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家書給鐵藍家人，是的，他們就是那10%閉眼也要投給國民黨的鐵粉，我也想放棄！但是，這個逼人的時局，一票都不能放棄啊！艱困選區也是要努力下去，邊寫邊哭…… 親愛的家人， 以下這段話，可能很逆耳，但對我們這一代、下一代來說，真的是生死存亡戰，所以我還是得說，相信你們看中天，一定認為香港年輕人是暴民，警察只是除暴，但是，我想請您關掉電視，摸著自己的心，想想：我會願意犧牲生命上街嗎？ 如果不會！是什麼把香港人逼到願意放棄生命也要抗爭到底？ 我知道，你們對中國有情感，中國沒有不好，不好的是中共，是當年把國民黨打到台灣，讓我們長輩被迫與家人分離的「中共」，而香港，現在就是在對抗曾經答應他們一國兩制，2047年前香港不變的中共！現在，這個中共，正在對台灣散播和平協議，一國兩制的美夢…… 香港人，在用他們的生命與血淚，告訴我們，一國兩制不可能，中共答應保有的宗教、政治、經濟不變，不可能做到！ 香港人，在用他們的生命與血淚，告訴我們，一國兩制不可能！（法新社）   誰希望自己的兒女，上個街，人就被自殺了？香港這3個月，死亡案件高達2537起，平均一個月800多起，平均一天將近30人死亡。他們一些才15.16歲，被香港警察強暴後，全裸丟到海裡，媽媽在一個月後，墜樓被自殺。更不用說斷手斷腳的。 你說香港人怕不怕？怕！但是他們還是上街，為什麼？ 因為回歸這20年來，他們被中共壓迫受夠了！他們看醫生，要排半年以上，因為中國人享用他們的醫療。他們小孩買不到奶粉，因為中國毒奶粉，中國人都來香港買。他們不能真正選他們想選的人，因為被中共控制…… 我們想台灣變這樣嗎？ 我們想我們的子孫，因為我們現在投錯票，將來得上街，可能一去就回不來了？我真的想都不敢想……你說，誰叫那些人要當暴民，乖乖就沒事？ 不！他們上課上到一半被催淚彈攻擊，他們只是在家吃個飯，催淚彈擊破窗戶掉到客廳，整個家煙霧瀰漫，只能逃跑！他們帶小孩騎腳踏車逛街，就被警察攔下，說是非法集會，孩子被嚇得大哭！他們穿個夾腳拖，下樓買東西，就再也回不了家，被抓前還要先大聲呼喊：「我是xxx，我生性樂觀，不會自殺！」，因為他們知道，這一去可能不會再回來，我們在螢幕前看的，可能是他們生前最後的身影！他們都很乖，他們都沒做什麼！ （影片為：港警強行逮人!女示威者對鏡頭報姓名住址：我性格樂觀、不會自殺！） 我知道，這一切，仍然讓你們覺得，跟支持國民黨有甚麼關係？跟支持韓國瑜有甚麼關係？關係在於我們跟香港的距離，就在這一票！ 請看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葉毓蘭，負責控制警政系統！投共將軍吳斯懷，擁有取得向國防部調資料的權力，將我們國防機密交給中共！支持武統的邱毅，以國會議員身份，持續推動一國兩制！（編註：邱毅因爭議性過大而自行宣布退選，不在不分區名單之中！） 你說，台灣會不會就是下一個香港？ 當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們，成為我們的總統，成為我們的立委，進入我們國會，控制我們的國防、軍警系統，你覺得，台灣會不會是現在的香港？ 香港的父母，正在失去他們的孩子！他們用他們的血淚，告訴我們，看清楚了，我們也只能示範一次了！ 這樣說，其實都非常非常殘忍，我一邊打字一邊哭，如果可以，我才不希望香港人用他們的生命，來換台灣什麼覺醒，誰希望用自己小孩生命，來換什麼啊！ 看到香港的局勢，不免讓我們這一代已經開始想，如果台灣這次選舉，國會失守！一旦如此，未來台灣赤化，幾乎是必然的！（註：其實，必然失守的，葉毓蘭不分區第一位，吳斯懷第四，邱毅第八，還沒算吳敦義！而不分區立委一但選上，四年無法罷免！不分區立委就是您手中的政黨票！你看中共在安排好這步穩棋後，習進平正式在國際宣布對香港制亂止暴、恢復秩序，準備鎮壓，因為不管他怎麼鎮壓香港，台灣有10%國民黨鐵票，不分區立委控制台灣警政軍系統這步棋穩當的！） 在國民黨不分區名單中，排名第四名為我國退伍中將吳斯懷（右），2016年曾赴中國聆聽習近平談話。（圖擷自Youtube）   那麼，我們孩子怎麼辦？ 親愛的爸媽，這樣說或許殘忍！如果台灣那一天到來，您女兒我，也會像香港人一樣上街爭取下一代的民主自由 即便，我們知道我們面對是暴政無血無淚視人民生命如草芥的中共，我們還是要出來！不為什麼，為了只是保護我們下一代，如同現在香港人一樣！而我們的代價，就是像現在香港人被對待的樣子！被鎮壓、被清算、被自殺，最後，失去生命…… 您知道台灣現在已經準戰爭狀態嗎？您聽過資訊戰嗎？您知道手機傳的中國影片、抖音，都是中共的統戰手法嗎？現在的戰爭已經不是傳統戰爭！而是用網路戰爭、心理戰！假消息、假圖就是一種！像之前傳過的蔡英文閱兵吐口水的假圖，那是證實被修改過！這就是資訊戰！我們其實已經在被統戰的資訊戰當中了，中天就是，抖音影片就是，假消息假圖都是！ 最後，你說，要我顧好家就好！我也想啊！誰不希望安居樂業，誰不希望歲月靜好，誰不希望太平盛世，誰不希望只要顧好自己家、父母健康、孩子好好長大！但我們的歲月靜好，都是有人負重前行啊！ 這個時局，我們無法是局外人了！我們無法只顧好自己家了！因為有敵人虎視眈眈要來摧毀我們的家園了。我知道說再多，也無法阻擋你們熱愛國民黨的心！我知道，那個對中國祖國的美好幻想難以切割，中國沒有不好，不好的是中共！ 不投國民黨是背叛祖先？ 我能理解我們祖先和國民黨一起逃難來台灣，生死與共的革命情感！但現在，不是你們背叛國民黨，是現在的國民黨已經變成中共代理人，是老蔣漢賊不兩立的中共，是國民黨他們已經背叛你們！ 你說，時代不同，中共沒這麼不好？對，他們進化了，中共當年拿下中國靠的就是煽動與分化！而現在他們更進階了，他們有龐大資金！他們資金已經買通台灣宮廟系統、宗教系統、資訊系統，全面滲透！ 你說，是我想太多？我也真心希望，真的真的是我想太多！我不是要你支持蔡英文，而是希望你阻止韓國瑜！我不是要你票投哪一黨，而是希望你一票都不要給國民黨！ 真的忍不住，出去玩都可以！投票那天，蓋章之前，真的，請您多想想！在我們還有選擇權的時候！台灣與香港，真的只有一票之差！ 我們子孫的未來，就在您手中的那一票…… 台灣與香港，真的只有一票之差！（法新社） （兩位孩子的媽媽）

浪子回頭經營正派事業本來是件好事，但若是有意無意淪為被中國政治勢力（國共兩黨）利用的卒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從英國而來，不畏語言和環境的隔閡，將西方醫學傳入台灣，蘭大衛、蘭大弼醫生父子兩代68年都奉獻給台灣，臨終前，朋友去探視蘭大弼，問他：「要寫信給誰嗎？」  蘭大弼醫生寫下「台灣」兩個字，成為他畢生最後的字跡。 高大的蘭醫生騎著那輛28吋腳踏車。（圖／彰基院史文物館。作者提供。）   他從英國來到福爾摩沙，此刻英國倫敦正舉行「從英國到台灣：蘭大衛父子及宣教士文史特展」（2017年9月27日至10月6日於英國倫敦律門聯合歸正教會（Lumen United Reformed Church）藝廊舉行），紀錄蘭大衛醫生父子兩代都奉獻給台灣的歷史。 蘭大衛醫生當年甫從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就遠渡重洋來到台灣中部。那時，台灣的各方面環境不比現在，不僅醫療設備簡陋，還要克服語言隔閡問題。當時台灣衛生條件不佳，蘭大衛醫生更因為疾病的肆虐，染上了瘧疾。儘管處境艱難，蘭大衛醫師沒有退縮，堅持到底！ 蘭大衛醫生在彰化建立「彰化醫館」，這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前身。「切膚之愛」的感人故事，就在這裡展開。 當時有一位伸港貧童周金耀被送來彰化醫館。他因為跌倒破皮沒有醫治，只敷上草藥和髮油，病情愈來愈惡化，拖了21天之後，父親揹著周金耀到彰化求醫。孰料看了漢醫、塗了藥粉病情始終沒有好轉，金耀的腳嚴重到走路舉步維艱。心急如焚的父親，不知要如何是好？好在四處求醫途中遇上一位好心人，勸他說：「最好去找西門的蘭醫生。」 父親趕緊揹著兒子到彰化醫館求醫。在這裡金耀得到最好的照護，除了醫療之外，蘭夫人會教導周金耀念書、唱詩歌和編織毛線，來減輕他長期住院的痛苦和悲傷。然而他的傷口已經拖延太久才來求診，不僅很難再長出新的皮膚，甚至擔心併發成嚴重的骨髓炎。 蘭大衛醫生努力找尋救治方法，他翻閱醫典記載植皮手術，是能夠唯一治癒的方法。植皮的皮膚來源？要切取誰的皮膚呢？蘭醫生為此苦惱之時，蘭夫人主動表示：「如果割下我的皮膚，補到金耀的患部，可以治癒他的病體嗎？」 這就是台灣第一例的「皮膚移植手術」！由蘭大衛醫生操刀，親手割下妻子大腿的四塊皮膚，移植到周金耀的腿上。遺憾的是，這起皮膚移植手術並未成功，因為異體排斥作用，幾天後，移植的皮膚自動脫落。蘭醫生後來改採自體移植，經長時間的悉心照料，周金耀的病情終於獲得痊癒。 動完手術後之周金耀。（圖／切膚之愛基金會。作者提供。） 出院之後，蘭大衛醫生和蘭夫人繼續鼓勵、支持著周金耀。他們知道金耀家境不好，但希望金耀繼續求學，蘭大衛醫生夫婦一路資助他求學，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切膚之愛」的感人故事，在這之前，蘭大衛醫生夫婦不曾對別人提及，他們總是默默地付出。直到周金耀長大後，成為一位牧師。他在一次分享時，主動對外說出「切膚之愛」的故事。 「雖然蘭醫生媽的皮膚沒有黏在我的身上，但它永遠黏在我的心上。」儘管幾十年的歲月過去，周金耀充滿了感謝、激動地說。      「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蘭大衛醫生在台灣行醫40年間，彰化鄉親都流傳這麼一句話，足見大家對蘭醫師的敬重。當蘭醫師退休返回英國時，有千餘名鄉親不捨地為他送行。 蘭大衛醫師夫婦退休返英國前與周金耀合影。（圖／切膚之愛基金會，作者提供。）   兩袖清風的蘭大衛醫師，回到英國後連買房子的錢都沒有，後來繼承了無後嗣兄弟的遺產，才購置一幢兩層樓的磚房，蘭醫生將之命名為「Formosa」，他在門口小鐵門上鑄上這七個字母，七個字母就是他在台灣的一輩子了。 感人的是，愛的故事還沒完結。 老蘭醫師的兒子蘭大弼醫生，從小就在彰化長大，是一位「正港的台灣囝仔」，台語非常流利，他的台語比很多台灣人講的還要好。 「我是一個在彰化長大的英國台灣人。我原本就在彰化出世的，還是囝仔時代時，就時常和附近的囝仔打球。囝仔伴都是台灣人，很趣味！」蘭大弼醫生用流利的台灣話說。 在那個時代，大多數台灣人的生活過得並不富足，他看到好多窮苦的民眾需要幫助，有一次他和父親走在彰化街頭，看到路邊有一個人落魄得像乞丐一樣，全身皮膚都爛了，長滿膿包，還會流下膿液和血水，發出陣陣惡臭，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躲都來不及了，父親卻走向他，把他帶回醫院照顧。 蘭大弼說：「父親的行為真的給我很大的影響。」他立下志願：「要為窮苦民眾提供醫療服務。」 當時台灣沒有完善的醫學教育，蘭大弼回到英國接受醫學教育。醫學院畢業後主修腦神經內科，同時取得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博士，他接替父親到台灣行醫奉獻。 蘭大弼醫生直到退休為止，不曾再離開台灣。他不只專注醫療，更重視教育，他栽培台灣子弟學醫，告訴年輕醫生：「看病最重要的是『從頭到腳』」，而且「不僅要看人，更要看他所處的環境，對病患的痛苦要真心的憐憫，對病患的處境要真誠的關懷。」 「高貴的儀器固然重要，但身為一位醫生，一顆憐憫、溫柔、謙卑、吞忍的心對待病人，更重要。」蘭大弼醫師這麼教導年輕醫生。 蘭大弼醫師於黑板上寫下醫院的四大宗旨（圖／切膚之愛基金會。作者提供。）   蘭大弼醫師以「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洗腳精神」作為醫院的核心精神。蘭大弼一直都記得，也謹守著「以病苦為念」的學醫初心。他長得高大挺拔，卻有一顆最體貼入微的心。冬天的天氣很冷，連聽診器都變得冰冷，蘭大弼醫師幫病人看病時，一定會先用自己的手「握暖聽診器」， 以免冰涼的聽診器，貼在病人身上，讓病人感到不舒服。 那個年代，健保還沒開辦，各項社會福利都缺乏，蘭大弼醫生總是不厭其煩地交代醫院同仁，要盡量減少病人的負擔，他義正辭嚴地說：「不必要的負擔，即使是一分一毫，也不允許。」 蘭大弼醫生在台灣服務奉獻30餘年，退休時董事會給他近200萬退休金，他分文不取的奉獻出來。 彰化鄉親永遠都記得，蘭醫生騎著一輛鐵馬，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的身影，他不只在醫院看診，也到宅往診。彰基在蘭大弼醫生退休後，將這輛鐵馬當作紀念品典藏，沒想到有次蘭醫生回到醫院看到這輛鐵馬，忍不住跳上去卻發現它還可以騎，還可以使用，便問同仁：「還可以用，為什麼不給需要它的人？」 退休時，蘭大弼醫生帶著兩卡舊皮箱，回到英國，度過最後的晚年生活。他沒有忘記台灣，回去時偷偷地帶了台灣植物回去，種在院子裡的台灣榕樹，是他最喜歡向眾人展示的成果，也代表了他對台灣的熱愛。他的住家用華語寫著「蘭寓」，彷彿還住在台灣一般。 在台美獎頒獎典禮上，頒獎給蘭大弼醫師，滿頭白髮的他上台領獎時，用道地的台語致詞：「我是一個在彰化長大的英籍台灣人。」他的發言，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這段感人的話現在也貼在彰基院史館中。 蘭大弼醫師也因一生在台灣的奉獻獲頒台灣醫療奉獻獎，獲總統頒贈紫色大綬景星勳章，領獎時，他這麼說：「我真有福氣，能在台灣作囝仔，然後做大人服務台灣人。」 台灣有蘭大弼醫生，真的是「台灣的福氣」！晚年獨居的蘭大弼醫生記憶力愈來愈差，步伐也變得不穩。有次不慎跌倒，緊急送醫才發現髖骨骨折，開刀治療後送到老人院。 臨終前，朋友去探視他，問他：「要寫信給誰嗎？」 蘭大弼醫生寫下「台灣」兩個字，成為他畢生最後的字跡。 彌留之際，蘭大弼醫生喃喃自語，英國的醫護人員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以為他胡言亂語；但是，懂台語的大兒子一聽才發現，蘭大弼醫生講的是台語，他反覆用台灣話說著懷念早他一步去世的妻子、說著他掛念台灣的朋友，最後一句遺言是：「要照顧艱苦人，要照顧窮人......」 蘭大衛醫生父子兩代，在台灣奉獻了68年，他們遠渡重洋而來，將現代醫學帶入台灣，更把「愛」撒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現在常常聽到「愛台灣」，什麼是「愛台灣」呢？蘭大衛、蘭大弼醫生用行動，告訴我們「什麼是『愛台灣』」！

