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試圖破壞台灣與巴拉圭關係，外交部則積極推動「榮邦計畫」與賴總統主張的「經濟日不落國」願景，外交部長林佳龍昨受邀赴台北港，與巴拉圭駐台大使費卡洛、成運汽車董事長吳定發等人，一同目送三十輛台灣國產電動巴士上船運往巴拉圭。（圖取自林佳龍臉書） 〔記者方瑋立／台北報導〕中國外交部拉美司公使銜參贊徐偉隨團到訪我國友邦巴拉圭，高調受訪要巴國「中國、台灣二選一」，隨即被巴國外交部依干涉內政吊銷簽證並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廿四小時內驅逐出境。巴國知名記者賈可布斯（Jorge Jacobs）昨於主流媒體「自由新聞報」專欄痛批，中國以「要銀彈或吃子彈」（money or lead）的黑道作風，恣意霸凌其他國家。 「要銀彈或吃子彈」恐嚇多數國家 賈可布斯表示，中國長年砸重金誘惑中南美政治人物，希望在美國「後院」取代其地位，也幾乎成功讓區域內多數國家立場轉向，但巴拉圭迄今未被說服，因此被中國視為削弱台灣國際地位的「大秘寶」。 他指出，中國自冷戰後開始以「要銀彈或吃子彈」的黑道手段，恣意威脅大多數國家，不管是否接受這類並非免費的「銀彈」，都必須面對隨之而來的條件、代價和後果。中國最誘人的謊言之一，即只要屈服就可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不過從幾乎所有轉向中國的國家來看，這些承諾都只是「海市蜃樓」。 賈可布斯也強調，巴拉圭迄今未屈服於中國流氓成為其當前優勢，也成為即將「入厝」且「更大尾」的美國川普政府眼中一大亮點，尤其準國務卿魯比歐正著手應對中國在拉美擴張。他呼籲巴國政府抓準此機會。 我30輛國產電動巴士 運往巴拉圭 面對中國試圖破壞台灣與巴拉圭關係，外交部則積極推動「榮邦計畫」與賴總統主張的「經濟日不落國」願景，外交部長林佳龍昨受邀赴台北港，與巴拉圭駐台大使費卡洛、成運汽車董事長吳定發，一同目送三十輛台灣國產電動巴士上船運往巴拉圭，實現巴國總統貝尼亞看重我國科技實力而力邀台廠參與的「電動巴士先導計畫」。 林佳龍指出，外交部接續活化「台巴工業區」，將其升級為「智慧科技園區」，打造巴拉圭成為台商進軍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場」的重要據點，創造台巴兩國互利共榮。

#燦爛的星辰 【12月7日】 今天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的冥誕。 1893年(清光緒19年)陳炘出生於台中大甲社尾。一年半後，滿清政府因為甲午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陳炘七歲喪父，由二哥協助其教育。1909年4月考入當時一般莘莘學子所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短期任教大甲公學校，後考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即今慶應大學）理財科。這是陳炘學商的開始，也奠下了他日後在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1918年陳炘被推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序幕。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在台灣的民族運動前輩蔡惠如的聯絡運作下，於1920年元月在東京組成「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行刊物《台灣青年》。陳炘也是「新民會」創會會員。也參與《台灣青年》雜誌的經營和編寫。在創刊號上，陳炘以〈文學與職務〉為題，發表古體漢文，提倡台灣文學建設的重要性。 1922年4月，陳炘從慶應義塾畢業，返台結婚。1923年赴美進修。首先進入美國愛荷華州的Grinnell學院攻讀經濟，一個學期後轉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於1925年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 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台後，正逢台灣的民族運動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各地進行多項文化啟蒙活動。陳炘應林獻堂之邀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的講師，講授經濟學的科目。 返台後的陳炘，更重要的角色是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陳炘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與日本人一較長短，並改變土地資本走向商工資本發展。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12月底，在陳炘的奔走籌備之下，台灣人第一家具有現代性質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終於誕生。 這個公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總督府當局故意刁難，日本人的金融同業亦百方阻擾，經過相當的折騰，最後才突破困難而成立。大東信託的成立，可以說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大東信託成為「台灣經濟運動中的中樞機關」，所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最大的民族金融機關」「台灣運動的金庫」。 大東信託以資本額250萬圓，設本店於台中市，設支店於台北和台南，董監事都是台灣中部的在地士紳，而且多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推林獻堂為社長，陳炘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 由於當時台灣尚未有信託法，日政當局遂以此為壓制的藉口。在大東信託會社未倡設前，日政當局歷來對一般的信託會社的取締很寬，及至大東信託募股以來，日政當局的態度便大為改變了。大東信託會社在現實環境的壓力下慘澹經營，雖欲求一紙可供依循的信託業法而不可得，但到了1934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中成績最優者(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稱為當時三大信託公司)。 經過陳炘以及林獻堂、蔡培火等民族運動人士的多次據理力爭。到了1944年5月，此時已是二戰末期，台灣總督府當局向陳炘表示，信託法不久將實施，但大東信託必須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併，然後以資本金五五對四五之比率，接受台灣銀行之投資，董事長由台銀派人擔任方得准予備案。這年8月，日政當局果然乘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之機，就當時台灣最有力的大東信託為中心，計劃設一「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即合併大東、屏東及台灣興業三家，並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及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遂因此成立。陳炘仍被聘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此時已是日本治台的最後第二年。 二戰結束後，陳炘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熱烈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但沒想到他卻受到從「祖國」來的陳儀政府的排擠。陳炘有感於江浙財團將壟斷台灣經濟，因此他再糾集台灣本地資本，籌組了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沒想到更讓陳儀視為眼中釘，而於1946年（民國35年）3月被陳儀以「漢奸」罪名逮捕，陳炘在獄中感慨地寫下這首七言絕句︰ 平日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 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所幸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陳炘終告無罪開釋。然而，幸與不幸，在那個亂無章法的時代裡，誰能逆料？翌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藉機大整肅，陳炘仍難逃被整肅的命運。3月11日清晨，正患有瘧疾而臥病在家的陳炘，被警憲人員帶走，一代金融先驅從此一去不回。 陳炘出生於被「祖國」賣給於日本的一年半前，卻在日本走後的一年半後，死於他迎接的「祖國」槍下！這位台灣菁英的一生，也是台灣歷史悲劇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