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上台，被全民賦予興利除弊的重任，擁有豐富行政經驗者多知道，興利需要時間，短期內不容易看出績效；這時就要同步從揭弊及除弊下手，來回應民意的期待，減少民眾的焦躁，從而爭取興利的更大空間。 四個月來，黨產處理是最大的除弊行動，期間所發生的兆豐疑雲、樂陞弊案，國人也都希望可以查個水落石出；理由就在於清明政治，是政治信賴的基礎，有了健康的政府，多數人相信自可創造更佳的服務績效。 在各種除弊的標的中，眾所矚目的大弊大案，固然對樹立威信具有指標性作用，但是就政府本身長期積累的小弊小案，新政府如果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為，藉以充實政黨輪替的內涵與意義，同樣會有可觀的加分，而且其效應絕不亞於前者。政府整合的問題，就是其中一件影響很大的小事。 比如，蒙藏委員會整併的組織改造，是少有兩黨政府均有共識的案子，在陸委會未更名或整併的現況下，蒙藏會的業務，其中有關內蒙及西藏的部分，交給陸委會法政處一個科就可完全處理；至於外蒙，早就獨立且是聯合國會員國，其業務應該歸外交部，目前我們的駐外蒙辦事處就是外交部的外派單位，如此事權將更加統一。 但是這個案子竟從二○一一年拖到今天未決，主要原因盛傳是受制於某位蒙藏委員的安排。在圈內，他被戲稱為地下副委員長，在蒙藏會擁有一間相當坪數的專屬辦公室，但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業務；如此特殊的工作，一旦組織革新，必然無以為繼，於是過去五年，其在立法院強大的關係網絡，從未讓這個案子被充分討論。這正是非常典型的侵蝕政府效能之癌，必須儘快切除。 前述是組織的整合，其次是資源的整合。再以最近被中國炒作的觀光為例，行政院已經提高位階，由大政委召集「觀光推展委員會」負責推動新政府的觀光政策路線，這個跨部會的委員會除了指出方向，政府手上現有的組織、人力與預算，就需要詳加盤點，進行有效的整合，既減少內部溝通協調成本，也將有限資源使用最大化，能夠一致對外開拓。 就拿幾個重要景點的管轄這個小事來說，長久以來皆是散落於各部會，例如故宮南北院屬行政院、各國家公園屬內政部營建署、各森林遊樂區屬農委會林務局、溪頭森林遊樂區屬台大、武陵及福壽山農場屬退輔會、各海岸及金門風景區屬交通部觀光局、各博物館及古蹟則屬於文化部等等。這麼龐大且豐富的觀光、文化資源，如果任由各部會自訂方向，各吹各調，就容易亂槍打鳥，難以集中資源，成就一個共同的焦點目標，顯然就需要有新觀念與新作法。 觀光局最近交接來了一位新局長，其長期交通運輸的技術背景，今後要主管涵蓋文化、創意及行銷的觀光業務，真是讓不少人對此用人哲學備感狐疑，不過這位新局長說，「走老路，到不了新的地方」，能不能說到做到？大家不妨耐心等待他拿出幾把刷子給國人看。 此外，運作的整合也非常重要。前不久有一則兩廳院開罰國防部的消息露出，即是一個見微知著的徵兆。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各部會之間發生了任何問題，第一步應該先相互溝通，減少組織摩擦才對，絕少需要採取直接開罰的懲處，並公諸於外，使其他部會形象受損的斷然手段。有關國防部因為辦活動，在環境處理上出現瑕疵一事，事前是否曾進行內部協調？兩廳院的負責人知情嗎？上級單位文化部事後有採取補強作為嗎？政府是不是一個網絡暢通的整體，關係到政府綜合能量的發揮，絕對輕忽不得。 影響很大的小事，通常可操之在我，只要我願意，就可以馬上實踐，而且很快就可收到回饋。勿以善小而不為，誠哉斯言。

  某位台灣的老兵接受中國官媒央視專訪時表示，近年來「文化台獨」太厲害了，他問孫女：「我們國家最長一條河是什麼河？」她回答：「淡水河」；追問她長江、黃河呢？她回答：「那又不是我們台灣的」；他感嘆孫輩都成了「小台獨」。有次中國記者問他孫女：「妳是中國人嗎？」她說：「我不是，我爺爺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這位老兵說，「爭不過、沒辦法」，他已無法改變現狀，且投票給蔡英文的，就是那些二十歲的「小台獨」。 這位老兵所說的文化台獨、小台獨，都是台灣的大勢所趨，所以，「爭不過、沒辦法」。但，這正好是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寫照，小台獨之外，還有中年台獨、老台獨，老中青都有，這是一種普遍性的覺醒：我們同屬二三五○萬人組成的這個國家。二○一四「爭不過、沒辦法」，於是國民黨的地方版圖大幅縮水，六都僅剩一都。二○一六「爭不過、沒辦法」，於是國民黨總統僅剩三八一萬票，立委僅剩三十五席，首次嘗到完全在野的滋味。敗選後，國民黨不僅不向民意低頭，甚至黨綱連「各表」也閹割了。統派老兵急速凋零，「小台獨」愈來愈多，國民黨何去何從？ 統派老兵凋零，國民黨後勢不妙，北京當局當然也憂心忡忡。以往，台灣的政治統派控制大局，透過黨國體制駕馭台灣，硬是把一中的頭箍戴在頭家頭上。馬英九執政八年，堪稱政治統派的最高潮，國共黑箱企圖把台灣就此統了。總算，人算不如天算，國共的拙劣操作，馬執政徹底失敗，反而激發出藍綠共怒、年輕世代天然獨的逆轉情勢。只不過，強國夢欲望強烈的北京當局，仍不相信無法改變現狀。既然新政府要維持現狀，北京便將計就計，讓新政府無法反映新民意，只要新政府怯於更進一步維持獨立現狀，國際空間不讓新政府伸展任何手腳，便是北京的得逞。 除此之外，北京手上還有經濟牌，雖然近年中國經濟已呈著陸趨勢。事實上，二十多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八年，北京早已著手扶植以現實利益為導向的經濟統派。北京應該很清楚，所謂的民族大義、意識形態，終將被台灣的民主潮流沖刷殆盡。所以，處心積慮以經濟拉住台灣，只要台灣內部存有經濟統派，就可以相當程度支撐政治統派的危牆。原本，北京扶植的經濟統派以台商為主，過去八年則在國共合作之下打造跨海政商集團，眼見作用有限，又進而瞄準三中一青，農漁業契作，觀光業一條龍，不一而足。 八個「九二共識縣市」首長進京趕考，北京公布八項經濟統戰措施，顯然也是循著扶植經濟統派的脈絡下手。此一操作再次印證，北京眼中沒有經濟歸經濟，經濟也要講政治。對此，國民黨力挺八個縣市首長，聲稱經濟不好自己找出路，民進黨不要抹黑，蔡政府也不要眼紅。真是愛說笑，八個藍營小諸侯，到北京領旨「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公開臣服於北京宗主國，這有甚麼好抹黑眼紅？不就是甘當北京扶植經濟統派的馬前卒嗎？開門揖盜究竟是為了縣民市民的利益，還是為了所屬政治集團甚至個人的利益？答案，八個藍營小諸侯卸任後便知分曉。 政治統派式微，經濟統派上場，北京的如意算盤，以台灣民意走向判斷，結論可能也是「爭不過、沒辦法」。怕的是，新民意造就的新政府，如果經濟連結中國政策馬規蔡隨；而民進黨過半席次的新國會，如果也失去過去八年監督傾中政策的精神，那麼，無異於民進黨完全執政，卻協助北京在台灣扶植經濟統派。經濟統派一旦坐大，兩岸經貿非政治化的幻想必定破滅，假使經濟統派政治質變為「紅頂商人」，破壞力將比以往的政治統派更危險，因為經濟統派有實力，政治統派只有口號。

  中國涉台系統利用中秋連假，把台灣八個縣市的首長找到北京去，堂而皇之公布了所謂的差別待遇八項措施，做為回應「九二共識縣市」的區別對待。北京的這項史所罕見的政經大實驗，論演出效果，真是劇力萬鈞、奪人目光，其以分裂台灣為手段，執行防獨促統目標，今後究竟會如何演變？只要能夠掌握其政策精髓，大家就不妨繼續看下去。 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第一，這是五二○之後因應台灣新政府未在「九二共識」上鬆口的一系列作為之一，未來不排除還有更多的對台步驟逐一上檔。第二，對遵守「九二共識」通關密語者，給予特別「獎賞」，在政策邏輯上，與過去八年國共兩黨共築的所謂「惠台措施」是一致的；這也是前總統為求馬習會，預設「交通規則」與對岸交易的延伸。第三，在策略手法上，這是把台灣分為九二共識與非九二共識兩邊，八縣市與其他縣市兩邊，人民與政府兩邊，企圖從八縣市的試點開始，不斷地切香腸，達成孤立蔡英文政府為「一小撮」、最後屈服其政策意志之目的。 前述是北京的主觀期待，那麼客觀情況又如何？首先，詳查國台辦針對八縣市所公布的八項回應，主要還是在農特產品採購、旅遊、產業合作與青年赴中發展上，這些大餅，在前政府時代都畫過、也做過，實施的範圍係鎖定在封閉性的特定人，契作、一條龍即是典型模式，成效已證實是仁智互見，多數人多感口惠實不至。 其次，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實施差別待遇，以往多在分裂國家為之，如東西德、南北韓，老共把這種外交制裁行為，援用在台灣的局部身上，沒考慮到分裂國家彼此間有邊境管制，較能控制其政策效果，對地狹人稠的台灣來說，只對八縣市給「好處」，如果真的有的話，很難不外溢到其他縣市，因此區別對待的政治象徵恐怕大於實際影響；同時，中央政府對這八縣市仍握有諸多政策工具可以使用，而這些「九二共識縣市」除新北之外，多屬弱勢地區，如果透過中國的挹注，就能「地方包圍中央」，二○一六年大選的結果就不應該是如此。 此外，面對台灣的新局，中國對台工作在這些年雖然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但是其極權體制，始終無法理解民主社會的生活要領，不是光靠著掐住人咽喉、拴緊人褲袋，就能暴力處理的。這回刻意把八縣市首長叫到北京去當道具，說穿了不也是把這些縣市長當成一個個伏地屈身的「下台階」，以踩踏著他們走下當前僵持的困境；畢竟，既言和平統一，是不能放著台灣愈走愈遠的，總要有個說法重啟互動才是。八縣市頭頭赴京承歡膝下，符合北京的需要，因此一拍即合。 中國的動機與條件如此，台灣政府應有什麼作為？蔡總統必須自忖：北京勾搭上我們的八縣市，是否在事前就獲得國安系統的充分報告？有沒有足夠專業的情勢研析？是否提出了因應對策？政府認為北京的下一步又會是哪些？我們有沒有完成兵棋推演？並且就此著手採取各種預防措施？唯有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才是一個適格政府的表現。凡有一項缺乏，政府僚屬就要上緊發條，強化補實。因為，中國問題正是台灣最大的生存問題，犯錯的空間絕小。 至於中國遠在北京侵門踏戶，這當然是針對台灣民選政府治理權的直接挑戰，對於其富台（九二共識縣市）與窮台（非九二共識縣市）策略的兩手，新政府終究要在國政上戮力績效。能讓人民有感的作為，包括領導者士氣的帶動，政府官僚短期措施與長期政策有節奏地並用，還有就是有意識地提高團隊勇於任事的工作效率；這些基本功一點也不空洞，現代化政府與人民的對話能力，主要即繫於此。