韓國瑜與他的黑道好朋友 由於王瑞德在節目上提及，韓國瑜曾陪伴黑道大哥許天德的小弟王朝貫前往大同分局投案，替開槍的許天德頂罪。就讓我想起，其實韓國瑜與黑道的關係非常非常密切；堪稱是串連外省掛與本省掛的橋樑。 韓國瑜出身於中和眷村，就讀陸軍官校，服役至上尉退伍。他在1990年發起「新國民黨連線台北縣聯盟」，藉以參選台北縣議員；他還發動「愛鄉愛國簽名運動」，刻意挑釁台北縣長尤清，並率眾毆打不滿蔣介石銅像的台灣民眾。簡言之，他的行徑比今天的統促黨還要張狂。因此獲得大量的外省票支持，在1990年1月高票當選台北縣議員。 韓國瑜擔任縣議員後，就充分展現他的暴力本質。他曾於1990年11月16日杯葛尤清進行施政報告，幾位具有黑金背景的國民黨議員拍桌嗆尤清，尤清也不滿地敲了一下桌子。韓國瑜立刻把茶杯丟向尤清，還像猴子一樣跳上前，準備毆打尤清，並緊緊勒住尤清領帶，隨遭旁人制止。 韓國瑜就靠著耍流氓、暴力行為，迅速累積知名度，贏得外省族群的愛戴；隨於1992年投入國民黨立委初選，以第一名的佳績獲得黃復興黨部提名，原本尋求連任的周書府（周錫瑋的爸爸）只好被疏散到不分區。 韓國瑜選立委的主軸還是鎖定尤清。他主打「韓國瑜大戰妖孽縣長尤清」，宣布要審判尤清，列舉尤清的「十大罪狀」。最後在黃復興黨部的全力支持下，順利當選第二屆立委。 而初入立法院的韓國瑜還與非主流同一陣線，支持朱立倫的岳父高育仁角逐立法院長，不過最後是由李登輝力挺的劉松藩出線。 另外，要介紹一下韓國瑜的岳家。他岳父李日貴是濁水溪的砂石業者，曾三連任雲林縣議員，其實算是蘇文雄的人馬；不過與張榮味關係也算不錯，所以在1994年的議員選舉後，馬上就收賄支持張榮味擔任議長。此案整整纏訟11年，才在2005年3月10日判決定讞，張榮味獲判1年有期徒刑、李日貴等收賄的議員們各判7個月。因為屬於蘇文雄的人馬，所以在1997年的縣長選舉，李日貴與韓國瑜都支持蘇文雄，只是蘇文雄隨在1999年病故，韓國瑜家族也就被張榮味收編了。 因為岳家的緣故，韓國瑜除了自己與外省掛黑道的友好關係外，與雲林的本省掛黑道也不錯。 就在擔任立委沒多久，應該是事前有約好，立法院在1993年5月5日發生兩起黑道背景立委毆打民進黨立委的暴力事件。 陳水扁在國防委員會審查退輔會預算「遺眷照顧」科目時指出，160位重度傷殘榮民僅有1千6百餘萬元，平均每人每年9萬元，質疑「這種方式是不是把他們當作豬在養？」韓國瑜當下就衝上前毆打陳水扁。 另外在經濟委員會，國民黨立委林明義與民進黨立委蘇煥智爭論，蘇煥智勸他「卡忍耐」，林明義聽成「幹你娘」，也衝上前毆打蘇煥智。這很顯然就是外省、本省黑道集結，公然在國會殿堂教訓台灣人支持的民進黨立委，不無恐嚇選民不得再支持民進黨的意味在。 所以在隔天的5月7日，羅福助親領數十名黑道前來立法院，另有竹聯幫、松聯、四海幫動員近千人聲援林明義、韓國瑜；中山南路側的立法院正門，也有千餘名南部鄉親表示不滿。雙方爆發多起衝突。不過黑道是要出場費的，他們可能只有付上午場的錢，黑道在午後就自行散場，只剩鄉親持續在場譴責國民黨的黑道立委。最後在林明義及韓國瑜表示道歉後，鄉親才解散。 由此可見，韓國瑜的黑道關係是非常廣大的。除了他出身雙和眷村的竹聯幫背景外，進入立法院後立刻與其他國民黨的黑道立委結盟，加上岳家的資源，讓他成為國民黨黑道政治網的要角，因而促成他協助許天德頂罪。

