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峰會落幕，「宋領袖大使」這幾日與亞太國家領袖的「自然」互動亦不斷躍入媒體；當宋楚瑜抱著滿滿的「外交成果」向總統府報告時，吾輩也不禁開始思索，宋作為「APEC大使」，與台灣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

（一）國際社會的「突圍者」？作為台灣少數仍能「順利」參與的國際場域，參與APEC的目的之一不外把握機會與其他國家進行「自然友好」乃至「實質」的互動；以此面向，宋所做的可謂竭盡全力。惟宋終究不具行政權力，甚至不對總統府的決策產生影響─無論欲做下一輪「突圍」或參與區域經合，台灣都還需要政府擁有更具高度的戰略規劃。

（二）台灣價值的「守衛者」？而宋個人過去（或現在仍是）秉持的認同與意識，又是否能代表目前多數的民意；甚至，是否代表蔡政府的理念？抑或，其又只是另一「只要拚經濟，其他都不許」的「安定力量國際版」？如過去「馬習會」帶給國人的餘悸：越重要的國際場合，越可能因黨國守舊的意識形態，而錯失了向國際為「台灣」發聲的機會。

（三）兩岸關係的「破冰者」？扁政府與蔡政府，都將宋視作既能與綠營合作，又能為中國接受的「破冰者」；但此行結果已證明：中國對民進黨政府與台灣民意的漠視與敵意，並沒因宋而改變。北京一貫的對台立場與手段即是如此；但換個角度，就算中共「指定」或「獨厚」特定政黨或人物作為唯一接受的「兩岸窗口」，台灣人民又豈會輕易接受？

（四）下次選舉的「投機者」？從立委、監委、總統府資政到領袖大使─蔡政府對宋所釋出的善意十足；但親民黨在國會內外，許多議題卻仍與國民黨站在一邊。此或是其基於「永遠的反對黨」立場進行的監督，卻也不禁讓人懷疑：其是否只是想藉著蔡政府所給予的舞台，為選舉累積曝光與能量，而非真心合作，希冀解決國家的困境？

而當這一切又重新淡出媒體版面後，想必那國人共有的惆悵，卻仍將揮之不去：為何，我們需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握手與屈膝，甚至是中國的同意或默許，才能在國際場合，換來一點「曖昧不清」的生存空間？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