  從觀光業的遊行抗爭到特定台商斥責「台灣社會真的有病」，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逼迫蔡政府說出「那四個字」，即由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坦承自創的「九二共識」。雖然那四個字與台灣絕大多數民意背離，但不可否認的，中國以商逼政的力道將逐步增強，因此那些迎合中國意圖的抗爭行徑看似可笑、可悲，然而「以商逼政」有長期二、三十年厚植的基礎，政府的應對絕不能輕忽。 中國對台政策的一貫目標係併吞台灣，但策略上則因應不同的時空背景而有所轉變。蔣介石敗逃台灣之初，中共在戰場上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贏得壓倒性的勝利，此一階段自然而然延續國共內戰的武力解放策略，宣稱血洗台灣。然而，受制於韓、越戰爆發，共產集團與民主世界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確定，台灣因處於阻擋紅色中國向外擴張的戰略位置，因此在美國強力保護下，免受中共武力荼毒。至蔣經國執政晚期有意採行本土化，且經黨外反對運動的抗爭，民主逐步萌芽，經濟更是循日本的發展經濟經驗突飛猛進，躍升為四小龍之首，相對的中國，處於文革的大整肅烽火，社會封閉，經濟落後，國弱民窮，根本無力武力犯台，因此鄧小平等務實派上台後，乃改採冷和戰略，拋出一國兩制的誘餌，企圖展開所謂國共第三次和談，但在蔣經國定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戒律下，國共第三次和談圖謀破局。 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上台，展開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滋長，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成了多數民眾的共識，中國遂掩蓋猙獰的面貌，戴上統戰的笑臉，主要策略則是「以商逼政」，在經濟產業上另闢戰場，即所謂「以銀彈取代子彈」、「買台灣取代打台灣」。不可諱言，此一策略實施多年下來成效可觀，不僅讓台灣因產業人才資金的西進外流，形成產業的空洞化，經濟發展失去動能的困局；相對的，中國卻因引進台資助長經濟發展，使其國力迅速茁壯。諷刺的是，當台灣經濟日漸枯竭，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時，台灣對中國依賴就日益加深，有如施打嗎啡減少病痛，失去了對抗中國以商逼政病毒的強健體質。甚至可能因無力解決困局，逐漸走上主權退讓的不歸路。 其實，中國以商逼政讓新政府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乃是可以預見之結果，並非不可測的變局。吾人對於箇中利弊早有深入分析，力諫馬政府不可向中國傾斜。無奈馬政府時期，一方面是親中意識形態作祟，一方面則是經濟衰退無計可施，因此向中國全面傾斜，作為提振台灣出口與內需的解藥。台灣傾中之路遂由傳統製造業、科技業西移，轉而引中國觀光客入台，以填補台灣內需缺口。而中客來台大門一開，因中國刻意鼓舞與操作而一路暴增，台灣各處景點與夜市充滿中客，製造出內需熱絡的景象。然而，中客挹注台灣經濟只是假象，在開放中客來台的同時，中港資也在台灣建立「一條龍」營運模式，從旅行社、導遊、飯店、餐廳、禮品店，囊括中客來台觀光的絕大多數利潤，台灣本土業者只能喝到剩下的湯。即使如此，中客來台提供低薪就業人口與店家的微利，仍然是中國以商逼政的重要籌碼。 本土政權上台後，中國以商逼政的效應全面發酵，而其武器卻是我方長期以來自動提供。一是我方以中國為代工廠，使得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超過五成，就業機會流失，薪資倒退，乃失去了對抗中國政治壓力的經濟基礎；一則中客來台，雖然對內需並無強力挹注，卻製造了以此維生的數萬就業人口，以及相關設施的過度投資，必須靠著中客不斷來台方能維繫，對中國的依賴逐漸養成難以戒掉的癮頭。因此中國發動以商逼政的攻勢，乃成了小英執政以來的重大考驗，只有台灣經濟迅速脫離中國的軌道，不再依附中國，才能真正因應這個挑戰。

  不受雙重國籍事件影響，蓮舫順利當選日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黨魁，這位「台灣的女兒」走上政治更高峰。雙重國籍事件正好凸顯，日本行政規定台籍人士放棄國籍，必須向中華民國當局辦理，沒有一個中國問題。換言之，日本至少在實務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管不到台灣。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前者的合法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者還不是國家，而中華民國當局已經失去中國代表權。美國的對台政策也類似，只是「美國在台協會」比日本的「交流協會」更正式一些。 美日都知道中國管不到台灣，偏偏中國認為自己管得到；馬政府八年管習慣了，蔡政府它也想繼續管。如果台灣不斷政黨輪替，中國也建立起都管得到的慣例，那麼台灣的主權逐漸中國化，殆可斷言。馬政府八年，門打開，讓它管；現在，完全在野的國民黨還想讓它管，且大玩特玩「有九二共識的縣市」的一國兩區遊戲，歡迎北京來統戰。此所以，完全執政的新政府挺住腰桿，不要維持讓它管的舊狀，萬分緊要。不過，中華台北不入聯，文化教育不本土，新政府似乎又跟六八九萬選民的期待有距離。 新政府的維持現狀，從就職演說以來，似乎給北京管得上的判讀。日前，國台辦又借題發揮，一路針對觀光業者遊行、申請加入聯合國、邀請達賴喇嘛等問題發表「管」見。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要新政府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拒絕達賴，甚至恫嚇「意欲與藏獨勢力一起，勢必嚴重影響兩岸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邀請達賴喇嘛訪問台灣，對岸在警告警告再警告之際，執政的府院黨卻宛如沉默艦隊，審慎審慎再審慎。在野時批評馬政府拒絕達賴喇嘛，執政後變成罵人罵自己，社會觀感恐怕不好吧。席次過半的民進黨立委，如果也變成沉默艦隊，更令人失望。 必須注意，從華航空服員罷工到觀光業者上街，新政府幾乎沒說過「不」，也對北京發出了可以持續施壓的訊息。會吵的有糖吃，從抗爭之後有糖吃，演變成上街前就給糖吃，新政府愈來愈讓人看破手腳。九三抗議年金改革，事前行政院宣布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照發；九一二觀光業者上街，事前行政院宣布三百億紓困貸款。如此這般，糖分愈來愈重，不知伊於胡底。或許因此，北京也看破蔡英文總統的抗壓力，非得要她吞下九二共識同屬一中不可；觀光業者「要九二不要久餓」，台商代表「九二共識為什麼不能說，台灣社會真的有病」，不也都是北京的內應突襲？ 日前，蔡英文首度視察金門，特別凸顯自己在陸委會主委任內推小三通，希望兩岸前瞻未來發展，展現善意互動。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則在美國指出，我方已經表達最大善意，希望對岸能夠用心體會、務實理解。他所指的善意甚至包括，過去民進黨在扁政府使用中國，現在稱中國大陸；過去稱中方，現在稱陸方。然而，就職演說以來迎合北京的成效如何？ＡＰＥＣ特使人選不是傳聞遭北京杯葛？月底的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不是迄未邀請台灣？可以想像，面對一枝接一枝的橄欖枝，北京看到的絕不是善意，而是蔡英文的軟弱！ 於是，今年大選揭曉以來，不論蔡英文說甚麼做甚麼，回應都是聽其言觀其行持續施壓，只要不接受九二共識同屬一中，答案就是「不」。這說明了，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既已穩住美日等盟友，便應該伺機審慎出手戰略突圍，不能整天盯著「尚未完成的答案卷」。北京的「善意」回應，會在甚麼時間點？大膽假設一下，應該是蔡英文擺脫外交海陸的藍色思維，以台灣的民意為後盾向北京說「不」的時候！對「陸方」唯唯諾諾，換來的總是居高臨下的「不」；一旦對北京說「不」，它才會體認台灣有所為有所不為，也才可能會開始「溝通」。一味低姿態，選民開始不耐，北京卻不理妳，豈謂明智？