   孫璐西篇(一) 孫運璿長女孫璐西    孫璐西台大教授講話邏輯很離奇 "下著大雨，開車挨家挨戶的問有沒有人要出租房子....." 網友疑問: 如果東森新聞報導無誤的話，那麼孫潞西這些兒女真是太不用心了，怎麼沒有及早為孫老媽媽準備住處？或者先住到兒女那邊？ 老父親離開了，你們這些兒女第一個念頭居然是在幫孤獨的老媽媽租房子一個老人家，單獨租屋在外面，你們這些兒女怎麼能放心呢？ 再退一步想，孫先生以一個行政院長加上多年高級公務員的資歷，退休金應該絕對比一班上班族來的多吧？ 我們都有辦法幫老父親買個小房子養老了，孫院長的兒女也都那麼有成就，為什麼孫老夫人還要租房子？難道他的退休被................ 我們當然不願意做這樣的預測，我們寧可相信：這片報導有太多戲劇性的部分 2007-12-13【中評社】孫運璿辭世　夫人即搬離官舍　怕被綠營做文章    孫璐西篇(二) 陳總統昨天語氣強硬的質疑，夫人吳淑珍的待遇比不上前總統府資政孫運璿。孫運璿的女兒孫璐西今天對陳總統喊話：「陳總統如果對國家的貢獻 是跟我父親對國家的貢獻一樣多的話，那他可以要求國家給他所有我父親 的禮遇。」 無知的孫璐西犯了幾個錯誤： 1、她以為政府官員的待遇是以「功勞」的大小來決定的。蔣介石「功勞」比上帝還大，所以「待遇規格」 最高。 2、她以為她老爸「功勞」超大。她自以為是的認定她老爸「功勞」比阿扁大。她以為沒人敢罵她老爸。 3、她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把她墓木已拱的老爸搬出來，推上火線，引人鞭屍。孫運璿的兒女，被統派保護的很好，從不曝光。 他們買了多少多大的房子呢？還有他們在美國及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孫家擁有多少房地產呢？ 孫運璿待遇好？ 孫璐西問扁：你對國家貢獻有多少？    成人尿片篇(一) 孫運璿沒買房子，這代表什麼？清高嗎？ No！矯情甚至可能還很糟糕，不用花自己錢的，最好！不是嗎？ 1964領過世界銀行美金，派駐奈及利亞三年，當年這樣的人，買不起房子？還是另有心思？ 更不用講1947起，台電機電處長、總工程師、總經理一路下來，1967交通部長，1969經濟部長，1978行政院長， 孫運璿如果清苦到買不起房子，台電員工有買房子的，大概都有問題 孫運璿連成人尿片子都是政府供應，還需要買房子？ 孫運璿維基：    成人尿片篇(二) 其實國民黨的永遠第一夫人，偷錢馬賊的偶像-蔣宋美齡，除了被杜魯門總統在回憶錄指出偷竊美援七億五千萬入口袋，到一百零一歲死前都還要台灣人花錢派遣榮總醫療小組去紐約。才是最無恥的 孫運璿住在臺北市精華地區600坪的庭園別墅，而且一切都免費，還需要買房子嗎？統派媒體為什麼不敢追孫家人是否都沒買房子置產呢？ 不知道見笑的統派媒體，為了吹捧外省人威權黨羽，攻擊台灣人，無所不用其極，意圖拿孫運璿沒買房子襯托阿扁什麼嗎？ 孫運璿沒買房子不是清廉自持，是矯情還是斤斤計較，是子女佔台灣人民便宜 孫運璿與豪宅經濟          神話篇(一) 外來政權必須製造神話，譬如讓人民覺得日子過的好，這樣才可以正當化他們自始不合法的無權統治，不合理的威權統治，泛籃中國人結合台灣買辦，造神運動是這樣的雰圍跟動機下出來的，是誰讓孫院長變成神話？ 一九八六年春天 天下雜誌以經在造神了 自平凡中走來  作者：殷允芃  說服孫運璿資政接受天下雜誌的建議，撰寫「孫運璿傳」是在一九八六年春天。 神話篇(二) 尹仲容不搞利益輸送？  在宋子文當廣東省長時，尹仲容用孔宋家族勢力，尤其是「資源委員會」， 來台灣搜刮煤炭運往廣東，使得台灣鐵路停擺/發電受阻，送到香港的煤炭又被孔宋歪到哪裡去了， 尹仲容揚子木材案下台本質上是蔣經國與孔宋家族的鬥爭 兩岸史話－也談蔣經國打老虎    ▲揚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孔令侃（中左）1943年陪同宋美齡（中）訪美。（摘自網路）    1948年傅作義為何稱蔣介石“不愛江山愛美人”    尹仲容維基：    蔣介石與尹仲容的改革因緣    當時早年曾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台灣雲林縣人，清流人士，省議員李萬居曾在省議會中質詢此案，最後是落得病死在窮困潦倒之中，可恨的，相對的，貪官李國鼎的本人及其後代，還繼續以大清官的資態，繼續欺騙台人，享盡榮華富貴。 國民黨當時沒有監察制度，誰知道還有多少吞美援的貪官? 少造神了，統媒講的外省人有多好多好，先過濾再說 真像篇(一) 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親自受訪的回憶錄獨自邀功，不提美援不提懷特公司不提狄卜賽，孫運璿基金會的網頁，  把孫資政的功績 理念 洋洋灑灑奉獻、遠見一大堆可是，卻不提真正幫助台灣恢復經濟能量的好幾個因素，美援懷特公司狄卜賽，基金會也都不提，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劃分世界政治版圖，重視台灣在東亞的戰略地位，乃以經援方式，幫助台灣重建，而當時美援是透過「懷特公司」從中策劃。狄卜賽擔任該公司經理，承擔重任，其意見常是關鍵決策的依據。 國民黨及李國鼎引以為傲的19點財經改革，根本是美在台安全分署署長郝樂遜提出8點財經建議，李國鼎等才急忙根據8點財經建議之內容，作成19點財經改革， 國民黨說李國鼎財經奇才，那郝樂遜不就財經之神了??? 1、日本人打下來雄厚的基礎設施，  2、有史以來最高的人均美援，  3、還有提供優惠關稅的美國龐大市場  4、台灣人日本時代打下來的高素質勤勉勞動力  這才是台灣在蔣幫殘暴無賴統治下，仍混的下去的原因 ▼1959年，美援公署署長郝樂遜先生（Haraldson，右）與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先生（左）合影。    真像篇(二) 《《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    民間學者林炳炎＜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一書，即對將早年台灣經濟奇蹟的功勞歸之於尹仲容、李國鼎等等美援會出身的技術官僚相當不以為然，並指出當年懷特公司的總工程師狄卜賽(V.S. de Beausset)作為許多成功的經建擘劃者，實是居功闕偉。 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林炳炎著作   序：揭開美援台灣的歷史真相 國史館長張炎憲 炳炎兄利用美國政府檔案，狄卜賽文書個人史料、台灣官方檔案及前人研究成果，逐一釐清美援的祕辛，還其歷史真相，並提出許多發現和見解。 根據林炳炎書，狄卜賽對李國鼎非常不滿，狄卜賽幾年前把一堆手稿親手交給林炳炎， ＜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一書有相當多的當年照片，李國鼎其實是相當於跟班的，不怎麼重要，稍微幾個講真話的，他們的仕途沒KT李那般飛黃騰達，1950年代，幫宋家打點美國置產心腹機密佞幸，遠比真才實學，真誠重要 《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這本書就是在拆穿戰後國民黨統治的神話。 拆穿戰後國民黨統治的神話後果是，經濟官僚系統的子女，在T大任職的「闇の女」作梗，麗泰姊妹在60年後返台（2007/05/17~23），我在網路之開辦的民間歡迎會變調。    真像篇(三) 國內第一位與狄寶賽先生取得聯繫的是任職於臺灣電力公司的林炳炎先生。林先生於工作之餘，亦深好歷史研究。 其撰著臺灣水泥相關的研究文章過程中，因參考文獻之牽引，追蹤相關人物，一路追至美國，輾轉透過介紹而認識狄寶賽先生。 其第一次拜訪狄寶賽先生是在2001年11月。 狄寶賽先生因感於林先生對其資料之重視，將資料託付林先生。林先生於前兩次往訪狄寶賽先生，已攜回大部分資料。 狄寶賽先生將資料交予林先生時，託付林先生能終將資料給予一個能夠將資料提供給學者與研究人員使用的機構。 林先生受人之託，為了為該資料尋找典藏之所，曾探詢過幾個機構，於2003年10月探詢臺大圖書館。 臺大圖書館依林先生建議，提出圖書館資料典藏與提供利用的相關參考文件，供狄寶賽先生憑以研判。 2004年11月林先生再訪狄寶賽先生之前，探詢「轉盤式電影帶為數位檔很貴，臺大圖書館是否可能願意出經費為狄寶賽先生的盤式電影帶轉為數位檔」。 林炳炎提出事證，打破李國鼎是台灣經濟發展首要功勞者的神話。 他從資料中發現國民黨為了穩固台灣政局，不得不重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以民主形象獲得美國支持。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劃分世界政治版圖，重視台灣在東亞的戰略地位，乃以經援方式，幫助台灣重建，而當時美援是透過「懷特公司」從中策劃。狄卜賽擔任該公司經理，承擔重任，其意見常是關鍵決策的依據。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劃分世界政治版圖，重視台灣在東亞的戰略地位，乃以經援方式，幫助台灣重建，而當時美援是透過「懷特公司」從中策劃。 狄卜賽擔任該公司經理，承擔重任，其意見常是關鍵決策的依據。 但在李國鼎、尹仲容、孫運璿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到，只有嚴演存「早年的台灣」以120字描述狄卜賽。炳炎兄若心追查之下，發現李國鼎等人有掩飾居功之嫌，因此撰寫本書還給狄卜賽應有的歷史地位。 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回憶錄都在談自己為台灣做了那些事，台灣那些建設是他們做的，但是就不提這些建設其實都是美國公司經理狄卜賽居中策劃的功勞， (標準的爭功) 真像篇(四) 狄寶賽先生簡介　 狄寶賽先生在臺灣工作期間，報紙的報導、他所企劃督導的公司工廠等，對他的稱呼是「狄步銳先生」。 蔣經國前總統在與他的合照上的題字是「狄寶賽先生」。 近年，臺灣還有稱他為「狄卜賽先生」的。 臺灣大學圖書館製作本記錄片時曾經徵詢其意見，結果他建議採用與其本名發音最接近的「狄寶賽」。 狄寶賽先生現在已高 齡92歲，狄寶賽太太也已85歲。 臺大圖書館能及時錄製其親身口述，追溯臺灣建設的種種，靡足珍貴。 狄寶賽先生於1915年出生在帝俄的聖彼得堡，祖先曾經是法國貴族。 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狄寶賽先生和母親、弟弟以難民身分在1920年抵達美國。 1944年二次大戰期間，狄寶賽先生自願到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擔任雷達軍官。大戰結束後，他意識到世界上許多國家需要工程師幫忙重建，因此寫信應徵 海外工作，他在海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印度從事肥料廠的工廠設計。 1948年，狄寶賽先生轉而任職懷特公司，從事海外工程的顧問工作。 任職懷特公司之後，他首先在中國大陸工作。 1949年到達臺灣後，就在臺灣待了將近9年。 狄寶賽先生在臺灣期間，不只親自督導水力發電、水壩電力擴充、重建鐵公路運輸系統等建設，並對港口、機場的建造提供建議，還投注心力於三十餘項的工廠作 業，包括機械廠、造船廠、電信、紡織及各種形式的消費品之製造生產上，貢獻卓著。 中華民國政府在他離開臺灣的前夕，頒給他特種領綬景星勳章，以表彰他對台 灣工業化和中美技術合作的貢獻。 狄寶賽先生常稱呼他在臺灣出生的孩子是臺灣人，而美援和狄寶賽先生對臺灣的支援和貢獻，也將是臺灣人將所珍惜的國際友誼。 狄寶賽太太康妮（Connie）跟隨先生在臺灣，除了一同出席大多數的各種典禮等重要場合之外，也曾擔任當時的婦女會會長，曾與蔣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共同接待當年來訪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夫人、籌劃東海大學設校，並在廣播電台教授英語，對當時的台灣也卓有貢獻。 「狄寶賽文庫」得以重返國門，入藏臺大，乃緣於一個特殊的機緣。 影片：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歷史紀錄片    長才篇(一) 孫運璿真的是電力長才嗎？ 二戰時，台灣的總發電量大於全中國（當然不含滿州國），孫運璿在中國的經驗是小型連雲港發電廠，跟台灣先進電力產業人員如何並駕齊驅？ 就像一個寫四位元MCU的，突然間說領導大型CPU，開發工程的，荒唐！ 台電日籍技術員，於1946年4月20日起，開始遣返，於1949年8月3日全部遣返完畢。 