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將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所提「壞人出頭」的三大因素，套入紅色韓流加以分析，亦足以見證七十年前海耶克的前瞻睿智。圖／高雄市政府（資料照）

2020年台灣的總統大選，不論從外在巨視觀或到內在微視觀的觀察，都將成為醒目的世界大事。巨視觀的政論觀察家已逐漸勾勒出這將是台灣對「中、美代理人」的選擇，甚至更清楚地點明將是台灣人對「白宮或北京」的選邊戰，所以別小看台灣對世局的大影響。

社會的世界觀總是比較遲鈍些，大眾媒體的焦點仍聚集在「候選人」個人身上的是是非非，對微視觀的透析則比較不具新聞性，所以即使危機四伏當前，選民多只沉溺在粉絲的狂熱中，朝向非理性的滾動。難怪媒體描述台灣現局為「當外面的世界月黑風高，險象環生，我們這裡卻全神貫注在爭著演權力角逐的民粹連續劇，連給人民許一個未來，都只能念老掉牙的咒語」，這雖是撐香港罵台灣，但也頗為傳神。香港的「反送中」是「反奴役」運動，台灣似釀紅流正在反其道而行。

為何最壞者登峰掌權？

《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是1944年英國經濟學家海耶克（1974諾貝爾獎）的巨著。其中第十章〈為何最壞者登峰掌權〉（Why the Worst get on Top），它對集體主義本質的分析，即使對台灣當前的選舉政局都可找出相對應的脈絡，足以釋解台灣滾滾紅色韓流的面相。

二戰後，歐洲經濟體系思脫困局，在英國興起「中央計畫經濟」，以為是世局必然的趨勢。海耶克出書力陳「走向計畫經濟之路，那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如今，在台灣興起的卻是「中國計畫政治」（一國兩制）的紅色浪潮，似也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現在將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所提「壞人出頭」的三大因素，套入紅色韓流加以分析，亦足以見證七十年前海耶克的前瞻睿智：

一、「最壞者」在一群低民主素質的社群大眾中，因易認同一個統一的意識型態和價值體系，而能呼風喚雨。

韓流反年改，高唱古月照今塵的特權階級文化，反射前朝餘緒的意識形態高漲。再以「捧水勘災，爬樹驅蚊」秀取媒體傳播「聖君」奇象，頗有東施效顰昔時毛澤東游長江之勢。台灣的民主品質仍蒙塵在「皇恩浩蕩」的潛意識裡。

二、「最壞者」善於灌輸極其簡單又極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條，容易得到一切溫順的和易受騙的人的支持。

韓氏使用「江湖」語調，講述平價信條，容易獲粉絲的激情與支持。韓式語言從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北漂、到「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猶如延安山寨傳出的魔音：「有飯大家吃」一般地穿腦扣住順民的心。

三、「最壞者」，不斷煽動仇恨，都是訓練有素的政治煽動家，他們利用忌妒等大眾心理，強調「我們」與「他們」間的鴻溝，劃分「敵我」，以凝聚自己的團體。

台灣讓「最壞者」攻城掠地

「炮口對準中央政府」就是韓的「敵我」原則，一切都是中央的錯。例如為反駁豪雨神隱的批評，韓國瑜嗆蘇貞昌是「獨眼龍式的施政」。在主辦的「開薪回高雄、預見薪未來」徵才活動場上，韓國瑜猛轟「蔡總統領導能力真的有問題」。「王樂仔仙」的口才最具煽動力，浮誇廉價的民主也最容易買單。

所以書中寫到：「這樣一個人數眾多、有力量而又相當志同道合的集團，似乎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壞的分子來建立」。證諸當今流竄的紅色韓流，只能讚嘆海耶克確有先見之明。

《通向奴役之路》的時代背景是「現在我們必須審視一種信念，它來自許多將極權主義的到來視為不可避免而得到寬慰」的姑息，面對這種姑息主義，海耶克大聲疾呼：「現在，有必要說出這句逆耳的忠言，即我們有重蹈德國覆轍的危險」。當下的台灣社會不也面對來自臣服於中國「中聯辦」的政客，所掀起的紅流巨浪，不只視而不見，更自慰為時代潮流，忍將台灣往「送中」的道路推進。正當香港「反送中」浪潮風起雲湧之際，台灣卻讓「最壞者」攻城掠地，意氣風發地找尋稱霸的「穿雲劍」，這是何等的諷刺！對於以「民主自由」而自豪的台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時代逆流。

當前台灣總統候選人初選給民間帶來的「亡國感」，加上香港「反送中」運動呼喊「民主自由」的「求生震撼」，交會出烏雲滿天之際，翻開泛黃的「通向奴役之路」，細讀海耶克的經濟政治學，除敬佩大師的智慧外，也更為台灣的前途擔憂。

2020年的台灣，確實面臨了「自由民主」或「奴役極權」的選擇。弱勢的執政團隊，加重了台灣「通往奴役之路」的危機！