  中秋前夕，一場掛著「大陸台商中秋座談聯誼」招牌的活動，實際演出卻淪為若干業者扮起「九二共識」說客，不但把現今台海兩岸官方互動僵局歸咎我方，宣稱「解鈴還須繫鈴人」，還出言不遜，指台灣社會不能講「九二共識」，「台灣社會真的是有病！」 只要稍有常識的台灣人，都可以看出，這種台商之言差矣，不但不符事實，不合邏輯，還十足暴露其利慾薰心、見利忘義的心態；真正有病的，絕對不是台灣社會。 中國強要台灣接受「九二共識」，世人皆知。從台灣大選之前以「地動山搖」出言恐嚇，到選後企圖把「那四個字」塞進總統就職演講稿，由於屢試不果，圖謀未遂，它惱羞成怒，冷淡處理官方往來，且後續施壓手段不斷。於是，阻撓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等外交打壓之外，它還從限制觀光客前來等經濟層面下手，本週相繼出現的觀光業者走上街頭、台商秋節活動放砲，背後都有濃厚的中國因素作祟。 中國的陽謀極為清楚，要讓台灣社會承受壓力而有感，逼迫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識」。然而，「那四個字」假的真不了，中國繼續以此相逼，只有自作自受，自絕於台灣人民，必以失敗收場。 台灣人民不接受「那四個字」，最根本的原因在其虛假。台灣與中國一九九二年「曾會談」，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否認雙方「有共識」，本週來台灣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為此旁證，連國民黨人蘇起都承認自己是「那四個字」的發明人。國共兩黨要聯手框制台灣，拿沒有事實做基礎的杜撰名詞唬弄，簡直沒出息到了極點；要以此自欺是兩個中國黨的事，台灣人民可不吃這一套。 「九二共識」沒市場，還在其形同自己的國家被併入「一中」，台灣認同已達八成的民意絕難接受。國民黨一直以「一中各表」行騙台灣多年，但「馬習會」中馬英九「中華民國」不敢宣之於口，自揭「一中各表」騙術，遂連同「九二共識」一併在總統大選遭台灣人民唾棄。 事情真相與本質因此既簡單而明白。台海兩岸現今僵局，始作俑者是強迫推銷「那四個字」不成，再把它當做雙邊互動「通關密語」，甚至以此為唯一標準、無限上綱的中國，而非與鄰為善、民意最大的台灣。雙邊往來要恢復平等正常，從而取決於片面強設關卡、擅自置障的中國。其國台辦前天宣稱，「九二共識」不能繞道，解鈴還須繫鈴人，這是十足的作賊喊捉賊，既與台灣民意站在對立面，也顯露中國政府專制霸道本質。國民黨、部分媒體及中國台商選擇與其沆瀣一氣，長期大肆推銷，台灣社會從不存在不能談「那四個字」的問題；自己別有用心還把台灣人盡當白痴，這樣的政媒、這樣的商人，自絕於台灣社會，既壞又笨，令人搖頭。 其實，為中國當說客，回台灣施壓政府接受「那四個字」的台商，最沒有資格在雙邊關係講東講西。回顧近二十年來的雙邊經貿往來，多少生意人不顧「戒急用忍」勸阻，無視法令規定，偷跑大膽西進，且以「民生主義統一中國」夸夸其談。如今，在助長中國經濟崛起之後，不論因「騰籠換鳥」、產業轉型或經濟下行而處境維艱，台商地位今不如昔，理應責任自負。此時不知自我檢點，反當起中國代言人，這是在消耗台灣人民僅存的尊重。這就與做中國生意的觀光業者一般，當初開放之前，有識之士即已警告，觀光客只是中國官方的政經工具；現今既已吃虧在眼前，冤有頭債有主，不前去向中國抗議，卻走上凱達格蘭大道，徒增台灣人民反感。 事實上，台灣人民腦筋清楚，也很善良。在以中國做不到的民主機制直選總統、換新國會之後，現今新政府不但願協助中國台商升級轉型脫困，也另闢新南向，以利業界轉往東協、南亞、紐澳佈局。中國台商除了自助人助，回投資地之後更應敦促中國政府，善待台灣，不要總心存吃掉台灣，在國際間以大欺小。其能如此，中國台商必能在台灣社會贏得尊敬。

  馬英九前總統任內有個觀念是正確的，他說：「要有體力才有國力，要強國一定要先強身」；甚至宣示要把台灣打造為運動島。為了宣傳這個政策，愛好長跑、游泳的他，經常以國家元首身分參加體育活動，希望達到帶動社會的效果，立意堪稱良善。但是八年下來，台灣的整體運動風氣與國際競技成績，不要說距離先進國家的腳程仍然遙遠，就是與自己做比較，進展也並不符理想，原因究竟是出在哪裡？值得新政府把問題分析清楚，才可能提出解決方案。 舊總統看似有方向，但是總結舊官僚、舊協會四年下來的績效，卻是百病齊發，國人負評如潮。診斷肇因，或可歸納出幾個新政府不宜再複製的治理教訓：首先，發想與作秀都很容易，但施政要有能，在於以正確的方法落實；其次，政策要施行，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並交給專業熱忱的人執行；此外，體育要走上產業化，需要從觀念、教育、訓練、獎勵、租稅提出全面的配套，而不單只是最終引進企業經營的形式改變而已。 上週末，針對這次里約奧運的與賽，教育部體育署舉辦了檢討及策進的研討會議，其中有幾個重點，可以看出在歷經連番風雨後，體育主管部門有意力圖變革，包括：提升體育預算比率，明年度是十五％，八年目標倍增；未來成立由第三方組成的「體育仲裁小組」，處理選手與協會之間的紛爭；以及十月份將提出修法草案，就運動單項協會的組織、人員、財務進行更嚴格的規範等等。 新政府已經擺出起手式，新總統也標舉「體力就是國家競爭力」，把體育視為是戰略項目，但是五二○之後，雖然已經提高決策層級，在行政院成立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作為統合與規劃國家體育政策的單位，然不容諱言，下面做事的手腳還是維持著舊官僚、舊協會，這不僅是八月奧運前後各種出包事件傳染性發生的背景，恐怕也將是今後新政策迴避不了的舊包袱，因此遲疑、鄉愿不得。 有關政府與協會的關係，目前主要是透過國民體育法第八條，對民間公益體育團體的成立及考核做規定。今年五月上旬，本法才完成修正，明定各協會的業務需接受政府的定期考核，而考核的項目應包括民眾參與的規劃，可見體育署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如今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醞釀再度修法，並且增列相當大幅度的更張，是否官僚的鈍化是積習難改的要素？同時，協會的遊說動員能力莫非已橫跨藍綠國會？則是另一觀察重點。 國家預算用於體育項目的比率，台灣目前僅佔總預算的○．四％，日本則是二％，新政府在新年度先調高十五％，當然是好的態度，不過眾所周知，由於預算有限，多數還是要仰賴民間力量與企業贊助，因此單項協會的發言權在此。最近，田徑協會不通過理事長的請辭案，秘書長淚訴要一起走，體育署長還要趕往慰留，好似體育是什麼原罪，讓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這樣的劇情，是台灣發展體育該有的新氣象嗎？ 除了面對體制與人的問題，要將體育產業化，一定要腳踏實地從根本開始，全方位的去做，才可能厚植發展能量。最基本的一點是從小學、國中到高中的體育課時數問題。歐美各國原本運動風氣就盛，各級學校每週的體育課節數或是課後運動社團的蓬勃，遠遠超過台灣。就算是在東方競爭激烈、升學壓力較大的鄰近各國比較，台灣對於體育課的重視也低於日本、韓國。以日本為例，中小學的體育課每週是三節，並且明定各類運動的內容，以均衡發展，不似台灣動輒借課，而其課後的體育活動，不可計數。一個國家自幼養成學生運動的習慣，自然普遍性的提升運動的能力與愛好，這正是體育走向產業化，構成良性循環的堅實基礎。 如果以體力來評量國力，台灣不僅是弱國，對照當前體育界的生態，恐怕還是爛國，我們必須走向強國，唯有大破大立才有機會。