加上其間數百名台北工專 台南工學院學生，所以，統媒吹噓的，孫運璿五個月內打破日本台灣在三個月內將成一片黑暗的預言， 事實上不是事實，理由： 1、台灣人老台電朱江淮老前輩率領的台電人員與數百名台北工專，台南工學院學生， 2、日本技師一直到1949年8月才遣返完畢 3、這當中台灣從沒大規模停電過，有停電是因為火力發電煤炭被尹仲容，被宋子文 被中國人運去中國 運去香港變賣 4、孫運璿，1946才來台接機電處長，他之前從沒有大電廠經驗他1947起，台電機電處長，總工程師，總經理一路下來，靠的是，外省人的身份罷了。 長才篇(二) 當年孫運璿之所以能夠在，1946當機電處長，無非是佔領軍資源委員會殖民者身份，他的知識、學養、能力，比起一般台灣工程師是搪乎其後，做事的是台灣人 日本人，當官的飛黃騰達，竊佔功勞的是外省人孫運璿 小伙子孫運璿，一來台灣就是機電處長，總工程師，配嗎？ 比較一下孫運璿他的資歷 能耐，相較於朱江淮第一位台灣人電氣工程師，孫運璿靠的是外來政權資源委員會的特權身份罷了，台籍的朱江淮以及楊金叢才是幕後台電成功的人物 蔣孝武曾經當過台灣電力公司桃園分處經理，當時台電深受催收外省軍人電費困難之苦， 蔣孝武橫著來，結果收款績效第一，當時的台電總經理孫運璿，績效機營長才何在？ 長才篇(三) 朱江淮（1904年—1995年），字博光，號仲謀，台灣大甲人，大甲帽蓆事業鉅子朱麗之次子。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台籍第一位電氣工程師，歷任台電協理、台灣省建設廳長等職，任內最大貢獻是促成了「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 朱江淮大孫運璿九歲，參加日月潭電力建設、孫運璿來台灣時（1947），朱江淮大型電力運轉建設遠比孫運璿有經驗，就連朱江淮後輩楊金灇都比孫運璿強。 孫運璿與台灣電力神話 在經歷 20多年的中風生涯後，孫運璿過逝了。 當年在國民黨媒體一片「藉孫打李」（藉著對孫運璿才是蔣經國接班人的無理臆測之名，行打擊李登輝總統「接班」正當性之實）之餘，許多在黨國時代傳揚一時的「孫運璿神話」也被拿出來重新炒作。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光復後的台灣電力神話」。    ▲台灣電力1934 所謂的「電力神話」，提到戰後孫運璿帶領一批「中國工程師」，在日夜不懈地努力下，花了5個月的時間恢復了全台灣的電力，粉碎了日本人「三個月後台灣將陷入一片黑暗」的預言，連日本技師都嘖嘖稱奇... 在這個歌功頌德溢於言表的文字背後，我們首先要認清下列事實： 一、台灣在日本時代就有全島的電力供應網（遠比中國先進太多了）。 二、因為美軍的轟炸才導致電廠、傳輸設備的破壞。 三、終戰後，台灣電力設施繼續由日本、台灣的技師維護中，並非完全中斷無法使用。 四、孫運璿直到1947年（終戰後兩年）才來台灣接手電力維護工作。 五、孫運璿努力工作了5個月後，全台灣電力也不過恢復了 80％。 請注意這個時間上的差異，1945年戰爭結束，1947年孫運璿才來台灣，難道這2年間，美軍還在轟炸台灣？還是台灣人過了2年黑暗無光的生活？ 如果不是，那麼，孫運璿來台灣到底建立了什麼台灣電力神話，值得台灣人感佩70年？ 孫運璿當年所做的事，不過是把這個「日本人為台灣打下的電力基礎」「保持」正常運作，並「恢復」部分損壞的系統而已，並不是「建立全島電力網」。 中國國民黨的宣傳手法常常故意模糊這個焦點，讓人有後者的聯想。 至於宣傳中常常提到的，「日本人嘲笑台灣3個月後將陷入黑暗」，結果「孫運璿5個月就恢復了電力，令日本人震驚」這種神話，聽起來有沒有很熟悉？ 還記得「三月亡華論」嗎？史實已經証明，日本當年根本沒有什麼「三月亡華」的論點，純粹是蔣介石為了自吹自擂證明自己「抵抗能力很強」所捏造出來的謊言... 這跟「日人嘲笑三個月後陷入黑暗」的說法，聽起來有沒有很像？ 還有蔣介石不是運了大批黃金來台灣，所以國民黨用這些黃金發展了台灣經濟，拜託~這種鬼話也有人信？那還需要四萬換一元和美援？ 打手篇(一) 獨裁暴君的臣子，孫運璿的「功績」，光是他擔任行政院長期間(1978年到1984年)，至少就有幾條大條的： 1、1978底台美斷交。孫是身為閣揆，既無力防範於先，事發之後居然縱容大學生(其實是由教官帶隊)對美國特使克里斯多福動粗，打破他的座車車窗。由於當時仍在戒嚴時期，美國媒體紛紛指責國民黨政府胡搞。 2、1979年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藉由事端大大肆逮捕「黨外人士」，並以軍事法庭審判八個「首謀」。 雖說決定出於蔣經國，但孫運璿助紂為虐，罪無可逭。 他就曾說：「高雄暴力事件絕非官民衝突事件，而是少數分裂分子毆打執行公務的憲兵與警察。 ……根據軍事審判機關起訴書，其中八名有叛亂罪嫌，依法軍事審判；其餘無叛亂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審判。 本案現在已進入司法程序之中，行政部門自當尊重司法獨立，由司法單位依法辦理。」 3、1984年爆發的江南劉宜良事件，雖然發生在孫運璿中風辭職以後，但調查局的汪希苓、陳虎門等都是他的班底，刺殺劉宜良的計畫應是在孫運璿掌閣揆時即已開始，孫運璿仍難脫政治責任。 4、為何只有蔣經國、孫運璿時代山地人活不下去賣女兒？那時最嚴重的雛妓問題，國民黨選擇性地失憶。1990年代，統一超商還曾推動愛心捐款救雛妓。 打手篇(二) 孫運璿擔任閣揆期間，對外無力挽回江河日下的國際趨勢，對內承襲長期戒嚴的惡劣形勢也軟趴趴沒皮條。 他只知道附合蔣經國的政策當個傀儡，嚷著什麼「大一統思想不能輕言改變」之類的鳥話，討蔣經國歡心。 若非上帝使他中風，他繼承蔣經國大位，對台灣民主運動絕對是個負數。 總而言之，孫運璿雖然不能說是罪大惡極，但他為虎作倀，依附在獨裁者的卵翼下，位高權大卻任憑台灣被奴役，他絕不能算得上是賢人。 聖人孔子說:「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孫運璿在「邦無道」的時候尸位素餐，無知的孫璐西還以為他老爸有多偉大，還以為台灣人應該感激，給他建牌坊。 孫璐西實在無知愚蠢。 陳水扁拆掉「大中至正」的牌坊改成「自由廣場」這種事，對孫運璿之流的奴才政客而言，那是抄九族的大罪。  轉包篇(一) 你去問稱讚蔣經國「十大建設」的人，什麼是「十大建設」？ 為何「十大建設」對台灣有好處？ 轉包篇(二) 這是功勞嗎？ 如果公共建設採取公平的工程發包，不是透過蔣經國退撫會榮工處的單一壟斷議價承包，把全台灣工程營造業收刮為二包 三包...N包，政府工程黑金的始做雍者------孫運璿沒責任嗎？ 擴大黨國剝削體制---孫運璿沒責任嗎？ 弱化台灣工程營造業的技術提昇與競爭力，------孫運璿沒責任嗎？ 十大建設之中，與交通有關者共有六項，包括北迴鐵路、中正機場（現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臺中港、蘇澳港、鐵路電氣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孫運璿負責規劃。 中國鋼鐵、中國造船公司、中石化，工研院半導體產業-------孫運璿有功勞嗎？？？ 先問說，這些「計畫型」產業真的對台灣有功嗎？ 官方控制的特定公司，資源分配扭曲，因此排擠掉其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以外省人掌控產業控制高地，嚴重扭曲民間企業發展，得失之間，可曾有過公允評斷？ No! 只有泛籃控制的產官學，歌功頌德 林炳炎「保衛大台灣的美援」一書，第十三章，隱密帝國（退撫會）的誕生 這個榮工處黑金工程大本營的背後主子，到現在還在騙吃騙喝，耗費顯不相稱的龐大預算 轉包篇(三) 孫運璿在台灣一直是重大影響政策，他使得台灣從原本與日本相同的經濟民生水準， 在他手上變成大大落後給日本，孫運璿要負擔相當大的責任。 十大建設如果由民間參與，如果不要私心自用透過黨國資本壟斷，譬如榮工處，中華工程啟台 ....台灣今天會好很多。 如果不要把金融事業當成禁臠，早一點金融內部自由化透明化，今天不用付出高昂代價的金改成本。 如果不要把中油、台鐵、中船...當成安插外省既得利益，我們的基礎設施，重要工業會比現在好太多太多。 孫運璿如果反對蔣經國箝制思想自由，我們不會像現在，文化產業，媒體產業嚴重封建落後，毫無競爭力。 天下雜誌孫運璿造神運動可以免了 轉包篇(四) 十大建設，1973年開始，像是鐵路電氣化，而日本的新幹線早在1959年就開工了，簡直是爛鳥比雞腿 因為中國黨一黨獨大時的各級官員，軍方退役將領當鐵路局長，單買個電聯車頭都是，綁標、圍標、各種分贓勢力。 一樣是一票難求，一樣是不準點，一樣是虧損，十幾年前拜託王永慶評估接手台鐵，包袱沈重不敢接，同時候日本喊JR國鐵改造，人家以經成功了十幾年，孫運璿省省吧！ 鐵路電氣化是做假的，路基根本沒什麼改，只是架電纜，造成越來越可怕的平交道，頭前溪大車禍還記得嗎？ 經過頭前溪大車禍之後，才正視改善平交道(或改建成立體)，才是電氣化最大的意義，已經冤死很多人了 1981.3.8【自強號列車 翻覆頭前溪】 火車翻落頭前溪河床，死亡三十一人，受傷一百四十五人 比較篇 美麗島、林義雄、陳文成事件時，他當行政院長，沒責任嗎？ 利用白色恐怖，威權體制擴大蘇維埃列寧共產黨體制的經濟控制。 更搞出白色恐怖，林義雄滅門血案 利用美中建交，停止選舉的是蔣經國、孫運璿，這點，阿扁是不如孫運璿 國家考試依省籍比例分配，在圖利優勢外省族群，在剝削多數台灣人上，以當年經濟條件下，蔣經國、孫運璿照顧外省族群是更赤裸裸，讓人民自己去發揮，阿扁在這方面，遠比蔣經國、孫運璿好太多。 孫資政的女婿黃鎮台年紀輕輕國科會一級主管，  趙建銘比起黃鎮台是，搪乎其後  陳幸妤比起孫璐西一下子台大教授，是沒充分利用父親優勢 最沒有競爭力篇(一) 台灣現在最沒有競爭力的行業，哪一個不是過去蔣經國，孫運璿他們牢牢控制的統治高地事業？？？ 金融業、營造業、媒體業、文化出版電影、流通業、造船、石油能源、孫運璿神話可以休矣 「公營事業民營化」步履蹣跚，有一個很大原因是，大家要照軍公教一樣待遇，照顧外省人為出發點的軍公教殖民體制，變成最需要解決的，孫運璿對這個肥大化，無效率沈重包袱沒責任嗎？ 最沒有競爭力篇(二) 台灣到現在「公營事業民營化」一直步履蹣跚，誰造的業？ 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像中華民國這麼龐大，這麼高比率的公營事業，官股事業？  只有中華民國！ 實質是共產主義的黨國體制，誰造的孽？？？ 蔣經國和孫運璿是最大的共犯幫凶 每一個單筆民營化，光年資結算金起碼要好幾百億，千億才打發得了，還損失經濟效益，又要保障就業，包袱何時才能夠卸下？？？？ 孫運璿經濟有功嗎？狗屁！ 壟斷篇(一) 計畫經濟 黨國壟斷資本，使得台灣遲遲未能恢復日本時代的全面市場經濟，嚴重傷害台灣經濟發展 因應美援停止，1965 不容易有了「獎勵僑外投資條例」，台灣民間開始重新恢復了對外貿易出口製造的國際往來，之前所有都要透過中國國民黨的各種機關，譬如物資局 中信局 中華貿易開發 國民黨貿易機構..... 美國、日本「華僑」投資來台，民間開始了微弱生機，國民黨利用國營事業分封黨國，黨友事業控制上游原料，以高關稅操空價格，保障壟斷利益， 蔣經國利用十大建設，擴大了官方計畫經濟比重，黑金經濟佔總體GDP比重，市場經濟再度大倒退，民間活力又被戕害 基本上當時，如果不是跟國民黨掛勾的，你只好是中小企業，從事外銷壟斷暴利的，內銷的供應外銷廠商原料的間接外銷，都是跟中國黨勾結，或起碼要仰官廳鼻息才能夠生存的。 台灣戰後黨國壟斷經濟體制獨一無二的經濟史，另類的 unique 中國國民黨包括中研院經濟所一直不願去touch，這個醜陋悲慘的經濟史 壟斷篇(二) 台灣的黨國壟斷經濟體制來源： 1、1945劫收日產，台日合資事業，霸佔沒收「台灣奸匪份子」等而來 2、接著戒嚴，管制經濟 3、陳誠台泥等四大公司民營化後，蔣經國影響下民營化全面停止，以孫文「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之名，行蘇維埃全面壟斷之實。 4、大大小小重要物資都是官營專賣，即使是鳳梨罐頭馬口鐵 香蕉包裝竹簍 紙箱， 以此控制各行各業，金融業更不用講。 5、十大建設擴大壟斷 結論： 孫運璿真的是電力長才嗎？ 中國國民黨所謂的「好官」，縱使沒有所謂貪污，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對主子，威權主子，投效幫派效忠，從一個外來政權殖民台灣的大歷史，大架構環境下，他們不可能是把大多數台灣人的福祉放在最上層的位階，主子、外省人集團是他們的優先本土化，台灣建國重要性也就在這裡 所謂「十大建設」基本上是失敗的，得不償失的，擴大黨國體制惡質的壟斷與排擠深遠影響，卻在外來政權控制媒體，政治控制學術思想控制下，蔣經國以「十大建設」還在博取台灣人的愛戴，荒唐！ 陳師孟、張清溪等在1990所解構的當國資本，以相對於GDP比重跟規模而論，跟早期 1950、60、70年代相比，以經是小巫了 蔣經國、孫運璿都是有害台灣的，不管是從人性，從公義，從經濟從文化，阿扁比起蔣經國、孫運璿起碼好很多了。

