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六，蔡英文與記者茶敘時表示：海基會的人事，我們會在近期之內公布；現階段我們有幾位人選，正在做最後的諮詢與評估。在此之前，一位傳聞中的人選則稱：「在沒有九二共識的前提下，也許有人有更好的能耐也說不定。」言下之意，新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海基會人事也枉談。這樣的觀點很奇怪，好像海基會是九二共識專屬機構，沒有九二共識便不成體統，如此一來，海基會為誰而戰？事實上，這就是過去八年的寫照，從江丙坤到林中森，都在執行當局「為統而戰」。台灣政黨輪替了，北京施壓新政府馬規蔡隨。問題在於：蔡英文維持甚麼現狀，會不會讓馬英九竊笑？ 連馬留下爛攤子，九二共識如何攻防，乃是總統的權責，當然，總統必須傾聽民意，以民主為唯一的衡量標準。換言之，九二共識攻防戰，第一要以民意為依歸，第二要看總統決策，第三才是海基會執行。過去八年，馬英九背離民意，國共黑箱交易，以九二一中為兩岸關係政治基礎，海基會也貫徹上意、積極落實，結果民意反撲，白忙一場。二○一四、二○一六，兩場選舉，九二共識落花流水，民意風向不言可喻。這股民意洪流造就的蔡英文，應該比任何人還點滴在心頭。如果海基會人事透露的訊息，乃是新政府向九二共識挪移，而非鞏固維持獨立現狀，那麼不難預測：北京未必龍心大悅，台灣民意恐將排山倒海。民主，頭家最難忍被公僕欺騙。 蔡英文就職演講所指，依據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等「九二共四」，考慮到台灣處境的現實因素，多數人雖不滿意，但也勉強接受。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作證，辜振甫、汪道涵都不曾說過九二共識。現在，只有北京方面堅持九二共識，以及台灣的部分老藍男女隔海呼應。所謂的九二共識，雖然是蘇起的文創產品，但從連胡會到馬習會已遭北京強灌兩岸同屬一中的內涵，這樣的戰果，北京自然是咬死不放，非要新政府吞下不可，此所以，九二共識四個字骨肉相連，乃是具有明確內涵的政治符號。這也是為什麼，北京不接受九二歷史事實的替代品，因為如此一來，新的政治符號就無法承載兩岸同屬一中的明確內涵，對北京而言，不啻是煮熟的鴨子飛了。 上海統戰部長來統戰，自拉自唱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目前，北京非要九二共識不可，新民意絕不容新政府照單全收。冷和僵局，海基會人事根本不是當務之急。假使為了恢復兩會互動，違背民意任命迷信九二共識的談判代表，殊非明智之舉。總統明的不接受九二共識，海基會董事長曖昧接受九二共識，這樣的政治雙簧，不知北京是否可以有限度接受，但台灣的主流民意恐怕有被騙的感覺吧。為了海基會人事這步棋，把至少視台灣為獨立現狀的「九二共四」，移花接木為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蔡藍族」再增添一個熱脹冷縮的滑頭，只會讓新政府與新民意隔閡更大。而五二○以來，那些對外交、陸委人事有所保留者，恐怕也將因此對新政府的觀感產生質變。 海基會首任董事長辜振甫，公忠體國，不辱使命，用心良苦維護國家的尊嚴與利益，人恆敬之。但過去八年，從執政者、執政黨到海基會人事，明顯向中國的立場傾斜，不僅獨厚跨海政商集團，且提供大量籌碼給北京繼續勒索新政府，縮減中國觀光客製造台灣旅遊業施壓政府便是一例。可見，執政者擇善固執，堅持清晰的核心理念，不為「九二恫嚇」所動，至關緊要。民進黨，更不能只想取代國民黨的代理角色，自失立場地乞求北京打開對話之窗。與此同時，海基會人事鋪陳，務必牢守台灣本位，堅持民主價值。當前，因應兩岸冷和僵局，台灣更需要國之大老堪當辜振甫2.0，且台灣也更不能再承受馬英九2.0自毀長城。

  一九九六年三月，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許遠東前往美國，會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麥當沃夫，討論中國國際商業銀行（ＩＣＢＣ）違規事件。第二天，許遠東再轉往華府，與代表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的菲利普斯理事協商，請就ＩＣＢＣ案從寬處理。九個月後，美國官方確定，ＩＣＢＣ罰款從原來的三千萬美元，降為五百萬美元，違規期間獲利一千七百萬美元須一併上繳，但全案得不對外揭露，以免引發擠兌等負面效應。 重提二十年前這一舊事，是它與一週來喧騰社會的兆豐金控案有若干巧合，值得檢討與借鏡。 就事實的部分，當年ＩＣＢＣ紐約分行，就是近日廣受矚目的兆豐金控旗下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前身，可說是同一家分行。兆豐由ＩＣＢＣ與交通銀行合併而來，是官方掌握的金融機構。其次，ＩＣＢＣ被罰，是它在紐約投資中美銀行時，未依法申報行政院開發基金所持有的ＩＣＢＣ股權。如今，兆豐紐約分行也因違反防制洗錢犯罪申報規定而遭罰款一．八億美元。法令遵循與充分揭露，對經營基礎建立在信用之上的金融業，至關緊要。 以事件效應來說，由於ＩＣＢＣ或兆豐都具政府主導的高度色彩，其紐約分行且在我國外匯運作擔當重要角色，它的受罰，乃引發政治聯想效應。具體地說，當年ＩＣＢＣ案適逢中國針對台灣首次總統直選製造台海危機，央行總裁親赴美國協商，有傳言指此行旨在把台灣的外匯存底轉存李登輝總統與許遠東名下國際帳戶。如今，兆豐案違規在馬英九總統任內發生，第一夫人周美青曾任職兆豐法務部門，國民黨黨產近期將遭依法處理，加上兆豐前董事長蔡友才今年三月突然去職，在在啟人疑竇。 不過，李登輝畢竟真金不怕火煉，許遠東最終也以行動樹立他為台灣鞠躬盡瘁的典範。如今，行政及法務部門都已對兆豐案進行調查，其間究竟僅只內控疏失有違法規，抑或另涉洗錢不法，事關金融、犯罪及不當黨產，各方無不期盼徹底清查，以求水落石出、毋枉毋縱。 究責、法辦之際，兆豐案也突出台灣金融業的若干問題。首先，兆豐銀行連同其前身ＩＣＢＣ，是台灣銀行業最早國際化、在海外設有最多分行的大咖，卻屢次發生法令遵循出狀況而遭罰款的案例；尤其紐約金檢報告指兆豐風險評估、管理內控諸多不當，且對金檢報告輕蔑以待，甚至「完全亂講」。以紐約分行分量如此重大，出此問題，實令人匪夷所思。憑這樣的專業水準，如何在國際金融競爭立足？且奢言打「亞洲盃」、「世界盃」？ 同樣令人難以茍同的，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宣稱，金管會管不到海外分行，這是把監理工作推給當地政府的卸責之辭。以許遠東當年美國之行來看，海外分行一旦出事，金融當局絕對要負責；金管會日昨決定實地金檢兆豐紐約分行，不僅對曾銘宗打臉，也不失為承擔本分的亡羊補牢。 誠然，當年許遠東的美國行除了協商ＩＣＢＣ案，也肩負台海危機穩定金融的任務。他不負使命，不僅表現其金融專業，也因他的國際觀、語文能力及長年致力金融外交。例如，在紐約會見麥當沃夫前一年，兩人曾一起參加國際清算銀行在瑞士的年會，並有私下互動，如今見面三分情，有助ＩＣＢＣ案協商。屬於台灣「多桑世代」的他，參與日本所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等活動，也可以日語直接溝通。 對照今日，財金首長鮮有如此大力踐行國際化者，這對積極開拓國際金融版圖的台灣，相當不利。更值得檢討的，早年公營金融機構負責人，大都由專業傑出資深銀行員擔任，如今卻多財金高官轉任；果真「官大學問大」，高官勝過長期孜孜矻矻專業傑出銀行員，各方還勉可接受，實務上卻不然。這一現實，也不利台灣金融爭取並培養國際競爭所亟須的專業、幹練、足以掌握國際潮流的傑出人才。 兆豐案仍在發展，美國聯邦層級的金檢隨後將至，國內調查也正進行。這一家政府掌控的金融機構出事，反映了台灣金融界尚待改進、升級並與國際接軌的諸多問題；確實找出弊病，對症下藥，進行改革，攸關台灣金融前景。