  聯合國第七十一屆大會開議，這次新政府不再請友邦在聯大提案，改為透過友邦聯合致函與個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至於名稱，包括「中華民國（台灣）」、「台灣」與「中華民國」。此舉不知是否也算維持現狀，因襲馬政府不推動返聯、入聯，以免被北京扣上「麻煩製造者」的帽子。但，過去李扁執政，不論是返聯、入聯，儘管遭到北京打壓，畢竟表達了台灣人民的國家意志，沒有發生後來馬英九執政硬凹九二共識，令國際社會誤以為台灣人民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五二○以來，新政府的作為，總的來說也是以不得罪北京為考量。從ＷＨＡ的中華台北到外交部長宣稱不推動入聯，在在坐實了本土社團對「蔡藍族」國家理念的質疑。上月民進黨前秘書長王拓辭世，蔡英文總統推崇王拓是鄉土文學與民主運動前輩，他為台灣不斷努力的精神，永遠是大家引以跟隨的典範。不過，蔡英文並沒有具體指出甚麼精神。倒是前國安會副秘書長陳忠信點出，民進黨創黨之前，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衝擊之下，台灣構圖的實像與虛像開始進行解構與重構，「二度執政的民進黨人會去記憶這段篳路藍縷的歲月麼？」 從黨外到民進黨創黨前期，蔡英文未能親身參與。或許因此，民進黨二度執政而且是完全執政，人民對民進黨帶領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期待，並沒有反映在新政府的人事布局與政策鋪陳。轉型正義、年金改革、清查黨產、司法改革、五大創新研發計畫，固然是為所當為，但也都沒有指向國家「不正常」的核心。於是，外交海陸人事與政策，沒有民進黨特色；文化教育的施政焦點，也缺乏台灣主體意識。以往，李扁十分重視這些關鍵部門，致力於推進台灣國家正常化。太陽花學運，年輕世代天然獨，就是李扁留給台灣的深遠影響。 當然，台灣外部挑戰仍多，邁向正常國家不宜暴虎馮河。重點是，有沒有善用完全執政的內部優勢，以及亞太戰略形勢微調的外部利基，有計畫、有策略地從長計議、追求願景。北京刻意扶植台灣的政治統派，積極培育經濟統派，乃有今天以政經兩手施壓新政府吞下九二共識的操弄，觀光業者上街抗議堪稱其傑作之一。如果新政府不思戰略突圍，只想以逼近九二共識的文青論述兜圈子，推銷陸委會主委任內實施「小三通」奠定「大三通」，恐怕永遠逃不開北京的壓力測試，以及藍營爭取中客到「有九二共識」的縣市觀光之裂解，完全執政變成完全被動。 近日，台裔日籍參議員蓮舫遭質疑雙重國籍事件，值得注意。政治上來說，日本政府承認一中原則，不承認中華民國，蓮舫應無雙重國籍問題。此事沸沸揚揚，顯示日本在政治上是一個中國，行政上則不承認台灣屬於中國，這跟中美建交之後美國依台灣關係法規範台美關係相似。這也是台灣國家不正常的一個面向：在國際往來，政治上的象徵符號與客觀上的實務操作嚴重脫節。新政府該做的是，透過細緻操作和平演變政治符號。原本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經過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已無法代表中國；而中華民國政府與制憲時不包含在內的台灣，至今仍是不確定的關係。前者，馬英九仍存幻想；後者，蔡英文似未面對。 台灣入聯宣達團抵達華府，向國際表達台灣人民的國家意志，此舉在北京「九二共識、同屬一中」的恫嚇聲中，尤顯必要。可惜，新政府的外交部長意興闌珊，蔡英文也缺乏李扁的國家視野，彷彿整個心思都被九二共識牽制了。對北京敵意，當然要謹慎，但若謹慎到戰略突圍都不思考，只會讓自己動輒得咎、動彈不得。今年大選，選民支持民進黨完全執政，換來「蔡藍族」維持現狀、維持舊狀，核心選民情何以堪？對九二共識不當機立斷，導致對岸持續施壓；會吵的有糖吃，造成街頭抗議此起彼落，完全執政如此走調？化被動為主動，新政府真的該重整步伐了。

  台灣的觀光產業現況究竟如何？觀看的角度很重要，從產值來說，二○一五年觀光外匯收入與國內旅遊支出總額合計是八一九○億元，只占ＧＤＰ的四．九二％；如果從就業人力比較，統計到今年四月底，是十九萬五二九六人，這個數字甚至還包括特約導遊、民宿以及廣泛的觀光旅遊業在內的人口。 以前述的目光看，觀光產業的形象似乎還好。但是如果換另外一種眼界去透視觀光產業的價值，它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乃至經濟規模在全球的發展趨勢上，卻都不斷地在增長；「世界觀光組織」即預估，二○二○年，全球觀光人數將成長至十六億零二百萬人次，全球觀光收益亦將達到二兆美元。台灣固然不在國際熱門景點區域，但是總得跟上水漲船高的浪潮。 尤其，在全球化的鏈結中，過去台灣靠著貿易與世界接軌，未來我們能不能發揚觀光的產業特性，使其成為台灣連接國際的重要軌道，從我們國家的特殊地位來說，這個產業的身影，毋寧驟然高大起來，也恐怕值得我們對其多一些理解與關切。 二○一六年，因為中央政權轉移，政策路線連帶調整，被多數國人視為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昨天，總統府前出現了以五二○後「陸客團」減少為訴求的觀光業自救集會，在天候不佳下，人數相對很有限；不過，這個現象剛好反映了過去八年政府的觀光政策，今後勢必要加速過渡、換軌。產業的發展必須朝向四面八方，回歸市場機制，建構各國旅客還會再來的永續條件；而不是仰賴天朝恩給，不惜殺雞取卵，一再複製「不來終身遺憾、來了遺憾終身」的一次性消費。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數據，今年一到七月的來台旅客，事實上較去年同期是成長的（＋七．九三％），帶進的觀光外匯收入估計是二七六○億元，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近二○○億元。如果比較幾個主要客源，韓國大幅成長廿九．○一％，其次是日本，成長十七．四六％，馬來西亞成長八．○一％，港澳及歐美則成長約七％，都是正成長。這個勢頭與分布，質量並俱，相當激勵業界，政府當然要亟思各種配套措施，使其繼續茁壯擴大。 至於前政府引為「政績」的中國旅客部分，今年一到七月的「陸客團」較去年同期負成長八％，自由行人數則成長十三．八二％，因此總計中國來台的旅客人數（二四○萬九五三五人次）成長○．四一％，得以維持平盤。 但是若從五月以後的數據看，團客縮減了三成，自由行則每月成長約一成，趨勢較為明顯，若再加上移民署八月份的入境數及九月送件數，觀光局預估今年全年中國旅客來台的外匯收入會較去年減少約三六○億元，說明這個效應是存在的。然而受衝擊者特定且局部，有些可以輔導轉營他國客源，有些適合留在本業優質升級，有些可能受限於先天條件，言國際化與體質調整，皆陳義過高，那麼就需要有更貼近現實的作法來加以引導。 其中，如何增進國人的國內旅遊意願，是就地取材的捷徑，政府應該善加思考。以二○一五年為例，國人的出國人數高達一三一八萬人次以上，超過了國外旅客來台人次（一○四三萬人次），國人出國平均每人每次的消費額超過五萬元，既高於國外旅客在台消費額（每人每次一三七八美元），更遠遠多於國人在國內旅遊的消費額（每人每次二○一七新台幣），這麼顯著的反差，透露出一個強烈訊號，我們的觀光財是流出遠大於流入，這個問題所牽涉的方方面面，必須正視。 凡是不具延續性的施政，即不構成政績。「陸客團」政策，既是中國要脅台灣的人質，也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面對北京出招，我們的拆解之道，要在真正的「自救」做出實績，業者要提出吸引國人旅遊的優惠措施，政府要推出鼓勵在台旅遊消費的全面檢討，旅遊環境與品質當是根本。至於飲鴆止渴的「九二共識」，可以丟進茅坑，就此休矣。

  九月三日，十幾萬人以「反污名、要尊嚴」訴求走上街頭反對年金改革，但紛擾仍未止歇，連支持年金改革的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也批評年金改革會議績效不彰，宣布退出，決定走自己的路。但在這中間，小英政府則快刀斬亂麻刪除月退休金二萬五千元以上退休公教人員的三節慰問金，並且調漲基本工資五％，以回應勞工團體的訴求。如此作為能否做出改革績效，拉抬新政府的滿意度，有待觀察。 坦率而論，年金改革與勞資關係是小英政府民調下滑的主要原因。令人費解的是，年金改革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小英也是贏得多數選票上台，國會則掌握過半席次，而年金的重要戰場則在立法院，顯然年金改革應是一齣好戲，卻仍落得內外困窘，寸步難行，幾乎所有人都得罪的地步，新政府的施政風格確實必須徹底檢討。吾人一再指出，年金改革的正當性無庸置疑，也不是全新的議題，根本不必在意反改革派的抵制與杯葛，應該直接提出改革版本交付立法院討論，並且在立法過程中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的意見，讓年金改革能夠關照多數人的退休權益與國家財政，消弭職業別與世代的不公，完成永續的制度變革。豈料，執政者的施政風格重視「溝通、溝通、再溝通」，即使有共識的年金改革，依然成立改革委員會，設立冗長的溝通過程，試圖以理性討論說服反對派，卻弄巧成拙，讓反改革派擁有了謾罵攻訐，扭曲事實、傳播錯誤資訊，製造恐慌、仇恨與對立的表演舞台，乃有九三遊行人潮湧出，助長了反改革的氣焰。 其次，勞資關係不僅牽涉分配問題，亦影響社會安定，要有一套兼顧勞資利益的規範法令，才能促進經濟發展，達成雙贏。而台灣實質薪資倒退十五、六年，而且普遍低薪與就業機會停滯，加上不景氣持續，關廠裁員紛爭不斷，勞工處境確待改善。然而，勞動條件的改善是上層結構，經濟發展則是基礎建設；只有經濟成長，產業發達才能實質促進與保障勞工權益。若是經濟萎縮，產業不振，所有照顧勞工的政策都只是畫餅充飢，淪為空談。三十多年前，台灣經濟快速成長被譽為經濟奇蹟，台灣錢淹腳目，當時雖然缺乏完備的勞動法規，但勞工薪資所得豐厚，甚至電子公司、證券公司的打掃歐巴桑都有可觀的年終分紅，此乃經濟環境大好，水漲才能船高的效應。反觀今日勞動法規保障勞工日益縝密與完備，但受僱者的實質收入與工作機會卻未見提升，足證改善勞工處境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經濟發展，它才是一切的根本。因此執政者建構良好的勞資關係時，應該經濟發展與提升勞動條件並進，切莫本末倒置，否則勞工處境改善將只是假象。 誠如評論家所言，台灣需要的是既能「問責」（accountable），又有「效能」（efficient）的政府。威權時代的台灣政府效能很大，問責很少。現在的台灣則是政府隨時都在被問責，效能卻極為低下。小英政府雖然充滿改革理念，但是理念是一種腦內革命，是改革的ＧＰＳ，是一種指引，仍須啟動實踐力，才能到達改革的終點站。年金改革終日議論不休，看似體現尊重各方意見的多元民主精神，卻一直停留在起點，改革列車仍未啟動，所以不僅全教總失去耐心而退出，多數國人也漸感不耐。另一方面，勞動條件提升的初衷，乃在幫助台灣勞工脫離低薪的悲境，但最根本的工作仍在提振景氣，薪資與勞動條件的改善方不致淪為空想。小英政府若能體認施政的本末順序，將可超脫當前的執政泥淖，大步邁向實踐理念的目標。