是我心胸狹窄嗎？住在高雄的我，這件事真的氣到現在，都無法原諒國民黨。

彭明敏先生已於2022年4月8日清晨5時55分安詳離世，謹遵囑，一切從簡，不辦任何形式的喪禮。入殮火化後埋葬於高雄鹽埕教會的鹽光墓園。 《絕筆集》自序 老而繼續寫文章，會有一種思慮，有浮雲似的在腦內一角閃過去，這會不會成為我最後的文章，這浮雲愈老愈濃，但仍然寫了不少短篇文章出版。總稱為「絕筆集」，雖似有矛盾，意思是到了這年紀，每次執筆都有絕筆的感覺。 我後半生毫無準備而突入中文世界，講、聽、寫都要重新來，已無從自基礎打起，只有訴諸土法，動員英中、法日、日英等字典，聽別人對話，廣播、電視、電影，凡能入手的刊物、雜誌、書籍統統閱讀，不論清濁一概消化。 至於「國語」，勉強講帶有中國四方方言音調的各種「台灣國語」（要看你跟誰學國語），聽外省人講他們地方音調的國語也馬馬虎虎聽得懂。作文就不同了，怎麼寫都擺脫不了日文文法和措辭。戰後當時台大法學院院長人事不穩定，常常換人，最後薩孟武院長來後才較穩定。 薩先生他的大名，我們都第一次聽到，也完全不知道他的來歷。他曾留學日本，很了解哪些是日本頂尖學校，驚聞劉慶瑞和我是日本第三高等學校畢業，也考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感嘆「只有日本的教育制度能夠產生這種人才」。他對我們非常愛護，愛護的方法就是鼓勵（殆乎要求）我們寫論文在法學院的論文集出版，他說你們盡量寫日式中文，我可以替你們修改。如此，我們就把原稿交給他，數日後他還給我們，滿紙修改，有時用毛筆，面目全非。包括文法、章節按排、措辭、文字。我們再清抄一次。發現面對滿身瘡痍的原稿，清心淨神，個個字抄寫是作文進步的最佳辦法。 我現在能夠寫流利的中文，完全歸功於薩孟武先生的指導。以近百歲滿腔的感激感動，謹將此書貢獻給薩孟武先生。 嚴格說來，此「序」，才是真正的絕筆。 在奧運中，台灣選手不管名稱如何，跟全世界各國選手代表們公開、平等、公平、國際的競爭中，如此加強台灣住民對本土的認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政府和人民也證明不管名稱如何，已經接受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開頭第一句，作為我絕筆的最後一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彭明敏簡歷   一、成長背景   1923　出生於台中大甲鎮（父彭清靠行醫、母陳金英）　 1928　台北大正幼稚園 1929　建成小學 1930　隨母親回大甲就讀日人小學 1931　隨父母赴日進修，就讀北蒲小學 1935　父親高雄行醫，轉入高雄日人小學五年級（棒球校隊）     二、求學階段   （一）、中學時期   1936　高雄中學《1939肄業》　 1939　日本關西學院中學部《1940畢業》　 1940　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42畢業》   （二）、大學時期   1942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1945因戰亂肄業》 1946　進入台灣大學政治系《1948畢業》　 1948　台灣大學政治系助教（台北第一商銀受訓）　 1949　與李純結婚（1950長子彭旼出生）   （三）、海外留學   1951　獲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入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法學院國際航空法研究所。 1952　以法文發表太空法律地位研究論文數篇（胡適匿名贊助第二年學費） 1953　取得麥基爾大學法學碩士　 1954　取得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三、學術生涯   1954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1955父親過世）　 1956　應美國哈佛大學季辛吉邀請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會　 1957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長女彭曄出生） 1960　再應哈佛大學季辛吉邀請參加於東京舉行之國際問題研究會 　　　參加於西雅圖大學舉行之「中美文化合作會議」(胡適為主席)　 1961　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國家講座《1961-1962》 　　　第二次「陽明山會議」學界代表《1961-1962》 　　　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1961-1962》 　　　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好友劉慶瑞因病過世）　 1963　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國際青商會主辦) 　　　經國接見十大傑出青年，「故意缺席」   四、關心政治   1964　與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　 1965　判刑八年，十一月特赦出獄，遭軟禁在家，情治單位二十四小時監控。 1966　蔣經國召見。（由警總改為調查局接辦）　 　　　紐約時報刊出「台灣自救宣言」要點 1968　接獲美國密西根大學聘書及麥基爾大學聘書，無保人未能成行。 1968　再獲美國密西根大學聘書，有保人，出境仍未准。 1970　秘密出境至瑞典，獲政治庇護   五、海外生活   1970　瑞典斯德哥爾摩人類博物館亞洲部門資深研究員 　　　2月1日紐約時報刊出彭明敏抵達瑞典消息，2月16日「新聞周刊」刊出專訪　 　　　任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資深學術研究員兼法學院訪問教授《1970-1972》　 　　　11月參加堪薩斯曼哈頓州立大學台灣留學生歡迎會 　　　彭淑媛被迫辭去淡水工商校長 1973　擔任美國俄亥俄州賴特(Wright)州立大學客座教授《1973-1974》　 1980　赴日會見母親 1985　母親過世 1987　彭家姐弟四人在美國團聚 1989　長兄彭明哲過世 1991　應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之邀，發表演說   六、民主運動   1971　在紐約舉行「台灣人民眾大會」　 1972　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席 1975　參與芝加哥、洛杉磯、休斯頓、華府等地所舉行的「台灣人民眾大會」，擔任主講人　 1978　與郭雨新訪問巴西，擔任台美協會董事長 1979　率團遊說美國國會並在眾議院公聽會作證，為「台灣關係法」的國會立法催生　 1981　與海外同鄉籌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1983　在美國眾議院公聽會作證，要求台灣民主化，解除戒嚴令　 1986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1987年連任，1989年總辭） 1989　在紐約成立亞太民主協會，擔任理事長　   七、返台   1990　李登輝總統邀請參加「國是會議」，因高檢署未撤銷叛亂通緝，拒絕返台 1992　11月 1日返回台灣 　　　 　　　11月 2日於台灣大學法學院以「我們如何邁入二十一世紀」為題發表回台首次演講為民進黨輔選全島助講 1994　成立彭明敏文教基金會並擔任董事長　   八、參選總統   1995　2月28日宣佈加入民主進步黨，9 月25日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　 1996　3月代表民進黨參選首屆台灣民選總統   九、民主建國   1996　4月成立建國會，擔任會長　 　　　12月主辦「台灣國家發展會議」 1997　退出民進黨 1998　新國家連線名譽會長   十、政黨輪替   2000　3月18日陳水扁當選總統，受邀出任總統府資政 　　　接任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 2001　應捷克總統哈維爾之邀參加「公元兩千年論壇」 2002　率團參加美國布希總統主持的「祈禱早餐會」 2004　再次率團參加美國布希總統主持的「祈禱早餐會」 2006　獲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頒授名譽法學博士   ＊自1992年返台後，曾訪問下列等國家，參加國際會議，從事學術交流和國民外交： 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印尼、新加坡、斐濟、比利時、法國、英國、荷蘭、捷克、奧地利、盧森堡、德國、義大利、瑞典、丹麥、挪威、冰島、芬蘭、南非。      

現在在吵的小明、健保大放送，都在馬英九第一個總統任期內，透過行政命令、公告大放送，讓一堆中國人在台灣享受等同台灣人，甚至是超越台灣人的待遇。 首先中國配偶本人，原本來台灣定居是需要財力證明，想進一步設籍、領身分證，最快是要8年，但每年也有限額，從一開始不到100人，到2008年已放寬到6000人了。 馬政府首先在剛就任沒多久後的2008年11月，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等相關辦法，一併取消中國配偶、外籍配偶來台定居的42萬元財力證明。 接著在2009年6月大幅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對中配大放送。 包括取消中國配偶來台「設籍」的限額。從每年6000人到不限名額。 「小明」也在此波開放。原本已取得戶籍的中國配偶，需再滿5年後才能申請接前婚生子女、75歲以上直系親屬來台定居停留；改為即刻可申請。而中配親屬來台探親停留之親等，從一等親放寬為二等親。甚至探親停留期間，也從每次1個月、每年最長2個月，放寬為每次2個月、每年最多6個月。 2009年7月，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取消兩年的團聚期，也就是中配取得身分證年限從8年縮為6年。且中配只要是依親居留，就有工作權，財產繼承也不再有上限。 當時民進黨在立法院連30席都沒有，是少數中的少數，所以只有能力爭取到中生來台的「三限六不」，中配身分證8改6就擋不住了。 更誇張的是，在2009年8月，馬政府居然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讓中配前段婚生子女得準用「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台就學辦法」，可以免試進入明星高中就讀。 因為這種優待對於台灣人民的剝奪感太強烈，在民意強烈反彈下，當年度就改回來了。 然後是在2009年10月，衛生署以「公告」的方式，將只能短期停留的「依親」、「探親」許可證，都擴大視為「居留」證明文件，立即獲得健保資格。 待馬英九第二個任期內，想再次修法將中配取得身分證年限從6年縮為4年，此時民進黨席次已經增加到40席，在強力抵抗下，終未讓馬英九得逞。 因為馬政府的大放送大多未經修法，現在要收回去，也只要修改行政命令即可。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309782 中國人民來台探親、探病範圍再擴大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310050 陸配居留6年 即可拿身分證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39066 爭議大！依親陸生 免試升高中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364792 陸配前婚生子女免試升高中職 立院封殺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359311 朝野立委都罵／健保快破產 還為中國人開大門  

問我為什麼我這麼討厭柯文哲，甚至討厭到寫文章評論他，真的不是我愛批評人，而是從他的種種行為來看，很難不討厭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每當中央發布最新防疫政策時，柯文哲總是在媒體前大聲反對，故意講給民眾聽，然後過了不久又默默執行，當他宣布執行時異常安靜，好像深怕大家發現一樣。     柯文哲：開放第七類對象是特權疫苗？！ 回顧7/4柯文哲在防疫記者會說，「不贊成第七類疫苗施打對象，這是國家自己製造特權疫苗」，柯文哲竟敢講特權疫苗？我有沒有聽錯！結果3小時後，副市長蔡炳坤宣布，已安排北捷第一線人員接種接種疫苗。我想問柯文哲自己是醫師會不知道，第七類人員的定義是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者，包含幼兒園的托育及運輸物流人員，他們打的難道特權疫苗？這一群維持社會運作必要的人，竟然被柯文哲貼上特權疫苗的標籤，我不知道他們看到好心肝的名單心裡有何感想？ 請問柯文哲籃球場是否開放有這麼困難嗎？ 再來是籃球場是否戴口罩開放？說實在這個相比其他市政，實在不是一件大事，柯文哲卻也可以在一個禮拜用這個議題佔據各大媒體版面，我們來複習一下，8/13柯文哲大酸鄭文燦，戴口罩怎麼打籃球，要鄭文燦示範一遍給大家看，8/14副市長蔡炳坤說預計在8/24開放籃球場館，8/18柯文哲又說籃球、排球等近距離活動，等到要開學時，視疫情狀況再決定，最後，在8/25才正式宣布9/1可以戴口罩打籃球。一件籃球場是否開放，鄭文燦市長人家就決定了公布，這不是很基本的事嗎？但柯文哲可以反覆兩三次，柯文哲的施政能力真的很難讓人信任。 台北市是台灣的首都，政治經濟的重心，難以想像過去幾個月沒有中央的支援，疫情有辦法控制嗎？身為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完全沒有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眼裡，更沒有守護台灣對責任心，每天看柯文哲鬼話連篇，佔據媒體版面，真的浪費台灣人的時間！ （前國會助理）

第一個為「反送中．抗惡法」犧牲的香港人！ 看著他寫的布條，那麼大，訴求那麼清楚， 我想像他必然花了很多力氣準備這些，還要帶著爬上那麼高的地方。 那五個鐘頭，他守望著摯愛的香港，他唯一的故鄉，唯一的地方…… 他用他唯一的生命，那麼脆弱的唯一的所有，要保護她。 想到他的心情，想到他最後一眼看到的香港，……直教人落淚 香港不能失敗，為了他的犧牲，香港不能失敗…… （我們無法確認他是抱著死志，但把自己放到那麼危險的情境，最後墜落喪失生命，不能不說是為這個訴求而犧牲了。） 引文： 在棚架上掛起「反送中No Extradition To China」的橫額、以及「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的標語。   太古廣場平台掛「反送中」標語　男子晚上墮樓不治 | 立場報道 | 立場新聞 一名男子今日下午爬上太古廣場高位，掛上「反送中」標語，至晚上約 9 時，他爬出棚架，4名消防員...  