  國民黨在一黨獨大統治時期，創造了許多神話藉以維繫政權，其中一個深植人心的說法是：國民黨比較會拚經濟；二○○八年國民黨就是以「六三三」的美麗願景，吸引了不少選民投下他們的選擇，希望國政回到福國利民的主調上，為大家創造更好的生活。但是八年下來，國民黨拚的似乎只是自己的經濟，廣大的受薪階級收入停留在十六年前的水準，企業界的獲利能力多數趨於困難，由於對前景不抱樂觀，投資意願更是盪到谷底。 今年初的總統大選，如何振興經濟，因此成為輿論與民意對於幾組候選人的重要考題。當選的蔡英文團隊當時也花了不少精力向選民訴求其「五大創新產業」的治國藍圖，表明自己有能力帶領國家尋找出路走出困境。農曆春節過後，民進黨競選幹部為蔡準總統規劃了一系列的產業之旅，由其親自到各行各業去聆聽、了解、鼓舞，一時間，社會氣氛充滿著對於新政府、新台灣的期待，蔡女士的個人民調支持度也節節攀升、大家有信心得不得了。 顯然，為全民拚經濟，是這任政府非常重要的使命之一。誰都知道，經濟問題的處理沒有特效藥，需要有短中長期的規劃，踏實地逐一推動，甚少存在可以取巧的空間；但是經濟經常也是信心問題，這時主政者的專注程度，給大眾投遞了什麼樣的訊號，指出了什麼方向，就成了相當關鍵的領導學，而人民對優秀領袖的判定，也取決於此。 最近，行政院財經相關部會與工業總會進行對話，林全院長希望企業重新回到基本工資協商會議，許勝雄理事長則提出了「二○一六產業白皮書」，呼籲新政府全力改善五缺六失的問題，優先改善投資環境。一方重視分配，一方強調發展，而競爭力是由勞資共同創造的，台灣的雙贏之策是什麼？這道題，誰認真面對，誰提出方法，誰才是一個有本事超越前朝的國家經營團隊。 台灣公民可以不要用一百天來評斷新政府，但是可以翻開主政者過去一百天的行程紀錄，檢視政府領導人這些時間都在忙些什麼？治國是否得法？其中，到各產業界去同步實地關懷資方的公司願景與勞方的工作環境，恐怕是少到了屈指可數的地步，有的只是窮於應付兩方的各自抗議，於是今說東、明說西，如果不好用無頭蒼蠅形容，至少施政話語權盡失是個事實。 主政者親自到不同業別去探訪，不必多言，關鍵是行動，其態度是把讀到的資料與實際深入基層的實作相互印證，才不會重蹈許多政治人物，總是拿人民的生活作實驗，一樣無知且殘忍。有些公民意識成熟的先進國家，喜歡把政治人物列在三教九流社會階層中的第九流，藉以嘲諷政客無須分擔任何風險，薪餉照領，最多厚著臉皮下台，從來不用為其任內的錯誤決策付出代價，即是這個道理。 有了正確的方向，接著需要扎實的產業調查數據做為決策支撐。現代政府，因應日趨複雜多元的政經環境變化，多將政策研究委外給智庫與學術單位，並無可厚非，但是政府必須在觀念與做法上，走出長期以來備受詬病的資源分派者，或豢養學閥姿態，轉型為真正從決策需求、國民有利的角度，去審慎比案。甚至不如乾脆就將田野調查的基礎研究發包給智庫單位去代勞，絕不是把學者當作御用工具，只在製作文宣、包裝政策，去討好上位者。 ＥＣＦＡ的前例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當時不是總統得到了什麼數據，而是想當然耳的政經發想，於是由經濟部、國發會全速執行，這支箭射出去後，政府再以巨額經費委託中經院提出研究報告，然結果不夠好看，經濟部又再進行「專業調整」，一定要畫得接近靶心才好。這件事浩浩蕩蕩炒了八年，現在還有人把它當回事嗎？然八年虛擲，撫今追昔，政客誤國，人民豈會無感，新政府自須為鑑。 聰明人都知道：問題在經濟，不要說勞資協商更具籌碼，唯有經濟獨立，政治才能自主，這是台灣的生存命脈，非確保不可。

  十九世紀中葉，英法聯軍逼近中國廣東，要求兩廣總督葉名琛出面談判。結果他的對策卻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終自己也被英法聯軍抓到印度去了。面對外敵入侵，沒有抵抗意志，只能開門揖盜，還搞了一堆玄之又玄的政治話術，開脫自己的束手無策與師心自用，這叫做自欺欺人、誤己誤國。這是歷史，也不是歷史。是歷史，因為歷史上真的發生過；不是歷史，因為現在仍在發生。以古鑑今，或許，這沒有「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的降將那麼露骨，但就潛在危害台灣來說可能不相上下。 雙城論壇，粉墨登場，柯文哲希望「拋開爭執、好好交流」，但上海來的統戰部長自彈自唱「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不是講給柯文哲聽，而是隔空講給蔡英文聽。五二○之後，柯文哲獲得「交流」青睞，乃是了解並尊重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統戰在台灣是汙名化的名詞等等話頭，契合中國的政治正確，於是雀屏中選為政黨輪替之後中國對台統戰的突破口。據稱，宴請統戰部長時，柯文哲一直顧著吃，話很少。對於統戰部長的政治發言，柯文哲為他緩頰說：他在職務上，有其必須說的話，不需要給對方穿小鞋。 對於兩岸關係，柯文哲自稱：「我去過中國十八次，比所有綠營的人了解中國。」借問一下，有些降將去過中國遠遠超過十八次，他們了解中國嗎？自以為了解中國，碰到中國統戰卻自曝其短，盡講些模糊的政治話術。這是不是現代版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歡迎統戰，主觀上有沒有考量台灣的國家利益？客觀上，不是替統戰部長來台灣向政府叫陣大開城門嗎？出此下策，難道圖謀藉此突圍民調死亡交叉？公民力量造就的政治素人，該不會幻想轉向紅藍力量尋求止跌回升吧？ 另，上海統戰部長來台統戰，總統府、民進黨也同聲叫好，彷彿看到五二○以來的第一道曙光。新政府未百日，老藍男加文青幕僚，若干作為寧藍勿綠，不是林全說的「你用一個藍的進來後，他就變成綠的」，而是新政府的核心價值信念到底為何，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英派執政，簡直成了「蔡藍族」。完全執政，為誰執政？中華台北，九二歷史，不會推動加入聯合國，藍變成綠還是綠變成藍？這些背景下的「維持現狀」，如果聯想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宛如隨波逐流等著被統。 從五二○到現在，忙著解決問題，蔡英文確實辛苦，有目共睹。但也必須提醒，總統不是超級業務員，事必躬親服務顧客，那是事務官頂多政務官的責任。總統的高度，在於高瞻遠矚國家願景，領航政府邁向明確目標，而這個願景則是國人的共同意志，也是總體施政的靈魂。林全所謂「我絕對不會掉入六三三的陷阱」，換個角度來質疑就是缺乏「具體施政目標」，有違現代國家的管理原則。從五二○到現在，忙碌的總統沒有告訴國人的，就是國家的願景、執政的目標，所以國家定位也在水上漂，大家只能在一致性、可預測、可持續的形容詞捕捉創意。 二○○五連胡會行前，被北京抵制的陳水扁曾想入非非，結果打開國共九二洪水的閘門，八年執政付諸東流。二○一六雙城論壇，上海統戰部長來統戰，同樣被北京抵制的蔡英文歡迎交流，後續如何，有待觀察。但同樣的劇本是，本土政權執政，北京持續施壓，另尋台灣的內部力量，構築孤立本土政權的統一戰線，反獨促統是硬道理。統戰，就是統一戰線，就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這不是文化隔閡，而是沒有煙硝的戰爭。北京派人兵臨城下了，柯文哲當作請客吃飯，蔡英文樂見交流好事，於是，統戰的幽靈，在台北街頭徘徊。「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果真時空穿越到此時此地了嗎？

  台北市與上海市的「雙城論壇」今天登場，去年，台北市長柯文哲親自率團到對岸去訪問，今年，中國上海市長沒來，派了代表、是掛著該市統戰部長頭銜的沙海林，昨天已經抵達了台灣。地方層級的交流，就是地方層級的效應，台北市長不必以為接待了中國客人，就是在操持兩岸關係；同樣地，上海統戰部長也不必妄想統戰了柯文哲，就可以統戰台北市，更何況台北市之外的更大幅員。 如果以五二○為界，之前與之後的區別究竟是什麼？對於北京當局來說，前面八年可以說是「代理統治」時期，共產黨透過國民黨為代理人，執行順服北京的政策路線，行間接統治之實。民進黨上台後，這三個月來，共產黨應當已經大徹大悟此後四年很難再透過台灣的中央政府對台進行統治，只是現在也不急著實招出手而已；區區一個地方官、尤其民調數字並不傲人者，是搆不上對方所設定以地方牽制中央的槓桿作用的。 那麼沙海林這個節骨眼是來幹啥的？很簡單，到台灣來宣示並重申中國一貫的立場。因為，對方的任務擺明告知是統戰，換言之就是遠交近攻，來台策反次要的敵人，以打擊主要的敵人，這是其所謂「交朋友」的真諦；而柯文哲還自動為其搭建舞台、架設了麥克風。果不其然，沙海林一落地就「一個中國」上口，甚至能夠請到台灣原住民前來歡迎，足見其對台經營的細膩，柯Ｐ竟沾沾自喜於自己是「誘敵深入」，豈不當場成了自大多出於無知的現成例證？ 其實，就算對方的市長不來，柯Ｐ真想續辦論壇，也不是沒有取得正當性的辦法，那就是緊扣尊嚴、專業與相互了解的主軸，政治性要降至愈低愈好；而上海有十二名常委，其中有一位是醫學博士，曾幹過副市長，邀訪的適當性絕對比這個來統戰的好，偏偏柯Ｐ的目的實是政治，正好應了對方的節拍，注定他今後幾天陷入被動、難以操之在己的機率甚高。 首都市長不稱頭若此，蔡英文政府又該如何面對這名上海官員來訪？恐怕更為重要。從國際格局來看，中國面對五二○之後的台灣，要真正的採取行動，應該是今年十一月美國新任總統選出，美中態勢確定之後，才會逐漸端上議程，那時便是見真章的時刻。在此之前的這段時間，正是政府必須做好一切準備與因應計畫的珍貴空檔，不知總統與國安會是否具備充分的體認。 從中國內部觀察，諸多跡象一再指向習近平不再指定接班人、積極朝向連任之途佈局之際，北京的鬥爭非常熾烈，今後，習近平偏好強硬的機率相對會高於綏靖。在對台政策上，既然「代理統治」已無可能，則跳過台灣的政治人物，直接訴諸台灣人民的作法，應會愈來愈明顯。因此，政府需要認清與中國博弈，不在如何咬文嚼字、作文比賽，而在秤斤論兩的政治實力，就民選政府，不外治理能力與民意支持，這才是能否讓對手放在眼裡的要害。主政者需要如臨深淵，步步為營。 回到雙城論壇的這檔個別事件上，奉命前來工作的沙海林，不論其在台期間怎麼說，蔡英文政府都應該將之界定為地方交流，維持一致的口徑，沒有必要隨機回應；柯市長做為主人，理當應付自如，這是他的本份，如果表現失格失態，也自有民意的機制進行調整與平衡；畢竟，中國事務是牽涉到台灣生存發展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不是可以拿來謀取個人算計，甚至玩弄嬉鬧的兒戲。 當中國不能再「代理統治」時，今後的兩岸命題必然有別於過去，會更加的複雜多變，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是吃齋唸佛的，國民黨無法招架因此下台，新政府的機會在此，考驗也格外在此。