  立委林昶佐等一行日前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拜訪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並邀請達賴喇嘛來台國會演說。達賴喇嘛表示，樂意再訪台灣，強調和平要靠人們跨國界一起努力才能達成。對此，立法院長蘇嘉全表達歡迎之意。確實，經過馬政府八年黑名單，鋪紅地毯歡迎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再度訪問台灣，此其時也。新政府，新思維，更應該打破馬政府的自我設限，彰顯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如果連邀請達賴喇嘛一事都維持馬政府舊狀，就令人失望了。 二○○八，馬英九初次競選總統期間，爆發北京武力鎮壓西藏事件，國際輿論一片撻伐。當時，他還慎重其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武力鎮壓，揚言若中共當局繼續鎮壓西藏人民，而西藏情勢繼續惡化，如果當選總統將不排除停止派團參加北京奧運。結果，馬英九當選後，以上聲明化為廢紙，西藏情勢依舊惡化，北京奧運照常參加。反倒是，從此以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列入黑名單，八年期間不准踏入台灣一步。原因很簡單：討好持續鎮壓西藏的北京當局。 此所以，新民意造就的新政府，歡迎達賴喇嘛來台訪問，包括蒞臨國會演講，舉行宗教祈福活動，相信社會各界也都會樂見其成。一如這次新政府的ＡＰＥＣ特使人選，固然要考慮到國際現實，但也不必事事乞求北京同意。事實上，處處想要討好北京，只會讓它得寸進尺、軟土深掘，從而不僅陷於自失立場的窘境，換來的也會是更大的勒索而非就此滿足。馬政府討好北京不遺餘力，連參加ＷＨＡ也採取先通過北京同意的模式，最終落得只有同屬一中、沒有各表的下場，國民黨還得修改黨綱繼續討好北京。眼前的教訓，新政府切記。 五二○以來，新政府四面出擊，改革議題一哄而上，反撲勢力集結自保，且抗爭活動演變成會吵的有糖吃，上街的團體一波接一波，完全執政竟被動不已。蔡英文總統稱，不希望別人用一百天來評斷執政的成敗，言外之意也應是自知有待改進之處不少。不過，平心而論，新政府也不是毫無可為。兩岸，台美，維持現狀至少維持可預測、無意外，特別是做到令美國方面放心，而穩住台美關係就是處理兩岸關係的確保，薄瑞光稱辜汪都沒對他說過九二共識，便是一例。甚至可以說，穩住台美關係，乃是新政府堪當大用的資產。 隨著中國軍事崛起橫衝直撞，其對韓國、日本到南海周邊國家的戰略擠壓愈來愈明顯，也因此刺激美國重返亞太。從日本新安保、韓國部署薩德到南海仲裁、美國參眾兩院通過重申台灣關係法與對台六項保證決議案，這些發展軌跡改變了台灣的外部環境，馬政府時代親中疏美日的風向不得不變了，這也是新政府基於台灣主體管控台海風險有利之處。或許，歐巴馬參加G20峰會遭矮化，北京未比照其他國家元首待遇鋪上紅地毯，台灣則鋪上紅地毯歡迎達賴喇嘛國會演說、宗教祈福，借力使力不是值得一試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踐嗎？ 新政府起頭難，可以想像，因為有內憂外患，甚至裡應外合。對內，蜜月期過後，重要的是調整執政節奏，讓改革議題依輕重緩急有策略地佈局展開，具有新民意支持的改革便儘早拿出方案與行動，切勿再庸人自擾受制於少數反改革勢力，如此執政也才能行穩致遠、創造政績。對外，新政府應善用台美關係的資產，讓兩岸關係重返國際政治脈絡，密切注意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新防堵」，共同致力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而不是單打獨鬥地與北京從事不對稱賽局。此時此刻，既然上海統戰部長來台灣了，更可歡迎達賴喇嘛來台灣；兩岸關係再平衡，新政府不妨走出這一步。

  陳建仁副總統前往梵蒂岡出席德蕾莎修女封聖儀式，昨天回國。身為天主教徒的陳建仁，參加封聖大典，參訪教堂留言署名「台灣副總統」，會見教宗方濟各，在我國與梵蒂岡關係傳出生變聲中，對維繫雙邊關係應有助益。果然，教廷特使歐布萊恩樞機主教今天前來訪問五天，也將面見蔡英文總統。 教廷是我國在歐洲唯一邦交國，教廷有意與中國建交，早已不是新聞。中國是主張無神論的共產專制國家，這是它與教廷難以相容的問題根源。黨國一切都要領導控制，不容政治異議；政黨除共產黨外，其他都是「尾巴黨派」，有如「廁所裡的花瓶」。習近平上台以來，黨國控制更嚴，不僅管控網路世界，連非政府組織（ＮＧＯ）內也通令成立黨組。對於宗教，它緊抓宗教自由不放，打壓法輪功絕不手軟之外，也把不受控制的正牌天主教會打成「地下教會」，別立「愛國教會」，主教任命自己搞，導致它與教廷關係難以正常化。 教廷出自關懷一千三百萬天主教友，多年來嘗試與中國建立關係，主教任命權是關鍵障礙。梵蒂岡任命主教，普世通例，但共產中國卻指此為「干涉內政」，且要求教廷與台灣斷交。對於主教任命，據報導雙方試圖找出妥協之計；但教廷在歷史上從未片面與任何國家斷交，棄台灣就中國，也有損教廷盛名地位。 就此，在海外長期為家鄉台灣做外交遊說不遺餘力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ＦＡＰＡ）主張，由台灣主動提出「雙重承認」，讓教廷不必因關懷中國天主教友而背棄台灣，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的友善務實開明，也有助今後外交工作。這一倡議，開放與創意兼具，特別是方濟各去年在美國與古巴敵對逾半世紀後復交曾有幕後推動之力，若能再找出台、梵、中「三贏」之道，我們樂觀其成。 台灣在外交要突破，總統及副總統六月以來幾度出訪，確有必要。我國從聯合國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以來，在國際舞台的活動空間大受擠壓，近年又因中國崛起，對我打壓更甚，但台灣絕不能在國際間以「外交休兵」自我限縮。觀察最近的國際動態，我們的主政者實須挹注更多心力於對外拓展，不能讓台灣在國際間沒有行動力，也沒有聲音。 由於二十國集團（G20）高峰會及東南亞國協（ＡＳＥＡＮ）一週來相繼在中國、寮國舉行，歐巴馬等各國領袖群聚東亞。領袖們開會見面，未必能解決實質問題，但至少直接溝通，減少誤判。其中，日本首相安倍的積極進取最受矚目。他在上月里約奧運閉幕式扮演任天堂遊戲主角瑪利歐大獲好評，成功推銷四年後的東京奧運；隨後僕僕風塵，走訪非洲及俄羅斯，本週再參與兩大國際會議，拉攏東協以牽制中國，與習近平當面溝通，也和朴槿惠商討日韓美安保合作。 台灣無緣參與這樣的國際多邊會議，只在歐巴馬於寮國演講中以台灣及日韓為例，「證明民主在亞洲也能成長茁壯」。不過，本月起有聯合國大會、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年會，十一月有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都是考驗台灣對外工作、向國際發聲的場合。 其中，我國沒有不能出席ＩＣＡＯ年會的道理，參加聯合國一事正由民間大力推動，而出席ＡＰＥＣ特使人選要能充分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人民的立場及利益。此外，包括ＡＰＥＣ在內，有不少國際溝通合作的經濟社會常設組織及會議，我國官方與民間都應積極參與。面對排擠、孤立、邊緣化的壓力，台灣絕無「休兵」、內向、畏縮的權利。尤其我國正推動新南向政策，相關部會自應以外向思維及務實態度，加緊與民間合作，實地開展對東協、印度的工作。 在對外工作中，民間力量不容輕忽。學識、經驗兼備的高英茂發起「公共外交」及外交資源重分配，日本與台灣網路鄉民發起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官方對此不但不能打官腔，還要以分工合作、分進合擊的方式處理，向國際社會發聲，爭取台灣應有的權利。

