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印象：鄧麗君的歌為什麽是靡靡之音

1980年，“沒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第4年，也是我考上大學的那一年，經歷了長期的從物質到精神生活都無比貧瘠的西朝鮮大地，突然開始從南邊湧入了很多的舶來品，那時的深圳還是個小破漁村，舶來品幾乎都是由香港經過深圳廣州進入內地，傳到我所在的上海。

那時從香港途徑深圳進來的都是走私貨，廣州雖然也有走私貨，但還有不少比較正宗的好東西，因為官方每年召開2次的廣州交易會，俗稱“廣交會"上有大量各地的優質商品雲集，其中也有香港出展品，廣交會的農副產品當年是國貨的頂峰。

我父親每年都代表江蘇省參加廣交會，展會結束的展品就會讓大家分發帶走，所以廣交會結束時，我爸會滿載而歸。那年我記得拿到了很多時髦的東西，有台灣折疊自動傘，卡西歐的電子表，還有不少鄧麗君歌曲的磁帶。

那是手提式錄音機風靡上海灘的年代，最流行的就是我們俗稱的單喇叭，那個最便宜的一台也要普通人半年多的工資才能買，如果誰家有一台日本的雙聲道立體聲錄音機，那簡直是不得了了，放上一盤鄧麗君的靡靡之音一按播放鍵，左鄰右舍全都打開窗戶豎起耳朵分享了，要是誰家有一台聲寶三7，那就是收錄機的天花板了，絕對是高官家庭。

我現在才知道鄧麗君在我們那里流行的年代，其實在台灣本島上比鄧麗君人氣的歌手比比皆是，不知道為什麽就鄧麗君能在西朝鮮那麽走紅。後來到了日本更知道了其實當年鄧麗君蠻曲折的，始終在台灣打不開局面才不得不遠走日本，她真正成熟發展是經過日本包裝之後重新殺回台灣，奔向亞洲華語舞台。

鄧麗君風靡西朝鮮純粹是民間行為，官方一直是禁止的，只是死活都禁不了，畢竟錄音機的聲音不像今天的網絡可以搞萬里城墻來阻止。所以有句話叫做，不怕他們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今天來看，應該是不怕他們耍流氓，就怕流氓偷技術。

話說鄧麗君的歌能風靡西朝鮮全土，是因為趕上了特殊時代，那之前，我們看戲只有8個革命樣板戲，唱歌只有進行曲，男女老少一律稱同誌，說話都是帶火藥味的“鬥爭”和“打倒”，不能講感情，一切只有黨性。

所以鄧麗君的歌聲像一股甘泉註入了久旱的沙漠，讓西朝鮮人突然聽到了完全不同世界的聲音，官方拼命禁止的理由說那是靡靡之音，卿卿我我的愛情歌詞和氣聲唱法是消磨人們的革命意誌的毒草。

更有人解讀鄧麗君的愛情歌曲對象，其實並不是男女之愛，而是借喻男歡女愛表達對中華民國之愛，此說不一定是真，但鄧麗君的反共立場，是當局抵制她的唯一原因沒有錯。

於是，就用靡靡之音來批判抵制鄧麗君，抵制的結果是，地下波濤洶湧般的流行大潮滾滾向前，根本就禁不住，到後來也就不知不覺的不了了之了。

但是我倒是對靡靡之音這個詞很感興趣，鄧麗君的歌曲聽多了都是一個調調，會令人昏昏欲睡。那時接觸台灣人講中文的另一個途徑是“收聽敵台”，這事我也經常幹，通常是晚上睡覺前，那時很多人家尚無電視機，但大都有電子管無線電收音機，而且是帶短波接受的，我家也有。

嚴格說，用短波收聽台灣的電台廣播是違法的，被檢舉抓住的罪名是“收聽敵台”的“反革命分子”。但是1980年代其實整個大環境有了鬆動，明目張膽的“收聽敵台”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在聽，也會暗自交流什麽時間段鳳飛飛有唱歌，什麽時候又播放鄧麗君了。

能收聽“敵台”大概是我們西朝鮮沿海地區人民的地理優勢，除了聽海峽對岸的歌星唱歌，有時候當然還會“不小心”聽到一段有趣的廣播：浙江省奉化縣的周小二，您的信件嘉義的哥哥已經收到，請下次在寫信時將味精水再調濃一些。。。

那時聽短波還有一個正當的借口，就是那時的美國之音有一個教英語的節目非常人氣，叫《英語900句》，正規的新華書店還有教材出售。所以收聽短波逐漸的也就不完全等同於”收聽敵台“了，因為1980年學英語是中美建交後不久，那時上海人目光敏銳的家庭就已經在考慮讓自己的孩子“潤（Run）”了，而且上海人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就有海外關系的家庭比率很高。

鄧麗君反共是西朝鮮人都知道的事，一件是短波電台里聽到的鄧麗君在金門勞軍時的講話，另一件事則是1989年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支持學生的民主抗爭運動。

所以我們這代人並不反感她，相反很多長年深受中共迫害摧殘的人還很挺她。2016年我到台灣時還特意去金山墓地“看”過她並獻了花，畢竟她是在西朝鮮以外的一個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女神般的存在，台灣本島人如何評論她已經並不重要。

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人說鄧麗君是外省人，是華獨派，如果活到今天絕對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的。可那又怎樣，即使她的立場有當時的時代局限性，她反共而且支持過我們慘烈的民主運動，我們就喜歡她，感謝她，畢竟那個年代連我在內的很多人，不也還是處於跌跌撞撞懵懵懂懂的華獨派呢。

東京博士 202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