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書店經營不易,因為閱讀並未成為生活的必要。書籍的社會構造:作譯者與閱讀者形成兩端,中間有出版社、印刷廠與書店。書店因書而存在,有多種形貌和規模。一個國家,可以從書店的質量看出文化的樣貌。「世紀先覺對談」,李登輝、彭明敏兩位戰後台灣政治史的典範人物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談「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圖片來源: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二○○一年秋天,我在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擔任社長策劃一場「世紀先覺對談」,邀請李登輝、彭明敏兩位戰後台灣政治史的典範人物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談「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約三千人參與,台視實況轉播,國內外媒體競相報導。一九二○世代的兩人在日治時期的知識與文化養成反映閱讀條件,他們在類似大學預科的高等學校時期,幾乎遍讀約五百本世界名著。愛讀書使他們卓越非凡,兩人的政治際遇成為我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九歌出版)。
日本經由大唐維新形塑傳統文化內涵,再經明治維新歐洲化形塑近代文明。台灣因被日本殖民,也因此受到影響,台灣人把被殖民的傷痕化為勳章。書與咖啡在戰前的台灣與日本,是知識與教養的象徵,也成為生活中的「氣持」。戰後,日本語曾被禁止,二二八事件大量台灣人精英被屠殺,閱讀的文化被破壞。重物質輕精神的社會風氣瀰漫,加上國語文教育的封建八股桎梏,書的意義被破壞了。
書店因出版與閱讀的低迷而沒落,但咖啡館興盛。在於閱讀經由心智,啜飲咖啡經由口腹。政府不斷提出出版振興方案,但生活中缺乏文化志向,徒具形式,徒勞無工。缺少類似明治維新的文化政策,國民生活無法養成閱讀的普遍習慣。過度實用目的性的文化態度,書在生活中並不必然需要。以書為核心的閱讀以及其間的出版,書店也困頓。
咖啡館無須政府振興方案,一家一家在街頭巷尾林立。台灣一年的咖啡消費大約卅億杯,但出版總值下滑至一年約二百億元,平均每人每年購書不到一百元。相形之下,書與咖啡不能相提並論。為什麼?
戰後之初的語言和政治病理並未療癒,閱讀成為不盡必要,文化上缺乏自我啟發性。曾以《流浪者之歌》在台灣也風靡一時的德語詩人赫曼.赫塞,在他的一首詩〈書〉說「這世界的書/並不是都會帶給你幸福/但它們會悄悄地/教你回來到自己內部/在那裡「藏著你需要的一切/太陽、星星以及月亮⋯」引人深思。
閱讀在生活中像飲用咖啡一樣成為日常,書店才能振興,出版才能發達。台灣需要更多好的作家,包括詩人、小說家、散文隨筆家、⋯以及眾多閱讀者,形成文明社會,不能只見粗鄙白賊政客譁眾亂政。
(作者是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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