因為歐美疫情轉為嚴峻，而中國竟然奇蹟式的已經回復常態，台灣的確診人數開始暴增，於是開始有人囤積物資，包括全聯、好市多、家樂福等大型賣場都人滿為患，架上食物除了三色豆以外，可能都一掃而空。但是，現在應該囤積的，真的不是食物，你該囤積的是下面的東西： 1.耐性：這場全球性的瘟疫，應該會持續一陣子，如果、萬一、假設，台灣進入全面社區感染，那麼經濟活動停擺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會進入幾個月不好過的時候。瘋狂的各種景象都有可能出現，所以請保持耐心，黑暗終究會過去，但是不要急著探出頭，因為你不知道暗夜裡還有什麼怪物。 2.正確的資訊：現在已經開始在群組裡流傳了各種不同的假訊息，不論是謾罵政府、趁火打劫、停班停課、治病偏方等等，都有很多未經證實的玩意兒，請冷靜以對，看到網址不要按進去，不要隨便匯款、不要任意轉貼，有疑義就到疾病管制署的網站查詢。 3.同理心：時時刻刻想著，自己的行為會不會對別人造成困擾，會不會這麼做讓人家不方便？如果別人這麼對我，我會不會不開心？假設自己是醫護人員，希望病患怎麼對自己？萬一自己生病，希望別人怎麼對你？如果自己被隔離，會不會接受鄰居歧視你？這個社會已經在高度壓力下，有太多的不友善，請不要想著「來啊！我們來互相傷害！」 4.良好的衛生習慣：養成勤洗手的習慣，盡量不要外出到人多的場合，到高風險的區域記得戴口罩。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不要逞強也不要忽視警訊，自己的身體很重要，別人的命也是命。 5.想要到處玩的心：全世界沒有國家像台灣一樣，同時具備高度警覺的公民、強大的醫療資源，與良好的政府防疫體系。這些要素是前人用生命與經驗換來的，我們要好好珍惜。所以，現在其他國家真的到處有風險，因為他們要不就是佛系防疫，要不就是邊境關閉，真的一點都不好玩。而且會增加自己與別人太多風險。 乖啦！沒有肺纖維化，囤積想飛的心，以後愛怎麼玩都好！ 6.多出的時間：不論現在是無薪假、失業、或是工作緊縮，可能會多出很多時間，就把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完成，把以前想追的劇看完，把以前沒時間修復的關係處理好，或許這幾個月，也許是一年以後，我們的遺憾會變少很多。 7.感情：雖然夫妻一起在家工作，可能會讓離婚率增加，雖然孩子停課在家，可能會讓你想要自殺，但是這時候也是感情加溫（？）、修復、解決的時候，如果能好好的了解對方，當然是很好的收穫，但如果發現意外的不合，放棄也是一種勇氣。 8.工作技能：收入減少，那就想點別的辦法來處理。如果是過去的技能太少，現在就好好學習。政府現在有提供許多職業訓練，可以請領補助同時，學習新的能力。或者也可以多找朋友聊聊，囤積自己的能力與興趣，或許也會是一次人生重大的轉機。 9.體力：體力很重要，無論如何，都不要放棄運動的習慣，讓自己的體力增強。看看自己囤積的腰圍，讓自己的體力更好，才是未來的財富，這時候可以多囤積一點體力，生病的時候，醫生可以少費一點力氣。 10.錢：請認真的、嚴肅的、好好的，多囤積一點錢。如果沒辦法囤積，起碼不要亂花，經濟寒冬已經開始，什麼時候結束還不知道，不要亂買東西，食物與很多東西，都是有保存期限的。 說真的，你最不用囤積的就是食物，面對這麼嚴峻的疫情，你可以哭、可以嘆氣，但是不要恐慌、不要焦慮、不要放棄希望，只要有健康，只要留著這條命，我們都會再起來，好好的起來。

波特王事件很好的證明了，統派學者政客過往以來的一派胡言。 什麼「用智慧處理兩岸關係」、「年輕人沒出過社會才覺得嗆中很爽」、「上兵伐謀」、「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保持友好關係的親中三角形」......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現在能幫到波特王什麼？ 波特王跟蔡英文合拍影片，這隻影片沒放在中國的微博，而是放在中國人看不到的臉書上。這是隻專給台灣人看的影片，就因為裡頭提到了「總統」兩字，被中國勒令下架。波特王團隊不從，經營到百萬粉絲的微博帳號直接被搶奪沒收。 請問韓國瑜、張善政：「波特王嗆誰了？」關起門來在台灣人看的臉書，說聲「總統」就算是「嗆中」？波特王還表示習近平來，他也願意合拍影片耶！請問統派學者政客們，你們整天掛在嘴邊的「兩岸智慧」，不必靠國防的「謀略」，要怎麼幫助波特王解決問題？ 事實擺在眼前，你在台灣的土地上拍影片，叫蔡英文總統，你在中國的資產就可能被沒收。 那些智慧、謀略、三角形在現況下毫無作用。除非，你所謂的「智慧」是叫台灣人把「總統」當禁語，全面改用「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不然照中國的標準，通通都是台獨，通通都要封殺打壓。 不能解決問題的理論，就只是唬弄民眾的謊言。 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在中國不斷試探台灣人底線的時候，像波特王一樣，勇敢地告訴中國，在台灣，我們站著賺錢。

「月營收只剩高峰期1∕10 宏達電有多慘」 「賣手機事業止血 王雪紅到底在想什麼？」 ＝ 「月收曾飆450億 現竟僅剩30億」，450 億，變成 30 億，怎麼會是 1/10 呢？1/15 吧。記者是手下留情了。 查了一下宏達電歷年股價圖，王雪紅 2010 年說 HTC 是中國貨之後，股價從 2011 年 4 月開始一瀉千里，沒再有過起色，一路從 1300 變成 40。 搞到還要求售。人家還沒興趣買全部，只願意買研發人才而已。換句話說，其他部份，都是人家認為沒價值的。 好個「中國人自創的品牌」。

一九七○年一月二日我變裝易容，脫出台灣。今天是五十週年，也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五十六週年，令人悲痛的，曾共同提筆「宣言」的三人中，謝聰敏、魏廷朝已先於我而離世，留下我一人。 曾得到國家、各國非營利組織、外國宣教士、著名學者出於俠義和人道精神伸手援助，能夠脫出重圍，且對此流亡無途之徒予以收容、保護、幫助，重建人生，回顧重恩一直令我承受不起，感激之情，永銘於心奧。至今昔日同志個個凋謝，不久恐獨留我一人，我也老矣。願基於「自救宣言」之精神，做誠懇的呼籲和訴求。 大戰後已有三分之二世紀，物換星移，台灣開始民主化，曾以戒嚴實施恐怖政治迫害台灣人民的中國國民黨已經式微，無力再魚肉鄉民，代而起的中國，其領土野心對台灣構成極嚴重的威脅。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攻武嚇，非併吞台灣絕不罷休。 同胞們，我們需要重新覺悟，民主、自由、人權不是天生，而是前輩奮死犧牲爭取來的，是台灣人民無價的資產。為了此世代和往後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幸福，要不惜代價而死守之。看今日新疆人的境遇，就可知道中國佔領台灣，就是台灣人民的末日，我們選出的領袖和代表，必須大膽勇敢對中國說「不」，大家團結一致表達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的決心。 急切訴求未來新政府： （一）台灣的獨立主權，絕不可退讓。 （二）我們活在政治和法理上極其畸形虛偽的台灣，太久了，應急切成為正常國家，立刻召開「建國會議」，集智制定台灣憲法、新國號、新國旗、新國歌，宣布新國家的成立，凡冠以「中國」的公私機關、公司、社團、學校、街名，全部除去「中國」名稱。 （三）全國教育皆以「認同台灣」為基礎。 （四）司法改革和轉型正義已淪為空洞口號，必須重新出發，強力推行，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心，伸張正義，振奮國民士氣。 （五）目前與中國的所謂「交流」，實則不異「宗主國」中國，在巡視「屬國」台灣。敵方在台享受「言論自由」到處鼓吹「統一」，敵國旗在鬧街飄揚，手持敵國旗者公然結隊遊行呼嚎。相反的，由台灣到中國者，連中華民國四字、總統名字也不敢說，況乎「民主自由」。這是絕對的「不平等」，自稱「主權獨立」，實況是「主權」掃地被蹂躪，莫大國恥。新政府與中國「交流」必須堅持「平等」原則，對方可以在台灣做的，台灣在中國也可以做，台灣在中國不能做的，中國在台灣也不能做。敵國人在台灣不得有「言論自由」，一個政府連這種常識性的政策也做不到，在正常的國家，是無法存在的。 （六）公開明確表示台灣為美、日、歐民主陣營的一員，爭取民主國家的支持。 （七）以新國號新國家名義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一年不成，三年，十年，五十年，繼續申請直到成功為止。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根據《ETtoday新聞雲》的2月27日晚上報導，一位自稱楊姓的目擊者指控，警方在繆（德生）墜落時冷血旁觀，甚至阻礙就醫，他上前關心，「才一搖傷者，繆的鮮血馬上就從鼻孔噴出來，他的頭就碎成一片」，看過電影吧，他的頭就這樣著地！楊男也表示「如果繆的家屬想要提告，自己隨時可以幫忙當證人！」該報導還附有照片，有兩人在救護人員未到現場前、探視傷者（見下圖右上），但未呈現兩人的面貌。 隨後我們發現，鄉民acz0221網傳一張關鍵照片（見上圖左側，《蘋果日報》也有），有身穿深色上衣的人在繆德生跌落後「碰觸」他，而該照片是由另一人從上方拍照後上傳網路的；而《ETtoday新聞雲》同日另一報導，又提供另一張、救護人員正在急救的影像（見上圖右下），身穿深色上衣（應該是夾克）的人仍在事發現場。 總合上述三張照片呈現的訊息是，搖動繆德生的楊姓目擊者，頭戴帽子、嘴掛白色口罩，身穿深色夾克與牛仔褲，在救護人員到場時，仍留在事發現場。 很巧的，當繆德生的大哥在醫院外對媒體控訴警方延誤送醫時，洪秀柱也到了，但卻有一名自稱全程目擊者，跟繆的大哥說明事發情況；這名目擊者被《蘋果日報》及《三立新聞》分別拍下全身及正面照（見下圖下方兩小圖），卻沒有穿夾克。我們無法確定，是否同樣是前述的楊姓目擊者。   但我們另外找到《上報》的報導，所附的影片，從另一角度涵蓋救護現場，有拍到楊姓目擊者的牛仔褲正面，在其右腿、有一大片發白的磨損痕跡（見上圖右上）。而「這個的特徵」，也「剛好發生」在醫院外、那個沒穿夾克的目擊者牛仔褲上（見上圖右下）。因此，我們推測，這位露面的目擊者，有可能就是前述、搖動繆德生的楊姓目擊者。 不僅如此，我們在Komicolle網頁也看到事發現場那名穿深色夾克的目擊者，於左頸部露出「綠色衣領」，跟上圖下方兩小圖的露面目擊者之「衣領顏色」一模一樣。   眼尖的網友也指出，該名在醫院外的露面目擊者，手上拿著「帽子及口罩」，應該就是他了。   由雷同的「帽子及口罩」、「衣領顏色」與「牛仔褲右腿有一大片發白的磨損痕跡」這三個「辯認特徵」來看，讓這個在醫院外的露面目擊者，就是楊姓目擊者的可能性大增。 由於《上報》影片（如下），取自羅致政，但中間卻有被剪掉的痕跡：亦即缺了，「在救護人員未到現場前，這兩人是憑什麼身份，可以越過警網，深入到那個空間，搖動傷者、並拍下照片上傳」，的這段影像紀錄。若有人能得到完整的影片，請公布在PTT八卦版，讓大家一起找出這位楊姓目擊者。   而《華視新聞》當天也有紀錄到救護人員未到前的情況（如下），連「比救護人員早到者二」的正面都拍到了，是戴有眼鏡的老先生，應該是他拍的照片；該連續畫面，也證實「比救護人員早到者一」的牛仔褲右腿，有「大片磨損痕跡」：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個人是誰？ 事後，「藍天行動聯盟」竟然開了記者會，高喊「血債血還，打倒蔡政府」。我們覺得，不如先找出這位楊姓目擊者，搞不好也是該聯盟的人，問他為何要搖繆德生？釐清案情；還有追究阻擋救護車的「拔菜司令」、還在急救，就等不及「招魂」的隊友責任，還有卯起來消費他的「八百壯士」與藍營政治人物。

