帝國大學物理學教授荒勝文策,在臺大二號館的加速器中成功撞擊原子核。歲月悠悠,八十七年就這樣過去了。
陳怡凱 2021-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