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二日貴報刊登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的文章〈「口述歷史」是歷史嗎？〉，不但認為口述歷史「比報紙訪談還不如」，且指責筆者「好像沒有對證和查證的習慣」，身為當事人理應辯明。

口述歷史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復興」，是從1940年代磁帶錄音機上市開始的；隨著民主化的潮流以及人權觀念的普及，所謂移民史、黑人史乃至猶太人遭納粹屠殺的歷史，莫不顯示文字檔案的侷限性，換句話說，口頭紀錄若不是比文字文獻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

台灣的口述史成績最早從中研院近史所開始，不過戒嚴時代是以黨國元老、軍政人物為主要對象，解嚴後有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訪談蔚為風氣，如張炎憲和許雪姬採集整理之勤，對於台灣轉型正義的功勞不容抹滅。

不過從事口述歷史是有風險的，不但許雪姬教授曾被蘇南洲告過，張炎憲也有類似的經驗。本人所做、2012年出版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中的〈史明先生訪問紀錄〉，已先後被張維嘉先生在《口述歷史》第十三期、李婉君女士在第十五期以來函照登的方式更正。這類的官司之中，有的只告主訪者、有的只告受訪者，像《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一案的被告擴及中研院院長、近史所所長一干人等，實務上，法院判決對我們研究者還算友善，法官通常認定我們沒有誹謗的故意。

彭教授在上述文中所舉政治受難者劉金獅vs.李吉村的例子，是2011年3月劉前輩對李前輩提起毀謗告訴外加民事賠償，筆者曾以證人身分出庭告訴法官口述歷史製作流程，包括必須根據錄音以及受訪者檢閱後簽字同意出版等；2012年十月業經地院判決無罪，2013年人權館邀集雙方完成和解相關事宜。不料2018年劉前輩又委託張文隆向監院陳情，人權館乃綜合上述向監察院做了說明。彭教授如果那麼在意查證之必要，為何只採信劉金獅的代理人張文隆，而不採信李吉村的代理人蔡寬裕？且我一直在台北，為何把我從證人改為「被告」也不問一聲？

其次，彭教授所提的另一篇是筆者所做〈陳都先生訪問紀錄〉，按陳都是事業有成的台美人，1982年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1983年當選世台會會長，他在訪談中流彈四射，中彈者多矣，讀者若找出原文來看，大致都是在敘述一些親歷「事實」之後發表評論，基於主訪與受訪之間的信任，請他斟酌之後終也簽字認可發表。要之，放在文脈當中個人認為彭教授的火氣自然而然，如我們父執輩講話的口吻，不可能「像一個白目的怪物」，不過彭教授自己的感受如此強烈，個人深感抱歉，且已徵得近史所所長同意，將以來函照登方式彌補於萬一。

（作者為國史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