〔記者涂鉅旻／台北報導〕自由時報針對明年大選進行民調，在國族認同部分，有七十四．六五％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十七．九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只有一．八七％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另有五．五二％沒有意見。 交叉分析顯示，廿歲到廿九歲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高達八十五．九九％，居所有年齡層之冠，僅十．一九％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者更只有○．六四％。而三十至三十九歲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也達七十九．八二％，顯示台灣年輕一代高度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六十歲以上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也高於七成，僅四十至五十九歲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不到七成，但也在六成五以上。 另以政黨傾向進行交叉分析，民進黨支持者中，有九十三．五八％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時代力量、台灣民眾黨支持者則分別有八十九．六六％、七十七．○五％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國民黨支持者中，四十．四五％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有四十六．○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不到一成，僅七．三％。

人生總有終點。雙方交情曾有起落。惟他去世，給我衝擊，使我悲傷。兩人間種種，回憶湧出，感慨萬千，將一部分，記述於此。 他出生早於我數個月，戰時日本他念京都帝國大學，中途被迫改名服兵役。我念東京帝國大學，中途為了逃避兵役，各所躲藏，終被美軍軍機掃射失去左臂。互相不認識，連名字都未聽過。 戰前台北帝國大學，戰後改名國立台灣大學。台籍學生在日本的「帝國大學」肄業者，無條件轉學台大補學分畢業。人數不多有機會互動，有緣與他（農經）、Ａ君（經濟）三人成密友，常一起吃飯雜聊國事，我談台獨，他大罵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但似對一般政治較無興趣。台大畢業後，他入農復會，我留校擔任助教，我出國留學，數年後他亦出國留學，回台後我任系主任，他為農復會技正，三個好友還是常聚餐。我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前夜，我們還在Ａ君家吃飯，他們兩人不知道我與謝聰敏、魏廷朝的陰謀，不久Ａ君出國失聯，我入獄十三個月，被特赦，終身軟禁，五年後脫出台灣，流亡外國被通緝二十三年，我們在美國為台灣民主所作所為，他似無好感。他夫妻逢人就說「彭明敏都無進步」，我曾託人問他們我在哪方面無進步，他們就不再說了。 一九八○年後期，台灣開始民主化，當局對我的觀感也較軟化，甚至美國的國民黨系團體也曾邀我去演講，連戰及一些高官也在場。連戰因台灣發生水災，提前回台。 一九九○年他舉辦「國是會議」，公言我是愛國者，正式邀我參加，動員國民黨政府幾乎所有的在美機關，包含駐美代表，勸我回台參加，我要求撤銷通緝令，否則不參加（「你請我吃飯，卻在門口放一隻獰猛狼狗要咬我，我怎麼去」），他很不高興，因曾排除國民黨高層李煥等的反對，好不容易堅持邀請我，我卻拒絕，使他無面子。 他任總統是因蔣經國去世，作為副總統補上的。任滿後，還要正式選舉。我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他。我雖然反對國民黨，但鑒於台灣現實，由他連任，政局才會安定。因此受到台獨聯盟無情的攻擊。李當選後，他們都成為其最熱心的奉承者。他連任後，曾託人交一封信給他（不知道為什麼，此信全文曾在台北雜誌登載），信中建議（一）總統府太森嚴神秘，令人畏懼，總統親民，總統府應自由開放，任人參觀，最好每週舉辦音樂會，人民參加可唱流行歌曲。（二）政府文告要平易口語化，用庶民的語言。 最後通緝令撤銷，給我護照。我決定於一九九二年末回國。曾請吳澧培先回國，與各方接觸。吳與他會面，他相當冷淡，似有點困惑，說「他回來，要給他什麼工作，中央研究院院長嗎？」我終於回國，際遇立法委員選舉，歡迎群眾幾乎擠破機場，我下飛機也被擠得兩腳無法落地，官員怕「台獨」，大多不敢接近，只有立委候選人爭先恐後，要我站台助選。 回台後半年，被二十四小時監視跟蹤，不准上電視，任何一方都未曾來見。今昔不同，已不是單純的「同學」。一實為現任總統，一為前被追捕犯，如可見面，要談什麼。有一天他終於託人來說要我去他家裡，要我先到「中華文化發展委員會（會長黃石城）」躲藏，到了晚上八點以後他會派車接我，車窗要黑布遮起來，從外面看不到裡面，我聽了極不高興，見他要這樣偷偷摸摸，太無尊嚴，拒絕前往。此事耿耿於懷，曾告訴張榮發，他笑著說「我去看他也是一樣」。 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我也登記參選，報名保證金一千五百萬台幣，這對我是天文數字，一輩子也未曾看到那麼多錢（告訴訪台的捷克議員，他們驚倒了）。不得不從辜寬敏、林敏生、林誠一各借五百萬，這是我一生首次而唯一借錢的經驗。電視舉辦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出場前在舞台後面與他碰面，兩人默默握手，幾近陌生人，這是我回國第一次看到他。在競選中，我們不作人身攻擊，我攻擊國民黨數十年的暴政，他反對台獨，媒體認為沒有火花，淡如水，不過癮而失望。競選準備當中，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經由一好友，傳來神秘的提議，說若我退選，可給五億台幣的代價，我開玩笑地試探「十億怎樣？」神秘方面說「先拿五億退選，另五億以後再商量。」這可能是國民黨做事的典型。 幾年後輪到連戰競選總統，彭榮次陪我到他家裡，以後就有時到他家聊天。有一次連戰也來，他記得其結婚典禮，我擔任介紹人，相當親切客氣說要聘我為資政，李說選後再說。連戰在台大時我是指導教授，很愛護他，他到芝加哥大學進修，我每到美國，都專程到芝加哥去看他。陳水扁當選後，國民黨鬧罷免，政局混亂，一個晚上陳總統來電，看我能否去請連戰調解，我即請我親戚也是連戰親信楊寶發，問他能否與我密會，連戰說他二十四小時周圍都有人，無法密會，此事就作罷。 他作為總統經常到各地考察研究，連各地的地質農產也都很清楚，他不是才華橫溢，才氣煥發型，而是默默耕耘，耐性堅實，持久做事，實為一位好總統。 連戰競選總統時，投票前幾天，我告訴他連戰必敗，要他做心理準備。他反駁，各管道的報告，都說連戰必勝（可見官僚報喜不報憂）。我寫信給他，「連戰落選後，黨內一定有許多人要你辭職，但為政局安定，切勿辭職，要堅持下去」。果然連戰落選，國民黨煽動群眾，包圍其官邸，叫囂他辭職，他終於受不了，狼狽辭職，退出國民黨，很冤枉。 政黨輪替，國民黨失去了50年的政權，民眾聚集抗議，馬英九率先喊出「要李下台」。（圖擷取自三立）   一天他接受報社訪問，談到台獨，所說完全錯誤，我忍不住也在報上為文強烈批判。他很生氣，其後若有人對他提起我，他就發脾氣。數年彼此忌避。 我常說，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輝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一是作為台灣人的李登輝，另一是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前者要保護和伸張台灣人的政治權利即民主化，後者則為了「統一」中國，一些基本人權必須犧牲，他在此兩種立場上掙扎，天人交戰。 二○一七年「喜樂島聯盟」在高雄成立，我倆都被邀參加，在舞台二樓休息時，他也進來，二人若無其事雜聊一下，這是最後看到他。 在台灣各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轉換時期，他站在過程中關鍵時點，主政成功，有形無形功勞甚大，相信在台灣歷史上，必將永久佔有偉大地位。     Tue, Aug 04, 2020 In remembrance of Lee Teng-hui By Peng Ming-min 彭明敏   All lives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Over the years, my friendship with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had its ups and downs. Lee’s passing was a heavy blow and has left me deeply saddened. We experienced a lot together and the memories have come flooding back. Lee was born several months earlier than me.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studying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halfway through his studies, he was forced to change his name and enter military service. I was studying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went into hiding to avoid military service, and I was later strafed by a US military aircraft and lost my left arm. At the time we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and had not even heard of each other. After the war,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renam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had their studies at Japan’s imperial universities cut short due to the war were granted an unconditional transfer to complete their degrees at NTU.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o we all got to know one another. Lee, who was study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other student called Mr A (A君) who was studying economics, and I formed a close bond. We would often eat together and chat about national affairs. Once, when I raised the subject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Lee lambasted then-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Grain Bureau director Lee Lien-chun’s (李連春) policy of exchanging fertilizer for grain for its “gross exploitation of Taiwanese farmers.” However, he seemed uninterested in general politics. After graduating, Lee joined the US-sponsored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 stayed at NTU to work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before leaving to study overseas. A few years later, Lee also left Taiwan for overseas studies. On returning to Taiwan, I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NTU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while Lee returned to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of us often met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The night before I was arrested for publishing the Declaration of Self-Salv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Lee and I had dinner at Mr A’s house. Neither Lee nor Mr A had an inkling of the plan I had set in motion with my co-conspirators, Hsieh Tsung-min (謝聰敏) and Wei Ting-chao (魏廷朝). Not long after, Mr A left Taiwan and we fell out of touch. After a 13-month stint behind bars I was granted amnesty and placed under lifelong house arrest. Five years later I fled Taiwan for a life in exile. For the next 23 years I had an arrest warrant hanging over me. While in exile in the US, I fought together with my Taiwanese comrades to bring democracy to Taiwan. Lee seemed to disapprove of my activities. I learned that he and his wife said to others: “Peng has not progressed at all.” I once asked them,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In what respect have I made no progress?” After that, they stopped saying it. By the late 1980s,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ad begun and the authorities’ perception of me softened. A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US group even invited me to deliver a speech. Lien Chan (連戰), who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 high-level party officials attended the event, although Lien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Taiwan early due to serious flooding. In 1990, Lee announced a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reform. He also publicly stated that I was a patriot and invited me to attend, and welcomed me to return to Taiwan.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attend, but only if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saying: “You invited me for dinner, yet there is a fierce wolfhound at the door that will take a bite out of me. How can I go?” He was very upset, because he had overcome opposition from former premier Lee Huan (李煥) and other party hardliners to issue the invitation. When I refused to attend, he lost face. As vice president, Lee Teng-hui succeeded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upon his death in January 1988. After completing his first full term in office, he ran in the natio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lent him my support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New York. Although I opposed the KMT, I felt that Lee Teng-hui had to serve a second term to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arning me ruthless attacks from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After Lee Teng-hui won, I sent him a letter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the full text of which somehow found its way into the Taipei Magazine. In the letter, I suggested two things: First, th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was too rigid and secretive, and continued to instill fear in people’s hearts.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in touch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should be a free and open place that anyone could visit, holding weekly concerts of popular music. Second,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should abandon formal, courtly prose in favor of plain, simple language, so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them. Eventually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and I was given a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and in 1992, I returned to Taiwan. I asked Wu Li-pei (吳澧培), later presidential adviser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o return to Taiwan before me to make contact with different parties. Wu met with Lee Teng-hui, who — reportedly rather cold and somewhat bemused — asked Wu: “When he returns, what job should I give him? The Academia Sinica presidency?” When I finally returned to Taiwan, at the time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airport was packed with people welcoming me. The crowd that surrounded the plane initially made it impossible to put two feet on Taiwanese soi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afraid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most did not dare approach me. Legislative candidates, on the other hand, scrambled to ask me to campaign for them.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after my return, I was under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was followed everywhere I went. I was barred from appearing on television and there was no contact with Lee Teng-hui. It was all very strange. Finally, one day he sent a messenger with an invitation to visit him at his home. I was told to first go to the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and hide there. At 8pm he would send a car with black material obscuring the windows so nobody would be able to see inside. After being told of these details, I was extremely displeased. I thought it was disrespectful, and refused to go. I continued to brood about the matter. Later on, I related the strange invitation to Evergreen Group founder Chang Yung-fa (張榮發), who laughed and said: “When I go to see him it is just the same.” In 1996, I registered as a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egistration deposit was NT$15 million (US$507,941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n astronomical sum to me; I had never seen so much money in my life. I had to borrow NT$5 million each from fellow independence advocates Koo Kwang-ming (辜寬敏), Lin Min-sheng (林敏生) and Lin Cheng-yi (林誠一),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d borrowed money.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the candidates was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I bumped into Lee Teng-hui backstage before the event. We shook hands almost as if we were strangers.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met since I returned to Taiwan. During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 interesting episode took place. A mysterious proposal came via a close friend, offering me NT$500 million if I agreed to stand down. I jokingly responded: “How about NT$1 billion?” The reply came back: “NT$500 million for withdrawing from the election and then we can discuss the other NT$500 million later.” Perhaps this was the KMT’s modus operandi. A few years later, when it was Lien Chan’s turn to run for president, Taiwan Transportation Machinery Corp president Peng Run-tzu (彭榮次) accompanied me on a visit to Lee Teng-hui’s house. After that, I would occasionally call on Lee Teng-hui for a chat. One time, Lien was also there. Remembering that I served as the matchmaker at his wedding, Lien kindly invited me to serve as senior presidential adviser, but Lee Teng-hui said the matter should be discussed after the election. During Lien’s studies in NTU’s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I was his adviser and was supportive of him. During his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 visited him there every time I traveled to the US. After Chen won the 2000 election, political chaos followed and the KMT tried to recall him. One night he called me and asked if I could ask Lien to smooth things over. I reached out to former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Yang Pao-fa (楊寶發), who was my relative and Lien’s trusted aide, to forward the message, asking if we could meet secretly. Lien said he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around the clock, so there was no chance to meet secretly. As president, Lee Teng-hui often traveled around for studies and inspections, and he even knew different soil typ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ross Taiwan. He was never a person brimming with talent, so instead he worked hard, patiently, persistently and constantly. He was indeed a good president. A few days before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told Lee Teng-hui that Lien was certain to lose and that he should be prepared. Lee Teng-hui disagreed, saying that every report showed Lien would win. In hindsight, the incident shows that bureaucrats only report good news and conceal the rest. I wrote to Lee Teng-hui, saying that “after Lien is defeated, many KMT members will urge you to resign, but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you must persevere and not step down.” When Lien lost the election, the KMT stirred up public anger and led crowds to encircle Lee Teng-hui’s residence, calling on him to resign. Lee Teng-hui was unable to resist the pressure and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nd left the party. This was unfair. Once Lee Teng-hui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newspaper, but everything he said abou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as completely wrong, so I had to write an opinion piece strongly criticizing him. He was enraged. After that, he would get upset whenever someone mentioned me, and we avoided each other for years. Lee Teng-hui harbored two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one was Lee Teng-hui as Taiwanese, the other was Lee Teng-hui as KMT chairman. As a Taiwanese, he wanted to safeguard and enhance Taiwanese’s political rights and push for democratization. As KMT chairman, he had to sacrifice certain basic human rights for the sake of unification. He was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this dilemma. When the Formosa Alliance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in 2017, we were both invited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I was taking a rest, Lee Teng-hui came into the same room. We chatted for a while as if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and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Lee Teng-hui played a crucial role at a crucial time in Taiwan’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He led a successful administration, and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Lee Teng-hui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a great ma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Peng Ming-min is a former Presidential Office adviser. Translated by Edward Jones and Chang Ho-ming   資料來源：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0/08/04/2003741078     1990年4月4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登輝兄： 你好。首先恭喜你當選。你實在是辛苦了。其他客套的話，請許暫省。下面把一些想法直率地寫出，望你見諒。相信這些話也是海外同鄉絕對多數的心聲。 一、台灣已處於史上未有的社會，政治命運的大轉換期，你又是一位有遠見、有理想、有歷史觀、國際觀、哲學觀、宗教觀的人，我們決定公開支持你在這台灣歷史最緊要關頭來領導台灣，其理由在此。不論對於台灣人民或你個人，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你的責任也太大了。 二、你作事必會受到小人瑣事及保守反動自私貪慾者所困擾和阻礙，衷心希望你切勿忘記你所擔起的歷史使命，你的作為不但攸關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遠久命運，也會為你個人在台灣歷史上定位，幫你不斷從這歷史觀點待人處事。 三、台灣人民，包括海外同鄉，對你的期望實在太高，這恐怕有時對你反而構成相當的負擔。但請勿忘記，人民對你的肯定和支持是你最大的（而現今是唯一的）政治資產，你應該以此為後盾積極大膽去推行改革。我們建議你於就任新職時，將你在任期內要達成的改革目標，明確具體地一一列舉出來，並設定其實現的時間表（例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省長直轄市長民選、釋放政治犯及其復權）。同時宣佈你決心排除萬難，不惜任何犧牲（包括辭職），為推行此改革而奮鬥。其後，若阻力太大，可以（仿美國或蘇聯總統）用電視等大眾媒體，直接訴請大眾輿論，要求人民支持，藉此削減你周圍的保守反動勢力。（如這次學生示威，對於國大反動力量構成極大壓力，對你是有利的）。今後應多運用這種民間力量，切勿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你為了保持職位，放棄原則和改革理想，事事與保守反動勢力妥協。（真正無法推行改革時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為你在歷史上的定位，也是重要的）。 四、五月新就任時的文告，應將上述改革目標及時間表發佈，具體明確的說出來。為了要使人民有面目一新的感覺，此重要文告請勿再請那些「職業文宣」人員撰寫。應儘量在外面找一些學界人士，以平易白話，作真正有力而Fresh的文章（如美國田弘茂、張旭成、高英茂等教授應可與商量）。 五、你新就任時，最重要的，是要給人民有「新的時代開始了」的強烈感覺。為此須有一些 Dramatic 的作為，例如在文告中總統公佈私人財產，並要求內閣人員及高級政要自動公佈私有財產（此不必通過法律，應自願方式為之），以及其他一些富有想像力，打動民心的事情。 六、就職以後，最好每月一、二次在總統府舉行文化晚會（如美國總統所作）邀請音樂家、作家、詩人、畫家等表演或演講，聽眾盡量減少那些老面孔政要，多請真正老百姓及學生（可從電話簿或街上隨便找），這可以表示你親民也注重文化活動。 七、不必太強調「基督徒信仰」，以免引起反感。台灣究竟非基督教國，而蔣介石、宋美齡等也自稱基督教徒，對基督教的形象也破壞不少。 八、絕對多數人民都信任你、尊重你、支持你，但你卻由聲名狼藉極端腐敗違悖民意的老國代選出，這對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損害極大，為了要建立起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你就職以後儘快（一、二年之內）想出辦法，使人民有機會直接表達對你的支持，以確認你地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可以增強你的權威和力量，也可作將來總統直接民選的先驅。 1990.4.4   2000年總統大選前彭明敏致函李登輝 2000年3月15日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義大利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於是把中國的代工廠引進到時尚重鎮米蘭周邊的小鎮設置，聘用數萬名廉價的中國勞工組裝。如此一來，雖說是中國工人製，擁有低廉的人力成本，卻可以貼上身價高很多的義大利製標籤，反正全球消費者看到義大利製的標籤就以為是義大利製，也不會再細究內容。 仔細想想，咦，這不就是馬英九時代力推的自經區條例姊妹版嗎？「前店後廠、委外加工」，當時國民黨的自經區條例雖然遭到擱置，卻意外的在義大利實現了。 國民黨提出「自由貿易經濟特區特別條例草案」，被批此舉是要讓中國產品來台貼上MIT標籤後出口全球。（歐新社）   不幸的是，這些義大利自經區裡的中國工人，假期返鄉團圓後回到義大利，結果把新型冠狀病毒一起帶了回去，導致義大利成為歐洲感染重鎮，還蔓延到歐洲其他國家，一發不可收拾。截至三月一日的最新新冠肺炎災情，義大利已經確診一一二八例，死亡廿九人，排名全球第三，這數目比整個歐洲美洲澳洲非洲的感染人數加起來還多，更是台灣的三十倍！ 韓國瑜上任高雄市長後，打著「發大財」口號，也想重啟自經區，國民黨立委曾銘宗、賴士葆、費鴻泰等人馬上附和，提出馬政府的「自由經濟特區特別條例草案」2.0還魂版。還好，最終給民進黨擋了下來，否則現在的台灣可能北中南一堆自經區，比義大利還慘。更別說除了自經區，還有百萬陸客自由行跟團客，原本等著一月十一日總統或立法院長換黨做，來個大解禁。還好上述的事都沒有發生，否則台灣現在就是義大利加韓國，一天增加五百名感染者，台積電大立光被迫停工，慘不堪言了。 國民黨，你們嚇出台灣一身冷汗，是不是可以反省一下，跟國人道個歉啊？ （作者為醫師，台北市民）