  新政府執政即將屆滿百日，不僅沒有蜜月期，府院的滿意度都已降到五成以下。一個上台三個月的政府，不但鮮獲好評，而且抗爭烽火四起，成為各方砲火的標靶，又常無端挑起爭議，政策游移不定，似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新政府才踏出第一步，卻因走偏了方向，再怎麼努力前行，只會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當前台灣社會之所以充滿對立氛圍，首先與全球化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且技術門檻較低的底層勞動者是全球競爭平台的輸家，而白領菁英階級則充滿貪慾，且以錢賺錢，注定成為贏家，彼此的懸殊差距有關。再者，各國以量化寬鬆、負利率等貨幣政策解救金融危機，只造福了金融家，而釀成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更沒受到應有的懲罰，致而矛盾抗爭日益激化。此種全球化之下日漸惡化的勞資關係亦蔓延到台灣。復以台灣景氣下滑的窘境，彷彿日本失落二十五年的翻版，勞工、年輕人普遍對未來感到茫然絕望，而多數產業也陷入發展瓶頸，無法以研發創新創造高附加價值，只能陷溺在「降低成本」（COSTDOWN）的血汗製造模式，賺取微薄的利潤。勞資雙方皆對未來失去信心，便只能在工作條件、勞資關係上角力，進行零和對抗，而非建立互利互信的雙贏模式。 勞資必然各謀其利，但政府是現行法規、制度的執行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並且負有引領經濟發展的任務，因此不能有所偏頗，必須站在多數民眾與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訂定務實周全的勞動法規，維護良好的勞資關係。而小英政府在發言上儘管面面俱到，關照全民權益，然則一旦觸及實際案例，便露出向勞方傾斜的政策方向。其實，若是以多數勞工的工作權著眼，亦無可厚非，不過仔細探究，新政府傾斜者未必就是多數勞工的心聲，而只是抗爭力道較強的勞運成員罷了。這些勞運積極份子的主張，在理念與論述上或許充滿道德魅力，無形中強化了抗爭的不可妥協性；然而在客觀環境上卻充滿落實的侷限性，如果沒有在勞資之間、產業營運與勞動法規之間，找到最好的運轉方式與制度規範，產業將失去競爭力，反而會降低了勞動條件，使勞工的生存權與工作權受到威脅。 故而，勞工團體擔心未制定強制性的勞動規範，包括基本工資、工時與休假規定，則無法使勞工權益受到確切的保障，出發點並沒有搞惡意對立的本意。但是，要使勞動法規與勞動條件的提升具有可操作性，不淪為空談，首應了解的是台灣勞動條件未獲長足改進，到底是資方苛刻剝削勞工造成，抑或總體經濟惡化、景氣下滑所致？誠然，企業界不免有少數所謂的「慣老闆」，不重視勞工權益，但台灣產業失去成長動能，經濟發展停滯更是勞動條件改善的最大障礙。這才是台灣薪資倒退，就業機會減少的重要癥結。如果是產業沉淪所致，則振興經濟才是改善勞動條件與勞工權益的正確藥方，以修改勞動法規強迫勞動條件的提升，反而會因經營成本增加，企業在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導致裁員關廠，反而傷害勞工的利益。而這些「愛之反而害之」的負面效應，抗爭者在爭取勞工權益的強烈使命感召喚下，是看不到，也不願意面對的。但是主導國家大政的執政者，就必須權衡關照全民利益，承擔責任，折衝各方利益，做出最佳的決策。 執政者面對的政策抉擇，常常不是是非題，而是選擇題；也不是全有全無的零和遊戲，而是在○與一之間有更多彈性空間。新政府若有肩膀承擔各方壓力，即使當前爭議不休的工時、休假等議題，也不難由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不同特質、科技時代工作特性的改變、總體經濟、產業競爭力等多面考量，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但不管最終決定如何，最壞的政策就是只向抗爭力道最強、分貝最大的那一方，不論其訴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全面傾斜，照單全收。新政府滿意度大幅滑落，恐怕是跟這樣的政策傾向與施政心態有關吧。

  台灣人民選出蔡英文總統之後，中國屢次逼迫她接受「九二共識」不成，惱羞成怒，拿觀光客當報復工具。從五二○前後至今，中國來台灣觀光的人數明顯減少，不但反映於統計數字，做中國客生意的旅遊業感受衝擊，連最熱門的故宮博物院據報導都出現「有時甚至不必排隊就可入場」的近年少見景況。 以增減觀光客人數為對付台灣的政治工具，是中國的陽謀，只要不是利慾薰心或意識形態掛帥，稍有腦筋的台灣人都可看出。二○○八年開放之後，中國客大批湧入，去年超過四百萬人，讓一味傾中的馬英九政府喜不自勝，「和平紅利」、「經濟活水」之類牛皮大肆吹擂。如今人數驟降，所謂「窮台」（搞窮台灣）政策開動，印證了一個現象：觀光客人數增減，只是中國對台灣整體戰術的一招。一如「讓利」一切攏是假，「窮台」也將以失敗收場。 中國對付台灣，從無政經分離，只有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是常識。觀光客工具化的現象，八年前打算開放的階段，台灣有識之士即已嚴肅警告，如今果然應驗。事實上，不僅觀光，多年來由於經貿、投資、金融等大膽西進，台灣已高度暴露於中國風險之中。中國經濟成長滑落、風險升高是現在進行式，台灣經濟已在受其拖累。未來一旦人民幣大幅波動、金融危機爆發或中國祭出保護主義以維護其產業，台灣將受更大衝擊。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日前發布研究報告，即指出台灣面臨的這一高度危險「中國效應」。報告以出口、觀光、投資等指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加總，評比各國暴露於中國的風險，台灣因出口、觀光都高度向中國傾斜，在國際間依賴程度僅次於新加坡；當中國經濟打噴嚏，台灣將首當其衝，慘遭波及。類似觀點，見諸如今正角逐美國總統的希拉蕊兩年前警告︰越依賴中國，台灣越脆弱。 報告列出各國受影響依序為新加坡、台灣、越南、南韓、馬來西亞；相形之下，印尼、印度、菲律賓依賴中國程度低，受中國拖累風險最小。報告還以觀光為例，指台灣新政府上任後，中國明顯限縮觀光客前來；中國也曾以觀光客減兩成，對付與它有領土爭議的越南。另據報導，中國還以限制南韓影劇產品進口及韓星在中國活動，做為對南韓決定部署美國戰區高空防禦飛彈系統（ＴＨＡＡＤ）的制裁。 台灣既陷入如此險惡陷阱，新政府所應積極致力的，是逐步改變高度依賴中國的現狀，使台灣在多元、均衡發展中開創新局面。本週新政府公布的「新南向政策綱領」，是經過數月籌劃之後所提出，且列出十大行動準則。不論綱領、十大準則，或主其事者黃志芳提出的「以人為本」 路線，各方所期待的，是從以往的南向政策重新出發，記取當年未竟其功的經驗教訓，在迥異的新環境中，克服困難，以民間與政府協力合作，確實做出成績。 為推展新南向，新政府宣示不排除與中國對話，共創區域合作典範，這當然展現與人為善的基本態度，但也須做好中國不願合作甚或阻撓的備案。這是艱鉅的工作，惟以新南向只許成功、不容失敗，事屬必要；十大準則中已有參與國際合作、全面強化協商對話機制的設計，自應求其落實。 必須強調，降低對中國依賴，開展新南向，固為調整台灣對外經貿戰略路線所必要，但對內提振經濟活力、做好產業創新升級才是根本。就此而言，新政府實應善盡其責，做好提振經濟的基本工作。最近有關週休二日的爭議中，新政府並未妥善處理，不僅危及勞資互信和諧，不利經濟振興，也挫折新政府威望。 有鑒於此，蔡英文總統除了頻頻與原住民族互動，最近應可考慮安排行程，訪問表現傑出的工商企業，尤其眾多默默耕耘基層、堪為「台灣之光」的中小企業，與勞資雙方同時同場溝通互動，既為經濟活動第一線實幹者加油打氣，適時提出振奮人心的經濟願景，也將有助做好潤滑當前勞資關係的角色。振興經濟是國人最大期盼，新政府要在這方面不負眾望。