  許多人都認知，新政府是年輕人支持出來的政權，這三個多月的治理實況也顯示，年輕人的聲量很大，影響政府施政的考量，也比過往都來得大，這在一週二例（二天皆不准調假、加班）、醫師是否應該納入勞基法等等許多公共政策的討論上，可以看到強烈的牽引。 關注年輕人的意見與需求，當然是社會進步的表徵之一，可以用來調節老人決定下一代未來的獨斷。不過，不同的世代儘管因時代養成的背景顯有差別，形成的主流思想體系分途，因而具有不同的世代臉譜；然總的來說，從自由的視角看待社會的構成，必然不會只許對立鬥爭一個途徑，熟齡世代的經驗、知識累積，是促成現況與發展的一部分，如何在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利益衝突間找到共同學習的課題，是台灣邁入深度文明的開始。 這個議題之所以需要在這個時刻提出來，是因為政府施政的空間與趨勢，似乎出現了值得令人憂慮的現象，包括狹隘化，這對主政者豐富決策的設想不利；以及偏執化，這對均衡社會全體的幸福不利。 或者更直白的問，執政的民進黨以及時代力量這個新興政黨的健康關係是什麼？或許，蔡英文政府應該更有自信，並且更從國家長遠的立場來計算利害，適當地將兩個黨分別放置在政策光譜的不同位置上，民進黨是跨越左中右的穩定大盤，小黨則是特定的、弱勢的、局部的，這二者各有功能，甚少侵蝕選票或支持基礎的矛盾，小黨威脅不了大黨，大黨不必被小黨牽著鼻子走。 拿醫師納入勞基法來說，這是住院醫師基於個人權益的主張，但是否是全體住院醫師的共識，目前並無數據顯示，而多數主治醫師則持保留態度，因此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特定族群訴求。年輕醫師的工作權當然需要重視，然而最迫切待解的沉痾，其實是醫師與醫院簽訂契約，以及職災保障的普遍弱勢，這麼高度共識的問題，朝野大小政黨為什麼不對症下藥，優先處理？ 至於有關將工時僵固化的要求，若無精緻的配套，對於確保廣大民眾醫療權益的立場，恐怕是相違背的；其中不只是就醫途中面臨醫生交班的醫病倫理改變，更牽涉到住院醫師因訓練時數不足、導致專業判斷能力與技能純熟度下降的問題，這個情況因年輕世代的生活觀念使然，事實上正在各大醫療院所發生。對照美國的醫師制度，今後專科醫師考照的前提條件，勢必要更加嚴格，才不致拿大眾的醫療品質、甚至健康生命開玩笑。 這個案例說明，政策的權衡，並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擇一問題，背後還隱含著極為顯著的世代落差現象，需要跨世代更成熟溫暖地來面對與調解。最近，蔡總統在與年輕人座談時，再次提出：高中生畢業後，不妨先工作，再上大學，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咀嚼的政策發想，有助於矯正過去相當長一段期間過度文憑主義弱化台灣成就感的偏差。 成年人多知道，職場學習的價值絕不低於課堂學習的獲得，具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更容易搜尋到較正確的自我選擇，同時認知要得到就須付出的道理，此後不論要繼續在職學習，或去上大學，都是自己所掌握的人生，而不是被安排的道路。英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推行過這個方式，有其多元化的效果，世界上很多名校的研究所，也要求須有幾年以上的工作經驗，才能申請入學的規定，是基於類似的理念，日前林內閣延攬唐鳳擔任政務委員，她的學習過程，應該更容易讓社會解放根深蒂固的思維才對。 印在書本上的都是過去式，任何個人要解決的是現在進行式，政治家要推廣的則是未來式，穿透年輕世代的集體問題，我們應該先確認問題的本質是什麼，而後才可能推導出正解。

  九月四日，香港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與本土勢力贏得七十席中的廿九席，包括地區直選十九席、超級區議會三席和功能界別七席，成功保住「分區直選議席過半」與「整體議席三分之一」兩種否決權。雨傘革命之後崛起的新生代朱凱迪、羅冠聰、梁頌恆等獲選，意義重大。本次選舉結果顯示，港人對北京當局及其香港代理人的不滿持續上升；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紅色恐怖，也刺激了港人更關心自己的未來。今後，香港的民主發展雖有北京陰影，只要愈來愈多港人覺醒也非無可作為，東方之珠正閃著希望之光。 據統計，本次投票人數超過二二○萬，投票率達五十八％，創下歷屆最高紀錄。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至今，當年出生的港人已經二十歲，年輕世代逐漸躍上政治舞台。選舉中，許多「首投族」第一次投票，表達對港府與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的反感。一九九七之前，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民主，主權移交後北京拒絕直通車另起爐灶，建構目前聽令於北京的「港人治港」模式。隨著特首、立法會雙普選遙遙無期，港人日益看破「基本法」這齣假戲，而習近平的回應則是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表明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黨國淫威君臨香港。 香港，台灣，情況迥異；但北京愈打壓民主，反作用力愈大，卻是同樣的政治力學原理。影響本次選舉甚大的雨傘革命，受到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啟發。而在港人企圖翻轉香港之際，台灣卻在政黨輪替之後出現轉型正義的逆流。九月三日，「黨國同志」上街，高調抗議年金改革，他們高喊「反污名、要尊嚴」，卻予人意在既得利益之感，而國民黨無非想藉此集結反制追討黨產的群眾。隔天，香港投票日，國民黨全代會「一鼓作氣」鼓掌通過「和平政綱」，以「深化九二共識」取代「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向更少數的民意角落與北京立場靠攏。「台北中華黨國」，拒絕民主洗禮自我改革，只想召喚「黨國同志」，死守既得利益與意識形態，同心圓一定愈來愈小。 「台北中華黨國」，「北京中華黨國」，先前打得火熱，現在也打得火熱；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連吳馬朱洪則敵我不清。「台北中華黨國」，開門揖盜歡迎北京把台灣同屬一中化，遑論漠視北京把箝制「內地」的手法延伸到香港。兩個黨國有志一同，由「黨國同志」壟斷政經利益，現在則衍生出跨海政商利益集團。「台北中華黨國」蛭吸台灣，使出洪荒之力捍衛黨產、軍公教年金，甚至盤據特定屬性的政府職務，跟「北京中華黨國」的反獨促統、窮台政策，遙相呼應。振興中華，強國夢，已然成為兩個黨國合體的平台。兩個黨國，四海同心，只要不是「黨國同志」執政，便更往反獨促統傾斜；國民黨完全在野後，年輕黨員的改革呼聲曇花一現，黨內民主仍然是禁忌的遊戲。台灣民主的心腹之患，莫此為甚。 「黨國同志」上街次日，國民黨通過「和平政綱」，「深化九二共識」，閹割「一中各表」，「台北中華黨國」儼然向政黨輪替發動反撲了。黨產連環套釋憲案，醜化清查黨產委員會，揚言包圍民進黨中央黨部，種種糾纏連連上場。他們或許認為，二○○八國民黨依然故我，還不是藉由死纏爛打而重回執政。於是，台灣的頭家不得不注意：英派執政固然要嚴格監督，但「台北中華黨國」同樣要持續施壓其匯入民主洪流。二○○八，黨國之子班師回朝，民主法治失落八年，主權流失怵目驚心，如此逆流不容再度發生。當今香港，還在為一九九七已有的民主而奮鬥，但歷史終究給了她二○一六的機會。台灣若再重蹈二○○八覆轍，歷史會再給一次二○一六的機會嗎？承擔完全執政重任者，務必要嚴肅治國守護台灣，杜絕兩個黨國顛覆民主價值。

  九月三日軍人節當天，台北街頭出現了以「反污名、要尊嚴」為名的遊行，針對的是年金改革議題，主要成員以軍公教為主，國民黨主席並且親自率黨工幹部參與。這場上街抗議活動的背景，相當複雜，有的是反對退休金遭到縮減，有的是同意改革但是拒絕被貼標籤，有的則是基於各種目的前來，或聲援、或對抗，這些指向新政府的聲音，相對於廣大人民，肯定是少數，但是透露的訊息值得討論。 軍公教，不是一個整體，至少有三個職業別，工作特性並不一致；每一個別的職業別，也有世代、階級的顯著差距，制度內容更不相同；涉及到這麼多元的對象，政府要調整其利益，必然需要極為細緻的過程以及詳細精算的方案，才可能分而治之，順利完成寧靜革命。 新政府有決心要在任內完成年金改革，這是基於國家需要與民氣可用，因此誠屬為所當為，如果做成，可以列入史冊；但是檢討總統府的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這三個月的開會品質，原本政府所設定的民主程序（今年經由委員會密集討論，明年初召開國是會議，明年上半年完成修正案送立法院），顯然受到了挑戰。其具體「亂象」至少有二，一是軍公教代表在會議上杯葛鬧場，二是名嘴在電視政論節目對立鼓譟，這些情況並不為沉默的大多數人所樂見，深怕改革會陷入「好好鱉，刣甲尿屎流」的下場。 之所以會旁生這些見縫插針的枝節，係因委員會成員的遴選方式，以及開會全程網路直播的鼓勵使然，更重要的是決策程序有待商榷。不少有識者就認為，對的政策，應該找對的人，以對的方式來完成，在做法上，若由負責的政委先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研擬各種年金方案，再交由具有代表性的成員組成委員會討論，也可以同時針對不同職業與層級進行民意調查，最後做出草案定版，再拿著這草案去與利害關係人逐一溝通，再行修正。這才是務實的作為。 現在，把這麼重大的問題，交給三十七位不以相關專業見長的各界代表來舉行務虛會議，公務員代表還是具有高官背景者，當然就會製造每每吵架的場景，激越的言詞外溢到網路社群，與不斷重播卻實質內容有限的電視頻道上，更升高了衝突的加乘效果，難怪會給人吵嚷不休的情緒帶動，而戰線拉長的結果，九三遊行於是生焉，箇中不免具有因果關聯。如何降低這些負面因素，年金委員會此後必須有所思考，才有助於整體社會減少敵意，增進理解，促進共識。 不過，針對國民黨在這次年金改革與九三遊行中的角色，多數國人更加不以為然。馬英九執政時期，考試院早在二○一三年即向立法院送出了年金改革方案，可見國民黨菁英深知政府財政包袱日益沉重，已屆非改不可的關鍵時刻；但當時掌握多數席位的國民黨立委卻忌憚於選票的壓力，延宕並錯失了改革的責任。如今全面失去政權，不思回應國家困難、世代負擔，竟以似是而非的標語，掩蓋其反改革的手段，若再缺乏反省，恐怕將成為沒有明天的政黨。 這三個月喧譁盈庭的過程，雖然可以做得更圓滿，但是無可諱言，透過大鳴大放，也的確得到了一些閉門研究可能沒有的附加價值，例如，從民調可知，有更多的人知道並參與年金改革的公共政策形成行列；又如，軍人的特殊性，也受到大眾更大的重視，認為有必要給予專屬的、較具保障的年金制度設計，同時做為推動募兵制的配套，幾乎已是定案，這是台灣社會優質的部分。 在如此趨勢之下，各政黨都要拿掉政治算計，拿出政治道德，停止操弄鼓動，讓年金改革回到科學、專業的軌道上去推動。這個議題是有關選票，但絕非綁票的工具。