今天有一則荒謬的政治新聞，那就是由於社會大眾對國民黨不分區名單的質疑聲浪不斷，國民黨為此擬訂專案，向媒體宣稱他們要展開搶救不分區立委大作戰，但實際做法並不是重新修訂名單，更不願意排除幾位爭議人士，而是再次採取反改革作法，也就是要遭到各界攻擊的葉毓蘭和吳斯懷盡量不要上節目，並要求兩人若要上政論或廣播節目必須先經過黨中央批准。這是多麼可笑的一個做法，因為這麼做就是擺明了， 國民黨不願意面對外界對這幾位親中人士的質疑，而是選擇迴避爭議，企圖以拖待變。 外界對葉毓蘭和吳斯懷的質疑在於，他們兩位是有別於過往的藍營政治人物，在過去，藍營政治人物對於終極統一這檔事，態度一直都是只能做但不太能說，許多人是採取偷偷摸摸的方式，但葉毓蘭和吳斯懷完全不同，他們就是赤裸裸的統派，也毫不遮掩地表示自己的立場，像葉毓蘭曾公開說過香港示威者都是殺紅眼暴徒，且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執法，吳斯懷則是身為退役國軍將領，還敢公然參與對岸政治集會，坐在台下聽習近平訓話並隨中共國歌而起立。 葉毓蘭。圖片來源：中央社 2016 年吳斯懷赴中聽习近平訓話。圖片來源：截自張之豪臉書 既然許多民眾討厭這兩位候選人，那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在於，國民黨為何不敢換掉葉毓蘭和吳斯懷？政黨參與競選的目標就是席次極大化，這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基本道理，那既然提出了不分區名單，無非就是希望能夠衝高政黨票，但為何國民黨要堅持這一份讓民調直直落的名單？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矛盾的現象？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懷疑，有某些團體對於國民黨施加莫大壓力，要求他們一定要將這兩位統派人士送進立法院， 逼得這個政黨無視於選票的流失，還是要堅持提出這份名單。 最後，筆者認為國民黨實在是太小看台灣人民的團結意志了，這個政黨一直認為自己掌握了穩固基本盤，所以就算提出這份糟糕透頂的名單，大部分候選人最終還是可以順利進入立法院，並且加入國民黨黨團運作，但是請國民黨高層看看前陣子香港的大選結果吧，香港人民為了要把親中勢力逐出香港，集中選票拉下各個建制派候選人，我相信類似劇本很可能會在一個多月後的台灣大選上演，因為台灣人已經厭倦國民黨的種種親中作為，人民會用選票來教訓國民黨，讓他們知道不敢換掉葉毓蘭和吳斯懷的代價是什麼。 香港泛民主派在地方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親中建制派則大敗。圖為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偕黨員致歉。 圖片來源：中央社 本文作者為劉怡婷，研究生。

笑死我，柯粉爽了兩天以為楊蕙如事件可以抹到民進黨，喊著要追金流，結果隨便一查，給楊蕙如最多錢的就是柯文哲。 這不只廢到笑，根本廢到腹筋崩壊，以為挖到寶還在那邊樂不可支，結果是挖到炸彈炸死自己師父。爆炸速度快到柯粉粉專連故事都來不及編，只能硬是壓低自己智商去掰一個「民進黨逼柯文哲付錢給楊蕙如」的三流爛劇本。 而最愛像唸佛機一樣覆誦「公開透明」的柯文哲，竟然說自己「不可能每一筆資金都盯得到」？ 哇，你一個標榜公開透明的市長，挪用300億假還債你可以不知情、1500萬給楊蕙如你也可以盯不到，那你公開透明在哪啊？ 阿不是說「誰出的錢不用想也知道」？不是說要快點查資金來源？結果原來跟本就是你自己。查到你頭上就通通不關你事，還真的是有夠公開透明啊。 楊蕙如給人月領1萬塊請人留言當然是可惡的網軍，那你柯文哲愛將邱昱凱月領10萬負責幫你在網路上帶風向抹黑政敵呢？喔，又不是網軍了，是義勇軍。 搞到最後誰是網軍、誰是義勇軍，通通都是柯文哲和柯粉說了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柯文哲可能真的會變成墨綠吧。 臉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