  本週末，是英全政府上任滿三個月的日子，時屆百日將至，政府部門不少成員「剉咧等」，深怕外界的期待或責難紛然而來，壓力更加沉重。五二○懷抱著執政理想上任，短短時間卻看似度日如年，感覺已經過了好久，不太有蜜月的新奇與鮮度，可見當家的柴米油鹽實在磨人。 民進黨之所以上台，是國民黨執政失敗所賜，過去在台下批評，如今上台收拾，一如八年前的國民黨一樣，必然充分理解：說，比做容易多了。當初說了一口好政策，現在真正治國實作，可以立刻發現哪些是眼高手低？哪些失之本位片面？哪些根本是設想錯誤？如果新政府已經完成盤點，知道「問題」出在哪裡，那麼就可以百日做為打起精神再出發的開始，不必倦容滿面、垂頭喪氣。 前述所謂的問題，包括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各種生存發展的問題，以及執政團隊本身的內部問題，後者要先確保徹底解決，這個團隊才能全力去因應外部的百廢待舉，否則老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走路怎麼可能走得好、走得快？ 過去這三個月，民進黨做成了七十年來不可想像的一件事，就是在立法院通過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使得一九四五年以來國民黨接收日產、國產，經營黨營事業，乃至遍立附隨組織的蔓生藤纏，終有拉朽摧枯、重見曙光的機會。這件政績是國會創造的，馬上就要交到行政部門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來推動落實，以這個進度而言，誰說政黨輪替沒有意義？既然如此，為何英全政府仍給人焦頭爛額、缺乏成就感的形象？ 舉這個實例，就在說明：如果戰場設定正確，再大的戰役打起來，不但都會輕鬆，而且勝率較大。現在之所以不是如此，許多人已經看出來：新政府開了太多戰場，超過了本身的戰力，於是治絲益棼，自己綑綁了自己。我們不想再細數英全政府已經自行開了多少戰場，因為大家早就心知肚明，而是要討論這些壓在腳掌上的石頭該怎麼收拾？ 首先，氣色都不太輕鬆的蔡總統與林院長應該心平氣和的分別把智囊幕僚都找來，清點一下自己兼了多少工作？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給幹將來扛？經過責任指派後，就要充分授權、賞罰分明，例如總統府現在廣設委員會，除了年金改革交給副總統，國家元首不可以自己陷在什麼都想抓才放心的泥淖之中，全部都要交給別人去執行。 因為，人民選出總統，授權總統去挑閣揆，需要她（他）沉澱俗務，能以超然的格局，思考國家發展戰略，以行動指出方向，且要鼓動全國士氣，朝著想望的目標前進；可不是要找一個上台後還是排滿過多選舉行程的政治演藝者，或是一名成天鉅細靡遺，卻又遲遲不敢做決定的庶務官。 其次，五二○之初，對於那些人做什麼，英全兩人事實上是有一些基本輪廓的，例如總統抓國安會與外交兩岸國防，林全抓財經，副閣揆抓國會，三個月下來各自抓得怎麼樣？有沒有正業沒務好，盡插手去管副業？若干凸槌事件是在誰的責任區發生的？明天起如何改善？無法改善又如何懲處？如果把話說清楚，釐清指揮體系，組織才可能真正動起來。 第三，才短短時間，新政府已經出現前線吃緊、後方緊吃的徵兆。有些人累得要死、到處滅火，有些人未獲指令、閒得發慌，有些人搶食資源、實在難看，有些人藍綠通吃、擺明酬庸，箇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分層負責不彰、獨鍾單線領導造成。要改善這些現象很簡單，對首長施權並課責，誰用的人誰負責督導，不督導就要誰自己負責。 以上這些領導的ABC，提醒英全政府舉一反三，務必在最快時間做出最好的調整，如果不覺有錯或不以為意，那麼對自己與團隊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

  二○○八大選，陳水扁八年失政，民進黨謝蘇配獲五四四萬餘票，得票率四十一‧五五％。二○一六大選，馬英九八年失政，國民黨朱王配獲三八一萬餘票，得票率三十一‧○四％。同樣八年執政，同樣頭家失望，但是扁馬的繼起候選人，一組仍獲五四四萬餘票，一組僅獲三八一萬餘票，其中可以分析的因素很多，不過民意大勢所趨才是起伏關鍵：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趨勢，乃是認同台灣這個二三五○萬人所組成的共同體，同心維持目前的獨立現狀，從而走向國家的全面正常化。 扁馬八年皆以失政收場，各自面對的內外環境不同，扁是立院朝小野大，馬是府會完全執政，此一條件便大相逕庭。值得注意的是，扁馬兩人執政後期，面對執政失敗的反應，扁是往獨的方向踩油門，馬是往統的方向踩油門。而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則是認同台灣、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持續超越認同中國、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於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之上，謝蘇配仍有五四四萬餘票的支持基礎，而朱王配萎縮到僅獲三八一萬餘票，即使考慮到親民黨宋徐配的一五七萬餘票，馬英九總路線徹底遭否定也不言可喻。 以上不遠以前的往事，很值得蔡英文總統借鑑。上任不滿百日，蔡英文的支持度持續下探，從年金改革、勞工休假、司法改革到空服員罷工、南海仲裁、不當黨產、原住民議題，新政府的因應措施，不是優柔寡斷便是冒進屈服，結果相關各方都不滿意，把自己搞到輪流討好不同對象卻都不討好。各項改革議題一哄而上，缺乏戰略突破布局，宛如四面樹敵。最近，原住民議題佔了不成比例的焦點，站在更多政策推展、國計民生需要急迫解決的角度來看，真令人納悶新政府為何如此獨沽一味？ 其實，新政府作繭自縛，早有跡象。台灣社會不是沒有人才，蔡英文卻偏好老藍男與文青幕僚。年金改革，民之所欲，新政府卻別出心裁，來個龍蛇雜混的委員會，被改革者藉機大唱反調，將來如何收場，不敢想像。空服員罷工，新政府全盤屈服，打開更多工會抗爭的潘朵拉盒子。加上勞工休假化簡為繁，新政府彷彿躺在加護病房的台灣經濟不急著救，反而急診醫護人力都派去照顧感冒病患。急事緩辦，緩事急辦，將近三個月，委員會一個接一個，吵吵鬧鬧有之，有感政績乏善可陳。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就此而言實非好兆頭。 最嚴重的是，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愈來愈維持曖昧。從就職的九二論述、ＷＨＡ的中華台北，到南海仲裁爭「島」不爭「中國台灣當局」、府黨肯定雙城論壇上海派人來「統戰」，維持甚麼？相對的，維持獨立現狀，伸張台灣人民獨立意志，蔡英文總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原住民議題比國家正常化著力更多，似乎也只能如此來理解。蔡英文，柯文哲，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搭了公民力量、年輕世代天然獨的順風帆，到達自己的權力高峰，然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後，不約而同轉向討好中國，唬弄核心選民，以為「基本盤」只能像王寶釧一樣苦守寒窯。這種思想，錯在不知台灣的民主進步到哪裡了。 五二○以來，民進黨立院過半席次，面對英派執政卻淪為紙老虎，戰力不如時代力量五席立委，形同國民黨時代的「黨籍立委」。蔡英文難道想複製馬英九經驗嗎？柯文哲民調陷入死亡交叉，如果不著力建設改革、深耕台灣，只想抓「統戰牌」的浮木，不啻找鬼拿藥單。二○一八，萬一政治素人彗星殞落了，骨牌效應難免衝擊蔡英文。試想，維持現狀變成維持九二現狀，國內百廢待舉卻舉不起來，推動改革也在原地踏步，蔡英文的滿意度能止跌回升嗎？這樣的治國願景、施政鋪陳，能夠獲得「基本盤」的情義相挺嗎？況且，半年前，對前朝失望的選民恐怕也不是想投給「空心菜」吧。

  如果提問當今台灣最需要的是什麼？有個答案應該不會被否定，那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做事的政府。做事與做人不是相對的概念，但是既然標舉做事，即意味著這比做人更優先，先把事情做好了，再來思考做人的問題；或者說，做事是目的，做人是手段，不可混為一談。 政府成立的目的當然是做事，這還有什麼好討論的？然現實政治並非必然如此，因為即使是做事，也必須分辨是為誰做事、如何做事，以及先做什麼事？專制政府經常是為統治方便行事，不顧正當程序，先做統治者認為重要的事；民選政府則要看領導人的價值與能力，以及監督制衡機關的能量與素質。 人民如何評價政府？通常是蓋棺論定時，更為確認與深遠，例如我們總會回憶：李登輝做了什麼？陳水扁做了什麼？馬英九做了什麼？比較之下，當下的一時紛擾，當然需要及時因應，不可麻木不仁，否則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但是主政者如果具有信念，必然分得清楚什麼是做事？什麼比較像做人？二者最好可以得兼，否則，寧願得罪人，也要做對的事。 台灣進入到第三次政黨輪替的此刻，似乎進入到一個抉擇的時刻，許多事情需要做決定，換言之是選擇題，不是是非題。是非題，非黑即白，只有二分之一錯誤的機率；選擇題，甚至經常非單選題，而是多選題，則意見必然紛呈多元，這時掌握住進步的思想，多做溝通對話以化解阻力，接著就是堅定意志，不要怕得罪不同意見，最後靜待歷史的總評。 前述的抉擇、溝通與堅定三步驟，說來容易，但是誰來判斷何謂進步？有關對於進步的丈量，一定要從該議題的利害關係人著手，從專業來綜合評估，而不是閒雜路人非關利害的酸言酸語。蔡總統最近到苗栗參訪遭媒體批判吃千元法國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此類無涉政策、無限上綱的言語，在網路時代看似格外甚囂塵上，卻絕少關乎國計民生。 諷刺的是，此事傳到中國網站上，引起了高流量的點閱與討論，於是有中國酸民吐槽：「不過二百多人民幣，連大陸一個村長的酒錢都不夠，台灣竟然還當成一件事在評論，真是個窮島。」看來鐘擺的擺盪，到了極限，終究會有回復的時候。如何抓大放小，避免憂讒畏譏，是現代政府做事所必備。 國家元首與其智囊固然不必為廉價口水在意，但是涉及到重大人事與政策的決定，這個時代也很難再關起門來拍板。以司法院正副院長被提名人謝文定、林錦芳在週日宣布退出提名，蔡總統同意撤回咨文，這件憲政實踐上罕見的情況為例，整個提名過程在事後檢討，就不能驟以「民粹」輕率論斷。事實上，如果維持最早的謝（文定）許（宗力）配，未臨時變卦更易為謝林配，或是不出「威權時代大家不是都選擇順從」的失言，是否還會引起今天全盤推翻的局面？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馬英九時代，當時的政府看待公民團體的態度，是一個清亮的借鏡，這麼說，並非同意公民團體所有的提議就是進步正確的，而是政府、國會、公民團體、媒體，都是公共政策形成的環節，如果盡可能將各方意見納入，是決策流程順暢的前提，前述抉擇與溝通的重要性在此，如果前兩個步驟出現問題，第三步當然很難堅定下去，這也是今天決策遭逢挑戰的最主要原因。 蔡總統的優點是，她不是不會犯錯，但是與馬英九不同，她會停下腳步來聆聽，實無關「逢英必反」，如果重新思考後，能審慎調整出今後推動改革最適切的選項，又何懼總統威信受損？畢竟，政府是來為人民做事的，不是來顧一人面子的。