  前外交部長田弘茂出掌海基會董事長，國內沒有特別的掌聲也沒有特別的噓聲，接下來要看實務操作。但北京方面似仍負面看待、持續施壓。中國的官方學者放話，又是可以感受到蔡英文已經沒牌了，又是時間逼迫蔡英文要答卷了就先填上一個答案，又是務實路線已經全面潰敗，反正就是寧左勿右先批一通。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則稱：兩岸兩會要恢復商談機制，須確認九二共識這個共同政治基礎，所以關鍵是授權商談的政治基礎，而不是人。總歸一句，就是要兩岸同屬一中。 從張志軍的話倒推回去，其實即使是王金平、宋楚瑜等人也無濟於事，除非馬規蔡隨。由此可見，假使真的選擇藍營人士也沒用，反而可能會造成民進黨核心選民質疑的內傷。北京的潛規則很清楚：共同政治基礎是由它片面決定的，而且毫無轉圜。過去八年，北京就是用這一套，把馬英九玩得團團轉。從連胡會到馬習會到政黨輪替，結果證明各表是痴人說夢。馬英九的各表模糊幻想，被北京逆襲成清晰的兩岸同屬一中，馬英九、國民黨都失去退路，無法回歸台灣主流民意。與狼共舞，下場如此。 屈從北京，失去主流民意的信任，馬英九的覆轍不可重蹈。另一種選擇則是，善用台灣周邊環境的助力順勢而為，矯正舊政府兩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之失，至少將兩個面向等量齊觀。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從全球及區域的經濟穩定和集體安全來看兩岸關係，此一輕重緩急應該積極貫徹在政策實踐。日前一項討論會上，外交部次長吳志中以學者身分提出，戰略上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戰術上建立價值同盟、融入國際社會。這也必須基於外交作為不再休兵，轉向強化與戰略盟友的骨肉相連，以舒緩單獨承受來自對岸的壓力。 面對北京的強國夢，台灣自當謹慎因應，但也不必以降求和。薄瑞光強調，美國幫助台灣爭取在世界上的地位，幫助台灣能繼續自主決定未來，這些關鍵的政策目標不會改變。美國參眾兩院則決議，確認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亞太再平衡，日本新安保，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南海仲裁否定中國歷史主權，李顯龍向歐巴馬表示東協國家歡迎美國重返亞太，凡此，都不同於台灣過去八年所處的周邊環境。新政府必須換腦筋，摘掉舊政府的近視眼鏡，把眼光從聚焦中國轉為環顧亞太，不論是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 與此同時，傳聞前外交部長、新南向辦公室主任黃志芳將出使新加坡，宛如新南向南進現場，但願不僅具有宣示意義，也是一種行動指標。反倒是，外交部長李大維宣稱不推動加入聯合國，老藍男舊思維故步自封。外交陸委人事，吾人不敢奢求林全說的「由藍轉綠」，但至少要跟得上新民意，以台灣的主體與利益為念，從而帶動外事團隊從外交休兵的冬眠醒來，展現台灣當前戰略突圍所需要的外交活力。而國安陣容的強化，更是蔡英文指揮調度外交海陸的制高點。化解北京干擾台灣參與國際事務，更需要從國安的高度平衡駕馭外交海陸，才能成事。 中國大，台灣小，這是目前的對比。舊政府兩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把兩岸關係孤懸於國際政治，那就只能區長般以小事大，於是愈事愈小。馬英九總路線總崩潰，新政府應知自縛於兩岸，不啻將自己的手腳綑綁，被牽著鼻子走向執政失敗的未來。兩岸交流，海陸人事，固然是棋盤裡要走的車馬炮，但拉高來看亞太戰略格局，棋盤上還有更多國際玩家在合縱連橫，新政府應該抓住戰略機會，細緻操作突圍。或許，拿捏好幾分面對兩岸、幾分面對國際，再加上，拿捏好幾分策進五大改革、幾分提升經濟自主，新政府可望從中摸索出立於不敗之地的聯立方程式。

  標榜解決問題、推動改革的小英政府，因為缺乏定見，政策游移，支持度一路下挫。但新政府的噩夢顯然還未結束，兩大改革的對象，年金與不當黨產竟然歸宗合流，在國會失去戰場、不當黨產面臨清理的藍營，由黨主席帶頭動員呼應部分退休軍公教發起的反年金改革遊行。兩隻大攔路虎橫阻在改革路上，令小英更加焦頭爛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能否貫徹年金改革，令人憂心。 坦言之，小英的年金改革決心之所以受到質疑，癥結在於施政未能堅守核心價值與改革理念，一旦遇到抗爭壓力，便妥協退讓，造成反對者所批判的政策「轉彎、轉彎、再轉彎」。如此幾番對陣下來，新政府顯然已被抗爭者看破手腳，於是一再加碼施壓，漫天喊價，得寸進尺；再者，現行各種年金潛在負債達十八兆元，未來所有退休基金都將破產，使下一代背負沉重債務，造成世代矛盾、職業別不公，以及國家財政的破產危機，因此需要及時進行年金改革。誠然，民進黨政府不斷宣示年金改革的必要性與決心，然而在反年金改革走上街頭前夕，小英政府突然拍板定案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維持馬政府時代的發放標準，令人錯愕。試問退休人員既不在職，為何還能領取等同績效獎金之類的年終慰問金？若是年金改革尚未上路，卻因反對者串連遊行，就先對不合理的現象妥協，企圖安撫抗爭者，如何讓民眾相信小英具有改革的魄力？ 現行年金制度有諸多不合理的設計，例如︰所得替代率過高，幾為世界之冠，退休所得堪比在職工作；特殊時空產生的十八％優存利率；職業別之間退休年金差距甚大等，年金制度必須全面翻修已是共識。因此，政府不應虛耗資源於年金是否改革的議題，而是政府、政黨與各職業別代表、學界都應提出具體方案與內容，進入實質的討論。其實，這次少數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能夠興風作浪，挑撥分化，甚且導致退休軍公教人心惶惶，乃是政府並未提出具體的政策方向與大致輪廓，更欠缺宣傳與說明，造成部分退休軍公教誤以為年金改革係以他們為目標進行階級鬥爭，乃在惶惑不安下被反改革的少數人利用，壯大了反改革的聲勢。事實上，大多數退休軍公教所求者只是安穩的退休生活，並不貪圖不合理的高退休所得，政府只要提出合理的年金改革方案，便可消除多數退休軍公教的焦躁不安。 我們認為，合理的年金改革方案應該訂定一個主要原則，即「多繳、少領、晚退休」。其次，再包含一些細部規劃︰一，退休金係支應基本生活需求，若要過著優渥生活，必須依靠自己的儲蓄理財，不能仰賴國家供應，因此應設定年金的地板與天花板，前者保障基層人員，後者防止全民稅金淪為少數人享樂之用。二，地板與天花板的設定應涵蓋所有職業別，消弭不同職業間的差別待遇。三，偏高的所得替代率應該參照世界標準予以降低，但要能滿足退休生活，又不致劇減太多，影響退休保障。四，十八％已造成政府每年必須提撥八、九百億元的補貼，且實施當年的高利率背景早已不存在，其之取消或降低，乃天經地義，但必須有一套周密的辦法。 軍公教是維繫政府運作的支柱，而勞工則是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任何職業別對國家都有各自的貢獻，年金改革理應關照全民而非特定族群，更應消弭世代、職業別的不公，使國家得以永續發展。換言之，年金改革旨在建立合理健全的制度，並非要污名化哪一個階層，更不是霸凌特定族群，因此吾人奉勸退休或在職的軍公教切莫受到少數退休軍公教既得利益高層的操弄，反而應該力挺年金改革，莫讓老一代的幸福退休生活成為下一代的包袱；至於那個以支持軍公教之名行保護黨產之實的政黨，已被多數民意唾棄，他們愈支持的，新政府就愈需堅定推動改革。

  今天是九月一日，農曆八月一日，民間俗稱的鬼月已經過去了，自此陽歸陽、陰歸陰，各自回到正常的軌道去運作，意味著又是新階段的開始。五月二十日承載著高度期待上任的蔡總統與新政府，現在仍然獲得超過半數的民意信任，但是在執政表現上，大眾的認知則出現了落差，這個現象意味著多數國人希望蔡英文政府做好並認為蔡英文政府願意做好，但是目前執政團隊尚未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 在討論這個現象前，有兩個前提必須先確認，首先，台灣的外部威脅勢力以及國內的競爭政黨絕對不想看到蔡政府做好，原因不言自明；但望治心切的國人則反之，上天下地、大小事都想找蔡總統解決，甚至有人急迫以為她手上應該要有魔法棒，可以一夕之間點石成金，化無為有，變出滿桌佳餚。 其次，儘管二○一八年底將有具「期中選舉」效果的縣市長改選，但眼前看不到國民黨有領袖級的人物準備出場，因此未來一年半的國政治理，基本上應該是「穩中求進」的改革格局，循序方為上策，千萬煩躁不得。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上鬼門，告別了紛亂的農曆七月，新政府團隊不妨抽些時間稍作沉澱，整理一下過去一百天的得失，從而才知道自明天起如何增得減失。站在要求蔡政府務必做好的角度，這三個多月的實驗，證明至少有兩件事應該要在適當的時機回應社會： 第一，從總統府到行政院、再至國公營事業單位，歸根結柢還是用人的問題，用對人，可以出新氣象，用錯人，要嘛失去作用，甚者自蹈困境；外界不便逐一點名顯不適任的官員與董事長，但是可以歸納出若干用人心態。之所以在重要職務任用年長者、前朝要員、扶正政次，透露出的是階段性過渡的思維，如果這些人不懂得現代為政之道重在溝通，這類人的平淡很容易成為平庸的同義詞。 至於任用民進黨人的部分，一類是恭順者，這些日子以來，蔡總統成了無所不能的孫悟空，這些幕僚好似全是吹出去的毛，各個都是化身，問題是國家非一人所能獨治，少了一群能夠獨當一面的將士，主帥必然力不從心；另一類則是派系色彩濃烈、專業卻有待商榷者，這些人在受到反對黨責難時，回應方式也並不高明、謙卑，於是其分享資源的形象自然強過奉獻服務，也會給予外界誤解：莫非派系是套在孫悟空頭上之「緊箍咒」？至少，新政府讓人感覺並未將派系問題做出較佳的處理。 第二個需要重申的是做事的方法，看得出來，蔡總統由於肩負著沉重的使命，以及盼望劍及履及、五路齊發的求好心切，短短三個月，政府已經宣示了一連串的革新宏願，創新的部分，要害在執行，這牽涉前述的用人，更需要時間；改革的部分，必然挑戰現狀、遭遇既成的人事物。西方有句經驗之談：「如果同時追捕兩隻兔子，終將一無所有」（If you run after two hares, you will catch neither.），換言之，再棒的獵人，都很難左右開弓、一心二用，涉及到人的問題，就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操之過急，就會樹敵過多，所謂好漢難敵四手，自是為政大忌。 沒有人生來就會當總統，但是有機會當上了總統，站在高處往四周眺望，若看到了滿目的瘡痍，不妨先坦承告訴人民：我手上並沒有魔法棒，並且提醒自己：我依舊只是個人，必須耐下性子，放掉得失心，不妨列個先後時間表，一樣一樣來解決。同時，我一個人不夠，需要大家一起挽起袖子幹活，那麼在仍有五成以上信賴度的民氣可用下，此後當可大開大闔，用人唯才。外界相信，一旦有所調整，路子將因此柳暗花明，絕對有助於耳目一新。

  執政百日，毀譽皆有，新政府跟歷屆政府差不多，新鮮感結束後就是實境磨合。其實，當家就要有這種心理準備，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最忌只聽好話，不聽逆耳忠言。蔡英文總統曾言：「做為國家的領導人，我的工作不是輪流討好誰」。至於，從空服員罷工到國道收費員乃至勞工休假等，是否產生「輪流討好」的社會觀感，恐怕得多傾聽民意的心聲，不要步上馬英九以自我感覺取代社會觀感的後塵。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否有輪流討好誰，但可以確定的是，蔡英文並沒有討好本土選民，也就是民進黨完全執政的基本盤。從世衛大會的中華台北，不推動加入聯合國，歡迎上海統戰部長來統戰，到以依循國際奧會規定回應日本網友發起連署支持以「台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在在顯示新政府就是不討好自己的核心選民。反倒是，年金改革爭議聲中，行政院核定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基準與去年相同，維持馬政府的現狀。 治國，確實不該輪流討好誰，左搖右擺，毫無價值信念。偏偏新政府別出一格，擺明了不討好自己的基本盤，也就是她的選票的大多數。台灣社所指的，蔡英文沒有黨外歷練、社運參與不夠，缺乏歷史與方向感，似乎一語道破盲點。而海外後援會也質疑，用民進黨選舉，卻找國民黨人來執政，堪稱民主奇蹟。這也難怪，新政府的外交、陸委人事，都是國民黨人，連經濟金融都是藍營當道，這樣的「蔡藍族」會如何回應本土選民的期待？會致力維持甚麼現狀？ 更何況，認同台灣獨立現狀，反對九二共識，皆屬大勢所趨。然而，時勢造英雄的新政府，反而對此一明顯的主流民意保持距離。選舉時唬弄本土選民，執政時漠視主流民意，不擔心導致基本盤沉默的疏離嗎？總統直選，至今已經二十年，初次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卻輕忽核心選民，真是台灣民主的一大諷刺。「蔡藍族」繼續這樣走下去，討好的對象未必成為新的票源，本土票卻未必全會情義相挺。 二○○八大選，阿扁執政八年狼狽收場，但謝長廷仍獲五四四萬票，這是民進黨保守估計的基本盤了。二○一二大選，馬英九聲勢下滑仍勝選，蔡英文則獲六○九萬票。今年大選，蔡英文以六八九萬票勝選。加減算算，不難發現，蔡英文的支持基礎，核心部分在哪裡，所謂的中間選民，不能高估。再加上，馬英九執政八年民心盡失，蔡英文也僅比上次大選增加八十萬票。可見，蔡英文甚至民進黨的開拓票源能力，接近天花板了。所以，假使輪流討好，唯獨沒有討好本土選民，不啻政治自殺。 執政百日，會吵的就有糖吃，經常上演。蔡英文說，吵不是重點，吵得有沒有道理，政府有沒有在聽才是重點。民進黨首度完全執政，本土選民對國家正常化念茲在茲，有沒有道理？政府有沒有在聽？抗爭的便當費車費也要補償，對原住民道歉道歉再道歉，勞工休假卻朝令夕改不顧企業經營，入聯活動、東京奧運改名也都免談，「蔡藍族」到底在想甚麼？難道忘了阿扁經驗：平時以客觀困難原諒自己，疏於細緻推動國家正常化，於是國際處境依然被動；一旦危機四起又躁進高倡基本教義，加劇內外衝突更無開拓能力。 「蔡藍族」治國陣容，應非六八九萬人當初的期待。如果關鍵職務，非老藍男女不可，造就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新民意何苦來哉？完全執政，只談轉型正義，不推動正常國家，豈不是完全執政做半套？今天，馬英九的失敗給了蔡英文完全執政的機會，與此同時，他失信選民而遭無情反撲，一路從七六○萬票跌到六八九萬票，乃至朱立倫三八一萬票的總崩潰，這種嚴格檢驗標準也將延續下去。往負面看，選民無情，冷暖無常，輪流討好未必有用。往正面看，掌握民之所欲，滿足核心選民，方為民主的正道，李登輝經驗就是啟示錄。

  救經濟的方便法門是貨幣政策，因為印鈔票與灑錢的效果最直接快速，人民最容易有感。財政政策也可見效，不過各國舉債普遍偏高，擴大財政支出也有局限性。最艱難的是結構性改革，卻能真正改善體質，使經濟躍升到另一個境界。從馬政府時期全面傾中後，產業的轉型創新陷入瓶頸，仍舊維持技術門檻低、微利的代工模式，失去了向工業4.0進階、邁向分享經濟的契機。因此，吾人一再點出台灣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乃是被舊的結構與規範纏繞而無法掙脫的困境，是以此番要救起台灣經濟，必須推動結構性改革，才能強化經濟動能，超脫當前的窘局。 然而，企業習於坐享中國低廉勞動成本多年，早已失去創新的雄心大志，要拋棄安逸的舒適圈，尋回開創打拚的精神，談何容易？尤其，陷入傾中魔咒的不僅是傳產製造業、科技業，觀光業也在馬政府吸引中國觀光客救經濟的政策下，掉入中國的牢籠，以致中客竟成為中國威逼小英承認「九二共識」的籌碼。而新政府上台三個月，就有旅行社倒閉，飯店出售，夜市消費人潮減少，以及鳳梨酥產值減少四、五十億元之奇怪傳言，且觀光相關行業也要走上街頭抗議，成為近日台灣社會諸多亂象之一。 由此可見，產業的轉型已不再只是製造業，必須將服務業納入調整規劃。而小英執政以來喊得震天價響的五大創新產業，如以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為主的綠能科技、以國艦國造為主的國防工業自主化、以自動化為核心的智慧機械、以網路及分享經濟為主的亞洲矽谷、以關照全民健康醫療及尋求最大市場利基的生技醫藥，自然是值得努力的目標，但當前急迫的議題之一，則為觀光業的振興與調整。 我國海外生產比逾半，而且絕大多數在中國，同樣地，去年來台觀光客人數一千零四萬多人次，中客為四百一十八萬多人次、佔四成，造成我觀光業高度依賴中國，遂與製造業同樣淪為中國以商逼政的利器。這個議題可從這些角度分析︰首先，爭取中客來台的目標並沒有錯，但是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中客來台並不是純然觀光，係具有特定目的，因此讓這種穩定性不足，且為中國官方操控的旅客佔了我國觀光客的四成，不得不說已成為隱形的國安危機了。由中國在新政府上台後祭出限縮中客的威脅，而國內業者也大唱哭調，裡外呼應，充分印證中國觀光客是政治型旅客，隨時可以在中南海一聲令下消失，並不值得爭取，故而此次觀光業危機，若是新政府因應得宜，便可從此擺脫對中客不切實際的幻想，反而是台灣觀光業興起的契機。 再者，中國觀光客儘管年來四百萬人次，但能夠成為政治籌碼，本身就是不合邏輯的怪事。馬政府時期的思維是中客來台能夠救台灣經濟，以此推論台灣人一年赴中國觀光也達三百四十萬人次，加上赴香港觀光的二百萬人次，不是也在救中國經濟嗎？其實，在觀光戰場上彼此籌碼相當，中國可以限縮中客不來，難道台灣人就非去中國觀光不可？世界這麼多國家，要論流行時尚、商品品質、現代化建設、文明、風景、歷史、古蹟，到處都有驚奇，實在找不出必須去中國觀光的理由。尤其，當自己的國家受人欺壓至此，到那邊旅遊真的會心安理得？會快樂嗎？或許有人會質疑觀光不必添加政治因素，正常國家當然不會這麼做，但是，如果具有敵意的國家用政治操作觀光，國人也應該體諒國家的處境幫幫台灣吧！不去中國觀光，至少在中國苦苦相逼時，改去別的國家觀光或在國內消費，也等於在幫助自己的國家。 總之，新政府要推動產業轉型，絕不能忽略觀光業這一塊。事實上，台灣這個島國風景美麗、自然生態豐富，人民和善，治安良好，眾多外島適合游泳、潛水、出海觀光、休息充電、享用美味海產，更擁有世界級美景，只要政府好好規劃，改善交通、觀光設施，強化國際宣傳，必然可以吸引全球觀光客，何必單戀中客，落得看人臉色的卑微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