所謂的雙城論壇，二十三日於台北市上場，這是柯Ｐ版的維持現狀，郝規柯隨，笑罵由人。（記者廖振輝攝） 所謂的雙城論壇，二十三日於台北市上場，這是柯Ｐ版的維持現狀，郝規柯隨，笑罵由人。這次，上海派個統戰部長沙海林，把台北市矮化到什麼程度，不言可喻。但柯文哲卻興高采烈，說什麼「統戰在台灣是汙名化的名詞，在大陸這兩個字是滿正常，這是雙方文化的隔閡」。他還說，這是五二○以後，到目前為止，來台最高職級的大陸官員；言下之意，更顯得意洋洋。面對質疑，他道：「兩岸一家親總比兩岸一家仇好」；政治素人搞不清楚，兩岸癥結出在中國敵視台灣。 二○一四，公民崛起，造就了柯文哲。但就像許多時勢造英雄的案例，那些被時勢推上歷史舞台的人，站上權力高峰之後往往誤以為自己是天縱英明，於是把成功的奇蹟理解為英雄造時勢，從而自我意識無限膨脹乃至忘了我是誰。起初，那種人使用權力的方式，有異於過去的既得利益者，推倒許多積久難除的沉痾，所以一片叫好。不過，隨著使用權力的方式愈來愈詭異，與一般常識與主流民意漸行漸遠，原來叫好的人也變得瞠目結舌。而失去掌聲之後，天縱英明自艾自憐，更加以我為主，於是後勢更加不妙。 二○一六，公民力量又造就了蔡英文。八年亂政之後，民進黨完全執政，選民期待殷切可見一斑。而新政府新開幕，推出老藍男加文青幕僚服務頭家，維持什麼現狀，令人不得不疑。諸多改革，既然民意授命，立院席次過半，便應擬妥具體方案，落實民主積極推動。但新政府卻胸無成竹，委員會一個接一個，人事與程序往往庸人自擾，光是年金改革便吵成一團，司法改革尚未啟動就室內操戈，轉型正義濫情道歉許多原住民還不領情。追討不當黨產已經立法，國民黨的老謀深算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假使新政府眼高手低民怨免不了。 顧立雄出掌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不分區立委出缺卻來了一個兩岸立場曖昧者，在新政府多事之秋，蔡總統兼主席的領導力勢必繼續折煞。不惟如此，酒駕代表請辭，外交一大損失，人事因應卻是力推中資入股ＩＣ設計業的老藍男擔任政委，無視於太陽花運動所呈現的年輕世代天然獨趨勢，陸委會且做出五二○以來支持台獨者降低的詭異民調。馬英九悠哉悠哉東台灣，莫非看透新政府在維持他的現狀？蔡英文的治國戰略鋪陳，到底何去何從指向何方？ 酒駕凸槌，代表請辭，蔡英文稱，人民對民進黨執政團隊要求確實很高。很高？非也！完全執政，卻是老藍男加文青幕僚，顯示民進黨缺乏執政人才，而這是眾所皆知的事。為何明知民進黨斤兩，仍讓它完全執政？不就是國民黨太爛了，黨國殘餘仍在作孽，傾中政策誤國誤民，頭家寄望民進黨來當改革推土機，讓台灣走上正常國家之路？應該說，人民對民進黨相當期待，指望它為走向正常國家開通道路。此所以，兩岸立場曖昧者自稱，兩岸政策想法與蔡英文幾乎一樣，與民進黨沒太大差異；驚人表述，蔡總統兼主席若無下文，頭家恐怕更加狐疑。 公民崛起，乃是台灣民主向上提升的曙光。但島嶼天光之後，大家卻看到政治素人卡住自己，老藍男加文青幕僚在維持現狀。轉型正義，黨國望風披靡。憲兵搜索民宅遭撻伐，柯文哲竟稱「不要把國軍打趴，軍隊垮了對台灣沒有好處」，「被統戰」也是滿正常。蔡英文則毫不避諱，ＥＣＦＡ、中資入股ＩＣ設計業的推手們入閣。如此這般，二二八、白色恐怖冤魂何辜？民進黨支持者所為何來？如此這般，柯文哲，蔡英文，價值信念究竟何在？沒有價值信念，難有治國定力，遑論執政節奏，實踐競選承諾，左搖右擺四年，終是空轉而已。

  里約奧運熱烈進行，四年一度的全球體育盛事，包括台灣在內兩百多個國家的運動健兒參與競技，在大會「一個新世界」（Um mundo novo，巴西使用葡萄牙語）號召之下，展現運動家精神，為個人與國家爭取榮譽。里約奧運特色之一，是有難民運動員及獨立運動員分別組隊參與，實踐奧運精神：「每一個人都應享有不受歧視，從事體育運動的可能」。 我國一如以往，以「中華台北」（簡稱ＴＰＥ）名義、持「梅花內含五環標誌」旗、奏「國旗歌」，循所謂「奧會模式」參加。與絕大多數國家不同，我國選手不能以自己的國名或台灣參賽，國旗及國歌也遭禁用。對於在差別待遇的情況參與奧運的台灣，執全球電視新聞牛耳的ＣＮＮ看不下去，也有美國友人在現場以穿國旗裝、舉國旗為台灣打抱不平。 據ＣＮＮ專文報導，台灣以「中華台北」為名及會旗、會歌參加奧運，但「中華台北」根本是「不存在的國家」，為國際政治妥協的結果；台灣人民對此日益不滿，且隨著蔡英文當選總統，「中華台北」比以往更具爭議性，台灣內部也不樂意接受這個名稱。另外，奧運現場有美國公民柯多瓦（Chris Cordova）連日著國旗裝、高舉國旗，為台灣選手吶喊加油。雖遭中國人及主辦單位阻撓，他不改其志，強調深知台灣國際地位弱勢和處境，決心力挺到底。 相較於ＣＮＮ及柯多瓦，台灣有些政媒對於所謂「奧會模式」，不但司空見慣，沒有因自己國家及運動員遭穿小鞋而有任何不平之鳴，還內化為自己的用語，直呼「中華隊」不絕於口，甚至擅自竄改中國運動員為「大陸選手」。顯然，為政治需要而打壓體育，且為此竄改他國國名，是台海兩岸被「中華文化」醬染者的共同特色。 誠然，這些政媒中人或自辯，喊「中華隊」是心中仍存中華民國，與稱台海彼岸為「大陸」，都是「一中各表」，雙方平起平坐，在稱謂上不吃虧。然而，「一中各表」已遭馬英九的八年執政自證自欺欺人，連在「馬習會」都不敢向習近平當面一表中華民國，這些政媒中人還要拿已破產且被台灣民意唾棄的謊言稱呼奧運國家代表隊，不僅阿Ｑ十足，也無視民意。 我國參加奧運遭此不平對待，主要當然是中國排擠，也因當年主政者懷抱大中國意識，對奧運會籍問題處理不當。一如當年聯合國席次之戰，國際奧會曾有意讓我國以「台灣」或「福爾摩沙」名義參與，但一九七○年代執政的兩蔣執迷於「漢賊不兩立」僵硬思維，以致後經協商被迫接受「奧會模式」，演變成「賊立漢不立」的結果，對我國極其屈辱。實務上，在國際比賽既無以自表「中華民國」，國內有些政媒也不隨民意及時代潮流俱進而自稱「台灣」，寧抱殘守缺以「中華」自欺欺人。 諷刺的是，國際媒體對台灣在奧會及國際場合遭矮化屢屢仗義執言，ＣＮＮ是最新事例，且眾多媒體慣常以「台灣隊」相稱，簡單而直接，並穿透國際奧會的政治迷障。同樣地，洛杉磯人柯多瓦力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是國際友人不平則鳴，見義勇為。有識之士就此的發言，以美國職棒台灣投手陳偉殷前東家金鶯隊總教練休瓦特（Buck Showalter）去年說得最中肯︰「我自己做過功課，不要再說中華台北啦！台灣就是台灣，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 台灣在奧運所受不平對待，是中國在國際奧會以政治力壓迫的惡果，近年隨著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對照日益明顯，國際媒體普遍關注，仗義執言聲起，台灣民意也難以長期接受這一非正常國家的名義。從而，除了積極培養人才，在國際賽事展現運動實力，台灣也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有如ＣＮＮ所指出，「中華台北」根本是不存在的國家。以台灣之名，通行國際，請台灣認同已達八成的國人，從里約奧運一起為「台灣隊」加油做起。

  實施總統制的國家，例如美國，她們的政治菁英很早就覺悟到：每位總統的性格不同，因此每任的政府都有獨一無二的領導風格；這個現象是制度使然，因為根據美國的憲法，所有事情全憑總統一人定奪。台灣的現行憲法，並非純然的總統制，但是由於長期威權統治的背景，以及歷次修憲的結果，總統個人特有的個性與行事偏好，對於政府治理風貌的影響，確實愈來愈發顯著。 美國是極少數實施總統制被認為成功的國家，這有其二百年政治文化形成的基礎，若在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實踐的經驗，制度的缺點卻格外放大，權力的過度集中，往往造成專制政權與獨裁統治。台灣自一九九六年實施總統直選之後，總統制與內閣制的辯論不消反增，很大的原因出在：雖然不少人認為總統是主權的重要象徵，對於特殊處境的台灣格外需要，但是幾任民選總統的表現實在讓人很沮喪，似乎總在印證：因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一人政治注定政治不會完美的宿命。 一個有自覺、自省能力的國家元首，如果真有「前面幾個總統怎麼都這個樣子」的感受，在權力上身之後，就要想辦法用制度來限縮自己不要也成為那種樣子。蔡英文總統上任還未滿三個月，近來外界憂慮的觀點頗為集中，可見具有相當的觀察共識，總統應該聆聽，並且採取辦法來顛覆國家可憐的政治宿命。 第一，過去的總統之所以被批評是「童子軍」或「小圈圈」治國，其共通點是「雞犬升天」式的親信用人，也就是逕將競選團隊移為治國團隊之用，蔡團隊若要洗脫「文青治國」之譏，總統就要有意識地在身邊，例如總統府、國安會，乃至各種任務編組，組建資深的政治與政策顧問，尤其是勇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可供隨時諮詢、理解問題、豐富決策面向與品質。執政要掌握優先順序、輕重緩急，執政也不是作文比賽，缺乏社會經歷、世事練達的幕僚群，絕對造就不出「準備好了」的穩健與信賴。 第二，國家機器既不是火柴盒汽車，也不是家族企業，不可能一個人玩，就可以玩得動、玩得好，何況天縱英才是百年不可得之事，民選總統必須放手放權，挑選幹才帶領組織來發揮力量，如果幹部不行就調整更動，以將士用命來確保政績；而不是遍樹「忠僕」，預留插手指揮、事必躬親的空間，事實證明採取這種王莽式領導格局的人，即如史學家錢穆所針砭：「不達政情，又無賢輔，徒以文字議論政治」，真是壞了國人對書生論政的想像，有前總統為鑑，新政府沒有理由要重蹈覆轍。 第三，過去幾任總統，凡是以壓倒性支持度當選者，多半會躊躇滿志，一旦出現「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念頭，不久就會領略到民意如流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民進黨有史以來首次在國會取得六十八席完全執政，卻絕不保證蔡英文可以不注意民意的變化與示警，或者確保領導權威不受挑戰。短短兩個多月，在立法院已有林淑芬第一張骨牌倒下，鍾孔炤是第二張，若再不廣開言路，謀定後動，穩健施政，新政府禁得起第三張骨牌開啟的一瀉千里嗎？ 二○一六年由最新民意所開創的新局，與一九九六年或二○○八年的性質不同，並非出於選民對魅力型政治領袖所驅動，而是台灣公民對於國家發展的走向，匯聚了要求改變的集體意志，因此這張票投的是：對事不對人。被這股潮流推上頂峰的政治逐浪者，當然就不可以為自己生來就有創造秩序、永保勢頭的能耐，而是要冷靜沉澱一下這些日子的紛亂，謙卑地從別人的瞳孔中審視自己，耐心分辨外界的忠告所為何來。 民主政治注定平庸，不可能完美，但是具備心理素質的政治人物，可以將現實良善化，帶領大家朝著理想前進。兌現這個從政的初衷，需要有方法、有步驟，書空咄咄，終難成事。

  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了「新南向政策」，由於時值國際情勢翻轉、中國投資環境變化，以及台灣國內政經發展的需要，當時頗有帶領性的路線定向效果；五二○正式就任後，相關各部會紛紛啟動往東南亞的政策連結，也確實讓國人看到了行動的開始。然，基於國家的資源有限，以及務必發揮最大綜效的目標，蔡總統若能以系統工程的概念，就南向的推動進行組織與人力的整合與檢討，則期待在最快的未來看到開花結果，不會沒有機會。 南向，自一九九三年起就是歷任台灣政府的主觀願望，但至今未被認為成功；二○一六年，新南向要再度添薪加火，除了倚仗新時空所帶來的新機遇，勢必要將過去的錯誤列為現成的經驗，來墊高既有的基礎，增加可行性與達成率。 首先，新政府成立後，總統府新設了諮詢性質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直接向總統負責，但是不論從位階與成員（僅有一名主任帶著四名組員），其與實際政策執行的行政院各部會之間，並不具備政策統籌的功能；而目前由各部會在業務職掌分頭推動的南向，即由國發會整合外交部、僑委會、教育部、經濟部，距離國家戰略目標的設計仍有距離，而國安會是總統很可以利用的現成組織，不過蔡總統對於國安會如何如臂使指、順暢運作，透過組織來取代個人之力，顯然尚未磨合出心得，此一決策流程能否建立，將攸關她的主政績效。我們不得不再三提醒。 其次，在對東南亞、南亞的合作與研究，過去偏重經貿，今後勢必要更為多元。最近行政院對東南亞開放免簽、教育部以獎學金擴大南向招生，都可見策略上的靈活；不過，在更高的戰略設計上，新政府心中必須要有更清晰的藍圖。同時，受到中國南海政策的影響，東協的分裂隱然可現，例如越南、緬甸似乎與汶萊換了立場位置，這對台灣的啟發又是什麼？此外，馬政府八年委託中經院政策研究，卻淪為ECFA的打手與化妝師，如今工業局再度委託中經院研究南向，是同一批務虛不務實的研究員嗎？此種單一委託非但流於形式，更已不敷社會、文化等「以人為本」的當代政策需要，至少應以多方委託來補強缺口。 第三，不自外於區域整合、避免招致邊緣化，是新南向一個不言可喻的目的。在TPP、RCEP之前，台灣在FTA的實踐上，先要累積信譽。台灣與新加坡簽有經濟夥伴協定（ASTEP），在東南亞是一試金石，自需善加經營。但有個惡例值得新政府正視，即二○○五年陳水扁政府為改善彰銀財務結構並提升經營績效，因此招國際標，發行特別股以引進策略投資人的往事，當年財政部曾公開表示同意支持所引進的金融機構取得彰銀的經營權，之後台新金以極高溢價比下淡馬錫，但因二○○八年政黨輪替，馬英九政府以二次金改弊案為由撕毀承諾，並被疑採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性介入。 由於台星簽有FTA，最近有新加坡投資者援引「投資者與地主國政府的爭端解決（ISDS）」機制，以前年張盛和部長任內大動作介入彰銀董事選舉，導致台新金利益招致損害為由，打算訴諸國際仲裁法庭進行仲裁；ISDS載明，若經請求諮商未獲滿意解決，投資者可循國際法庭進行仲裁，地主國不得阻撓，並應接受具拘束力的裁決。先前馬政府刻意閉塞善意諮商的管道，現在的新政府豈有必要承擔昂貴的仲裁費用，使財政部與新加坡投資者對簿於公堂之上？甚至在ISDS國際文獻上留下負面教材？ 與二十三年前的南向首發比較，今天的台灣有著為數不少的東南亞婚姻移民、其第二代，以及數十萬名移工，這新生的資產在新南向政策中的角色是什麼？如果能夠好好地著墨，其影響將不僅限於地緣政治、經濟出路，更具備擴展國際視野、文化交流、族群平等與建立共同體等柔性國力的價值。一旦描繪出這樣的願景圖像，才是踏出了第一步。

  全球經濟多數呈現Ｌ型成長，景氣雖然沒有持續下滑，但上升趨勢平緩，過去那種在大衰退之後往往會出現的Ｖ型反轉不復可見。台灣經濟走勢也非常類似，最近的經濟數據已有觸底跡象，但成長力道顯然不足，低成長是否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值得關注。 長遠來看，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係呈現下降趨勢，依據星展集團統計，過去二、三十年間，台灣經濟成長率從蔣經國時代平均為九．○％，李登輝執政時期為六．九％，陳水扁時期為四．四％，馬英九執政時期平均為二．六％ ，一路下滑，到今年「保一」都成為艱鉅目標，且明年即使回升，想要往上突破二％也很難。再加上台灣內需不振已是常態，成長仍須以出口為主，而全球貿易量的減速更衝擊台灣的成長，稍一不慎我國就可能掉入日本經濟長期失落的覆轍。 其實，當前台灣經濟景氣衰退兼具循環因素與結構性病灶，貨幣政策的效果已到了極致，繼續降息、寬鬆貨幣的效益有限。尤其，台灣景氣低迷的主要癥結在於投資不足與就業機會停滯，因此擴大財政支出與推動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才是真正具有療效的解藥。擴大財政支出方面，過去受限於政府債務瀕臨舉債上限，以及總預算七、八成用於法定義務支出，所以公共建設支出無法大幅增加，而民間投資亦因金融海嘯之後，資金流向投機市場炒作，並未挹注實體經濟，造成金融與商品市場熱絡，而實體經濟則疲弱不振。如此的資金配置無法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只會造成投機泡沫，醞釀未來的金融危機。 因此，打開經濟停滯的鑰匙，就是增加投資，而今年不論公共建設或科技預算都有增加，這是正確的改變。但衡量目前政府的財政負擔，顯然很難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因此修法提高舉債上限，似為可以考慮的途徑。一則一○五年度中央政府舉債金額占ＧＤＰ比重為卅二．四七％，而法定債限為四十．六％，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再者，我國債務屬於內債，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機率低，增加舉債的風險不高。故而我國債務上限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間。但是，提高舉債的前提乃是必須運用於具有回饋效益的項目，例如交通基礎建設，不能花在年金之類的消耗型支出，才能使舉債的正面功能充分發揮。 擴大公共支出之外，因為台灣景氣低迷也反映了結構的崩壞，因此最根本的解決方案則在結構改革。我國結構改革的重點在於生產力提升，產業創新轉型與年金改革等，包含成長與分配的議題。這些都已成為小英政府施政的目標，但仍未看出清楚的政策輪廓與解決方案，似乎仍在摸索磨合中。提升生產力必須由勞動參與率、人口的數量與素質、技職教育多方著墨。然而，我國勞動參與率五十八％，而其他亞洲小龍均在六成以上，差距頗大。這也反映出我國人口老化、少子化與退休年齡偏早，已經造成經濟成長缺乏動能，表面看來與日本面臨一樣的問題，其實日本係在成為富裕國家後才掉入泥淖，台灣卻是未富先老。 加上年金制度若是不改，坐視其之必然破產而無所作為，將使年金淪為一種老鼠會，由後來者來養先來者，直到無力負擔破產為止。若此，將引發嚴重的階級與世代衝突。由此可見，年金改革亦為結構改革的重要環節。但所有提振經濟的根本仍在產業發展，我國以組裝代工為主的產業發展模式，面臨中國及其他後起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已然失去優勢與生存利基，因此產業的創新轉型，搶佔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戰略高地，創造高附加價值，已是經濟再起的必走之路。 總之，台灣若要避免日本式的沉淪，必須借重包含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結構改革的「三駕馬車」，多管齊下，方可振衰起敝，為經濟帶來活水，超脫低成長的魔咒與陷阱。而三駕馬車中最艱難者非結構改革莫屬，如何克服阻力，掌握正確的改革方向，將是小英政府最大的考驗。

香港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在內，多位立法會議員參選人，被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以港獨為由，撤銷參選資格。（歐新社） 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以港獨為由，撤銷多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參選資格。香港特區政府表態宣稱港獨不符「基本法」下的憲制和法律地位，也與北京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牴觸，鼓吹或推動港獨者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看來，不僅雙普選遙遙無期，北京還想利用這次選舉釜底抽薪，讓香港進一步「內地化」。先前銅鑼灣書店股東、員工「被失蹤」，之後「新維月刊」、「臉譜」政論雜誌創辦人也遭到類似模式逮捕、判刑，顯然只是主菜上桌前的小菜而已。 對香港猶如此，對「內地」當然不會更仁慈。近年來，習近平鬥垮鬥臭政敵，逮捕維權律師、民運人士司空見慣，媒體姓黨其實是姓習。面對中國經濟的著陸趨勢，習近平揚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公然在國際上亮槍亮劍，導致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韓國部署薩德飛彈，連印度也計畫在中印爭議邊界部署布拉莫斯飛彈，美國則多次出動航空母艦、驅逐艦維護南海自由航行權。上個月，設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公布仲裁結果，中國對南海的九段線歷史主權說於法無據，堪稱習近平的外交挫敗，於是他以「更硬」來鞏固領導中心。 習近平隨著權力一把抓，對內對外都崇奉「以力服人」。而且，撩撥民族主義的仇外情緒，跟對內打破集體領導、打壓自由化的定於一尊，幾乎呈現平行發展。對內對外，兩頭皆硬，這就是習近平的總路線。同樣的，習近平的對台政策，也只剩一個硬字。小英政府基於民意，提出九二論述，伸出橄欖枝，本土派隱忍不滿，北京卻意猶未足。薄瑞光代表美國宣稱，辜汪都沒有提到九二共識。習近平仍堅持他的「硬」道理，非得馬規蔡隨不可，非得小英接受同屬一中、反台獨不可。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二三五○萬人，習近平只有一句話：十三億人不答應！ 中國當前的「硬」道理，一方面似乎是大國崛起，南海也要納為內海，美國固然不放在眼裡，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印度也不在話下，台灣更被他視為嘴邊肉。但這卻導致李顯龍對歐巴馬所說的：所有東盟國家都熱烈歡迎美國的亞太再平衡。另一方面，中國當前的「硬」道理，不無可能是外強中乾：內部的矛盾不斷積累發酵，權貴資本主義腐蝕著社會穩定，巴拿馬文件剝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事實，於是藉由槍口朝外來轉移焦點。此所以，對內對外，兩頭皆硬，成為中國當權派不可說的權謀。 香港，不幸首當其衝，幾乎無路可逃。從前年發表一國兩制實施狀況白皮書，宣告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到銅鑼灣書店事件敲響一國兩制的喪鐘，乃至今天候選人因港獨遭取消參選資格，中國當權派關起門來打狗一點也不手軟。毫不客氣地整肅香港，貫徹中國當權派的意志，既能防範香港民主假戲真做，也是對國內自由化傾向的鐵腕回應。北京自由化色彩的「炎黃春秋」雜誌被強佔及停刊，坐實了「習禁評」的綽號不是空穴來風。而習近平指向香港的刀鋒，同時也指向台灣。承載認同台灣主流民意的新政府，不能再戰戰兢兢等他批改答案卷了！ 日前南海仲裁出爐，中國又拿台灣藝人開刀，轉移視聽。而有關我國參加今年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美國重申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中國卻藉機勒索一中原則的政治基礎。另，我國籍涉及電信詐騙案嫌犯，肯亞再度上演中國施壓遣往中國，共同打擊犯罪不循正軌只想綁架我國籍嫌犯當人質，目的不言可喻。凡此，正好警示新政府的兩岸政策不能畏首畏尾，必須善用亞太地緣政治的變局，確保台灣的安全、尊嚴與利益。中國會在國際動粗、對台灣來硬的可能性，似乎往升高而非降低的趨勢發展，新政府應該站上「外交高於兩岸」的戰略高度，毫不猶豫地結合盟友共同對抗中國威脅。

新政府唯有用對的人，以對的方法，把對的人用在對的地方，則治大國如烹小鮮。（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治國以人才為本，廣天下英才用之，這個簡單的道理，由於違反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人性，因此向來知易行難；回顧台灣幾任的國家政治領導者，最後得到人民對其政績的評價，很大的比例源自於其用人的格局以及用人的方法。 用人，真是一門大學問。所謂知人善任，先要知道哪些人可以用？這關乎格局，「武大郎的店，高個的進不去」，正是反面的警示；然後要知道用在哪裡最好？這就是方法，用了無用之人，或是把人擺錯了位置，沒用到該人的長處，反而暴露該人的短處，全都會造成施政的困頓。 新政府上台雖然才兩個多月，但是距離「百日定成敗」的執政定律，所剩已不到一個月時間。在這有限且珍貴的黃金期，若能針對過往得失具備明確的意識，並且採取有效的行動，絕對仍大有可為，足以把政府所失落的信度，重新調整到利於施政與落實的有力範圍。 首先在用人方面，五二○內閣改組的時程雖然已經大致完成，但是國營事業與若干政府後續人事仍在進行中，主政者仍有宣示與改正的空間。不可諱言，最近在國營事業單位與駐外使節諸多安排引發的一些爭議，確實不免給予外界派系爭奪、山頭酬庸、近親繁殖，並非專業取向、能力至上的印象。不計觀瞻的搶位子，除了權力，連帶就是資源分配的聯想，總統個人要維護清廉形象，在今天來說不是難事，但是要管控所有用人皆能潔身自持、嚴禁腐化、避免恣意妄為，真正為國舉才，首先就要擺脫諸侯割地、派閥綁架的疑慮。 惟民進黨的體質，有其先天的背景，倘若現實無法迴避，不妨建立制度，例如在黨內徵求超額的人事推薦名單，相對地也籌設一個篩選小組，針對人選的條件與職務需求進行評比，最後呈報至少兩人名單給總統或閣揆參考。總統與閣揆最終當然也可以另提第三位自己更看好的口袋名單，並不妨礙其施展人事權。這個程序的重要意義在於：以適度的公開透明方式，掃除人情困擾；經由較多元的管道，拔擢相對優秀適任的人選；而上位者固然必須概括承受所有用人的成敗，但此一程序至少可以減少一人決策的盲點，或者個別私下單線推薦的偏聽，同時在必要時仍有助於責任歸屬，特別是主政者自提屬意人選時。 最近某些因資源豐厚、被認為「很肥」的國營事業，因經營階層人事更迭引發社會討論，國民黨立委以「吃相難看」加以譏諷，這邏輯的最大謬誤是：難道打領帶坐在五星級飯店裡分贓，「吃相好看」就可以允許？問題的本質是根本不能吃，就這點，主政者萬不可輕忽相關爭議對執政黨形象的侵蝕與傷害。 最重要的是用人的方法。成功的領導者，必然懂得帶領團隊，運用組織的集體力量，順暢開動國家機器；凡是自恃以一己之力，或是迷信少數單兵即可運籌帷幄者，通常不是領導者殫精竭慮，卻事倍功半，就是近臣疲於奔命，然國政的治理仍像脫線的風箏，對於重大政務鮮有篤定的掌握，於是不是狀況頻出，就是聽天由命。 新政府上任到現在，有些基本指標是可以檢測的，以總統為例，國安會是其運轉政府組織很關鍵的諮詢機關，但現在陣容尚未補齊；國安局做為情報蒐集與情資彙總研判的重要單位，到現在主官是留是換，連當事人都不確知，在這種情況下，工作能量可以想見。總統若缺乏左右手與耳目，必然就是以一人的血肉之軀在行政院長背後著急或指導，國家機器即使不是停滯狀態，也將效率低落。 這個時刻，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充滿機會的全新年代，多數國人莫不期待新政府有價值、有擔當、有目標、有行動，逐步走出台灣的困頓，開啟國家的新局，這些都要由人來完成，唯有用對的人，以對的方法，把對的人用在對的地方，則治大國如烹小鮮

「完全在野」乃是國民黨的政治初體驗，但該黨顯然還未適應「完全在野」，認清自己失去多數民意支持的事實，思考重拾民意的敗部復活之道。兩個多月來，面對不當黨產條例，顧產不顧黨；面對南海仲裁，保島不保國。凡此顯示，國民黨不是向主流民意修正，而是繼續自殘式地背離主流民意。相對的，「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新上市便內憂外患。上月底，一項民調顯示，蔡總統滿意度為四十九．一％，不滿意度為三十六％、較上次民調增加十三．四個百分點。 在傳出多人可能競選黨主席聲中，洪秀柱恢復中央總理紀念月會，重振黨德黨魂。但所謂的中央總理紀念月會，乃是黨國時代威權統治的儀式，它是透過由上而下的論述統一所有黨員的思想。恢復這樣的操作，不可能得到當年的效果，反而是昭告天下：國民黨不玩民主這一套。日前，有一位學者在紀念月會演講分析稱：蔡政府民調下滑，連任恐不樂觀，國民黨則後勢看漲。這樣的論調，恐怕是基於對台灣民主深化缺乏體認，所以還在期待二○○八年的經驗重演，誤以為民進黨執政失敗就是國民黨班師回朝之日。 國民黨1日恢復中斷多年的中央總理紀念月會，邀請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楊泰順演講時認為，蔡政府民調下滑，連任恐不樂觀，國民黨則後勢看漲。（資料照，記者張安蕎攝） 當年，馬英九主政台北市缺乏亮麗建設，領導國民黨又沒有改革理想，扁的失敗成為馬的成功的原因在於：國民黨一直掌握立法院多數席次，黨產黨機器仍有效控制政治運作，而且，台灣社會的公民意識尚未普遍覺醒。於是，目睹阿扁執政狼狽收場，選民失望性地支持馬英九，並幻想其兩岸政策會帶來「和平紅利」。今天，國民黨「完全在野」，並非單純的鐘擺效應，而是二○一四年以來的公民運動方興未艾，年輕世代天然獨蔚為主流，並認清經濟連結中國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此一民意走向，壓倒了馬英九的民主獨裁，壓倒了國共聯手促統，最後造成縣市長、立委選舉到總統選舉的全面翻盤。 新政府，新國會，秉承新民意的付託，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處置不當黨產等，目標在於剷除黨國體制的溫床，確保民主公平競爭。對此，國民黨的負嵎頑抗，不僅抵擋不了民意洪流，甚而只會自耗東山再起的機會。因為，未來的民主競爭格局，不能再倚賴黨國體制的殘山剩水，只能訴諸主流民意；政黨追求執政的能量，不論是選票還是鈔票（政治獻金），都要以貼近民意的政見來爭取。不此之圖，國民黨只能走到既無選民也無政治獻金的「人財兩失」窮途末路，而屆時無法立足於台灣社會的國民黨，對北京而言也將僅剩點綴性的統戰作用。 日前，蔡政府對原住民族正式道歉，揭開台灣族群和解的新序幕。當然，數百年的怨氣不會馬上消失，若干原住民便批評蔡政府的道歉是家家酒、愈講愈噁心。但，有此感受的原住民，即使對新政府有所不滿，會把希望寄託於數十年來「我把你們當人看」、未曾致力恢復原住民族主人尊嚴的政黨嗎？殷切盼望改革的台灣人民，即使將來對新政府的改革有所不滿，會把希望寄託在反改革的政黨嗎？台灣認同持續上升的國家展望下，即使對新政府國家正常化進程有所不滿，會把希望寄託於「同屬一中」的政黨嗎？ 上月底，另一項民調顯示，在政黨偏好方面，民進黨為三十．四％，國民黨為十六％，時代力量為十四．九％。時代力量迅速竄升，政黨喜好度逼近國民黨，這說明了台灣人民對取代國民黨的新政黨期待甚高。民進黨成立於一九八六年，二○○○年便首度執政，二○一六年更完全執政，隨著民主深化，這種可能性更不容忽視。就此而言，國民黨如拒絕脫胎換骨，應是前途堪憂，而非後勢看漲。其實，這也不過是民主的ＡＢＣ而已，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得民意者興，失民意者亡，這一點，不僅「完全在野」的國民黨要痛定思痛，「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更要臨淵履薄。

  蔡英文總統日前接見工總代表時表示︰「做為國家的領導人，我的工作不是輪流討好誰，我的責任是要決定國家發展的方向。」這樣的執政格局與思維，才是多數民眾期待的小英。然而，小英執政兩個多月民調支持度卻迅速滑落，是否反映她的政策作為與宣示存在嚴重落差，才讓民眾對她的感性話語逐漸無感，進而萌生失望的情緒，導致施政滿意度持續下滑。 執政者的角色確實不是要輪流討好誰，甚至不僅不必輪流討好各方，更不能討好只代表少數、卻掌控話語權的那一方；而是要確切了解什麼才是多數民意，什麼樣的政策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尤其，一旦確立國家的發展方向，就必須展現勇氣與魄力，無畏少數人的抗爭與阻撓，堅定不移，勇往直前，才能真正帶領國家突破困境，向前邁進。改革之路一向顛簸崎嶇，險阻重重，特別是在反改革派與既得利益階層的誤導下，改革經常遭受污名化與責難，因此執政者更要有堅定的核心價值與信仰，方能不受短期選舉利益牽絆，雖千萬人吾往矣，終能完成改革大業。 論及領導人的施政風格，小英在英國留學時擔任英國首相的柴契爾夫人是很好的對照組。一九八○年代同為女性國家領導人的柴契爾與美國總統雷根，推動國有事業私有化、解構官方資本、控制工會的影響力、彈性的勞動市場，降低管制，強調自由市場機制，尤其金融市場的鬆綁，引領全球走入新自由主義的風潮。如今看來，此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金融海嘯時許多後遺症迸發，但對錯姑且不論，至少柴契爾在推動政策時，面對再大的罷工、抗爭，都展現堅定不移的意志，絕對沒有輪流討好誰，或向不合理的罷工抗爭妥協退讓。而雷根總統更以偉大的溝通者著稱，但他有明確政策方向與價值，因此充分溝通協調之後，貫徹的意志也絕不動搖。這才是政治家的領導風格。 遺憾的是，台灣自李登輝總統之後，再也沒有理念型的領導人，陳水扁、馬英九都缺乏中心思想，重視統治術。彼等的差別只在於溝通或獨斷，乃屬手段的差異，而非理念的歧異。對小英來說，她的政策思維輪廓在競選白皮書與總統就職演說中非常清楚，但執政兩個多月後，什麼是執政者的政策理念卻愈來愈模糊。尤其，一連串的事件、抗爭與意外接踵而來，不僅讓強調政府的功能在解決問題的小英政府陷入泥淖，改革的步履也略顯搖擺，令民眾產生茫然之感。奇特的是，小英的溝通、宣導工具，特別倚重社群網站臉書，重大事件、政策缺乏嚴肅的政策說帖，卻充滿臉書上文青式的感性告白。例如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通過，總統理應有一嚴肅談話定位其歷史性成就，然而吾人卻只見小英在臉書上感謝「雅分們」的花絮。以文青式的呢喃談論國家大政方針，乍聽頗有新鮮感，感觸強烈，但重複為之，就會讓人感性疲乏，找不到政策的重點。 政策的核心在內涵，並非文青式的包裝；政策的落實在實事求是，溝通協調只是手段上的應用，不是目的本身。如今小英雖聲稱不是輪流討好誰，卻陷在變相討好各方人馬的惡性循環之中。例如年金改革會議，應是用來討論改革方案，而不是以溝通協調之名，讓反改革的既得利益代表猛放砲，抨擊改革。易言之，召開年金改革會議之前，政府就應擬好方案與說帖，讓代表們討論與修正，以期得到共識，交付立法，不是還在討論年金該不該改革。執政者強調溝通協調，解決問題，基本上是好的，卻不能反客為主，反而改變核心價值與施政理念。總之，執政者的工作就是落實核心價值，絕不能因為誰的聲音比較大，誰的抗爭手段比較激烈，就向誰屈服妥協。只有像政治家般堅持理念，方可贏得民眾的掌聲與歷史的肯定。

  集集鎮的「化及蠻貊」石碣，有農民加蓋設施當成鐵門門柱，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表示已通報文化部文資局盼實際會勘釐清是否違法。而「化及蠻貊」石碣，是清代開闢八通關古道，拓墾南投地區的見證，碑文寫著「欽命布正使銜署台灣兵備道陳方伯撫番開墾處」，末署「大清光緒十三年春雲林撫墾局委員陳世烈題」。「撫番」的歷史與話語，站在原住民族的立場，顯然是迫害加歧視。 儘管如此，「化及蠻貊」石碣，仍將被視為台灣的古蹟，受到重視與維護，因為它已成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扮演現場的見證者。問題是，現在的我們，以及未來的子孫，不論原漢，如何遙望已逝的往事，甚至如何療癒尚存的傷痕。一如台灣民主化之後，主權在民，二千三百五十萬人要以這個共同體為主體，來審查、清除加諸台灣的客體化體制與論述；生活在台灣的各族群，也應該以夥伴關係的姿態，取得面向未來的和解。 日前，「還原正義連線」成員到台南火車站前圓環，紅墨水潑灑鄭成功塑像基座，要求蔡總統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列入優先審查，以及提出落實轉型正義具體方案期程，拆除鄭成功塑像，否則口頭道歉不是真正的道歉。再早，有台南市原住民市議員質詢，針對漢人文化霸權提出強烈批判，質疑不是只有漢人詮釋的歷史才是歷史，鄭成功是屠殺原住民的元凶，要求政府應停辦鄭成功中樞祭典活動。凡此，將心比心，感同身受。 不過，從荷蘭、西班牙到鄭氏，從清朝、日本到蔣氏，歷史已過萬重山，假使上述訴求徹底實踐，兩蔣塑像、中正紀念堂等首當其衝，原日本總督府更不可繼續做為總統府，而吳沙集團拓墾蘭陽平原、金廣福集團拓墾竹苗地區的意義也將改觀。果真如此，其他族群也不免失落。比較可行的和解途徑，或許仍是學術研究還原歷史真相與人事功過，改變長期以來單一史觀的霸權論述，讓大家在相互包容下看到自己也看到別人，最後描繪出台灣歷史全景的俯瞰圖，「原權」的座標自然浮現。 台灣歷史，曲折多端。曾經迫害他人者，也許後來也曾被迫害。有些迫害者，客觀來看也是建設者，日本殖民與蔣氏來台便是例子。歷史真相要查明，迫害責任要追究，其圓滿似乎要到被迫害者也願意肯定迫害者有所建設，而迫害者真心展示懺悔行動的時刻。歷史演員已經離開的時空，轉型正義追求的是以真相救贖仇恨的和解與敞開。轉型正義無法改變歷史，卻可改變觀看歷史的角度，其目標是建構未來的公義社會，杜絕以偏頗論述從事二度傷害。 八月一日，蔡總統將向原住民族正式道歉，並承諾追求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令人期待。我們希望，新政府新思維新作為，能夠打破長期盤旋在台灣上空的不義結構，包括不再讓原住民悲歌「這世界好不公平…因為我是原住民」，讓這個共同體的所有夥伴都被國家擁抱，都有能力維持生活與尊嚴，子孫都有希望。既然同為台灣的主人，民主體制就必須確保每個人的主人地位，以相互尊重對方主體的夥伴關係，為守護共同的家園同心盡力。可以說，轉型正義工程，乃是凝聚走向正常國家的向心力。 目前，原住民族自治尚未實現，不過，從憲法增修條文到地方自治法規，原住民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民代為數不少。其中，原住民從政者積極為原住民的轉型正義發聲的多？還是追逐個人利益甚至遊走兩岸的多？原住民族如果善用手上的民主權利，其實許多難題早可獲得比目前更好的緩解。這一部分，恐怕是國家高度的轉型正義之外，原住民族內部更可自我思索的方向。或許，原住民族積極重振民族的靈魂，在守護傳統的同時致力讓傳統走進現代，轉型正義才能在無法改寫的歷史之後寫下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